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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
李立三
1930年1月 发表
〔说明〕录自《党史报告选编》
一 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结合的取消派
昨日《上海晚报》（英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转载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消息：“托洛茨基声明服从苏联党的政治路线，要求恢复党籍”。这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他已经完全走到反共产国际、反苏联的方向，很难回转头来，即令是事实也不一定是托洛茨基的诚意，或许是他所惯弄的阴谋手段吧？因为在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的受到极大多数的攻击的时候，表面上声明服从党，服从决议，而脑中却仍然极力进行他的反党的活动。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所决不会忘记的。
不管这一消息是否确实，不管托洛茨基是否诚意，但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为国际党人以至每一个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所唾弃，已经走到他的山穷水尽必然死灭的道路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公开的反对苏联党反共产国际，尤其是在他公开的投到张伯伦的怀抱里——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反苏联的文章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反苏联反世界革命的助手，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认识了反对派与无产阶级的叛徒社会民主党毫无分别了。因此，许多有名的反对派的干部，还不愿意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如齐诺维也夫、康米涅夫、腊狄克……等等都渐次觉悟过来，声明自己的错误，服从党的路线，重行回到党里来，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决心做张伯伦的朋友、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叛徒罢了。
这样的一个招牌，现在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却把他顶起来。他们说产过去整个的根本路线，都是机会主义，只有托洛茨基是对的”，高呼着“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万岁！”这不是很奇怪的吗？不，一点也不奇怪。在过去虽然他们都反对着列宁主义的路线，但在表面上还有“左”的“右”的分别；在现在的革命根本问题上，他们都是一样的走到取消主义了。同时机会主义之在中国，正如托洛茨基主义在国际上一样，为共产党人以至每个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所唾弃，不如顶起一个托洛茨基的新招牌，还可以欺骗于一时？以掩饰他的反党的行为，这样就造成了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取消派的结合了。于是他们宣言：“我们是已经彻底觉悟的机会主义者，所以皈依了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还沉溺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必然要断送革命消灭党。我们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被消沉下去，不得不向他们攻击了气他们这样把党看做第一个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豪绅、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次要的，不管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军阀战争与革命斗争的紧张，不管一切的专一的来向党进攻。这不是很明显的破坏党反对革命、帮助敌人的行为吗？
他们现在的口号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其实每个同志只要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仔细考察一下，都可以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并且可以找到他们根本错误的共同点，与现在其所以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原因。
二 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机会主义吗？
现在取消派——从托洛茨基至陈独秀都是一样——攻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说“这是机会主义的根本来源，这是违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不错，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是反对孟塞维克联合资产阶级的策略，可是列宁对殖民地民族革命却明白的指出：“共产主义者，可以并且必须与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暂时的联合”。他说：“共产国际在落后的国家中，应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但是他绝不能与他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然这种无产阶级运动或尚在萌芽的形式”。（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仅仅当这种运动真正是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倘若没有这种条件，则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奋斗，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及附属于资产阶级的第二国际的首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演说）
这里明显的指出，在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共产主义者应当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这是不是列宁自相矛盾呢？不是的，这是因为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与俄国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的客观条件。
当时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殖民地的国家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所以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必然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继续生存与发展，主要是靠剥削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如果帝国主义失掉他的后备军，必然更快的崩溃。因此，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的助力。所以共产党的策略，必须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夺过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即令这一民族革命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客观上并没有变更他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的意义（因为这一革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因为在殖民地民族中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最厉害的，是下层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因此，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掀动广大的下层劳苦群众起来斗争。那么资产阶级虽然只想这一革命合于自己阶级的利益，半途与帝国主义妥协，使革命夭殇；但是，共产党可以领导下层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反对这样动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领导革命彻底完成。这些资产阶级参如民族革命运动，虽然是为着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解放，可是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所以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的，应当帮助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近动，并且与这样的资产阶级暂时协作，以推进这一革命的扩大与深入。
托洛茨基根本不了解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不了解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是机械式的民族压迫民族，帝国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相联系……”。又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不是扬子江上飘泊的军舰——这是一种一辅助品——而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联”。
他在这样认识之下，于是根本否认了列宁的观点。他说，“丝毫也不要相信似乎资产阶级会准备或者能够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不妨害工农”。他既否认了这样的前提，自然列宁提出来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的策略，根本不能成立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殖民地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因此他要极力阻止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着适合这样的目的，所以极力扶助殖民地的封建势力做他统治的工具。虽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有联系，但在殖民地革命尚未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并不认他是最好的工具，而且要极力束缚他的发展。这样就使殖民地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发生极大的矛盾，就使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不得不与帝国主义争斗。但是到了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自谋发展的运动，掀动了广大的下层工农劳苦群众起来了的时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受着这一革命的威吓，必然要实行共同分赃的方法，互相让步，互相妥协，联合起来以镇压这一革命运动。所以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虽然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起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是他参加这一革命斗争无论如何只是暂时的，决不能持久的，很快就要与帝国主义联合一块来对付工农。不过虽然是“暂时的”，我们也必须利用这一“暂时的”作用，而极力在这一“暂时的”当中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推进革命的发展与深入，一直到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领导革命的彻底完成。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这样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民族工业在欧战期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一日一日的尖锐起来。帝国主义一方面握住了中国的海关和轮船、铁路等的运输机关，并竭力在中国来开设工厂；另一方面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军阀，使苛捐杂税与战争灾祸不断的起来。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自然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因此，在欧战后不久帝国主义的商品重行（新）侵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遂走到了停滞与衰落的时期，特别是中国比较发展的纱业，更加恐慌得厉害，几至多数破产。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感觉到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不得不积极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这样就掀起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名的五四运动，便是在这样资产植级思想影响之下起来的（一九一九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尚未能恢复中国的市场，当时民族工业感觉到最大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这一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而且资产阶级的确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这一运动，的确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伟大的意义，的确是中国革命开始的爆发。这一运动掀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渐次觉醒起来，走上革命的舞台，不久遂发生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伟大的斗争——海员罢工与二七运动。这样伟大的运动，使中国资产阶级在事实上认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同时也认识了这一力量的可怕，但是并不能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此以后就已经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因为他当时感觉到当前最大的压迫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工人阶级的力量虽然可怕，还不是他当前致命的死敌，还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所以不久就有国民党改组的事实。
国民党改组不久，遂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沙面大罢工（一九二四年九月），当时国民党左派对于这罢工是予以积极帮助的。几个月后就有因五卅运动而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一罢工是极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当时国民党左派的确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一罢工，在各方面来帮助罢工，对于反对罢工的都加以打击。同时广东农民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许多地方与地主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国民党左派主要的倾向上也是站在农民方面，帮助农民来反对地主，农民的组织可以完全自由，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并且曾经收缴地主的武装来交给农民。 .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确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确没有妨害工农的组织与斗争，并且曾经加以帮助。那么托洛斯基所谓“丝毫不要相信似乎资产阶级会准备或者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不妨害工农”的话，在事实上竟有了相反的例证。
托洛斯基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他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还占着统治的地位，帝国主义其所以能够统治中国，还不是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勾结，而是扶植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并且他为着要使中国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更要扶植着中国的封建势力来束缚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这样遂使中国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不得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甚至不得不暂时依靠着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因为这时工农运动初在发展还没成为他致命的死敌）。因为漠视了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不会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与中国封建势力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中国资产阶级遂在托洛斯基意料之外而暂时的实行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暂时没有妨害工农，表现了他暂时的革命的作用。
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托洛茨基始终是不懂得的。列宁再三说明“要把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分别清楚”的意义，托洛斯基更是不懂得的。
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暂时的”实行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在这一“暂时的”当中，的确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无产阶级当然应该利用这一作用，促进革命的发展，尤其是极力在这“暂时的”当中去组织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以促进革命的深入。后来事变的发展，革命在全国高涨起来，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南中国以至中部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农群众的组织与斗争，极迅速的发展，客观上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吗？
所以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可以并且必须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结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联合战线，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都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
三 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路线的又一根本问题，就是说共产国际错认了国民党的阶级性，“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共产国际却肯定他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
国民党到底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这是有历史证明的。国民党在其初发生时，即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包含了初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如海员）、破产的农民、失业的群众（如会匪）、甚至只反对满清的汉族封建地主势力，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官僚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容的垃圾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所以从孔子道统以至平均地权，甚至阶级斗争的思想都包含有，成为一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固然是反映当时社会思想的复杂，同时也就是反映党内成分的复杂。所以这样的党，的确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样的党，在民族革命的阶段上，是可以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并且可以使它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深入而转变它的阶级的内容——从民族革命各阶级联盟到工农联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可能。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开始改组的时候，共产党初加入国民党，便发生了极右派——所谓西山会议派，这是一种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结合，当时已经把这一极右派排斥出党。继续着发生了以戴季陶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为中心的新右派与左派对抗，左派的基础包含了当时党内工农小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左派占着很大的优势，国民党的中央组织，共产党已占有很大的力量，尤其在各地的地方党部，几乎大多数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于是左右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北伐到达长江，左右派遂完全分裂，南京的右派与以前的极右派、甚至北洋军阀的余孽相结合，而形成一种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盟；武汉的左派，工农的力量更加充实。假如当时坚决执行了共产国际使广大工农群众都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以及一切坚决斗争的路线，那么可以渐次推翻那：些动摇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至把他们驱逐H去而转变到工农的联盟。
如果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那么它的组织决不会随着客观的阶级变动而分化，尤其不能让共产党盘踞着它的组织的领导地位。
以前国民党的主要政纲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所以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都可以加入而形成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现在的叛变以后的国民党主要政纲是压迫工农，所以一切反对工农的社会阶层都可以包含，而形成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始终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
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政党，所以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并且要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在国民党的内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以至把资产阶级赶出去而实现工农的联盟，共产党成为这一联盟的中心领导。后来的失败，决没有证明这一根本路线的错误，而极明显的是由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违反了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的错误。
四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当时中国党对于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在第三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的时候，曾经发生很大的争论；陈独秀领导的右倾的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什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是无疑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的左倾的思想，起初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赞成共产党加入，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这是一样的不了解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
这两派主张的根本思想，都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前一派的主张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应该竭力帮助资产阶级，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到将来再说，所以甚至觉到共产党都可以取消。后一派的主张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固然应该参加，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业工人决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去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洗染。很明显的，这两种思想都是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有一座万里长城的隔离，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三次大会的结果，没有能把这样的机会主义的思想驳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实行了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另一方面机会主义的思想却充满了当时的指导机关。于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要有独立的工作”，“一切运动都是国民运动，工人运动只是国民运动的一种”，成为当时指导机关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与列宁指示的“不要与资产阶级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完全相违反；这就是极可耻的的以阶级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样自然不会去在这联合战线中力争革命的领导权，更不会有“对待同盟者要犹如对待敌人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时候，就只认识了应当“加入”的一点，而完全没有注意加入以后在联合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策略。他们遂这样的把列宁主义的路线，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五 广东时期
当时中央既然完全在这样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于是加入国民党以后，对资产阶级采取可耻的让步的政策。认代表半封建势力的西山会应派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派为中派，采取向中派让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实际上对右派也是一样的让步。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还是坚决的执行国际的指示，于是广东党与中央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的确是代表着两个路线——国际路线与当时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争斗。当时广东的路线，一方面积极发展群众的组织与争斗，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采取不断的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做剥笋政策。征服了商团事变以后，马上肃清东江，削平杨、刘，继续着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机会主义的中央却天天斥责广东太急进了，骂广东破坏了民族联合战线。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争论，就是国民党二次大会以前，广东党坚决主张反对右派，把当时几个著名的右派领袖如戴季陶、孙科等都驱逐出广东，并且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把国民党造成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的中央。可是当时中央的主张却确实与广东相反，认为当时革命形势.（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在全国各处都受到了打击，必须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到了上海，中央却马上与他们开联席会议，并订立极可耻的条件：一、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指导机关中不得占有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由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候这甚右派领袖回到广东以后再开。于是这些被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在共产党中央自行让步的政策之下，又回到广东参加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所以当时广东与中央的争论是极明显的两条路线：中央主张向资产阶级让步来保持联合战线，广东却主张以进攻政策不断地排斥右派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三月二十号的事变。这一事变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当时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合于他一个阶级的利益。在这一事变中，广东与中央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第一、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自然假如共产党在国民党——联合战线内，始终不企图争夺领导权，始终很驯服的服从资产阶级，并且还要极力领导无产阶级去拥护他，自然不会有三月二十号的事变，不过这只是极可耻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吧！第二个争论，就是对于三月二十号的策略问题。广东党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救的损失，在这个时候是应当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积极的准备着新的进攻以继续夺取领导权的争斗”。另外在上海有少数同志的意见，认为三月二十号是莫大的耻辱，应毫不犯豫的退出国民党。当时中央的主张却是第三种意见，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三月二十号的事变是卖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所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要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要出”。当时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固然是错误的；可是陈独秀的名言“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不是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吗？
广东省委的策略是极其正确的，暂时让步的意思，不是恐怕与资产阶级的破裂，专一以让步来保持这一联合，却是因为当时当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战线之内的力量尚未强大，广大的工农群众也尚未组织起来，还没有战胜资产阶级取得完全领导的可能。假如采取退出的策略，不只是把这一革命的旗帜送给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当时的封建军阀，所以应当采取暂时的让步，以准备新的进攻来夺取这一联合战线的领导权。暂时的让步只是新的进攻的准备，决不同于机会主义的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以退让为目的的政策。
三月二十号的事变，已经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的可能性，共产党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以后，应当更坚决的在政治上扩关自己的政治影响，批评资产阶级的动摇，税极的领导群的斗争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到来，以夺取这一革命联盟到自己的领导之下。广东省委当时的策略主要是在这样的路线之下进行的，不过对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还不十分坚决。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介石呢还是拥护蒋介石”？广东的路线是主张在北伐过程中要同时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可是当时陈独秀的中央答复得异常奇妙，“不是推翻蒋介石，也不是拥护蒋介石”。这无异于说“现在是北伐的时候”为什么想到推翻蒋介石去”。这不是帮助资产阶级的最妙的理论吗？可见当时中央始终没有想到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回事。
上面的事实已够证明这两个路线的争论，当时既然陷入了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自然对于广东省委每一个问题的策略都是反对的，如省港罢工问题的争论、农民问题的争论都是一样。广东省委在这一阶段中，的确在总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执行了国际的指示而得到了很多的成功（有人以为当时领导广东党的是谭平山，这不是事实，当时广东省委的书记是我们党内极有政治天才并且极有组织能力的陈延年同志，“四一二”以后在上海被蒋介石屠杀了）；而中央在一切问题的主张，都表现着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六 资产阶级的叛变
北伐开始以前，资产阶级唯恐革命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利益，企图首先夺取革命的领导，使革命发展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遂举行了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共产党以暂时退让来应付这一次的政变，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遂一手握着军政党的大权而举行北伐了。可是北伐进展的结果，革命的发展与深入，仍然是突飞猛进。北伐军做了群众革命火药库的导火线，稍一引燃，遂天崩地裂般的炸裂起来，谁也不能控制。北伐到达武汉不到一月，已经有五十万工人组织在武汉总工会之下。两湖的广大农民群众都蓬蓬勃勃的起来斗争，到一九二七年的正月，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组织到四百万人，农民自动的起来驱逐豪绅地主，许多地方，农民协会成了实际的政权机关。北伐军的兵士群众与下级军官，很多都受到了这样群众革命的影响，而左倾起来。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如果共产党有决心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来监视动摇的资产阶级，毫无疑问的可以把当是不可免的资产阶级的叛变镇压下去。可是当时的共产党的中央完全陷入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只注意帮助北伐，全没有注意在北伐过程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免得资产阶级的叛变。这样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叛变得到了成功，而形成了南京与武汉的分裂。
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第七次扩大会议（这时还是北伐军初到武汉的时候），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一极详细的决议案，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阶级关系、前途，都有极正确的、极详细的估计，对于党的策略更有深切明显的指示。
在这一决议案上指出：
一，“北伐胜利的结果引起了广大工农起来，使帝国主义又受到莫大的打击；往后的胜利，必更能增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到许多倍，以至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独立与革命的统一。所以帝国主义将用拚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的有用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革命势力中找寻它的同盟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以分裂革命的队伍，以打击革命的势力。”
二，“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他的控制，客观上危害他的阶级利益，于是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在这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而不可避免的”。
三，“中国革命发展之现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握到革命的领导权，则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的阶级政权，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前途。否则资产阶级倘若胜过无产阶级，则中国统治又将落于帝国主义之手。”
四，“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哪）个阶级能够抓住这问题而加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必然成为革命的领袖。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不去勇敢的接迎土地革命，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的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
五，“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彻底的批评在左右之间的一切动摇。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被压迫者的坚实同盟。”
六，“共产党应当加入革命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
七，“必须从经济上亦畚帝国主义势力基础，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因此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势力，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范围之外，决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
八，“要在革命中占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必须坚强其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他能尽这个历史的使命。创立群众的产业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更加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应当转变到政治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制定劳工法、社会保脸、救济失业等。”
从上面这些主要之点，可以说把中国革命画成了一幅最清晰的图画，而且把党的进行的道路，都在图画上规定出来了。可是当时中央堕入在机会主义的泥坑，对于这样的决议案，竟好象是五花八门莫名其妙一样。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上，一方面解释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把国际决议加上了机会主义的曲解。
对于革命性质与前途的问题，国际决议案上明白指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力争革命的领导，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是在中央的解释上却说：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性”。这真是一塌糊涂的解释，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绒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真是只有“天晓得”呵！
对于当时最迫切的资产阶级叛变危险，国际决议案上从各方面指出这一不可免的当前危险，指出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破坏革命，指出资产阶级必然要离开革命，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中国统治将仍要落到帝国主义的手里。指出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战胜资产阶级而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指出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各方面的策略。在中央解释上对于这样的严重的问题一点也没有注意，却说“国际告诉我们：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是甚么话？这完全是彭述之主义“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的理论。对于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提到，马上说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所以革命的前途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的，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用不着争呵！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有“天然”来战胜他，自然用不着共产党来注意呵！这、真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了！
尤其严重的，国际决议案上指出许多当前的迫切的问题与战略，如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问题，农民运动与土地问题，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银行问题，国民党问题，共产党加入政府问题，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工人政纲与农村政纲问题，这些都是当前迫切摆在议事日程上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央的解释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或许都是让“天然”来解决罢！以“天然”来解决问题，真是中国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不是的，机会主义者本来只预备在这一革命中做资产阶级的助手，一切问题都有资产阶级来解决，又何劳共产党来干预呢？！这真是“双料的机会主义”！
在讨论国际决议案的时候，中央内部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瞿秋白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解释，尤其不同意中央对上海暴动的策略，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批评彭述之主义，批评当时的机会主义。这本小册子，对于当时前机会主义，的确是一个有力的攻击。但是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中央对于国际的决议，既然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了解，自然在实际行动的策略上，还是一贯的执行他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中央直接指导的上海三次暴动，在政治上仍然表现很严重的一机会主义。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暴动的时候，发出的唯一的政治口号就是“欢迎北伐军”，一切革命的政纲，群众迫切的政治要求，一点都没有提出。至于政权问题“推翻军阀政府，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更没有说到。这就是极明显的机会主义。暴动推翻军阀政府以后，欢迎北伐军来组织政府，以表明民众只是帮助北伐，并不企图夺取政权，尤其可以避免工人阶级要干预政权'的嫌疑，才不惹起资产阶级的反感呵！
号召第三次暴动时，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已经提出了革命的政纲，并且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口号，在暴动开始的时候，已实际的建立各区市民政府。可是在这当中仍然.犯了一个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抛开一般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而极力与资产阶级妥协。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叛变，蒋介石已经从南昌开刀，经过九江、安庆、芜海一直杀来（杀工人）上海；武汉已经提出“打倒蒋介石”、“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中央的路线仍然是联合资产阶级，仍然提出“欢迎蒋总司令”的口号。结果市民政府因资产阶级的背叛，因蒋介石一纸禁止的命令，遂至无声无息的消灭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阶级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革命的上海，一瞬间遂变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当时客观的形势，革命正是空前的高涨，上海八十万工人都组织在上海总工会之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资产阶级而同情于工人阶级；就是在芦事上，同情革命的军队，仍然是优于反革命的军队，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都动摇起来。所以，假如中央是一贯的坚决执行国际的路线，在进行北伐的当中，已准备着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退一步说，就是在三次暴动的时候，不采取专与资产阶级勾结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是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很坚决地，有计划的预备第二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那么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不一定遭受这样可怕的失败，全国的革命也不一定受到这样的打击。或许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可以变成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四一二”。“四一二”的失败，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上海三次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中伟大的一页，是暴动的艺术上的伟大击功，可以垂为历史的教训，可是并不因此就掩盖了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假如当时在政治上能正确的执行国际指示的路线，不犯这样深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期表现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还是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本来机会主义最庸俗不过的，眼中只有占有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始终看不见无数百万受封建剥削压迫的劳苦的农民。北伐开始的前后，鲍罗廷同志曾说：“我们认识左派，一定要看他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的标准”。当时机会主义的中央，不只是不注意这一句话的意义，甚至绝不相信中国要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把他这一句话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北伐进展以后，农民斗争如水如潮的怒发；不过两三月之久，湘、鄂、赣三省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群众在一千万以上。各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倒豪绅地主，乡村政权归到农民协会。湖南农民已经自动起来夺取土地，革命怒潮把农村中最落后的群众，妇女儿童都发动起来了。国际决议案已经在客观的事实上证明是千真万确，而当时中央一点也没有注意，土地问题，更一点也没有谈到。国际决议案说：“如果不去勇敢的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一切客观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合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当时中央正犯着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时——北伐军到武汉的初期——湖北省委的政策，还里能相当的执行国际的路线，一方面极力发展工农运动，同时极力反对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企图，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领导。可是中央——当时中央还在上海——却批评武汉太急进了，批评武汉的工人斗争的要求提得太高，行动太激烈了。尤其最奇怪的——不是，机会主表现得最明显的——批评武汉“一事变”（一月三号广大群众各自动起来收回英租界），说“这样胡干（群众是胡干呵！）将会断送革命”。这还不够证明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如何的严重吗？
“资产阶级叛变的胜利，是党的机会主义帮助了他”，一点也不是过分的批评呵！
七 武汉时期
资产阶级的叛变，使革命遭受了部分的失败，另一面却推进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一一特别是农村斗争更激烈的发展与深入，群众武装的日益扩大，这些事实都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革命向前发展.那么以几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战胜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残余封建势力，而彻底完成革命，仍然是极可能的。可是中国党却堕入更可耻的机会主义，实际的政治路线与斗争的策略，完全与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反，中国革命在这样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而走到完全失败。
湖北省委在北伐军到武汉的初期，比较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路线，曾经与中央发生过很大的争论。到“四三”惨案——日本水兵惨杀车夫，引起日租界工人总罢工的前后，中央从上海移到了武汉，于是一切策略又陷入到机会主义的漩涡里。这时转入机会主义路线的原因，鲍罗廷同志实有很重大的影响。他从广东直到武汉的初期，的确都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指示。当时广东与湖北省委都相当的受到他的影响，而能正确的执行一切策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到了资产阶级叛变以后，尤其是帝国主义积极进攻的时期，革命愈加深入，同时斗争也就愈加艰苦，他忽然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怯懦病，惧怕革命的继续深入，而使革命战线发生不可免的新的分化，于是极力以退让、妥协阻止群众斗争的策略，来避免这一新的分化，以外交式的勾结代替群众斗争的策略，这样的转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五次大会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可是对于国际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称，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反机会主义的阵线既然是这样的软弱，当然不能攻击机会主义的要害，发动全党同志的注意，无法使机会主义受严重的打击。同时，当时国际代表鲁易（现在他完全是右派的主张，共产国际已经将他开除党籍了），自然是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可是他只注意鲍罗廷的右倾，而忽视了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在他的演说中竟这样的说：“中国党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决不会发生机会主义”。这不仅是当时调和倾向的思想，而且是极端错误的意见。于是软弱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五次大会上的影响，几乎完全消灭了。自然在组织上更形成一种调和派的结果。
五次大会后的新中央，集合了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但是旧的机会主义派，仍然是居于领导的地位，所谓反机会主义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软弱，且不久都跟着鲍罗廷的路线跑了，就是五次大会前反机会主义最坚决的秋白同志也是一样。的确武汉时期整个的中央都堕入机会主义的错误。于是党的指导，不只成了群众的尾巴，而且是替资产阶级服役，破坏革命的进展。
差不多与中国党第五次大会同一的时期（五月初），共产国际召集了第八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次的决议案是根据七次扩大会一贯的路线，对于革命的形势、前途与策略都是有更深刻的指出，对于当时一切严重的问题，都有极正确的解答。如果这一决议案在中国实际的斗争中发生了些微的影响，武汉的危机，都不是不可以挽救。把当时中央的政策与这一决议案来对比，确好是完全相反！
国际决议指出“资产阶级叛变以后，革命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革命继续的前进与深入，国民党左派领袖与某些军官的继续叛变，很有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共产党必须极力调动广大的下层工农群众，严厉批评一切的动摇，应时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趋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制裁这些动摇的分子，然后才能防止或镇压那些国民党上层领袖不可变的叛变”。当时中央银行的路线，却是一味地惧怕上层领袖与军官的动摇，极力遏止群众的斗争，以让步、妥协来企求这些领袖将军们的谅解，不离开革命。
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它的任务，只有保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独立的政治面目，和那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当时中央执行的路线，又是完全相反，完全跟随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袖跑，实际上就跟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跑。这些领袖们“骂工农运动过火”，也就跟着骂“工农运动过火”。这些领袖们要制止所谓过火的斗争，也就命令总工会发布什么“革命纪律”来遏止工人的行动。并且造一个理论说；应该与国民党“共同决定，共同行动”。这是极明显的完全抛弃无产阶级先锋的面目，而把自己溶解到国民党之内。
国际决议案指出“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是中国革命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实现出来……”。当时中央执行的策略，却是将五次大会决定的一个机会主义的土地政纲都把它取消。陈独秀并且倡言“只有先扩大然后深入，打到北京后，才谈得到土地问题”，（这正是与决议案指示的“一方面向外发展，同时要在武汉政府区域深入革命”针锋相对），并且骂农民自动手分配土地，是流氓土匪运动。谭平山就农政部长的宣言竟公开的承认农民运动过火，说什么“要纳农民运动于正轨”，这与国际决议指示的“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的爆发与扩大”，又确确相反。把“促进”变成了“压抑”。尤其是“马日事变”，阻止农民暴动，阻止农民反攻长沙，并且还宣传唐生智是真正革命的，这是多么可耻的机会主义呵！
国际决议案指出“必须极力领导工人的斗争，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废除一切箍制工人的法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中央执行的策略，却是极力压制工人的斗争，把总工会变成劳资仲裁的机关，颁布什么革命纪律，还接受武汉政府的“不得政府的允许不得举行罢工”的法令，甚至骂童子团反抗一切中世纪行会式的剥削束缚的斗争都是过火，命令总工会收缴他们的武器（可怜得很，并不是什么枪炮，而是一根三尺长的木棍子呵））！这还不明显的是替资本家服役吗？
国际决议案指出：“对于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怠工破坏，希图制造经济的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产业”。中共当时执行的，却是极力压制工人自动占领资本家怠工关厂的企业，甚至因此命令总工会改组汉阳的机器工会。
国际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参加政府任务，是要自上而下促进革命的发展，监督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实现革命政纲，使革命政府与民众间亲密的联合起来”。当时中国党参加政府，执行了相反的任务，做了资产阶级压抑群众革命的工具。
国际决议案指出：“应极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工会，农会等整个的加入国民党，极力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行领袖的选举，实际的使工农政权在国民党这一【特】殊组织的形式之内表现出来”。当时中央对于这一指示是完全怠工。
国际决议案指出：“应改编军队，改雇佣兵为革命的志愿兵制，在军队中确立共产党的影响，使兵士与工农组织间密切的联络……”。当时中央却造出“军队只能有一个领导，应该巩固革命军，不应该破坏革命军”的理论，遂这样的使所有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同志，都成了将军们的姨太太，不能在兵士中做一点宣传的工作，以免破坏革命军队。
国际决议指出：“应当极力武装工农，尽可能的扩大工人自卫团，与农民自卫军等的组织”。而中央却为着避免反动的将军们借口，命令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装送给敌人。
当时可耻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实在还多得很，我想用不着再叙述了，已足够证明，当时中国党实在是完全违反国际的指示，专一执行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替资产阶级服役，来破坏革命的了。现在陈独秀们却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断送”，企图这样信口诬蔑，隐藏历史的事实以欺骗一般群众，掩饰自己的罪过，除去了用“卑劣无耻”来批评，实在找不出更确当的字样！
陈独秀们始终一贯的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可是铁一般的历史，使他无法直接辩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于是找到托洛茨基反对派做他们的大旗，高呼着“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都是机会主义，只有托洛茨基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的错误，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只有托洛茨基才是‘真正老牌王麻子'的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很巧妙的把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推脱得干干净净。假如把这样的话翻成了外国文字，苏联工人阶级以至各国工人阶级听到了，肚皮都要笑破！“托洛茨基反对派，只是列宁主义的冒牌货，老早把他拆穿了，并且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反苏联、反世界革命的工具，中国落后的机会主义者，却还把他顶起来做招牌，这足以显明中国党的幼稚罢”！其实不然，这决不是这些机会主义先生们的幼稚。托洛茨基是什么东酉？尤其是托洛茨基最近反国际、反苏联的行动，他们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这不过证明他们决心离开党，决心投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做宠妾的第一步的最聪明的办法罢！就他们现在的政治倾向来诊断他们以后的转变，可以预言：他们第一步是离开党，第二步是联络第三党改组派，第三步就是……，这样保曲线”的策略，是每一个机会主义者离开革命，走向反动的步骤。
托洛茨基对现在中国问题的圭张，完全走回了他的孟塞维克取消派的老家。他所提出来的口号如“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一点分别也没有了。与中国机会主义者的观点，真正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样取消主义的错误与危险，留待下面再来批评。现在简单把一般机会主义者所极力宣传的托洛茨基在武汉时期的主张，来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对中国武汉时期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就是《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看这篇东西的内容有些什么？
这篇文章第一个中心问题，批评共产国际的民族联合战线的路线的策略。在理论上的批评，上面已经说得很够，用不着再来重复。若就事实上来说，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明明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来的路线，为什么说共产国际违反了列宁主义的路线？明明在这里攻击列宁主义，却要自称为列宁主义者，还要把列宁主义树在反对派的头衔上，这不是不可解的矛盾吗？不，列宁主义已经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崇信的伟大的科学，如杲自称为反列宁主义者，必然马上直接为无产阶级所唾弃；不如打起列宁主义的招牌，还可以在表面上欺骗一般群众。这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所惯弄的把戏，社会民主党直到现在，不还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第二、如果托洛茨基真是反对民族联合战线的策略，为什么在广东时期，不反对帮助广东政府，而且认为必须坚决的帮助呢？为什么在这一个大纲上还不公开的主张退出国民党呢？托洛斯基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无法解释自己的矛盾！第三、如果托洛斯基是承认民族革命初期采用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政策是对的，只是反对共产国际继续采用这样的政策，这就是故意造谣！在北伐一开始的时候，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已一经指出资产阶级叛变之不可免，和各方面同资产阶级奋斗的策略。至于事实上仍然犯到这样的错误，这只是中国党的机会主义所造成功的，决不是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托洛斯基这一反对民族联合战线的观点，表面上是很左倾的，可是实际上与当时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同一结论。左派社会民主党正如托洛茨基一样，骂“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合作，是出卖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这是什么意义？这不过是帮助帝国主义当时阴谋破坏中国革命的一种方法吧！凡属无产阶级的叛徒.常常喜欢用左的语调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的资产阶级走狗的真面目！
第二个中心问题，就是主张在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这又是很好听的左的口号，很易煽惑人的。关于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小册子上，登载的斯大林的中国问题大纲与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演讲，有很详细的批评，这里用不着重复说明。现在只指出这一问题的一个中心点来。托洛茨基这一主张，并不是离开他的整个的路线而独立，而是在他的路线之下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武汉的国民党政权就是反革命的政权，所以应当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认为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的组织，蒋介石的叛变，是反映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武汉国民党便是代表着革命的新的阶级结合——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以当时武汉国民党是革命的组织，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因为国民党是一种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组织，所以他的阶级内容可以随着客观的阶级关系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在武汉时期共产党的策略，应该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他成为一种群众的组织，同时极大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行群众的民主选举，逐次推翻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以至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政权转变为工农政权，使工农政权在国民党这一特殊组织的形式之内表现出来。这就是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假如革命已经向更高的阶段发展，预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当然毫无疑问要建立苏维埃以代替国民党政权，所以应当极力扩大并巩固工会、农会的组织，已准备苏维埃的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两个不同的路线。在理论上，如果说托洛斯基主张建立苏维埃是对的，那么便应首先退出国民党；若一方面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又建立苏维埃来反对国民党政权，怎样来解答这样的矛盾呢？托洛斯基明明陷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并不主张马上退出国民党，另一方面却主张马上建立苏维埃！在当时的事实上，运用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来建立工农政权，比较用苏维埃政权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策略要便利得多。如果不采取比较便利的策略，而机械地采取再来一次革命的策略，不过是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多造进攻武汉的机会吧了！有些同志认为“托洛斯基的整个的路线是错误了，可是在主张武汉时期建立苏维埃却是正确的”，这是不了解主张在武汉时期建立苏维埃，是托洛斯基整个路线中得出来的结果，如果承认他这一点是对的，那么便要承认整个路线都是对的；如果已经认识他整个路线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一点更毫无疑问的是错误的。
在他这一篇文章中，除开这两个中心问题外，都是一些造谣、诬蔑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巧辩，找不出值得批评的东西了。可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暴露了托洛斯基主义的几个根本的错误，必须特别指出的。
第一、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问题，他只认识“帝国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相联系”而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固然有密切的的李心艾，但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互依靠。他只认识“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而不知道帝国主义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来束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得出了“如果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再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指武汉时期），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则中国必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他不知道。“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则中国实际的统治仍然要落于帝国主义之手（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失败了，则中国整个革命都要完全失败，帝国主义必然更残酷的来统治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必须又可以得到一时的恢复。托洛斯基这一错误观点，就是取消主义思想第一个主要的根源。
第二、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封建势力的存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已占着统治的地位”。他不知道，中国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形式，现在统治中国的军阀便是建立在这样封建剥削关系的基础上（自然要依赖帝国主义的维持）。因此，他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还受着极严重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而以为资产阶级只要战胜无产阶级便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取消主义思想的第二个主要的根源。
第三、他主张在武汉时期“要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要马上组织苏维埃，这就是他的根本思想不断革命论对中国的运用，这就是要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专政。在他这篇文章里，极力辩明这一点，说着是对他“妄加诬蔑”之词。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无赖的巧辩。工农专政的存立主要是在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他既不承认封建势力，还占着中国的统治地位，认为辛亥革命已经是中国的“二月革命”，南所谓工农专政到底是对“谁”的专政，既没有封建势力的存在，那么工农专政又怎样能够存在。可见他所提出工农苏维埃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专政。并且在他这篇文章上已经很明白的说出，要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上虽然引用了许多列宁的说话，可是根本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在武汉时期的主张，只是一种空洞的好听的高调，一点也不切合当时实际的情形。自然不足奇怪，唱空洞的高调，本来是口头革命家所擅长的呵！不过陈独秀们在当时既不执行国际的指示，而拚命的固执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到现在，却利用当时这样的高调来攻击国际正确的路线，实在证明这是一种极无聊的躲闪！
八 怎样发生盲动主义的错误？
武汉革命时期，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遂使革命受到严重的失败。尤其是党受到莫大的打击，政治上已经走到绝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几乎完全丧失；组织上已经走到分崩离析的状态，一般同志无所适从。许多动摇的分子如施存统之流，遂实行叛变，投降敌人。当时的形势，党真有暂时瓦解消灭的可能。共产国际为着挽救中国党的灭亡，因此解散当时中央政治局，超过中央的组织，直接召集全国暂时紧急会议——这就是在党的历史上有极重大意义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坚决批评过去党的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在政治上指出武汉失败使革命又受了一次打击，但是革命因为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必然向着新的阶段——工农革命的阶段发展。因此坚决的决定了新的策略，提出了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当时还想利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的确是“八七”会议一个很大的缺点，可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临时政治局很快的纠正了这个缺点，宣布国民党为民众公敌）。在组织上提出了彻底改造党，引进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这样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了党新的生命，全党同志在党的新的精神与策略之下，重新兴奋起来。把党在瓦解崩溃的前面挽救过来，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同时党的新的口号深入了群众之后，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使工农群众感觉到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重新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党因机会主义丧失了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相当的挽救过来。所以“八七”会议的确是党的历史的一大转变，因为有了新的政治路线与精神，才打破一切反映革命失败而必然发生的颓靡、悲观、动摇、失望的情绪，才建立起新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谁不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谁便要永远堕在机会主义的泥坑，无可解脱。
现在陈独秀们极力诋毁“八七”会议，一方面说它是盲动主义的开始；另一方面又说并没有把机会主义根本纠正过来。这不只是证明他们完全是这一历史转变的落伍者，而且暴露了他们要将党的领导回复到机会主义的企图。
当时提出“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不只在政治的意义上，针对着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适合群众的要求；而且在政治的形势上，武汉与南京政府，都是在动摇崩溃的状态中，工农斗争虽然受到新的打击，却仍在不断的爆发，革命的浪潮高涨并未完全过去，所以提出号召群众武装暴动的口号，在总的路线上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机会主义者，才常常对着“武装暴动”的口号表示畏怯退缩，以为只有暴动前一秒钟才能发出暴动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在任何形势之下都不要暴动，因为如果没有党预先去组织暴动，号召暴动，决不会有成熟的暴动），甚至广大群众已经自动的拿起武装，他还高喊着“放下武器呀”。布尔什维克党认识“武装暴动”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只要看见革命高涨的可能的时期，便要指示群众以最后唯一可能的出路，并且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与鼓动，来坚定群众的决心。而且要实际的到群众中去做实际的组织准备的工作，因为他了解，没有准备，没有精密组织的突发的、原始的暴动，决不会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当时在总的策略上，指出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与必须的前途，并没有丝毫盲动的意味；至于在每一个实际暴动当中，而发生了策略上错误或时期估量的不正确，并不能因此遂推翻这一总的路线！
因此，在“八七”会议以后党所组织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虽然在每一个暴动的具体的策略上，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错误.并且都不是胜利的暴动，但是在总的路线上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
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指斥这些暴动都是盲动，这是根据他们一贯的政治观点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他们认为武汉的失败“已经是革命最后的失败，已经是历史的转变时期，就是武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时期，党应当取消一切革命的口号而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法运动”（托洛斯基），取消一切政治的口号，而单纯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向中央的建议更是如此），自然要觉得这些暴动在总的路线上都是盲动，“八七”会议的路线根本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这不过证明，托洛茨基与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都已经开始走上取消主义的思想了。
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企图挽救革命的最后一次的英勇的斗争，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有它伟大的历史的意义。
暴动的爆发，使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国反动的阶级，都震惊起来，马上互相妥协联合一致的来镇压暴动，同时在指导这次暴动的主观方面也犯了不少的错误，遂使暴动受到严重的失败。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反动统治阶级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员加以极残酷的镇压，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都被解散，许多革命的干部与领袖尤其是共产党员，遭受空前的大屠杀。在这样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革命势力受到莫大的打击，因此第一次的革命高潮，随着广州暴动的失败而完全过去。所以广州暴动的确划分了革命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阶段上，开辟了中国工农苏维埃的革命；另一方便在革命的形式上，结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
革命的形势转变了，领导革命的党，应该很迅速的抓住这一转变，而提出新的策略，然后才能是和于领导革命的新的任务。如果不能极灵敏的注意客观的革命的转变，而死守着自己划出来的环圈，那么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便要不可避免的脱离群众。广州暴动以后，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抓住革命形势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原因。
广州暴动的失败，不可否认的革命势力是受到了最后的、严重的打击。固然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决不可能稳定他的政权，革命是有新的高涨的必然。可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经过这样严重的挫败以后，绝不是马上可以恢复，所以革命浪潮，决不能马上高涨，尤其不是一直高涨。因此当时党的策略的路线，应该转变到重新聚集力量，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应该吧“武装暴动”的口号，从直接行动的口号转变为宣传的口号。当时的指导机关，忽视这一革命形式的转变，只看到统治阶级无法稳定的一点，而忽视革命队伍在经过尹忠德压迫以后的溃散、疲困的状态。不知道自己的队伍在这样凌乱的状态中，就是敌人的力量异常的削弱，仍然是无法向敌人进攻，因此而无人革命的形式是“继续高涨”，“一直高涨”，并使主观的造出“在革命形势的方面，也是无间断的性质”的理论。在这样的错误估量之下，自然在策略上无法转变过来，而仍然机械的守着在革命高潮时“直接暴动”的政策。用这样凌乱颓弱的队伍而去与强大的敌人做拼命地尝试，甚至队伍完全击散了，而以少数干部毫无把握的、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毫无疑问的就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
所以盲动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不认识革命的转变，不承认革命的失败，而发生对革命形势错误的估量，盲动策略的表现是脱离群众、不要群众、而以少数的先锋队作拼命的牺牲。党在这样盲动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盲动主义是与机会主义一样的可以损害党的生存的危险。
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极力批评当时“左”倾的错误和危险。指出在革命性质上认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或者认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性质都是不正确的。指出来革命形势上第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个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党的任务是在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潮。党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必须极力反对党内的盲动主义，反对玩弄暴动，强迫罢工，个人恐怖先锋主义等，这些正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恶劣的倾向。最后指出党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尤其要反对托洛斯基派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死灭了的取消观念。
这一决议的确针对了当时中国党的最大危险，痛下针碇，把党从异常严重的削弱崩溃的状态之中挽救出来。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都同样的攻击当时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可是他们的根本观点与共产国际的观点根本不同，而且是异常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盲动主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不承认革命的失败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只是战胜了无产阶级，而且战胜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因此他们以为武汉失败已经是革命的最后失败，广州暴动的失败简直是革命的死灭，以后便是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期，党的任务只是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议会运动和训练教育的工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会以“八七”会议的路线就是盲动主义，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政治斗争，而单纯的做经济斗争，自然要认为凡属政治性质的斗争都是盲动，结果便是无盲不动了。这是由于没有认清楚，资产阶级的叛变，是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革命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到了胜利。因此工农革命势力虽然受了严重的打击而暂时溃散，可是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因为内部的冲突决不能统一稳定，革命势力因为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因为统治阶级不能稳定的客观条件的便利，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起来作新的坚决的斗争，而走向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观点，完全是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批评当时的盲动主义是对的，可是他们的根本观点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们的批评不只是过火而且走到了取消一切。这样的批评因此他们的批评不只是过火而且走到了取消一切。这样的批评不只是不正确，而且有莫大的危险。
列宁说：“不站在正确的观点，决不会有正确的批评”。又说：“当我们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决不要使左倾派引为是自己的胜利；当其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决不要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一方面极力纠正当时党内右【左】倾的危险，同时指出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取消观点。
九 结论
历史上不可掩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正确，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只是一种表面的左倾高调，而根本上正是一种孟塞维克主义，证明了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观的错误，是由于当时中国党的指导机关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堕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并且可以证明，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都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在世界革命已经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的助力。共产主义者决定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首先要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所以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协作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协作，这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夺过去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之必要的策略。可是中国革命发展到很高时，帝国主义必然要采用与中国资产阶级分赃的策略，以收买中国资产阶级，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受着工农运动发展的威吓，从前认为束缚他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相〔想〕帮助工农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工农运动的发展直接损害他的利益，又必然要帮助帝国主义以压迫工农，所以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决不是长久，而终结是必然叛变的，这是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在这一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要坚决促进农村革命，发动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动摇，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与资产阶级的暂时协作，过渡到工农联盟，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使中国革命从世界革命的助力转变到世界革命的主力。托洛斯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这一主要的特点，因此企图把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革命的策略，机械的运用到中国来（实际上还是根据他的不断革命的观点〉，而反对列宁主义的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民族联合战线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而误认资产阶级可以始终于革命，以为资产阶级的动摇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所逼成的，于是时时采取对资产阶级让步妥协，甚至走到压抑工农运动，以企求资产阶级不动摇，以避免民族联合战线的破裂，因此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独立的面目，而跟随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跑，遂这样的把与资产阶级协作时期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领导权的主要点忘记了，而把列宁主义的路线变成了孟塞维克的路线。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封建剥削关系在全国占着极大的优势，形成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帝国主义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以束缚中国资本丰义的发展，以统治中国。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起米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封建的基础，无产阶级只有与广大农民联合，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两大任务。托洛斯基不了解这一点，忽视中国的封建势力，而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因此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忽视土地革命：而欲以工人阶级孤单的作战，要求在武汉时期健须建立苏维埃的政权，便须“很快”的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专政，而超过工农联盟的国民党政权的阶段，所以极力反对共产国际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的极庸俗的眼光只看见资产阶级的权势，而忽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作用，不去极力扩大土地革命的斗争，而只跟随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跑，专门与一些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作上层的勾结。遂这样的违反了国际正确的路线，甚至说国际的指示是“实际行不通的高调”(陈独秀的话)，固执他自己机会主义的策略。
中国既然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势力，决不能达到中国的解放与统以，这样客观的条件，规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而发生暂时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都有联系，到了工农群众广大的起来，革命发展要走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时候，便同样的违害了他的利益，而必然要很快的叛变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来镇压革命。这样的客观条件，就规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也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才能完成中国的革命。托洛斯基不了解这一点，而以为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便须直接为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斗争(这就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理论的精髓)，所以反对共产国际必须经过利用国民党特殊形式的工农专政的过渡再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主张在武汉时期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动力必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应帮助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要力争革命的领导，要准备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而走到专一服从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
所以在中国大革命的时期中，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虽 然表面上一个站在“左”方，一个站在右方来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可是他们主要的根本错误，都是一样的，所以列宁指出托洛斯基主义是一种半孟塞维克主义，是一种唱左倾高调的机会主义。因为他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所以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他们的思想可以都走到取消主义而完全汇合起来，组成了共同反党的取消派。
且在历史上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是混淆在一块的，彭述之手里做的是机会主义，口里不是还唱着“永续革命吗”？（见《中国革命论文集》，彭述之著的永续革命论。永续革命即是不断革命，又有人译他做无间革命，在外国文上都是一个字）。如果批评他们思想糊涂以致弄不清楚，的确还是一种不正确的宽恕之词，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根本思想的错误是一样的，所以无论在主张上、在组织上，他们都可以联合起来，这是毫无足怪的。现在陈独秀们说：“过去的确实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过主要是国际的根本路线的错误，中国党是执行机会主义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才是对的”。这不过是一个欺骗之词，从机会主义到托洛斯基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思想的改变。尤其到现在，已经共同的走到取消主义的时候，更是丝毫的分别都没有了。
六次大会是正确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成为一切决议案的基础，而且彻底的纠正了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中央一年来的工作，都是在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亩与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尤其是机会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党在一年来的进步，证明六次大会的路线与中央的正确；可是同时就是有力摧毁机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这样就引起着机会主义者的异常不满而积极的向党进攻，甚至认党为第一个敌人，把帝国主义国民党都放在次要的地位，只看览他们努力的向党进攻，而没有一点去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这不是，明显的帮助敌人吗？他们既然这样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以及现在的中央，都是正确的依据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指导革命，指导党，那么他们要将中央六次大会以一至共产国际都一齐推翻，又何足奇怪呢！俄国机会主义的孟塞维克派，不是已经公开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反革命派吗？托洛斯基不也垦步随了他们的后尘，而渐次走入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了吗？离开了列宁主义的人们，结果没有不投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了的！列宁主义在俄国已经克服了一切敌人，它在中国因为客观革命发展更利的条件，将要更快的战胜党内这样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联合的取消派，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