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立三 相关链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李立三
《中央通讯》第7期 1927年10月30日
（一）南昌暴动
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湾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原件字迹不清。——编者]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同时湘鄂农民运动虽受严酷之摧残，仍继续不断的在各处武装斗争，城市之工人亦在继续斗争。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因此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失。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特立”即张特立，就是张国焘。]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是晚因二十军某营长泄漏秘密，增加行动时许多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之部队完全缴械。
（二）军事计划与回粤之经过
暴动之第二日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关于军事方面自南昌至汕有多次之讨论，其经过大略如下：（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绍〔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当是俄顾问、恩来及参谋团同志都主张后者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所以结果遂决定取道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板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军〔师〕亦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之主力范进〔荩〕同志团（三十团）解决，开到浙江去找南京政府收编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都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到瑞金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少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将到瑞金时得探报，已有敌人，遂决定攻击瑞金的计划，在离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市与敌人接触，仅三小时击破敌人三团，我军亦伤亡六百余人，遂取得瑞金。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之计划，并有优势之敌人在会昌，钱大钧、黄绍雄两部约计十八团。遂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之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南而取东江。
会昌之战极激烈，将钱大钧之主力完全摧破（钱军力约一万人，败后仅收集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人，黄绍雄的损失极少。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前委在这星期中开过几次会议，一切政策都有很大的改变），始到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一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师以上，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在分水、汤坑之间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过多（二十四师之下级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亦死团长二人〉无兵补充，遂不得不下令退却。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汕头之敌虽被击退，潮州竟失守。于是不得不并汕头放弃。
九月三十日晚二时，遂决定放弃潮汕退海陆丰。革命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军队会合，但是在流沙之西十里便有敌人截击，遂溃败不可收拾，当时二十军之两师已过前方，仅二十四师在后面，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驻在陆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景〔济〕棠军缴械。留在三河坝之二十五师，曾大败敌人，亦已伤亡过甚，向和平〔平和〕方面退却。现在尚余二千余人，枪枝约千余支。
（三）政权的组织
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暴动之翌日即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经过一次的讨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电告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是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不大景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的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特立、平山同志极力主张须加入张，恩来、立三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代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竞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祥〔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鲜明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P．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
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如顺章、荷波、兆征……同志等，然实际上几成对原定的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兆征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四）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暴动以后，农工委员会提出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当时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限制还是大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遂照原案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到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拉拢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积〔债〕券等。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当有相当的保障，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谷地宣传。因此，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五）劳动保护政策
在暴动之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仅十九条：内面规定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因公伤亡之赔偿，和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六）财政政策
自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曾讨论到财政政策的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想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一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平山、伯渠等都主张前一个意见，立三、特立、代英、恩来等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如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在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如是平山同志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遂放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到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只讨论一次，立三、特立等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如是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平山同志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行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出扩大宣传。特立同志为第一种理由所摇动，恩来为第二种理由所动摇，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七）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无农民运动，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屏〕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的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屠杀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捕〔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以东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协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我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汕时，平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同志就汕头公安局时，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人三名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利害的反动了。汕头工会也极弱，有这个工会捉来，那个工会强迫要保，后来要总工会审查一张名单来，弄了五天还无结果。
（八）宣传工作
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坏，宣传的口号，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究于宣传工作，但是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就是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
（九）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
江西党的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AB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障。
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夫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们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利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因为完全是压迫阶级的工具，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
在汕头也经过数月的暴动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煽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暴动军事的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煽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未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们到时，朝〔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兴〔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暴动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所有土豪，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负责同志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朝〔潮〕阳方同志带的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他。浮阳〔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十）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虽然是党的政策与组织脱离机会主义进入波尔失威克〔9〕化的一大关键，但是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为〔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阵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命〔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暴动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党的根本的危险。
（十一）结论
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就是国民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土地革命的客观。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把本来客观上付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第一、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象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第二、明知道八一革命的意义，主要的是土地革命，但是却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这种“耕者无其田”的土地政纲，就是党在第五次会以后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第三、可从对汪精卫的幻想中得着很大的教训，但是却又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依附强力的心理。第四、不敢屠杀土豪劣绅，反对征发没收的政策，却维持旧的秩序来装璜国民政府的招牌，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汕头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真是一点不错！第五、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但是我们在各地暴动，只有军事的准备，完全没有发动群众，并且到准备暴动时，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原来的群众组织都放弃了。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像的军事投机。第六、不去极力发展群众，却认与陈炯明的余孽接洽及联络土匪等是重要工作。第七、军事行动不图与敌人作决死争，却极力避免敌人的攻击，这都是军事上的机会主义。
这次八一革命的政治上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结晶，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革命的主力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奋斗中。不过我们不深深领会这些教训，我们还会继续做断送革命的罪人，同志们不要忘记了八一革命中所得的宝贵的教训！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