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圣诞节和十二月二十八日

十一圣诞节①和十二月二十八日

　　1919年时《曼彻斯特卫报》的阿瑟·兰塞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同列宁进行了一次交谈。列宁对他说：“俄国是惟一的革命能够开始的国家。”兰塞姆说：在俄国，革命者有回旋的余地（而在英国却没有）。

　　列宁赞同地说：“是的。幅员辽阔这一点救了我们。这是德国人所害怕的。”列宁补充说：在1918年时，德国人“能够吃掉我们，并能够赢得和平，这种和平是盟国为了感谢德国人消灭我们而乐意给予他们的”。②但是，德国的将军们并没有忘记拿破仑当年进军莫斯科的情况。在莫斯科的东边绵亘着列宁所熟悉的伏尔加河流域，而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东边又延伸着乌拉尔和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对于西伯利亚，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几乎所有在那里流放过的布尔什维克都是相当熟悉的。俄国的幅员辽阔这一点使列宁感到放心。如果情况发展到最坏地步以及德国人无视所签订的条约而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战争的话，那时苏维埃政府就可以夹起自己那为数不多的公文夹而转移到东部地区，它可以让出空间以争得时间，以便等待时机，它可以让盟国而不是西方资本家遭到严寒的袭击和毁灭的下场。

①圣诞节在12月25日。——译者注
②阿瑟·兰塞姆《1919年的俄国》1919年纽约英文版第119页。

　　和约不必怕，打仗是没有好处的。这是列宁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所规定的政策的基础。1919年列宁对兰塞姆说，当时还有一个看法：“农民依然在给我们制造困难。”①因为当时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俄国中部、而首先是乌克兰这些地方都住满了准备举行叛乱的农民。这种情况迫使列宁不惜以任何代价要取得和谈的成功。

①阿瑟·兰塞姆的前引书第119页。

　　革命使人们的思想离开了外部世界而集中到内部问题上来，即集中到在城市和农村分配土地和重分权力上来。这时，在苏维埃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内部矛盾：为了保证获得农民的支持，苏维埃制度就必须注意解决国内的困难，而为了避免垮台，它又必须促进国外的革命。列宁认为，为和平不管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它对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将是有利的。但是在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他们反驳道，同德国单独媾和将葬送世界革命，从而也葬送苏维埃革命。这种意见分歧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起着一种破坏作用，从而使列宁居于少数。

　　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胜利后，当有几个俄国师同德国军队建立了联系并向德军建议在前线的双方所在地区实行停火时，不愉快的事情就立即发生了。善于辞令的共产党员和冬宫的警卫长格·伊·丘德诺夫斯基责备列宁，说这样的行动是列宁批准的。丘德诺夫斯基说，这必将把军队破坏。1917年11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引证了丘德诺夫斯基的讲话：“列宁同志现在所作的事情使我们的士兵根本没有可能去进行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政府不去进行和谈，那我们就不得不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用我们的刺刀尖去解放德国的无产阶级。”列宁驳斥了这种责难。不过这种交换意见表明，他们都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只不过在战赂方面有分歧罢了。他们都想去德国帮助推翻恺撒。鲁登道夫、兴登堡和霍夫曼①看来应当鞠着深躬给他们放行才是。

　　列宁对于和平可能性的认识同样是幼稚的。他在11月23日报告大家，苏维埃关于和平的号召，尽管德国人制造障碍（他们放出“干扰电波”），还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欧洲。列宁继续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用无线电报同巴黎联系，一旦和约拟就，我们就能告诉法国人民，和约是可能签订的，能不能在两小时内签订停战协定完全取决于法国人民。那时我们再看，克列孟梭会说什么。”和约签订之后，接着就应当进行革命。列宁补充说：“这将是一场困难而顽强的斗争。国际帝国主义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但是不管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取胜的条件是非常好的。”②也许他不过是在吹奏一种声音雄壮的曲调使同志们不要在黑暗中害怕吧？也许他像任何时候一样，是在夸大革命的机会吧？

①马克斯·霍夫曼（1869一1927）是德国将军。1916年9月起任东线德军参谋长，他是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的德国代表团团长。——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83页。——译者注

　　列宁的打算是：所有交战国之间签订和约，如果这不可能，那就只同4个主要国家签订和约，然后就进行革命。他的反对者们主张在不签订和约的情况下进行革命。结果，苏维埃就同时在3个方面作战，它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同中央国家进行谈判；它企图让西方国家的代表坐到谈判桌旁；它在对两个集团进行着革命宣传。

　　共产党人害怕处于单独同德国打交道的状态。11月28日，苏维埃的报刊宣布，苏维埃关于停战的建议已被以德国为首的四国同盟所接受，但是谈判被推迟到12月2日举行。这个延期一定会给西方国家以时间，让它们经过考虑，“同意和平纲领并同敌人进行普遍和谈，以便缔结关于在所有交战国的战线上实行停战的协定。”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在交给各盟国驻彼得格勒的代表的照会中重申了这一点。不列颠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在其11月27日这天的日志中写道：“托洛茨基交给了各盟国的武官一份照会，确认他的政府从来都不愿意缔结单独和约，但是它想获得和平。照会最后说，如果俄国在经过了一切努力之后，还是得缔结单独和约的话，那这将是各盟国政府的过错。”①各盟国没有对照会作出答复。

①乔治·布坎南爵士《我出使俄国及其他外交回忆录》1923年波士顿英文版第2卷第225页。

　　苏维埃代表团于12月2日来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晚到了半个小时。代表团中有一位工人、一位农民和一位水兵，他们象征性地代表着新政府的支柱。组成代表团的还有阿道夫·越飞（首席代表）、列夫·卡拉汉（秘书）、列夫·加米涅夫、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阿纳斯塔西亚·比增科、马斯洛夫斯基一米斯季斯拉夫斯基大尉及其他一些军事顾问。

　　马克斯·巴登亲王写道：“我的表兄恩斯特·霍亨洛埃亲王吃饭时被安排坐在比增科夫人旁边。她是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的，因为她在1905年12月5日杀死了前陆军大臣维克多·维克多罗维奇·萨哈罗夫将军。”①

　　马克斯·霍夫曼将军说：“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同俄国人吃饭时的情景。我坐在越飞和索柯里尼柯夫（他是现在的财政人民委员）中间。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工人，大量的银餐具显然使他发窘。他一会儿试试这个餐具，一会儿又试试那个餐具。而他使用餐叉完全是为了剔牙齿的。坐在我正对面、紧挨着霍亨洛埃亲王的是比增科夫人，和她紧挨着的是一位农民（斯塔什科夫——路·费·注），这真是一个俄国少有的人，他长着一头又长又白的卷发，留着又长又密的胡子。有一次勤务员问他喜欢喝什么样的葡萄酒：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当他问清了哪一种葡萄酒更烈一些之后，就要最烈的葡萄酒。勤务员看到这种情景真是忍俊不禁。”②

　　另一方面，“越飞、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尤其是越飞，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热情地谈着自己的任务——使俄国无产阶级过上最幸福的生活”。霍夫曼回忆道：此外，他们还要他相信他们的世界革命计划。这是坦率的，但就他们来说，未必是讲究外交手腕的。

　　在12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先是越飞，后来是加米涅夫就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原则作了长篇发言，他们建议同西方的协约国开始谈判，最后，他们“提出了全线停战的方案……这个建议的主要之点是：第一、不准把军队从我们的战线调到我们盟国的战线；第二、德国人要退出蒙海峡群岛”。③因为德国人占领的这些坐落在里加湾的岛屿能对彼得格勒形成威胁。

①马克斯·巴登亲王《回忆和文件》1927年柏林和莱比锡德文版第186页。
②马克斯·霍夫曼将军《错过了机会的战争》1923年慕尼黑德文版第193页。
③1917年12月5日发表的苏维埃公报。

　　德国代表团同意不从蒙海峡群岛撤走军队，只在那里停止军事行动，并且只要在12月5日以前不下调遣军队的命令，德国就不把军队调到法国、弗兰德斯和意大利。但是由于给很多师已经下了这样的命令，所以这个附带条件是毫无意义的。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停战6个月，但是他们接受了德国方面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为期10天（从12月7日到17日）的建议，建议中还包括：如果恢复军事行动，需在3天内预先通知对方。苏维埃的代表们要求谈判暂停7天，德方同意了这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便通知不列颠、法国、美国、中国、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等国驻彼得格勒的使馆说：“在我国代表团的倡议下，谈判……停止一周，以便在这个期间使我们能够把谈判的真实情况以及谈判的方针通知各盟国人民和政府。”他号召各盟国政府“确定自己对和谈的态度，也就是说，确定自己是愿意还是拒绝参加和谈，如果拒绝，那就要在全人类面前公开地、明确地说明，在战争已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时，欧洲人民究竟为了什么还要流血”。

　　他的号召没有得到回答。

　　在1]月23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夫·加米涅夫说明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准许德国在其作战的战线上增兵，同时又非常重视不准把军队从东线调到西线的问题，他说：“为了不使法国工人、英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认为我们背弃了他们，规定这一点是必要的。”①在苏维埃的官方公报中谈到，不得把军队调到“我们盟国”的战线。布尔什维克这样讲是在暗示：俄国是有盟国的，俄国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第584页上的第33注。

　　12月15日，苏维埃同四国同盟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期限是到1918年1月12日为止，如果在7天之中有一方不提出拒绝军事行动，则军事行动自动恢复。这个文件还规定，不准把德国军队调往西线。苏维埃不愿意激怒自己的“盟国”和惹恼西方无产阶级。此外，苏维埃还想使德国继续留在东方，作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目标。根据停战条约，准许德国部队同苏维埃部队互相往来，“但每方参加的人数不得超过25人”。其实要进行反战宣传，25人也足够了。鲁登道夫后来埋怨道（邱吉尔证实了这一点）：东线德军中的某些分子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弄得士气沮丧。联欢也加速了俄军的瓦解。俄国人使敌我双方都相信，战争打下去是没有益处的。由于没有纪律，俄国士兵便纷纷回家。前线上只剩下了德国人。

　　停战协定签订后，摆在议事日程上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缔结和约。和平会议于12月22日下午4时24分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幕。5天之后，《消息报》埋怨道：“盟国拒绝参加和谈，这束缚住了俄国革命的手脚，使俄国革命不能为普遍的民主和平而斗争。”但是西方依然对俄国持敌对态度。

　　不列颠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上级面前显示出自己具有非凡的智慧和高深的学问，他在1917年11月12日，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5天之后写道：“布尔什维主义实质上纯粹是一种俄国病；这是一种变了形的、达到了极点的托尔斯泰主义。”（在成吉思汗的侵袭中或者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有多少托尔斯泰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大致也有那么多的托尔斯泰主义。）这位官员继续说：“现在就来思考俄国最近的未来，为时还太早。”可是接着他毕竟在思考起来，他宣称：“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处在奄奄一息状态，这是很明显的。”①

①引自理查德·厄尔曼《干涉和战争。英国和苏维埃的关系（1917一1921）》，1961年普林斯顿英文版第3页。

　　关于战争怎样地使人们的头脑发昏（甚至在文明的英国也是这样），这可以根据如下一些从报纸社论中的摘录来判断。伦敦的《早邮报》在1917年11月9日宣布，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是一些“德国出身的、由德国养活的、俄罗斯的犹太人”。通常总是充满自尊感的《泰晤士报》在1917年11月23日评论俄德停战时宣称：“盟国不值得浪费口舌来讨论这一行动……盟国知道，最高纲领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是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和盲目迷信者，他们利用国民生活处于瘫痪状态而暂时地夺得了政权……盟国知道，列宁及其某些追随者是一些德国和犹太血统的、靠德国人养活的冒险主义者……只要容忍布尔什维克在领导国家，那就根本谈不上盟国对俄国的帮助问题。”在强烈情感的支配下理智被扼杀了。

　　美国大使弗朗西斯在1917年11月8日的信中说：“据报道，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已任命了一个内阁，列宁是总理，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长，柯伦泰夫人或小姐是教育部长。”①后来他写道：“当然，我们是不会承认、或者说我不会承认由列宁担任总理和由托洛茨基担任外交部长这样一个部长会议的。”

　　法国采取了同样的敌对立场。巴黎委托法国驻罗马尼亚战线的武官贝特洛将军通知俄国当局说，“一个表现出能够同敌人达成协议的政府是不会被承认的。”②法国的外交部长斯·皮雄1917年12月28日在众议院宣称：“不管俄国是否进行单独和约的谈判，我们都将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①引自戴维·罗兰·弗朗西斯《美国大使馆眼中的俄国（1916年4月一1918年11月）》，1921年纽约英文版第186页。
②《消息报》（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7日。

　　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从他们的队伍中开了小差，并且还同他们的死敌进行着谈判。另外，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恨也起着作用。要知道俄国处在崩溃状态中，所以如果不缔结和约，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就会垮台。但是在西方，由于人们都希望获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和平就成为一种不太受人欢迎的思想，特别是现在当美国站在盟国——边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四国同盟在使俄国转向它们之后，也希望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

　　虽然西方各国拒绝参加布列斯特的谈判，但是它们懂得，一味执拗是会犯错误的。这就是外交的艺术。如果停战一旦中断，处在绝望中的苏维埃将被迫请求盟国给予援助，以阻止德国的进攻的话，那时该怎么办？如果反对单独媾和的布尔什维克派依靠赞同他们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而在苏维埃的范围内得了势，那时又该怎么办？在国际政治中，如果出现了谈判的机会，那么采取保持联系、使自己处于可供选择的地位这样一种态度是明智的。但是，由于西方各国驻彼得格勒的使馆同苏维埃政府进行来往会被理解为对苏维埃的事实上的承认（而这是西方各国想避免的），所以西方各国便利用非官方的中间人或者是二等外交官来帮助安排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触，使布尔什维克回到战争同盟的怀抱。

　　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因本国政府没有本领处理好俄国问题而对之感到不满的西方的中间人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虚荣心和自负心理。没有什么比同国家元首保持一种不可声张的、看起来是很重要的关系更能使二等人物感到心满意足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他们用很多时间来接触雅克·沙杜尔①大尉（他是法国派赴俄国的军事代表团中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从前大不列颠驻莫斯科的总领事罗·汉·布鲁斯·洛克哈特②和美国红十字会的雷蒙·罗宾斯③。这3个人都陶醉于自己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包含了一种极不寻常的事所具有的一切基本要素：秘密、紧迫、同高官的亲近、进行决定国家命运的讨论。他们似乎觉得：是他们在写历史。不管怎样，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

①雅克·沙杜尔（1881一1956），法国军官，法国社会党党员。——译者注
②罗伯特·汉密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1887一1970），英国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译者注
③雷蒙·罗宾斯（1873一1954），美国社会活动家，上校，1917--1918年是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译者注

　　阿瑟·兰塞姆是一个乐观愉快的英国人，长着海象般的胡子，他是一位儿童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许多出色的通讯报道。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愿意接见他。一次列宁向他询问了罗宾斯上校：“他真的像看起来那样似的对苏维埃政府抱着那么友好的态度吗？”

　　兰塞姆回答说：“是的，但他的友好态度是一个在困难面前重视大胆和勇敢的运动员的友好态度。”兰塞姆向列宁转述了罗宾斯一次讲过的话：“我不能够去反对我照看了6个月的小孩。但是，如果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是发生在美国的话，那我会马上拿起枪来，走上街头，同它斗争的。”

　　列宁说：“这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要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远见。我一直都喜欢他。” ①

　　罗宾斯时常见到列宁，而他见到托洛茨基的次数则更多。沙杜尔和洛克哈特也常到托洛茨基那个又小又挤的办公室去。洛克哈特在会见劳合一乔治首相之后，被任命为“同布尔什维克建立非官方的相互关系的特别代表团团长”。洛克哈特在启程赴俄国之前，在伦敦的“兰斯”饭店里同苏维埃的代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②共进了一次早餐。

①阿瑟·兰塞姆的前引书第120页。
②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是苏联外交家，曾任外文人民委员、驻美大使等职。——译者注

　　李维诺夫把一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交给了他。信中说，洛克哈特“率领一个官方的代表团到俄国去”①。1918年的军事内阁成员兼陆军大臣米尔纳勋爵（他在1917年曾到过俄国）在洛克哈特从英国启程的前一天对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尽量使德国人受到损害，并对单独媾和的谈判制造障碍”。②

　　洛克哈特于1918年1月31日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天会见了格·契切林（他在托洛茨基赴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期间代替托洛茨基在外交部的职务）。洛克哈特从这次会见和以后的一些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布尔什维克“在对外政策中显然是想利用德国人来反对盟国，利用盟国来反对德国人”③（在1922年举行的热那亚会议上，这时已经是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不过情况与过去相反，他对德国人说，他同英国人的谈判进行得很很——实际上，谈判是失败的——，还说，如果德国人珍惜同俄国的关系，那现在就是签订拉帕洛条约的时候。结果德国人也就这样做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谈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实际上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英国的友好姿态只会加速在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有利的条件下来单独媾和，而单独媾和是洛克哈特、罗宾斯和沙杜尔所最不愿意的。

①罗·汉·布鲁斯，洛充哈特《不列颠的代理人（附休·沃波尔的序言）》1933年纽约和伦敦英文版第201一202页。
②同上，第205页。
③同上，第219页。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洛克哈特同雷蒙·罗宾斯进行着密切的合作。洛克哈特写道：“罗宾斯与其说是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个慈善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起话来像邱吉尔先生那样，总是滔滔不绝，但却从来不使交谈者感到厌烦。他有一副惊人的外表——乌黑的长发，鹰一般的面孔，活像一位印第安人的领袖，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战斧，而是圣经……尽管他很富，但他却是反对资本家的。他虽说很同情被压迫者，但又崇拜大人物。他过去所崇拜的人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塞西尔·罗得斯①……他对英雄的崇拜使列宁感到好笑。在所有的外国人中，只有罗宾斯，列宁是随时都愿意接见的；也只有罗宾斯由于其个性而使布尔什维克的这位冷淡的领袖感到喜欢。”②罗宾斯的个性确实使人喜欢。列宁是一位狂热者，罗宾斯也是一位狂热者。显然，有些狂热者具有火热的心肠，而有些狂热者则具有冷静的头脑。罗宾斯属于前者，列宁则属于后者。不过，狂热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狂热使他们彼此很相似。此外，使列宁感到有趣的大概是这位美国人既在阿拉斯加从事采金活动，又在芝加哥从事慈善事业；这位狂热地信仰宗教的人却坚持要同宗教和财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保持友好的关系。

　　罗宾斯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来到俄国的，在威廉·汤普森上校的领导下工作，汤普森主管着美国的红十字会，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纠集了一小伙著名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其中有被称为“俄国革命的祖母”的叶卡捷琳娜·布列什柯一布列什柯夫斯卡娅③、尼占拉·柴可夫斯基④及其他一些活动家，这些人对振奋政治精神和军事精神、对加强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活动很感兴趣。

①塞西尔·约翰·罗得斯（1853一1902）是英国殖民者侵占南非和中非领土的策划者。1890一1896年任开普殖民地总督，1890一1902年英布战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译者注
②洛克哈特的前引书第220页。
③叶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844一1934）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是“到民间去”运动和1905年革的参加者，白俄流亡分子。——译者注
④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1851一1926）是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后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十月革命后是一系列反革命政府的首脑和成员。——译者注

　　由于缺钱用，汤普森便从纽约的约翰·皮·摩根①一伙办的银行中在自己的账目下取出了“一百万美元”（用乔治·凯南的说法，这好像是“一个戈比”②），汇到彼得格勒银行，立在这一小伙人的名下。③罗宾斯和汤普森具有相同的性格，这就是无所顾虑，富有同情心，容易冲动，没有官僚习气，不玩弄外交手腕。1917年11月底，汤普森从俄国返回美国时，罗宾斯代替了他的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1915年时，罗宾斯曾是美国全国基督教社会福音主义运动的领袖。1917年时，这位福音会会员无意中碰上了布尔什维克。他所担任的角色要求他阻止俄国退出战争。在内心的一时冲动下，他又为自己提出了一项与前一项任务相矛盾的任务，这就是要对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种公正的政策。

　　沙杜尔是一位律师和众议院的议员，战争开始时，他是法国军需部长、社会党人阿尔伯·托马的助手。洛克哈特称沙杜尔是“法国的罗宾斯”，但是，正如凯南所说的，“看来罗宾斯和沙杜尔彼此没有相互向往过，彼此没有密切的联系。其部分原因可能是语言不同，但这仅仅是部分原因。两个人都是利已主义者，都全部陷入于自身的感受中。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同苏维埃当局的接触与对手比起来要居于优势。”④

　　相反，罗宾斯和洛克哈特彼此却进行着合作。洛克哈特写道：“我喜欢罗宾斯。在以后的4个月中（1918年2月至5月——路·费·注），我们每天都接触，甚至几乎每小时都接触。”⑤两个人都是浪漫主义者（洛克哈特的《不列颠的代理人》一书就充满了浪漫色彩），而形势却使这两个人既感到焦急，又感到激动，伴随着焦急的是对倾轧的突然爱好，经受着激动的是这两位卓越的目睹者，因为他们从侧幕观看着历史的活动。洛克哈特当时才30岁。

①约翰·皮尔庞特·摩根（1867—1943）是美国银行家和金融家，19世纪中叶创办的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老板。——译者注
②乔治·凯南《俄国脱离了战争》1956年普林斯顿英文版第57页。
③威廉·哈德《雷蒙·罗宾斯的经历》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37页。
④凯南的前引书，第383页。
⑤洛克哈特的前引书第220页。

　　西方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官方的战略，它来自伦敦和巴黎，有时候也来自华盛顿，这种战略提出的任务是通过支持或鼓励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使旧俄国再回到战争中去。另一种是非官方的战略：说服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要退出战争。当各国政府和使馆进行阴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三个乐观的中间人得到本国使馆的许可，或者是根据本国使馆的指示，企图防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签订和约。例如，美国大使弗朗西斯，他从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根本不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根本不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见面，而现在他在给罗宾斯的信中却高度评价了罗宾斯的效力，认为这种效力“可以导致同苏维埃政府发生非官方的联系”。①洛克哈特同英国外交部不断地交换着密码电报。沙杜尔由于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很快便接近起苏维埃来，而且对苏维埃接近的程度超过了对自己法国上级的接近。

①威廉·哈德的前引书第72页。

　　关于罗宾斯遭到失败的程度，可以根据他获得的最大成功来判断。他是威尔逊总统十四点主张的创始人（在这十四点主张中阐述了美国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目的）。关于这十四点主张究竟是谁创始的，争论的人很多，但是每一个人都坚决认为，正是他自己使总统产生了这些主张。连罗宾斯本人也把这十四点主张归功于他自己。

　　十四点主张的正文表明，威尔逊在起草这十四点主张时首先考虑的是俄国。许多到过革命俄国的美国人都建议总统公开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美国的战争目的不一定和布尔什维克的和平目的一致，但它能够对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行动产生影响。1918年1月3日，威廉·汤普森上校为威尔逊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不过威尔逊没有接受这份备忘录，因为据摩根的伙伴拉蒙特说，他“不想同那个随便扔掉上百万美元的人交谈”），在这份备忘录里，他恳切地建议总统“在致美国国会的咨文里……要向俄国人民发出呼吁”并“声明，在俄国提出的那些基本的和平条件中，美国同意其中的一些条件，如废除惩罚性的赔款，等等”。①

　　汤普森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如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路·费·注）谈判中给予苏维埃以理智的帮助或支持”，那苏维埃是一定会拒绝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此外，汤普森还认为，“甚至现在就可以完全控制住俄国的局势，这样，俄国的局势的发展就将绝对地符合于我们的观点”。②这个“绝对地”反映了汤普森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方法绝对的不理解和他的绝对的乐观主义——这是他同罗宾斯所共有的传教士的品质。

　　美国驻彼得格勒大使弗朗西斯通过国务秘书罗伯特·兰辛向威尔逊总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弗朗西斯的信是1917年12月29日发出的，大概是为了进一步支持汤普森的建议。弗朗西斯请总统“以某种方式当众重复”他在1917年1月22日向美国参议院发出的号召中所包含的那些“美好的话语”③。

①②凯南的前引书第245页。
③《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918年俄国）》（国务院出版物，共3卷）1931年华盛顿英文版第1卷第405页。

　　在那篇演说里，威尔逊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取实现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呢，还是仅仅为了争取实现新的力量平衡而进行的斗争？”这样的平衡应当给予保证，但是“谁能够保证在新的力量配置方面作到持久的平衡呢？……需要的不仅是力量的平衡，而且还有力量的联合；需要的不是有组织的竞争，而是有组织的普遍和平。”于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要建立一种各国间的和睦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各国实际上不再可能重复我们所遭受过的那种灾难。”这样便产生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想法。为了便于建立“各国间的和睦关系”以防止再次爆发世界战争，威尔逊捍卫“没有胜利的和平”的主张：“只有平等者之间的和平才能够是持久的……为了获得巩固的和平，不仅需要公正地解决迫切的领土问题或民族的国籍问题，而且同样也需要法制。”作为例子，威尔逊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和自治的波兰”。

　　弗朗西斯让威尔逊回忆起他在1917年1月22日发表的那次演说，是希望威尔逊在那次演说中所发表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就波兰的独立（当时波兰处在德国占领之下）以及“公正地解决”领土问题和民族的国籍问题即自决问题所发表的那些观点，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欢迎。弗朗西斯灵机一动又补充说：“这个国家（俄国）疲倦的人民是不会去为领土……为商业利益……为被推翻了的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而打仗的，但是他们可能去为民主和平而斗争。”这里甚至连“可能”这个软弱无力的字眼也变成过于强而有力的字眼了。

　　弗朗西斯是用一种他自己不常使用的语言讲话的，并且如凯南写的那样，“在这封信里反映出了罗宾斯和（美国驻彼得格勒的武官即旅长威廉。）贾德森在圣诞节那天给予他的影响”。贾德森曾同罗宾斯一起拜访了托洛茨基。

　　美国官方的社会关系委员会的代表埃德加·西森大致与此同时从彼得格勒给该委员会在华盛顿的领导人乔治·克里尔（他同威尔逊保持着私人来往）发去了一封电报，从这封电报的电文中可以看得出罗宾斯的手笔，或者更正确些说，可以看得出罗宾斯的语言·西森写道：“如果总统能够把美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缔结民主和约的必要条件简要地（不超过1000字）、几乎是以标语式的建议叙述出来，那我就可以设法把德译文大量地传播到德国，而俄译文将会在军队和其他各个地方产生强大的作用。”①后来，当西森购买了一些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描写成德国的代理人的假文件，并向全世界广为散发时，罗宾斯便同他发生了争吵，不过当时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从威尔逊于1917年1月22日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四点主张的基本原则早在他感受到汤普森、弗朗西斯、罗宾斯、西森及其他一些人的压力之前很久，就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传来的这些美国人的呼声只能是对威尔逊发表十四点主张这篇演说在时间选择和直接目的方面发生了影响。在关于十四点主张的演说中，威尔逊对苏维埃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中所执行的政策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①凯南的前引书第251页。

　　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于1917年12月30日发表的“对盟国人民和政府”的呼吁书，大概促使了威尔逊更快地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十四点主张公诸于世。呼吁书“作者的机智”给国务秘书兰辛留下了印象，他把呼吁书称作“狡猾的”呼吁书。兰辛写道：“我觉得，任何回答都会是有损于美国的，都会为进一步进行侮辱和威胁提供口实，虽然我并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的和平条件比以前更详细地叙述出来是不适宜的。”

　　托洛茨基的呼吁书的开头部分是通知如下情况：布列斯特的谈判“中断十天，为的是给各盟国提供最后一个机会来参加以后的谈判，从而使自己免遭俄国同敌对国单独媾和的一切后果所带来的危险”。托洛茨基继续说，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提出了两个纲领：一个是苏维埃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它可以促使每一个民族实行自决，而“不管它的力量和发展水平如何”，它还可以促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进行“经济和文化的合作”。另一个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提出的和平纲领，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纲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需要明确地说一下，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和平纲领是一种什么样的纲领。这些国家是否和我们一起要求给阿尔萨斯－洛林、波兹南、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一些省的各民族以自决权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们是否会像俄国革命把自决权给予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民族那样，而同意把自决权给予爱尔兰、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等地的民族呢？”

　　“因为很清楚，要求对属于敌对国的各民族实行自决，而对本国的各民族则拒绝他们实行自决，这就意味着在坚持一种最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的纲领……到目前为止各盟国政府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而且就其阶级本性来讲也不可能表现出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平的愿望。它们对民族自决原则所抱的怀疑和敌对态度不亚于德国政府和奥匈帝国政府。对于这一点，各盟国的无产阶级和我国的无产阶级一样，都没有抱多大幻想。”

　　托洛茨基继续说，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会议复会后，苏维埃政府不会去等待各盟国作出回答再采取行动。“如果这些盟国继续对普遍和平的事业实行怠工，那么俄国代表团同样还是要出席会议把谈判继续进行下去的。俄国签订的单独和约无疑将会给各盟国以沉重的打击，而首先是给法国和意大利以沉重的打击……如果各盟国政府盲目地固执己见（这是腐朽没落的阶级的特点），还是拒不参加谈判，那时工人阶级就将下定铁一般的决心，一定要从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给人民以和平的人的手里把政权夺过来。”

　　“在这十天中决定着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的命运。如果在法国战线上和意大利战线上不立即缔结停战协定，那么再发动一次进攻将会像过去的一切进攻一样，同样是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它将使双方再次遭到无数人的牺牲。这场被统治阶级所纵容的大屠杀必将把欧洲各国的优秀分子彻底消灭。但是各国人民是想活下去的，他们也有权利要活下去。他们既有权利、又有义务要把所有妨碍他们活下去的人统统扔到一边去。”

　　“我们向各国政府呼吁，最后一次建议它们参加和平谈判，同时我们还保证充分支持各国的工人阶级，现在，他们正高举和平、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帜，奋起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①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苏联外交部编）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7一70页。这份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17年12月17日（新历30日），署名是“外交人民委员”。根据1957年版中的一个注释来看，这份文件转载自1917年12月17日（旧历）的《消息报》，在那里署名的是：“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出书时，托洛茨基的名字被省略了。

　　国务秘书兰辛看完托洛茨基的这个挑衅性的呼吁书后勃然大怒。他对威尔逊总统说，呼吁书是“对各国现存秩序的直接威胁”。他埋怨说，在这个文件里讨论了民族的权利，“但是却没有给民族下个定义……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概念是以什么为根据呢？是以血统、住址、语言或政治联系为根据吗？……如果保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的现有概念是合乎愿望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关于爱尔兰、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建议，我认为就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个文件中包含有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呼吁，对没有知识的人和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的呼吁，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便号召他们成为统治者。我觉得，鉴于当前在全世界都存在着社会骚动，这个文件里面潜伏着一种极其现实的危险。我认为，在审查了这个呼吁书之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适当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什么竟有勇气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他们用暴力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他们摧毁了军队的反抗，破坏了军队，不准许由人民选出的立宪会议存在，因为他们不能够迫使立宪会议服从自己，他们攫取了国家财产，没收了私人财产。”①

　　兰辛建议伍德罗·威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托洛茨基的呼吁书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总统没有接受兰辛的建议。他也没有发怒，而如果他发怒的话，那他会认为让国务秘书作出一个温和的、甚至是称赞性的答复要更好一些。

　　威尔逊在1918年1月9日的演说②（他在这次演说里确切而简要地表述了十四点主张）的开头两段里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中出现了如下的第一个重要危机。12月25日四国同盟的代表鼓起勇气（是怀着圣诞节的心情吧？）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最喜爱的公式：“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2月27日，苏维埃驻布列斯特的武官问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他们将从德国人所占领的俄国地区上退出哪一部分。霍夫曼回答说：“一毫米也不退出。”③

①《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914---1920年的兰辛文件》（共两卷）1940年华盛顿英文版第2卷第346---349页。
②伦纳德的前引书第92一101页。后面所有从威尔逊演说中作的摘录都引自这份史料（这份史料同其他史料作过核对）。
③米·尼·波克罗夫斯基《20世纪的俄国对外政策》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4页。

　　霍夫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12月28日，在吃早饭时“我对坐在我旁边的越飞说，根据我所得到的印象来判断，俄国代表团对不使用强力进行兼并的和平的理解与中央国家的代表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央国家的代表认为，如果从前的俄罗斯帝国的部分地区根据自己的有充分权利的政治机关的决定，自愿地宣布自己从俄罗斯国家分离出去，归并于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使用强力进行兼并的问题……”

　　“越飞大为吃惊。早饭后，越飞、加米涅夫和波克罗夫斯基为一方，外交大臣（屈尔曼）、切尔宁和我为另一方，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协商。俄国人毫不客气地表示出自己的失望和愤怒。波克罗夫斯基在盛怒之下，流着眼泪高喊：当俄国有18个省被夺去的时候，那是根本谈不上不兼并的和平的。”①

　　1917年12月10日，列宁对“兼并”的定义扼要地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不仅在世界大战宣布后被兼并的土地应被认为是割地，而且“最近数十年来……居民对于把他们的领土归并入其他国家……表示了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是表现在书籍报刊上，表现在议会、地方自治机关、尝议和类似机关的决议中，或是表现在由被归并领土上的民族运动而引起的国家活动和外交活动中，还是表现在民族的纠纷、冲突和骚动中等等。”②写到这里，列宁中断了自己的定义，看来他是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告诉了民族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由斯大林写下去。应当认为斯大林是解决被压迫民族命运问题的专家。斯大林就自决问题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明确的说明：“（1）正式承认有关参战国的每个（非统治的）民族都享有自由自决直到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2）自决权由自决地区全体居民进行全民投票实现。”接着，斯大林补充声明厂“保证实现民族的自由自决权的先决条件”，其中有“从自决地区撤出军队”和“在上述地区安置难民以及战争开始以后由当局迁出的当地居民”。③

①马克斯·霍夫曼将军的前引书，第201一202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1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17一118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对割地所下的这种定义，无论是对于霍夫曼将军，还是对于屈尔曼和切尔宁，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个定义在1929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出来。不管怎样，他们对这种定义是会置之不理的，正如斯大林本人那样，他对这种定义也是置之不理的，因为他在1939年缔结了苏维埃同希特勒的条约之后，也成了一个侵略者。

　　德国人在圣诞节那天接受了自决，3天之后又使自决变成了空谈，《消息报》对德国人的这种阴险行为感到愤慨，便骂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苏维埃政府这家每天都要出版的机关报由于情报掌握得不够，便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情况，这就是执行四国同盟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政策的是一些披着狼皮的狼和一些披着羊皮的羊。在圣诞节那天的演出中，羊还披着自己的羊皮，可是到后来，狼便迫使羊换上了狼皮。

　　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是其中的一只羊。1月16日他在布列斯特，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从维也纳传来了绝望的哀号：面包！”第二天他又写道：“从维也纳及其郊区传来了坏消息。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定量配给的面粉口粮减少了。”切尔宁从查理皇帝那里得到指示：要把和平条约带回家来，即使这是同苏维埃俄国缔结的单独和约也可以，而德国却固执已见，傲慢地拒绝达成协议。1918年1月2日，不列颠的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巴尔福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简·斯马茨将军和奥地利的门斯多尔夫一普伊一迪特里希施坦伯爵在瑞士举行了秘密的会晤和“友好的、非正式的”和平谈判。据巴尔福报告说，奥地利的代表“非常满意地”从斯马茨那里得知，英国的作战目的不包括消灭奥匈帝国在内。①英国原本是不应当为自己找麻烦的，因为奥匈帝国本来就注定是要瓦解的。因此，意志颓丧的、体弱有病的切尔宁在布列斯特的心情就是准备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公式，他希望（不过，这种希望不那么强烈）这个公式只用于德国的割地，而不用于他那个杂牌帝国的动摇不稳的纸房子。每天晚上，中央国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那些非军人代表们务必要换上衣服去赴宴会。这时切尔宁就戴上领章和金羊皮勋章。

　　另一只羊是里夏德·冯·屈尔曼。1873年他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德国外交部达到了最高的官级，他经历了希特勒制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于1948年，留下了一部写完了的回忆录手稿。②他的父亲是土耳其铁路的董事，母亲是一位德国著名作家的女儿。屈尔曼非常聪明，在社会学、法学和历史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同托洛茨基进行的长时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使他感到很高兴，所以为了开心他真想把这样的论战延长下去。但是，正如托洛茨基在不久以后所写的那样，霍夫曼将军对这种作法不感兴趣，于是他“有几次把自己穿的一只军人长筒靴放在桌子上面，而在桌子周围则开展着复杂的、法学方面的辩论。我们丝毫没有怀疑，正是霍夫曼将军的这只靴子才是这次谈判中惟一严肃的现实”。③

①雷·斯坦纳德·贝克《伍德罗·威尔逊的生活和书信；战争领导者（1917年4月6日一1918年2月28日）》1939年纽约英文版第7卷第442页。
②里夏德·冯·屈尔曼《回忆录》1948年海德堡德文版。
③托洛茨基《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1965年纽约俄文版第98页。

　　屈尔曼起初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和海牙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后来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乔治·米夏埃利斯首相（他于1917年7月代替了贝特曼－霍尔韦格）从那里把他召回到柏林。

　　1917年8月5日，他成了威廉街外交部的首脑。他就自己的任命写道：“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德国的前景在我的心中就没有引起多少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央国家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免于失败。在我看来，如果中央国家能够在摆脱这场武装力量的巨大考验时不丧失领土，那就是胜利。”①

　　因此，如果说屈尔曼欢迎布尔什维克向各交战国发出的关于参加和平会议的号召，那是合乎逻辑的。德国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对此也必定起了促进作用。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缔结一项“不使用强制手段来并吞领土、不在政治、经济或财政上进行压迫”的和平协定。国会只不过是在思慕和平，而战争之风很快就刮走了这种思慕之情。但是和平迷漫在空气中。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在高级水平上进行秘密和谈的传闻。1917年4月6日美国投入了战争。德国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减少了，屈尔曼的悲观主义增加了。他的羊皮越来越明显了。但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那些狼——也就是那些元帅们和将军们——从他身上撕下了和平主义者的外衣和圣诞老人的假面具，迫使他用以扫②的声音来讲话。他是应当了解他们的。他关于自己在1917年所采取的立场写道：“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我是根本反对对法国作任何让步的。”③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对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屈尔曼希望保持住上次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将军们则希望保持住这次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

①屈尔曼的前引书第471页。
②以扫是《圣经》中以撒的长子，由于他的名分和福分都被弟弟雅各以欺骗的手法夺去了，所以最后他不得不以乞求的声音恳清父亲也能为他祝福。——译者注
③屈尔曼的前引书第473页。

　　在1917年9月11日召开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尽管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反对，屈尔曼还是从威廉皇帝那里获得全权，就德国在解放比利时的情况下有无和平的可能问题去试探一下不列颠政府。①但是，1917年12月18日，在大本营（驻在克罗伊茨纳赫）举行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恺撒向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作了让步，拒绝了屈尔曼提出的在东欧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实行自决的政策。军人们获得了胜利，而这也就意味着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的胜利，他不仅成了德国军队的总军需长，而且成了“死板的泰坦神”②即兴登堡元帅的智囊。他们两个一起时常吓唬恺撒，必要时还以辞职相威胁。他们的最后一张牌就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在德国的强迫下缔结和约，这样一来，德国就将在西方获得胜利。对胜利，鲁登道夫是相信的，而无论是屈尔曼还是切尔宁却不相信。这样，就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从好战的狼中分离出了动摇的羊。

　　屈尔曼承认：“我作为谈判中德国的主要代表，其处境是极其困难的。”③他在谈判中本应当谨慎小心行事，但他作不到这点，因为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坐在克罗伊茨纳赫大本营里的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这两个被他称之为“半神半人”的身上了。他们两个反对苏维埃提出的关于自决的建议和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兵的建议。屈尔曼写道：“德国议事日程上的第一个问题是使俄国放弃它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关于这一点，坐在大本营里的那两个半神半人显然是一点也不了解的。”④他们所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观点。鲁登道夫在谈到布列斯特的谈判时以断然的口气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谈判进行的情况要使我们能够（在西方）发动进攻，并保证这次规模巨大的斗争能以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而结束……使我们免遭失败的悲剧……12月25日，切尔宁伯爵代表四国同盟宣布同意俄国提出的关于没有强制的割地和赔款的和平的建议……自决权表述得不清楚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没有一点符合12月18日（在克罗伊茨纳赫举行的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路·费·注）在陛下主持下所通过的决议……我在同霍夫曼将军的谈话中对谈判的这种进行情况表示遗憾……当时发现，原来冯·赫特林伯爵（德国新的首相——路·费·注）赞成切尔宁伯爵在圣诞节那天的讲话……我们在自决问题上已经作了重大让步。我们放弃了自己关于被占领国即库尔兰和立陶宛的人民已经能够使用这种权利的论据而准许进一步进行民意测验。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这种民意测验要在我们的占领地进行。托洛茨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撤出这些地方，然后由人民来行使这种权利。从战争角度来看，撤出这些地方是荒谬的；这些领土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所以我们决不打算把这些领土交给不择手段的布尔什维克。”①

①马克斯·巴登亲王的前引书，第142一143页。
②泰坦神是希腊神话中与天神斗争的非常巨大的一种神。——译者注
③屈尔曼的前引书第523页。
④同上，第535页。

　　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几十万工人和农民”由于对中央国家在圣诞节发表的声明感到“兴高采烈”，正要准备“走上彼得格勒的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来庆祝民主和平”②时，苏维埃的代表团就已经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回来了，而带回来的却是关于德国12月28日声明的令人伤心的消息。

①埃里希·冯·鲁登道夫《鲁登道夫自传（1917年8月一1918年11月）》1919年纽约英文版167—175页。
②卡尔·拉狄克《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192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5页。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之后过了几个月，托洛茨基问自己：“……德国外交当局提出自己的民主公式，只是为了在两三天之后再露出自己的狼子野心，那它到底打算干什么呢？”他得出的结论是：切尔宁在圣诞节的声明是“在屈尔曼本人的倡议下”作出的。托洛茨基认为，“屈尔曼外交行为的秘密在于：这位先生真诚地相信我们愿意和他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俄国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进行了争取和平的斗争而获得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现在想保持住政权。对他们来说，只有缔结和约才能作到这一点。诚然，他们用一个明确的民主和平纲领束缚住了自己。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把黑的冒充为白的，那世界上干吗还要有外交家呢？所以我们德国人用一种漂亮的公式掩盖了自己的侵占行为，从而将缓和布尔什维克的困难情况……换句话说，屈尔曼希望同我们达成一种默契：他把我们的好公式交还我们，我们则让他有可能使德国在不遭到抗议的情况下得到一些省份和人民。”①卡尔·拉狄克说出了同样的推测。②

①托洛茨基的的引馅第97一97页。
②拉狄克的前引书第15页。

　　屈尔曼可能真的有这种想法。他也许认为，布尔什维克由于本身存在种种困难将不得不同意在圣诞节到12月28日之间的谈判中所发生的那一急速转变。十分可能的是，由屈尔曼、切尔宁、赫特林及其他许多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非军人政治家们（也许还有奥匈帝国的一些军人）所组成的这一大群羊认为布列斯特谈判的胜利就是在西方战线没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向达成和平协议迈出重大的一步，但是这一大群羊却不得不服从于两个“半神半人”的人，而这两个既是木制的又是钢造的“半神半人”的人则认为，谈判应当促使在西方的军事胜利早日到来。

　　威尔逊总统的理解如下。

　　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1月9日向国会发表关于十四点主张的演说时说：“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代表们不仅十分明确地叙述了他们准备以其作为缔结和约的依据的原则，而且对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还提出了同样明确的纲领。中央国家的代表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协议书，他们的协议书虽然作了扼要的描述，但很不明确。在他们没有附带提出自己的实际纲领的情况下，他们的协议书有可能受到自由主义的解释。

　　“在这个纲领里根本没有作任何让步……中央国家控制着它们的军队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有种种根据可以推测，开始时提出的协议的一般原则是出自于德国和奥地利那些自由思想比较多的国务活动家，因为他们感觉到了本国人民的意愿和期望的力量，但是条约本身的那些具体条件则是由军事领导者提出的……谈判中断了。俄国的代表们是坦率的和真诚的。他们不能够接受导致侵略和奴役的建议。

　　“整个事件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使人难以应付。俄国的代表们与之打交道的是谁呢？中央国家的代表们是代表什么人在讲话呢？是代表它们议会中的多数派呢，还是代表少数政党？这少数是军国主义的少数和帝国主义的少数，他们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居于优势，他们把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在这次战争中被他们以强制手段所兼并）的事务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俄国的代表们坚决主张（他们是非常正确地、非常英明地坚决主张，而且是以现代民主的真正精神坚决主张），他们同条顿的和土耳其的国务活动家的谈判要敞开门来而不是关起门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听谁呢？是听那些反映了……德国自由主义领袖和政党的精神和意向的人呢，还是听那些顽固地反对这种精神并坚持要进行侵略和奴役的人？或者，也许我们对双方（他们彼此处于公开的、绝对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都要去听呢？这是一些能引起各种后果的严肃问题。世界和平能否实现，决定于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

　　随后总统指出了俄国人民对和平的真诚追求：“号召确定这种原则和目的的呼声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声我觉得比起许多焦急不安的呼声（这些呼声使世界的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急不安）中的任何一种呼声都更加激动人心，更加使人心悦诚服。这是俄国人民的呼声。俄国人被征服了，而且看来他们在凶险的德国强力面前几乎是根本无能为力了……他们的力量看来是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并没有被征服。他们既没有放弃原则，也没有放弃事业。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什么样的条件才会被合乎人道地和光荣地予以接受，他们以坦率的态度、远大的眼光、慷慨的精神和怀着全人类普遍团结的感情（他们的这些态度应当受到人类中所有朋友的称赞）讲出了他们的这种信念，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也没有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把别人置于灾难之中。”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2月30日这天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些合乎人道的、诚恳的、坦率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话语。威尔逊对之大加称赞。他希望，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退出战争。他继续说：“他们号召我们要讲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和目的同他们所说的精神和目的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如果有这样的区别的话）？……”他想让列宁和托洛茨基相信他，他说：“俄国人民现在的领袖们是否相信这十点呢？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光荣地援助俄国人民实现他们对自由与和平的崇高追求。”

　　威尔逊的目的是想使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是四国同盟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脱离德国，扩大德国的军人政治家和非军人政治家之间的裂痕，而首先是要使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中断了的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同时他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恭维，并且如果布尔什维克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他就以罗宾斯－洛克哈特－沙杜尔的精神给他们以援助。

　　总统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表述美国的和平（或战争）目的的：

　　1.“公开缔结的、公开的和平条约……”

　　2.“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排除……一切经济障碍，确立平等的通商条件……”

　　4.“……保证……裁减军备……”

　　5.“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绝对公正地解决一切殖民地的要求……”

　　第5点是会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欢迎的。

　　第6点是专门对布尔什维克谈的：“外国军队要退出俄国被占领的一切领土，在解决一切涉及俄国的问题时要保证俄国得到其他国家的最充分的、丝毫不受限制的帮助，使俄国能够毫无阻碍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和独立地决定自己本身的政治发展和民族政策；保证俄国在通过本国选举来确定其政体的情况下能够真诚地、亲热地被接纳入国家共同体，此外，还要给予俄国以它所需要的和它所希望的任何帮助。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对俄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中将受到检验：看他们是否具有善良的愿望，看他们是否懂得俄国的需要同他们自己的利益、同他们那明智的和无私的同情是有区别的。”

　　7.“在比利时的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比利时应当得到恢复……”

　　8.“法国全部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应当撤出，阿尔萨斯和洛林应当归还法国。”

　　9.“意大利的疆界……要根据……各国的疆界予以更正。”

　　10.“……应当使奥匈帝国的各民族……能够在自治方面获得最自由的发展。”

　　11.“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外国军队应当撤走……”

　　12.“应当保证现今奥斯曼帝国中的土耳其部分享有牢固的主权，而对于帝国中的一切非土耳其民族……则应保证他们在发展自治方面具有绝对不可侵犯的条件；达达尼尔海峡应当经常开放，以便让各国商船在国际保障的保护下自由地通过。”

　　13.“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

　　14.“建立各国总同盟……”

　　布尔什维克把威尔逊总统的演说翻译成德文，印了50万份，散发绐德国的军人。几千条附有俄文译文的标语悬挂在彼得格勒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街头。苏维埃的电台广播了威尔逊的演说。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美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把威尔逊的演说在俄国的各个阵地上散发了100万份。此外，该协会把威尔逊演说的德文译文在德国的东方战线上也散发了100万份。苏维埃的所有报纸都全文发表了威尔逊的演说。①

　　惠勒一贝内特写道：“尽管十四点主张散发得极其广泛，但它并不见得一定能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进程产生影响。”乔治·凯南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如果关于十四点主张的演说根本没有发表的话，那就很难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就会根本不是现在这样。”②历史证实了这些见解。问题在于：这个演说是否带来了什么害处。威尔逊的第六点是：“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对俄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中将受到检验：看他们是否具有善良的愿望，看他们是否懂得俄国的需要同他们自己的利益、同他们那明智的和无私的同情是直区别的。”威尔逊和美国没有经得起这个检验。在最近几个月中，美国对苏维埃政府开始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威尔逊那些甜蜜的恭维变成了痛苦的失望。

①约翰·惠勒一贝内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忘却了的和平（1918年3月）》1938年伦敦英文版第147页。
②凯南的前引书第264页。

　　在威尔逊发表了关于十四点主张的演说之后过了16天，雷蒙·罗宾斯从彼得格勒向在美国的威廉·汤普森打电报说：“我不能够夸大立即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和规定临时协定以进行慷慨乐意的帮助的意义。西森称赞这封电报，并建议把这封电报让克里尔看一下。”①

①卡明斯和沃尔特·佩蒂特合编《俄美关系（1917年3月一1920年3月）》（文献和官方文件）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76一77页。

　　十四点主张曾使罗宾斯感到兴奋。但他还不能够去幻想在他为建立美国同苏维埃俄国的友好关系而发动的十字军远征中获得更大的胜利。罗宾斯给汤普森的电报表明，他期望从总统的演说中能获得一些具体结果，这首先表现为美国对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承认。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

　　罗宾斯同洛克哈特和沙杜尔一样，他们都遭到了失败。他们的全部热情（这种热情在沙杜尔身上是同他的思想意识结合起来的，他后来成了一个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罗宾斯身上是同他把革命当作改革这种认识结合起来的；而在洛克哈特身上则同他对社会义务的认识和他对社会义务的强烈感情结合了起来）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俄国回到世界战争中去。他们建议布尔什维克靠接受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持住政权。威尔逊总统在演说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列宁懂得，他们是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条件：布尔什维克必须保持一个有战斗力的战线来对付中央国家。而这在列宁看来，就是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对革命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威尔逊在国会宣布自己的十四点主张时，列夫·托洛茨基正坐上火车，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去恢复同四国同盟的谈判。由于德国人在12月28日确定了自己对自决问题的立场而出现的危机，使外交人民委员本人不得不去对付糟糕的局面。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幻影隐隐约约出现在布列斯特那半遭破坏的要塞之上。威尔逊的话是含混的，没有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托洛茨基相信，他自己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将为苏维埃政府摆脱困境提供具体的出路。无论是威尔逊，还是托洛茨基，都夸大了能说善辩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列宁的口号（威尔逊没有注意到这个口号）是：“要求自决，但是不能靠牺牲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存在来实现。”托洛茨基关于自决讲得那么多，竟使威尔逊认为布尔什维克准备为自决而献出生命。威尔逊错了。

　　威尔逊总统知道，他的十四点主张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结果。看来他清楚地知道，主要问题在于外交上承认苏维埃制度。有一次他坐在白宫里，从他坐的安乐椅上转向自己的“哈蒙德牌”打字机，给国务秘书兰辛很快地写好了一封信：

　　“1918年1月20日。亲爱的兰辛先生！这里有一个经常重复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建议里似乎有某种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很想知道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忠实于您的（铅笔署名）伍·威·”

　　总统随函附上美国一位驻哥本哈根的外交官于1月14日拍来的电报原文，这位外交官建议：在各盟国中应有一个盟国同苏维埃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便同德国人在俄国搞的阴谋作斗争”。鉴于美国的传统，鉴于美国不久前才出现在舞台上，而“特别是注意到总统在不久前发表的咨文”（即十四点主张），所以“在德国的所有敌人中由美国来起这个作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①美国应当代表盟国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

①这两个文件引自国家档案馆中的国务院公文案卷。其影印件由阿瑟·林克教授盛情地提供给我使用。阿瑟·林克教授是《伍德罗·威尔逊文稿》的编纂者（普林斯顿大学）。

　　有很多国家职员和个人都希望以自己的主张来影响国家要人，于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要人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位外交官的建议只是其中之一。这个主张落到了总统的桌子上（这本身就是个胜利），并引起了总统的兴趣，但它被淹没在错综复杂的国家事务之中了。它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盟国已经在讨论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了。关于承认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也就谈不上了。

　　西方没有向苏维埃提出任何建议。德国则提出了和平的建议。是什么样的和平呢？对此，身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托洛茨基是应当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