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带来灾祸的一天

　　由折磨人的战争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继承了很多弱点。整个列宁时期是一个具有民族弱点的时期。实际上，俄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又成了一个大国。这是列宁在1917年时所预见不到的，但是从执政的第一天起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政府是不稳固的，因此便企图使之稳固。11月7日他在一小片纸上扼要地写了几行字，宣布克伦斯基已被推翻。为了在政治上博得人民的好感，他向士兵许诺了和平，向农民许诺了土地，向工人许诺了对生产的“监督”。“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页。——译者注

　　列宁不知道他的党能否保持住政权。在发生革命后过了两天，他经直通电话同赫尔辛福斯陆海军区域委员会进行了通话：“有消息说，克伦斯基的军队已经迫近，并占领了加特契纳，因为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疲乏不堪，所以迫切需要最迅速最有力的增援。……能派出多少我们就要多少，但是必须忠实可靠，有作战的决心。”①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多的。列宁还问及赫尔辛福斯“你们能够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吗？”②“你们有备用的枪支和弹药吗？尽量多送一些来。”③

　　形势是不稳定的，所以列宁在政治方面不能够对形势掉以轻心。他不止一次地使自己的那些动摇的拥护者们和国家相信，他是希望避免国内战争的。他说，他力求同农民联合起来：“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④

　　列宁承认：他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宿敌的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着农民的大多数。列宁承认这些时，心情未必会是愉快的。他的承认是迫不得已的。他仍然把未来的立宪会议看作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列宁谴责了那些批评他的和平建议的同志，他们说这个和平建议不是要求各交战国停止军事行动的最后通牒。列宁指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有可能不被接受。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6、2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9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41页。——译者注
⑤同上，参看14、15页。——译者注

　　新制度能否存在下去，首先决定于俄国能否退出世界战争。布尔什维克力求普遍地停止军事行动，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过有如下一个原因也许就够了，这就是他们想保持住政权，但是，1917年11月8日晚11时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①早在内阁（人民委员会）正式任命之前，就像克里姆林宫从那时起所颁布的几百个法令一样，被确定用来进行一种宣传：这种宣传使法令只能引起被呼吁者的怀疑，只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们觉得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所抱的目的是要获得无产阶级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要改善国际关系。如果像列宁所不止一次地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帝国而打仗的，那怎么能够指望各交战国的政府会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呢？要知道法令中接着就谈到：工农政府认为“立即缔结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就是这样的和约。②

　　紧接在这个建议后面的两段话说明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再下面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同谁签订和约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9--1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9页。——译者注

　　法令接着指出，彼得格勒“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有趣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苏维埃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是否想到：在这个和平法令所呼吁的政府中任何一个政府这时都根本没有收到用社会主义术语写出的文件，因此这些政府是可以对这样的呼吁不予理睬的，认为它是厚颜无耻的。另一方面，有人把法令的语调缓和了一下，加进了下面一些话：“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决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但是在这之后，法令的起草人又使用起刺激人的宣传腔调来，并建议缔结停战协定，“停战时间最好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这是不是说，不列颠的代表团应当包括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贝陀因人和苏丹人，而法国代表团应当包括摩洛哥人、塞内加尔人和安南人呢！），“同时也使各国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①（在这里，法令的起草人竟敢教训各交战国，指示它们应当怎样进行民主的和宪法的文牍处理工作。）

　　最后，“工农临时政府”（这是苏维埃政权当时出于对未来的立宪会议的尊敬而谦虚地称呼自己）“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接着列举了他们的贡献。最后表示希望：“上述各国工人定会……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1页。——译者注

　　这个历史文献就是这样结束的。在这个文献中使人感到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力求实现和平，或者至少说力求实现短期停战；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呼吁的和与之谈判的那些政治机构和社会力量进行挑衅性的攻击。

　　产生这个二重性不是由于思维混乱，而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信心。新诞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没有指望它能够长寿。当苏维埃政权满73天（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多一天）时，通常不怎么表现出喜悦的列宁感到很高兴。他对《曼彻斯特卫报》驻俄国的记者阿瑟·兰塞姆（他同列宁保持着友好的接触）说，现在他十分满意，因为即使苏维埃制度灭亡了，那它存在的时间也超过了巴黎公社，它为未来的世界革命事业做出了比巴黎公社更大的贡献。接近列宁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不谨慎的情况下说出的一些话也证明：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力求保持住政权，另一方面也希望万一失败时能使自己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和平法令的正文中就反映出了这种矛盾的论据。这种论据对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的进程也产生了影响。当然，对世界革命必然爆发所抱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布尔什维克的思维中始终是习以为常的最高原则。但是在1917年底至1918年初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论题：苏维埃对自己制度的长久性估计不足。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外革命不爆发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得住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国外的革命才能够给俄国带来和平，才能够巩固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因此，列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结束自己关于和平的报告时使用了明确的预言：“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3页。——译者注

　　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在自己的《回忆录》第二卷中写道，他只是到了11月21日才接到了关于成立苏维埃政府的通知书和关于和平的法令的文本。法令虽然进行了广播，但是过了13天才把它交给各外国政府。布坎南把法令寄给了伦敦，同时建议不要对法令作出回答。他建议下议院不要作出回答，而要发表一个声明。11月23日，外交国务副秘书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以不列颠大臣内阁的名义发表了如下声明：“极端派分子在彼得格勒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将直接违反1914年9月5日的协议（协议规定各盟国不要去进行单独和谈。——路·费·注），如果俄国人民容许这种行动，那他们实际上就使自己处于欧洲各国习惯形成的共同体之外……对这样的政府我们是不打算承认的。”①

①米达·马格内斯《俄国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纪实》1919年纽约英文版第14页。

　　这些话里已经预先说出了在列宁生前和死后各大国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

　　布坎南本人承认，在当时驻彼得堡的艾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将军的影响下，他改变了主意，因此他于11月27日打电报给伦敦外交部，建议“采取惟一保险的方针：使俄国放弃它所讲过的话，并告诉俄国人民，鉴于战争使他们疲惫不堪以及任何一次伟大革命所必然带来的破坏，我们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是愿意根据德国提出的条件同德国缔结和约呢，还是愿意站在盟国一边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至于盟国，只要它们还没有在全世界得到和平的可靠保证，是决不打算放下武器的……要求从俄国得到一磅肉并坚持要俄国履行1914年协定中所规定的义务，我们认为这都是对德有利的。”

　　如果大使在6个月以前发出这样一封电报并说服自己的上级，使他们相信这封电报中所讲的是合乎情理的话，如果其他西方各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也能这么做并且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在历史上，或者是在天上，都不曾有过任何东西能够预先决定已经发生的事件。但是，从1917年年中直到1918年11月这个期间，盟国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所以，虽然布坎南的建议在1917年11月30日盟国的巴黎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劳合－乔治首相、外交秘书阿瑟·巴尔福和威尔逊总统的特派员埃德瓦尔德·豪兹的某些称赞，但并投有产生任何结果。西方各国认为俄国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力求获得和平是一种背叛行为。不能去责怪它们，因为它们遭受的牺牲太大了，因此除了获得彻底胜利而外，战争的任何结局在它们看来都会是对牺牲者和残废者的一种嘲弄。合理的论据被放到了一边，支配政治的是感情。在战争的血泊和喊声中，任何时候都难以去思考：十年之后或者甚至是一年之后，世界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从这个观点看来，协约图企图防止俄国、甚至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退出战争，以免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自然的。

　　德国的立场正相反。在德皇威廉及其伙伴看来，同俄国媾和可以使他们有希望获得某些好处，而任何一点好处，甚至是最小的一点好处，他们也觉得是重要的，因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旷日持久，对战争的结局没有信心。由于那些肩负着当前迫切任务的政治家们目光短浅（这是他们通常患的职业病），德国人就能够比西方各国政府容易得多地找到一条同俄国谈判的道路使俄国摆脱战争，他们也能够容易得多地预见到俄国未来几十年的历史上将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企图加以防止。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俄国的盟国一方面感到愤怒，但同时还仍然竭力把俄国留在自己的阵营内，而德国则同意谈判。

　　对苏维埃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它同意同德国谈判的这种态度有可能导致西欧牺牲俄国而同德国单独媾和。温斯顿·邱吉尔就描述了这种勾结的可能性：“德国在俄国获得了许多大块占领地以及盟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着仇视和蔑视，这就使德国有可能在领土方面向法国作重大的让步并建议英国完全恢复比利时。由于俄国背叛盟国的事业而消除了它在领土方面的要求，这同样促使它同奥地利和土耳其取得和解。这些就是这种很大可能性的前提。这种可能性是最近才出现的。”

　　“但是鲁登道夫根本不想这样作。”邱吉尔说，鲁登道夫不去这样作，而是决定在西线发起“最大的进攻”，要在战场上获得战争的胜利。①不过，在柏林却有一批拥护和平的人，他们很有影响。维也纳也渴望和平，因为和平能够挽救它那摇摇欲坠的帝国。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有缔结单独和约的危险，因为他的皇帝正在同法国和英国进行着秘密的和平谈判。②

①温斯顿·邱吉尔《世界危机（1916---1918）》英文版第2卷第123一124页。
②波旁的赛克斯特王子《奥地利提出的单独议和的建议》（1916年12月5日一1917年10月12日）（附有查理皇帝的两封亲笔信和一份克尔南伯爵的亲手笔记）1920年巴黎法文版。

　　列宁和托洛茨基当然不能够看出邱吉尔的想法或者是猜透维也纳的意图。但是空气中充满了关于背着俄国和牺牲俄国来进行勾结的传闻。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格里戈里·索柯里尼柯夫的一组文章（发表在1917年10月2日、4日和7日几天的报纸上），总标题是：《和平谈判的前夕》。索柯里尼柯夫援引了关于英国、法国和德国靠牺牲俄国来“单独”媾和的传闻，并引证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对此所作的评论。罗马教皇也发出了和平的号召；据索柯里尼柯夫说，德国的外交部长理查德·冯·屈尔曼男爵建议解放比利时；切尔宁说，他放弃奥地利的割地，他“要在战后新的国际基础上重建欧洲”。在索柯里尼柯夫看来，这一切都意味着“确立资本主义奴役者对被压迫群众的牢固的国际统治”。索柯里尼柯夫断言，连罗马教皇也想要这样的改革。“威尔逊总统和盟国中进行秘密外交的其他一些强盗都提出了同样的改革。只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这就是，消灭资本家的垄断权力。”索柯里尼柯夫最后说，勾结正在准备中。“幕后的外交在狂热般地进行……帝国主义者在准备缔结和约。”

　　很清楚，在没有俄国参加的情况下由两个敌对集团来缔结和约，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这是索柯里尼柯夫所害怕的，也是列宁所害怕的。不过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都同样反对同西欧进行和谈。因为他们希望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保持住所掠得的俄国领土并实现对欧洲的统治。西欧在战争的第四年也没有下决心要在没有战胜德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来缔结和约。这样看来，虽然普遍和平到处都迫切需要，但是这一切因素加起来就使普遍和平迟迟不能实现，——于是救生圈便扔给了布尔什维主义。

　　结果，只有苏维埃人和德国人出现在偏僻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和谈桌旁。

　　德国既然忘记了过去的流血和还将要流血，那它在这个时刻是有理由感到高兴的。把东线的“事实上的停战”变为就和平达成协议这一前景使德国有可能从东线撤走军队，振奋德国的精神而使西欧感到沮丧，此外，根据俄国内部的崩溃程度还有可能使德国再夺得一些割地。恺撒的军事长官们的自信心足以使他们幻想着要以流血取得的胜利来结束战争。

　　从布尔什维克方面说，他们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是难堪的和孤立的。他们只指望鲁登道夫开恩了。如果他们不服从，那鲁登道夫尽管自己的部队还没有补充齐全，他也能够占领彼得格勒、乌克兰及其他地方。列宁在1920年12月6日回忆起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那些日子时说：“当时，我们在军事方面等于零。”①苏维埃政府那时没有力量保卫国家。作为预防措施，列宁甚至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这事发生在1918年3月。从那时起，克里姆林宫（而不是斯莫尔尼宫）就成了苏维埃的别名。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60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看到敌人手中有各种王牌（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便下决心靠着自己在信念上的勇敢来行动。他们认为在德国的莫洛赫①面前表现胆怯，就意味着在自己家里受到了敌人拼命的攻击，就意味着遭到了西欧的敌视和戴尖顶钢盔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残酷行为。所以苏维埃代表团作出了一种挑衅性的姿态。它企图贏得时间。它提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要求，从而使自己强大的敌人感到惊讶，感到愤怒。布尔什维克由于没有力量在武力的决斗中战胜德国，便把德国召来进行思想上的决斗，把对手打下马鞍来。

①莫洛赫是古代腓尼基等国以火烧儿童为祭品的太阳神，是残酷、强暴的象征。——译者注

　　对苏维埃来说，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会议既是在它们所不习惯的外交方面的练习，也是在它们所习惯了的宣传方面的练习。

　　作为和谈的预备步骤，11月20日，列宁、民族事务委员约瑟夫·斯大林和赤卫队司令尼古拉·克雷连柯经直通电话同在莫吉廖夫大本营的俄国总司令尼古拉·杜鹤宁进行了通话。他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布尔什维克坚持要在各条战线上同德国军队、奥地利军队和土耳其军队立即停战。杜鹤宁对新政府的权能表示怀疑。当时克雷连柯被任命为他的继承者。当克雷连柯带着水兵护卫队来到莫吉廖夫时，杜鹤宁进行反抗，于是被士兵当场击毙。

　　克雷连柯接着就下令停止“射击和联欢”，并下令恢复纪律。11月27日，俄国的全权代表蒙着眼睛通过了德国的防线。他们就停火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和谈定于12月2日开始。谈判地点选在德国东线的大本营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在俄国的阵地上到处是一片混乱和涣散景象。由于在沙皇制度的最后一年中士兵大批地开小差以及在民主共和国存在的那无政府状态的八个月中，士兵继续大批地开小差，所以军队只剩下一张皮和一把骨头了。军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几乎已不复存在了。士兵们认为，既然反正一定要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以及保加利亚实行停战，那干吗要冻死在战壕里呢？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他们想回到家里要把分给自己的那一小块国有化了的可耕地弄到手。工人们想看一看新的劳动制度到底怎样，他们想摆脱虱子和寒冷。对俄国人民来说，世界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了。

　　布尔什维克首都的居民们遭受着饥寒交迫之苦。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情况也是这样，或者更糟。白色分子和红色分子之间的国内战争已经切断了俄国北部和中部同南方那些粮食产地和燃料产地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党除了遭到保皇派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敌视外，还在战争、和平、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经受着内部反对派的压力。在苏维埃政权那里，力量很少，忧虑却很多。

　　首都彼得格勒一片黑暗，很不美观，思想上也十分混乱。外交部的职员们拒绝同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进行合作。在11月17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有点类似苏维埃的议会）的会议上，速记员们宣布罢工，这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抵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怠工”）。

　　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统计，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30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69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24人，孟什维克——68人，等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代表670人。这样看来，布尔什维克未过半数。

　　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的是扎克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成了后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发生矛盾的根源，并且在苏联历史和对外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扎克斯是就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谈判提出这个问题的，这就是他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扎克斯问道：“但是，既然我们把搭在彼岸的桥梁炸毁了，那我们能不处于完全孤独的状态吗？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西欧在可耻地沉默。社会主义是不能够靠颁布命令来实现的。”①

　　列宁生气了，因为作为苏维埃的全部战略基础的他的基本思想即“火星”理论受到了怀疑。他声明：“‘西方在可耻地沉默’这种说法，出自一位国际主义者之口，是不能容许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德国和西欧的工人群情激愤。”列宁承认，上层分子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却违反自己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们的号召。”列宁说明了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因为1917年7月和8月间，一部分德国海军曾起来造反。“斯巴达克派正在日益紧张地开展自己的革命宣传活动。为无产阶级的理想进行不倦斗争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声望愈来愈高了。”所以“我们坚信西欧一定会发生革命”。②

　　列宁相信，俄国的火星一定会点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定将挽救并巩固俄国的新制度。但是在过渡时期，这个制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苏维埃政府的成员眼下全是布尔什维克。它远没有得到所有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铁路员工的一个重要工会即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全俄铁总执委会）要求政府应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开始同全俄铁总执委会进行谈判。③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第582页上的第21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6页。——译者注
③关于全俄铁总执委会事件，见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1917一1939年的苏维埃革命》（悉尼·胡克序）1962年纽约英文版第5章。

　　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的那些社会主义者指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太窄了，使它应付不了正在开始的国内战争，克服不了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打算，在万不得已时，将只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他们指望以此来分裂坚持反列宁立场的社会革命党。

　　这个问题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危机。1917年11月17日，布尔什维克内阁的4位成员——工商业人民委员维·诺根、内务人民委员阿·李可夫（后来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农业人民委员弗·米柳亭和粮食人民委员伊·泰奥多罗维奇——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另外有5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加入了他们一伙，这5位布尔什维克声明：“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由所有的苏维埃政党组成……我们认为，除此而外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依靠使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就会把大批的无产阶级组织排除于政治生活的领导之外，就会建立起一种不负责任的制度。”①同一天，诺根、李可夫、米柳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签署了一项内容与此类似的声明，他们谴责一党政府，并推卸掉了自己“对这项遭致灭亡的政策”应负的责任。②根据这一点，他们宣布退出党中央。列宁把他们的这一措施称之为对革命的“怠工”。当这些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人对查封反苏维埃的报纸提出抗议时，列宁报之以讥笑。

①《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第551页。
②同上，第551一552页。

　　辩论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叛逆者们又回到了中央。列宁获得了胜利。未来的一党暴政的灾祸把一条长长的暗影投射给了这场辩论。说“西欧在可耻地沉默”的扎克斯以及赞同他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分裂派教徒们已经预见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个虚弱的制度为了一直支持到欧洲社会主义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它是一定要采用恐怖手段的。因此，扎克斯一伙宁愿要一个牢固的联合政府，而对于西欧的赤色的反光则没有存多少幻想。列宁责备了这些信心不足的人。但是，如果欧洲不驳倒关于可耻的沉默这种责难，如果欧洲不用雷鸣般的革命语言来讲话，那么苏维埃制度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连列宁对此也表示怀疑。

　　因此，苏维埃的代表们一方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同外国的外交家们进行着谈判，而同时却把眼睛斜视着西欧，指望能在地平线上看到红色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