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伊里奇永在

波·索·魏斯布罗德



  我曾有幸见到列宁并与他交谈。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1],但在我的脑海里还深刻地保留着许多印象和回忆。我想加以叙述的,可以说不是往事的回忆,而是一种感觉,是列宁散发的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过去没有消失,将来也永远不会消失。
  对于革命的敌人,列宁的憎恨是非常强烈的,但对于那些他认为对党的事业和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的爱护和关怀却是巨大的,无微不至的。我亲身感受过伊里奇的这种关怀。
  1919年10月,国防委员会委任我为土耳其斯坦和西南战线防治流行病非常委员会主席。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委员会面临的工作,跟我详尽而周密地谈了半个小时。他交给我一份由他亲自签署的委任状,并决定采取措施,使我便于执行任务。所以,除了正式的委任状之外,他还给了我一封他的亲笔便函。一旦出现困难,这封便函会给我提供方便。
  我们告别了。我正准备启程,可是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某个机关去。到了那里以后,我遇到了一个裁缝,原来他得到指示要给我量尺寸赶制一套皮衣。最后,我才弄明白,这是列宁考虑到我当时的工作条件,才吩咐这样做的。
  临别时,伊里奇嘱咐我,要我在碰到困难时立即通过直达电报跟他联系。但是,尽管我在前线的防疫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我可不愿轻易利用他的许诺,尽量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地解决一切问题。
  有一天,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我决定从萨马拉打电报给列宁,向他报告医务人员,特别是中级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的问题。不久,我被叫去看一份直达电报。狭长的电报带上写着,列宁答应采取紧急措施来帮助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动员了一批牙科医生充当中级医务人员。此外,还让卫生人民委员部派出一批医生去前线工作。前线很快得到了必需的医务人员的增援。
  在这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前线防疫工作方面的其他一切要求,同样也是很关心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根据列宁的指示,我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备用物资中领到了十一车厢供病人使用的被服。
  有一天,我们要开赴南方战线[2],正当我们全体委员坐在车厢里,等待列车从喀山车站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到站长那儿去听电话。那是充满节日气氛的一天,委员们不免惊慌起来。出了什么事了?莫非这次行动取消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是伊里奇打来了电话。他想了解一下,我们安排得怎样,是否单独给了我们一节午厢,车厢里是否舒适,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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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里奇比任何人都善于关心周围人的健康。列宁忙于国事,领导着千百万人的斗争,同时还敏锐地、慈父般地关注周围的人们,每当他发现某人有患病或劳累的迹象,他就提请他注意。
  “魏斯布罗德同志,他的脸色不大好,您最好去看他一下,”列宁请我去看某一位同志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他那里需要些什么。我给您派一辆汽车。”
  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您是国家的财富,您这样轻率地对待自己,您可要负责任!”伊里奇常常对苏维埃工作人员这样说。
  列宁对别人关怀备至,可是他本人的生活却非常俭朴。
  伊里奇被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3]恶毒地打了一枪,受了重伤,多亏他偶而一扭头,才使自己幸免于难。不言而喻,我们这些守护在病床旁边的医生,为这位伟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每一个劳动者都心甘情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列宁看到并感到了这一点,他尽力宽慰我们,让我们相信,他的身体已经好转,不需要医务人员的特别护理。
  “你们干吗坐在我旁边,难道医院里没事干了吗?”列宁说。
  列宁的健康恢复得很快。每天都有专门的公告向全国报告他的健康情况。人民的爱戴和不安的浪潮涌向抢救领袖生命的病房。他们成千次地来信或打电话,要我们不断回答他们的问题,发布新的公告。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列宁拿起一份即将发布的医疗公告,亲笔在上面补充说,他自我感觉良好,请不要过多询间,以免打扰医生。
  这件事说明,列宁尽力使他的护理人员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劳动和麻烦。
  为列宁的健康状况大大好转以后,我回到我的市第一医院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医院的工作十分关心。他经常问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病员的营养品够不够,从哪里弄到的,怎样弄到的,等等。
  列宁刚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错,就不顾医生的劝告,立刻恢复了紧张的工作。就在列宁受伤之后不久,有一天夜里,我应玛丽亚·伊里尼奇娜[4]的请求,给人民委员会会议厅挂了一个电话,请他们催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会场。
  “对他毫无办法,”雅·米·斯维尔德洛夫[5]同志回答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结束会议。”
  有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爱孩子的事情讲得很多,写得也很多。我经常看到这种爱的流露。但是,如果仅仅说列宁爱孩子,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在我们国家里,爱孩子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正确对待孩子,一味用哄和逗的办法来博取他们的信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菲常懂得孩子的心理,他善于用对待成人的严肃朴实的态度对待孩子。
  1920年在哥尔克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花园里散步。一个小女孩迎面跑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了下来,默默地用赞美的眼光注视着她。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孩子的爱抚的神情。小女孩也停住脚步,睁大眼睛,不声不响,一本正经地望着列宁。我突然叫了她一声,要她走过来;这样做自然把害羞的小女孩吓跑了。可以看到,列宁是多么懊伤地目送着孩子的背影离去。他责备了我这种看来是细小的,然而是粗暴的教育方面的错误。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74—477页
(谢载福 译 顾柏林 校)





[1] 本文写于1940年。——编者注

[2] 1920年1月6日。——编者注

[3] 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 Ефимовна Каплан, 1890年2月10日——1918年9月3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30日刺杀列宁未遂,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4]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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