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幸德秋水 -> 《社会主义神髓》（1903）
题解
平野义太郎
一
夏目漱石在他的小说《从那以后》里描写了日本的特务政治：派警视厅的特务整天到处追踪着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独特的笔锋，把这种政治讽刺为“现代滑稽的标本”。司法当局并未掌握任何“大逆不道”的事实证据，而审判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竟然对幸德秋水等人判处了绞刑。当时住在粕谷村的德富芦花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预言道：“皇室的寿命将缩短”，“革命终将到来”。石川啄木也由于这次“大逆事件”的影响，思想有了转变，写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及其附带现象》一文。秋水的思想就这样地震动了天皇制下的整个日本。
从那时起，日本统治阶级从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里没收了幸德传次郎（号秋水，1871年（明治4年——1911年〔明治44年〕）的全部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事实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就连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也一直忌讳用“社会医学”作为讲座的名称。因为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都一律被看做和“社会主义”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如此，秋水在狱中完成的《基督抹杀论》一书在他被处死后还是得到正式批准而出版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这本书反而未能重版（出版《选集》时，也因顾虑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检查，而把它抽掉了）；他的另一篇名著《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直到最近才被列入《岩波文库》里出版。这难道说，四十年前死去的秋水，今天仍然在使统治者发抖吗？看来，“死诸葛惊走生仲达”这句古语，也适用于秋水的场合。
总之，残暴的国家权力和眼睛看不见的压力，把秋水的著作长时期埋没了。他在被宣告死刑（1911年1月18日）到上架（同年1月24日）的仅仅四天里，在暗淡的灯光下挥动着因为严寒而冻结的笔写成的那篇宏论《论暴力革命》——《狱中手记》，死后也没有交给遗属，经过四十年，到这次大战结束为止，一直被封存在衙门里。这就证明了，所谓“大逆事件”彻头彻尾是统治阶级的捏造，这件事使他们感到多么的理亏胆怯啊！（神崎清编《狱中手记》《大逆事件记录》第1卷。）
二
《社会主义神髓》、《帝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三部著作，反映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幸德秋水最活跃时期的思想内容。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在明治36年（1903年）7月出版，到同年11月已出到第六版，明治38年（1905年）又出第七版，流传极广，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出了四种版本。其中，《社会主义的主张》（第四章）和《社会主义的贡献》（第五章）这两章，可以说没有任何别的日本人能够这样系统地写出来，所以特别受到日本青年的爱读。
这些著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的文献，在其中引用了美国伊利教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参考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论著。通过它们，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特别是以秋水为中心的比较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水平、他们所受到的国际思想影响。
本书又在明治40年（1907年）3月，由中国人创生翻译成中文。（中文版《社会主义神髓》，东京奎文馆书局出版。）
《社会主义神髓》的初版，是由《万朝报》社出版，后来东京堂也参加这一工作，其第七版是由分社出版。
秋水发表这部著作不久，就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日俄战争的斗争。他所起草的《日本社会党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言》（《致俄国社会党书》），曾刊卷在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上，《火星报》的复信也登载在《平民新闻》（明治37年即1901年3月13日第18号）上。这样，就在统治阶级所动的日俄战争的高潮中，两国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携起手来，并且缔结了日俄两国社会党的反战同盟。（详情参看平野《国际和平与幸德秋水》，《世界的社会科学》第1号白日书院，昭和23年即1948年。）
（社会主义神髓》出版的翌年，就在日俄战争的最高潮中，由于秋水和堺枯川（即堺利彦）两人的苦心合作，完成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译本（明治37年即1904年）。这个译本出版后即成为定本，曾在很长期间内社会上广为流传。秋本在《神髓》中也指出，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由来及其发展趋势，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以来，社会主义已俨然成为一门科学理论”（第六章《社会党的运动》）。《平民新闻》因为刊登《共产党宣言》而被提起公诉，各国社会党曾对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1905年1月15日。）
现在，bourgeoisie（资产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这两个名词已经完全成为日本语了；而当时秋水为了翻译这两个名词，却费了很多心血。
“社会党常用的bourgeoisie这个名词，以往有人译为中等市民，有人译为资本家、富豪或者绅商，都不能完全表达社会主义者所谓bourgeoisie的含义。我在几年前和堺枯川合译《共产党宣言》时，两人研究了好久，最后才同意把它译为'绅士阀’。当然，这里所谓绅士，并不是指品格高尚的gentleman，而只是日本语里的所谓绅士即老爷的意思。我想，它可以表达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中等以上的阶级。”（秋水：《翻译的苦心》。）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中译本，是从幸德秋水的日译本转译的，bourgeoisie 一词也译作“绅士阀”，这是与中国特有的“绅士”一词相符合的。（平野：《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的嚆矢》，《社会评论》杂志，昭和23年即1948年2、3月号。）
三
明治时代日本有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文献《社会主义神髓》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绪言》指出，“殖产革命”（产业革命）的结果，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近代文明的华美和光辉灿烂”呈现了“壮观”；但另一方面，内部矛盾也随之加剧，“人类的痛苦和饥寒，日深月甚”，人民大众的贫困，中小企业的破产，社会矛盾的扩大，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果果真不能符合于人道、正义与真理吗？”“这怎能叫做真理，怎能叫做正义，怎能叫做人道呢？”“唉，唉，到底谁能解答这个谜语呢？”
第二章探究“贫困的原因”，他说：“近来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贫富越来越悬殊”的原因，在于一切生产机关（即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为资本家、地主所垄断。“是因为他们（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换言之，即没有资本，没有土地”，“治疗的办法”“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剥夺过来，移交给社会人民公有”——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又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
第三章《产业制度的发展》，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公式出发，对人类历史做了概括说明：各个时代的经济，由于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分成不同阶段，并且合乎规律地由原始共产社会而奴隶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地向前发展。
接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的“集中”，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以及工业预备兵（产业预备军）的产生。在这里，他把value一词译成“价格”，固然不够正确，但是指出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创造“价格”（应该是“价值”），简单地而又正确地说明了“剩余价值”。接着指出，由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影响，使资本积累和企业集中，发展为“同业者大联合”和“托拉斯”的形式，而在“世界各国的产业几乎全部为托拉斯所垄断”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达到了顶点。
这一章的结论是：“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发展，终于……达到不能容许少数资产阶级存在的地步。换言之，即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家个人占有制无力支配生产力；同时，生产力本身也以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将彻底消灭今日社会制度的矛盾……这难道不是正导向一大转变吗？难道不是已经面临一大破裂的危机吗？”
第四章《社会主义的主张》，指出了社会主义有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归公有”。他说：
“近代社会主义主张土地资本归社会全体人民公有，主张全体人民均沾由此产生的利益，并且还主张废除向来具有经济意义的地租和利息。”
“资本集中合并的结果就必然使各种企业尽变成垄断企业。……现在的问题是，让这些垄断企业仍然归少数阶级私有呢，还是把它们收归社会公有而加以统一呢？二者必居其一。”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转化的过渡阶段，但秋水还未能提出这一点。（列宁在 1915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第九章和 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才明确了这一点。）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生产的公营”。他说：
“社会主义不但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还要公选代表进行经营，而这种经营一定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没有失业者，同时，这还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因为在共同生产的情况下，没有利息，没有地租，没有游手好闲而能剥削别人劳动果实的手段。”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
“除了首先把收入的一部分充作生产资料的保养、扩充、改进以及后备之用外，其余部分应该全部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供其消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不但享有对疾病、灾祸、衰老的保险，而且享有受教育、娱乐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保险。”
关于公平分配的标准，他不同意分配物的数量和质量必须完全一样的巴贝夫的主张，也不同意按照技能贡献的高低给以不同报酬的圣西门的主张，而是采取了按需分配的路易·勃朗的主张。但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没有加以说明，这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基本原则是：“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供“每个人消费”他说：
“社会生产的目的虽然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但不必要都归私有“如学校、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是作为公有财产……让人们自由使用。”“将来经济组织更加统一，社会道德更加提高以后，就将共同使用社会收入。”
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人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社会为每人生产必要的衣食。有分配而无商业。有计划而无投机。有协作而无争斗。哪里会有生产过剩呢？哪里会有危机的袭击呢？人类决不受财富支配，而能充分支配财富。”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贡献》的结论：“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这句话，真可以说是本书最出色的名言。他又说：
“从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就是人民自治。”“社会主义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和干涉，不仰赖少数阶级的慈善施舍。这种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因为这是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由人民掌握的政治，所以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
“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战争一旦爆发，就要耗费多少亿国帑，牺牲千万人命，国家社会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赢得’少数军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人类的灾难祸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甚的吗？”
“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没有贸易市场的竞争，物产丰富，分配公平，人人各自安居乐业，还要为谁扩充军备，为谁发动战争呢？这些悲惨的灾难祸害，将为之一扫而空，天下一家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现。”
四
读者应该特别重视的是，附录中《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与公民立法》、《社会主义与妇女》几篇文章。
第一，他在这里已经引用了恩格斯所说的作为统治阶级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消亡。
他在《社会主义与妇女》一文中，反对从来的社会制度把妇女作为男子的玩物，主张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使之具有独立的人格。
第三，如果要为占人民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贯彻民主，那么，仅仅实行议会代议制，还是难以达到目的。所以秋水从很早以前就主张实行公民投票（referendum）和修改宪法的公民创制权（initiative）。当时，即使在美国也很少采用这种市民的民主主义最高形式，第一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有罢务权的是1908年俄勒冈州通过的一项法律。
然而，秋水主张实行“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权”，是在1903年。而且这就是为了摧毁日本的专制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民主主义各国的宪法，不是实行间接的民主，而是实行直接的民主，所以这种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权被广泛地采用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一条以下条款）。这和日本一部分人高唱复古的滥调，甚至主张废除宪法中仅有的关于修改宪法审查最高裁判所法官审判（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第七十九条）的公民投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的这些日本人对于四十年前的秋水，能不为自己的反动行为而感到惭愧吗？
五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从社会科学已经进步的观点来指摘本书的缺点，并不困难。本书第一至第三章关于经济的理论以及对社会经济史的理解，非常肤浅，这是因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社会科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秋水因为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以致把唯物史观曲解为进化论；因为不了解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以致具有社会主义自然成长论的倾向，从而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缺乏认识。（盐田庄兵卫：《幸德秋水选集》第2卷解说。）
但秋水在那时已经明确地把握了社会变革的必然规律（本书第七章《结论》），讨论了经济发展的诸规律，开始正确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衰运》，《选集》第2卷，第24页以下）。他这明敏而锐利的预见，是来自他作为革命家所具有的直觉的敏锐性。
今天在暴风雨般地发展着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一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理论的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有秋水所不可能探讨的消灭“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等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在这个时候，我们日本为了整理以往的理论，也有必要再次重温为日本奠定了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神髓》这本书。
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的秋水的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编《幸德秋水选集三卷》（世界评论社，昭和25年即1950年），第一卷包括《兆民先生》等篇，第二卷包括《社会主义神髓》《长广舌》《共产党宣言》，第三卷包括《平民主义》；龙吟社版《秋水三名著》昭和22年即1947年），除了《神髓》以外，还包括《神愁鬼哭》。传记方面有：丝屋寿雄的《幸德秋水传》（三一书房，1950年）；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编《幸德秋水评传》（伊藤书店，1947年）；师冈千代子著《关于我的丈夫幸德秋水的回忆》（东洋堂，昭和21年即1946年）。关于“大逆事件”的著作有：渡边顺三著《幸德事件的全貌》（社会书房，1947年）；宫武外骨编《大逆事件颠末》（龙吟社，昭和21年即1946年）；神崎清编《狱中手记》（《大逆事件记录》第1卷实业之日本社，昭和25年即1950年）。
（195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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