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绪论 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1]
波立陶：虽然我并不打算使您变成一位先知，但我们这次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鉴别即将开始的世纪的一些发展趋势。我之所以向您请教这些问题，并不是把您当作一位占星家或者预言家，而是把您当作一位著名的职业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您在您的著作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并且这个“预测的任务”被历史学家错误地疏忽了。按照孔德[2]的解释，您所说的预测是我们所拥有的的知识的一部分。阐述未来也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奥地利无法逃脱被希特勒吞并的厄运，您的岳父于1937年将他的生意由维也纳转到了曼彻斯特。遗憾的是，并没有更多的犹太人能够做出同样的预测。根据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您是否愿意尝试从20世纪的结合点开始、从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点开始，概述一下新千年的总体发展趋势？
霍布斯鲍姆：我们经常问一下自己，未来将会通向何方，这是我们生活与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大家都要进行这种尝试。然而，预测未来必须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未来的事件必定与过去的事件有某种联系，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用武之地。他们并不是追逐利益，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只是去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历史学家们可以尝试揭示过去那些重要事件的要素，并且鉴别出这些事件的发展趋势与存在的问题。这样，我们虽然肯定会有所保留，但必须试着进行预测。我们必须明白模仿算命先生所面临的危险。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需要懂得未来的许多事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只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件是不可预测的，而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的真正问题，是要理解这些事件是如何重要、以及它们将会如何重要。有时候通过分析可以揭示出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有时候则不能。
例如，对于一家保险公司来说，我们坐着谈话的这间房子是否会在下周烧毁，这并不重要。而对于所有保险公司来说，为了使它们的生意能够获利，需要知道这间房子失火的总概率。另一方面，我作为这间房子的主人，知道在今后几天内它是否会着火，这就更加重要了。此外，如果20位年轻女子与20位年轻男子在夏天去野营，那么他们之间建立关系的概率将会很高。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知道谁与谁之间没戏。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就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发生某一事件的概率。有时候一些事件对于旨在进行预测的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候却很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还非常显著。这些因素就是预测的局限性。
因此，在这个谈话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今天出现的问题，并且确定这些问题出现的概率。有时候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将非常高，而其他问题则可能被完全不可预测的事件陷入混乱。就拿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3]这件事来说吧，即使我们尚未了解这起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但它肯定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起事件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
波立陶：我请您对下世纪进行预测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您是一位历史学家。您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提前结束，这使您闻名于世。如果您的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已经在新世纪生活10年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素材来概括地描述这一点？这种新纪元的特征可以确认了吗？或者说我们仍处于结果难料的过渡期吗？
霍布斯鲍姆：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选择1991年作为这个短暂世纪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将1914年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则更为容易），但是，当我于1994年撰写我的书时，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我选择那个时期，主要是为了图方便。确切的日期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说教或者从方便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总是重要的。让我们以科索沃战争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北约轰炸的第一个晚上[4]作为战争的开始，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知道，科索沃危机可以回溯到许多年以前。1992年，我们已经知道科索沃危机将要变得严重了，而且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将美国的这些利益正式通知南斯拉夫，并且甚至通过向马其顿派遣军队而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些利益的关注。然后，波斯尼亚危机使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了。不过，随着那场危机的结束，我们可以确定，塞尔维亚开始进行种族清洗以及科索沃解放军爆发武装反叛的日期，就是战争开始的日期。
换言之，挑选一个特定的日期是一种惯例，并不是历史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短暂世纪的结束，只有一个明显的指示器。我们知道，自从1973年[5]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现在仍然认为，而且如果你相信的话，在康德拉捷夫[6]的长波理论中，这个时期注定在19世纪的某个时候就结束了，至于到底何时结束，并不清楚。我认为，新世纪在10年前苏联解体时开始了，而且与一个严重的危机，即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相一致，从而为时代的变革选定了一个合理的日期。然而很明显，随后在1997-1998年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从而标志着本世纪的结束。只有在某一个时期已经结束好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这个时期到底是何时结束的。
例如，我们可以说，在1945年与70年代初期之间，世界经济经历了相对较小的波动；自从1973年以来，我们再次发现了自己处于非常剧烈的变动时期：1980-1982年、1990-1991年和1997-1998年的危机期。很可能有某一种相似的趋势是为我们的未来所储备着的，这就难于为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变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同样清楚的是，苏联解体的影响是严重的、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曾写道，它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并不把它看得太重。如果我今天能够重新撰写《极端的年代》一书，那么我在预测资本主义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在全世界扩张时，将会更加谨慎。作为苏联解体的结果，这种演化甚至比我在书中的预测还要进一步推迟。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是来自“短暂”的20世纪。尽管如此，对于新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一些了，因为未来的某些政治与经济特征已经较为清楚。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已经生活在新世纪了，这是无庸置疑的。在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非常清楚的是，东方共产主义政体的转变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今天的世界被这些事件的效果所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试着对这个新时代说点什么。
波立陶：您的这种历史信仰，即这种能够从过去洞察未来的雄心来自何处？我的意思是，谁是您的老师，谁引导您爱上历史学家这个职业的？
霍布斯鲍姆：我之所以喜爱历史，首先是因为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我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让我明白，历史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被马克思的思想所征服了，即历史是可以从总体上加以观察和分析的，并且它具有某种特征，我不能说它就是法律，因为那样会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老派实证主义的回忆，而是说它具有结构与模式，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
我必须要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老师对这类历史不感兴趣，我却开始学习这门学科，而且事实证明我相当擅长这门学科，我也因此而喜爱上了它。我也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它们同样是与社会演化相关的学科。我认为我从迈克尔·波斯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位来自东欧的移民，在剑桥当老师。他是唯一知道有关欧洲大陆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争论情况的人，也熟悉像马克思或者俄罗斯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这类人的学说。当然，作为一个“白俄罗斯人”，他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不过，他很有自知之明。在战后的10年中，我们这一代人从历史学家朋友们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们所举办的各类正规研讨会中学习了自己的历史，这些成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莫里斯·多布、E·P·汤普森、中古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是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发生了一些争论，许多是法国的。我与年鉴学派[7]有许多共同点，而分歧却只有一点。他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变化，具有永恒的结构，而我则认为历史是变化的。
波立陶：您从来没有否认您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责任，甚至当您的解释似乎已经被所发生的事件所彻底否定或者永远埋没的时候也是如此。根据您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后的今天，您的工作是否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令人感到困惑的和近乎先知预言式题目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到底该如何解释？
霍布斯鲍姆：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会是永恒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成功的结构，因为它能够不断进行变革，所以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其次，我们要研究惯常的做法，即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发挥作用的途径，以及为什么它产生或者未能产生变革的力量。例如，为了分析中国数百年内的经济状况，尽管具有这么多影响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素，你还是需要了解这个国家预防并阻止变革因素是什么。而在西方，恰恰需要了解相反的因素。因此，使我对历史产生兴趣的正是这种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尝试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揭示这些事件本身。我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准确地理解为什么世界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发展的，而是说它能够告诉我们，各种因素在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结合就能产生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以那种方式结合则不能产生那种动力。
[1] 西方占卜士用来预言未来的方法，宣称只要凝视水晶球就可以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用来形容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译者注
[2]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1798-1897）。于1839年提出了社会学的名称，把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说明社会内部的和谐状态）和社会动力学（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他的社会学以进步和秩序作为两个基本概念，为社会寻求安定发展，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局面，因此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后市民社会安定时器的理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者注
[3]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不幸以身殉职。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北约这一暴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并且成为国际外交史上最黑暗的篇章。——译者注
[4] 1999年3月23日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进行野蛮轰炸。——译者注
[5]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和增加本国在石油垄断企业中的股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斗争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其他产油国的联合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史称“石油危机”。——译者注
[6] 尼古拉·康德拉捷夫（Nikolay Kondratev，1892-1938），一译康德拉季耶夫，原苏联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他对主要西方国家从1780-1920年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活动从起到落的周期大约为50年，就像一个长波。这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波（Kondratev’s waves）”或者“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ev cycles）”。1920-1928年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从事教学并在企业活动研究所任主任。在此期间，帮助制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同意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斯大林计划中工农业不按比例发展。1938年复审时被判处死刑，死亡的日期与地点不详。1987年，他与许多其他无辜者一起被彻底平反昭雪。——译者注
[7] 20世纪国际史坛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主要由法国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改称《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的历史学家组成。该学派的第一代史学家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反对受实证主义影响的、以政治、外交史为中心的19世纪传统史学。第二代史学家认为决定历史运动的有三方面因素，表现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和思维模式是在“长时段”中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经济现象的起伏兴衰则在“中时段”中起作用；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则只对历史进程中的“短时段”起作用，不产生根本性影响。第三代史学家特别注重对“精神状态”史即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研究以及对在“短时段”中起作用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而忽视对在“长时段”和“中时段”中起作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研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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