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新千年访谈录(1999)
序言
“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接受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的采访,对新的千年进行考察,为新世纪的开始确立一些指导方针。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历史时期的著名划分方法,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本世纪在10年前就结束了。因此,我们能够从本世纪最后10年中的一些事件中“学习一些有关新纪元的东西”。
首先,正如20世纪这个“短暂的世纪”那样,新世纪是以[b]战争[/b]开始的,巴尔干再次成为导火索。但是,霍布斯鲍姆认为,不能将传统的分析范畴应用于科索沃战争。“关联比较大的是战争与和平的性质,这种性质在20世纪就发生变化了……巴尔干局势的新颖之处在于,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区别、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或者将要消失。”从19世纪直到冷战结束,存在着一些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到今天为止不再有效了。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战争,它们潜移默化地受到电视的控制与影响,而且作战方式是以高技术为主。霍布斯鲍姆非常怀疑科索沃战争的“伦理”特征:“我认为各国政府并不是为了是非而打仗——北约进行干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确定它自身在冷战后的角色。”
霍布斯鲍姆分析了多民族国家的危机以及[b]民族主义[/b]的高涨,并且谴责了那种因歪曲历史而制造国家神话的行为:“现在有一种风气,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对过去进行篡改。”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体制,迄今为止仍然支配着世界,有时是殖民主义,有时是核恐怖,他对这种体制危机也表示忧虑。能够取代这种体制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吗?我们是不是正在向另一个[b]美国世纪[/b]进发?霍布斯鲍姆认为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了,单个国家已经不能够支配它了。”在美国的革命传统中具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那种全球性政府的“妄自尊大”,这种倾向是危险的,“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越早制定出一项适合于超级大国的政策,因为过度地炫耀力量再也不足以支配世界了。”
对于[b]全球化[/b]这个本世纪最后10年最典型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对那种“一厢情愿”的普遍乐观主义不表苟同。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推行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这种体系迟早会与世界的多样性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发生冲突。此外,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鉴别全球化的不可逆性是错误的,因为它引发了1997-199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b]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b]”再也不会复活了。俄罗斯就是这种失败的一个特殊例子:“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国家,一些人突然决定完全采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最后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即一场真正的文明危机……今天,我们不能像评说两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的德国来评说俄罗斯,它目前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这个国家迟早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从欧洲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地区将在21世纪发生什么事情而已。”
霍布斯鲍姆考察了欧洲左翼政党的责任与未来。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结束以及共产主义模式失败之后,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些政党还没有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因而霍布斯鲍姆对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认为托尼·布莱尔“继承了撒切尔的衣钵”,拉方丹“由于过分左倾而不切实际”。这位历史学家对克林顿和沃伊蒂瓦也进行了评判,认为前者“将不可能制造历史”,后者是“唯一有勇气批评资本主义的名人”。他对法国的模式深表赞赏:“若斯潘是对的,市场经济是好的,但市场社会则是不好的。”虽然团结友爱的概念被私人利益所击败,不再是左翼的统一价值了,但它必定会被人们重新记起,公平仍然是一种可行的目标,“今天,这一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被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重新分配,而市场是不能履行这种职责的。”
尽管如此,全球化还是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并且促进了一种具有新的显著特点的[b]全球通俗文化[/b],这种文化是跨国合并、麦当劳、贝纳通以及像英式足球这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混合物。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文化强于地区与地域文化,而且这种同化将继续进行;他分析了这种同化在生活中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结果:幸福、社会等级制度与营养供给,“今天全世界公民的生活比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要舒适得多,以前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平等指数的增长以及全球化对自然与[b]环境[/b]的过度依赖。食物短缺将不会导致人类消失,特别是当[b]世界人口[/b]在2050年达到预计的100亿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要预测于1999年10月12日出生的第60亿个孩子的命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生活将完全依赖于他将出生于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今天的环境已经彻底变化了,不再有自然的生活环境,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不要沉湎于悲惨的预测之中,而是有必要与这种变化达成一种妥协,即开始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在感情色彩浓郁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表达了他对即将开始的世纪,他那新出生的孙子将要生活的世纪的希望。这位历史学家对他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涯进行了清晰的分析,虽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分析中仍然是有效的,但他也承认,“我所信奉的体制不起作用了”。他解释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然他在60年代就断定“梦想已经破灭”,但他决定不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不等于俄罗斯,而是人类现代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它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诞生的,并且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得到发展。”
对于20世纪,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即它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额和最差的世纪,这种非同寻常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巨大灾难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类进步方面……但是,显著的经济活力已经使公众组织发生分裂,基于这个原因,我对新的世纪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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