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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174]
（1849年1月28日和29日）
〔注释〕
[174] 这篇报道可能出自约瑟夫·魏德迈之手。
海德堡代表大会于1849年1月28—29日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巴登、普法尔茨、莱茵黑森以及符腾堡地区的一些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次大会表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兄弟会在其总的发展进程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举行了一系列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扩大了工人兄弟会的影响。
1848年12月27-29日，举行了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接着又举行了海德堡代表大会。此后，1849年2月10-14日在科隆举行了德国北部地区代表大会（参看注166）、1849年2月11-12日举行了图林根代表大会、1849年3月14日举行了哥廷根-符腾堡地区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参看注182）以及1849年3月2~4日举行了纽伦堡-巴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纽伦堡代表大会，1849年4月13日《新莱茵报》第271号作了详细报道。上述代表大会表明，革命的经验也在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焕发并促进了人们对政治斗争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同时激发并发展了人们对组织联合的追求。因此，工人兄弟会也日益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但同时并不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在试图实现工人运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进程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工人兄弟会和其他分散在各地的地方工人团体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科隆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1-2月进行了改组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的政治上最先进的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4月直接参与了这个发展过程（参看文件366）。
海德堡代表大会辩论的中心是分析批判1848年夏天组成的所谓法兰克福中央委员会（参看注158）的反动的行会观点。这种观点在革命的进程中日益失去影响，并且在法兰克福控制下的联合会中也明显遭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法兰克福帮工组织的领导人派遣了拥护反动的行会等级学说的温克尔布莱希教授，以思想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温克尔布莱希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会决议的基本条款如下：
“一、关于社会信条问题，留待下次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取得一致意见。
“二、为了避免工人的分裂，本次代表大会经有关委员会同意，特作出如下决议：
a．目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两个中央委员会合并成唯一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设在莱比锡，在那里领导工人组织并从各方面共同代表工人组织的利益；
b．把中央委员会在莱比锡出版的杂志《博爱报》确定为参加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各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三、决定成立一个全德工人同盟。但是，由于德国工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一个同盟的临时组织，由于代表大会相信上述两个联合起来的中央委员在下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会全力发展同盟组织，因此，大会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专门的组织章程。
“四、为各地区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通过下列规定：
“第1条：工人在各地组织成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工人定期举行集会，设法在会上作报告、讨论和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要弄清自己的地位、要求和未来。
“在工人自己认为必要的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业部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独立分支，以便讨论他们的物质利益，并通过总的联合会发挥作用。”（1849年2月9日《博爱报》第38号）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工作。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约瑟夫·魏德迈就从达姆施塔特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提供材料（参看文件332）。他是作为《新莱茵报》编辑同奥托·吕宁一起以来宾身份出席大会的。保尔和亨利希·施土姆普弗兄弟作为美因茨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斯蒂凡·波尔恩在代表大会后参加了美因茨民主协会，接着在科隆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参看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1898年莱比锡版第196—199页）。可以认为，他们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工人运动的组织问题，并对波尔恩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