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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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摘录
（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1]。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2]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3]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只是说，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凡[4]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便用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谩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
摘要
1847年11月11、18、25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90、92、94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4卷第338—339、351—352、35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31—332、346—347、355页）
[1] 见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8页）。——原卷末注
[2] 指1844的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原卷末注
[3] 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革而斗争。——原卷末注
[4]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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