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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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112]
（约1847年10月至11月）
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
引言
普遍的误解以及在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及其学说和目标的演说、小册子和报载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愚昧无知，就是本书出版的动因。
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福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也就是说，它与基督教有着共同之处，即它的学说不是通过高等学校，而是通过穷人的工场和住所来传播的。基督教福音曾经使犹太人非常恼火，使希腊人非常难堪，而共产主义必然使特权阶级十分恼火，必然使世俗观念十分难堪。
瑞典的共产主义者请求，除了这本小册子中论述的各项原则以外，将来再不要把其他原则强加给他们和他们在国外的志同道合者。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但愿这些学说和原则尽可能成为每个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且成为普遍而公开讨论的主题。
如果他们从现在起公开阐述自己的信条，那么，他们希望今后不再听到这样的话，即叫他们承担下列任务：推翻社会和王权、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财产、用暴力剥夺现今的所有者、废除家庭生活和婚姻等等。因为每一个喜欢阅读这一著作的人也许都会明白，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由民族意志准备好了的、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改革。他们听命于人类的整个秩序，而且是为了上帝及其事业。〔……〕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专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生存的社会阶级，因此，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都取决于总的经济情况的繁荣或萧条，总而言之，取决于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古罗马，被称为无产者的是这样一些公民：他们收入低微，以致不得不免缴国家的各项税收，他们除了把自己生的孩子交给国家以外，对国家再无用处。他们特别热衷于从事活动，即为了出价最高的人们的利益而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因为他们作为罗马公民把各种和平的劳动都看成是同他们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与绝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当代无产者相比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任何时代都有穷人和工人阶级，而且从事劳动的人几乎总是穷人，但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也并不是一向自由一样。
无产阶级是由于机器的使用而产生的。机器是在18世纪中叶发明的，其中最主要的机器是：蒸汽机、各种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格昂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排挤了当时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纱机和织布机生产出来的更便宜。这样一来，机器使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完全转移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主要是工具、织布机等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垄断了一切，不给工人留下一点东西。
从此便实行了工厂制度。
资本家发现这种制度对他们非常有利，于是他们不断试图扩展新的劳动部门。他们日益在工人中实行分工，以致以前能制造整个产品的工人现在只能制造这个产品的某一部分。因此，工人本身就变得像一部机器，并且通过这种分门别类的简单化劳动可以比以前更快地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人们终于发现，这种有生命的机器或工人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同机械的机器相交换，以致几乎在每一个劳动部门都能使用机器。因此，任何一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完全像过去的纺纱厂和织布厂一样，也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也被剥夺了。我们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实行了工厂制度。这样一来，原来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就日益破产，工人的原来状况完全改变了，从而产生了两个逐步吞没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即：
1．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以及生产这些日用消费品的工具（机器、工厂、车间）的独占者。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2．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它被迫向资产者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两种人在这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好处总是在资产阶级一边，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者如上所述，叫做无产阶级。
下面让我们把无产者同他们的每个近亲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分别比较一下。
奴隶是一次性地被出卖的，而无产者不得不每日每时地出卖自身。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因此，尽管生活极其困苦，却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而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生活没有保障，因为凡是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人，是不会去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奴隶被看做是一件物品，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的生存条件可能比无产者好一些，但从社会角度看，无产者正处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奴隶只须变成无产者，在一切所有权关系中只须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获得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废除所有权，才能获得解放。
农奴有权占有一块土地，也有权占有一些生产工具，而且这些或多或少是他们用一部分收入换来的。无产者也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但这种工具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这个人为无产者的劳动转让一定份额的产品，但这一份额的大小是由竞争决定的。劳动者的份额在两种情况下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也就是说，他作为农奴，就由他自身决定；而作为无产者，虽说也由他自身，但主要是由竞争，即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决定。农奴的生存有保障，而无产者的生存却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他的封建主将其释放，或者赶走他的封建主。如果是前者，他将变成无产者；如果是后者，他将变成所有者本身，也就是说，他自己介人竞争，加入有产者的特权阶级行列。而无产者获得解放的途径只能是废除一切所有权、一切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
手工业者除了自己的劳动技巧和劳动力以外，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别的资本，因此，他实际上属于无产阶级，但一般说来，他只在一定时期才是无产者。他的目标是自己挣得资本，以便有朝一日能使用他人的劳动力。这个目标，在还有行会的地方，或者职业自由尚未导致按工厂方式去经营手工业，从而还没有导致激烈竞争的地方，很快就能达到。但是，一旦在手工行业中也实行工厂制度，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这种希望就会付诸东流，手工业者本身就会每况愈下，变得像无产者一样。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途径是，或者在有利的经济繁荣时期成为资产者，或者直接转变为中产阶级；而如果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经济不景气、由于竞争而被迫成为无产者，那么就更加接近无产阶级，即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的前进运动。
现在我们已考察了当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并把它同过去各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作了比较。自无产阶级产生以来，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前的各种社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以致可怕地威胁着社会大厦。无论政治家还是慈善家，对如何排除这种危险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惊讶地看到，无产者的人数在对自由的国家宪法宣传和阐释得最多的国家中增长得最多。甚至在北美合众国这样一个拥有最自由的国家宪法的国家里，群众的贫困也是与进步同步增长的。只要共产主义运动——它在那里发展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不与民主派领导人联合实行阻碍革命改革的那种和平改良，那里和欧洲完全一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个人主义能一如既往地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特权的那些国家里，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只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有利，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才能使被压迫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认识到拒绝他们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行为。政治家和慈善家只要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保护下的所有权，那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排除这种危险。只要他们不想向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变，修改立法，实现财产公有制，就随时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用所谓的合理分配去代替所有权。社会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鉴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迟早要作为两股敌对的力量相互对立。斗争是无法避免的。这场斗争关系到社会，关系到人类及其未来，花时间去调和是徒劳的。如果事先不通过和平途径实行改革，那么，一场暴力颠覆、一场革命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政治家无非分成两派：他们或者是改革的朋友，或者是革命者，有一些极为充分的理由迫使我们把保守派算做后者，因为他们比谁都更起劲地进行顽固的反抗，从而使局势更加恶化。
还有某个政治学派的追随者也是改革的朋友，该学派的学说在最近1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传播和同情，特别是在新旧大陆各国的工人阶级中得到了传播和同情。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是上述所谓聪明的国务活动家还是世俗的和教会的学者，通常都称该学派为癫狂或渎神。然而，危险越临近，就可能越为人们欢迎和接受。这些改革的朋友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毫不奇怪，在那些无法摆脱由教育和社会制度铭刻在他们心灵上的一套关于当代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的人看来，共产主义及其财产公有制是毫无意义的、不公平的、不可能的。任何反对日益强大、受压迫日益深重的无产阶级的法律，到头来也保护不了这种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中，也像在其他体系内部一样，存在各种不同的派别。〔……〕
德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者，同上述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相比，只有一些细小的区别，但绝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们特别反对后者的移民运动。
无论是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都不承认同傅立叶派有任何联系，而傅立叶派也不承认人们相互之间的基督教平等，他们的目标是这样来组织劳动：让资本家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从中得到好处。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非宗教和非道德的原则排斥一切宗教上和道德上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的意图是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来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我们首先要探讨前面提到的共产主义前进运动，搞清它是想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当今社会制度的改革，还是想通过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来实现上述改革；然后，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就与当前的社会组织比较而言）。
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这样来建立社会：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但不得因此而损害他人的权利。他们想通过废除私有制，用公有制取而代之，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共产主义者要求建立在完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选举改革，要求运用被基督教神圣化了的平等和博爱原则。
此外，共产主义者还要求彻底实行民主，但不允许为了实行财产公有制而用暴力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他们只要求人民代议制容忍一种过渡时期制度，这种制度将日益缩小公民相互间的不平等并日益扩大平等，首先它将有利于那些愿意加入共同体的人们。
共产主义者希望公民愿意参加这种共同体，并希望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或感情上都有一定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些原则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一条原则可以表述为下面一句话：每一个人都为得到幸福而努力奋斗；也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个别人的幸福同所有人的幸福是密不可分的，等等。
共产主义者相信，这种有益于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制是能够实现的，即使人数增长许多倍。他们的根据是，工业、农业、商业和移民区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生产力和生活资料，而且机器和化学等等辅助手段的应用还能够无限增加生产力和生活资料。
共产主义者想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从而实现向这种财产公有制的过渡。
历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观点过去在各国人民中间也曾经发挥过作用。历代的一些极其正直、聪明过人的先哲也宣扬过公有制的学说。但是，不管这种学说对人类如何重要，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遭到了利己主义和权力欲的激烈反对。这种学说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个人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它被基督教彻底消灭了。这种学说只有当机器和其他发明能够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展现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才能指望取得完全胜利。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者的解放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奴隶、农奴和手工业者的解放的学说，因此，共产主义必然属于19世纪，在以往任何时代它都不像现在这样，由于需要而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如上所述，共产主义者是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改善他们的道德状况并使他们联合起来以传播财产公有制，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暴力颠覆，不是革命，因为他们确信，一切密谋行动都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同样他们也知道，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具备条件，革命是无法进行的。无论何时何地，革命总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或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也明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公民权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的敌人无异于在用暴力导致一场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由此被卷入革命，如果共产主义者像从前用言论一样用行动来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那完全是正常的。广大群众在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越是能更多地了解和平的博爱的共产主义原则，就越不会对革命通常带来的复仇、残忍和恐怖感到害怕。
此外，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立即实行财产公有制；因为群众成长的时间是不能预先确定的，而且财产公有制有赖于群众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只能逐步实行。
实行财产公有制的第一个主要条件，就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宪法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有达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确保无产阶级的生存。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
（1）通过立法实现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逐步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比如通过有利于国家的累进税和限制继承权等等；
（2）通过工人在国家工场和国家工厂，以及在国家农场就业；
（3）通过由国家负担费用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从不需要母亲照料的时候起，就在国家开设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照料和训练。
倘若现存制度干扰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就要干涉丈夫和妻子间的私人关系，甚至干涉家庭生活。此外，他们完全清楚，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家庭关系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是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此，废除私有制也会对家庭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其最重要的结果将是妇女解放。
至于民族性，在根据公有制原则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中间，民族性由于这种联合而必将被同化或被消灭，就像各个等级和等级差别由于它们的根源——私有制的废除而消失一样。
此外，还讨论了宗教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并且就共产主义者对现存宗教抵制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作出答复。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所有现存的宗教仅仅是各个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将由于公有制原则而融合在一起，因为共产主义正是赋予社会制度本身一种完全的宗教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统一和财产公有制必然导致宗教精神的统一和爱的普遍性。共产主义教育全体公民，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都看做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父亲的孩子。共产主义使那些同这种政治的和宗教的观点没有必然联系的教条变成多余的。共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避免有关宗教教义的一切争执，因为他们很清楚，宗教教义在任何时代都在人们中引起分裂与不和。从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真正基督徒就遵守这条原则。他在信中写道：“但你要抛掉俗不可耐的无聊寓言，应该笃信宗教。”（第4页第7行，参看第1页第行、第4页第3行、第6页第3——6行，以及参看第二封信第2页第23行、第4页第3、4行。）〔……〕
节录
〔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
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15页
〔注释〕
[112] 佩尔·格特雷克的小册子，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同盟内部进行的纲领讨论写成的，其中的主要部分再现了纲领草案（文件147），该草案是在恩格斯直接参与下由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构成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草案基础。格特雷克的著作是瑞典同盟具有巨大积极性的一个明证，这种积极性在其他一系列文件中也有所表现。格特雷克本人是同盟盟员，1848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瑞典文本。格特雷克在斯德哥尔摩开有一家小书店，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色宣传家，翻译过圣西门学派和卡贝的一些著作，对于卡贝的学说，他最后还专门进行过研究。格特雷克是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和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成员。
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教育社〉，是1845年10月在裁缝帮工奥洛夫·伦胡尔特、斯文·特雷高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共同倡议下成立的。它很快就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在1848—1849年间拥有会员1500多人。不久，在瑞士的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团体。在建立这些团体的过程中，同盟盟员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46年7月，在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封信（本书第1卷文件109）中，哥德堡就被称为根据地。1847年2月的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文件139）就强调了同盟在瑞典，特别是在斯德哥尔摩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了继续建立团体的必要性。1847年9月14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文件160）特别详尽地探讨了同盟在瑞典所取得的进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典的盟员中，裁缝帮工卡尔·丹尼尔·福尔塞尔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于1843年漫游到了巴黎，在那里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1846年旅游到过伦敦。1847年1月，一个牧师在斯德哥尔摩工人教育协会作的一个报告（后在《晚报》上发表）中试图证明，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基督教是一致的。福尔塞尔当时可能在瑞典南部，他撰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寄给了格特雷克。后者于2月21日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宣读了这篇文章，此外还把它出版，题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847年2月21日在教育协会的演说，评牧师英内尔关于共产主义的报告]。共产主义者卡·丹·福尔塞尔作。[应多方要求予以出版]》。
正当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迅猛增加的时候，在1847年这一年，它的领导权却日益落入反动势力之手。这种反动势力禁止进行各种讨论，给特雷高和伦胡尔特的报告活动设置了越来越大的障碍。斯德哥尔摩的同盟盟员，正如他们在1847年7月8日的信（见文件160所引证的）中表明的，被迫把自己的活动重点转移到格特雷克所领导的斯堪的纳维亚协会去。
《论无产阶级》这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警察当局的调查报告认为它可能是格特雷克的挚友、裁缝勒夫斯泰特写的。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的作者是格特雷克。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大致的说明，用以比较确切地确定该小册子的出版日期。从扉页上看，它是1847年出版的，这一点同下列情况是吻合的：在第10页上，在评论卡贝的移民计划时谈到“明年，即1848年”实现这个计划。它也不可能在1847年9月以前出版，因为在小册子中引用了9月初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上的论述；但是，要是把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之间交通路线较远这一点也考虑在内，那么，10月以前出版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是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纲领讨论达到高潮的那两个月。
格特雷克的这本小册子共有24页，分成三章，此外，前面还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后面加了一个说明卡贝的移民计划（参看注107）的附录。这几个部分各有各的特点，因为格特雷克的小册子是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再加上自己的论述编写而成的。从这个小册子中可以看出，格特雷克受到空想主义观点，特别是卡贝观点的深刻影响，有的地方还竭力运用基督教的思想。但同时他又努力接受并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第三章，即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章，题目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这里集各种论述和评语之大成，几乎全是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开头的两章则基本上再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有许多共同之处。各章依据纲领草案的程度差别很大，但无论如何，问答方式已被连贯的行文所取代。在第一章《无产阶级》中，格特雷克几乎寸步不离伦敦《信条》的文本。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即最大的一部分，除少数例外，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地，有些地方是基本上逐字逐句地翻译了第七至十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正好翻译了伦敦草案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是出自恩格斯手笔的那一部分。与此相反，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即结论部分，则是格特雷克自己的阐述。在第二章《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中，格特雷克复述了第二至六和第十三至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但他同时使用了较多承前启后的过渡语，并加进了本人的不少论述，在引用第四、五两个问题时还作了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逐字逐句地照抄纲领草案。最明显的是，他在引述第二十二个问题的答案时，把伦敦纲领草案的内容同他自己的观点掺杂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很短，而格特雷克却添加了对自己的宗教观的详细论述。
格特雷克作为草案引用的也许不是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发出的那个复制本（参看文件149），而是1847年7月中旬前后专为瑞典的同盟盟员准备的拉丁文副本（参看文件160），而这个副本可能含有某些出人或修改。因此，在格特雷克特别准确地引用草案、没有插人自己的评语的地方，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当然是细微的出入。本书印行了格特雷克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即引言和开头两章，只作了很少删节。印行的部分，没有把正字法现代化。
关于瑞典工人运动的开端和格特雷克的作用以及他的著作《论无产阶级》，参看克努特·贝克斯特伦《瑞典工人运动》1958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卷第47—75页、1961年莫斯科版第61—87页；康捷尔《〈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的新材料》，载于1960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4年卷第2期第111一126页、196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8年卷第1期第63—76页；亨里克松-霍尔姆贝里《社会主义在瑞典。（1770—1886年〉》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56—192页；伊瓦尔·文纳斯特伦《瑞典乌托邦》1913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26—181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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