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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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99]
（1847年1月20日）
|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弗里德里希·德珀尔 阿尔伯特·列曼 卡尔·莫尔 约翰·格伯尔 1847年1月20日于伦敦 |
〔注释〕
[99] 约瑟夫·莫尔带着这份由卡尔·沙佩尔起草的委托书，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的一封信，前往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并前往巴黎会见恩格斯，就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一事进行谈判。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记述了这次谈判的经过，而马克思则在《福格特先生》中写道：“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作为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存有疑虑，但是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宣言中提出来；他又说，为了同保守派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而这就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4卷第43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莫尔交谈中也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权威”的东西，对此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给威廉·布洛斯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2-423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