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九章

　　原撒丁各省的穷学生，高中毕业后有机会获得阿尔贝托基金会的奖金，去都灵大学继续深造。奖学金是十个月，每月七十里拉。1911年秋，阿尔贝托基金会提供了三十九个名额的奖学金，让学生们竞争。安东尼奥·葛兰西立刻明白：如果失掉这个机会，家庭是难以担负他上大学的重担的。父亲恢复名誉以后，进入地产登记所任职，尽管他有古典高中毕业文凭，而且还通过了几门大学法律专业的考试，但他仍是一个普通的书记官。他那点可怜的薪金远远不能供养一个儿子上大学。另外，除安东尼奥之外，家里还有五个孩子要吃饭。十八岁的马里奥希望进入海军或陆军，他念过几年初中，有可能当士官，要是运气好，还可能当上军官。但是他现在不到自愿入伍的年龄，还在吉拉扎失业，因此仍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生活。卡洛才十四岁，在奥里斯培诺初中读书。女孩子们尽其所能帮助家里。总之，安东尼奥唯一的美好前途是从三十九名大家竞争的奖学金中赢得一个名额：如果他去都灵，杰纳罗还可以继续资助他。杰纳罗在卡利亚里冰厂工作，工资除了自己糊口之外，还能多少帮助点上大学的弟弟。但第一步是根据高中成绩通过初选如果初选通过了，还要应邀去都灵，进行一系列笔试和口试。
　　这年夏天，安东尼奥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高中最后一学期吃饭太不按时，他身体相当虚弱。他的信心不足。他后来回忆说：“只是到学年末我才知道有卡洛·阿尔贝托基金会的奖学金，而且要考高中三年所有的课程，因此我必须在三个月的假期中做出巨大的努力。”他有个叫塞拉菲诺·德洛古的舅舅在奥里斯塔诺开药铺。这个舅舅有个儿子叫德利奥，安东尼奥同他很要好，他需要家庭教师。葛兰西回忆说：“只有塞拉菲诺舅舅发规了我当时可悲的虚弱状况，他邀我去奥里斯塔诺，和他住在一起，并给德利奥复习功课。我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几乎要发疯了，因为我无法准备考试，德利奥占了我全部的时间。担心和虚弱几乎要了我的命。当我偷偷地溜掉时，只剩下一个月的学习时间了。”
　　九月初，他获悉已被批准参加考试。阿尔贝托基金会秘书处9月2日的通知书告诉了他这个消息。通知书说：“卡利亚里考区包括您在内只有两名考生。”通知书还说：在笔试期间，从您10月16曰必须到达都灵那天起到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止，您将得到每天三里拉的生活补贴，以及从卡利亚里到都灵二等座的旅费补助（总里程不超过三百公里）”①。十月中旬，二十岁半的葛兰西（到1月份他才满二十一岁）第一次离开吉拉扎到“大海彼岸”。这是那时的说法，当时听起来不象现在这样觉得夸张。他后来回忆说：“我象梦游者一样起程去都灵。我口袋里只有五十五里拉。我从家里带了一百里拉，坐三等车花了四十五里拉的旅费。”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在比萨作了一次短暂的停留。当陆军上尉的舅舅扎卡利亚·德洛古已去的黎波里。塞拉菲里和阿基莱兄弟二人迎接了他，安东尼奥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最后，来到大工业城市都灵。“来自本世纪初撒丁岛的、具有三重或四重乡土气息的年轻人”，对这个地方感到非常惊奇。我们从他在都灵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里可以看到：“我现在走路时浑身打颤，因为有一次我险些被多得出奇的汽车和电车辗死。”在新门车站迎接他的是皮雷利公司的职员、吉拉扎人弗朗切斯科·奥波。当他刚刚走进同乡给他找的房间时，首先使他吃惊的是房租每天要三里拉，这等于基金会支付他的全部食宿费。这是由于五十周年大庆博览会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结果。他给父亲写信说:“遗憾的是我每天必须付三里拉的房租，而吃饭每天也要三里拉多。不过今天我去基金会领钱时，向秘书讲述了我的艰辛的旅程。他心眼很好，给我找了个每天一里拉半的小房间。

　　① 三月份撒丁岛的市长们应邀去都灵参加统一五十周年的庆典时的待遇也是如此：旅费补助不包括海陆。——原注

　　考试是10月18日开始的。多梅尼科·祖卡罗从与安东尼奥—起参加奖学金考试的玛丽娅·克里斯蒂娜·陶里亚蒂和奥古斯托·罗斯塔尼那里得到证实说，意大利语作文题目是“我国民族复兴运动前的作家——阿菲埃里、福斯科洛等对意大利统一的贡献”。当他知道被允许参加口试后，向家里写信说:“我刚刚从学校看作文榜回来。很幸运，我通过了。但遗憾的是这并不保险，因为考生有七十多人，落榜的只有五人，这就是说，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考试比原来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其他科目笔试的成绩也不错：历史二十一分，拉丁语作文二十三分，古希腊文翻译二十四分，哲学二十五分①。10月27日进行了口试。他后来说：“我不知道是怎样通过考试的，因为我昏过去两三次。”当最后一榜公布时，他看到他的名字是第九位。第二名是另一位来自撒丁岛中学的穷学生，这就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他们从前从未见过面。陶里亚蒂后来回忆说，“两位当时相当好斗和内向的青年的初次简短会面”，只是在参加各省基金会的考试时才开始的。他们都是来自撒丁岛的，这使他们彼此感到亲切。陶里亚蒂的父亲是国家公寓的总务，那年（1911年）1月去世。陶里亚蒂在萨萨里的阿祖尼高中学习了三年。陶里亚蒂写道，促使他们彼此信任的是“共同的生活困难，这从我们的穿着打扮上就可以看出”。只是到了后来，这两位青年学生的联系才逐渐多起来。

　　① 意大利大学评分标准三十分为满分。——译者

　　葛兰西在都灵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他坎坷一生中最危机的时刻之一。他在佛罗伦萨街五十七号租了一个面向多拉河的小房间。没有朋友，远离家庭，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的压力，他已精疲力竭，这不仅是由于他为取得奖学金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由于钱少而生活倍加艰难困苦所造成的。他后来写到：“1911年有段时间，寒冷和营养不良使我得了重病。我晚上睡觉时曾梦见一个巨人的蜘蛛窥视我，并跳下来吮吸我的脑汁。”他考试后不得不在腰无分文的情况下度过前几个星期。这也是意外的挫折，他原以为可以免交全部学费，但他获得的只是半费待遇。为了获得半费，他还要提供一系列的证件。在证件到来之前，办入学手续必须先交全费，而不办入学手续，基金会就不付给每月七十里拉的奖学金。11月4日安东尼奥给父亲写信，催他交全费，并说：“如果我不按说定办好入学手续，基金会就不发给我补助。我现在几乎是身无分文，而且还要向女房东预付房租。我这个月暂时住在她那里，因此你必须给我寄（如果可能要电汇）三十里拉。”七十五里拉的学费是弗朗切斯科·葛兰西11月10日在吉拉扎交付的。16日安东尼奥终于在文学系现代语言学专业注册，随后获得了基金会的第一笔奖学金。那时家里人不理解，他有基金会的七十里拉奖学金，为什么还要家里要钱维持生活，安东尼奥写道：

　　“这七十里拉根本不够，我用具体事实说明，尽管我转了许多圈，也没能找到一个租金少于二十五里拉的房间——就是我现在住的房间。七十里拉，减去二十五，还存四十五里拉。用这些钱我要吃饭、洗衣服（洗、熨等玉少要五里拉）、擦皮鞋、付屋里的照明、学校的笔墨纸张费，看起来这都是小事，但至少要付四十里拉！至于吃饭，我告诉你们，一杯牛奶要十分，—十五克重的小面包要值五分……在象我前几天吃饭的那种最普通的小吃店里吃一顿午饭不能少于两里拉，他们六十分给我一小盘通心粉，六十分一份象纸一样薄的牛排。所以我吃六、七个小面包照样还感到饿。”

　　妈妈给他一个披肩。格拉齐埃塔12月14日写信说：“这是让你在家披在背上的，因为在家时你的睡衣让她觉得好笑，同时她也很同情你的可悲处境。”圣诞节前五天——这是他离开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安东尼奥更坦率地向他说明了自己在都灵的处境。这是少有的一次。葛兰西后来很少讲自己的痛苦，即使讲一点也很客观，好象描写与他无关的磨难一样。这也是少有的一封信，在信里葛兰西不再用记者的口吻叙述自己的苦难，而是采取了自由发泄的叙述方法。他哀求说：“看来我不得不请求你务必在月底前把你答应的二十里拉寄来，因为这个月我从基金会只拿到六十二里拉，其中我付给女房东四十里拉的预付金，还要付四十里拉的结账钱。我这个圣诞节将是非常寒酸的，我不想在这大冷天为寻找一个小黑屋再去跑遍整个都灵，使圣诞节更加暗淡无光。我原以为这个月能买件大衣，因为纳纳罗给我寄来十里拉，现在看来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添上大衣。我冻得发抖还得出门到大街上去，回到冰冷的屋里也不能暖和过来，两三个小时后还在发抖。你想想这是什么滋味！请你相信，早知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这冰窖里来。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寒冷我不能学习，因为我不是要在屋里踱来踱去暖暖脚，就是要把全身裹起来，我忍受不了这第一次冰冻。”
　　他要的钱元旦才到。这从1912年1月3日的信中可以推断出来。安东尼奥对父亲说：“前天我收到了你的十五里拉的电汇，非常感谢你，因为你也相信我的处境很坏。26日我收到明信片后，就不再指收到钱了3我希望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感到惊奇，因为你想想看，即使我想做出最大的牺牲，没有你这二十里拉我也不能维持下去。”
　　葛兰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坚持学习的：营养不足、从未有过的如此孤独、精疲力竭，使得他头痛欲裂。他回忆说我在没有外衣的情况下度过了冬天。我那件单薄的衣服在卡利亚里还能对付过去，是秋天穿的。到1912年3月我的健康状况甚至坏到使我几个月都不能说话的地步，因为我一张口就说错字。另外，我正好住在多拉河岸，冰冷的雾把我毁了。”
　　从开始就有一位青年教授对他很好，这就是达尔马齐亚人马泰奥·巴托利。他教授语言学，八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略谈撒丁语》。在巴托利看来，撒丁方言在研究拉丁俚语的传播上占有重要地位。拉丁俚语在各地得到了发展，产生了新的语言。正如多梅尼科·祖卡罗所写的那样，巴托利“随时注意撒丁岛的语言材料”。葛兰西的撒丁语讲得很好，在都灵他是文学系为数不多的撒丁人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首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然后教授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随着他们合作的不断加强，他贏得了这位语言学家的深厚友谊。这个时期安东尼奥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他要求父亲找人把一组词汇译成撒丁语，“但是要用福尼的方言……并明确指出‘s’在什么时候发清音，什么时候发浊音”
　　在大学里散步和到校外远足时，他还经常接触意大利文学教授翁贝尔托·科斯莫。他曾在卡利亚里的德托里高中教过意大利语。
　　安东尼奥后来说：“当我还是科斯莫的学生时，尽管那时我的立场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他有感情，但在许多问题上我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我和科斯莫以及其他当时（可以说本世纪前十五年)的知识分子都一样，我们都处在共同的阵地上，那就是我们全部或部分地参加了克罗齐在意大利倡导的道德和思想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要点就是现代人能够而且应该不靠宗教而生活。这意味着不靠公开的宗教，不靠实证宗教，也不靠神秘宗教以及其他种种宗教。”
　　这位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的青年大学生和这位教授的联系，随着相互好感的加深而不断加强。只是到后来，当政治斗争达到白热化时，才发生了争论。在辩论中，反驳的愿望才促使葛兰西毫无节制。但是，除在争论的紧急关头外，他们的感情一直是好的。科斯莫本人在葛兰西入狱后写给皮埃罗·斯拉法的一封信为此提供了证据：

　　“我在大学任教的那些年是我回忆中最美好的时期，我有过最好的学生G.(葛兰西）和G.(杰罗萨。葛兰西的同庚人，原籍蒂奇诺州，天主教徒)。尽管他们一致认为文学中的宗教、社会、政治价值比艺术价值更加重要，但他们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灵：一个认为坎图是正确的，另一个则认为塞泰布里尼是对的。而我必须指出两位评论家的不足，进而阐述德桑克蒂斯的正确性。”

　　巴托利和科斯莫是这位撒丁大学生最亲近的两位教授。但应该说整个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在克服“实证主义时代的闷热和压制”之后，这里充满了希望，反映了当时意大利文化界的各种派别，反映了文化研究的紧张气氛和革新的意志。除巴托利和科斯莫以外，在这里任教的还有路易吉·埃伊瑙迪、弗朗切斯科·鲁菲尼、乔万尼·基罗尼、温琴佐·曼齐尼、乔埃莱·索拉里、彼特罗·托埃斯卡、阿图罗·法里内利、乔万尼·帕基奥尼、罗多福·雷涅尔、埃托雷·斯坦皮尼、阿基莱·洛里亚、安尼巴莱·帕斯托雷。这是一些受过不同教育，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人：洛里亚还是实证主义者，帕基奥尼易受民族主义的诱惑，法里内利非常接近青年革命党人，鲁菲尼和埃伊瑙迪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如此复杂的派别中，都灵大学给予学生的教育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教育，还不如说是方法上的培养。
　　陶里亚蒂写道：“我还记得一楼那间教室，在校园入口处左边，我们大家常到那里去。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系的青年，有不同的倾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探索道路的心情。那里很活跃：阿图罗·法里内利讲解和评论德国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他给我们灌输的是新道德。这种新道德的最高信条是对自己要彻底地忠诚，要抛弃常规，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要有忘我精神。”
　　这里已经显露出葛兰西性格的萌芽。大学的学习主要增强了他的研究精神，培养了他对准确性的爱好，从而使他“养成了严肃地对待语言的习惯和具备了方法上的谨慎”——他从狱中寄出的信中这样写道。1916年他这样说过他自己：

　　“关于他的大学启蒙时期，他（撰稿人）淸楚地记得，教师们通过讲课使他了解到，研究方法是经过几世纪的努力才逐步完善起来的。例如，在自然科学中，一切努力都耗费在使人的思想摆脱偏见，摆脱神的和哲学的先天论，从而达到泉水是来自雨水，而不是来自大海的结论。在语言学方面，是怎么经过传统的经验论的尝试和失败才达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以及例如德桑克蒂斯在写意大利文学史时所遵循的准则和惯例是如何经过繁重的研究和体验才逐步成为真理的。这是学习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正是这种创造精神使我们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使我们在知识界新生活的烈火中得到了锤炼。”①

　　那时，大学是这位撒丁岛的青年移民注意力的唯一中心。在校外他只是接触同乡。这些同乡常在一个小吃店聚会。皮埃罗·丘福开玩笑地叙述说：在小吃店里，‘店主把刀叉、餐巾和杯子都拴在桌子上（显然这些东西没有进行防盗保险），为了更小心起见，甚至顾客也被用小链子拴在桌子腿上”。在学生中，葛兰西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切萨雷·贝尔盖是一起参加阿尔贝托基金会考试的同学，两位同系同学——卡米洛·贝拉和安杰洛·塔斯卡。塔斯卡是一位当工人的社会党员的儿子，比葛兰西小一岁，只有他已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① 见1916年11月29日的都灵《前进报》。——原注

　　1909年5月，当十七岁的塔斯卡还是中学生时，就与朱塞佩·罗米塔和手诺·卡斯塔尼约一起创立了都灵第一个“青年小组”，受罗马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领导。他后来写道：“我们几乎每星期天都组成‘红色自行车队’下乡，对几乎总是固执的农民进行演讲。”他们当时还充满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为研究达尔文、斯宾塞和马克思付出了同样的代价，可是后者使我们失望，但他们逐渐摆脱了在社会党都灵支部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他们不信任雄辩，认为文化比感情更加重要。在1912年9月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工程系的大学生、那不勒斯人阿马德奥·波尔迪加称他们为“文化主义者”。都灵的“青年小组”实际上是一伙未成熟的“革命浪漫派”，是普雷佐里尼主编的《呼声》周刊的热心读者。这伙青年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老一代的杜会党人。“我们大家几乎都反对当地社会主义者经常拥护的、波德雷卡式的反僧侣主义。我们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被大多数接受了的一项提案，要求抵制杂志《蠢人》。”葛兰西和塔斯卡的初期联系都是在“青年小组”之外进行的。
　　陶里亚蒂当时在法律系学习，他那时不象塔斯卡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是在大学一年级那年初春时，在乔万尼·帕基奥尼教授主持的一次罗马法课堂讨论之后恢复联系的。据马切拉·费拉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两人说，帕基奥尼教授“有时不讲课，而让学生根据他出的题目进行讨论。陶里亚蒂选择了第七章罗马法的真实性这个题目，他认为是真实的，并批判了帕伊斯①和朗贝尔的观点。这是他有证可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讲，其听众中就有葛兰西。在教室的出口处他们旧友重逢，恢复了交往。”陶里亚蒂后来写道：“那仅仅是开始。从那以后我与葛兰西不得不多次地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经验和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人类历史这个永恒的题目，对人类已知和能知的一切模式反复进行探讨。”那时虽然统一的意大利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但南方地区仍然有文盲、肺结核、贪污行贿、滥用权势和饥饿致死的现象而意大利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却出兵利比亚，人民的生命财产被白白浪费在沙漠里。那时如果有人相当清醒，不陷入科拉迪尼和邓南遮式的狂妄，认为国家的荣誉应是减少失业、多设学校，总之是建立国内文明，而不是向非洲输出自己在意大利还没有建立的文明，那么他就会被人耻笑。如果认识到农村破产而提出类似的观点，就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是那时殖民主义者藐视地称作“乡巴佬”意识的表现。这两位靑年大学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相互交往的。陶里亚蒂说：“我应该说，那时，在他青年时期最初几年，他的情绪不但因自己是撒丁人而感到骄傲，更确切地说，他是撒丁主义者。他深切地感到撒丁人的共同仇恨，他反对对撒丁岛的损害。他的这种仇恨变成了对所有大陆人和大陆的仇恨。”
　　年轻的葛兰西打了个比喻。他说：

　　“你们应当想象撒丁岛是一块肥沃而富饶的土地。它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它受到远处山上来的一股地下泉水的滋润。突然你们发现这块土地不再是肥沃的了，在过去是一片沃野的地方，现在只能看到被太阳晒干的枯草，你们要寻找这场灾难的原因。但是如果你们不走出你们这块土地的范围，如果你们不到提供水源的山上去找，如果你们不能发现在几公里以外有一个坏人或自私自利的人切断了滋润你们土地的泉水，那末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原因。”
　　究竟是谁切断了泉水？是谁用这种方法使撒丁岛落后贫困的？为了彻底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有必要里读一下1925年在马科梅尔召开的撒丁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农民国际对大会发出的呼吁。这个呼吁书大概是鲁杰罗·格里埃科具体起草的，但指导思想是葛兰西的。呼叮书说：撒丁岛……是意大利比较富饶的地区之一……它有铁矿，银铅矿，铜矿，锑矿，石印石矿。撒丁岛是矿产资源最丰富、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意大利约四分之一的畜牧业在撒丁岛。撒丁岛鱼类加工工业能给当地居民带来福利，还有制糖和制盐业。……撒丁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达到一定繁荣的经济基础。”

　　① 埃托雷·帕伊斯(1858—1939)，意大利研究古代史的专家。——译者

　　这里说的可能有过分的地方，但它反映了青年葛兰西当时的信念。撒丁岛的普通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贫困悲剧打动了他，他当然要问：是谁切断了泉水？在他到都灵的初期，这个撒丁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岛上生活时已经成熟了的想法；陶里亚蒂写道：“他当时认为，撒丁岛应通过反对大陆和大陆人的斗争，为争取自己的自由、福利和进步而奋斗来拯救自己。”但是他这种民族统一主义的情绪是和他当时很突出的社会主义倾向明显地交织在一起的。陶里亚蒂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又写道：“安东尼奥·葛兰西从撒丁岛出来时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是社会主义者，可能与其说是由于掌抿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还不如说是由于撒丁人的造反本能和由于边远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当然，这个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不相吻合的。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在思想上是受实证主义哲学支配的。
　　他写道：“资产阶级宣传家在北方群众中主要散布什么样的思想，这是有的，他们说，南方是阻碍意大利文明取得最快进展的‘包袱’。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南方人足命中注定的低能儿，是半野蛮人或野蛮人。如果说南方是落后的，那末其罪过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是其他任何历史原因，而在于大自然，是大自然本身使南方人好吃懒做、庸庸无能、野蛮犯罪，是大自然给了他们如遇后母般的命运。如果说偶然也会出现几个伟大的天才，那不过是在干旱荒凉的沙漠中出现的几棵孤独的棕榈。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北方无产阶级中的传播者。”
　　还有：

　　“北方意大利的普通人认为，如果南方在摆脱了波旁制度为阻挠其现代发展而设置的羁绊以后还没有前进的话，那就意味着贫困的原因不是外部的，不应在政治和经济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而是内部的，是南方居民天生的原因……，他们身体机能不全、野蛮，生物学上的低能。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尼切福罗，塞尔季，费里，奥拉诺等等）进一步深化了这些已经流行的看法，甚至把它们理论化，使之具有科学‘真理’的力量。”

　　几年前，阿弗雷托·尼切福罗写了一本书，恩里科·费里为它作了序言。在这本书里，通过测量撒丁岛巴巴贾地区一些牧民的头盖骨得出结论，说奥尔高索罗、奥打内和比蒂一带是一个“犯罪区”，说那里的居民从吃娘奶时就几乎吸进了犯罪的细菌。
　　社会党的作者也散布类似的观点，这一切损伤了这位撒丁大学生的地方爱国主义精神。陶里亚蒂后来写道：“我说这话是绝对有把握的，因为这是在母校都灵大学我们当初几次谈话的题目。我们两人都是从撒丁岛的中学来到都灵大学的。葛兰西愤怒地谴责庸俗的社会学家在作品中所进行的‘解释’。”他们堕落到在意大利一个地区“人民的生理特征”中寻找该地区贫困和落后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这点，葛兰西在大学生活的初期与都灵社会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时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工团主义和“地方主义”。
　　但是，他态度中的某些东西已使塔斯卡有了很快将他吸收到自己这一边的希望。有件事可以作证：大学一年级即将结束时，塔斯卡送给葛兰西一本法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并写了这样的话：“送给今天的同学，明天的——我希望的——战友。1912年5月11日。”
　　葛兰西正准备第一批考试，他已精疲力尽。3月14日他给家里写信说：“我不能再写信了，因为几天来我一直不舒服，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能想。只盼望回家去休息一下，看我这最该死的头痛能否消失。头痛昼夜折磨我，不让我学习，不让我睡觉。所以我真的不能说生活是愉快的。”他原来想考两门功课。他写道：“我准备7月6日进行第二门考试，15日去撒丁岛可爱的海滩。”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进行任何考试，于是他把所有的考试都推迟到秋季，回到了吉拉扎。
　　他没有钱花，想当家庭教师赚几个钱。吉拉扎人佩皮诺·马梅利回忆说：

　　“我初中毕业考试时，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不及格。这时尼诺又回到家乡度假，于是我就去找他复习功课。他非常随和，总是用家乡话提问题，然后用家乡话评论我的回答。他这种谈天式地讲解拉丁文和希腊义的方法使我感到无拘无束。后来我们不得不中断学习，因为他需要恢复健康。有段时间他到博扎海滨游泳去了。”

　　1912年初秋，葛兰西又回到都灵。他换了房间，迁到市中心圣马西莫大街三十三号“刺绣设计师”卡洛·格里博多的公寓。这是我们从公寓的公用信纸上看出的；他用这种信纸写道：“我简直是从我原来住的那家逃了出来，因为我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但不知不觉地又落入另一家，在这里生活得并不比原来好。如果能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我情愿搬出去。但是，要生活得好一点，需要花很多钱，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圣马西莫大街直通波河大街，距波河大街一百多米就是安东纳利大楼。在圣马西莫大街十四号楼的地下室里住着安杰洛·塔斯卡。
　　1912年11月4日，他考了地理，得三十分。然后，12日考希腊和拉丁语法，成绩是27分。同一天，11月12日又考了语言学，巴托利给他三十分并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评语。
　　葛兰西和这位语言学教授的合作在考试后仍然继续了很长时间。几星期后，他写信给泰雷西娜，让她问一问“在劳占多罗方言中有没有pamentile这个词，意思是不是‘地板’。有没有omine de pore这个词组，意思是‘官方人物’。有没有su pirone这样的字，这可能是天平的一部分，如果有，是哪一部分。在康皮坦诺方言中，女渔民是不是叫piscadrici，或者这是某种海鸟的名称”。几个月后，1913年3月，他又问泰雷西娜“在劳古多罗方言中有没有pus这个字，意思是‘后来’不是pust，也不是pustis，而是简单的pus……”等等。那时看起来，他必将成为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他后来写道：“我一生中心灵上最大的内疚之一就是我给我的好老师、都灵大学的巴托利教授造成的极大痛苦：他坚信我最终必将成为‘战胜’新语法学家的最高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