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八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重新回到卡利亚里上高中三年级。几个星期后，即1910年11月17日，《撒丁联合报》在同一版上刊登了两条具有不同重要性的新闻。一条报道列夫·托尔斯泰之死，另一条说社会党议员、反教会的刊物《愚人》的社长圭多·波德笛卡即将来撒丁。特别是第二条新闻使卡利亚里人不安。
　　当时正处在一个惶惶不安的时期。《撒丁联合报》反对卢扎蒂政府的宣传仍然很尖锐。科科·奥图对这届政府的敌视态度推动了该报的宣传运动。但是，如果说这位被排挤出内阁的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而掀起了这场运动，耶么现实却使它具有严肃的内容：问题越积越多，不得解决，而乔利蒂却采取了同北方的阶级联合而损害南方的政策，这就使未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政治领导集团的目标是照顾工业的高利润（保护贸易主义对此起了作用）和采取相应的工资制度以麻痹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农民群众，特别是南方的农民群众，不得不承担这中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然而，这对于掌权集团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农民群众由于目不识丁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不可能对全国性事件施加任何影响。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情绪并不担心，只要动用一点军队和枪支去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暴动就够了。撒丁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宛如一条自咬其尾的蛇：微薄的收益和高额税收（人们称国家的税收为掠夺）妨碍了积蓄和资本积累；没有资本就不能实行任何土地改良的措施；经营土地的落后方式和原始方法又是收益甚微的根源。农村人口继续在减少。失业人数在增加。物价又出现了新的飞涨，房租和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从外地运进的工业品，由于关税的缘故价格更高了。一些照顾撒丁情况的法律是通过了，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得以实施，而且只是部分地得以实施，再加上老是马后炮，其结果更糟。甚至连一些很次要的要求，例如取消货运和客运的差价，也没有得到满足。撒丁岛与世隔绝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船只陈旧，海运时断时续，电讯设备常出故障等，完全断了撒丁岛与外界的联系，愤怒的情绪不断蔓延，各阶层的人士都有被抛弃的感觉。夏初，在卡利亚里刮起了风暴。7月初，市长马切洛和市议会全体议员集体辞职，抗议中央政府未履行职责。
　　在这次集体辞职的日子里，《撒丁联合报》象在其他选任机构集体辞职时一样，用一连串令人感叹和震惊的通栏标题渲染了这些事件的爆发。新闻界的斗争也以如此猛烈的势头持续了整个夏天。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下，宣布波德雷卡议员来访的消息，这使大多数居民感到何等振奋，使政府当局和宗教界又感到何等惊慌，是不难理解的。
　　是社会党支部和劳动协会把这位议员邀请到卡利亚里来的。特别是劳动协会，它当是已成为工人、知识分子、职员和小商人信赖的组织。担任协会书记的是工会工作者、托斯卡纳人季诺·佩希。他也是在卡瓦莱拉之后迁来撒丁岛的政治移民。当时二十六岁的杰纳罗·葛兰西在协会里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有时安东尼奥也跟他一起到协会去。当时的青年人认为，去气氛阴森的协会几乎等于去禁区冒险，因此具有吸引力。那正是一种挑战，一种衡最自己道德勇气的行为，因为自己敢于经常去一直被警察监视的巴尔切洛纳街上的协会办公处，这就意味着敢于冒受迫害的风险。总之，在那种仍以浪漫主义激情为标志的时代，那种新烧炭党的气氛还起有吸引力的。现在宣布圭多·波德雷卡来访之后，就出现了在广场上同教会人士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他们势力强大，还有自己的报纸《岛邮报》。
　　这位社会党的议员要召开一系列报告会：11月22日星期二，在卡利亚里的瓦尔德斯影剧院作题为“理查·瓦格纳①的革命思想”的报告；24日星期四，作题为“信仰与道德”的报告；26日星期六，在伊格莱西亚斯的圣弗朗切斯科老教堂作题为“灵魂之夫”②的报告。最后在11月27日星期日下午，在卡利亚里的卡米内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发表题为“工人组织”的演说。在《愚人》刊物社长到达卡利亚里四天之前，《撒丁联合报》发表了一篇极力反对教会的编者按语。按语说：“据说，波德雷卡议员到达时，教会人士将去火车站，井举行反对这位社会党议员的示威，这种敌对的示威在他召开报告会期间将继续举行。”该报在评论这种传闻时指出，“那将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该报还说：“当然，我们不能被指责为过于同情意大利社会党的某些做法，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欢迎一位为理想而斗争的战士、优秀而勇敢的同行波德雷卡议员。”后来，那种令人担心的敌对示威并没有发生。这位社会党的议员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撒丁联合报》这样描写道，在伊格莱西亚斯，“演讲者具有那样大的魔力，以致连教会人士也不得不鼓掌”。虽然有些夸张，但这位颇得人心的议员兼记者的巡回演说，的确使左翼组织重新振作起来，并具有更可靠的战斗力。

　　①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曾参加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② “灵魂之夫”是但丁对教皇的称呼——译者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另一件事令人惊慌：脑膜炎流行。这使老百姓的灾难更加深重，并激起了反对无所作为的当局的新的抗议浪潮。《撒丁联合报》12月8日写道：“担架来回奔忙。”这家报纸除了通常的“高筒圆帽与长袍”、“走运的撒丁人”、“谁出走了”“拾零”等专栏外，又开辟了一个新专栏：“脑膜炎”。社论撰稿人大声疾呼，我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险！”这篇文章除了指责之外，还讥笑“省督的无能和软弱”。该报在谈到马切洛市长与市议员集体辞职后任命的钦差时悲痛地写道：“今天，卡利亚里市真正成为与省府没有关系的行政单位了（很遗憾也同法庭分开了）。”“政府呢？它沉默不语。谁敢在议会里造反？没有任何人。而人们在这里却奄奄一息。”这篇文章就这样悲愤地结束了，它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1910年12月11日星期日，在报刊充满脑膜炎消息的情况下，在劳动协会所在地召开了各行业协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没有讨论脑膜炎的问题。四天前，季诺·佩希在一份给各行业与文化组织的通知书中，曾指出“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各种租金的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艰难困苦”，并且认为“要想阻止这种上涨的势头”，“必须参加意大利其他许多城市发起的激烈斗争”。这次会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体大会。会后成立了“反对生活必需品和房租涨价行动委员会”。《撒丁联合报》支持该机构的成立，并补充说： “在涉及如何努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同脑膜炎作斗争的问题上漠不关心的省督杰尔漠尼奥爵士，昨天却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竟派了一名公安官员去参加劳动协会的会议，尽管这次会议完全是经济性的。但是，这个既不想也不懂得如何去照顾老百姓的最高利益的杰尔莫尼奥爵士，却出色地建立了情报机构，收集那些参加会议的‘坏蛋’的名单，以防需要时措手不及。”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次日又传来了意大利南方城市巴里警察局长由于受审査被革职后调到卡利亚里的消息。脑膜炎仍然十分猖獗地蔓延。物价飞涨使人们怒气冲天。中央当局把撒丁当作赎罪的地方的新证据又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撒丁联合报》所作的反应是这徉的：“这样看来，撒丁的好朋友、伟大的卢扎蒂确实认为，卡利亚里和全岛是惩罚和流放的地方，如果某个官员由于无能或者不称职，在大陆上无法任职，那么很快就可以找到补救的办法：撒丁是这类人物的软禁地。”
　　此后不久，1911年1月6—8日，劳动协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候选人是铁路工人萨瓦托雷·巴伊雷，石匠萨瓦托甫·克罗瓦托，冶金工人路易吉·法韦罗，职员杰纳罗·葛兰西，大理石工人路易吉·奥纳利，裁缝安杰洛·皮斯凯达和锅炉工阿弗雷多·罗马尼。杰纳罗·葛兰西是当选者之一，担任会计工作。当然，由于当时警察对工会领导人严加控制，事情就不可能不产生后果。此后不久，在吉拉扎村的弗朗切斯科·葛兰西和佩皮娜·马恰斯获悉曾对杰纳罗进行过调査。他们惶惶不安。奇奇洛先生怒气冲冲，坐卧不宁，打算到卡利亚里去一次，以便搞清情况。当时安东尼奥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此信首次在这里发表)：

　　“我立即给你回信，以防爸爸冒冒失失地来这里，你们不要为警察调查一个人而害怕。你们不应为此事过于操心。谁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想，也许以为纳纳罗被看管起来了，或者被四名宪兵抓走了。请你们相信，这类事不会发生的。纳纳罗担任了劳动协会的职务。在此之前他不出名，警察现在看到这个名宇，想知道这个革命者，这个站出来使警察不得安宁的新人究竟是谁，因此进行了调查。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你看，并没有一点不幸，就是这么一回事。曾经发生过一次罢工，因为纳纳罗是劳动协会的会计，警察想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的资金并迫使停止罢工。但是，罢工自然而然地结束了，资金保存了下来……下次当你们再听到这类事时，你们放心好啦。你们应该当面讥笑那些宪兵，正如我早就那样做的一样。归根结底他们也是可怜的，应该宽恕他们。他们象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忙，顾不上小偷和大盗，他们反而希望小偷把他们的帽子偷去，以便不上班……”

　　现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已经二十岁、他已经比较适应城市生活。读一读他在这段时间所写的信，就可以看到一个放荡不羁的学生、甚至故意扰乱剧场秩序的观众的新形象：“由于我有一头随风飘动的漂亮头发，大家还以为我是姑娘。他们感到很惊奇，一位女人怎么竟在剧院里大肆喧哗，因为人们只看到我的头和放在嘴里打口哨的手。我并没有为此感到委曲，相反，我感谢人们对我的注意。”他在信中还写道:在另一天夜里，我受到了警告，因为我大声嘲笑了一名警察的漂亮胡子。而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想让人议论就把胡子刮掉。”但是，在这种表面的轻松后面，安东尼奥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悲伤的。
　　没有家里的资助，杰纳罗的薪金是不够两个人用的。生活费用因物价上涨提高了，每月一百里拉两人无法生活。因此，安东尼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纳纳罗已经做了很大的牺牲，他预支了薪金，但是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他一天比一天严肃，今天他决定让我回吉拉扎……只是由于我的情求才说服了他，我说今夜给你写信，一切都将会过去的。”他继续在卡利亚里上学。但是条件很困难。几年后他这么回忆说：“我开始早晨不喝咖啡，然后尽量推迟吃中饭，以便节省晚饭。我有八个月就这样每天只吃一顿饭。到高中三年级时，营养不良非常严重。”
　　1891年出生的安东尼奥的同岁人都去进行征兵入伍体格检查。全岛共有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二人，其中一半以上即七千九百六十八人因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服兵役。在这些不合格人当中有二千四百八十六人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老百姓和感情上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北方的改良主义工会的社会主义并不注意，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同保护贸易主义的拥护者站在一起的，因此事实上它对南方的农业半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是麻木不仁的。这种狭隘的社会主义不能在撒丁岛找到追随者。同这种社会主义对立的，萨韦米尼所主张的“农民的”社会主义开始兴起。我们从泰雷西娜那里了解到，葛兰西曾密切地注意萨韦米尼的文章。这位强硬的南方主义者，在1910年10月13日的《呼声》上，提前发表了他即将向米兰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作报告的部分内容，他在其中阐明了“持不同观点的改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不接受口头上的革命主义，但也不主张把改良主义变成内阁主义、乔利蒂主义、持久的共济会主义的同义语，也不主张把社会党变成一个专门为最强大的工人团体服务而有损于绝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的劳动者阶级的新寡头组织”。在撒丁，在某种程度上与萨韦米尼的主张相吻合的是走分裂极端的撒丁主义和充满华丽词藻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从这里产生了某种社会撒丁主义，它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卡塔内奥的联邦思想。阶级斗争是明确的，但是，要打倒什么阶级却是模糊的、笼统的。他们要打倒的是大陆上的富人，而富人起码是有特权的人，也包括产业工人。具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的撒丁主义的政治组织—撒丁行动党，直到1919年才产生。在此之前，撒丁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对国家集权主义的反抗情绪。
　　1911年3月，在都灵举行了庆祝国家统一五十周年的大规模活动。这本来可以成为休战与平息地方主义的好机会。但是，光靠声势很明显是不够的。不满情绪已根深蒂固了。由于对那些应邀去都灵参加3月17日大会的撒丁岛的市（镇）长们未提供旅途方便，就更加激化了这种不满情绪。科索伊内镇镇长阿戈斯蒂诺·塞内斯打了下面的电报拒绝应邀：“我不去参加，因为火车大减价不包括被大家遗忘了的老撒丁。”后来，同这位镇长一起拒绝应邀的还有弗卢米尼马乔雷镇镇长，他的回答是：“由于路远，从撒丁去的路费一点也不减少，以及本镇的财政困难，我不可能出席市（镇）长会议，但是我将从意大利人的良心出发支持这次会议。”尽管他们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但是都代表了当时撒丁人的情绪，萨基部被《撒丁联合报》描写成“狭隘的吝啬鬼”。
　　在这段时间，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活进程”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我们从1924年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他当时的信念是“必须为地区民族独立而斗争”。还有一篇高中三年级时（葛兰西在这一年的一月满二十周岁）的作文，似乎能表明葛兰西在高中上学期间早期的思想状况。二年级的老师拉法·加齐亚病了，要求离职休养。代替他上语文课的是一位富于幻想的高个子，叫维托里奥·阿梅德奥·阿鲁拉尼，他是个敏锐的古典文学讲师。他虽然不是左派，但在政治上很坦率，愿意进行思想探讨。在他教课期间，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殖民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做了一篇作文：

　　“有一天，传出种种说法：一个学生杀死了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意大利人在多加利①被打败了，或者义和团残杀了欧洲的传教士。于是受惊的古老欧洲诅咒野蛮人和不文明的人，并且宣布对这些不幸人民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贸易，并不是为了文明：英国人由于中国人不接受他们的鸦片，轰炸了不知多少中国城市。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朝鲜和满洲的贸易权互相残杀。”

　　文章的结尾清楚地表明，这个德托里中学的年轻学生已接近马克思主义：

　　“法国革命打倒了许多特权，唤起了许多被压迫者：但是，它只是使一个统治阶级替代另一个统治阶级。然而，它留下了很深刻的教益：特权和社会的差别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此它们是可以被消灭的。人类需要另一次的流血牺牲，以便消灭很多非正义的东西。统治者使群众陷入象现在这样的愚昧和疯狂之中，但愿他们以后不要悔恨！”

　　① 多加利在厄立特里亚，距马萨瓦港二十公里。——译者

　　这是1911年，六年之后沙皇制度垮台了。
　　高中毕业考试时，在意大利文笔试中，阿鲁拉尼老师给了葛兰西九分。其他功课的分数，包括自然科学，成绩都是令人满意的。葛兰西本人曾这么叙述自己的情况：

　　“上完高中一年级以后，我再也没有学数学，但是我选了希腊文（当时这门功课是选修的）；然而，在高中三年级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能力’还不小。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高中二年级时要学习物理，必须有数学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本来对那些选修希腊文的学生是不必学的。物理老师（弗朗切斯科·马卡罗内，社会党人，杰纳罗·葛兰西的朋友）是位非凡人物，他总是使我们陷入窘境而自己穷开心。第三季度的最后一次口试时，他给我出了与数学有联系的物理题，并对我说，我的回答将决定学年平均分数，因此也就决定我是通过考试或者免去考试直接获得文凭。他毫无时间限制地让我站在黑板前，觉得这很好玩。好家伙，我在黑板前站了半小时，从头到脚全沾上了白色的粉笔末。我写了答案又擦去，擦了又重写。最后‘我发明了’一种答案，居然被老师看作是优秀的回答，虽然这种答案在任何书中都找不到。”葛兰西最后说：“这位老师在卡利亚里认识了我的大哥，在整个上学期间，他经常大声讥笑我，称我为古希腊化的物理学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第一次高中毕业考试时，除了意大利语笔试九分之外，其他功课都是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