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代表制政体中的数量和质量
有这样一种更加迂腐的套话，是人们在反对由以形成国家机关的选举制度时反复使用过的：“在这里数字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而“任何会写字的白痴（在有的国家干脆是文盲）的意见都是有效的，在实际决定国家政治进程的时候，居然可以和那些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意见等量齐观，等等”。[1]可事实绝非如此，数字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而所有选民的意见也不是“居然可以”等量齐观。数字在这里也只是具有工具的价值，给出一种衡量、一种关系，仅此而已。衡量了什么呢？它衡量的恰恰是那些积极分子、精英、先锋队等少数人意见的有效性，它们的扩张力和说服力，也就是那些意见的合理性、历史真实性和具体作用。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个人的意见都“居然可以”等量齐观。观念和意见并不是自发地“诞生”于每个个人的头脑；它们有一个形成、辐射、传播和说服的中心，即按照现实的政治形式整合并提出这些观念和意见的人们组成的集团，甚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计算”选票”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闭幕式，在这里，最有力的影响恰恰来自“那些把主要精力（尽管也不过如此）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如果这个假定的显贵集团虽然拥有压倒一切的物质力量，却得不到大多数的同意，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它要么是无能的，要么并不代表“民族”利益——在把民族意志引向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些“民族”利益不可避免地起着支配作用。“不幸的是”，往往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因而才会感到让“数字法则”决定一切是“可怕的”，等等；要是命中注定成为一个精英该多好呢。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头脑“好用”的人们觉得自己被贬低到了最差的文盲水平，而在于这些自以为头脑好用的人想要剥夺“普通”人在决定国家生活进程时所拥有的哪怕很小的那一丁点儿权力。
这些迂腐之论（最初从寡头制而非精英的方面）批评议会政体（奇怪的是，议会政体之所以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用数字表示同意的历史合理性在财富的影响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进而推及一切代表制度——甚至那些既不是议会制，也不是依据形式民主原则形成的制度。[2]这样的言论益发不着边际，因为，在另外的这些政体中，投票之日并不意味着人民同意的结局，而是正好相反。同意被理解为永远主动的过程，直至同意者都可以被看成是国家的“公务员”，而选举也可以被看成是自愿报名来充当某种类型的国家公务员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手段可以和自治（self-government）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两者处于不同的水平）。既然选举不是根据一般的、模糊的纲领，而是根据当前具体工作的纲领来进行的，所以那些同意者就会比普通的合法公民承担更多的义务，以致力于实现这些纲领，也就是说，他们会以主动负责的劳动充当先锋。对于最广大的民众来说，主动性当中的“自愿”因素是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办法激励起来的；一旦这些民众不再是由自由散漫的公民，而是由合格的生产性因素组成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投票表决所能具有的重要性了。[3]
命题——“一个社会，除非在解决难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个难题的”。[4]关于形成集体意志的难题就直接取决于这个命题。若要批判地分析这个命题的意义，重要的在于研究那些持久不变的集体意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怎样给自己提出了直接和间接的具体目标，也就是集体行动的路线。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多多少少长期的发展过程，难得有一些不可预见的、“综合的”爆发。综合的“爆发”的确也有发生，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它们的破坏多于建设，它们为本土的、自发的发展扫除了那些外界的、机械的障碍：西西里晚祷起义就是例证。[5]
我们可以具体地研究某个集体历史运动的形成，分析它的所有分子阶段——通常是没有人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一来，面面俱到的论述将会繁重不堪；相反，人们总是假定，围绕着某个集团或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就已经形成了舆论的流向。在现代，人们是从党或者党的联盟的方面来表述这个难题的：这个党最开始是怎样被创建的呢？它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等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详尽无遗的、像对毛细现象那样极尽条分缕析的分子过程，它可以利用的文献包括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口头的交谈和争论，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体现了产生集体意志的漫长劳动；这个集体意志必须满足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才能在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理空间方面付诸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形成集体意志的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初阶段，各种乌托邦和混乱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各种乌托邦，或抽象的理性主义，它们与历史上通过经验的世代积累而整合出来的那些旧的世界观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批评，新的历史阶段的最早的代表需要对这个意识形态的综合体进行批评。通过这样的批评，我们就能够对种种旧意识形态的因素曾经拥有的相对影响力逐渐加以区分和改变：以前是次要的、从属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东西，现在却被当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综合体的核心。旧的集体意志分裂成相互矛盾的因素，因为其中那些从属的因素在社会中取得了发展，等等。
由于政党政体的形成——这个历史阶段是和大众人口的标准化（通讯、报纸、大城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分子过程的发生比以往更加迅速了。
[1] 原注：有许多类似的提法，有的比我引用的更妙——我的引文出自马里奥·德西尔瓦（Mario de Silva），见《法西斯批判》，1932年8月15日。但内容千篇一律。
[2] 译者注：指苏维埃制度或“民主集中制”。
[3] 原注：可以对这些看法做出更充分、更有机的阐发，同时根据一般社会政治关系（当选公务员和职业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变化，指出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4] 译者注：这只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的一段话的大致复述，见葛兰西在“局势分析。力量对比”一节的原注。
[5] 译者注：1282年3月31日的西西里晚祷起义是西西里人民驱逐普罗旺斯统治者的起义，其中既有人民自发反抗的因素，又是贵族分子预谋的实现。葛兰西在研究“自发性和有意识领导作用”之间“千奇百怪的结合”时就引用了这个例证，见英译本乙，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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