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社会学的兴盛是和政治科学与政治技艺的概念在19世纪发生衰落联系着的（更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进化论和实证论学说一起兴盛起来的）。社会学里真正重要的东西也无非就是政治科学。“政治”变成了议会政治或个人小集团政治的同义语。人们确信“自然进化”的新纪元已经随着宪法和议会一同到来，而社会也已经找到了一个（因为是理性的，所以就是）确定无疑的基础。这样看来，人们就可以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了。这样看问题的方式造成了国家概念的贫困。如果政治科学就意味着关于国家的科学，而如果国家就是统治阶级不仅用来辩护和维持其统治，而且用来设法赢得被统治者主动同意的整个实践与理论活动的综合体，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学的所有根本问题都无非是政治科学的问题。如果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一些虚假难题，即没有价值的难题。因此，我们给写作《通俗手册》时候的布哈林提出的问题[1]，就是要确定政治科学能够同实践的哲学摆在怎样的一种关系中呢——两者是一回事吗？（这是不能同意的，除非我们从拙劣的实证论观点出发。）或者，政治科学是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观或一种确切意义的哲学中推演出来的、一整套经验的或实践的原则吗？或者，这种哲学只是由政治科学产生的那些概念或一般范畴所组成的科学吗？等等。
如果我们真的只能把人想像成是在历史中被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真的是在某些条件下，是在特定的社会综合体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发展和生活着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社会学仅仅看成是对制约着他们发展的这些条件和规律的研究呢？既然我们不可能不考虑人们自身的意志和主动性，这种看法肯定是错误的。有必要提出什么是“科学”本身这个难题。科学改造了人，使他们与从前的样子有所不同，就这一点而言，难道科学本身不就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而如果一切都是“政治［学］”，那么，为了避免陷入那种同义反复的、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我们就必须运用新的概念来区别两种不同的政治学——一种相当于在传统上被叫做“哲学”的那种科学，另一种则是严格意义上所说的政治科学。如果科学就是对前所未知的现实的“发现”，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个现实想像成超验的吗？我们难道不认为还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因而也是超验的事物吗？而作为“创造”的科学的概念不也意味着“政治［学］”吗？这完全要看我们所说的创造是“任意的”，还是理性的，也就是对人们有用的——因为它扩展了人们的生活观，并使得生活本身提高了（发展了）。[2]
[1] 译者注：英译本甲没有“写作《通俗手册》时候的”，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通俗手册》即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1921）。葛兰西曾用相当的篇幅对这本书的庸俗唯物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见英译本乙“对一种通俗社会学尝试的批判性札记”部分，第419—472页），而这部分文本在他对“实践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占有重要地位。
[2] 原注原注：关于《通俗手册》及其附录《理论与实践》，可以参考阿尔芒多·卡利尼（Armando Carlini）发表在1933span>年3月16日《新闻汇编》上的哲学评论：这篇文章说明，“理论：实践 = 纯数学：应用数学”这个等式是早先由一个英国人（我记得是惠特克*）提出的。
*埃德蒙·惠特克爵士（Sir Edmund Whittaker，1873—1956），），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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