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对有机体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看法
社会集团在自身历史生活的某个时刻脱离了它们的传统的党；也就是说，具有那种特定的组织形式的传统的党，连同创建、代表和领导了这些党的特定的人们，都不再被它们的阶级（或阶级的分支）看成是自身的表现形式了。这类危机一旦发生，当前局势就会变得微妙而又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就为武力的解决办法，为克里斯玛型的“替天行道者”所代表的隐秘力量的活动提供了舞台。
“被代表者和代表者”之间形成对立之势，这些局势从党派的领域（严格意义的党的组织、议会选举区和报业机构）一直反映到整个国家的有机体，它们强化了（文职和军事）官僚、巨额融资营业所、教会，总之是所有那些相对不受公众舆论影响的机构的相对权力——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过程，但内容却是一样的。这个内容就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危机的发生，要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某项重大政治事业的破产，而为了这项事业，它曾经要求或者武力胁迫广大群众的同意（例如战争），要么是因为有大量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突然间变政治上的被动为主动，提出了各自的目标，这些目标作为并非有机的混合体，已经构成了一场革命。人们所说的“权威的危机”，实际上就是领导权的危机，就是国家的全面危机。
危机一时间造成了危险的局势，因为不同阶层的人群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能够迅速地找回方向感，或者步调一致地重新组织起来。传统的统治阶级拥有众多训练有素的干部，它可以变更人员和纲领，可以以从属阶级望尘莫及的速度收复失地；它还可以做出牺牲，用一些蛊惑人心的许诺，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难以预料的未来，但这样一来，它就保住了政权，就可以暂时强化这个政权并用它来镇压自己的对手，瓦解对方的领导成员，因为这些人多不到哪里去，也不可能受过什么良好的训练。许多党的有生力量转移到一个更能代表和体现整个阶级需要的统一的党的旗帜之下，哪怕其变化的节奏异常迅速，跟太平时期相比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这也是一种有机的正常现象：这表明整个社会集团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作用下融为一体，人们相信只有这种领导作用才能解决现有的压倒一切的难题，才能克服致命的危险。如果不是靠了这种有机的解决办法，而是出了某个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解决危机，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一种静态的平衡（构成平衡的各种要素可能相差悬殊，但一切都取决于进步力量的不成熟），意味着无论是保守的集团还是进步的集团，谁也没有力量取胜，意味着就连保守的集团也需要一个主子。[1]
这类现象和关于政党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党是否有能力抵制习惯势力，抵制僵化和落伍的倾向。党的应运而生和建立组织，是为了在决定它们本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时刻能够引导局势的发展；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时代，并不总是能够紧随其国内或国际舞台的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因而还有它们本阶级的相对地位）的发展而发展。分析党的发展，就必须把它们的社会集团、党员群众、党的官僚和总部这三个方面区分开来。官僚是最危险的习惯势力、保守势力。一旦它最终构成了一个自顾自的、自以为能够独立于群众的固体的东西，那么，党最终就会落伍，就会在严峻的危机关头失去它的社会内容，像是成了一个空架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希特勒主义的扩张而在德国的许多党身上发生的事情。法国的党也是我们进行这种研究的宝地：它们统统僵化和落伍了，成了法国历史上过去的各个阶段的历史—政治文献，因为它们还在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和德国的党相比，它们的危机甚至可能更具有灾难性。
在考察这类事件的时候，人们通常忘记了给——文职和军事的——官僚成分以应有的地位；此外，他们还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这种分析不仅应该包括实际上的军事的和官僚的成分，而且还应该包括某些社会阶层，因为在特定的国家综合体中，官僚在传统上就是从这些阶层里选拔的。就算军队本身没有公开参与，政治运动仍然可以带有军事的性质；就算军队本身没有公开参与，政府也仍然可以带有军事的性质。在某些局势下，不“暴露”军队，不让它僭越宪政，正所谓军人不问政治，兴许并不错，因为这样就可以在保持表面中立、超越派系斗争的基础上，维护官兵之间的同质性。然而正是军队，即总部和军官们，决定着新局势的出现，并在其中起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军队实际上并非依照宪法就绝不能干预政治；军队的职责恰恰是保卫宪法，也就是保卫国家的法律形式及其相关机构。因此，所谓中立只不过意味着对反动派的支持。但在这样的局势下却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防止军队同样出现国家内部的分裂，使总部的决定权不至于因为军事机器的解体而丧失。所有这些看法当然都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它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
[1] 原注：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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