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主义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些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科学和哲学。而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äger）。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革命原则——尽管黑格尔的所有内容是保守的——在马克思之前已多次被认识到，但没有能够从这种认识中阐发一门革命的科学。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变成了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但是它不是简单地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使然的。确切地说，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露出来，是因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实际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分工和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科学和方法论上必要的和有用的某些抽象概念，资产阶级科学或者朴素现实主义地把某种“现实”或者“批判地”把某种自律归因于那些抽象概念；相反，马克思主义却通过把它们提升为和归并为辩证的因素而扬弃了这些分离。当然，诸因素（不仅某一整个研究领域，而且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个别问题，或者某一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概念）的抽象孤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定性的东西始终是，这种孤立化是否只是认识整体的方法，就是说，这种孤立化是否总被并入作为认识的前提和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联系，或者，对孤立了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是否保持着自己的“自律”，是否始终是目的本身。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但是，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资产阶级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天真地或理想化地——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1]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能产生某一局部领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所以，为了进行自我思考，只有不得不把对象作为总体来思考时，才能设定对象的总体。在现代社会中，唯有诸阶级才提出作为主体的总体的这种观点。因此，由于马克思特别在《资本论》中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每一个问题，他在这一点上比在“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上更坚决和更卓有成效地（尽管他的后继者理解得很差）把观点还动摇于“伟大的个人”和抽象的人民精神之间的黑格尔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它的庸俗化者始终都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因此而陷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虚假问题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这种方法实行了彻底的决裂。这并不是说，他这时似乎要——鼓动性地——立即而且仅仅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去考察每一个方面。从这样一种片面性中只能产生出一种所谓把符号颠倒过来的新的庸俗经济学。确切地说，马克思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构成它的诸阶级，即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问题。本文只想指出方法问题，因此在这里不可能说明马克思的方法如何使一系列问题获得完全新的阐明，如何产生出古典经济学不曾看到，更不要说解决的新问题，以及古典经济学的许多虚假问题是如何消失的。这里只是要明确地指出对辩证方法真正地、而不是像黑格尔的模仿者那样轻率地加以运用的两个前提，即要把总体既作为被设定的对象又作为进行设定的主体。 2在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数十年以后，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开始研究关于这一点的问题。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第一次明确而公开地使马克思主义肤浅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科学”。这本书的同一章用以精密“科学”的名义攻击辩证方法开始并用布朗基主义对马克思的诽谤作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所以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只要抛弃总体的观点，抛弃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为变化过程的因素，而是理解为同整个发展分离出来的孤立行动，那么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现为向工人运动的原始时期倒退，向布朗基主义倒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同作为总体范畴居统治地位的产物的革命原则一起瓦解。为了要在这方面让一切要求都显露出来，伯恩施坦的批评即使作为机会主义也太机会主义了。[2] 但是，机会主义者首先竭力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的历史的辩证过程，仍然迫使他们也在这一点上接受必然的结论。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使得虚假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不可能，使得以“客观的和精密的科学”的名义“科学地”分析它的被孤立地加以观察的现象越来越不可能。人们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决定对资本主义是采取赞成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在理论上也必须作出决定。这种决定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然后再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或者采用只限于从个别科学方面研究个别因素的方法，来回避与这一现象的相遇。专题的观点绝对看不到变成机会主义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害怕看到的问题。由于这种社会民主党在个别领域里找到“精确的”描述，找到对个别情况“永远适用的规律”，帝国主义同先前时代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机会主义者置身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中，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现状越来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质，正像李嘉图和他的后继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觉得它是“合乎自然规律”一样。 如果我们旨在研究究竟是实际存在的机会主义造成了这种朝着庸俗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方向的理论倒退，还是相反，那么这将是对问题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辩证的提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式来说，这两种倾向是密切联系着的：它们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战前状况的社会环境；这是从中唯一能够理解围绕着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的理论斗争的环境。 由鲍威尔、埃克施坦等人发起的争论并没有围绕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资本积累问题的答案客观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问题进行。相反，有人却去争论这里究竟是否存在问题，并极其激烈地反驳真实问题的存在。从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来看，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因为，如果积累问题一方面被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来对待，另一方面又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那么这里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了。[3] 对整个问题的这种否定，与下面一点密切相连：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者漫不经心地忽略了这本书中有决定意义的一章（《积累的诸历史条件》），并坚持这样提出问题：马克思对仅仅由资产者和无产者构成的社会提出了方法论上孤立的假设，但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上的说法是否正确呢？人们又如何才能对它作出最好的解释呢？批评者对以下事实全都视而不见：马克思本人的这种假设仅仅是为了比较清楚地理解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假设，然而，从这种假设出发必须前进到全面地提出问题，使问题适用于社会的总体。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涉及所谓原始积累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隐瞒了以下情况：整个《资本论》恰恰就这个问题而言是一部未竟之作，这部著作正好在这个问题必须展开的地方中止了；与此相适应，罗莎·卢森堡只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他的精神对它作了补充而已。 尽管如此，机会主义者的行动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从个别资产者的立场出发，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这个问题确实不必提出来。从个别资产者的观点来看，经济现实好像是一个受永恒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他必须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同这个世界的规律相适应。在他看来，剩余价值的实现，积累（当然只是很经常，绝非总是）采取同其他的个别资产者交换的形式进行，而积累的整个问题也仅仅是G—W—G和W—G—W这些公式在生产、流通等等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形式问题。这样，对于庸俗经济学家来说，积累问题就变为个别科学的一个细节问题。它几乎同整个资本主义的命运毫无联系，它的解决由马克思的“公式”的正确性充分保证了，而马克思的“公式”至多——像在奥托·鲍威尔那里一样——必须“合乎时代地”加以改进。借助这些公式，原则上决不能理解经济现实，因为这些公式的前提是这整个现实的一种抽象（把社会看成好像它只是由资产者和无产者构成似的），所以，这些公式只能用于说明问题，作为提出正确问题的跳板，对于这一切，鲍威尔和他的伙伴们都不理解，正像当初李嘉图的学生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提法一样。 《资本积累》重新采用了青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正像《哲学的贫困》分析使李嘉图的经济学能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一样，《资本积累》把同一方法运用于《资本论》第2卷至第3卷未完成的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为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必须要使斯密和李嘉图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同社会现实一致起来，为的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唯一可能适合人的“本质”和理性的社会。同样，社会民主党作为那种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思想表现（这种工人贵族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里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也感兴趣，然而却企图逃避它的必然命运，即世界战争），必然会这样来理解发展，好像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在数学公式的那种真空（因而没有问题，也没有世界战争）中进行。因此，在涉及政治的认识和预见时，他们就大大落后于那些对帝国主义剥削及其战争结果感兴趣的向往大资产阶级-资本家的阶层。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当时在理论上就能够采取他们的现今的立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存在，提防命中注定的灾难性后果，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那些真正代表人物则公然-盲目地趋向这种后果。正如李嘉图使“自然规律”和社会现实等同起来，曾经是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一种思想自卫一样，奥地利学派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使马克思的抽象概念和社会的总体等同起来，则是没落时期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一种自卫。而且，如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考察透彻地阐明了当时还繁荣着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表现一样，在罗莎·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俄狄浦斯之路的性质。 3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去世后发表的小册子里专门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学。这种驳斥放在《资本积累》的第2章末尾，作为关于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命运问题的探讨的第四个回合，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最为合适。因为这本书的表述特点是，它的主要部分是从事问题史的研究。这不仅是说，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构成了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和实事求是论述问题本身的开端，而且，该书的核心部分也对积累问题上的下述重要争论作了可以说是文献史的剖析：西斯蒙第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争论，洛贝尔图斯同基尔希曼的争论，民粹派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 然而，即使就这种表述方式而言，罗莎·卢森堡也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她的表述方式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因为马克思完成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哲学的贫困》以下述方式驳斥了蒲鲁东：它追溯了蒲鲁东的观点的真正来源，一方面追溯到李嘉图，另一方面追溯到黑格尔。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首先是为什么必然误解李嘉图和黑格尔。这是说明问题的起点。马克思不仅无情地仔细研究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而且深入探讨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明确的、蒲鲁东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即阶级关系——他的观点就是这种关系的理论表现。因为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4]如果说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由于它的范围太广和其中论述的个别问题太多，只能部分地允许从问题的历史方面进行表述，那么这一点并不能掩盖探讨问题的方法的实际类似之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按其本质来说是一部著作，它们的内部结构意味着是对在《哲学的贫困》中极其出色地概括提出的问题在内容上的完成。 拟定问题的这种内在形式又使我们回到辩证方法的中心问题上来，回到正确理解的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上来，因此也回到黑格尔哲学上来。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里——始终既是哲学史，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一基本点而言，它决没有被马克思丢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即使反对从“意识形态上”理解历史的唯物主义论战，更多地是针对黑格尔的模仿者的，而不是针对这位大师本人的，这位大师在这方面比马克思在反对使辩证方法“唯心主义”僵化的斗争中有时所能想到的更接近马克思得多。因为黑格尔模仿者的“绝对”唯心主义意味着使这个体系原有的总体瓦解，[5]意味着使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瓦解，因此最终也意味着取消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统一。而马克思模仿者的教条唯物主义则重蹈使历史现实的具体总体瓦解的覆辙。虽然马克思模仿者的方法没有像黑格尔模仿者的方法那样蜕变为空洞的思想公式，但它也僵化为一种机械的-专门学科的庸俗经济学。如果说黑格尔模仿者因此而丧失了以自己的纯意识形态结构猜中历史事件的能力，那么马克思模仿者同样表明既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形式同其经济基础的联系，也没有能力把经济本身理解为总体，理解为社会现实。 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所以，对辩证方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自己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即科学表达方式），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因此，从文献上探讨某一问题，能够最完全地表达历史过程的难点。哲学变成为历史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表述上也与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形式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了让他们著作的实质性问题辩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史的表述。由于他们剖析了他们提出问题之前的那些观点的变化和突变，由于他们在这些转变的整个历史条件和结果中考察了思想上明确或迷惘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就使历史过程本身（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解答实际上是它的结果）以无与伦比的生动性展现出来。这种方法与资产阶级科学（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也全部属于此）中“考虑先驱者”的作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由于这种资产阶级科学在方法上把理论和历史区分开来，由于它把诸个别问题从原理和方法上彼此分离开来，从而把总体的问题从精密科学性的根据中排除出去，某一问题的历史对问题本身来说就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和表述上的累赘。这种东西只能引起各种专家的兴趣，它的无限扩展会越来越掩盖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意义，并培养出没有头脑的专家阶层。 由于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表述-方法论传统有这种联系，列宁的问题史就成为19世纪欧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罗莎·卢森堡的文献史表述则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和扩展而斗争的历史。还不发展的、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动荡，即1815年和1818—1819年的严重危机，以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种形式引起了争论。它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困境的第一次认识——就目的来说是反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发达形式以反对者同样片面和不确切的观点表达出来。西斯蒙第的反动怀疑态度把危机看成是积累不可能继续进行的一种标志，而新生产制度代言人的还未减弱的乐观主义则否认危机的必然性，甚至否认困境的存在。现在提问者的社会阶层划分和他们的答案的社会意义已经完全地改变了：革命的命运，资本主义的没落已经成为讨论的主题，尽管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意识到。马克思的分析在理论上对这种意义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本身也开始越来越脱离资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但是，在民粹派的理论立场公开暴露出其小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同时，考察一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越来越多地变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先驱，是很有趣的。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力而论，他们变成了萨伊、麦克·库洛赫等人的社会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继承者。罗莎·卢森堡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战胜了他们的对手，即民粹派，他们取得了过多的胜利……问题在于，一般来说，而且特别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是否有发展的能力，而上述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此认真细致地说明了这种能力，以至于他们甚至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有永恒持续下去的可能性。显然，如果人们能够无限制地积累资本，那么资本的无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制地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即经济上的进步，那么它就是不可征服的。”[6] 在这一点上，开始了关于积累问题论战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合，即奥托·鲍威尔对罗莎·卢森堡的论战。社会乐观主义问题经历了一次新的功能变化。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对积累能力的怀疑摆脱了绝对主义形式。问题变成积累条件的历史问题，并因此确信，无限制的积累是不可能的。积累由于被放在其整个社会环境中来看待而成为辩证的。它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法。罗莎·卢森堡说：“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同现实相适应的因素里，显示出积累运动的终结，它的历史界限，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结。对资本主义来说，不可能积累就意味着生产力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没落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由此产生出最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历史过程中的结束时期）的矛盾运动。”[7]由于这种怀疑发展成为辩证的确信，它就使一切小资产阶级反动的东西不留痕迹地成为往事：怀疑变成乐观主义，变成对未来社会革命的理论确信。 同一功能的变化，使相反的态度，即对无限积累的确信，具有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胆怯的和怀疑的性质。奥托·鲍威尔的这种确信，缺少萨伊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那一类人的开朗和纯真的乐观主义。鲍威尔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尽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按照他们的理论的本质来说，他们仍然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解决积累问题的企图，确切地说，他们不承认它是一个问题，最终导致的结果仍然是蒲鲁东所力求的东西，即保存资本主义发展“好的方面”，同时消除其“坏的方面”。[8]然而，承认积累发生了问题就意味着承认这些“坏的方面”是同资本主义最内在的本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这种承认意味着必须把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理解为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如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点与那些有中派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其思想代言人的阶层的直接利益有矛盾：他们期望有一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帝国主义的“弊病”，期望有一种“正常化的”生产而没有战争等等的“干扰”。罗莎·卢森堡说：“这种观点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相信，即使从它的资本主义自身利益的立场来看，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是有害于它的；这种观点也是为了用此方式孤立帝国主义所谓一小撮受益者，并因此而组成无产阶级同广大资产阶级阶层的联盟，以便‘削弱’帝国主义，……使它‘不去伤害人’。像自由主义在其衰落的时代里从孤陋寡闻的君主政体方面向必须见多识广的君主政体呼吁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中派’则想从听信谗言的资产阶级方面向必须接受教育的资产阶级……呼吁。”[9]鲍威尔及其伙伴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屈服于资本主义。他们的这种屈服，在理论上表现为经济宿命论，即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会“合乎自然规律地”永存。但是，由于他们——作为真正的小资产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附庸和经济附庸，由于他们希望有一种没有“坏的方面”、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他们就同时成为——又是真正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反对派”，即成为伦理的反对派。 4经济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伯恩施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托·鲍威尔那里同样也能找到这些东西，决不是偶然的。更确切地说，这不单单是因为有必要为自我堵塞了的客观革命道路寻找和找到一种主观代用品，而且也是庸俗经济学考察方式在方法上产生的结果，即在方法论上采用个人主义的结果。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是缺少的、唯一有能力进行概括的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在个人——不管是个别资本家还是个别无产者——看来，周围世界，他的社会环境（和作为它的理论反映和理论设想的自然）必然显得是无情的和无意义的命运注定的，在本质上永远与他相异的。只有当这个世界在理论上采取“永恒自然规律”的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获得一种异于人的、完全不受个人行为能力影响的和捉摸不透的合理性时，只有当人对它采取纯粹直观的、宿命论的态度时，它才能为个人所理解。在这样一种世界里的行动可能性只显示出两条途径，而且这两条途径仅仅在表面上是行动的途径，即改变世界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可以把按上述方式认识到的、被宿命论地接受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用于人的一定目的（例如技术）。第二条途径是，完全向内的行动，即试图在世界的唯一剩下不受约束的地方，即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伦理学）。但是，由于世界的机械化必然使其主体、即人本身一同机械化，这种伦理学也就始终是抽象的，即使同与世界隔离开来的人的总体相比，它也只是规范性的，而不是真正能动的、能创造对象的。它始终只具有规定和要求的性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在方法上的联系，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联系。而为了以某一方式接近寻找“规律”的专门科学的-非历史的“批判性”考察方法，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 因为破坏对总体的考察，就要求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行动，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的要求放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首——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但是，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中冲破。青年黑格尔提出下述原理作为他的哲学的第一个要求，并非没有道理。他说：“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0]他以此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严重错误，它的最终的局限性，只是即使他自己的哲学也没有真正实现他的要求；它像他的先驱者的哲学一样，常常囿于同一种局限性。只有马克思才有能力把实现被认识到的总体集中于和局限于历史过程的现实，并借此规定可认识的和必须认识的总体，从而具体地发现这种“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并借此确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阶级的观点（同个人的观点相反）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已在前面说清楚了。现在，有这种优越性的理由也明确了：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因此，从这种观点作出的“批判”是对总体的考察，从而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中，阶级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动力。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思想的主体，一下子打破了无所作为的困境，即由纯规律的宿命论和纯意向的伦理学造成的困境。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积累问题）的认识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那么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这种联系中，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只有在这种联系的可知性和对它的认识能被理解为变化过程的产物时，辩证方法的圆圈——它的这种规定也来自黑格尔——才能封口。罗莎·卢森堡在她早先同伯恩施坦论战时就已经强调指出总体的历史考察和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和机械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不是机会主义的就是暴动主义的）之间的本质区别。她明确指出：“这就是布朗基主义的政变同由广大的而且是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由‘坚决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像从手枪里发射子弹一样，因此总是不合时宜；而后者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产物，因此它本身就带着合乎时宜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合法证书。”[11]她在自己最后一篇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资本主义向着那一目标发展的客观趋势足以更为容易地在社会中引起如此尖锐的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使得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以致这些对立必然使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结束。但是，正像那种不能持续下去的情况正在变得可以理解一样，这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本身首先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不能持续下去的产物，而这些对立恰恰由于这种根源而变得越来越尖锐。”[12] 所以，无产阶级同时是资本主义持续危机的产物和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那种趋势的执行者。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13]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自己的状况而行动起来，它由于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而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主体”的过程的真理本身，远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按机械“规律”向前运动的。它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它也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因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在其他情况下，与资本主义潜在持续的危机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理论的和潜在的[14]：它作为“纯粹的”意识，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就是作为“观念的总和”，要求面对个别的日常问题和日常斗争。 但是，在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里认识到和意识到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不可能有纯粹意识，既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也不可能有作为纯粹要求、纯粹义务、纯粹行为规范的纯粹意识。在这里即使要求也有其现实性。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正是同一个卢森堡比许多人都早而且清楚地认识到群众革命行动的自发本性（此外，在这一点上她只强调以前论述过的那种意见的另一方面，即这些行动必然从经济过程的必然性产生出来），同样，她也比其他许多人较早地弄清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15]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在机械庸俗化者看来，党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而群众运动，革命，也只不过是一个组织问题。罗莎·卢森堡早已认识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革命过程的前提，不如说是它的结果，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在这种过程中并通过这种过程才能组成阶级一样。因此，在党既不能造成也不能避免的这种过程中，党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那种虚假的、而且对肤浅考察说来是更积极也“更现实的”考察方式，给党指派主要或完全是组织的任务，面对革命事实就被迫采取毫无根据的宿命论立场，而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则成为真正革命积极性的源泉。如果党关心“无产阶级现有的和已经获得并行使着的全部权力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方面的实现，并表现在党的斗争立场上，关心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按其坚决性和明确性决不在实际力量状况的水平之下，而相反却超出这种状况”[16]，那么，由于党把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播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它把这种真理从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由的自觉行动，这样，它就把激烈革命情况下自己要求的性质变为发生作用的现实。而从要求到现实的这种变化正在成为无产阶级真正阶级性的、真正革命的组织的杠杆。认识正在变为行动，理论正在变为口号，按照口号行动的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自觉地和坚定地加入有组织的先锋队行列。从正确的口号里，还有机地产生出战斗无产阶级专门组织的前提和可能性。 这种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济必然性辩证地变为自由的地方。由于党被看作是这种阶级意识的历史形态和行动支柱，它同时也就成为战斗无产阶级伦理学的支柱。党的这种功能决定着它的决策。如果党的政策不能经常同目前的经验的现实相一致，它的口号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就可能始终不被遵循。历史的必然进程将不仅使它满意，而且正确的阶级意识的道义力量，正确的阶级行动的道义力量，也将——在实际的现实政治方面——取得丰硕成果。[17] 党的力量确实是一种道义力量：它是由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的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的信任提供的。它是由这样一些群众的感情提供的，他们觉得，党是他们最特有的、但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织的形态。只有当党通过斗争取得这种信任而且值得这样信任时，它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 机会主义者由于自己把不可分的东西分离开来而不理睬这种认识，即无产阶级能动的自我认识。所以，他们的首领以真正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方式讥讽地谈论据说作为布尔什维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宗教信仰”。这种指责包含着对自己软弱无能的承认。这种病入膏肓的疑心病披上冷静的和客观的“科学性”的雅致外衣是徒劳的。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姿势在较好的情况下显露出绝望，在坏的情况下则显露出绝望背后的内心空虚：他们已完全离开无产阶级、它的道路和使命。他们称为信仰和力图用“宗教”名称加以贬低的东西，正好是对资本主义注定要没落、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要获胜的确信。对于这种确信，不可能有“物质的”担保。对我们来说，它仅仅在方法上——通过辩证的方法——是有保证的。即使这种保证，也只有通过行动，通过革命本身，通过献身于革命，才能验定和得到。正像很少能“按自然规律”担保世界革命肯定胜利一样，也很少会有抱有学究客观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在理论之中，而且也是为了实践。正如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的阶级意识，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客观产生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上一样，党和各个战士也只有当他们能够把这种统一运用到他们的实践中去时，才能真正掌握他们的理论。所谓宗教信仰，在这里无非是在方法上确信，不顾任何一时的失败和挫折，历史过程正在我们的行动中，通过我们的行动走完自己的路程。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即使在这里也有无能为力的旧困境；他们说：如果共产党人预见到“失败”，那么他们或者必须放弃任何行动，或者成为没有良心的冒险者、制造灾难的政治家和暴动者。由于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卑劣，他们恰恰没有能力把自己本身和他们行动的时机看作总体（变化过程）的因素，即把“失败”看作是通向胜利的必要途径。 在罗莎·卢森堡的毕生事业中，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特征是，胜利和失败、个人命运和整个过程的统一，构成了她的理论和生活的主线。她在最初和伯恩施坦论战时，就已经把无产阶级有必要“提早”取得国家权力说成是不可避免的，也揭露了机会主义对此吓得发抖、由此而产生的对革命的不信任“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以社会的机械发展为出发点，并假定有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它在阶级斗争之外，也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18]。这种毫无幻想的确信指引着罗莎·卢森堡去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物质奴役中获得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使无产阶级从机会主义的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她针对这后一种——比较危险，因为比较难于制服的——敌人所进行的主要斗争，被看作是无产阶级伟大的精神指南。所以，她死于她最真正的、最凶狠的仇敌——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手，合乎逻辑地使她的思想和生命获得最高的荣誉。她在数年前从理论上、行动时从策略上明确预见到一月起义的失败，但在失败时，她仍然站在群众一边，并同他们共命运，这一点和她在她的谋杀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那里受到不共戴天的敌视一样，都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她的行动中产生的真正结果。 1921年1月 注释： [1]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学上的鲁滨逊时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中产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33页以下。-T79 [2] 顺便提一下，伯恩斯坦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由于考虑到党的宣传需要，现在我确实并不总是从我的批判言论里得出最后的结论。”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德文版第9章《任务》〔Aufgabe〕，第260页。-T80 [3] 罗莎·卢森堡在自己的《反批判》中，特别向她的最严厉的批判者奥托·鲍威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载罗莎·卢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66页以下。-T82 [4]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3页。-T85 [5] 关于黑格尔同其后继者的关系，请参见黑格尔主义者拉萨尔的优秀论文《黑格尔逻辑学和罗森克兰茨逻辑学》，载《拉萨尔著作集》：卡西尔出版社，第6卷。黑格尔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将他自己的体系引向错误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又是怎样被马克思彻底加以纠正和作出决定性的发展的，请参见我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T86 [6]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德文第1版，第296页。-T88 [7]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德文第1版，第393页。-T89 [8]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5—147页。-T89 [9] 罗莎·卢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118页。-T90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T92 [11]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德文版，第47页。-T93 [12] 罗莎·卢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37页。-T94 [13]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44页。-T94 [14]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Massenstreik〕，德文第2版，第48页。-T94 [15] 关于她的观点的局限性，请参见我的论文《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在这里，我们仅限于表述她的方法。-T95 [16]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德文第2版，第38页。-T95 [17] 参见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小册子》〔Die Junius-Broschüre〕中的精彩论述，未来出版社〔Futurus-Verlag〕，德文版，第92页。-T96 [18]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德文版，第47—48页。-T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