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无论在无产阶级圈子中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子中都已成为反复讨论的对象。然而在学术界，对任何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时髦。甚至在“社会主义”营垒中，对于哪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哪些论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不致丧失被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利，看法也很不一致。于是，不是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而是对旧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现代研究“超越”了的著作像对圣经那样进行学究式的解释，在它们当中而且只是在它们当中寻找真理的源泉，便被认为越来越“不科学”。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来，那么对它最恰当的回答自然只是同情的一笑。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这样简单地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方法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1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如此重要，对于理解它的本质如此带有决定意义，以致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概念，就必须在讨论辩证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这个定义。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在马克思最初批判黑格尔时所赋予它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1]的意义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还必须从理论以及理论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发展出理论的实践本质。[2]否则“掌握群众”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群众就会受完全不同的力量驱使，去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样，理论对群众的运动说来就只意味着一种纯粹偶然的内容，一种使群众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必然的或偶然的行动、而不保证这种意识的产生与行动本身有真正和必然联系的形式。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理论能够和实践有这种关系的条件。“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该力求趋向思想。”[3]或者像他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4]。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这种局面实际上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而出现了。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5]说明这种情况的理论同革命之间的联系决不是偶然的，它也不特别复杂和容易误解。相反，这个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在它当中被记录下来，因此它可以被概括和传播，被使用和发展。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 弄明白理论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认识理论的本质，即辩证的方法。这一点极其重要，由于忽略了它，在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已造成了许多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于后来理论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些论述，认为它是经典也好，批评它也好，认为它不完整甚至有破绽也好，我们都必须承认在那里没有谈到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把概念在辩证法中的形成方式与在“形而上学”中的形成方式对立起来；他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辩证法中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象）的僵化轮廓将消失；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么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成为纯“科学的”事情。那时方法就可能按照科学的现状而被采用或舍弃，根本不管人们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不管现实被认为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的确，正如马克思拥护者中的所谓马赫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这甚至会更加加强这样的观点，即现实及其在资产阶级直观唯物主义和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规律性”是不可理解的、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至于马赫主义也能产生出一种同样资产阶级的唯意志论来，与此丝毫不矛盾。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是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它的问题从其本身考虑无法解决的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批判地”深化辩证方法的企图都必然导致肤浅平庸。因为任何一种“批判”立场总是以这种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分离作为方法论的出发点。而且它正是把这种分离当作一种进步，认为它给马克思方法的粗糙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带来了真正的科学性，值得百般赞扬。当然，谁也不否认“批判”有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它这样做，将背离辩证方法的最核心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6]马克思表述得甚至更明确。“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定在形式、存在规定……”[7] 如果辩证方法的这一含意弄模糊了，它就必须显得是多余的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的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 2这里立即就要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在所有修正主义著作中被奉为神明的所谓事实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含义呢？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指靠它们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指南呢？不用说，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唯一的问题是：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中都能找到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实。他在这样做时忘记了，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比较老练的机会主义者，尽管本能地非常厌恶一切理论，还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 如果说这种方法乍看起来可取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非常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辩证方法来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在谈到劳动时对生活的这样一种“抽象过程”作了深刻的说明，但是他没有忘记同样深刻地指出他在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8]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趋势还走得更远。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它揭露这些现象不过是假象，虽然是由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的假象。但是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它仍然给人留下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结构的印象。 所以，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然而这不只是一种错误来源之所在（总是被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所忽略），对此恩格斯已明确地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是十分明显的变化。”[9]因此我们看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来就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协调，是它的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就的确可以问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是当我认为“事实”是一种存在的形式且受到这样一些规律的制约，对这些规律我在方法论上可以肯定、或者至少有十之八九把握知道它们对这些事实不再适用的时候呢？还是当我有意识地估计到这种情况，批判地看待以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精确性”并集中注意于这种历史的本质、这种决定性的变化所真正表现出来的那些环节的时候呢？ 那些似乎被科学以这种“纯粹性”掌握了的“事实”的历史性质甚至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为了能够从这些“事实”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必须了解它们本来的历史制约性，并且抛弃那种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它们本身必定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10]所以要正确了解事实，就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它们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11]。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把现象与它们的直接表现形式分开，找出把现象同它们的核心、它们的本质连结起来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的外表形式的性质，即看出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形式。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它们的历史性质，因为它们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这种双重性，这种对直接存在的同时既承认又扬弃，正是辩证的关系。在这方面，囿于资本主义创立的思维方式的肤浅读者，在理解《资本论》中的思想结构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一方面马克思的论述使一切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性质达于极点，由于把社会描述为“与理论相符”，即只包括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彻底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就创造了一种使这些经济形式能以最纯粹形式存在的思想环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刚要产生结果，这个现象世界似乎刚要凝结成为理论，它就立即化作了一种幻影，成了哈哈镜里的被歪曲了的形象，“只是一种虚构的运动的有意识的表现”。 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上述简单的、纯粹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这种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唯心主义在这里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的幻想。因为现实“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真正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2]相反，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伯恩施坦等人的现代伪装，也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他们以为把这些规定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他们就特别“精确”了。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Reflexionszusammenhang）中的东西。”[13] 这种反思联系的粗率和无知，首先在于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步其后尘。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4]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所有孤立的部分的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如果它在某个社会里找不到，则把这说成是“偶然”，是规则的例外）。但是这些单独的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地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 3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5]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Reflexionswissenschaft）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如果尽管如此在各理论之间还是出现矛盾，那么这只是表明至今达到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似乎相互矛盾的各理论必须在这些矛盾中找到它们的限度，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并被纳入到更一般的理论中，那时这些矛盾就会最终消失。但是我们认为，就社会的现实而言，这些矛盾并不是对现实的科学理解还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们密不可分地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们在对总体的认识中不会被扬弃，以致停止成为矛盾。完全相反，它们将被视为必然产生的矛盾，将被视为这种生产制度的对立的基础。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辩证方法同“批判”方法（或庸俗唯物主义、马赫主义等的方法）之间的冲突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被运用于社会时，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来说，按永远有效的范畴来理解它自己的生产制度是生死存亡问题：它必须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把无法忽视的矛盾看做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而只是纯粹表面的现象。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是这种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但是它作为科学的局限性也是由资本主义现实的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造成的。例如，当一个像李嘉图那样的思想家能够否定“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市场也必定会扩大”时，他这样做（当然在心理上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避免承认必然发生最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的危机，避免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16]的事实。在李嘉图那里是出于信念的东西，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成了有意骗人的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或是力图从无产阶级科学中彻底取消辩证法，或是力图对它至少进行“批判的”改良，不管是否愿意，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举个荒唐可笑的例子，马克斯·阿德勒想把作为方法、作为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同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辩证法批判地区分开来。他的“批判”的顶点是把辩证法同这两者截然区分开来，他把辩证法描述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真正辩证法主要就是指这种科学”。这种辩证法或许叫做“对抗”更恰当，因为它简单地“主张个人的私利同限制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存在对立”[17]。这样一来，首先，表现在阶级斗争中的客观的经济对抗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这就是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还是它的问题和崩溃，都不能看做是必然的。不管它是否愿意，最后结果是一种康德的历史哲学。其次，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在这里也被确定为一般社会的普遍形式。因为马克斯·阿德勒所强调的真正“辩证地，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抗”的中心问题，不过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质的典型形式之一。但是，资本主义之被描绘成永存的是根据经济的理由还是根据意识形态的理由，是对它天真地漠然置之还是对它进行批判的改良，那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如果摒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这种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科学中，一方面表现为孔德和斯宾塞类型的抽象社会学的历史概念；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中最明显的是李凯尔特，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不可能也表现为建立“历史哲学”的要求，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又成为在方法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西斯蒙第对危机问题的态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8]。他了解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固有倾向。但是他最后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囿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形式，也就必然把生产和分配看做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看不到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这样他就遭到了蒲鲁东的假辩证法所遭到的同样命运；“他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了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 [19]。 我们重说一遍：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0]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这个范畴上。如果说相互作用仅仅是指两个一般不变化的客体彼此发生因果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会向了解社会有丝毫靠近。庸俗唯物主义者的片面因果联系（或马赫主义者的职能关系等）就是这种情况。毕竟，还有例如一颗静止的弹子被一颗运动着的弹子击中那样的相互作用：前者开始运动，后者由于撞击而改变了原来的方向。我们所说的相互作用必须超出本来不变化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在它同整体的关系中走得更远：因为这种关系决定着一切认识客体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与认识有关的一切实质变化都表现为与整体的关系的变化，从而表现为对象性形式本身的变化[21]。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清楚地表述过这一思想。我只引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2]所以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法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它们的直接的概念、它们的“规律性”虽然同样必然地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然而却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它们都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因此，它们是认识的客体，但是在它们当中并通过它们被认识的客体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而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只有揭去这层面纱，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因为从拜物教的对象性形式得来的这些直接概念，其作用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所以，认识现象的真正的对象性，认识它的历史性质和它在社会总体中的实际作用，就构成认识的统一不可分的行动。这种统一性为假的科学方法所破坏。例如，只有用辩证的方法才能了解对经济学极为重要的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区别。古典经济学无法越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决非偶然。因为“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23]。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种掩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辩证方法摧毁这些范畴的虚构的永存性后，它也摧毁了它们的物化性质，从而为认识现实廓清了道路。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24]用这种认识才能看到辩证方法的总体观能使人真正认识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部分同整体的辩证关系可能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思维的构造，就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直接规定那样远离社会现实的真实范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优越性就会是纯粹方法论上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差别却更深刻和更本质。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上，任何经济范畴都揭示人和人之间的一定关系。这种关系变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形成为概念。因此人类社会运动（Bewegung）的内在逻辑便能同时被理解为人本身的产物，以及从人和人的关系中产生出来并且摆脱了人的控制的力量的产物。这样，经济范畴便在双重的意义上变成为动态的和辩证的。它们作为“纯”经济范畴处于经常的相互作用中，因而使我们能够通过社会的发展来了解任何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但是由于它们是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并在改造人的关系的过程中起作用，所以能从它们同隐藏在它们的活动背后的现实的相互关系中看到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这就是说，科学想了解的一定的经济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必定变成一定的社会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纯”经济自然被超越，尽管这不是说我们必须求助于任何超验的力量。马克思常常强调辩证法的这个方面。例如，他说：“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5] 4然而，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现实。黑格尔就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以很近似马克思的方式表述了它，尽管给它披上了过于抽象的、自我误解的、从而使人更加误解的外衣。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必然性就在于整体被分成各种不同的概念，在于这个被划分的整体具有持久的和巩固的规定性，然而这种规定性又不是僵死的，它在自己的分解过程中不断地产生自己。”[26]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地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但是，我们必须简明地指出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同样是现实的问题，历史过程统一的问题。马克思责备黑格尔（还以甚至更强烈的口吻责备回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黑格尔后继者）未能真正克服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他认为，据称是历史过程内部的真正辩证法的黑格尔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假象：在关键的地方，黑格尔未能超过康德。黑格尔的认识只不过是对一种与自己根本不同的材料的认识，而不是这种材料即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正如他在批判中所明确地说的，“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黑格尔“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 [27]。黑格尔主义的这种概念神话被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活动最后消灭了。 然而，马克思通过反对它而达到了“自我理解”的那种哲学，早已是黑格尔主义的倒退囘康德去的运动。这个运动利用黑格尔的晦涩和内在的不确定性来剔除他的方法中的革命因素。它力图把反动的内容、反动的概念神话、思维和存在的冥想的二重性残迹同在当时德国流行的一贯反动的哲学调和起来。由于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他不仅使自己与黑格尔的继承人分道扬镳，而且把黑格尔的哲学本身也分裂为两部分。他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他以他自己发现的、并且系统地阐述过的这一尺度来衡量黑格尔的哲学，发现它太不够分量。马克思从辩证法中清除掉的“永恒价值”的传奇性残余基本上同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同属一类，黑格尔殚精竭虑同这种哲学斗争了一生，他曾用他的整个哲学方法、过程和具体总体、辩证法和历史与之相对抗。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28]。因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它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与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 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一部分原因是，在黑格尔创造他的体系时，这种力量还不能完全看明白。结果他不得不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但是由于构成这种意识的成分多种多样，他看不清它的真正性质，所以就把它变成了“民族精神”的神话）。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虽然极力想要突破，但仍然禁锢在柏拉图和康德的观点中，仍然禁锢在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两重性中。虽然他最先真正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虽然他的思想始终注意克服一切抽象，但是内容在他看来仍然带有“特殊性的污点”（他在这里很有点柏拉图主义的味道）。这些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倾向不可能在他的体系中弄清楚。它们往往是并列的、没有中介的、矛盾的和不协调的。因此，最后的（表面的）综合必然转向过去而不是转向未来[29]。无怪乎资产阶级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把黑格尔的这些方面作为本质的东西加以强调和发展。结果，他的思想的革命内核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说来也几乎完全模糊不清。 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0]，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这些辉煌的神话形式中的最后一个。它已经包含了总体及其运动，尽管它不知道它的真正性质。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那种“向来就存在，只不过不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31]的理性，通过发现它的真正根据，即人类生活能据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础，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这就是最后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纲领，尽管以牺牲他的体系为代价。黑格尔强调说，自然界的“变化是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总是重复同样的东西”，与此相反，历史上的变化“不只是发生在表面上，而且发生在概念中。被改正的是概念本身”。[32] 5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只有在上面描述的联系中，这一出发点才能表明超出单纯的理论，成为实践的问题。只有当存在的核心表露出是社会的过程时，存在才能被看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是至今未意识到的产物，而这种活动本身又会被看做是对改变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但是这种对存在的看法也在个人的意识中创造了实践的可能。实践成了适合于孤立的个人的行动方式，成了他的道德规范。费尔巴哈想战胜黑格尔，在这点上遭到了失败：他同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一样，甚至远远超过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的孤立的个人面前就止步了。 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33]。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社会还很无组织，它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还很少控制，以致不可能对意识表现为名副其实的人的现实。（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考察封建社会的结构和统一性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时空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Stände）之间的法律屏障。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表面上人人平等；直接决定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经济关系日益消失。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对人说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 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能认识到社会是现实。但是，完成这一变革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还是无意识地实现它的这种职能；它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即把它推上统治地位的那些力量，看来就像第二天性那样与它对立着，而这种天性比封建主义还冷酷，还不可捉摸。[34]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只是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另一面。在它看来，自我认识和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 把人类发展提高到更高阶段的使命，正如黑格尔所正确地指出的（虽然他谈的还是民族），是基于这些“发展阶段作为直接的自然原则而存在”，而且“这种环节作为自然原则所归属的”那个民族（即阶级）“……负有执行这种环节的使命”[35]。马克思极其明确地使这一思想具体化，把它运用于社会的发展：“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决不……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原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36]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本质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因此，由辩证方法提供的对现实的认识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从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纯”科学与社会主义分开的问题，像所有类似的问题一样，是一个假问题[37]。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中，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中才能产生出来。放弃这一观点就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接受这一观点就是直接深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去。 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但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不用说单个的无产者）所天然固有的。相反，无产阶级虽是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的主体，但是它决不是像康德所说的那种认识的主体，在康德那里“主体”永远不可能成为客体。它决不是这一过程的无所谓的旁观者。无产阶级不单纯是这一总体的行动的和受苦的部分，而且它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同它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和发展只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不仅这一阶级是在由直接的失望所引起的自发的、不自觉的行动（捣毁机器可作为这方面的最初例子）中产生，然后通过不断的社会斗争逐渐达到“形成阶级”的地步，而且它关于社会现实、关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以及唯物史观也都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分地和如实地了解了这一过程。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像其他政治的或经济的产物那样，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发展也反映了它最先认识的社会历史的内部结构。“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38]我们已认识到是认识现实的中心问题和必要前提的总体的方法论观点，在双重意义上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形式的、客观的可能，只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确（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了，并且因为认识社会现实的主体和客体发生了变化。第二，这种形式的可能只是在无产阶级的发展进程中才变成了实际的可能。如果说历史的意义只有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才能找到，而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在强加于拒不服从的材料身上的先验的、神话的或道德的意义中找到，这就必须先有一个比较了解自己地位的无产阶级，即比较先进的无产阶级，因而也必须先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前期。这条发展道路是从空想到对现实的认识，从工人运动最初的伟大思想家规定的先验目标到1871年公社清楚了解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新社会的因素”。这是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道路。 从这种观点看，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因为最终目标不是在某处等待着离开运动和通向运动的道路的无产阶级的“未来国家”。它不是在日常斗争的紧张中能愉快地被忘怀，只有在与日常操劳呈鲜明对照的星期日布道时才能被记起的情况。它也不是用来规范“现实”过程的一种“义务”、“观念”。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每一个朴实的平凡的环节都有这种关系，不过只有意识才能把它变成为现实的东西，因而只有用说明它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这样它就能把单纯的事实，单纯的存在提高为现实。我们也不应忘记，一切想把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或“本质”从与（资本主义的）存在的一切不纯接触中挽救出来的企图，最后总导致跟修正主义一样远离现实，远离“具体的、批判的活动”，重陷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空想的二重性中[39]。 任何这种二重性理解的实际危险表现为对行动失去指导。一旦放弃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一再达到的现实的基础，一旦决定坚持赤裸裸经验的、“自然的”存在基础，就会在行动的主体与展开行动的“事实”背景之间造成一条鸿沟，使他们像不可调和的严格的原则那样彼此对立。那时将不可能把主观的愿望或决定强加于客观的事实或在事实本身中找出行动的指针。要“事实”完全正确无误地赞成或反对一定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过去未存在过，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愈认真地对事实进行考察（单独地、直接地考察），它们就愈不那么明确地指向任何一个方向。不言而喻，纯主观的决定将被“按照规律”自动行动的未被理解的事实的压力所粉碎。所以正是在行动问题上，看来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及其发展的某一点上的自我认识，无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同时就是对整个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只要事实是从它们连贯一致的现实性来理解，从各部分环节与它们在整体中固有的、尚未判明的根源的关系来理解，事实看来就毫不足奇了：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趋向现实的中心、趋向我们惯常称为最终目标的倾向。这种最终目标不是与过程相对立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环节。它的所达到的每一阶段的具体含义和这个具体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解它就是认识趋向总体的倾向（不自觉地）所持的方向，就是了解为了全过程即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而具体决定某个时候的正确行动方针的方向。 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局部环节与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为现实的固有含义日益放射出强烈的光芒，所以过程的含义愈来愈深地埋藏在日常事件中，总体浸透在现象的时空特点中。通向意识的道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并不是愈来愈平坦，相反却是愈来愈艰巨和吃力。因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地打败各种错误倾向。这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形影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因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正统派及其代表即共产党人的任务的论述并未丧失其意义和价值：“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1919年3月 注释：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卷，第460页。-T48 [2] 原书译文为“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匈牙利原文为“a dialektikus módszert a forradalom emelőjévé teszik; Az（the）elmélet（theory） gyakorlati（practical）lényegét（point）magából（oneself）az（the）elméletből（out of theory）és（and）tárgyához（subject/object）való（from）viszonyából（relation）kell（must）kifejleszteni（develop）”。德文本分别用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的第三人称中性单数的第三格进行了翻译，造成代词究竟是指代“方法”还是“理论”难以辨析的困境。在两个英译本中，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单行本错误认为代词指代的是“方法”，而1966年以本文单篇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上的版本则正确地译为“理论”。中译本应该是参照了67年版的译文进行了翻译，故从其错。“抽出”是中文本错译，现改回为“发展出”。“实际”应是排版错误，现改回“实践”。（录入者注） [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卷，第462页。-T49 [4]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同上书，第418页。-T49 [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上书，第466页。再参看《阶级意识》一文。-T49 [6] 《费尔巴哈论》，《全集》第21卷，第337页（粗体是本文作者加的）。-T51 [7]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7页（粗体是本文作者加的）。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可惜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原书注）-T51 该处原译文为“……范畴表现……存定在形式；及生存条件……”，匈牙利原文为“a kategóriák ennek a meghatározott társadalomnak létezési formáit（form of being）, egzisztenciameghatározásait（exist-definitons）fejezik ki.（is expressed）”。卢卡奇将马克思的话译为匈牙利文时是比较准确的翻译，但德文本在将这段文字译回德文时，不仅略掉了“一定社会的”，而且将卢卡奇正确翻译的“Existenzbestimmungen”（存在规定）错误的译为“Existenzbedingungen”（存在条件），未与马克思原文对照。由此，中文译者在此的翻译，就非常困难，不得不将《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的翻译“存在规定”转为“生存条件”（这一点，陈学明在《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做了修正）。另外，原文中的“Daseinsformen（létezési formáit）”，《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原译文为“存在形式”，是错译。“Dasein”在黑格尔哲学中意为“定在”，即具体的存在（被规定了的存在），译为“存在”是错误的，漏掉了原意中的“具体”含义。本书译者正确的理解了原意，但是却繁琐地将之译为“存定在”，而陈学明则按照《马恩全集》中的错译对此处进行了修正。现改为“定在”。（录入者注） [8]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4—755页。-T53 [9]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全集》第22卷，第591—592页。但是应当记住“科学的精确性”要以各种因素始终“不变”为前提。这一方法论要求早已为伽利略所指出。-T54 [10]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32—233页。存在（分为假象、现象和本质）与现实的区别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过可惜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资本论》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按这种区别构成的。同样，表象和概念的区别页来源于黑格尔。-T55 [11]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23页。-T56 [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1页。-T57 [13] 同上书，第738页。“反思联系”这一概念也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T57 [14]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4页。-T58 [15] 我们想提醒对方法论问题有更大兴趣的读者，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整体同部分的关系问题也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还必须指出，那里也谈到的内在同外在的关系问题同样与总体问题有关。见《黑格尔全集》第4卷第156页及以下各页（《逻辑学》的引文均引自第2版）。-T58 [16] 《剩余价值理论》，《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599、603页。-T59 [17] 《马克思主义问题》，第77页。-T60 [18] 《剩余价值理论》，《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55—56、85—86页。-T61 [19]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5页。-T61 [20]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49—750页。-T62 [21] 库诺夫的特别巧妙的机会主义表现在：尽管他熟谙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用“总合”（Summe）来代替整体的概念（Gesamtheit，Totalität），从而取消了一切辩证的关系。参看《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的理论》1929年柏林版第2卷第155—157页。-T62 [22] 《雇佣劳动和资本》，《全集》第6卷，第486页。-T63 [23]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23页。-T64 [24]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全集》第13卷，第533页。参看《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T64 [25]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34页。-T65 [26] 第270节。《哲学全书》德文版第354页（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80页）。-T66 [27]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T66 [28] 库诺夫企图正好在马克思彻底克服黑格尔的地方，用从康德眼光看的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是不足为奇的。他以黑格尔的作为“永恒价值”的国家来对抗马克思的纯历史的国家观。马克思的“错误”，即国家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只是“历史的事物”，“它们并不决定国家的本质、规定和目标”。在库诺夫看来，马克思在这方面不如黑格尔，因为马克思“考虑问题是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出发。”见库诺夫前引著作第308页。显然，机会主义者从不把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一切努力放在眼里。如果他们不回到庸俗唯物主义或康德去，他们就用黑格尔国家哲学中的反动成见来消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辩证法，以使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中永世长存。-T67 [29] 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法哲学原理》第189节。）他清楚地看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是它的基本方法问题（很像恩格斯的看法，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49页；《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上书，第341—342页）。但是他没有看到藏在经济下面的物质现实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它仍然是“任性的混沌”，认为它的规律“与太阳系的规律相似”（《法哲学原理》第336页）。-T68 [30]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全集》第37卷，第460页。-T69 [31]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全集》第1卷，第417页。-T69 [32] 黑格尔，《历史哲学》，《哲学全书》第1卷，第133—134页。-T69 [3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集》第3卷，第3页。-T70 [34] 对于这一情况的解释，请看《阶级意识》一文。-T71 [3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46—347节（参看1961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53、354页）。-T71 [36]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44—45页。-T72 [37]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VIII—IX页。-T72 [38]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85页。-T73 [39] 关于这点，参看季诺维也夫与盖德的论战以及他对施图加特之战的态度。《反潮流》〔Gegen den Strom〕，第470—471页。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T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