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 第五章 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对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知道得更多些，而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则知道得较少，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有是人们体验得更多的一种生存方式。但是，给重生存的方式下一个明确定义之所以困难，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两种生存方式的本质不同。 占有涉及到的是珍，而物是具体的、可以描述的、生存说的是售肇，扒原则上说，体验是无法描述的。可播迷的只是我们所具有的人格面具（Persona），我们所展现的自我，因为这种人格面具本身也是物。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幅死的图画，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物来描述。其实，人是无法描写的。当然，关于我的性格、我的生活态度可以做许多说明。这种洞察和说明对理解我自己及其他人的心理结钩是很有用的。但是，我的全部自我、我的具有种种表现形式的个性、我的这样的生存，就象我的指纹一样部是独一无二的，全面地把握这一切是不可能的，通过感情移入的途径也是不行的，绳为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是没有的。只有在活生生的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如要他和我所参与的生活之舞没有停止，我们才能克服彼此之间的隔阂。两人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相互一致。 即使是描写一种行为方戊，也无法穷尽它。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可以写几页纸，但仍然无法用语育捕捉住画上的微笑，这并不是因为这微笑那么神秘的缘故。每一个人的微笑都是神秘的（只要这种微笑不是做作的人工的和廉价的）。一个人的眼睛里、面部表情上、他的行走、体态以及声调中所表现出来的趣味，兴奋、对生活的爱、恨和那种自恋心理是任何人都无法描述的。 积极主动地生存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先决条件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的理性。其主要特征就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活动意味首去展现他的愿望、他的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些天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就是说，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饱满桶流，要爱、超越孤立的自我的桎梏、有兴趣、去倾听和去贡献。语言就象容器，我们用它来盛我们的体验和经历。但是，体验和经历是这个容器所容纳不下的。语言告诉我们有哪些体验和经历，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当我把一种体验完全转变为思想和语言的时候，这种体验就烟消云散了，它变得僵死子瘪，成为单纯的思想。因此说，生存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只能通过共同的经历彼此才能沟通。在重占存的生存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僵死的词句，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生动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生动和创造性的思维当然也属于重生存的范畴。） 也许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能一付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做最好的说明，这个比喻是M.洪茨格尔告诉我的：一块蓝色的玻璃看上去是蓝色的，因为它将其他的颜色都吸收了，不让它们通过，这就是说，我们说一块玻璃是蓝色的，因为它并不含有蓝色。我们这洋称呼它不是根据它占有什么，而是看它显现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只有不断地消除重占有的、以及不是以生存为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依附于我们所拥有的物、通过占有和思守我们的自我和财产来寻找安全和个性），重生存的生活方式就会树立起来。为了能够这样自在地去“生存”，我们必须放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就象神秘主义作家常常说的那样，要使我们自己变得“贫”和“空”。 但是，放弃这种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他们极为害怕这样做，他们会觉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了，好象被丢进大海里而不会游泳一样。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扔掉了财富的拐杖之后，他们才真正地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和靠自己的力量去行走。人们总以为，没有财产的支柱自己便寸步难行和遭受毁灭.阻碍他们前进的正是这种惜觉。 主动和被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存包括积极活动（行动）的能力这个意思。被动与生存是不相容的。积极主动（active）和消极被动（passive）这两个词很易于引起人的误解，因为这两个词现在的含义与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个词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为了能够理解生存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把主动和被动这两个词搞清楚。 在现代语言的使用中，主动（activity）这个词通常是指运用一定的能量而取得明显效果的行为而言。比如说，耕地的农民、流水生产线旁的工人、劝说顾客买东西的商务代表、将自己或他人的钱用于投资的股票购买者、治病的医生、卖邮票的邮局工作人员以及整理文件的办公室职员，这些人都被称做是“主动的”。一般来说，主动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有目的行为，这种行为引起有利于社会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是指行为而不是指以某种方式行为着的人而言的。而对一个活动着的人，不管他是象奴隶那样受到外在强力的逼迫，还是出于恐惧迫不得己，都没加以区分。作为一位木匠、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一位科学家或是一位园丁，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感兴趣呢，还是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或象流水生产线旁的工人和邮局职员那样，他们从其工作中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活动）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是忙碌（busyness）。这两种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这种区别就象“异化”和“没有异化”的活动之间那种区别一样。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的活动的结果，某种与我相脱离、超乎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彼岸”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或外在力量通过我来行动。我与我活动的结果相脱离。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异化活动一个最明显的病例就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具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总是在内心的压力下去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比如说，数台阶、重复一些语句、或者按照一定的个人仪式行事。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这种人会极为“主动”，但是正象心理分析研究令人信服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是在受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在力量所驱使。关于异化的主动（活动）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是催眠后行为。比如说一个人在催眠昏睡后得到了一个命令，待他醒来之后就去执行这项命令，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而是在服从施催眠术医生的指示。 在没有异化的主动（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没有异化的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产品始终保持着联系。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结果结为一体。我把这种没有异化的主动（活动）称做创造性活动。（在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一书中我曾使用过“自发的行动”的概念，在以后的著作中我都使用“创造性的行动”这一概念。） “创造性”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造就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这个概念与我们所说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能力（creative）不是一个意思。这里说的主要的不是我的活动的产品，而是我的活动的特质。一幅绘画作品或一篇学术论文可能是非常没有创造性的，也就是说没有思想和乏味的。另一方面，如果他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过程，如果他真正“看见了”一棵树而不是望了几眼，如果他读一首诗而感到诗人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那么他的这一过程即使什么也没“创造”，仍然是创造性的。创造性的行动表示内在活动的状态，这并不一定要生产出某种艺术和学术作品或某种有用的东西来。创造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具有这种性格取向。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可以赋予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以生命。他赋予自己的能力以生命，也赋予别的人和物以生命。 “主动”和“被动”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异化的主动（活动）只是一种忙碌，实际上是“被动”，也就是说无创造性的主动（活动）。反之，一种不那么忙碌的被动也可以是一种非异化的主动。今天让人们理解这一点特别困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动都是异化的被动，而创造性的被动则是很少能体验到的。 几位伟大的哲人谈主动和被动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哲学传统上使用的主动与被动的概念与其今天的意义是不同的。当然，那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劳动的异化尚未达到今天这种地步。所以，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一些哲学也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的活动”，什么只是“忙碌”。在雅典，“实践”这一概念几乎囊括了自由人所从事的全部活动，但是似乎是把体力劳动排除在外了。异化的劳动是由奴隶来干的。亚里士多德正是用“实践”这一术语来概括自由人的自由活动［注：参阅N·洛布科维茨《理论与实践——一个概念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1967，美国南本德圣姆大学出版］。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那种主观上无意义的、异化的、事务性的工作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事某种创造性的和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是奴隶。 如果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也就是活动）的最高形式——甚至高于政治活动——是专心致志地寻求真理的冥想生活，那也就十分清楚了，为什么他没有提出象我们今天的这种意义上的主动和被动的概念。把冥想视为一种非主动的形式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冥想是我们最高贵的部分——理性（nous）的活动。奴隶就象自由人一样都可以同样地享受感性的乐趣。但是，幸福（eudaimonia），“幸福的生存”（well-being）不在于快乐，而在于与道德相一致的活动之中。 托马斯·阿奎那象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对主动的理解与今天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相同。在阿奎那看来，冥想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即将人生贡献给内心的静寂和精神上的认识，是人的活动的最高形式。他甚至承认，主动的生活（vita activa），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都具有价值和会导致至福（beatitude），即幸福，如果（这一条件特别重要）一个人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达到幸福的目的以及他能够控制其感情和身体。（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I-II，182，183；I-II，4.6.） 如果说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中还含有某种妥协的因素，那埃克哈特教士的同时代人，《未知的迷雾》一书的作用则极为坚定地反对积极生活的价值观，而埃克哈特教士则主张积极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象看上去那么大，因为所有这三位思想家都一致认为，只有当主动来自最高的道德和精神信念辛辛苦苦体现这些信念的时候才是“可以忍受的”。因此，所有这些大师们都对无意义的忙碌即与人的精神和灵魂“基础”相脱离的主动（活动）持否定态度。 作为人和思想家，斯宾诺莎所体现的那些价值观与四百年前埃克哈特时代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同时，他又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了社会和一般民众的变化。他是现代科学的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发现了无意识这一现象。借助于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他对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区别作了更为系统和精确的分析，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思想家。 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一书中把主动和被动（行为和忍受）加以区别并视其为人的心灵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主动的第一个标准是，一种行动与人的本性相一致，他说：“我认为，如果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就是引起这些事的相应的原因，也就是说（按照上一个定义），如果出于我们本性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某些本身就能明确地为人所理解的事情，那我们便是在行动。反之，如果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某种事情或由于我的本性而导致了什么后果，但是我们只是引起这些事情发生的部分原因，那么我们便是在忍受”（《伦理学》，第三部分，界说二）。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些话是令人费解的。因为现代读者习惯于这样去思想，即没有什么可显示出来的经验的事实是与“人的本性”这一概念完全相符的。但是就象亚里士多德那样，斯宾诺莎并不这么看，今天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不这么看。斯宾诺莎相信，人的本主之于人就象马的本性之于马一样，各有各的特征。他认为，一个人的善或恶、成功或失败、幸福或痛苦、主动或被动都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最佳地实现自身所特有的本性。我们距离人的本性的模式越近，那我们的幸福和自由也就越多。 按照斯宾诺莎的人的模式，主动这一属性与另一属性——理性是不可分的。只要我们的行动是与我们生存的条件协调一致以及我们意识到这些条件是现实的和必然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心灵在做一些事，也在忍受另一些事；即只要它有相应的思想，那它就必然是在做某些事，如果它没有相应的思想，那它必然忍受某些事”（《伦理家》，第三部分，命题一）。 他把情感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的情感扎根于我们生存的条件之中（自然的而不是病态的心态），而后者则是受到内在或外在畸型的影响而引起的。主动的情感之所以存在，因为我们是处布的，而被动的情感则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强迫的结果。所有的“主动的情感”本性上就是好的。“激情”（passiones）则有好坏之分。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主动、理性、自由、幸福、快乐和自我完善是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被动、非理性、屈从、悲哀、软弱和所有违背人的本性要求的那些彻向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伦理学》，第四部分，概念界说2，3和5以及第40和42条命题。） 斯宾诺莎认为，受非理性的激情驱使人的心灵是病态的。这是他的思想所迈出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步。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完全了解他关于激情和被动的整个思路。由于我们达及了最佳的成长和发展，那我们不仅仅是（相对）自由、强大、理智和愉快的，而且心理上也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不自由、软弱、非理性和抑郁的。斯宾诺莎认为心理上的健康以及不健康是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就我所知，他是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位现代思想家。 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理上的健康说到底是正确生活的表现；反之，心理上的病态则是表明一个人不能协调一致地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相反，如果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只想着利润和金钱，一个沽名钓誉的人只想着荣誉，等等，这些人并不因为他们往往令人讨厌、惹人痛恨而被看做是有精神病的。实际上，贪欲、虚荣心、淫欲，等等，都是一种精神病，即使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算做是疾病”（《伦理学》，第四部分，关于第44条命题的附释）。斯宾诺莎的这段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来说是这么生疏。在这段话中，他把那些违背人的本性要求的激情称做是病态的，甚至将它们做为一种精神病来看待。 斯宾诺莎关于主动和被动的思想是对工业社会激烈的批判。今天，在人们的头脑里占统治地位的信念是，那些把对金钱、财产和荣誉的追求作为自己首要动力的人是正常的和适应环境要求的。相反，斯宾诺莎却认为，这种人是极为被动的，从根本上说，是有病的。斯宾诺莎所说的那种能动类型的人——他本人就是这种类型人的具体表现，在今天已经十分少见，而且往往被疑为“神经不正常”，因为他对所谓的正常的“活动”是那么不适应。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的性格特征”。对于人来说，劳动就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东西，是过去了的东西，说到底，是死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就是生与死、现实与过去、人与物以及生存与占有之间的斗争，那就无法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这种斗争的激烈性。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是，究竟谁统治谁？是生命统治死物还是死物统治生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命战胜了死物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音容宛在上的，那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自身活动”受到了阻碍，我们的目的在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重建人的自身活动，从而将完全的人性归还给人。 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某些论述（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但是，如果因此而说马克思是个决定论者，说什么他把人看作是历史和经济的被动对象，没有一点儿能动性，这都是人云亦云的无稽之谈。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每一个更多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读了几句断章取义的话的读者都会证实这一点。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他自己的观点做了极为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对今天人们活动的被动性质看得最为清楚的是A·施魏策尔。他在《文化的没落与重建》一文中称现代人是“不自由的”、“精力分散的”、“不完全的”、“病态的依附性”和“出卖给社会了的”。［注：A·施魏策尔《文化的没落与重建》，载于《文集》五卷本，1973，苏黎世，第33-34页］ 作为真实的存在通过与占有的对照比较，我对生存的意义做了说明，如果我们把生存与现象相比较的话，那就会看出生存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如果我表现得善良，那这种善良只是一种面具，后面隐藏着我剥削他人的意图，如果我表现得勇敢，那只是说明我极为白负或者对生活已经感到厌倦.如果我表现出是爱国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有利于我的私利，这就是说，外表、我的外在行为与推动我的真正力量是极为矛盾的。我的行为与我的性格不相符合。我的性格结构、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才是我的真正的生存。我的行为可以部分反映我的生存，但是通常这只是我的一个面其，因为这对达到我自己的耳的是有用的。行为主义的行为科学专门研究这个面具，好象这个面具就是可撇的科学事实。但是，真正的理解则把普眼点集中在内在的真实，而这种真实通常不为人所意识到，也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埃克哈特称生存是“揭去面具”，这种观点在斯宾诸莎和马克思的思想中起曾核心的作用。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揭露了行为与性格、我的面具与后面隐藏着的真实的我之间的不一致。弗洛伊德创造了一种方法（自由联想、梦的解释、心理转移和坑拒）来阐明一个人童年早期那些受到压抑的欲望（说到底就是性欲）。按照晚期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医疗实践，虽然人们更加强调草期人与人关系领域里而不是本能领域里的创伤事件，但是原则依然如旧：受到压抑的是童年早期的（依我看，还有后来形成的）创伤欲望和恐惧，治疗这些病症和一般抑郁的途径是：说出受压抑的内容。换言之，受到压抑的是不合理的、幼稚的和个人的体验。 相反，正常的、即适应社会要求的市民的、建立在所谓建康人理智之上的意见却被认为是合理的，是不需要进行深层心理分析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我们所意识到的那些动机、观念和信念是由错误的信息、偏见、非理性的热情、合理化和成见混合而成的，在这些成见当中有某些漂移不定的真理，从而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当然是错误的）可靠感，以为这种混合物是真实的。我们的思维过程则按照逻辑和可信性的法则把这些污七八糟的幻觉加以整理。 我们以为，这一意识层次反映了客观的实在，它是一张地图，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向导。这张错误的地图没有受到压抑，受到压抑的是对实际存在的知和对真实事物的知。如果问，什么是无意识的7那回答只能是.非理性的激情以及我们对实际存在的知几乎全部都是无意识的。 说到底，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是社会造成的，一方面，社会创造非理性的激情，同时，又向其成员提供各式各样虚构的幻象，从而使真理成为所谓的理性的俘虏。 如果我们断言，真理受到了压抑，那我们当然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我们知道这一真理，而这种知受到了压抑。换言之，我们拥有某种“无意识的知”。我的心理分析的经验（不仅仅是对别人而且也对我自己）告讲我，确实存在着这种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感知这个客观的实在。我灯的撼官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当我们面对客观实在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借助于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作出反应，同样，我们的理智也可以认识客观实在，也就是说，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们，简而言之，就是把握真理。当然我指的不是只能借助科学仪器和方法才能认识的那部分客观实在。我说的是通过集中精力地“看’便能理解的那些事物，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客观实在——我们自己的和他人的。当我们遇到一个危险的人或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受骗了或者被剥削了，或者被人视为愚人，或者我们自己欺编了自己.我们也都清楚。人的行为的所有主要东西我们几乎都知道，就象我们的祖先令人惊讶地知道天体运行轨道一样，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知并且运用这种知识，而我们则压抑我们的知，因为如果这种知识总是被意识到，那我们的生活就太困难和象我们自己劝自己所说的那样，“太危险”了。为这一论点找到证据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在许多梦魔中，我们对别人（和我们自己）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在醒着的时候好象全然不存在这种理解。（在《被忘却的语言》［注：1951］）一书中我列举了一些这种“理解之梦”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有时一些认识和领悟会使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顿时发生根本的转变，而我们又有一种感觉，好象早就知道这一点似的。此外，在令人痛苦的真实想法就要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比如说，在许诺的时候，在一些不聪明的表述中，在精神恍惚的状况下，或者常有这样的一刹那，我们顺带说出自己与大家相矛盾的一贯看法，而这种看法一说过好象马上又被忘记了似的。实际上，我们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隐藏我妇所知道的东西而不让我们自己知道这方面。我们的知受到这种压抑，其程度之严重怎么说也不过分，在犹太教法典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神话，形象地说明了关于真理受到压抑的思想：在一个婴儿诞生的时挨，天使将抚摸他的前极，目的是使他忘掉在出生的刹那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理。倘若他不忘掉这些真理，那他以后的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 让我们回到我们要说的主要问题上来。生存注重的是真象，反对虚幻的假象。从这种意义土说，任何扩大生存领域的努力都意味着我们对周围世界、他人以及我们自我的真实存在有了更多的了解。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透过表面而把握了真实才能达及真正的生（这种思想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说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把佛教的这一思想作为一个要素加以吸收.否则便无法实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确立的主要的伦理目标——克服欲望和仇恨。 奉献、分享和牺牲的意愿现代社会的出发点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人根深蒂固的本性，因而也是无法改变的。还有一个信条也是建立在同一思想基础之上，按照这个信条，人生来就是懒惰和被动的，假如没有物质上刺激吸引他或者受饥饿和对惩罚的恐惧的驭使，那他既不愿劳动，也不愿做其他的什么事。这一信条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制定教育和工作方法的准绳。但是，这只不过表明我们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而己，为此，我们给它们贴扛标签，说它们是符合人的本性需要的。关于人生来就自私和懒惰的理论，在我们看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对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不同文化社会的成员来说，这种理论则是不真实、不符合实际的。 真正的事实是.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两种可能性，我们维持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强化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但是，自私和懒惰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唯一倾向。 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利己欲的束缚。为了证明这一论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足以写成一部书。D.O.赫布对这一问题的核心做了概括性的说明，他说：关于人的行为，需要弄清楚的只有一个问题，即他们的不主动性而不是他们的主动性。为了证明这一命题我提出以下六点。 1．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实验和直接的观察表明，许多动物即使在没有物后报酬的情况下仍然乐意从事困难的任务。 2．神经生理实验证明了神经细胞固有的活动性。 3．幼儿行为。新近的研究表明，幼JL具有对复杂的刺激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和要求。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矛盾的，按照他的似设，幼儿把外部刺激体验为一种威胁，从而激发自己的攻击性以抵抗这种威胁。 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年人之所以“懒”，是因为要学的东西是通过枯燥、死板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他们对此没有真正的兴趣。一旦这种压力和枯燥乏味不复存在，同样的一些学生却表现了极大的积极主动性。 5．劳动行为。E.梅约曾做过一项具有经典意义的实验。他证明，当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在参加一项实验的时候，一件本来枯燥乏味的工作也会变得有意思起来。当然，进行实验的人应是乐观、有才华和知道怎样去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感的。在欧洲和美国的一批工厂里所做的研究都显示出同一结果。企业领导层的习惯看法是：工人对积极的合作不感兴趣，他们只知道提高工资。因此，用以刺激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最合适的办法是利润分成而不是参与决策。联系企业领导层所提供的劳动条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经验表明，那些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工人，一旦有机会在其劳动场所发挥自己的主动权、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了解全部生产过程以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他们变得富有创造性，积极、富于想象力和更为满足。不少工厂的领导也都相信这一点。 6．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关于人不愿做出牺牲的假设显然是错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邱吉尔曾要求英国人付出“血、汗和眼泪”。他不是在吓唬他们，而是要唤起人们内心深处乐意牺牲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欲望。战争期间，面对城市所遭受的狂轰滥炸，英国人《还有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共同的苦难并没有使人们失去勇气，相反却坚定了受攻击一方的反抗决心。以为通过恐怖的攻击就可以瓦解敌方的斗志，从而更快地结束战争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战争和苦难比和平生活更能唤起人的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最为盛行的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这真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令人宽慰的是，在和平年代，在某些场合，个人的行为也显示出人的团结和忘我精神。工人的罢工运动，特别是一次大战之前的工人罢工，就是这种基本上无暴力行为的一个实例，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同时他们也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的团结精神去斗争，甘愿冒风险和不怪艰难。这些罢工既是一种“宗教”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些罢工，但是今天的罢工盈要都是出于经济上的要求，虽然最近一个时期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有所增加。 奉献、分享和乐意为他人傲出牺牲这种要求，在从事某些社会工作的人员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如护士，医生、僧侣、修女，等等。在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员当中.如果说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很多的人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愿意按照助人为乐和勇于牺牲的道德精神要求自己。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的性格是与他们所承认的那些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许多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团体，也都强烈地表现出这些要求。那些不要任何报酬而贡献自己血液的人，其动机就是奉献。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别人生命的人，其行为也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凡是具有真正的爱的人，都会表现出一种以奉献为乐的精神。虚伪的爱情，即两个人的利己主义，会使人变得更为自私自利（情况往往都是这样）。真正韵爱则更能使人去爱别入和去奉献。如果爱上了某一个人，那真正爱着的人爱的是整个世界好。有不少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其富有的家庭中的那种奢侈和自私是无法忍受的。他们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然而他们的孩扑们却起来造反，他们不愿过一种死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他们渴望得到的是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关于这种行为有一些发人深醒的实例。比如说，在罗马帝国时期，一些出身社会上层的子女们就饭依了贫穷和爱的宗教信仰，佛也是一个例子，他身为王子，本来可以尽情地去享乐和过一种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发现，占有财富和消费会使人变得不幸和痛替。在近代史上（十九世纪后半叶）也有一个例子，这就是民粹派，他们大都出身于社会上层。由于无法忍受他们生来就过着的游手好闲的生活，看不惯周围不公正的现象，这些年轻人离家出走，与贫苦的农民相结合。他们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并通过这种方式为俄国的革命斗争打基础。 在美国和联邦德国也有类似的现象。一些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子女，对他们所过的那种奢侈的富裕生活感到无聊、没有意义。世界对穷人所抱的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和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日益走向核战争的趋势，是他们特别无法忍受的，因此，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建设性的努力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本来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敏感、最理想主义的一群。但是，由于缺少传统、不成熟、没有经验和政治眼光，许多人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们为自恋心理所迷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并企图借助暴力去实现那些不可能的东西。他们与一些所谓的革命团体为伍，想用恐怖行动和毁灭的方法来拯救这个世界。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普遍的暴力和非人门生倾向的发展。他们头去了爱的能力而只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对那些有着爱的热望但又缺乏或丧失了爱的能力、把牺牲自己的生命当作是爱的能力的最高表现的人来说，自我牺牲往往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些决心做出自我牺牲的年轻人和那些具有爱的殉道者们有着极大不同。那些殉道者是要生活的，因为他们热爱生活，他们之所以接受死亡，只是为了自己不背叛自己。我们那些决心去毁灭和牺牲自己的青年男女们是被台，但是他们也是控诉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在我们的社会制度里，一些最好的年轻人陷入孤立和绝望的状态之中，为了摆脱这种绝望的处境，除了狂热和毁灭之外，别无出路。 人需要有一种与他人结合为一休的感觉，这种要求深植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之中，是人的行为的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极小部分本能决定的东西与最大限度精神能力的发展相结合，使我们人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为了不致因感到完全孤立而发疯，我们必须与我们周圈的人和自然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与他人结为一体是人的需要，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与母亲、偶像、一个氏族、民族、（自己所属的）阶级、宗教、某一学生组织以及行业组织都有一种共生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许多方面当然是互相冲突的，有时这种共生的从属感还表现为一种傲烈的形式，比如说，在一个教派那里，在一群私设刑堂的匪徒中间以及在极端的民族狂热情况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人们那种要与自己的整体保持一致的要求非理性地爆发出来，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情况之一。一夜之间，人们放弃了他们终生信奉的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或社会主义立场：科学家们也丢掉了他们经过数十年的训练所具有的那种客观、批判的思维和中立立场，倒向那种伟大的我们认同感。 与他人结为一体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象施虐狂、破坏行为这样一些最低级的行为方式中，也体现在最高级的行为方式里，比如说基于某种理想或信念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精神。人之所以要适应环境，这种要求也是主要的原因。人害怕被排斥在外，这种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还要大。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最关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那种联合和团结。 基于这些想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卢亨倾向，这种力量说到底是来自人想活下去的生物要求.另一种是生存倾向，即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这种意愿则来自人生存的特定条件，特别是因为人有通过与别人结为一体而克服自身的孤立感这种需要。既然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这两种对立的素质，那么，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占上导地位，就要由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观和规范来决定。那些有利于人去追求财富、从而也有利于重占有生存方式的社会，是以人的一种潜能为根基的；而那些促进人重生存和共同分享一切的社会则是以人的另一种潜能为根基的。我们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在这两种潜能中选择哪一个来加以培植，同时又意识到，安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让我们优先做出这一选择或那一选择。 根据我对群体行为的观察，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形成两个极端的只是一小批人，他们代表着两种根深蒂固、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类型——重占有型和重生存型。而在大多数人身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哪一个占主导地位和哪一个受压抑则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一观点与广为流传的心理分析理论教条是矛盾的。按照这一教条，在婴儿和幼儿时期，外界的因素对人的个性形成虽然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在这一时期之后，人的性格一旦固定形成了，外界的作用几乎无法再改变这种性格。这一教条之所以这样广泛地为人所接受，是由于大多数人童年生活以及后来生活的基本条件依然如旧，因为他们的社会状况一般来说没有发生变化。有无数情况表明，环境的急剧变化能使人的行为亦发生深刻变化。这就是说，如果不再促进消极素质的发展，那积极的南路就会旺盛成长。 我们来总结一下：奉献、分享和牺牲意愿的强烈性和频繁性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只要我们正视人类的生存条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人的这一需求受到这样大的压抑，以致在工业社会（和其他的许多社会）里，利已主义成为规则，而凶结精神成了例外。但是矛盾的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是人希望与他人结为一体的要求。一个建立在赚取一利润一个人财产原则上的社会也造成了一种以占有为导向的社会性格，占统治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旦固定下来，任何人都不愿做一个局外人或者说被排斥出去的人。为了不冒这种风险，每一个人都顺从大多数人，而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恰恰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对抗。 鉴于利己主义的统治地位，我们这个社会的掌权人认为，只有物质上的好处，即奖赏，才能推动人，鼓吹团结和牺牲精神是无人听信的。所以，除了战争时期，这样的一些号召是很少听到的，从而也放弃了通过某种更好口号可能带来的结果来教育自己的机会。 只有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有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的本性观，人们才会知道，为了影响别人，贿赂并不是唯一（或最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