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 尾声：论希望 在这本书中，我曾试着证明，生活在群众中的史前人，那些狩猎者与食物采集者，破坏性最小，有最适当的合作与共享；只有当生产量增加，劳力开始分工，剩余物资出现，有阶级组织与特权分子的国家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破坏与残忍行为才出现，而文明愈进，权力的角色愈重要，破坏与残忍愈严重。 这本书有没有提供有利的论据下，使我们认为将在在人类的动机里，侵犯与破坏再度扮演最低量的角色？我相信我提供了，并希望我的许多读者也认为我提供了。 侵犯性是人类遗传因子中的生物学配备，以此而言，它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人的生存利益、他的生长、他自己和他的种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所起的防卫反应。在某种原始环境中，在还没有什么人对别人构成重大的威胁时，这种防卫侵犯相当小。从那时以后，人类经历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很有理由推想，人类终将走完整个一圈，重建一个无人再被威胁的社会：孩子不被父母威胁，父母不被上司威胁，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再被另一个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再被一个超级强国威胁。要达到这个目标极其困难，因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到处都是重重问题，再加上各国都崇拜偶像，而且不不是相同的偶像，因而，即使能互相了解对方的语言，却不能互相了解对方的心。忽视这些困难自然愚蠢；但把所有的资料经过实际研究，却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有真正的可能性去建立一个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威胁不再存在；但要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先把政治与心理上的挡路石移除。 防卫侵犯是生而具有的，恶性侵犯——虐待症和恋尸症——却不是生而具有的。因此，当人类改变了他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它适合充分发展人的真正需求与能力——即是，发展人性的自我活动，发展人的创造能力，并以此做为发展的目的——则恶性侵犯就会减低。剥削与操纵使人产生倦怠，会使人残废，而一切使人在精神上变成残废的事物，都会使人变为虐待者和破坏者。 有些人会说这个观点“过分乐观”、“乌托邦”或“不落实”。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批评也自有道理，但为了了解这些批评正确与否，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希望”的意含，并讨论一般人所谓的乐观与悲观是什么意义。 设想我计划到乡村做一次周末旅行，可是我不能确定天气会不会好，就天气的好坏，我们可说：“我是乐观的。”但设若我的孩子病得很重，他的生命正处在可挽救与不可挽救的界限上，这时，如果我说：“我是乐观的”，敏锐的人听到便会觉得奇怪，因为在这种际遇上我这种话似乎是超然的和遥远的。“我相信（Iamconvinced）［注：“由足够的证据而相信”的意思，中文没有恰当的译词］我的孩子会好”也不很恰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事实的基础，使我能够被说服而确信。 我怎么说呢？ 最适当的说法可是能这样：“我有信念（Ihavefaith）我的孩子会好。”但是，“信念”（信仰）这两个字，由于它神学上的意含，在今天已经很少人应用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却是最得当的说法，因为信念寓含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热烈地、强烈地要我孩子活下却的愿望，因此我会尽一切可能使他康复。我不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不像在那种“保持乐观”看法的情况中一样，跟我孩子是分开的。我是我所观察到的处境的一部分，我投身在里面，我虽叙述他的病状，但我不是他这个“主体”的“客体对象”。我的信念是以我跟我的孩子密切的关连为根基的，那里面既有知识亦有参与。当然，我所说的信念是“合理的信念”（E。弗洛姆，1941），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对一切相关资料的清楚认识；而“不合理的信念”则是一种幻象，以吾人的欲念为基础。 乐观是疏离的信念，悲观是疏离的绝望［注：疏离就是疏远和隔离。站在疏远和隔离的立场对某事表示信念，这是不投身的、不参与的、不关切的态度；是无能为力或置身事外的态度。这便是弗洛姆所批评的乐观，悲观同此］。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现况和前途有真正的关切——就是既关心又有责任感——我们则不是有信念便是绝望，而不可能是超然的乐观或悲观。人类的生存自有种种相关因素，合理的信念与合理的绝望是以对这些因素最透彻的、批评性的知识为基础。对人类的合理信念，是以他得救的真正可能性为基础；如果看不到这种真正的可能性，那便是合理的绝望。 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提出来。如果我们对人类的改善抱着信念，大部分人马上就会责之为不切实际；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来，绝望也往往同样不切实际。“人类向来就是屠杀者”这句话出口很容易，但并不正确，因为说这话的人没有把错踪复杂的历史因素考虑在内。“剥削他人是人类天生的欲望”这句出口也同样容易，但却也同样忽略了（或偏曲了）事实。简言之，“人性本恶”并不比“人性本善”更合乎事实。但“人性本恶”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凡是要证明人性邪恶的人，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大堆应合者，因为他向人提供了一个托辞，让他们给自己的罪恶找到藉口，而且，他说这句话似乎不必冒什么危险。然而，散播不合理的绝望，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就像散播一切不真的事理一样，它使人丧失勇气，使人心与社会混乱。传播不合理的信念，以假的弥撒亚为真的弥撒亚，同样是破坏性的，因为它诱惑人心，然后使它瘫痪。 不幸，大部分人的态度既不是有信念又不是绝望，而是对人类的前途漠不关心。那些并非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则不是乐观，就是悲观。乐观者是信仰人类“进步”的人，他们认为人类的成就就是科技成就，认为自由就是免于直接压迫，就是消费者在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货品之间选购的自由。原始人的尊严、合作、仁慈，不能打动他们；科技成就，财富与残暴则能。多少世纪以来，对科技落后民族的统治，已经在乐观者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价值标准：“野蛮人”怎么会是人？他们怎么能跟飞上月球——或按一下按钮就能毁灭几百万人——的人平等？更不用说优越了。 “悲观者”实际上跟乐观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一样舒舒服服过着，也是一样很少投身到人类的问题中。他们像乐观者一样很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们并不觉得绝望，设若他们觉得绝望，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满足地过下去。人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要每个人都去做点事。悲观者的悲观主要的作用却是在保卫自己，免于去面对这种内在的需求，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做什么也没用）。乐观者却用他的乐观来保卫自己，不去面对这内在的需求，他们告诉自己说：不管怎样，一切都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什么也不必做。 本书的立场，是对人的能力抱着合理的信念：人类历史所制造的环境之网，现在看来虽极为危险，但人仍有能力从其中挣脱。这既不是“乐观者”的立场，又不是“悲观者”的立场，而是具有合理信念的激进者的立场，他相信人类有能力避免最终的灾难。这种人道的急进主义探入了人类处境的根本，因此也探入了它的原因；它要把人从幻象之链里解放出来，它认为我们必须做根本的改变才得以避免劫难——不仅我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需要改变，而且价值观，人的目的观，和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改变。 有信念意味着有勇气，去思议不可思议的事物，但仍旧要在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来行动。它是这么一种希望：日日预期弥撒亚的到来，然而在指定的时间它没有到来，却不失望。这种希望不是消极的，也不是有耐心的；它是最没有耐心的，最急切的、最积极的，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寻找一切行动的可能性。就以个人的成长与解放［注：指从“幻象之链”（thechainsofillussions）解脱出来］而言，更绝不是消极等待的。确实，社会的结构对个人人格的发展有严重的限制力。但那些只知道向外在的革命而不知向内在革命（即是革心）的所谓急进分子，却利用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自己找藉口，不肯做内心的变革。他们说，在今日的社会里，个人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真的如此吗？ 今日人类的处境已经太严重，不允许我们再去听从煽动家的言词，更不宜听从破坏性的煽动家的言词；甚至于，那些只有头脑活着，而心灵却已坚硬了的领袖，我们也绝不可再听从。批评性的与急进的思想若想结出果实，必须先跟人类最珍贵的秉赋结合在一起，即是，对生命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