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 第十一章 恶性侵犯：残忍与破坏
状若侵犯［注：英文原用apparent，这个字在此处的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而实际上不是”。姑勉强译作“状若”］有某些深深埋藏的古代经验，在现代人看起来无疑是破坏行为，并以此做为证据，证明人有天生的破坏性，但实际上这些经验跟破坏性非常不同。这些行为虽然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但细心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它们的动机却不是破坏性的激情。 洒血便是一个例子，人们常常管这种激情叫做“嗜血欲”。从实际的结果来看，洒一个人血，就意味着杀他，因此，“杀”与“洒血”是同义词。然而有一个问题发生：古代洒血的乐趣是不是和杀的乐趣不相同？ 在深深的、古始的［注：弗洛姆一再强调：只要我们深深潜入自己内在，就可以见到跟古始人类相同的人性体验］经验里，血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大家一般都认为它同生命与生命力相等，是从身体里流出来的三种神圣的东西之一。另外两种是精液和乳汁。精液代表男性，乳汁代表女性与母亲的创生性，这两种东西，在许多崇拜仪式中，都被人当做圣物。血则超越了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在最深层的经验里，洒血的时候便很奇异地抓住了生命力。 很多人都知道宗教上有酒血的仪式。希伯来神殿的祭司酒动物的血，这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阿兹特克人的祭司则把牺牲者还在跳动的心脏拿来献神。在许多习俗中，结拜兄弟时把当事者的血拿一些混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象征，保证结交之情。 由于血是“生命之液”，饮血就往往被人认为会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在罗马酒神巴可斯的狂欢会上，在谷类女神西瑞斯的崇拜仪式上，吃动物的生肉，喝它们的血，都是神秘仪式的一部分。在克里特岛上，希腊酒神戴奥尼苏斯节日中，参加的人从活的动物身上咬肉吃。许多跟克冬尼的男神与女神有关的仪式中，也常有这类的行为。（J。Bryant，1775）J。G。博尔基曾经提到，当亚利安人入侵印度的时候，看到达斯犹印度人（DasyuIndians）吃没有煮过的人肉和动物肉，因此对他们甚为轻视，管他们叫“生养者”［注：吃活着的动物的肉，这种仪式离现在不算久远；这可以从犹太法典中的一个传统看出来。法典说，诺亚所已经接受的（整个人类也藉着诺亚而接受）七个伦理典范中，有一个就是禁止吃活着的动物的肉。可见这种仪式在诺亚以前不久还存在］。跟饮血和吃生肉很近似的，是现在还存在的原始部落中的一些习俗。据报导，加拿大的哈马扎印第安人，在某些宗教仪式中，参加的人有义务要去把一个人咬一块肉下来，或在胳膊上，或在腿上，或在胸脯上。饮血有益于健康的看法，甚至可以在最近一些例子中看出。保加利亚有一个习俗，如果某人受了很严重的惊吓，他们就马上杀一只鸽子，把仍在悸动的鸽子心给他吃，帮助他压惊。即使像罗马天主教这样发达的宗教，我们还发现有古代的传统：把酒当做基督的圣血来饮；如果把这个仪式解释做破坏性的冲动使然，显然是还原主义者的偏曲见解，因为这个仪式实是肯定生命的，而且是团契的表示。 在现代人看来，洒血便是破坏性的表露，此外别无他意。从“事实的”观点来看，这也真的是事实，但如果我们不仅从行为的表面看，而从最深的、最古始的经验层面来看，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人洒自己的血或他人的血，使他感到触及生命力；这在古始的层面里，是一种叫人极为兴奋的事，而把血献给神，则是最神圣的祭献，这里面并不一定以破坏性为动机。 对于食人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思考。主张人类天生具有破坏性的人，往往把食人现象做为主要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说，周口店山洞里的头骨下端有破痕，显然脑髓是从里面被人抽取出去的。他们认为抽取脑髓是为了吃，而吃的人喜欢脑髓的滋味。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这却是现代消费者的看法。我们认为，取出脑髓是为了宗教的仪式之用，这种解释无宁更为可信。前面说过，这就是A。C。布朗克的立场。他发现北京人的头骨与意大利赛西奥山所发现的头骨很相似，而后者比前者晚了几近50万年。如果布氏的解释是对的，则食人现象也可以是宗教仪式的一种。 当然，近几百年来的“原始”民族，他们的吃人跟宗教仪式没有关系。可是现在仍旧存在的猎人——食物采集者，就我们的资料所知，不是杀人者，因此也很不可能是食人者，由此我们推断史前的猎人——采集者也是如此。蒙夫特很明确地说：“原始人没有能力像我们一样，执行大规模的残忍、折磨与毁灭，因此他们也很不可能为了吃肉而杀人。” 前面这一段话意在提出一个警告，不要把一切破坏行为跟认做是破坏本能的产物，因为有许多是由宗教的和非破坏性的动机而来。但这并不是故意掩饰人类真正的残忍行为与破坏性。下面就要讲这些真正的残忍与破坏。 种种自发的形式破坏性［注：在这里我用“破坏性”（destructiveness）一词，既包括严格字义的破坏性（“恋尸症”），又包括虐待症。两者的分别容后再说］分两个形式出现：自发的和构筑在性格结构里面的。前者我指的是由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破坏冲动，这种冲动原先是隐伏着的（但并不一定是抑制的）；后面一种则是长久性的，它是性格里的一种破坏性特征，尽管并不一定常常表现，却经常是存在的。 历史记录类似自发性的破坏行为，最丰富——也最恐怖——的资料，是文明史中的记录。战争史是一部无情的、不分皂白的屠杀记录，男女老幼一概在屠杀之列。这些例子往往使人觉得，破坏是一种狂欢、习俗的道德观念，真诚的道德良知俱不足以发生制止效力。实际上，杀还是最温合的方式。但破坏性的狂欢绝不止于此，男人被阉割，女人被剖腹，俘虏被钉死，或抛给狮子吃。凡是人类所能想像得出的破坏行为，没有不一再做出来的。 至于是什么原因构成了破坏性，我们将在讨论虐待症和恋尸症时再分析。在这里我所要说的是一些突然爆发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和虐待症与恋尸症不同，不是构筑在性格结构之内的。这说些破坏性的爆发是自发的，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原因便自行爆发。爆发的原因有两端： 一、总是有外在的条件来激发它们，如战争、宗教或政治的冲突、贫穷、个人生活的极度厌倦与没有意义。 二、主观的原因：国家或宗教分子极端的群体自恋，印度便是一个例子；或者是某种类似催眠的状态，如印尼。这种破坏性的爆发，并不是人性突然表现出来，而是破坏性的潜能被某些条件长期培养，然后由某些突然的创伤所引发。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若没有激发因素，似乎是蛰伏的，不像破坏性的性格一样，是一种不断流溢的能源。 复仇的破坏性当一个人自己或他所认同的团体中的分子受到强烈而不公平的伤害时，复仇的破坏性便自发地反应出来。它跟通常的防卫侵犯有两点不同：（1）它是在受到伤害之后才发生的，因此不是对威胁性的危险所起的防卫。（2）它比防卫侵犯强烈，往往是残忍的、渴欲的，不知满足的。一般的话言也表示出复仇的特质：“报仇心切”，“不共戴天”（“this for vengeance”）。 个人和团体的复仇侵犯可以说有史以来无处不有，这几乎不用赘言。全世界各处都有流血复仇的习俗：东非、东北非、上刚果、西非、北印度边界的许多部落、孟加拉、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科西嘉（直至最近还有）；北美的土人，流血复仇的现象也很普遍。如果自己的家庭、宗教或部落中有一个分子被杀，家庭、宗教或部落的分子便有神圣的义务去报血仇，把凶手所属的单位中的一分子杀死。这种复仇跟单纯的惩罚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是惩罚凶手或与凶手有关的人之后，罪恶便消除；流血复仇却永无止境。复仇的行为又变成了一次新的仇杀，结果引起被复仇的一方再复仇，如此循环，永无终止。在理论上说，血仇是无尽的连环，事实上有时会导致家族或更大的团体的绝灭。我们甚至发现，非常爱好和平的部落也有流血复仇的事情，这虽然是例外，却仍旧是事实。格林兰人便是如此，可是他们却连战争是什么都不懂。不过他们复仇的情况并不严重，如戴维所说：“复仇的实际程度并不高，复仇的义务也不重。” 不仅流血复仇是复仇的表现，一切惩罚（从原始时代到今天）都是复仇的表现。古典的例子是旧约中的报复法（lexlationis）。这个复仇法说，凡是做错了事的，他的惩罚要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为了使人们不致觉得这个法律太可怕，便附加一句：“做善事的则得报偿到一千代”。虽然附加了这一句，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种惩罚是神对人的复仇，因为人不听它的诫命。许多原始社会中也有相同的观念，譬如，雅库人便说：“一个人的血如果洒了，便需补偿。”雅库人如果父母被杀，子女可以向凶手的子女复仇到第九代。 流血复仇与刑法尽管不好，却也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功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凡是社会不稳定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复仇的欲望力量多么强大。1914-1918年的战争德国失败，激起许多德国人的复仇心，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促使他们复仇的是凡尔赛和约在处理物质条件时的不公平，更特别让德国人不能心服的是要德国政府背负肇启战争的全部责任。大家都知道，暴行最易引起强烈的愤恨与复仇心，真正的暴行固然如此，虚构的暴行也是一样。希特勒在进攻捷克以前，虚构说，在捷克的一些德国人受到了迫害，他以此做为宣传中心，煽动德国人的复仇心。复仇的火焰燃烧得最久的是对犹太人的迫害；传说中，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于是犹太人被人喊做“谋杀基督者”，反犹太主义者的暴行，主要是以此为渊源。 复仇之情为什么会这么强烈，这么根深蒂固呢？我只能提出一些推想。第一点，我们可以想到，在某种意义上说，复仇是一种魔术性的行为。一个人如此犯了暴行，而我把他毁灭，则他的暴行也就解除了。今日还有一种说法，可以表示这处观念：“这个罪人已经还了债，偿了冤”；至少在理论上说，他已经和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了。复仇可以说是一种奇异的补偿；但即使假定有这个效果，寻求补偿的心为什么又如此炽热呢？或许是因为人类天生具有一种公正感，这又可能是因为他有一种深深的“存在的平等”感：我们每个人都是母亲所生，我们每个人都曾是无能力的孩子，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会死［注：莎剧“威尼斯商人”三幕一景中，放高得贷的夏洛克就把这种平等感讲得非常妙，非常动人］。人虽不能永远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可是在他复仇的心愿中，他却想扫除他已经受到的伤害（羡嫉似乎也来自同样的根源。该隐与兄弟亚伯同时向上帝奉献他们的收成，亚伯被接纳了，他的被武断地拒绝，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事实，这基本的不公平引起他的羡嫉，这种怨恨只有杀亚伯才能解除）但复仇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当神的权威或世俗的权威未能发挥效用的时候，人似乎以复仇的方式把正义拿到自己手中。就好像他的复仇之情，把他提升到神的地位，或复仇女神的地位。复仇的行动所以会成为他最庄严的时刻，意义就在这种自我提升。［注：这一段正是中国人所说的“替天行道”］ 我们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推论。对肉体的残伤、阉割与折磨，违背了人类共有的最低的人道良心。对做出这些不人道行为的人采取报复，是否由这基本的良心所推动？或者，此外又加上防卫反应，使自己不去察觉自己的破坏性？因此把这种破坏性向外投射——是他们残忍而不是我。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需对复仇现象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前面所提供的资料与推想，都认为复仇之情这么根深蒂固，以致于我们一定会以为每个人都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复仇现象固然到处可见，程度却很不相同，而在某些社会［注：例如第八章体系Ａ与体系Ｂ之间的对比］和个人中，似乎只有极轻微的痕迹。这种不同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贫穷与富裕之别。个人或团体，如果对生命有信念，而且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物质资源即使不富也算够用，不致于使他产生吝啬心，这样的人和团体在受到伤害时，便不甚急于报仇；而焦虑的、囤积的人则急于复仇，这种人害怕自己的损失永不得弥补。 复仇之情在程度上的不同，可以用一条线来说明：在线的一端，是那些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足以激起复仇之情的人，这是佛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中，一切人的至高理想。在线的另一端则是一点点小伤害便足以引起强烈复仇欲的人。例如，有些人被偷了几块钱，他就要求对这个小偷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一个教授受到学生的轻视，后来这个学生为了找工作，请他写封推荐信，他却写了他许多坏处；一个顾客遭到售货员“态度欠佳”的待遇，便告诉到经理部门，非要他们开革这个售货员不可。这些例子都是在结构性格里的复仇心。可是我们在此处所讨论的却不是以这种复仇心为主，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那些没有复仇性格的人，在遇到特殊的刺激时，会激起强烈的、有时几乎是强迫性的报复心。譬如说，一个平常没有复仇心的人，由于曾被希特勒的禁卫军所残害，或者自己的妻儿被他们杀害，就会对这些人有强烈的复仇心。 狂欢的破坏性人由于察觉到自己的无能与隔离而痛苦，他要摆脱这种存在的重担，方法之一，便是投入催眠似的狂欢状态（“忘形”），由此在自己之内再重获合一，并且与自然重获合一。要做到这一点，有许多途径。一种非常短暂的办法是由自然所提供的，便是性行为。这种经验可以说是完全的集中与暂时的狂欢的自然原型；这种欢乐也可能把性伴侣包括在内，但绝大部分的情况是两个各自停留在自恋式的经验里，或许也为对方给予自己的快乐而互相感谢（习俗上，就觉得这是爱了）。 另外还有一些共生的、比较长久也比较强烈一些的办法，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宗教仪式中的狂欢舞蹈、服用药品、狂乱性行为，或自行引发的催眠状态都可以达到这种狂欢。自我引发的催眠状态，最特殊的例子是巴厘岛居民的催眠仪式。这种仪式最引入注意的地方是它跟侵犯现象有关，历为在仪式舞蹈中［注：这些舞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的功用也超出我此处所强调的一点］，参加的人在催眠的最高峰时，用一把kris（一种短剑）来戮自己（有时互戮）。 另外还有一些狂欢状态，是以恨与破坏性为经验的中心。条顿民族的“发熊疯”（“goingberserk”）便是一个例子。（berserk的意思是“熊衫”）。这是男孩子成年礼时举行的一种仪式，使他把自己认同为熊。这男孩要攻击别人，要去咬他们，不说话，却只发出熊的叫声。进入这种催眠似的状态，是成年礼的最高潮，自此这男孩就开始成为独立的男人了。“条顿式的疯狂”（furorteutonicus）就是特指这种愤怒状态。这个仪式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它是为了愤怒而愤怒，不是向某个敌人发泄，或被任何伤害与侮辱所激发的。它旨在产生一种催眠似的状态，并且是以浸漫一切的愤怒为中心。这种催眠状态可能是藉助药品引发的。要达到狂欢，就需要这种绝对的愤恨来做统一的力量。二、它是一种大家共行的状态，有传统做基础，有巫师做指导，因大家共同参加而特别有效。三、它是一种退回动物存在状态的企图，使自己变成捕食动物。四、这种愤恨状态是暂时的，不是长期的。 以愤怒与破坏性为中心，而引发的催眠状态，至今仍存在的，还有西班牙一个小镇中的一种仪式。每年到了固定日期，男人就聚集到镇中心广场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或大或小的鼓。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开始击鼓，一直打下去，打到24个小时以后才停。开始之后不久，他们进入一种狂乱状态，而在击鼓的进行中，就变成催眠状态。正好24小时以后完全停止。许多鼓都打破了，打鼓的人手都肿了，往往流着血。最特殊的是参加者的面部表情：那是进入催眠状态的面部，而他们的表情显示出狂恨［注：这个镇的名字叫卡兰达。我从电影里看到这种仪式，那种狂欢的愤恨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显然，这种击鼓表达了强烈的破坏冲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鼓的节奏或许有助于激起催眠似的状态，但一会儿之后，每个打鼓的人便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控制了。这种激情完全占据了他们，也只有这种强烈的力量才能使得他们继续打24个钟头，而不顾手的伤痛和身体的疲劳。 对破坏性的崇拜狂欢式的破坏性是短暂的，另有一种长期的破坏性，这样的人把的一生奉献给恨与破坏，把整个生命统一在一起，用以崇拜一个目标：破坏。这是对破坏之神的长期偶像崇拜，崇拜者就似乎已把生命交付与它。 克恩·房·撒罗蒙：一个破坏性的偶像崇拜实例E·房·撒罗蒙写过一本自传性的小说（1930），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佳例证。撒罗蒙是1922年谋杀拉铁诺行动的从犯之一，拉铁诺是当时德国自由主义派有才华的外交部长。 撒罗蒙生在1902年，父亲是警官。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正在军校当学生。他满腔愤恨革命分子，但同样愤恨布尔乔亚中产阶级，他觉得这些人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却失去了为国家献身的牺牲精神。（他当时同情最左翼的极端革命分子，因为他们也想摧毁现存的秩序）撒罗蒙结识看法相同的狂热退役军官，其中的克恩便是后来杀害拉铁诺的人。撒罗蒙后来因同谋而被判五年徒刑［注：他日后在人格上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我的分析只是以他的小说为基础，假定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以这些资料，来分析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情况］。他像他所崇拜的英雄克恩一样，可以说是纳粹的早期原型，但他们和大部分纳粹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投机心理，甚至没有要求生活享受的欲望。 在这本自传性的小说里，撒罗蒙形容自己说：“对于破坏，我一向有特别的乐趣，因此，在日常的苦痛中，当我看到观念与价值的包袱越来越小，理想主义的军械库从根炸得粉碎，只剩一束肉体带着粗硬的神经时，我感到迷人的快乐；是的，那种神经像拉紧的弦，在孤独的稀薄空气中，把每一个音符都弹得颤动而强烈。” 这段话把对破坏性的献身写得很透彻，但撒罗蒙不可能一向是这样对破坏性倾心的。他的朋友一定对他有影响，尤其是克恩，给过他极深的印象。撒罗蒙与克恩的一段对话，显示出后者对绝对的恨与破坏是如何倾心。 这一段谈话由撒罗蒙开始，他说：“我要权力。我要有一个目标，让它充满我的日子。我要求生命以及全世界的甜美，我要知道牺牲是否值得。” 克恩粗野地回答他说：“去你的蛋，把那些鬼问题给我住口。如果你知道你就告诉我，还有什么快乐比我们用暴力所得到的更大，靠着暴力，我们像狗一样死掉。” 几页以后，克恩说：“如果在现在的废墟里再生出伟大的东西来，我受不了。我们并不是为使国家快乐而战，我们战半，是为了逼它走上它命运的道路。但是如果这个人（拉铁诺）要再给它一个面目，要把大战时已经死了的意志与形态复苏，我是受不了的。” 克恩是一个帝国军官，在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他答道：“我并没有活下来，我的荣誉感命令我在1918的11月19日，打了一发子弹在我头上；我已经死了，我里面活着的不是我。自从那天以后，我不再知道还有一个‘我’……我已经为国而死。因此，我生命里现在活着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如果不是这样，这怎么受得了！我做我必须做的事，因为我天天死。我做的一切，都交付给这一个力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力量而来。这个力量要求破坏，我就破坏……我知道我会被碾为粉末，当这个力量一旦离开我，我会倒下去。” 在克恩的话中，我们看到强烈的被虐待症，他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一个比他高的力量；但在这一段里最让我们注意的是恨与破坏性联合在一起，“破坏”是克恩所崇拜的偶像，他可以向它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毫不犹豫。 撒罗蒙渴望的权力与权力的甜美，后来却变成了绝对的恨与苦涩；这是否由克恩在被捕前自杀身死所致，或由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失败所致，不得而知。在监狱中，撒罗蒙觉得如此孤独，以致于如果典狱长带着“人性的关怀”来接近他，他便不能忍受。在第一个春天，温暖的气候里，当其他的囚犯向他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无法忍受。“我爬回那对我充满敌意的牢房里去——我恨那把门打开的狱卒，把汤端进来的人，和窗子外面玩耍的狗。我惧怕快乐。”接着他描述道，当他看到院子里的树开始开花时，他如何愤怒。当他在监狱里度第三个圣诞节时，典狱长想办法让囚犯们在这一天过得快乐，以便使他们忘记： “但是我，我不要忘记。如果我忘记，我就完了。我要清清楚楚看到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这让我产生有力的恨意。我不要忘记任何屈辱、轻蔑，任何骄横的姿态，我要记得每一件对我卑下的行为，每一句使我痛苦或意在使我痛苦的话。我要记得每一张脸谱，每一个经验和每一个敌人。我要把我的生命填满那可恶的秽物，那累积起来的可憎的记忆。我不要忘记；但是，我曾经遇到的那些小小的让我快乐的事，我却要忘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撒罗蒙、克恩和他们那一小圈子的人可以说是革命分子；他们要把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全部毁灭，用国家主义的、宣言的秩序来取代它——不过对后面这种秩序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观念。但是，从性格结构上来看，革命分子却并不只是希望毁坏旧秩序，他们必须以对生命、对自由的爱为动力，否则便只是破坏性的叛徒。（有些参加真正革命运动的人，动机却是破坏，这种人就不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心理情况做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只是破坏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克恩的话和撒罗蒙对监狱里的人、树木、狗的反应，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任何活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不能感觉到关连和共鸣。许多真正的革命者，生活的态度——尤其是在狱中的生活态度——和撒罗蒙等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想到罗莎·卢森堡，想到她在狱中有名的书信，在狱中她用诗样的温柔描绘从牢房里看到外面的鸟雀，在这些信里没有一丝苦涩的痕迹。但不止罗莎·卢森堡这样特异的人物如此，全世界上千上万的革命者，当他们在狱里的时候，对生命的爱未减分毫。 要想了解克恩与撒罗蒙这一些人为什么在恨与破坏中寻求满足，而对他们的生活史有更多的了解，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便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不论从精神上还有社会上来说，他们的世界都破灭了，这使他们崇拜起恨来。由于君主政体被推翻，他们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封建制度的荣誉概念与服从概念，都失去了根基。（其实，分析到最后，摧毁他们半封建世界的，并不是同盟国的军事胜利，而是德国自己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们以前所学习的东西是为了做军官用的，现在都变成了无用的东西（14年以后又有很好的机会派上用场，可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复仇的欲望、现存状态的没有意义和社会地位的连根动摇，是他们崇拜恨的原因。但是在第一次大战前，他们的性格结构如何形成，我们却不得而知，可是他们的破坏性却与他们的性格结构有密切关系。克恩的性格结构尤其是显然具有破坏性（撒罗蒙却很可能是受着克恩深刻的影响，他自己的破坏性倒看似比较暂时性的）。克恩实际上似乎属于恋尸症的性格，我把他包括在这一节，是因为对恨的偶像崇拜方面，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点是跟破坏行为有关的，即是破坏行为的“触发点”。一个人开始时可能只是对某种威胁做防卫性的侵犯；由于这个行为，他却把侵犯行为解禁了。这使他再做其他侵犯行为时就比较容易，他做破坏和残忍行为时不会像原先那么困难。这会导致连锁反应，终致于他的破坏性会变得如此之强，当“关键量”累积成功之后，他会在破坏行为中感到狂欢——这种情形在群体行为中尤其如此。 破坏性的性格：虐待症自发的、暂时的破坏现象，面目繁杂，必须更进一步地研究，始能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以性格结构为根源的破坏性，资料却比较丰富，也比较确定。这主要是长期心理分析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使然，再者，这种性格的产生，它的条件也比较确定，而且是比较长期性的。 关于虐待症的性质，历来有两种概念，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则两种概念混合在一起。 其中一种，是由algolagnia这个字表示的，这是本世纪初，房·席兰克－诺金创始的。这个字的字源是algos（痛苦）与lagneia（欲望）。他把这种“痛苦欲”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虐待症），一种是消极的（被虐待症）。在这种概念中，虐待症本质上是一种致人痛苦的欲望，并不特别涉及性的问题。 另一种概念则认为虐待症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现象——以弗洛伊德（第一个思想阶段）的话来说，是欲力的一种偏执的驱使力——而如果虐待欲表面上跟性欲没有关系，这种概念也认为它是在无意识间被性欲所驱使。心理分析学家们不晓得用了多少巧思，发了多少妙论，来证明欲力就是残暴行为的动力，只是他们忘了，我们把眼睛睁亮也是可以看事物的，而我们察看的结果，是残忍行为里面没有性的动机。 这并不是说，性虐待狂和性被虐待狂不是最常见的性倒退。患了这种倒错症的人，非得性虐待或被虐待才能产生性兴奋和满足。这包括的范围很广，使女人受到肉体上的痛苦——譬如说，打她——屈辱她，把她绑起来，或者用种种其他方法强迫她完全屈服。虐待症患者有的必需使对方产生强烈的痛苦，才能够性勃起，有的却只少量即可。许多时候，只要虐待性的幻想，即足以引起性兴奋；许多人同妻子行正常性交的时候，却暗自需要靠这种虐待性的幻想才能兴奋起来。性被虐待症的情形正好相反：兴奋起于被打、被屈辱，被伤害。不论是虐待症还是被虐待症，就以它们在性的倒错方面来说，都是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性虐待症则似乎男人比女人多，至少在我们的社会文明中是如此；被虐待症是否女人比男人更多，难以断言，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可靠资料。 在讨论虐待症以前，我们似应先谈谈虐待症是不是性倒错，如果是，又倒错在什么地方。 在某些政治激进思想者中——例如赫伯特·马古斯（Herbert Marcuse）——现在颇流行一种风气，赞扬性虐待症，认为是人类性自由的一种表现。马济斯·杜·沙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被政治激进派报纸一印再印，认做是这种“自由”的证言。他们接受沙德的论证，认为虐待症是人类的一种欲望，只要这种欲望给人快乐，人类便有要求满足虐待欲与被虐待欲的自由，像要求满足其他欲望一样。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以前的人认为凡不是为生育而行的性行为——即是，凡为快乐而行的性行为——都是性倒错。若以此言，则我们务必要为“性倒错”卫战。然而，这却不是“性倒错”的唯一定义，事实上，这个定义已经过时了。 性欲，即使其中没有爱的成分，终究是生命的一种表露，而且是互与快乐，共享快乐的一种表示。但是，性行为如果变成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轻视、伤害、控制欲的目标，则就成了真正唯一的性倒错；这并非因为这种行为与生育无关，而是因为它把利生的冲动倒错为害生的冲动。 口腔对生殖器的接触往往也被人列为性倒错，可是，如果把虐待症同这种行为相较，我们就会看出两者是多么不同。口腔与生殖器接触基本上和接吻一样，并不是性倒错，因为它并没有要控制或屈辱另一个人的成分。 从理性主义的、弗洛伊德以前的观点来看，认为人只欲望于人有益的事物，因此，快乐是人的向导，使人去追随可欲的事物；从这种假定来看，我们很可以承认，追随欲望是人的天生权利，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自弗洛伊德开始，这个论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人的许多欲望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伤害到他（设若未伤害到别人），阻挠了他的发展。一个被破坏欲所推动，在破坏之中得到欢乐的人，不能说因为他想破坏，破坏给他快乐，因此就有权破坏。为性虐待症辩护的人会说，他们并不是在为破坏性的欲望和杀人的欲望做辩护；性虐待症只是性欲的许多表现之一，是一种“口味的问题”，并不比其他满足性欲的方式更坏。 这个论证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由虐待性的行为而性勃起的人，具有虐待性的性格——即是说，他是一个虐待者，一个具有强烈的控制他人、伤害他人、屈辱他人的欲念的人。他强烈的虐待欲影响到他的性冲动；这跟其他与性无关却能引起性欲的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同，譬如说，权力、财富与自恋都可以引起性欲。事实上，生活的种种层面中，没有一处比性行为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正是因为在性行为中，“习得”的成分最少，模式化的成分最少。一个人的爱，他的关怀与柔情，他的虐待症或被虐症，他的贪婪，他的自恋，他的焦虑——事实上，他每一种性格特征——都从他的性行为中表露出来。 另有一种论证说，性虐待症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虐待倾向，而性虐待症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个无害的出口。依照这种论证，希特勒集中营里那种狱卒，如果在性关系上发泄了他们虐待症的倾向，对那些囚犯竟会比较仁慈一些了。 性方面的虐待（和被虐待）只是虐待症里的一小部分；另外大部分都是跟性没有关系的虐待行为；这种行为是把没有力量的生物——人也罢，动物也罢——当作虐待的对象，使他产生身体上的痛苦，有时竟至把他弄死。战俘、奴隶、被打败的敌人、儿童、病人（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囚犯、没有武器的有色人种，狗——这些都是生理上虐待的目标，而且常常出以最残酷的折磨。从古代罗马的残酷表演，到现在的警察单位，都常常假借宗教或政治的口实来残害生命，而有时候则大明大白的是为了让贫贱的群众得到乐趣。罗马的斗技场实在是人类的虐待症最大的纪念碑。 非性欲的虐待症最普遍的表现之一是对儿童的欺侮。这件事是从C。H。康普等人的著作开始，才引起众人的注意。自从他们的研究之后，新书陆续出版，而且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告诉我们，对儿童的欺侮有的因为毒打与饥饿竟至死的地步，有些则造成肿伤和不会致命的伤害。这些行为真正到何种范围与程度，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因为现有的一些资料只是由公众机关得来的（譬如说，邻居和医院向警察所提的报告），但是大家都知道，向警方报告的只是实际数量极小的一部分。吉尔在做过全国性的调查以后，所提的报告似乎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只把他所得的资料之一，在这里引述：儿童所遭受的虐待，以年龄分为三个时期：（1）从1岁到2岁；（2）从3岁到9岁，被虐待的事例加倍；（3）从9岁到15岁，虐待的事例减低到大约与第一期相同的状况，16岁以后逐渐消失。这就是说，当儿童仍旧没有力量，可是又开始有了自己的意志，当大人想完全控制他，他会起反抗时，虐待行为最为强烈。 精神上的残忍行为可能比身体上的残忍行为更广泛，这是想屈辱他人，伤害他人情感的行为。这种虐待性的攻击要比身体上的虐待安全得多，因为毕竟他并没有用体力，却“只用”言语。可是，心理上的痛苦却可能和身体上的痛苦一样强烈，甚至犹有过之。我用不着举精神虐待的例子，日常生活中太多了。父母用以对待子女，老师用来对待学生，上级用来对待属下——换句话说，只要有人不能防卫自己，就会有精神虐待出现。（如果老师不能防卫自己，学生们就会转过来虐待他）精神虐待可以掩饰在种种看似无伤的方式下：一句问话，一个浅笑，一个恢谐的按语。我们每个人都曾见过这类有虐待艺术的人：他有本事找到恰当的字眼，或恰当的姿态，用一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样子让人困窘，或感到羞辱。当然，如果有其他的人在场，这种困窘和羞辱就更为发生效力。［注：犹太法典塔穆德上说，凡是在别人面前羞辱一个人的，等于是杀他］ 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症的临床案例历史上，精神与生理双重虐待的著名案例之一便是斯大林。教科书上对他行为的描述是非性欲施虐症，而在萨德的小说里是性施虐症。在革命初期，他第一个下令折磨政治犯，而他的命令那时被俄国革命党否决了（R. A. Medvedev，1971）。斯大林的折磨方法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进一步细化。对于在监狱里采用何种酷刑，他有时会下达个人命令。他关注精神上的虐待，就此我愿意提供一些例证。斯大林尤其喜欢的一种形式是，向被拘捕者保证他们是安全的，之后一两天他们便被关押了。斯大林享受虐待的快感，并一直致力于此。 下面是梅德韦杰夫报告的一些详细例子： 在拘捕内战英雄瑟迪奇（D. F. Serdich）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斯大林在一个招待会上向他祝酒。而就在布留赫尔（Bliukher）被杀害之前的几天，斯大林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当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他询问了诗人卡伦茨（Charents），说不会被骚扰，但是几月后诗人就被拘捕并且杀害了。1937年的一个晚上，奥尔（Ordzhonikidze）忠实的副政委斯列巴洛夫斯基（A. Serebrovskii）的妻子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我听说你现在没有汽车代步。”斯大林说，“那不太好。如果你的车在维修的话，我送你一辆汽车。”第二天早上，一辆汽车从克里姆林宫派出，由斯列巴洛夫斯基夫人使用。但是两天后，斯列巴洛夫斯基从医院被拘捕了。
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斯切克洛夫（I. Steklov）为这些拘捕感到不安，他电话斯大林希望与之会面。“当然，过来吧。”斯大林说，并在会面的时候再次让他消除疑虑，“你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党了解你并且信任你，你不用担心什么。”斯切克洛夫回家见了朋友和家人，当天晚上NKVD就来了。很自然，朋友和家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似乎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这让大家非常轻易就相信斯大林的无知，而不是他的背信弃义。1938年，艾可洛夫（I.A. Akulov）一度是苏联的检察长，后来是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的秘书，在滑冰的时候遭遇了致命的脑震荡。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从国外请来出色的外科医生为他医治。通过漫长而又困难的治疗后，艾可洛夫恢复工作，随后被拘捕和枪决。 斯大林拘捕最高苏维埃或党的干部的妻子（有时还包括儿童），把她们关押在劳教所，而她们的丈夫不得不去工作并且卑躬屈膝，甚至不敢向斯大林要求释放。这是施虐症的一个特别的补充形式。苏维埃联邦的主席加里宁（Kalinin），其妻在1937年被拘捕；［注：梅德韦杰夫报告说，她被调查人员施以酷刑，直到她签署了关于她丈夫的声明。斯大林当时对此没有理会，他希望据此拘捕加里宁，而其他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取悦他了。］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奥托·库西宁（Otto Kuusuien）的妻儿，以及共产主义国际的领导之一，都被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斯大林问面前的库西宁为什么不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库西宁回答说：“毫无疑问，他被关押有很重要的理由。”据目击者说，“斯大林咧嘴一笑，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库西宁为劳教所的妻子送包裹，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且是让管家送去的。斯大林私人秘书的妻子也被拘捕，而这位私人秘书依然在职。 在此不需要许多的想象力去设想对这些没有停职的高级工作人员的极端羞辱，他们不能要求释放他们的妻儿，还不得不赞同斯大林对他们的拘捕是正确的。这些人或者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或者他们的道德感已经被破坏，完全失去了自尊。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拘捕了苏维埃联邦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兄弟米哈伊尔（Mikhail Moiseevich），战前，他曾经担任航空部部长： 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负责镇压了许多民众。但是，战后他不再支持斯大林了。结果，一些调查人员成立了所谓的地下“法西斯中心”（fascist center），并且将米哈伊尔纳入其中。他们的说法明显很激励人（同时也荒谬绝伦）：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他（一个犹太人）就会成为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斯大林知道了这些，很明显在他意料之中，他电话拉扎尔，告知其兄弟因为与法西斯有关而将被拘捕。“是真的吗？”拉扎尔问道。“如果有必要，拘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高度赞扬了拉扎尔的“原则性”：他同意将他的兄弟拘捕。但是，随后斯大林补充说，此次的拘捕不要当如此草率，米哈伊尔已经在我党多年，对他的所有处置都需要再次核实。由此，斯大林命令米高扬（Mikoyan）安排米哈伊尔与那些指证他的人进行对质。对质在米高扬的办公室进行。一个人被带进来，在拉扎尔的面前重复其指证，并且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制造工厂就被蓄意建造在边界附近，因此德国人轻易就占领了。米哈伊尔听到这样的指证时，他请求允许去一趟厕所。随后，厕所里传来枪响。
在斯大林不可预知的行为中，其施虐症还有其他表现形式。这些他下令拘捕的例子中的受害人，经历了酷刑和严厉的判决，在几月或几年之后被释放并且在高级办公室任职，而对此也没有什么解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斯大林如何对待他的老战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Sergei Ivanovich Kavtaradze）： 他曾经帮助斯大林躲避了来自圣彼得堡的侦查。20岁时，卡夫塔拉泽加入了托洛茨基（Trotskyite）反对派。只是在托派呼吁其追随者停止对抗活动的时候，他离开过反对派。基洛夫（Kirov）谋杀之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前托派被流放到喀山（Kazan，伏尔加河中游城市），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自己不再从事反党工作。斯大林立即将卡夫塔拉泽从流放中召回。随后，许多中央报纸刊登了卡夫塔拉泽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和斯大林的地下工作。斯大林喜欢这些报道，但是卡夫塔拉泽不再就此写任何文章。他甚至不再重新入党，而是以适当从事编辑工作为生。1936年末，他和妻子突然被拘捕，并被施以酷刑，之后就被宣判枪决。他被指控为与穆季瓦尼（Budu Mdivani）一起策划谋杀斯大林。宣判之后，穆季瓦尼就被枪决了。然而，卡夫塔拉泽的死刑却延迟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出现在贝里亚（Beria，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1938~1953年）的办公室，那里是他和妻子认识的地方，他看上去明显老了。之后，两人都被释放。最初，他住在旅店里，之后他获得了社区公寓的两个房间，然后开始了他的工作。斯大林开始发出他的各种关心的信号，邀请他参加宴会，甚至给了他一个惊喜——和贝里亚一起拜访了他（此次拜访在社区公寓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卡夫塔拉泽的邻居当时就晕倒了，用她的话说，“画像上的斯大林同志”出现在了门口）。当他与卡夫塔拉泽一起晚宴时，斯大林自己盛汤，开玩笑，回忆往事。但是，就在一次晚宴中，斯大林突然走向他的客人，说：“你是不是依然想杀了我。”［注：梅德韦杰夫说，当然，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卡夫塔拉泽并不想杀了他。］
在这个例子中，斯大林的行为尤其清晰地表明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元素——希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控制力的愿望。用他的话说，他能杀掉他们，对他们施以酷刑，然后再拯救他们，他们对他报以感激；他拥有像上帝那样能够操控人生死的权力，以及像大自然那样可以造成生长、破坏、痛苦与治愈的力量。生死在他的一念之间。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毁灭李维诺夫（Litvinov，苏联外交家），其策略在获得西方的理解上失败了；或者爱伦堡（Ehrenburg，1891~1967，苏联作家），他拥护斯大林所厌恶的任何事；或者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他偏离到爱伦堡相反的方向。梅德韦杰夫在一些例子中提供了解释，他必须保证还活着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以支持他声称自己在继续列宁的工作。肯定的是，爱伦堡的例子不在此列。在此，我也做一推测，斯大林享受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可以控制一切而不被任何原则（甚至最邪恶的）所束缚的感觉。 虐待症的本质我们曾分门别类的说过种种虐待症：性欲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可是它们并不是各自独自的东西，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找出它们共同的元素：虐待症的本质。正统心理分析学家们曾认为它们共同的地方是性欲；弗洛伊德第二阶段的学说，假定虐待症是爱洛斯（性欲）与死亡本能的混合物，指向自身以外，而被虐待症则是爱洛斯与死亡本能的混合而指向自己。 我不赞同这个看法。我认为，一切虐待症的共同核心是绝对的、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一种激情，被控制的是一只动物也好，一个儿童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逼迫一个人忍受痛苦或屈辱，而没有力量保卫他自己，这是绝对控制的一种表现，但不是唯一的。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变成了这个物品的神。有时这种控制甚至于人有益，这可以叫做有益的虐待，譬如说，为了某人好，而控制他，这样使他在很多方面有长进，唯一不好的是使他受到束缚。但大部分虐待症却都是有害的。对另一个人行完全控制，是使他变成残废，窒息他，阻碍他的生长。这种控制有种种方式与程度。 卡缪的剧本“卡里古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极端的虐待性控制欲，这种控制欲走到一种渴望全能的地步。卡里古拉由境遇的关系，而达到拥有无限权力的地位，可是他对权力的欲求没有止境。他同元老们的妻子睡觉，而他们还必须向他谄笑，摇尾乞怜，他因为这些人的屈辱而觉得快乐。他把某些元老屠杀，剩下的那些还得装做无事，强颜欢笑。可是所有这些权力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要求绝对的权力，他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像卡缪让他说的话一样：“我要月亮。” 说卡里古拉疯了，这话当然容易出口，但他的疯是一种生活途径；那是对人类的存在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因为那使他有全能的幻觉，使他感觉到超越了人类存在的边界。为了赢取无限的权力，卡里古拉失去了跟一切人的接触。由于他遗弃一切人，因此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他非发疯不可，因为在要求全能失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孤寂的、无能的人。 卡里古拉当然是例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有机会得到那么多权力——多得让他以为权力可以达到无限。但是历史上从古至今，这种特例还是时有出现；这些人如果胜利了，就被奉若伟大的政治家或将军；如果失败，就被认做是疯子或罪人。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是一般人没有机会的。然而，大部分社会体系里——包括我们的在内——即使较低阶层的人，都可能会控制某个在他权限之内的人。儿童、妻室、狗总是常见的对象；或者，还有另外一些无助的人可以做对象：囚犯、医院里家境较差的病人尤其是精神病人，学校里的学童，公司和机关里的职员等等。这些例子里的优越者究竟有多少权力可以施展，要依社会结构给他们的限制而定。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宗教上和人种上居于少数的人，只要力量不够雄厚，就会变成广泛的虐待对象。宗教上和人种上占大多数的人，即使最卑微的分子，都会以少数做虐待的对象。 生而为人，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比较好的答案，虐待症也是可行的答案之一。对于另一个生命如果能行绝对控制，就会觉得自己全能，这造成一种幻象，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类存在处境的限界“限制”。对于那些在真正生活中没有创造性、没有喜悦的人，这种幻觉特别重要。虐待症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它不是“琐屑的”，而是“宗教奉献性的”。它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废者的宗教。 有许多人或团体对其他人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但并不是每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或团体就一定有虐待症。许多——或许是大部分——父母、狱卒、老师和官吏并不是虐待症者。许多人的性格结构即使在合于虐待症发展的环境下，也不会发展为虐待性的性格。凡是以促进生命为性格主要方向的人，便不容易被权力所诱惑。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虐待性的魔鬼，另一种是非虐待性的圣人；这样的分类犯了过于简化的危险。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中，他的虐待性的激情程度如何。有许多人的性格结构中确实有虐待性的成分，但他们促进生命的倾向却十分强烈，因此不能归类为虐待性的性格。 这样的人，虐待的倾向和促进生命的倾向往往在内在产生斗争，使他特别敏感到自己的虐待倾向，因而使他能够防范一切虐待行为的表现。（不过他们的虐待性的倾向，仍旧可以在不重要的边际行为上留下痕迹，只是轻微得往往不致使人注意）另一些人虽有虐待症性格，可是他的性格中却具有相反的力量，足以平衡（而不只是抑制）他的虐待性；因此，这些人固然在控制无助的人时会感到兴趣，可是不致实际去残害他人，或以暴行为乐事（特殊的情况下例外，如群众狂热）。 希特勒政权残害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百姓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便是一个例子。这些暴行只让一小撮禁卫军知道，而绝大部分的德国人则被蒙在鼓里。希姆莱和其他执行暴行的人，曾多次强调必须用“人道的”方式来屠杀，而不可过于虐待，否则即使禁卫军也会觉得无法忍受。 有些时候，在杀害俄国和波兰百姓以前，先做一个短短的、形式上的审判，使行刑的人觉得枪决他们是“合法的”。这些事情本身当然是虚伪的、荒谬的，但却说明纳粹领袖行施不人道的大屠杀并不是没有顾忌，他们知道，如果不制造出一些屠杀的借口，他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忠于那个帝国的人。1945年以后，关于纳粹的暴行我们已获得许多资料，但德国大部分人民到底对虐待行为有何反应，尚待更进一步的调查。 要了解虐待性格的种种行为特征，必须把它们放在整个性格结构中来看，否则便无法正确了解。这种特征都是症候群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个整体。就虐待性格的人来说，一切活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他来控制的；活的生命变成了死的东西。说得更正确一些，活的生命被他变造成了活的、颤动的、心脏跳动的控制对象。虐待者要做生命的主人，因此他的牺牲者必须保持一口活气。这正是虐待者和破坏者不同的地方。破坏者要求的是把人除掉，把人消灭，要把生命毁灭；虐待者则要求控制生命和窒息生命。 虐待者另有一个特征，就是，只有无助的人才会激起他的虐待欲，他不会想去虐待强者。譬如说，跟一个势均力敌的人作战而让对方受伤，便不能产生虐待性的快乐，因为在这种境况下，使他受伤并不表示你对他的控制。在虐待性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东西是他钦佩的，即是力量，他赞美有力量的人，爱他，向他屈服；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不能反击的人，他就轻视，想控制他们。 凡是不确定的、不能够预断的事物，虐待性性格的人都觉得害怕，因为这样的事物会逼着他去做发自内在的、原创性的反应。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惧怕生命。生命使他害怕，因为生命是不可预断的，不确定的，这正是生命的本性。生命虽然是有结构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生命中只有一件事确定，即是人人皆死。爱也同样不确定。被爱者必须自己是一个爱者，才能够唤起爱，而且要冒着失败与被摈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虐待性的人只有在能控制他的对象时才能够“爱”；当他的力量超过了他的对象时，才能爱。一般来说，虐待性的人都是恐异症者、恐新症者——凡是异于自己的，都是新的，而凡是新的，就激起恐惧、猜疑与厌恶，因为新的事物必须用发自内在的、活泼泼的反应对应，而不是能用僵化的反应去对应。 这种症候群还有另一个元素，虐待性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不仅不矛盾，而且从动力学的意义来说，宁是必然。虐待者之所以为虐待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会痛觉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需要一种比他更高的力量，让他去屈服。在希特勒以下的人，元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希特勒自己看来，至高的权力却不是他，而是命运，是进化律。 这种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被虐待症中，虐待症与被虐待症，在行为表面上看来虽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的根基即是致命的“极严重的”无能感。可以说，虐待者与被虐待者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使自己“完成”。虐待者把另一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延伸物，被虐待者则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延伸物。两者都需要共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内在都没有一个中心。表面上看来，虐待者可以脱离他的牺牲品而独立，实际上他依赖他的牺牲品，只不过它的方式是邪僻的，倒错的而已。 由于虐待症与被虐待症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称这种性格为“虐待－被虐待症”。固然有些人虐待性较强，有些人被虐待性较强，但这种人必然既有虐待症又有被虐待症。从性格结构的心理学层面来看，这种人是虐待－被虐待者，从政治态度来看，这种人就是“极权性格”（“权威性格”）。在政治态度上凡是极权性格的人，（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展示着虐待——被虐待的性格：凡是低于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对高于自己的人则卑躬屈膝。［注：对权威性格的分析，第一次是本书第二章提到的。第一次的分析资料显示出，接受分析的人78%既不是权威性格，也不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当希特勒攫权之后，可能既不是热烈的纳粹，又不是热烈的反纳粹。12%是反权威性格，因此可能是坚定的反纳粹分子；10%则是权威性格，这些人可能会成为热烈的纳粹。这大致和1933年以后的情况相符。（E．弗洛姆等人，1936。后来，T．阿德诺也研究过权威性格，不过他是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着手的，而不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 要想对虐待－被虐待症有充分的了解，必须涉及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概念，以及弗氏弟子K。亚伯拉罕与E。钟士对这个概念的增订。 弗洛伊德（1908）认为肛门性格是由种种性格特征的症候群表现出来的：顽固、讲求秩序、吝啬；后来他又认为守时与清洁也是这症候群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根源是“肛门欲力”，它的来源区域则是肛门快感带。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种种特征是肛门欲力的反应行为（reaction formations），或是它的升华。 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我用关连方式（the mode of relatedness）来取代他的欲力理论。我认为有一种人，他同别人的关连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摈斥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E．弗洛姆，1941）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在有关粪便与排泄方面的临床观察不正确。事实上，几十年来我所做的心理分析观察，完全肯定了弗洛伊德这方面的正确性。不过我们的不同点却在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肛门欲力是粪便嗜好的渊源，因此间接又是肛门性格症候群的渊源吗？或者，这种症候群只是某种特殊的关连方式的一种表现？如果情况是后者，则对肛门的兴趣就只是肛门性格的一种象征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事实上，粪便是一种非常得当的象征，它们代表从人类生命过程中排泄出来的东西，它们对生命再也没有用处。［注：对喜欢思索的人，我愿提供一点线索：虫惑于粪便和嗅觉，可以象征着神经生理学上的一种退步，退到动物的阶段，因为动物靠嗅觉指引方向，比靠视觉为甚］ 囤积性格者在事物、思维与情感上都是讲求秩序的，但他的讲求秩序是不育的、僵硬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摆在固定的位置他都受不了，他一定把它们弄得秩序井然，这样他便控制了空间；他守时守到无理的程度，这样他控制了时间；他顽固的保持清洁，以此他洗脱了同世界的接触——因为他觉得世界是肮脏的、敌意的。（不过，如果没有发展出反向行为或升华，他便不会过分清洁，反而会趋向肮脏）囤积性格者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困的城堡：他必须防止任何东西出去，他要节省城堡里的东西。他的顽固是一种半自动的防卫，以防止外在力量的入侵。 囤积者会觉得他只有定量的力量或精神能力，这个储存量会越来越少，终致于用尽，而永不能复元。他不能了解一切的生活质都具有自我复元的机能，而活动与能力的运用会增加我们的力量，停滞则消弱我们的力量；对囤积者来说，死亡与破坏比生命与成长更有真实性。他确实听说过“创造”，但那是一种奇迹，他无法相信。他最高的价值是秩序与安全；他的座右铭是“太阳之下没有新事”。他无法跟别人产生密切的关系——“密切”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同别人的关系只有两种，一是保持遥远的距离，二是占有；在他看来，这两种关系都意味安全。囤积者多猜善防，他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感，本质上等于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肛门——囤积性格在同世界的关系中，只有一途觉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 肛门——囤积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关系，这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作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囤积性格与虐待症的关系，还是用人同世界的关连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是展示出明显的虐待症。 从社会的意义来说，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注：“官僚”二字，在这里我指的是老式的、冷漠的、权威的官僚；在老式的学校、医院、监狱、铁路和邮局现在还可以看到。大的工业机关，虽然也是高度官僚化的组织，却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典型——友善的、微笑的、“谅解的”官僚，这些人可能上过“人际关系”的课。官僚性格的这种改变主要是由于现代工业的本性使然，它需要“联队工作”，避免摩擦，需要更好的劳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并不是说这些新的友善的官僚是不真诚的，也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虐待者，却装做一副假笑脸；事实上，由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原因，老式的虐待者已经不适合做现代官僚了。现代的官僚不是一个变得友善了的虐待者，而是他自己变成了一个“东西”，他对自己是一个东西，所有的人对他来说也都是东西。他感觉得很少，很少为自己感觉，也很少为别人感觉，而他友善待人的态度，虽然不是虚假的，可是却如此浅薄，以致于跟虚假相去无几。但即使这样说还是不十分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期望他的友善更深一些；如果偶而他们互相微笑了，他们便以为这就是人性关系也许这时偶而会期望对方的友善更深厚一些。M．马克比，I．米兰二位先生对现代经纪人员的研究，即将出版，可做参考］。在官僚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注：有许多的生活资料足供我们观察，但一般心理学的实验和测验往往没有把这些资料采集在内。］ 无需说，并非所有的老式官僚都是虐待者。老式官僚人员、非官僚人员与现代官僚的虐待症，它们的异同情况，需得深刻的心理学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资料。以几个特殊的例子来说，马歇乐将军和艾森豪将军，虽然身列二次大战最高的军事官僚之中，却显然没有虐待症，他们真心真意地关怀士兵的生命与生活。第一次大战期中，不少法国和德国将领却无情而残酷地对待士兵，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目的便大量牺牲士兵的生命。 在许多情况下，虐待症常常被仁慈和恩惠的幕布掩遮起来。但这种仁慈却并不是一种有意的骗局，也不仅是虚假的姿态。要想对这个现象有较佳的了解，必须想到，大部分没有发疯的人都希望保存一个自我图像，使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合乎人性。完全不人性，意谓完全孤立，会使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人。因此，有不少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对人类没有任慈、友爱与关切，到最后会导致不可忍受的焦虑。报告中记载，纳粹特务中负责杀人的人，有些会发疯和产生精神错乱。纳粹政权中负责执行集体屠杀命令的官员，有不少人产生神经崩溃，这种病被人称做“官员”症。 在讲到虐待症时，我用“控制”与“权力”来说明它的特性，但我们必须警觉到词意的含混。“权力”（power）一词可以指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也可以指做事情的力量。［注：中文的“权力”和“力量”是截然有分的。只可惜英文字义含混，致造成许多误会与译作上的困难］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的力量、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的含混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味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团”，都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确实，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在性格上有是受苦的人。他可能变成一个屈服的与被虐待的人，而不是虐待性的人。但他的缺乏力量有时也会帮助他发展出某些美德，如团结、同情与创造性。没有力量的人，易陷于被奴役；有力量的人，则易于失去人性，这是两种恶道。最当躲避的是哪一种？这是宗教、道德或政治信念的问题。佛教、以先知为始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的福音书，都很明白地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正与现代思想相反。在力量与非力量之间做微妙的区别是完全对的，但有一个陷阱，我们必须躲开：不要借用某些字义的含混，来同时事奉上帝与凯撒，更不可把上帝与凯撒认同为一。 虐待症的种种发生条件究竟是哪些因素助成虐待症的发展，不是本书所能尽言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必须在开始就得说清楚：环境与性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线式的。这是因为构成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固然复杂多端，而社会的组成因素也是复杂多端。个人性格受体质遗传的影响，受家庭生活特质的影响，也受个人生活中特殊事件的影响。不仅这些个人的因素影响个人的性格，而且环境因素也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以前曾强调过：一个社会不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老的和新的中下层阶级，新中产阶级，上层阶级，衰败的特权分子，有宗教传统或哲学、道德传统的群众，或没有这些传统的群众，小镇和大城——这些只是社会构成因素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任何因素孤立起来，以它来做了解性格结构或社会结构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想探索社会结构与虐待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等于要把所有的因素做实际的分析。但同时我们又须说明，一个群体剥削和压制另一个群体时所抑仗的力量，会使统治群体易于发生虐待症，固然个人的例外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群体来说，实情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消除虐待症（个人的病症不在此例），必须先消除剥削——不论是阶级剥削，性别剥削或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都是一样。可是除了极少数的小社会之外，世界历史上就从没有一段时期是没有剥削现象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是呈现着一种努力，想以法律为基础，建立一个秩序，阻止大部分的权力滥用，只是目前在世界各处又受到阻挠，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也在“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下，重建了权力的运用。 以剥削性的控制为基础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可以预料的。它会意图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评性的思想与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罗马皇帝们给民众提供娱乐的景观，即以虐待性的东西为主。现代社会用报纸和电影提供相似的景观，报导罪行、战争、暴行；内容尽管不如罗马时代那般狰狞，可是对于心灵却没有营养，正像它们广告中的早餐麦片粥一样对儿童健康没有多少好处。这种文化食粮不提供积极启发性的刺激，只提供消极的、怠惰的刺激。顶多它提供好玩的、惊险的东西，可是几乎没有让人喜悦的东西；因为喜悦需得自由，需得松解控制的缰绳，但在肛门－虐待症的社会来说，这正是与虎谋皮。 个人的虐待症跟社会虐待症的平均值有关，有的人比平均值高些，有的人比较低些。凡是使儿童或成人觉得空虚，觉得无能的因素，都会加强虐待症（一个在儿童时期没有虐待症的人，到了青年期或成年期，如果遇到新的环境，也可能变成虐待者）。恐惧便是因素之一，例如恐怖的惩罚便会加强人的虐待性。我所说的恐怖是惩罚并不仅指它的严厉程度，而是指恣意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出自惩罚者虐待的欲望，而它的严厉则让人产生恐怖。有些儿童由于气质使然，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能变成终生的主要动机，他的人格完整感可能慢慢崩溃，自尊会降低，终致于他会常常出卖自己，以致他会不再有自我认同感，他不再是“他”。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会产生致命的无能感，即是精神的贫穷。如果没有刺激，便没有东西唤醒儿童的种种功能，如果周围的气氛是沉闷的、无欢的，儿童就会冰封起来；没有东西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效力，没有人回应他，甚至没有人听他说话，这样的孩子就被遗弃在无力感和无能感之中。这种无能感并不必然会产生虐待性格，因为还要靠许多其他因素来决定。然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症发展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个人而言如此，就社会而言亦是如此。 当个人的性格同社会性格不相合的时候，个人会把合于社会性格的种种因素加强，而使得不合于社会性格的因素潜藏起来。譬如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虐待性，而且虐待行为在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善和使人不愉快的事，这社会里如果有虐待性的人，他就不能任性发泄虐待欲，他固然不一定会改变他的性格，但他可能不会以此为行为准则；他的虐待性可能并没有消失，但它好像是“干缩”了，因为缺乏养分。以色列的kibbutzim和其他共意社团中的生活便提供了不少这种例子，当然，新气氛导致性格上的真正改变，也是实有的例子。 一个虐待性性格的人如果处在反虐待的社会里，大致上对他人不会产生伤害，别人会把他当做病人。他不会变成孚众望的人物，也极少有机会达到某种地位，产生社会影响力。如果问道，某些人的虐待性为什么这么强烈，我们切不可只考虑到他的秉赋的与生物学的因素（S．弗洛伊德，1937），还要考虑到心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实际上不仅深刻的影响到个人的虐待症，也深刻的影响社会的虐待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从个人的秉赋和家庭背景，是不足以了解一个人的发展的。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为什么这么坚持和根深蒂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和他的家庭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并且要知道这个体系的精神。 亨利克·希姆莱：囤积虐待症的一个实例（未收集到该部分文字） 总结（未收集到该部分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