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良性侵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

第三部种种侵犯性与破坏性及其条件

第九章良性侵犯

· 前言
· 拟似侵犯
　　偶然侵犯
　　游戏侵犯
　　自我肯定侵犯
· 防卫侵犯
　　动物和人的不同
　　侵犯与自由
　　侵犯与自恋
　　侵犯与抗阻
　　服从侵犯
　　手段侵犯
　　论战争的原因
　　减低防卫侵犯所必需的条件

前言

　　前章中的各种证据可以使我们相信，防卫侵犯性是动物和人类头脑中“生而俱有”的配奋，作用在保卫自己，抵抗生存利益所遭受的威胁。
　　如果人类的侵犯性跟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相似，则人类社会就要和平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历史是酷烈的破坏性与残忍的记录，而人类的侵犯远远超过人类的动物祖先，人跟绝大部分的动物都不一样，人是不折不扣的“凶杀者”。
　　我们如何解释人的这种“超级侵犯性”？它跟一般的动物侵犯性同源？或者人秉具了特有的破坏潜能？
　　认为两者同源，自可以找出相当的论证；我们可以说，当动物在拥挤的环境下，在环境平衡与社会平衡受到扰乱时，也会产生极端的和恶性的破坏性；虽然这只是特列，但终究也是事实。从这个事实来推论，我们可以说，人之所以那么具有破坏性，是因为久远以来，他就制造了拥挤或其他助长侵犯的环境，这种环境在人的历史中已经变成了常例，而不是特例。因此，人的超级侵犯性不是由于他比别的动物更有侵犯潜能，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环境（条件）比原野里的动物更助长侵略［注：C．与W．M．S。罗素就持这样的看法］。
　　这个论证到此为止都是正确的。再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论证，因为它促使我们去探索人类在历史中的环境。它告诉我们，人在历史中多半都是住在“动物园”里，而不是住在“原野”——不是住在有助于人类成长与健康的自由环境。实际上，大部分关于人类“天性”的资料，都像祖克曼关于狒狒的资料一样——他研究的狒狒是伦敦动物园山上的狒狒，而不是原野中的狒狒。（S．Zuckerman，1932）
　　可以人即使在不拥挤的状况下还是常常会做出残忍而破坏性的行为来。破坏与残忍能够让他感到强烈的满足；群众会突然间产生嗜血的欲望。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众，都可能有一种性格结构，使他渴切地等待——或制造——某种环境，来表现他的破坏性。
　　动物却不一样，它们并不会觉得让别的动物痛苦是件乐事，它们也不会“不为什么”就去杀别的动物。有时候，一个动物也会表现虐待性的行为——譬如，猫玩老鼠；我们认为老鼠的痛苦会让猫觉得快乐，但这种解释却是拟人化的解释；因为猫不止玩老鼠，凡是动得快的东西，猫都喜欢玩，是老鼠也好，是毛线球也好。再譬如洛仑兹举的例子，他说，有一次把两只鸽子放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比较强壮的一只，把另一只的羽毛一根根的活剥下来，一直到洛仑兹看到，把它们分开。但这种无限制的残忍行为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那实在是空间被剥夺而产生的反应，因此是一种防卫侵犯。
　　为了破坏而破坏，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人才会觉得毁坏生命是一种乐趣，只有人才会去追求这种乐趣，会为了毁坏而毁坏。广义一点说，只有人在抵抗威胁和觅取所需之外，还有另一种破坏性。
　　这一章我们阐释的主题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用动物的遗传性来解释人的破坏性，也不能用破坏性的本能来做解释，而必须从人与动物祖先不同的地方来做解释。我们的课题是去察明：人类特有的存在状态，怎么样影响到人的嗜杀欲与残害欲，影响得多深？这些欲望的性质是什么［注：L·房·柏特兰菲的立场似乎与我们这里的立场相似。他写道：“无疑，在人类心里有生物学性质的侵犯倾向和破坏倾向，可是，最有害的侵犯现象却是超越了自我生存与自我破坏的，它的基础不是生物学上的需求，而是超乎生物学的一种特有的层面，那就是人类的一种创制能力——他有能力藉着思想，语言和行为创制出种种象征性的世界。”］？
　　即使人的侵犯性跟动物的防卫侵犯性质相同，人的侵犯也比较频繁得多，这是由于人的处境所致。我们这一章将先讨论人的防卫侵犯，然后再讨论人类特有的侵犯。
　　有些行为会对他人、动物或无生物产生损害，有些是意在产生损害，有些则出于无意；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行为都叫做“侵犯”，则我们必须把侵犯分成两类，这两类是根本不同的：一种是生物学上合乎生存适应的、有益于生命的、良性的侵犯，另一种是生物学上不合乎生存适应的、恶性的侵犯。
　　在我们从神经生理学的观点来讨论侵犯性时，就已经提到这个分别。简言之，生物学上合乎生存适应的侵犯，是一种反应，当生存利益受到威胁，就产生这种反应。这是种族发生史上演化出来的，是动物与人共同的，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自行发生的），也不是自己会扩张的，它是反应性的、防卫性的东西；它旨在移除威胁，把威胁的来源破坏或者移除。
　　生物学上不合于生存适应的、恶性的侵犯，也就是破坏与残忍，则不是对威胁的抵御，也不是种族发生史上演化出来的。它只是人类才有的东西，它是有害于生物生存的，因为它使人与人相残。它的主要的表现是凶杀与残忍，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什么也不为，它本身就是乐趣。这种侵犯不但对被侵犯者有害，而且对侵犯者本身也有害。恶性侵犯虽然不是本能，却是根深蒂固的人性潜能，它的根源正是人类的存在状况。
　　把生物学上合乎生存适应的侵犯和不合生存适应的侵犯做明确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侵犯观念的混淆。讨论侵犯问题的人平常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侵犯性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频繁而强烈；另一部分则不肯承认和平无望，结果是不得不假定人类的破坏性与残忍并不那么严重。后一派被前一派人逼得非保持过分的乐观不可，不然便不足以保持和平的希望。可以当我们把防卫侵犯做了分别之后，两派人士都可以不必再过分坚持原来的见解。这个分别告诉我们，恶性侵犯不是天生的，因此并非不可消除，但又承认，恶性侵犯是人类的一种潜能，它并不仅是一种习得的行为模式，不是吸收了新的行为模式之后，立刻可以消除的。
　　本书第三部的目的就是要考察两种侵犯性的性质与发生的条件，对恶性侵犯尤其要做详细的探讨。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读者，我的方法和行为主义学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所要探讨的重点是侵犯的冲动——表现为侵犯行为的也好，没有表现出来的也好。

拟似侵犯

　　有些侵犯行为可能造成伤害，但行为本身却并不是意在造成伤害，这一类的侵犯，我称做拟似侵犯。

　　偶然侵犯

　　拟似侵犯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偶然性的、无意造成的侵犯；就是说，这种行为伤害了人，可是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譬如说，枪支走火，打伤了或打死了旁边的人。当然，这类偶然行为并不都是那么单纯，心理分析学会告诉我们，有些偶然行为隐藏着无意识的动机；但如果因此就假定所有的偶然侵犯都有无意识的动机，就以偏盖全了。

　　游戏侵犯

　　游戏侵犯的目的是在训练技术。它的目的不是破坏或伤害，动机也不是恨。剑术与射术最早期固然是为了防御与攻击敌人，但演变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种艺术，原来的目的几乎完全消失了。譬如说，在禅宗的剑道里，需要极精的技术，对整个身体的完全控制，心意的完全集中——这些要求和茶道相同，可是茶道和剑道却完全不同。一个精熟禅宗剑道的人，并不想杀人或毁人，也没有任何恨意。他只是恰当的运行，如果对手被杀，那是因为他“站刹了位置”。古典的心理分析者会说，击剑者无意识间是受恨意所推动的，他想把对手毁灭；他当然有权这样说，但他却对禅宗的精神没有什么领会。
　　以前弓箭也是攻击与防御的武器，是用来杀人的，但现在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技术训练，E。赫瑞基在“禅宗射术”中，把这件事说得非常明晰。西方也有同样的现象，击剑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比赛。虽然这里面没有禅宗艺术那么讲求精神特质，但却仍旧无意于造成伤害。原始部落也常常有这种打斗，它主要的目的是在展示技术，而不是在表达破坏性。

　　自我肯定侵犯

　　拟似侵犯中最重要的例子是自我肯定性的侵犯。这正是“侵犯”一词的字源原来所指的那一种。侵犯（aggression）的字源是aggredi，这个字又来自adgradi（gradus的意思是“步”，ad是“向前”），它的意思是“移（走、步）向前”；这和退步（regression）的字源在组合方式上相似；退步的字源是regredi，意思是“移向后”。“移向前”是一个不及物动物，你可以“移向前”，但你不能“移向前”什么人，这就和攻击某人不一样，因为攻击是及物动词。可是在早期的时候，“移向前”可能有攻击的意思，因为在战事中，移向前往往就是攻击的开始。
　　依照字源的本意，“有侵犯性”一词可以这样定义：移向一个目标，而没有过分的犹豫或恐惧。
　　从雄性激素与侵犯性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对肯定性的侵犯有确切一点的了解。许多实验告诉我们，雄性激素会激发侵犯行为。为什么会如此？这必须从雌雄在性行为方面的不同做根本说明。从解剖学和生理学所见到的条件来说，雄性动物的性功能需要他有能力穿破雌性动物的处女膜，他不可以被惧怕、犹豫所吓阻，甚至在雌性产生抵抗的时候也不被吓阻；在动物界里，交尾时雄的必须把雌的保持在确定的位置。由于雄性动物的性功能是种族延续的必需基础，我们可以料想自然界便赋予了一种特有的侵犯潜能。这个料想可以从许多资料得到佐证。
　　许多实验把雄性动物阉割，或把阉割的雄性动物注射雄性激素，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侵犯现象的变化。这方面的实验主要是在30年代初做的［注：请参看F．A．Beach］，毕曼所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典型的例子。成龄的雄老鼠（25天大）在经过阉割手术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像以前那样打斗，行为变得和平起来。但是，如果给这阉割过的雄鼠注射雄性激素，就会又开始打斗，激素停止，打斗也又停止。不过毕曼还做了另一种实验，当阉割之后如果不给它休息，却继续刺激它天天照常打斗，则它就不会停止打斗。（E．A．Beeman，1941）这个实验等于说，雄性激素是战斗行为的刺激激素，但不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G．克拉克与H．G．波尔德也用黑猩猩做过类似的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雄性激素升高侵犯（统治），雌性激素则把它降低。后来的一些实验——譬如E。B。西格所报告的一些——也证实了毕曼等人的正确性。西格的结论是：“可以说，独处的老鼠侵犯行为的增加，是由于多种激素的不平衡，降低了侵犯的触发阈。产生这种作用的主要是雄性性腺激素，另外一些内分泌腺也有影响力（如副肾皮质腺，副肾脊髓腺和甲状腺）。”
　　这方面的研究我只再指一种，就是K．M．J．拉杰伯兹所做的研究。他的报告说，他的实验是要用制约的方式产生高度侵犯的老鼠，和产生没有侵犯的老鼠，头一种老鼠完全禁止交尾，后一种则不限制性行为。作者结论道：“实验的结果显示出，这两种行为是可以选择的，可以禁止，也可以加强，并不能证明侵犯性与性行为是出自同源。它们的起源可以用环境刺激来影响。”（K．M．J．Lagerspetz。）拉氏的实验跟前面几位的实验结论抵触，而我也没有能力来判定谁是谁非。不过，等一下我想要提出一个假说性的刍议。
　　另一个有关的发现是Ｙ染色体的性质。雌性的两个性染色体是ＸＸ；雄性则是ＸＹ。可是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异常情况，从侵犯的观点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雄性有一个Ｘ染色体，却有两种Ｙ染色体（ＸＹＹ）。（性染色体比平常超出一个，并不止这一种组合情况，但那些跟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关）具有ＸＹＹ染色体的人，身体上似乎会有某些异常。一般说来个子比较高，比较迟钝，比较容易发癫痫症。从我们现在这个立场看来，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有异常的侵犯性。第一次产生这种看法，是由于在爱丁堡的安全院（类似监狱的地方）中所做的调查；这里面有心智异常分子（暴虐与危险分子），其中197个男人中，有7个是ＸＹＹ结构（3。5%），一般民众中则没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注：这些比值表，意义还不能很确定，因为据估计，一般民众中，有ＸＹＹ染色体者，可能占0。05%到0。35%］。在这个研究出版之后，十几个研究工作也跟着完成，它们的结果是肯定了第一个研究的结论，并且充实了它的内容。不过我们还不能根据这些研究做确定的结论，必须等待更精确的方法，以更多的样品做研究对象，才可以定论［注：最近的研究所得的结论，认为侵犯性与ＸＹＹ染色体间的关系还是未经证实的。S．A．夏写道：“参加讨论会议的人大部分认为，行为异常与ＸＹＹ染色体组合间，还不能确定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目前只能这样说，ＸＹＹ染色体组合总是跟异常行为有关连……再者，具有ＸＹＹ染色体的人，并不比具有正常染色体的侵犯者更有侵犯性。因此，把具有ＸＹＹ染色体的人认为比别的侵犯者更有侵犯性、更凶暴，是一种不够妥当的、不够细心的看法。”］。
　　在一般文献里，往往把雄性侵犯就认做是一般所说的侵犯——也就是，目的在伤害他人的那种攻击行为。但如果雄性侵犯就是这种性质，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非常叫人困惑了。雄性对雌性的这种敌意的、伤害性的态度会在生物功能上有什么用处呢？它会破坏了雌雄的基本关系，而且，雌性担负着生养孩子的责任，雄性伤害雌性，目的是为了什么［注：动物的交配情况，常使人以为雄的动物具有强烈的侵犯性；可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据他们的观察，雄性动物——至少是哺乳类是如此——一点也不会伤害雌性］？在某些环境下——尤其是在统治女性与剥削女性的父权社会为然——两性固然有深沉的对立，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对立不可能是进化发展的结果，因为这是不合生物原则的。我已经说过，从生物学观点来看，雄性动物不避困难，移向前去的能力却是必要的；然而这不是敌意的或攻击的行为，那是自我肯定性的侵犯。雄性侵犯跟破坏与残忍根本不同，男人固然有破坏与残忍的行为，可是女人一样有破坏与残忍的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女人比男人没有破坏性与残忍性。
　　这个假定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拉杰伯兹的实验，在实验中他发现老鼠表现出高度的战斗行为，可是对交尾没有兴趣。如果一般所说的侵犯只是雄性性欲的一部分，或者是由雄性性欲所引起，拉氏的实验结果应该正好相反。拉氏的实验跟其他一些作者提供的资料看似冲突，原因却可能很单纯，因为他们所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侵犯。拉氏说的是敌意的侵犯，其他作者所说的却是“移向前”的那种侵犯。我们可以假定，喜欢打斗的老鼠是处于敌意的、攻击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排斥性刺激，使它对性刺激不起反应。另外一些人士所做的实验则是把雄性激素增加，而这种激素却并不会制敌意，只制造出移向前的倾向，因而把一般战斗行为的禁戒减低了。
　　观察正常的人类行为，可以证实拉氏的实验。处在愤怒与敌意里的人很少有性欲，而性刺激也对他没有什么大作用。我这里所说的是敌意的愤怒和攻击的倾向，而不是虐待症；虐待症可以和性冲动掺合在一起的。简言之，愤怒——基本上说，是防卫侵犯——会削弱性的兴趣；虐待与被虐待的行动，虽然不是由性行为引发，却可以和性行为掺和在一起，或刺激性行为。
　　自我肯定性的侵犯并不限于性行为。生活中许多情况都需要这种侵犯，外科医生、登山者和大部分运动员的行为都必需这个成分；猎人也是。推销员若想成功，也非它不可，我们说一个“有侵犯性的推销员”时，指的便是这人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想把事情做成功，就必须具有这种不屈不挠的自我肯定——就是说，决心追求达成目标，不被艰难所阻挠。当然，攻击敌人的人也必须具有这种力量。一个将军如果缺乏侵犯性，就会优柔寡断；士兵缺乏侵犯性就容易逃退。但我们必须把侵犯做两种分别：有的侵犯目的在伤害，另一种却是自我肯定性的侵犯，是为了帮助达成目的，虽然有时会造成伤害，但有时却有创造性的功能。
　　用雄性激素给动物注射，虽然会增加或恢复动物的战斗能力，这件事却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1）激素引起愤怒与侵犯；（2）激素增加了动物的自我肯定力，使它更加努力的去达成由别的原因引起的敌意目的。从各种实验看来，似乎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第二种情况却比较说得通。两种情况究竟哪一种最正确，还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才能确定。
　　自我肯定、侵犯、雄性激素——或者还有Ｙ染色体——这数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提示我们，男人比女人的自我肯定性的侵犯要多一些，比较容易做优秀的将军、外科医生或猎人，女人则比较富于保护性与照顾性，可以做好的内科医生与老师。当然，我们不能从今日的妇女来下结论，因现代的妇女大都是长期父权社会中的产品。再者，前面的说法也是统计性的，用在个人身上并不一定正确。许多男人缺少自我肯定性的侵犯性，而许多女人却能够把必须有这种侵犯性才做得好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显然，在雄性性质与自我肯定性的侵犯性之间，没有单线式的关系，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而它的详情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遗传学家都很知道，一种遗传的倾向固然化做某种行为表现出来，可是这种行为绝不是只由这一种倾向来决定的，而是夹杂别的遗传倾向与整个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所造成的。还需说明的，不仅前面所提的行为需要自我肯定性的侵犯，为了生存下去，这种侵犯也是必需的；因此，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假定，不仅男人秉赋了这种侵犯性，所有的人类不分男女都是一样。男人与女人天生共具两性的性质，这是否足以使女人具有自我肯定性的侵犯性，必须等待更多的实验提供资料才能确定，而雄性侵犯是否只影响到性行为，也必须等待日后的这些资料来确定。
　　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临床实验上已经确定无疑的。一般说来，有不屈不挠自我肯定性的侵犯的人，比缺乏自我肯定性的人，在防卫上比较没有敌意。不论就防卫侵犯还是就恶性侵犯——如虐待症——来说，都可以说得通。这是不难了解的。以防卫侵犯来说，这本是对威胁的反应，一个有不屈不挠的自我肯定性的侵犯性的人，比较不容易感到威胁，因此也就不容易产生侵犯性的反应。虐待症患者之所以有虐待性，是因为他心里有无能感，觉得没有能力让别人感动，让别人对他回应，没有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被爱的人。因此他寻求补偿，他要制御别人。自我肯定性的侵犯则加强了人达成目标的能力，因此具有这种侵犯性的人便不甚需要对他人做虐待性的控制［注：］。
　　关于自我肯定性的侵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需要说明：一个人的这种侵犯性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他的整个性结构有很大影响，而且会决定他是否会产生某种神经官能症。害羞的或动辙得咎的人，以及具有强迫性倾向的人，往往无法自由表现自我肯定性的侵犯。对这种人的医疗，第一步就是让他察觉到他的这种自我肯定受到阻挠，然后再让他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最重要的则是让他了解，在他的性格结构中和环境中，是什么因素在支持这种阻挠，并强化了这种阻挠力。
　　最足以消弱自我肯定性的侵犯的，可能是家庭与社会中的权威气氛，在这种家庭和社会中，自我肯定被看做是不服从、攻击、罪恶。从一切非理性的与剥削性的权威立场来看，自我肯定是滔天大罪，因为自我肯定是个人在追求他真正的目标，因此对权威的力量是一种威胁；权威者向服从权威的人灌输教条，让他认为权威者的目的也就是他的目的，而服从乃是最佳的机会，让个人完成自我实现。

防卫侵犯

　　动物和人的不同

　　防卫侵犯是生存适应性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再简单地重述一遍：在种族进化的过程中，动物的头脑演化出一种配备，当它的生存利益遭受威胁时会产生攻击或逃避的冲动。生存利益主要是食物、生存空间、幼儿和接近雌性的机会。从根本上说，这些冲动的目的是为了移除危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比较常用的方式是逃走，如果无法逃走，就用战斗，或者摆出有效的威胁姿态。防卫侵犯的目的不是在破坏，而是在保卫生命。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侵犯行为和侵犯情绪都会跟着消失。
　　人也是一样，他的头脑由种族进化而发展出配备，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攻击或逃走。人的这种反应虽然没有低等哺乳动物那么一成不变，但当他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特别指那些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受到威胁时，他还是会产生防卫侵犯。道德或宗教的信念与训练虽然可以克服这种反应，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会直接反应出来。防卫侵犯实是人类的侵犯冲动中最常见的一种。
　　可以说，人和动物的防卫侵犯神经配备是相同的，不过这句话的意义也有限定的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司侵犯反应的神经只是整个头脑的一部分，而人类的头脑却和动物的头脑不相同，因为人类的头脑有大片的新皮层，神经与神经间的连接也比动物复杂得多。
　　人的防卫侵犯，在神经生理上的基础与动物虽然不同，两者的相同处，却仍旧可以让我们这样说：神经生理上这种相同的配备，使人的防卫侵犯比动物的防卫侵犯，范围上大了许多倍。这个人类的生存处境使然。主要可分三点来叙述：
　　1．动物只把“明白而当前的”危险当做威胁。当然，动物本能的配备同个体获得的及遗传下来的记忆，往往使他们比人更能够准确地察觉到危险的存在。
　　但是人类由于具有先见能力及想像力，他的反应往往不仅于当前的或记忆中的危险与威胁，他还会靠着想像力，想像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与威胁，这也会使他产生反应。譬如说，由于自己的部落比邻近的部落富裕，而邻近的这个部落则有很好的战斗训练，他会想到邻近的部落有一天会来攻打自己的部落。如果一个人伤害过自己的邻人，他也会想到，有一天，当机会恰当的时候，邻人会向他报复。在政治上，政治家与将军们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预测将来的威胁。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感受到威胁，虽然那威胁不是当前的，他的防卫侵犯机构（机转作用）也会动员。因此，人类的预测能力往往增加了他的侵犯反应的次数。
　　2．人不只有能力预料真正的危险，他还能够被他的领袖说服和洗脑，相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险。譬如说，大部分现代战争就是这样促成的。领袖们说服人民，让他们相信“敌人”就要攻击他们了，就要毁灭他们了，因此挑起人民的仇恨。但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在扯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上的士兵大部分是由百姓充任，数量很大，不像以前一个国家只有少量的职业军人。一国的领袖要想对百姓明言，为了工业上需要便宜的原料、便宜的劳力和新的市场，叫他们去杀人或被杀，恐怕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叫他们相信，敌人威胁他们，因此激起他们的侵犯反应。再者，这种无中生有的威胁预言，往往会符合事实，因为发动侵犯的国家由于准备战争，使逼得被侵犯的国家不得不备战，他们既然备战，当然是构成了“威胁”，这样，领袖的谎言便成了“实话”。
　　用洗脑的方式来激起防卫侵犯，是只有人类才有的事。要想说服人民，要他们相信有人在威胁他们，必须以语言做媒介；没有语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洗脑必须有社会的结构做基础。譬如说，非洲侏儒族的木图人，满足地住在森林里，没有永久性的权威。我们便很难想像他们族里会有人能把不可信的事叫众人相信。如果一个社会里某些人物具有很大权威——例如巫师或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这种事情就可能发生，因为社会的结构提供了这个基础。大致上来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影响力，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权力而定，或以精心计划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定，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体系会减低一般人的独立思考力和判断力。
　　人类的存在处境还有第三个特点影响了人的防卫侵犯性，使他的防卫侵犯比动物繁多。人，像动物一样，如果生存利益受到威胁，会保卫自己。但人的生存利益却比动物的生存利益广泛得多。人不仅在生理上必须生存，在心理上也必须生存；他必须在心理上保持相当的平衡，否则就会丧失行为能力；对人来说，心理的平衡和生理的平衡是同样重要的，凡是与心理平衡有重要关系的事，都是他的生存利益。最当前的一个问题，人必须有一个定向架构（frame of orientation）［注：或译性向架构、方向座标］，这是他必需的生存利益。他的行为能力必须以这个架构为指针；分析到最后，他的认同感也是以这个定向架构为基础。如果有人用一些新的观念，对他的定向架构提出质疑，他就会感受严重的威胁，他会产生反应行为，他会用种种藉口使他的反应合理化。他会说，这些新的观念是根本“不道德的”、“野蛮的”、“发疯的”等等，但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威胁。
　　人不仅需要定向架构，而且需要献身的对象；为了保持情感上的平衡，这是必需的一种生存利益。不管这些献身的对象是什么——价值、理想、祖先、父亲、母亲、土地、国家、阶级、宗教，还有千百种别的现象——对它们献身的人都觉得它们是神圣的。风欲习惯都会变成神圣的东西，因为它们象征了现存的价值［注：希腊文中的两个字便把这个现象表现出来：ethos原来的字义是“习惯”，后来却有“伦理的”、“道德的”（ethical）的意思；norm原来是木匠的一种用具，后来却有了“模范的”和“规范性的”的意思。（这和中国的“规、矩”相似）］。个人或团体的“神圣”事物遭受攻击的时候，就会像生命受到攻击一样，产生愤怒与侵犯性。
　　前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用更广义的用词来说：恐惧会激起侵犯行为或逃走的倾向。一个人不家路可逃，能挽救“面子”时，多半会采取逃走的方式，如果被逼入墙角，无路可逃的时候，多半会产生侵犯行为。但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忽视，就是，逃走反应是以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来决定的。第一，事实的威胁量是多大；第二，被威胁者的生理力量、心理力量与自信力是什么程度。有些事情是会把每个人都吓住的，这是一端；另一端则是每件事都会把某个人吓住，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无望、无能，因此总是处在焦虑状态下。因此，恐惧的构成因素有两端，一端是真实的威胁，另一端是人的内在境况。
　　恐惧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点和痛苦一样，因此，人会想尽办法驱除它。驱使恐惧与焦虑，有许多办法，诸如服用药品［注：特指迷幻药一类的东西］，性欲的激发，睡眠和跟别人相伴。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则是变得有侵犯性。恐惧是消极的态度，如果以攻击来取代这种消极状态，则恐惧的痛苦就消失了。

　　侵犯与自由

　　人的生存利益所感受的威胁中，对自由的威胁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不管就个人来说或就社会团体来说都是一样。一般人常认为自由的愿望是文化的产物，是从学习得来的，可是丰富的资料却向我们证明，自由的愿望是人类的生物学反应。
　　整个人类史中，各个国家与各个阶级都在为抵抗压迫者而战，有胜利的可能性固然要战，甚至没有胜利的可能性也要战。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是革命史；希伯来人对埃及人的解放战争是如此，罗马帝国的暴乱是如此，16世纪德国农民的叛变是如此，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中国、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革命莫不如此［注：历史上固然屡屡发生革命，婴儿和儿童也会发生革命，不过由于他们没有力量，便不得不采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可以说，那是一种游击战法。他们各自用种种办法来反抗压迫，譬如顽梗地不听话，不肯吃东西，不肯接受大小便训练，尿床，更严重的办法是觉迷在幻想里，和假的神经虚弱症。而成人就像受到挑战的特权分子一样，他们用武力，往往夹杂着贿赂，来保护自己的地位。结果，大部分孩子为了不致忍受不断的折磨，就宁可屈从。孩子与成人间的战争是无情的，非到胜利便不罢休，而我们的医院就充满了这个战争的残伤人员。然而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所有的人类，不论是有力量的人还是没有力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都曾经是没有力量的孩子，都曾经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假定，人类除了天生追求自由的愿望外，幼年时都获得了革命的潜能，这种潜能虽然潜伏了很长的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却会激发起来］。领袖们的惯技是大喊口号，说他是在领导人民为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却是在奴役人民。这件事例为自由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明，因为即使这些想奴役人民的人也不得不藉助自由的口号来奴役人民，可见“自由”在人的心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人这么需要自由，不惜为自由而战，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要想充分的成长，要想获得心灵的健康与泰然的生活，就必需自由；人如果没有自由，就会变成残废的人、不健康的人。自由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约束，因为任何人都必须在某个结构下成长，而任何结构都需要有约束存在（H．von Foerster）。问题是，这种约束以什么为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别人或别的组织？还是一种自发的约束——就是，个人的结构中寓含着成长的需要，这种成长的需要使人必需某种约束。
　　人类有机体的发展是想不受阻碍，就必需有自由，因为这是他生物学上极重要的利益［注：不止人类如此。我们在前面曾提过，动物园里的动物，就因为没有自由而受到损害。动物学权威赫狄吉虽然持着相反的看法，但事实的资料却似乎不能支持他的立场］；威胁他的自由，就像威胁到他其他的生存利益一样，会激起防卫侵犯。现在世界上侵犯与暴力层出不穷，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大多数人类都是不自由的，他们的自由都被剥削了——尤其是所谓的未开发国家中的人民，他们的自由何在？权力在握的人——就是白人——一向就没有把黄种人、褐种人和黑种人当做人类看，如果他们把这些人看做人类，不致于因为他们人性的反应而那么惊奇和愤怒了［注：肤色与没有力量加在一起，才使白人认为有色人种不是人类。本世纪初，日本人在白人眼中已经变成了人，因为他们获得了力量；中国人也变成了人，但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在白人眼中，进步的科技就是判定是人非人的标准］。
　　但是白种人的这种盲目还有另一个原因。白人尽管有权力，可是也放弃了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的社会体制强迫他们这样做；表面上他们固然还有一些自由——而实际上也不像被他们压迫的有色人种那么情况严重——但他们终究已无多少自由。因此他们可能恨那些现在仍旧为自由而战的人，因为这些人使他们想起自己放弃了自由。
　　真正的革命性侵犯，是为了保卫生命、自由与尊严而生的侵犯，在生物学上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正常的人类行为；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对生命的破坏仍旧是破坏，在生物学上尽管可以找到合理的藉口，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人道的立场来看，这种破坏行为到底是对是不对，还需以个人的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则来判断。但不管我们所信从的原则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明白一件事，就是，纯粹的防卫侵犯最容易跟（非防卫性的）破坏性掺合，因而产生虐待的愿望，想从被控制的状态翻身为控制他人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革命性的侵犯就已经变质，企图把它本想消灭的状况重新建立起来。

　　侵犯与自恋

　　除了前面所讨论的种种因素之外，防卫侵犯最重要的起源之一，是自恋受到创伤。
　　弗洛伊德在研究欲力学说的时候，创始了自恋的概念。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似乎对于外界对象没有任何“欲力的”关系（事实上和幻想上都没有），弗洛伊德就发生了问题：“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他的欲力从外界对象上撤除了，可是撤到哪里去了呢？”他的答案是：“从外在世界撤回的欲力，转向自我，因此产生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叫做自恋（narcissism）。”弗洛伊德更假定人的婴儿时期是处在自恋状态（“初度自恋”），这个时期人同外在世界还没有任何关系。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孩童扩展他对外在世界的欲力关系，不但范围增加，程度也增加，可是在特殊的境况下（最严重的是疯狂），欲力会从外在的对象撤回，转向自我（“二度自恋”）；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发展下，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恋。（S．弗洛伊德，1914）
　　弗洛伊德虽然创始了这个概念，心理分析家们的临床诊断中却没有好好地运用它。一般分析者主要把它用来对婴儿和精神病者的了解上［注：近来许多心理分析家对婴儿期的初度自恋概念发生疑问，认为婴儿同外在世界建立关系的时期比弗洛伊德所料想的早得多。许多分析家也否定精神病的性质全是自恋的说法］，但它真正深远的重要性，却是它在正常的人格上——或所谓的神经官能症者的人格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想了解一般人的自恋，必须先把这个概念从欲力学说的框架里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自恋的人只觉得他自己、他的身体、他的需要、他的感情感受、他的思想、他的财产，以及一切属于他的人、他的物，是完全真实的，而凡不是属于他的人或他的物，或不是他所需要的对象，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不完全是真的，他只能用知性的认识去认识它，但在感性上来说，他并没有感受什么，那些人，那些物，对他来说是没有分量的，没有颜色的。一个自恋的人，在知识上的标准是双重的。而且自恋的程度越深，这种双重性越甚。只有他自己和属于他自己的事物才有意义，世界其他的部分则分量不重、颜色不深，或者根本没有分量没有颜色。由于这种双重标准，自恋的人在判断事情方面就有严重的失误，他缺乏客观能力［注：下面所讨论的只是用浮夸的言行表现出来的自恋。另外还有一种自恋，表面上与浮夸的自恋相反，但实际上却是自恋的另一种表现而已。我说的是消极自恋。有这种自恋症的人老是担心他的健康，竟至忧郁症的程度。浮夸自恋与消极自恋往往纠缠在一起，希姆莱便是一个好例子，他老是忧心忡忡于他的健康］。
　　自恋的人相信自己完美无缺，比所有的人都优秀，秉赋特异，他用这种办法使自己有安全感，而不是藉着真正的工作和成就来得到安全感。他必须保持他这种自恋性的自我形象，因为他自己的价值感和认同感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如果他的自恋受到威胁，就是他在最致命的地方受到威胁。一个自恋的人，如果被人轻视、批评，做错事说错话被人挑出来，运动或游戏被人家打败，他就会十分恼怒；但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甚至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不过他的恼怒却非常强烈，他永远不会忘记人家伤害了他的自恋，他往往会找机会报复；如果人家攻击的是他的身体或他的财产，他的复仇心反而不会那么重。
　　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自恋都不察无觉，而只察觉到自恋表现出来的行为部分，但这些行为部分却没有把自恋明显的揭露出来。譬如说，自恋的人会无止境地赞美他们的父母或女子，他们表现这种情感并不会觉得不当，因为一般人把这种情感认为是孝心或慈爱；但如果他们把这种情感用在自己身上，社会就不允了。譬如，如果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我比谁都好”，别人不但会把他们看成吹牛大王，而且会看成疯子。可是如果一个人在艺术、运动、科学、商业或政治上有了被人承认的成就，则他的自恋看起来不但跟事实有些符合，而且会不断地得到赞美的滋养。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让他的自恋奔放了，因为社会承认了他的自恋是有凭可据的［注：自恋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讨论］。现在的西方社会中名人的自恋程度和众人的需求之间有一种特异的关系。众人需要跟名人有点接触，因为自己的生活太空洞无聊了。而大众传播工具则出售声名以自肥，结果是大家都满意，自恋的表演者满足了，大众满足了，名誉贩卖商也满足了。
　　政治领袖里，高度的自恋往往是普遍现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病，或者说是职业的资本，那些必须靠影响大众来获取权力的人尤其如此。一个领袖如果自信有特异的才能，自信有伟大的使命，就比较容易赢得一般人的信赖，因为一般人会被这种表现出绝对信心的人所吸引。但是，自恋的领袖并不只为了赢取政治上的成功才运用他这种自恋性的魅力；因为为了他的精神能够平衡，他需要成功与别人的喝彩。他的自我伟大观念和永不错误的信念，基本上是以他自恋的浮夸为基础，而不是他以一个人类的身分所得到的真正成就为基础［注：这并不表示他除了吹牛之外什么都不行；这种人固然往往只会吹牛，但也不全是如此。譬如说，吴爵罗·尼尔逊、弗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都是非常自恋的人，但他们并不乏重要的政治成就。但这些成就却不足以证明他们那种自信和绝对的自是理所应当，他们这种自信自是的态度往往表现得很傲慢；可是他们同希特勒比起来，自恋的程度却又相当有限。邱吉尔在1948年选举失败，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精神的后果，便是这个原因。我相信，如果罗斯福遭受失败也同样不致于产生严重的精神后果。实则我们不可忘记，即使我们在选举上失败，还是有许多人赞美他们。威尔逊的情况便不同，他政治上的失败是否导致了他精神上的严重疾病，以致于产生了生理疾病，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希特勒却明显得多，希特勒宁愿死也不肯面对失败］。然而他又不能不要这种自恋性的自我膨胀，因为他的人性核心——信念、良心、爱和信仰——不十分成熟。极端自恋的人几乎非得成名不可，不然他就会抑郁不已，会发疯。但要成名却必需相当的才能——和相当的机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博得他人的喝彩，而喝彩会满足他的自恋梦想。这样的人，即使已经成功，还是不得不追求更多的成功，因为如果他们失败，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可以说，众人的喝彩是他们的自我医疗法，让他们逃脱沮丧和疯狂。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追求目标而战斗，实际上却为使自己不致疯狂而战斗。
　　如果团体自恋，情况便不相同。团体里的分子会十足地察觉到这种自恋，而且会不加限制地表现出来。“我们的国家（或宗教）”是最伟大的、最有文化的、最有力量的、最爱好和平的等等话，自己听了一定也不会觉得是疯话，反而像是爱国心、信仰与忠诚的表现。而且这些话也很像是实话，是合理的价值判断，因为同一个团体里许多人都抱着相同的看法。这种众人与共的看法，是把妄想伪造为事实，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事实并不是由事实构成，而是由众人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不是以理性与批评性的考察为基础［注：有时极小的团体所构成的“众意”都足以把妄想伪造为事实——最小的众意就是由两个人所组成的folieadeux（二人疯）］。
　　团体自恋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它可以促进团体的团结。由于自恋性的偏见，使团体容易受操纵。第二，它能够使团体里的分子感到满足；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取得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生活上比较享受的社会阶级，比较不会狂热（狂热是团体自恋的特征），在物质与文明上贫困，而生活长期厌倦的人——如中下层阶级——则易于狂热。
　　同时，培养团体自恋从预算表上看来，又是极为经济的办法，跟改善社会生活水准相较，几乎可说分文不需。为了培养团体自恋，社会只需给意识形态学家一些钱就好了，让他们制造一些口号，促进社会的自恋；事实上，社会上的官吏、学校的老师、新闻业者、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往往参加这种运动而不必额外加薪。他们会因为参加了这伟大的行列而自觉骄傲——再者他们也藉此获得了声望与升迁。
　　团体自恋的人像个体自恋的人一样敏感，凡是伤害到他的团体图像的事物——真的也好，他想像的也好——就会引起他的愤怒。他甚至比个人自恋都更要强烈，也更有意识。一个个人，如果不是在心智上有严重的疾病，对自己的自恋图像总会有点不大确信。可是团体自恋者却没有这种疑虑，因为团体里的大多数都跟他一样。如果团体与团体冲突，产生了对团体自恋挑战的事，就会引起强烈的敌意。自己团体的自恋图像这时会升至顶点，而对方则被自己这一方贬得不能再低。自己的团体变成了保卫人性尊严、道德与正义的一方，对方则万恶汇聚，它是残忍的、奸诈的、没有人性的。团体自恋的象征——旗帜、国王、总统或大使——如果受到侮辱，团体分子就会用强烈的愤怒与侵犯来反应，甚至愿意支持他们的领袖发动战争。
　　团体自恋是人类侵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它仍旧是防卫侵犯，是当生存利益受到攻击时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它与别的防卫侵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半病态现象，因为强烈的自恋实是一种半病态。

　　侵犯与抗阻

　　人有许多抑制的欲求与妄想，如果有人想叫他察觉这些抑制的东西，他会反抗，因而产生防卫性的侵犯。这是防卫侵犯重要的来源之一。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抗阻作用”之一，而心理分析学对这个现象做过系统的探讨。弗洛伊德发现，如果分析者触到患者所抑制的东西，患者就会“抗阻”分析者的治疗。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不愿意、或不诚意、或保守秘密；他是不知不觉地在防范分析者揭发他潜意识中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抑制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抗阻。一个人往往会终生抑制某些欲求，这有许多原因。他可能怕受惩罚，怕不被爱，怕别人知道了之后，会看不起他（由于自尊与自爱的关系，他甚至不能让自己知道）。
　　心理分析治疗发现，抗阻作用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反应形态。碰到敏感的话题他可能顾左右而言他；他可能觉得困了，疲倦了；他可能找出理由不来面谈——或者他会勃然大怒，找出理由来中止分析治疗。举一个简短的例子：有一个作家来接受我的分析治疗，他因为自己不肯投机而觉得自傲，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期间他改变了他的原稿，因为他觉得这样更能传达他的作家使命。他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却发现不久以后心情沮丧，害了头疼症，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事。我说，他改变原稿的真正动机可能是为了更受人欢迎，能得到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钱；再者，他沮丧和头疼，可能与他出卖自己有关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跳起来，对我大声咆哮，说我是虐待者，以破坏他即将得到的快乐自娱，我嫉妒他即将得到的成功，我是无知的人，对他的写作一无所知等等。（我必须说明一点，这位病人平常是个十分有礼的人，在这次爆发以前和以后，对我都很尊敬）他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确定我的解释的正确了。把他潜意识的动机提出来，对他的自我图像和他的认同感是一种威胁。他用强烈的侵犯性来反抗这种威胁，就好像这是威胁到他的身体或财产一样。在这个例子中，他的侵犯有一个目标：毁灭那握有证据的见证人。
　　在心理分析治疗中，我们发现到，这种抗阻作用是一个通常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心理分析时才会碰到这种情形。日常生活中例子随处都是。有些母亲要她的孩子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有人告诉她，这是因为她想控制他们、占有他们，而不是因为爱他们——这时岂不会勃然大怒？有些父亲十分关心女儿的贞洁，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对女儿有性方面的兴趣——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提醒某位爱国分子，说他在政治信念背后有钓名取利的企图——此时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对某个革命分子说，他的意识形态背后存着破坏冲动——他岂不会勃然大怒？这类的事情谁没有看到过呢？事实上，询问别人的动机是礼貌上最大的一个禁忌——而且是十分必需的禁忌，因为礼貌可以减少侵犯事件。
　　历史上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揭发某个王朝的真相的人，常常被掌权的人放逐、下狱或屠杀。表面的原因是说，这些人对当前的建制有危险性，为了保护建制必须把他们处死。这确实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揭发真相的人即使没有真正威胁到当前的建制，掌权者仍旧深深恨恶他。我相信，揭发真相使那抑制真相的人产生了抗阻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掌权的人不但觉得真相的揭发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且觉到在摧撼他整个的有意识的取向系统（system of orientation），让他的种种藉口无地自容，甚至会逼得他采取不同的行为行动。有些人的某些重要的冲动原先是被抑制的，后来他却察觉到它们；只有经历过这种历程的人，才知道这件事会叫人产生何等的震撼、困惑与天动地变。

　　服从侵犯

　　服从者的侵犯行为不仅因为他受着破坏欲的驱使，而且因为他认为服从命令是他的义务。在所有的阶级社会里，最牢固的特点可能就是服从。这种社会让人以为服从就等于美德，不服从就等于罪恶；不服从是万恶之首，其他一切罪恶都随之而来。安提冈（Antigone）被克里昂（Creon）所杀，因为她没有遵从国家的法律。军人都接受特别的服从教育，因为军人的本质就是反射式的接受命令，而不问任何缘由。杀人伤人的士兵，倾刻间杀害千万人的轰炸机飞行员，并不必然是被破坏或残忍冲动所驱使，而是由无条件的服从原则所策动。
　　服从侵犯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侵犯，需要我们好好注意。从太保以至军队里的士兵，为了不致显得“没种”，为了服从命令，多少破坏的行为都做了出来。这种侵犯行为，动机并不是人的破坏性，可是人们却常常认为这是人类天生具有破坏冲动的证据。服从侵犯本可列为半侵犯的一种，我们不如此做，是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服从，许多这种侵犯冲动都可以不致发生的。再者，人也有不服从命令、不投合建制的冲动，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冲动对自身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自加防范，不受这种冲动的左右，因而他们就去做那些人家要求他去做的侵犯行为。

　　手段侵犯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另一种生存适应性的侵犯是手段性的侵犯，它的目的是在得到必需的或可欲的东西。这种侵犯不是只为了破坏而侵犯；如果它也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那只是因为要达到真正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它与防卫侵犯相似，但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似乎不像防卫侵犯一样具有种族演化而成的神经基础，哺乳动物里只有捕食动物具有天生的神经配备，为了获得食物而采取手段侵犯。人科动物（homonids）与人类的打猎行为却是以学习以经验为基础，似乎没有种族演化而来的神经配备。
　　手段侵犯在概念上的问题在于“必需的”与“可欲的”两个词意义不能够很确定。
　　如果“必需的”是指生理上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定义上就不会有困难，譬如说，所有的动物都要避免饥饿。如果一个人自己或家人连最少量的食物都没有，他去偷东西，这种侵犯显然是由于生理的必需。如果一个原始部落濒临取食的边缘，因此向一个比较富裕的邻近部落发动攻击，这也是生存所必需。不过这种界线分明的例子现在已不多见，常见的都是比较复杂的例子。譬如说，一国的领袖发现，为了取得原料，必须征服别国的土地，或打败一个竞争国家，否则本国的经济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危机。当然，这往往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障眼法，领袖们真正的动机是扩张权力，满足个人的野心，但我们也不能说基于国家的需要而发动战争是历史上没有的，至少，就广义的、相对的意义上来说是有的。
　　但“可欲的”又是什么？狭义地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可欲的就是必需的。这是从客观的处境上来讲的。可是，我们平常却认为可欲的就是所欲的。如果采用这个意义，则手段侵犯就成了最重要的侵犯动机之一。人不只渴望他赖以为生的必需品，不只渴望可以让人生活得好的物质条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以及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文化时期——大部分人是贪求的：贪求更多的食物、饮料、性、所有物、权力和名誉。人与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因此永远不会满足。贪婪是人类最强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本能性的；它显然是精神状况不良的症候，表现出内在的空虚与缺乏中心。这是一种病理现象，表现出人格的发展没有完成，同时，它是佛教、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伦理观点中基本的罪恶。
　　贪婪的病理特性可以由几个日常的例子看出来。大家都知道，过食是贪婪的一种，常常是由沮丧所引起；强迫性的购买也是逃避沮丧的一种方式。吃和购买是象征行动，所需填充的却是内在的空虚，这些可以暂时消除沮丧感。贪婪是一种热情（激情）——就是说，它充荷着力量，无情地驱使人去达到他的目标。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种种办法都在鼓励众人去变成消费者，可是这样便间接在增强众人的贪婪。当然，贪婪的人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可用，他也不一定会变成侵犯者，可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钱用，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必然会攻击他人。最极端的例子是用药成瘾的人（当然，这种人的贪欲不止于心理因素，因为他生理上的需求不断在增强）。许多没钱买药的人，就抢劫甚至杀人以取得买药的钱。他们的行为虽然是破坏性的，但他们侵犯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历史上讲，贪婪是侵犯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之一，这个动机的强烈程度，恐怕竟和求取生存必需物品的动机相匹。
　　人们常把贪婪和自利（自己的生活利益）看做同一回事，这实是观念上的一种混淆。自利的来源是生物生而具有的一种驱使力，目的是为求自我的生存，去获得生存的必需物，或去达到习俗上、传统上的生活水准。如马克斯·魏伯、陶尼、房·布伦塔诺、松巴特等人所说，中世纪的人，不论是农夫也好，工匠也好，动机是想保持传统的生活水准。十六世纪进行革命的农夫，并不想要求取城市里工匠的生活水准，而工匠也不想求取封建地主或富裕商人的生活水准。即使到了18世纪，法律仍旧禁止商人任意装璜店铺或作不利于其他同业商人的广告，以免把顾客抢走。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完全发达起来——跟以前罗马帝国的社会有些类似——贪婪才变成了市民的主要动机，而这样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或许是由于奄奄一息的宗教传统仍旧存在，大家都不敢坦白承认自己贪婪。结果是大家自诩贪婪乃是自利。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自利是人性里本有的欲求；自利等于贪婪；因此，贪婪的根源是人性——它不是一种受性格左右的人性热情。如此，得证

　　论战争的原因

　　手段侵犯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战争。流行的看法总认为战争是由人类的破坏本能所引起。本能主义者同心理分析学家们也往往这样解释战争［注：请参考A．斯特拉契；另请参看E．F．M．杜尔边与J．鲍尔比（1939）；杜氏与鲍氏以极佳的论证证明，和平的合作也是人性关系中自然而基本的倾向，和战斗一样；不过，他们认为战争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譬如说，传统的心理分析学派重要的代表之一，E．格劳弗就辩称“战争的谜底……深藏在潜意识。”他把战争喻做“本能的生存适应上，一种失策的方式。”［注：当我在修改这一段稿本的时候，看到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报告；报告似乎表示出与会人士对战争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A．米其里屈博士说，除非把心理分析学用来研究社会问题，“我们所有学说都会被历史冲刷无遗，”再者，“如果我们再坚持下去，认为战争是因为父亲恨儿子，想要杀他们，认为战争是杀子战，我怕没有一个人再会信以为真。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学说，可以解释团体行为，能够从社会的种种冲突中见出团体行为的来龙去脉，看出社会的冲突怎样影响个人。”30年代早期，心理分析学家们确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探讨，但这些人却被国际心理分析协会用种种藉品赶了出去。这次会议结束时，安娜·弗洛伊德对米氏所提新的“努力”方向给予正式的允许，不过细心地附加了一句话：“关于侵犯理论，我们现在不急着成立定论，宜待我们对人类的侵犯性有更多的临床研究之后，再做定论”］
　　弗洛伊德比起追随他的人来，却要实事求是得多。在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为什么战争？”中，他并没有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人类的破坏性，他认为战争是由团体与团体间事实上的冲突所引起；由于国与国间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便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他认为这便是战争的起因。他认为人类的破坏性只是一个补助的因素，使得政府一旦决定战争，国民易于从战。
　　凡是对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把战争归因于人类的破坏天性，是一种谬论。巴比伦人，希腊人［注：］和我们现代的政治家，他们筹划战争都是由于十分实际的原因，尽管他们的估价老是错误的，他们却还是前思后想，所想的都是实际的原因。他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可耕地、财富、奴隶、原料、市场、领土的扩充与防卫。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的起因里可能会有复仇的愿望，在小部落战争里也可能有破坏性的激性，但这不是战争的常例。认为战争是人类的侵犯性使然，不但所见非实，而且有害。这种看法使人没有把注意力落到真正的原因上，因此也就消减了人对消除战争所当做的努力。
　　人类生而具有战争倾向，这种说法不但和历史的记录不合，最重要的是和原始人的战争历史不合。我们已经说过，原始人——尤其是猎人与食物采集者——是最不好战的，而他们的战斗，也比较没有破坏性和嗜血的倾向。我们也曾说过，跟着文明的进步，战争越来越多，而嗜血的倾向越来越强。如果战争是由天生的破坏性使然，情况应该正好相反才对。18、19和跟20世纪的人道倾向，促成了种种国际条约，减低战争中的破坏与残忍行为这些条约，一般说来，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前，还算受到各方的尊重。从这一个进步的远景看来，似乎文明人比原始人的侵犯性较小，而目前还在进行的各种战争，则被人认为是由于侵犯本能太顽强，认为是这种顽强的本能不肯接受文明的恩泽。但事实上，文明人把他的破坏性投射到人的本性中，以为这破坏性是人的本性，结果把人类的历史认为就是生物史，把文明史认为是人性史了。
　　要分析战争的种种起因，实在超出本书的范围。因此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大战。
　　推动第一次大战的，是双方政治、军事与工业领袖的经济兴趣与野心，而不是参战诸国的侵犯性在水坝后面堆得太高，想找发泄。战争的那些动机是大家现在都晓得了的，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简言之，可以说，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德国的目标就是在得到西欧与中欧的经济霸权，并想获得东欧的领土。（事实上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他的对外政策基本上跟帝国政府没有不同）西方盟国的动机也是一样。法国想要阿尔萨斯－洛林；俄国想要达旦尼尔海峡；英国想要德国的某些殖民地，意大利则至少想取一些战利品。这些目的有的是在秘密条约里明白写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些目标，两方好几年前就可以达成和平，两方各自数百万人的生命也不致于就这样牺牲。
　　双方都说自己是在自卫，是为自由而战。德国人说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受着威胁。再者，他们同沙皇作战便是为自由而战；德国的敌人则说德国扬克（Junkers，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军事侵犯主义在威胁他们，同德国皇帝作战，就是为自由而战。若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罪于法、德、英、俄诸国人民要发泄侵犯性，是妄言，只能误导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出什么人、什么社会条件该为历史上这最大一次屠杀负责。
　　至于对战争的热切，我们必须把它做一个分别，战争开始期间的热切和后来继续打下去的动机是不同的。就德国人来说，必须分为两种。国家主义分子——这只是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1914年以前好久，就在叫嚣要从事征服战。这些人主要是一些高级中学的老师，少数的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政治领袖，而支持这些人的则是德国的海军领袖，和某些重工业领袖。这些人的心理动机可以说混合了团体自恋、手段侵犯，并在国家主义运动中谋职得权的愿望。大部分德国人民则只有在战争开始前后短时间内对战争热切。我们发现，在这个时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重要的不同反应，譬如说，知识分子和学生比工作阶级热切得多。（战后出版的德国外交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德国政治领袖，白斯曼－浩尔维格总理，知道要获得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里最强的党——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他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向俄国宣战，使工人们以为是在为反独裁而战，为自由而战，以此来获取同意）在战争开始的前后几日，政府和报章杂志一致用有计划的暗示来影响德国人民，使他们相信德国遭到了屈辱与攻击。因此激起他们的防卫侵犯心理。就以国民的整体来说，他们的动机并不是最强烈的手段侵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强烈的冲动想去征服外国的领土，这可以从政府的宣传上看出来，就是到了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德国政府仍旧否认有任何征服的意图，到了后来，当军事将领们掌握了外交政策时，虽然承认有征服的意图，但他们解释说，那是为了日耳曼帝国未来的安全；然而不管用什么说词，战争爆发后不几个月，人民开始时的热切便消失下去，永去不返。
　　最显著的例子是当希特勒开始攻打波兰，因而也点燃了二次大战时，德国人民的参战热情却仍旧是零。尽管受了好几年繁重的军事灌输，人民却明明白白的显示，他们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为了激起德国人民的防卫侵犯心理，希特勒甚至不惜用纳粹伪装波兰士兵，攻打西里西亚（Silesia）——东欧的一个地区，包括Sudeten山地及Oder河盆地，煤、铁及其他金属藏量甚丰）
　　德国人民尽管确实不要打这场仗（将领们也不愿意），他们却未加抗拒而走入了战场，并且勇敢地打到最后。
　　心理学上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不在什么原因引起战争，而在究竟是什么心理因素使战争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素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也是一样，略有差别而已）一旦开始，德国士兵（法、俄、英国的士兵也是一样）就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战败，整个国家就会遭到可怕的灾难。从个人方面来说则觉得自己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这是杀人与被杀的事。但即使是这种想法也不足以让他们情愿继续打下去。他们也知道，如果做逃兵，被抓到就会被枪决，但即使这个生死的威胁仍旧遏止不了大规模的兵变；在俄国与德国，这种兵变终致造成1917和1918年的革命。1917年，法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不兵变的，法国将领封锁军队的消息，使人个单位不知道另一个单位的事情，再加上整批的屠杀和日渐改善士兵的生活，才把兵变的危机压制下来。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权威的尊敬与畏惧，这是一种很深入的情感。传统上一向灌输军人，叫他们相信服从领袖是一种道德的和宗教的义务，为了服从命令，他应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结果士兵们在战壕里挨过了三四年可怕的日子，才慢慢看出来他们是被他们的领袖利用了，领袖们的战争目标跟所谓的保国卫民根本没关系，因此他们再也不要服从——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士兵和在家的国民是如此。
　　还有另一个情感因素助成了战争，可是它也跟侵犯性没有关系。这个情感因素是相当微妙的。战争是一件叫人兴奋的事，固然它会叫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且要经受肉体上的许多痛苦，但它仍旧是兴奋刺激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一般人的生活是多么无聊，我们就不会惊奇于他们想投入战争了。投入战争，为的是结束那种无聊的、厌烦的、僵化的生活，去从事冒险——而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他一生中所能盼望的唯一冒险机会［注：但我们也不可过于高估这个因素。瑞士、斯堪底那维亚诸国，比利时和荷兰，就做了很好的例子，证明如果国家没有受到攻击，如果政府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只是人民的冒险心理，是不足以举国兴战的］。
　　在某种范围内来说，战争把一切价值都翻转了。某些深藏在人心中的人性冲动，如博爱与团结，只有在战争的时期才有表白的机会；和平时期的现代人，所奉行的是自私自利原则与竞争原则，因此把博爱与团结的心阻断了，不让它生长。战争却鼓励它们。在战争中，社会阶级的差别既使没有消除，也减低了许多。在战争时期，人又是人了，不管社会地位有没有赋予他特权，他现在都有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有所作为的人。用一种很强调的话来说，统御着和平时期社会生活的，是不公正、不平等与厌倦，而战争则是对这些东西的直接反叛。当一个军人为自己的生命同敌人作战时，他用不着再为他自己那个小生活圈子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等而奋斗，因为战争时期，社会制度已经出乎常轨地社会化了，他原先的那些需要，都可以由这个越常的社会制度来供应。战争有这么一种积极的特点，对我们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可悲的注脚。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活能够提供像战时一样的冒险性、团结、平等与理想，我们可以断言，要人民去战争，便非常困难。战争时期政府的课题是怎样运用这种对例常价值的反叛，使它来供战争的役使，同时又要阻止平等博爱的精神变成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因此它更是紧紧地要求守规律，要求服从领袖，把领袖说成是不自私的、智慧的、勇敢的人，他们保护人民，使人民不致毁灭［注：这一个困境在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条约里表露出来：所有的国家都同意，一个国家俘虏敌国的战俘，不可向他们宣传不利于他们本国政府威信的话，不得让他们不尊敬他们的政府。总之，各国政治共同协议，你可以杀敌军的战俘，但不可教他们不忠于本国］。
　　总之，近代的主要战争以及古代国与国的战事，不是起于被水坝挡住的侵犯性，而是起于军事与政治领袖们的手段侵犯。原始社会的战争到较高的社会的战争，其间的不同，给我们这个说法做了证明，即是说，文明越原始，战争越少。战争的密度与强度也是一样，是依科技文明的发展而上升。国家越是有力，政府越是有权，战争就越多越激烈，连长期的酋长都没有的最低等原始社会，战争越小越弱。下表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数目，显示了同样的情况。时间自1480年开始，每百年为一期。

年分	战争数
1480—1499	9
1500—1599	87
1600—1699	239
1700—1799	781
1800—1899	651
1900—1940	892

　　有些人坚持人类的天性侵犯性是战争的起因，他们认为现代的战争是正常现象，是由于人类“破坏性的”天性使然。他们想从动物行为资料和人类史前祖先的资料中求取证据。结果为了符合他们的目的，不得不把这些资料偏曲，他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心：现代的文明一定比没有科技的时代更优越。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文明人遭受到这么多的战争与破坏，原始人岂不更糟？他们在“进步”的发展上，比我们差得太多。破坏性的心理与行为不可能归罪于我们的文明，因此必定是由我们的本能使然。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减低防卫侵犯所必需的条件

　　防卫侵犯是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它是种族发生史上演化出来的，因此像别的本能倾向一样，要想改变它生物学上的根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想办法控制它，修改它。但要减低防卫侵犯，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减少那些在事实上激发它的因素。要提供一个社会改变的大纲，显然也不是本书所能包含的［注：在《健全的社会》和《人类新希望》中，我曾讨论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只简约地讲几个要点。
　　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遭受威胁。这必需有物质的基础，可以使一切人都过着尊严的人性生活，使得团体控制团体根本不可能的，也不必要，没有人会被这种事所吸引。如果用跟现在不同的生产、拥有与消费制度，在可见的将来，这是能够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会实现，或者容易实现。事实上它是这么困难，以致于许多怀着好意的人却什么都不肯做，他们只希望用歌颂进步来改变人类的临头大难。
　　建立社会制度，供应一切人生活所需，意思是统治阶级必须消失。人不再生活在“动物园”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要恢复他充分的自由，而一切的剥削控制都必须消失。人类一定要有领袖进行控制——这是一种神话。没有阶级组织，而却功能良好的社会多的是，这些社会便证明了那神话的欺人。当然，要想使人类走出动物园，必须政治与社会的彻底改变，而这些改变使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发生变化，其中包括家庭的结构，教育与宗教的结构，以及在工作与休闲时间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防卫侵犯不仅是对真实的威胁所起的反应，也是对自以为真实的威胁所起的反应。如果社会的结构有了基本的改变，就没有人能够对人民施行集体示意，集体洗脑，让他们把没有的事当做真实的威胁。而众人之所以能够接受示意，是因为他们个人没有能力，他们对领袖有敬畏心。如果社会各方面做了前述的基本改变，人民就不致于无能，对领袖也就不致于那么敬畏，因此，他们便可以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团体自恋，如果要使它降低，就必须消除现在大部分人生活中的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单是改变物质条件还不够，最基本的还是要社会组织的彻底改变，把它从“控制——产业——权力”的取向，改变为生命取向；从占有（having）与囤积，改变为生活（being）与共享［注：取向，就是生活的方向与态度。“控制——产业——权力”的取向，就是以控制产业与他人，占有财产与他人，争取并保持权力为生活的目标。生命取向虽以生命为重，是一种尊重生命胜于一切的态度。以生命与生活的美好为一切之先。being这个字，重点是说，以“做一个人”为重，而不是以“做一个某某东西的拥有者”为重；以做一个人为重，则必然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而把一切物质与力量都用来为人服务，而不是把人当作这些东西的奴隶］。要想做到这一步，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也不管是工人是雇主，都必须有最高程度的积极参与跟责任感；做一个国民，他对国家也是一样。一定要设计出全新的、非集权化的种种生活与工作方式，同时也要设计出全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把社会紊乱——就是由千百万个原子乱糟糟堆成一团的社会——结束。
　　这些条件都是互依的。它们都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六千年来的这个整个社会体系彻底改变，由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来替代时，反应性的侵犯才会减到最低限。如果这件事发生，则佛陀的理想、先知的、耶酥的理想，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就不再仅是乌有之乡，而是合理的与实在的答案，跟人类的基本生物学目标相一致，向着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成长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