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罗姆 ->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 导论：本能与人性热情
在全国范围和世界范围暴力和破坏性的日益增长已经使专家和一般公众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攻击行为的本质和原因的理论研究。他们如此关注攻击的本质和原因并不奇怪，令人惊异的倒是这种先入之见如此盛行，特别是在心理学研究巨匠弗洛伊德修正了自己早期以性的内驱力为核心的理论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一种新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他把破坏的感情（“死的本能”）看作是和爱的感情（“生的本能”“性欲”）具有相等的力量。但是，公众仍然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把里比多看成是人的主要的感情，这种感情只受自我保存的本能遏止。 这种情况只是在60年代中叶才得以改观。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暴力的程度和战争的恐怖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超越了某种界限。但是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一些论人的攻击的著作的出版，特别是康拉德·洛伦兹1966年撰写的《论攻击》的出版。洛伦兹是动物行为［注：洛伦兹给动物行为的研究取了“生态学”（ethology）这个名字，这是个非常奇特的术语，因为从字面上讲生态学指“行为科学”（从希腊语ethos“行为”、“准则”而来）。为了用它来表明动物行为的研究，洛伦兹应当称它为“动物生态学”。当然，他不愿意限定生态学的含义；他认为人的行为应当归入动物的行为之内。饶有兴味的是早在洛伦兹之前，约翰·斯图亚特·米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创造了“生态学”这个术语，用它来指性格的科学。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来说明本书的要点，那么我们会说，它研究的是米勒意义上的“生态学”，而不是洛伦兹的。］领域、特别是鱼类和鸟类行为领域的著名的学者，他决定冒险闯入自己几乎无经验或能力的人的行为领域。尽管《论攻击》遭到大多数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的否定，但是它还是成了畅销书，而且深深影响了极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团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接受了洛伦兹的观点，把它看作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答案。 一个风格迥异的作家罗伯特·阿德里的早期著作《非洲的起源》（1961年）和《本土必须履行的责任》（1967年）大大促进了洛伦兹的观点的普及。阿德里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天才的剧作家，他把许多关于人的雄辩之缘起的材料编排在一起，尽管这是要去证明人的天生的攻击性的非常偏执的信念。接踵而至的是动物行为研究者的著作，诸如德斯蒙特·莫里斯的《裸体的类人猿》（1967年）和洛伦兹的信徒埃布尔·埃贝斯菲尔德的《论爱和恨》（1972年）。 所有这些论著基本上包含有其同的论题：在战争、犯罪、个人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攻击行为和全部破坏的和施虐的行为是由于种系发生的循序生成的天生的本能，这种本能总是在寻求释放的机会，期待适当的机会表达出来。 洛伦兹的新本能论之所以如此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有力的论证，而是因为人们对这些论题太敏感了。对那些担惊受怕而又感到无力去改变破坏进程的人们来说，这种理论使我们确信暴力根源于我们动物的本能，根源于不可驾驭的攻击的内驱力，是我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如洛伦兹断言的，是理解这种内驱力之力量的进化规律的理论，还有比它更受人们欢迎的理论吗？天生的攻击性理论轻而易举地成了意识形态，它有助于缓和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恐怖，使无能为力的感觉合理化。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们宁愿采纳本能主义理论的简单答案，而不愿对破坏行为的起因作严肃的研究。后者要求对现成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前提提出质疑；我们必须分析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且要冒犯在“防卫”“荣誉”“爱国主义”等庄严词名背后隐藏着的禁忌。几乎可以说，对我们社会制度的深层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破坏性日益增长的原因，或提出减少破怀性的途径和手段。本能主义的理论想要取消我们进行这种分析的艰巨任务。这表明，即使我们都注定要灭亡，我们至少能怀着“本性”迫使我们遭些命运的这种信念而灭亡，而且表明，我们理解为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必定如此发生。 假定在心理学思想中有一种暂时的联盟，那么对洛伦兹关于人的攻击理论的批评就可望适合心理学中另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即行为主义理论。和本能主义相反，行为主义理论对驱使人以某种方式行为的主观力量不感兴趣；它不关心他所感受到的，而只对他行为的方式和塑造他行为的社会条件感兴趣。 只是在20年代，心理学注目的焦点从人的情感转移到人的行为，同时，激情和感情，至少从科学的观点看，作为不相干的材料在许多心理学家的视域中消失了。心理学中主导学派的课题是行为而不是行为着的人，“心理科学”转变为关于动物和人的行为工程的科学。这在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理论在当今美国大家里最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很容易找到心理学中的这种转变的原因。人的研究者比任何其他科学家更受其社会氛围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兴趣，他提出的问题，就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全部地由社会决定，而且因为在他的范围内，课题本身──人，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只要心理学家说到人，他的模型就是他周围的人──几乎是他自己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思想划一，感情贫乏，而且视感情为无用的累赘──心理学家如此，他们的课题也是如此。行为主义理论似乎正合他们的心意。 现在，在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作一选择不利于理论进步。两种主张都是依赖独断的先入之见作出的“单一解释”，而且要求研究者用材料去适应这一或那一解释。但是，我们确实面临着是接受本能主义还是行为主义的选择吗？我们不得不在洛伦兹和斯金纳之间作出选择，而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本书肯定地认为还有他种选择，而且正要考察其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必须区别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第一种是当人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他和动物共有的、种系发生循序生成的攻击（或逃遁）的冲动，这种防卫的、“良性的”攻击满足个体和物种的生存的需要，它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当威胁不再存在时，这种攻击便终止了。另一类攻击是“恶性的”攻击，即残忍性和破坏性是人类特有的，而大多数哺乳动物没有这种类型的攻击；它不是种系发生循序生成的，而且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它毫无目的，贪欲是其满足。先前对此问题的大多数讨论，由于没有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攻击，而遭失败。每一种攻击都有不同的根源和不同的性质。 防卫攻击，就如人们通常归类的，确实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尽管它不是“天生的”本能。就洛伦兹所说的防卫攻击而言，他作出攻击本能的假定是正确的（尽管关于其自发性和自我更新性质的理论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洛伦兹走得更远。通过一系列独创的构想，他认为任何人的攻击，包括杀戮和施虐，是生物学上特定的攻击，由于一系列因素，它们是从有益的力量变为破坏的力量。然而，众多的经验材料否定这种假定，以至它毫无立足之地。对动物的开究表明，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目尽管有许多防卫攻击，仍然不成其为杀戮者和施虐者。古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提供了反对本能主义观点的充分的例证：（1）人类各群体在破坏的程度方面有着根本上的区别，这种事实很难用天生的破坏性和残忍性的假设来解释；（2）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可能和其他的因素有关，和各自社会结构中的差异有关；（3）破坏程度随文明的发展而增长，而不是相反。确实，天生的破坏性的情景与其说和人类史前史相符，还不如说和历史更相符合。如果人仅赋有自己和动物祖先共同具有的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攻击，那么他可能是相对安宁的存在物；如果黑猩猩中有心理学家，那么它将不会把攻击看成是应当撰书加以讨论的令人困扰的难题。 但是，人不同于动物，因为他是杀戮者，他是唯一的毫无理由的（不管是生物的还是经济的理由）残杀和虐待自己物种成员的灵长类动物，而且他还由此感到满足。正是这种生物学上非适应性的、非种系发生循序生成的“恶性”攻击，构成人种生存的现实问题和危险，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这种破坏性攻击的本质和条件。 区分良性──防卫性攻击和恶性──破坏性攻击，要求进而更基本地区分本能和性格，或确切地说，要区分源于心理需要的内驱力（官能内驱力）和源于人的性格的那些特殊的感情（“植根于性格的，或人的感情”）。本书将以更大的篇幅进一步讨论本能和性格的区别。我将表明，性格是人的第二“本性”，即没有得到完满发展的本能的替代；此外还要表明，人的感情（例如对爱、温情和自由的追求，对破坏、施虐狂、受虐狂的渴望，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是对“生存需要”的回答，而反过来又植根于人的生存的真正的条件之中。简略地说，本能是对人的生理需要的回答，以性格为条件的感情是对其生存需要的回答，它们是人特有的。虽然这些生存需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它们是人特有的。虽然这些生存需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但涉及到人的占支配地位的感情，则是不同的。举例来说：人或者由爱的本能驱使或者由破坏的感情驱使；在每一种情况中，他都满足了自己生存需要的一方面：“产生结果”的需要，或推动某物，“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需要。不管人的主导的感情是爱还是破坏性，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然而，这些环境能起作用，跟人的生物学的特定的生存处境和从中产生的需要有关，而和不确定的、可塑的、没有差异的心理无关，就如环境决定论所假定的那样。 但是，当我们想要知道人的生存条件时，我们必须进一步问：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之成为人靠的是什么？不用说，社会科学中现时的趋势对这种问题的讨论并非很适宜。人们一般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哲学和宗教的课题。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它们被看成是不要求任何客观有效性的纯主观的思辩。在这一点上对后面提供材料作复杂的论证似乎不合时宜，我们将满足于能说上几句。当我们试图定义人的本质时，我们不会援引像海德格尔和萨特那样的形而上学思辨所达到一种抽象。我们诉诸人作为人所共有的现实的生存条件，以至每一个体的本质跟它所属类的生存是一致的。通过解剖的和神经生理结构的经验分析以及对作为人类物种特性的人的心理相互关系的经验分析，我们得出人的本质的概念。因此我们把解释人的感情的原则从弗洛伊德的生理学的原则转换为社会生物的和历史的原则。因为人类这种物种可以用解剖的和神经病学和生理学的术语来定义，我们也应能用心理学的术语把他定义为类。借以处理这些问题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存在主义的观点，尽管不是在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观点。 这种理论基础提供了使我们可能详细讨论各种各样植根于性格的恶性攻击的形式，特别是施虐狂形式──要求对别的感性存在物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和感情和恋尸──毁灭生命的感情和对任何死亡的东西、正在衰败的东西、纯粹机械的东西的迷恋。通过对一些刚去世的著名的施虐狂、破坏者：希姆莱、希特勒的性格的分析有益于理解这些性格结构。 在描述了这种研究将要遵循的步骤之后，我们在此指出读者在下面章节中会发现的某些一般的前提和结论可能是有用的：（1）我们不会关心与行为着的人相分离的行为；我们探讨人的内驱力，不管它们是否能够在即时观察到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关于攻击现象，我们会研究攻击性冲动的起源和强度，而不会研究独立于其动机的攻击行为。（2）这些冲动可能是意识到的，但是更经常的是未被意识到的。（3）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汇集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性格结构中。（4）如果我们更一般地阐述，那么可以说，这种研究以心理分析理论为根据。由此可见，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心理分析方法。通过阐明可观察的材料，通常是对有意义的材料来揭示这种无意识的内在现实。可是“心理分析”这一术语不是指经典的理论，而是指对经典理论的某些修正。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种修正的要害，在这一点上我只想说，它不是以里比多的理论为根据的心理分析，因为就避免了本能主义概念，人们一般认为这种概念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真正本质。 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理论和本能主义理论的这种一致是极易引起人们怀疑的。事实上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现代心理学家，和主流派相比，他侧重研究人的感情领域──爱、恨、抱负、贪婪、嫉妒、羡慕等；这些原先只由戏剧家和小说家研究的感情经由弗洛伊德成了科学探讨的课题。［注：大多数较为古老的心理学，如佛教、古希腊和中世纪以及直至斯宾诺莎的近代心理学的作品，都借助于精心的观察（尽管没有实验）和批判的思考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他们的主要课题──人的感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艺术家比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更热忱欢迎和更能理解地接受弗洛伊德的著作──至少在他的方法成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心理疗法要求的手段之前是如此。艺术家们在这一点上感到，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研究他们课题的科学家。超现实主义最明显地表明弗洛伊德对艺术思维的影响。和比较陈旧的艺术形式相比，超现实主义不考虑不相干的“现实”，而且不关心行为──与之有关的全部都是主观的经验；只有弗洛伊德的释梦逻辑才不愧为影响它发展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弗洛伊德只能用他自己时代的概念和术语构想他的新发现。他从来没有摆脱他老师的唯物主义的束缚，正象他已经做的那样他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方法把人的感情伪装起来，把它们看成是本能的产物。通过理论方面的艰苦努力他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把性欲概念扩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任何人的感情（除了自我保存）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本能产物。爱、恨、贪欲、虚荣、抱负、贪婪、嫉妒、残忍、温顺──都被强制纳入这种框架的约束之中，而且从理论上把它们作为各种各样的自恋的、口唇期的、肛门期的和生殖器期的里比多表现的升华或对其反应结构加以研究。 然而，弗洛伊德在其第二时期的著作中试图能过一种新的理论来突破这种框架。这种理论是走向理解破坏性的决定性的下。他认识到生命不是由两种利己的内驱力，即求得食物的内驱力和性的内驱力支配的，而是由两种感情──爱和破坏──支配的，这两种感情没有饥饿及性欲在生理学生存意义上所起到的相同作用。作是，由于弗洛伊德仍然受自己的理论前提的束缚，他称这两种感情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因此他赋予破坏性以人的两种最基本感情之一的重要地位。 本书的研究使追求受的感情和破坏、虐待、控制、使人服从的内驱力从其被迫联姻的本能中解放出来。本能是纯粹自然的范畴，而以性格为基础的感情是社会生物的、历史的范畴。尽管它们不直接对肉体的生存有用，但是它们和本能一样强烈，甚至比本能还要强烈。它们是人对生活的兴趣、热情和兴奋的基础；它们不仅是人的梦想产生的，而且是宗教、神话、戏剧产生的材料──所有这些都使生活变得有价值。人好象怀中掷出的骰子，除了作为对象他就不能生活；当人降到饲食机器或繁殖机器的水平时，纵使他具备他所需要的全部安全感，也仍然会感到痛苦不堪。人寻求戏剧效果和兴奋；如果他不能在更高的水准上得到满足，他会为自己创造破坏性的戏剧。 现代的思想环境鼓励这种格言：动机只有为官能所需时它才可能紧张起来──即只有本能才有强烈的激发力。如果我们摈弃机械论和简化论的观点，而且从定形论的（holistic）前提出发，我们就会明白，必须根据其对整个有机体的生活过程的功能来看待人的感情。感情的强度并不取决于特殊的生理需要，而取决于整个有机体生存的需要──肉体的和精神的成长需要。 只有在生理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这些感情才不会是强烈的。它们存在于人的生存根基中，而不是当正常的、“较低级的”需要满足之后我们可以提供的一种奢移品。人之所以会自杀是因为他错误地理解了他们的爱、权力、荣誉和复仇的感情。由于缺乏性满足而自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些非本能的感情刺激了人，使他激情满怀，使生活变得有价值；正如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霍尔巴赫曾经说过的：“没有感情或欲望的人就不成其为人。”它们是如此强烈正是因为没有它们人就不成其为人。［注：霍尔巴赫的这一陈述当然要根据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背景才能为人理解。佛教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关于感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霍尔巴赫的描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经验方面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他的观点正好是他们所考虑的作为人的发展目标的对立面。为了辨明这种差异，我提出“非理性的感情”，诸如抱负和贪欲，和“理性的感情”诸如爱和对全部感性的存在物的关怀（我在后面会论及）的区别。但是，和本书相关的东西不是这种差异，而是生命主要与自我维持有关这一非人性的观念。］ 人的感情使人从单纯的事物变为英雄，使他成为不管巨大的磨难也要创造生活意义的存在。他想成为自己的创造者，使自己的未完成的存在状态变为具有某种目标和某种目的的存在状态，因此他能获得某种程度的一体化。人的感情不是那种因童年时期的创伤而引起的可以得到充分解释的平庸的心理情结。一个人只要超出简化论心理学范围，并且承认它们本身的情况，就能理解它们：人试图弄懂生活的意义，而且去体验在既定环境下他所能获得的（或者他相信他能获得的）最佳的感情的强度和力度。感情是他的宗教、他的崇拜，他的仪礼，如果它们不为他的群体所称道，他必须把它们隐蔽起来（甚至对自己也隐蔽起来）。确实，通过行贿和敲诈，即通过巧妙的调节，人们可以劝他放弃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一般的非自我的、自动控制的崇拜。但是这种心理疗法剥夺了他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物的最完美的东西。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任何人的感情，不管是“善的”不审“恶的”，只有当人试图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而且超越了平庸的仅仅维持生计的生存时，他才能理解这种感情。只是在他能够通过调动促进生活的感情，并因此体验到较高的生命活力的意义，而且使这种感情和他过去存在的感情溶为一体，“使自己转而相信”创造生活意义的新途径时才有可能改变人的个性。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他可能被驯化，但是不可能被治愈。即使促进生活的感情对于力量、快乐、一体化和生活力的意义比破坏性和残忍性的意义来得大，但是后者和前者一样能够回答人的生存问题。甚至最大的施虐狂和最具破坏性的人也是人，他们和圣人一样是人。人们称他为扭曲的人、病人，他对已经出生的人所提出的挑战不能作出更好的回答，而且这是确确实实的；人们称他是在寻求拯救［注：拯救“Salvat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词根Sal，“盐”（在西班牙语里Salnd，“健康”）。此意来自盐使肉免于腐败这个事实；“拯救”（“Salvation”）是使人免于腐败（保护他的健康和幸福）。就这个意义来说（在非神学的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时误入歧途的人。 然而，这类思考决不意味着破坏性和残忍性不是邪恶的；它们只是意味着罪恶是人的。它们确实从肉体的和精神上毁灭人的生命，不仅毁灭爱害者，而且毁灭毁灭者自身。它们构成一种悖论：它们表示，在追求生活的意义的时候，生命反过来反对自身。它们是唯一的、真正的堕落，理解它们并不意味着宽恕它们。如果不理解它们，我们便无法认识到我们怎样来减少它们，而且无法认识到什么因素会促使它们的增长。 这种理解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今天对破坏性──残忍性的敏感性正在急剧削弱，而恋尸对死亡的、正趋衰亡的、非生命的、纯粹机械的事物的迷恋在我们整个控制论的工业社会中日益增长。这种恋尸精神最初由F．T．马里内蒂（Marinetti）在他的1909年的《未来派宣言》中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在最近十年的许多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显示出对全部已经腐朽的、死亡的、毁灭的和机械的东西特别迷恋。长枪党党员的箴言：“死亡万岁”，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的秘密原则的危险，在这个社会里，借助机器征服自然构成进步的真正意义，活生生的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 本书的研究试图阐明这种恋尸感情的性质和哺育它的社会条件。从任何广泛的意义来说，结论将是，只有通过在我们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会使人复归到社会的最高地位上的激烈的变革，才能获得成功的治疗方法。对“法律和秩序”的追求（而不是对生命和结构的追求）与对更严厉地惩罚犯罪的要求，以及某些“革命家”对暴力和破坏的迷恋都只是当代世界的强烈的恋尸感情的进一步的实例。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这种未完成的和不全面的存在──人（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的成长成为整个社会安排的终级目标。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以及一切形式的剥削性控制的终结是调动生命之爱的条件，是可以击败死亡之爱的唯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