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
第一章 对马克思的概念的歪曲
历史上特有的讽刺之一就是：即使在一个对于接触某些理论的泉源来说不受任何限制的时代里，有些人仍然对这些理论横加曲解，达到没有止境的地步。最近几十年来马克思的理论所遭遇的情况，可以说是这种现象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报刊上，在政治家的演说中，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他们在这个领域内扮演专家的角色显然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在科学研究的这个领域内没有一个具有权势和地位的人会对他们的无知言论提出挑战[1]。
[1] 对马克思的这种无知和曲解的情况，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西方国家更为严重；作出这样的评论固然可悲，但又无法回避。特别应当指出，最近十五年内，在德国和法国对马克思的讨论重新又异常地活跃起来，这次讨论特别集中在本书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上。在德国，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是新教徒的神学家。我首先要提到费切尔（I. Fetschers）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两卷本，图宾根1954和1957年出版）。其次是朗兹胡特（Landshut）为克勒内（Kroener）编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写的导论。再其次是卢卡奇、布洛赫、波皮茨（Popitz）等人的著作，下面我将引证他们的一些言论。在美国，可以看出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近来正在逐渐增长。不幸的是，这种兴趣在一些有偏见的和歪曲的著作中部分地表现出来，例如施瓦茨希尔德（Schwarzschild）的《红色的普鲁士人》一书；或者在一些过分简单化的和令人迷感的著作中表现出来，例如奥弗斯特里茨（Oversstreets）的《共产主义的意义》一书。相反，舒姆彼得（J. A. Schumpeter）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7年）中，则对马克思作了一个卓越的阐述。在历史的自然主义问题上还可参看贝内特（J. C. Bennet）的《今日的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纽约）。还可参见福伊尔（Feuer）、博脱莫尔和鲁贝尔（Rubel）编辑的那几本卓越的文选（包括书前的导论）。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我特别想提出维纳布尔（Venable）的《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本书虽然内容丰富，观点客观，但由于作者不可能利用《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受到严重影响。关于马克思的思想的哲学基础，还可参看马尔库塞的卓越的、有洞察力的著作《理性与革命》（纽约1941年）以及他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58年）中对马克思的学说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研究时所作的讨论。也可参看我在《健全的社会》（纽约1955年）中对马克思的论述，以及我早年在《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卷）上对马克思的理论的阐述。在法国，参加这次讨论的人，一部分是天主教的神父，一部分是哲学家（其中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在前一部分人当中，我特别要提到加尔维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巴黎1956年）；在后一部分人当中，我想提出科热夫（A. Kojeve）和萨特尔，特别是列斐伏尔的许多著作。
在形形色色的误解中间，也许没有什么观念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传播得更为广泛了。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与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利润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动力。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的是下述这个同样广泛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他们把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否认一切精神价值；在那些把宗教信仰看作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的人们身上，这种看法表现得似乎尤其明显。
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进一步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天堂描绘成这样一种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听命于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人即使可能争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牺牲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个性，而被变为成千上万个同一规格的机器人和自动机器，领导他们的则是一小撮吃得更好的上层人物。
在本书的开头，只需要指出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这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马克思具有反精神的倾向，希望人们变得单调划一和俯首听命）是完全错误的，那就够了。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用世俗的、无神论的语言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朝着预言式的救世主义传统重新迈出一大步；它的目标是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个目标指引着西方的思想，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一直到十九世纪。
这一段阐述无疑会使许多读者感到震惊，因为它与过去一直流传的对于马克思的看法是相抵触的。不过，在对这种阐述进行论证之前，我想强调指出下面这个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某些人对马克思的目标以及对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内容所作的那种描述，几乎完全适合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那里，大多数人都是被力图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获得舒适而又新奇的什物这样一种愿望所推动，这种愿望只受到一种限制，即希望安全稳妥，不要冒风险。他们日益满足于一种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由国家、大公司以及它们各自的官僚机构加以调节和操纵的生活；他们已经达到一致顺从的程度，这就使他们大大失去其个性。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他们成了为有生殖能力的机器服务的、自己却没有生殖能力的“商品—人”。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情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给这种社会主义描绘的那幅漫画，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极其尖锐地谴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人们，同时又攻击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承认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唯一的一个有力地激励人去工作的动力。这种情况极其清楚地表明，人具有通过自圆其说的办法去否认明显的矛盾这样一种无限的能力，只要这么做适合于他的话。有一些人根据同样的理由，既用以证明马克思的思想与我们的宗教传统和精神传统不相容，从而捍卫我们现存的制度，免受马克思的攻击，同时又用以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本性，因而大大优越于那种“不现实的”社会主义。
我将试图证明，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用世俗的语言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用十九世纪的语言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怎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误解而被歪曲得面貌全非呢？有好几个原因。头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无知。它们似乎是一些没有在大学里讲授过、因而没有受到过考核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众所公认的、要求尊重事实和尊重真理的权威。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部论述他关于人、异化、解放等等概念的主要哲学著作，直到最近才译成英文[2]，因而英语世界的读者不了解他的某些思想，这个事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充分说明为何目前出现这种普遍存在的无知状况，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被译成英文这个事实本身，既是无知的征兆，也是无知的原因；其次因为从以前用英语出版的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已经可以充分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而不应出现目前这样的曲解。
[2] 1959年，英国劳伦斯和威沙特有限公司利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在此之前不久出版的译本，出版了头一个英译本。本书中收入的博脱莫尔的译本是西方学者翻译的头一个译本。
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学说据为己有，并且试图使全世界相信他们的实践和理论都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准绳的。尽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西方仍然接受了他们的宣传，把马克思的观点跟俄国人的观点和行动等同起来。虽然俄国人对个人尊严和人类价值所采取的那种野蛮的蔑视态度，的确是他们所特有的，可是，许多反共产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样也把马克思看作是经济主义的和享乐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倡导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虽然马克思的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他的许多信徒如此地深受资本主义精神的感染，以致他们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经济主义范畴和唯物主义范畴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苏联的共产党人以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他们的确是用资本主义精神去设想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在合乎人性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毋宁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社会中，工人阶级获得较高的地位；正如恩格斯用讽刺的口吻指出的，这是“一个没有现存缺点的现存社会”。
以上，我们已经分析了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遭到曲解的一些符合理性的、现实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曲解的还有一些不符合理性的原因。苏联一直被看作是一切罪恶的化身，因此它的思想也具有恶魔的性质。正如1917年，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帝王和“匈奴人”被看作是罪恶的化身，甚至莫扎特的乐曲也被看作是魔鬼的领土的一部分，同样地，现在共产党人也被看成是魔鬼，对他们的学说也不作客观的考察。通常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憎恨共产党人，那是由于许多年来斯大林主义者的暴政所引起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种解释的合理性。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特鲁希略在圣多明各，弗朗哥在西班牙，也干了许多同样恐怖的、不人道的勾当，但他们的行动并未激起任何类似的义愤；事实上，人们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从斯大林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恐怖制度改变为赫鲁晓夫的反动的警察国家，这件事并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尽管我们认为任何一个认真关怀人类自由的人都会留心这种改变，并为之而高兴，即使这种改变并不是彻底的，但它比斯大林的那种赤裸裸的暴政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改进。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对俄国的这种愤慨是否真正出于一种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感情，或者毋宁说这是由于人们认为一种没有私有财产的制度是不人道的和危险的。
很难说上述因素中哪一个是造成对马克思哲学的歪曲和误解的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治集团来说，它们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其中任何一个大概都不是唯一应负责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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