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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


中国的革命斗争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大大地刺激了各国的法西斯主义;猛烈的法西斯总攻势得到了更大的动力。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意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同年希特勒占据萨尔,撕碎了凡尔赛条约,要求与奥地利结成同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他并狂热地重建德国军队。德国和日本早在一九三三年即脱离国际联盟,意大利也立即步其后尘。在许多国家中,法西斯分子开始了夺取权力的运动,这使得他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能够成为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爱沙尼亚等国的主宰,更不用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了。法西斯列强正在努力取得世界的统治权。
  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地发展,社会民主党要负重大责任。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资产阶级就会已经被完全摧毁了,而社会主义也会在中欧和东欧的全部地区建立起来了。社会民主党帮助打败了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当时有着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共产党的纲领,在以后的年代中法西斯迅速发展,他们对于反动力量总的加强是要负责任的。由于他们用这些阴谋诡计的政策严重地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应该受到责难。他们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支持拥护法西斯的候选人——在奥地利他们甚至支持一个法西斯集团以反对另外一个法西斯集团。在整个的中欧和东欧,当社会民主党心甘情愿地把恐怖主义的法西斯政府当作是合法的而且建议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时候,他们已公开地与法西斯政党和政府合作,特别显著的是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面临着粗暴的、到处泛滥的法西斯侵略时已经表现了“妥协”政策,这终于成为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灾难。这是因为这些“民主”政府本身也渗透了法西斯的精神,希望以希特勒及其盟国正在如此明显地准备着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苏联。本着这种反动精神,国际联盟拒绝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进攻,它在希特勒在欧洲的有计划的侵略的面前一步步地倒退了。国际联盟作为和平机构这一点完全失败了。
  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奴役世界的严重危险的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二国际是完全软弱无力的。在德国遭受的灾难性的失败使它的锐气挫折,它不仅失去了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已经被消灭,而且它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政策也已破产。它所属的政党正在为德国溃败的原因争论不休,而它的领导者则玩弄资本主义没有痛苦地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比利时的得曼计划。总的结果是,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时期中一样,工人阶级的国际领导的责任已完全转到了共产党身上,他们已证明是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的。
  在这个人类巨大的危机中,苏联进入了国际舞台。一九三四年五月,苏联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马克辛·李维诺夫建议把这个组织变为永久性的和平会议以实现世界和平。他宣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即法西斯列强退出国际联盟一年以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以李维诺夫作为它在国联的发言人。苏联自此开始了阻止世界大战的伟大斗争,组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参加它所建议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为了这个目的,它并且开始与各个强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从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如果苏联的建议能被听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法西斯主义是可以绞死的,因为相对地来说它那时还是软弱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给予外交上的完全承认,但对它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平阵线的计划并未给以积极支持。
  共产国际充分地认识到在法西斯的进攻中对和平民主的严重的危险,也不断地向第二国际(劳工和社会党国际)提出组织统一战线的建议以反对法西斯。赤色工会国际也向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同样的建议。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国际向劳工社会主义国际提出建立总的统一战线以卫护在西班牙艰苦奋斗的工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它又号召反对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青年共产主义国际也遵循同样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在各种借口之下反对共产国际、青年共产主义国际、赤色工会国际所提出的所有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就在当时资产阶级政府也在国际联盟中反对苏联关于建立一个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和平组织的建议。社会民主党常常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政策。同时在许多国家中,工人本着共产党战斗性的政策的,精神,正在发展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坚决斗争,法西斯分子正在设法征服他们的国家并消灭工人运动。

中国的革命斗争


  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速干涉中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们占领了华北的热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他们在满洲立溥仪为傀儡政权的皇帝。他们宣布要救治全中国,并拒绝遵守一九二二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民的北京和天津陷于日本人之手。
  日本社会党很典型地早就支持这种厚颜无耻的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一年它的书记叛徒赤松说,“干涉满洲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它也需要发动战争为取得我们工业所需的原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社会党在庆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胜利时发表宣言说:“我们谨向天皇三呼万岁,并感谢我们的官兵劳苦功高。”[1]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虽然面临着严厉的镇压仍然英勇地反对战争。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阴谋地与中国共产党分裂(见第三十九章)以后,继续进行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屠杀性战争。甚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没有制止他的疯狂行为。像社会民主党一样,蒋只能看见左方的敌人。他简直没有动员中国人民来抵御快要灭亡他们国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
  虽然如此,共产党却以言论和行动来努力组织中国的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党鼓舞人民英勇地保卫上海,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出色的战斗力震惊了全世界。一九三二年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开始与日本人作战,一九三三年他们向蒋建议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毫无效果。[2]在这段时期内,蒋向红军发动的主要攻势不下六次之多,全都被红军击退了。朱德是红军的司令员,在一九三五年,他的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红军为了改变它的不利的战略地位,决定从江西省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二万里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这次长征从旅程之遥远、艰苦及其总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的行军。在长征结束的时候,红军约有三万人,他们必须与七十万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作战。[3]在行军时,每天平均走二十四英里,有一次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十五英里。他们越过十八座大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4]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遭到远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红军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其中有许多是青年妇女。在红军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个重要的力量。红军胜利地到达陕西后不久就开始了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中国全世界都具有最伟大意义的、引人注目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国的法西斯反动势力认为建立一个法国希特勒的时机成熟了,乃在下议院中发动了激烈的反对以达拉第为首的政府“左派集团”的运动。这次蓄意的颠覆活动的核心为以洛克上校为首的“火十字架”,洛克宜称拥有三十万武装的群众。政府并未做任何努力来镇压这次蓄意的法西斯叛乱,但是许多机动卫队不顾他们长官的命令,自发地向法西斯示威者开火。[5]翌日显然与反动派有着默契的达拉第政府虽然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大的多数,还是辞职了。继任的是绝顶保守的杜墨格政府。
  法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总的政治领导之下,向法西斯的进攻发动了摧毁性的反攻。虽然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游行(这条禁令使得社会民主党温柔地取消了他们在二月八日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在二月九日组织了战斗的巨大的反法西斯示威运动,当时有十个工人被枪杀。四方多军队和警察无法破坏这个人民的示威运动。
  同时,共产党和左派领导的法国就一总工会要求举行总罢工。在广大的工人群众压力之下,法国总工会号召罢工,法国统一总工会也参加了。结果四百五十万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然而不愿罢工的改良主义领袖采取了例如在铁路上仅限一分钟罢工的阴谋来达到部分地破坏罢工。
  这些巨大的事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和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及其他左派的组织不遗余力地来唤起群众。反法西斯的联合运动在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纪念日)表现了惊人的力量,当时在巴黎有五十万工人游行示威(其他地方也有大的示威),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走在巨大行列的最前面。
  这些惊人的游行示威是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使法国的法西斯分子遭受重大的挫折。而且,巴黎的游行示威大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共产党曾经向法国社会党提了二十六次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但每次遭到拒绝。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在伟大的游行示威后的一日,触会党的领导白鲁姆—季罗姆斯基在群众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同意这种联合行动。[6]事实上,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早已广泛地达成,社会党的领袖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的余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党提出著名的“人民阵线”的口号,建议法国工人阶级所有的组织和同情分子联合起来以击退和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时第二国际的领袖已拒绝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以支持在西班牙战斗的工人的建议。)法国的社会党勉强地赞同这个联合行动。在制定人民阵线的纲领时,法国的社会党以虚伪的激进主义来要求这个纲领以工业广泛的社会化为基础;但是共产党清楚地指出,如果人民阵线的纲领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它只能包含人民在努力制止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列宁的观点,特别为杰出的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所阐明的,使人民群众整体能引起法国人民巨大的共鸣。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个斗争中,托派分子以其超革命的借口斥责并攻击人民阵线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共产党不仅发起了人民阵线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合作,它并推动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力量的团结。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如此,共产党和统一总工会坚持了好几年的统一工会组织的建议有了较好的成果。约奥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照常是要抵抗的,但是法国统一总工会开始使它自己的下层工会与法国总工会的下层工会联合起来,因此当法国总工会联合代表大会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杜罗斯召开时统一的过程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中,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开始的工会中的分裂到此合缝了。[7]
  法国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紧张局势很清楚地表明:法国工会运动不像德国的情况,它遵循共产党的总的政策,没有卑怯地屈服于法西斯的奴役。因有正确的领导,共产党在一年之内党员人数增到三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增加到五倍,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得到了五万新的读者。阿姆斯特丹委员会以法国的罗曼·罗兰为首倡导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在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也大大地增加了会员和威信。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紧接着希特勒在德国胜利之后的年代中,欧洲工人的许多反对法西斯进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发生在奥地利,时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这个国家在两个法西斯国家中间,一边是法西斯的意大利,另一边是法西斯德国,它的政治大部分受到梵蒂冈的控制,分成意大利与纳粹两派的法西斯运动是相当强大而狂妄的。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道尔弗斯,一个法西斯分子同时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突然解散国会并宣布今后将以非常的职权来统治。实力雄厚的社会民主党在六百万人口中拥有党员六十万人,拒绝作战。它以前会宣布过,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武装斗争,“如果没有与国会商议而宣布一个法西斯的宪法,如维也纳市政机关被取而代之,如果党受到了镇压,或者,如果工会受到了镇压。”[8]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育、德契、芮奈及其同流的著名的“防御力最”的理论。但是他们从未实行过,甚至当道尔弗斯违反了所有的条件的时候。这些人从前是第二国际的中派领袖,当他们遵循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路线时,善于用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卖活动。
  一九三三年社会民主党投降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奥地利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急剧地恶化。道尔弗斯为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胆怯所鼓舞,接连地进行政治攻击。在整个时期中鲍育及其同僚尽一切力量与正在发展的法西斯政权合作。最后,他们竟让步到仅仅允许这个党存在的地步。正如鲍育后来所承认的,“我们已用尽了一切力量。为了一个社会党,我们已做了非常的让步。我们说……我们同意这样一条法律,即授权政府可以两年不要国会,而用紧急命令来统治国家。”[9]
  这一切简直是像德国发生的事件的重演。社会民主党虽有马克思主义的言辞但仍遵循它的“较小的恶魔”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并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尔弗斯像希特勒一样,再也不需要利用社会民主党了,甚至在它降格以求的条件下。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停止了议会,宣布社会民主党、工人保卫队以及工会为非法。[10]
  甚至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之下,鲍育及其同僚还号召工人不要抵抗。他们仍然希望与法西斯独裁者道尔弗斯取得协议。虽然如此,工人由于曾经对他们的领导者的激烈的言论信以为真,发动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党所正式号召的。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拒绝支持总罢工,他们甚至使强大的鈇路工会继续工作,在斗争中来回地运送政府军队。芒努依尔斯基说,这次起来武装斗争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工人保卫队。
  斗争的中心在维也纳,特别是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大厦——大居民区之一。经过四天英勇的战斗,在这四天中,政府出动了最大的重炮,工人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四天后工人终于被打败,并遭受残酷的报复。在这次起义中,共产党具有一个战斗性的勇敢的政策,但是它不够强大,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工人阶级领导权。
  这样法西斯也统治了奥地利。甚至鲍育自己最后也承认,如果党能一开始就领导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斗争,法西斯是能够被打败的。他说,“那时,我们是可以战胜的。但是我们在斗争中退缩了。”[11]奥地利是工人阶级另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这应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变节。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西班开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经济情况很恶劣,狂妄的法西斯运动正在成长,当时西班开出现了革命形势。一九三三年罢工的次数为一九三一年的两倍之多。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个局势,建议同社会党在一九三三年选举中组织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冷嘲热讽地拒绝了。其结果是社会党在国会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一百一十五席降至七十席),而共产党增加了三十万张选票。
  一九三四年十月爆发了总罢工,以阿斯杜利亚斯的煤矿工人为中心。这次总罢工很快地成为武装起义,主要在阿斯杜利亚斯、加太龙尼亚、马德里、巴斯克等省。共产党再一次向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者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又遭到上层领导的拒绝。结果是在起义的倡导中造成分歧与混乱,对整个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势力强大的阿斯杜利亚斯煤矿工人夺取了该地区的政治领导权。他们在奥维也多建立了苏维埃,在占强大优势的政府军队的进攻面前,以真正的英雄主义坚持了十五天。革命在大屠杀中被镇压下去。三万工人被逮捕,交付法西斯法庭审判,许多人都被处死或者长期监禁。在工人的勇敢的斗争中,青年共产主义同盟像平常一样,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对西班牙工人阶级来说是重大的失败,但是,正如以后所表现的,工人阶级从这次失败中很快地恢复了战斗力。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当此反法西斯斗争的决定性的年代中,季米特洛夫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莱比锡受审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纳粹为了激起反共的歇斯底里并争取在大选中的胜利于二月二十七日纵火焚毁国会。三月九日他们逮捕了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以上保加利亚人)、托尔格列尔(德国人)、卢贝(荷兰人),并控告他们为罪犯。希特勒计划使这次审判成为纳粹的巨大胜利,但是季米特洛夫完全粉碎了他的计划。
  乔治·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生于保加利亚一个革命工人的家庭。季米特洛夫是个排字工人,从小就是个革命者,他因从事工人运动会被捕入狱。他在保加利亚社会党和工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成为共产国际和赤色国际职业同盟的热心的工作者。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特别是当被告开始反抗纳粹希特勒的法庭和他英勇地保卫共产主义的时候。在法庭上铐着手铐并在监狱里遭受法西斯威胁的季米特洛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比起从前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托尔格列尔的卑怯态度来,季米特洛夫是更加突出了,托尔格列尔与季米特洛夫的布尔什维克品质毫无共同之点。
  希特勒使戈林和戈培尔站在见证人的地位,企图压倒季米特洛夫,但是这完全失败了。季米特洛夫是头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无比的坚定性,他揭露了这一对伪誓者。他赢得了世界民主舆论的支持,完全粉碎了纳粹的阴谋。结果纳粹不得不释放除了卢贝以外的所有的被告,虽然卢贝是他们的工具,政府的见证人,但终于被砍了头。
  纳粹用报复手段威胁季米特洛夫,把他关在监狱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世界舆论和苏联直接干涉的压力下才把他释放。他到苏联去了,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几个月,他被选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布哈林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季诺维也夫失败后成为总书记,由于他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被撤职了。于是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但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芒努依尔斯基、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季来特洛夫从一九三五年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直到一九四三年它被解散时为止。




[1] 考尔勃特著“日本政治的左翼”,第五一页。

[2] 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

[3] 甘尼斯著“当中国统一的时候”,第一八九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4] 约翰逊著“中国的新生时期”,第一五六——一六〇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5]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二五三——二五四页。

[6] 多列士著“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五九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7] 拉弗朗格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九五——四〇一页。

[8]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三页。

[9] 匈诺著“奥地利内战”,第二五页,一九三四年伦敦版。

[10]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11]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四——一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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