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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一九〇四年）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一九〇四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六届大会的中心话题。这一类的机会主义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有着有机的联系。它是一般的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也是第二国际从成立以来右的倾向发展的结果。
爱德华·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是一个银行职员，是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儿子，生于德国。在禁止社会主义的合法实行期间，他逃亡伦敦，与恩格斯一起工作，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编辑。伯恩斯坦根据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征下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全部错了。伯恩斯坦所列举的特征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大托拉斯的普遍建立，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稍微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发展，工人取得某些民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以及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的形成。伯恩斯坦过去在伦敦受到英国费边派的很大影响，他根据这些发展提出了一种理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变成反动和过时，相反地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大大地超过了伏尔赢的机会主义。他一方面仍然假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阶中深受众望），一方面却企图从理论到实践，彻头彻尾修改（即摧毁）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年会的信上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他的意见。一八九九年他写了一本书概括了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书的英文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挑战，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否认资本集中的规律，并且武断地说，所谓中产阶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在发展。他支持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赞同米勒兰主义并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撰稿。他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他把德国帝国主义繁荣时期工人实际工资的暂时的稍微的改善解释为肯定的进步的现象。伯恩斯坦嘲笑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他宣称革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歪曲恩格斯的论文（特别广泛地利用这一歪曲，见第十六章）。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税明街垒的巷战在以后的时期中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他根据这一点就把恩格斯说成是革命的反对者。
伯恩斯坦宣扬向社会主义循序渐进，这基本上和英国费边派的主张相同。他说持久胜利的较大保证在于稳步前进而不在于灾难性的打击所提供的可能性。[1]他说，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毫无意义的而日常的运动才高于一切。刚普尔斯说的是同样的话。）伯恩斯坦认为，封建主义的严密机构必须用暴力来破坏它，正如同它已被破坏那样；但是，资本主义的伸缩性的机构只要进一步的发展就行了。伯恩斯坦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而以阶级合作作为他的纲领的基础。他声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选举权使得它的成员成为这个社会里事实上的伙伴，而这种事实上的合伙最后一定会导向真正的合伙。[2]
批判伯恩斯坦的罗沙·卢森堡把他的理论体系作了如下的归纳：根据党在目前的观点看来，工会和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些活动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也就是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因素，以完成时限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根据伯恩斯坦的看法，“工会和议会的活动逐步减少了本主义的剥削。它们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在客观上实现所盼望的社会变更。”[3]
伯恩斯坦制定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反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调和，并企图尽量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他的镇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者的镇，后来丰富了这个纲领的无非是爱勃尔特一诺斯克的反革命，希特勒的反苏背景以及凯恩斯的对工业的津贴以实现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概念。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伯恩斯坦的信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它被列入一九九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全国年会议事日程上。过了三天热烈的论它被否决了。伯恩斯坦的路线在一八九九年汉诺威年会上也被击败了，而它在一九〇三年党的特莱斯顿帝国年会上受到了最大的挫败。他的观点以二八八票对十一票被否决了。倍倍尔和考芙基，特别是倍倍尔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虽然他们自己在逐渐走向中派主义的道路，然而他们当时还不愿意接受那种明显的、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的网。考基责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后的斗争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
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特别突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年轻领袖罗沙·卢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她生于波兰。从80年代起她在波兰的社会党内很活跃。一八九七年以后她把她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她宣称，“伯恩斯坦的理论意味着放来实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目的；相反地，把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改革作为目的……。[4]伯恩斯坦所怀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快慢而是发展的本身，因而也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5]她辉煌地驳斥了伯恩斯坦的整个路，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根本不兼容的。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那一年的特莱斯顿年会上发表到了顶点，这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一年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和一八九八年相比，它的票数从二百十万增加到三百万，它占投票总数的百分比由十八点四提高到二十四，它的席位从三十二席增加到五十五席。[6]鉴于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加，右翼认为，坚持参加政府的时机已到来，想仿效米勤兰的方式以取得德国国会副议长的位置。伏尔赢和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支持伯恩斯坦的这个要求。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使得党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合作。这恰恰就是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所以，年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伯恩斯坦的提案，而且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策，严厉斥责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耐中，考茨基假心假意地承认了，在一九〇〇年国际大会上他没有谴青米勒兰的变节是一个。伯恩斯坦主义虽然在大会上受到挫败，它却与当时工会领袖们中周所滋长着的机会主义相吻合。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后来使德国党和整个国际遭到严重的后果。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特莱斯顿大会以后，以新的力量在第二国际内展开了。几乎第二国际内每一个重要的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卷入这个斗争。圉绕着社会主义者能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毫无疑问，欧洲的资本家们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认到破坏和削弱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效办法乃是把它的领袖吸收到政府中来，以便于控制和腐化他们。
米勤兰是这群叛徒中的头一个。毫无疑问，本家们对于伯恩斯坦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皇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企图是支持的。就在一九〇五——〇六年这个时期，有名的工人袖和会经一度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会员约翰·柏恩斯成为亨利·培尔一白纳曼爵士内阁的一具，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阿利斯梯得·白利安和钳尼·维维安尼被吸收到塞利安和克雷孟梭政府的内中。所有这三个叛徒在政府里都很忠实地为资本家服务，将工人们引入歧途。白利安和维维安尼最后还成为法国的总理。不然，许多工人阶级的右派叛徒们随着他们相继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在国际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是由左翼发动的。其中不少人受了中派主义的影响。在德国，倍倍尔、考茨基和卢森堡反对伯恩斯坦、列金和伏尔；在法国，盖德反对若列斯；在俄国，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在英国，兴德门反对哈德逊和麦克唐纳；在美国，德里昂、希尔至特和德布斯反对贝尔格、翁特门和刚普尔斯。在所有的其他国家里只要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也就有这个斗争。
这个斗争中的重大弱点之一乃是过分强调党的团结。参加斗争的人没有认识到，和伯恩斯坦之流的团结并不是党的力量的源泉而是产生弱点的祸根。最重要的是列宁已了解了这个危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在一九〇三年这个斗争中发生的。罗沙·卢森
堡也感觉到这个危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莱斯顿大会上，她提议开除所有投票贺成伯恩斯坦提案的人；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没有支持她。普列汉诺夫，当时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替成开除伯恩斯坦。
一般说来，右翼的代表，特别是在主要的德国和奥地利党内的右翼的代表设法避免分裂。他们甚至投票赞成他们自己立场的提案，他们用最没有原则的办法来避免和强有力的左派进行直接冲突。在美国，以德布斯、希尔奎特和且尔格为首的社会党是于一九〇一年从以德里昂为首的宗派主义的社会劳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可是社会党的左派还不够成熟不能乐取真正的坚强的立场来反对以维克托·具尔格为主要代表的公开的伯恩斯坦派。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白色沙文主义，例如表现在美国社会党对待黑人的政策上那样。黑人群众自从一八六一－一六五年的内战把他们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最野蛮的迫害。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进工厂工作、公民投票、在军队内服役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同白人一起住旅馆、乘火车的权利等等。几乎每星期都有使至世界受到震动的黑人受鞭笞、枪击、刑或死等等的野蛮的私刑事件。
但是，社会党对这种恐怖的情况完全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它并没有提出废除私刑和杰姆·克劳制度的要求。凯普尼斯在论这种麻木不仁的罪恶行为时说道党在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二年期间曾经积极地反对对黑人的歧视的记录是没有的（他所研究的时期）[7]。再者，党的报刊上塞满了攻击黑人的沙漠主义的论文作者包括且尔格和翁特门这一类极恶的伯恩斯坦分子。党对黑人所处的悲惨境地采取了漠不关心态度，甚至把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它重复地宣布：作为全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不能特别重居民中个别集团的要求。对这些受到虐待、剥削和残酷压迫的黑人，党所给予的唯一安慰是：希望终有一天社会主义要建立，他们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在一九〇三年阿姆斯特丹大会召开前，黑人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惊人消息震动了社会主义国际大局，它写信给美国社会党表明了它对私刑的立场。这封信招来了以下的根据白色沙文主义的拥护者所特有的精神写成的无耻的答复：社会党指出如下的事实，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提供条件不再产生饥饿的狂人、盗窃狂、色情狂以及其他所有犯案的人和现在可以向他们施以私刑的堕落了的人。[8]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任何信件来往了，这种为私刑无耻的辩护很显然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国际大局大吃一惊。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
刚爆发的日俄战争是阿姆斯特丹大会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最初的大规模的战争之一。与此最有关的两个社会党－－俄国的和日本的－－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立场，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当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日本的片山潜热烈地握手并且双方都保证在反对战争的共同斗争中加强他们自己党内的团结的时候大会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涨[9]。可是，一旦战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决议和往常一样被大会否决了。
一九〇二年在比利时、一九〇二年在瑞典和一九〇三年在荷兰新近所发生的总罢工向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特别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姆斯特丹大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迫切的伯恩斯坦主义问题会议上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着这个斗争。如同蓝氏所说的，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而反对修正主义。[10]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是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盖德和德里昂。受冯德凡尔得、阿德菜和其他人支持的若列斯领导着右翼。
讨论关于通过盖德分子所提出的决议时发生了主要的分歧，这个决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三年召开的特莱斯顿大会的决议基本上是一致的。盖德分子的决议尖锐地谴责了修正主义和参加政府的主张，坚决赞成阶级斗争的政策。如果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大家知道，是他于一九〇〇年提出的）再次通过的话，若列斯的追随者会感到满意的。阿德莱和冯德凡尔得赶紧来协助修正主义派了，他们提出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他们在决议里广泛使用革命词句，一点也没有谴责修正主义。
德里昂也提出一个决议，断然拒绝四年前的考茨基决定。但投德里昂决议的只有他自己一票。至于阿德莱—德凡尔得的决议几乎获得通过：投票结果是二十一票对二十一票；只是由于票数相等规则的规定才没有通过。德菜斯顿一阿姆斯特丹决议以二十五票对五票通过了。投票时拥有十二票的六个党来权。投反对票的国家有澳大利亚二票，英国一票，法国一票，挪威一票。弃权的有阿根廷、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士和瑞典。决议是这样写的：
德荣斯慎——阿姆斯特丹决议
大会极力斥责修正主义者的企图。他们的目的在于修改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受过考验的和所向无敌的政策，并且想用一种对固有的社会秩序作让步的政策来代替向资产阶级不断进攻以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的策略的后果是使得等待以最快速度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在革命的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现在的革命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为了这个原因，大会和修正主义倾向相反，认为阶的对抗不但不会丝毫减弱，而其残酷性在增长。大会宣称：
一、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决不容许企图支持统治阶级政权的任何措施。
二、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社会民主党可以作不参加政府的努力。这个决议和一九〇〇年在巴黎国际大会上所通过的考茨决议是符合的。
大会进一步斥责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而模糊了不断增长中的阶级对抗的任何企图。
大会依靠人数增多了的和得到更多选民支持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来运用它的权力，在它们的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宣传中保护着，以及在遵守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坚决地保卫着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巩固政治自由，以争取普遍的平等权利；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军营主义、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剥削；最后要大力争取改善的社会立法和促使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的实现。……[11]
左派和中派的联合力量在大会中取得胜利，但是显然，右派没有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在投票表决含糊其词的阿德莱一冯德凡尔得决议时（这个决议几乎被通过），修正主义表明了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对主要决议案的大量弃权也进一步说明了机会主义的力量。第二国际还必须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多次搏斗，它最后使第二国际解体了。
[1] 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页，一九○九年纽约版。
[2] 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四買，一九〇九年纽约版。
[3] 卢森坚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二五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4] 卢森堡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三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5] 同上，第八页。
[6]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四页。
[7] 凯普尼斯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三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8] 凯普尼斯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二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9] 亨德著“社会主义者在行进中”，第三一入页，一九○八年纽约版。
[10]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四其。
[11] 德里昂著“阿姆斯特丹大会的闪光”，第一五二——一五三页，一九〇六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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