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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〇〇年)


米勒兰事件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际局


  第二国际的第五届大会于一九〇〇年九月在巴黎召开。在当时资本主义业已达到最高发展阶段,而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早已开始了。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从它早期的竞争时期不断发展,已逐渐加强了垄断性,最后成为帝国主义*[1]。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代是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说:对于欧洲,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完全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2]列宁在他一九一六年所写的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称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财政资本时期。他分析了帝国主义,认为它包括如下的五个主要特征:
  “(一)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四)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3]
  在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许多大的工业和金融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出现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发展的标志。美国的工业发展在一九〇〇年已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当时已有四百四十个工业和运输业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共有资金二百亿美元,[4]而在以后的年代里增加了很多。德国在一八九六年有二百五十个垄断卡特尔组织;在一九〇五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三百八十五,而且继续不断地迅速增加。在一八七〇年,法国的三大银行有六十四个分行,共有存款四亿二千七百万法郎;到一九〇九年,他们的分行已达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存款总额达四十三亿六千三百万法郎。在英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赶不上美国和德国,然而它的工业和银行业却在大大地发展和巩固。作为当时的特征,到一九〇〇年,大的银行—工业资本家已不仅是工业的真正主人,而且也成为各个资本主义列强的政府的主宰人了。
  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垄断以及金融寡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治。它的特点也是强国有组织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侵入和征服落后国家。资本输出日益增加,使得输出国取得了限制输入国的权力。在这方面,英国占着首位,它的国外投资从一八五〇年的二亿英镑增加到一九〇五年的大约二十亿英镑[5],一九一三年竟达四十亿英镑。同时,一个卡特尔合同的网罗控制着许多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用以瓜分他们的市场和资源。
  最后,起主要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瓜分。这些地区的人民无力自卫。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中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已几乎全部被强盗般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去了。根据霍布森的资料,从一八八四至一九〇〇年,英国夺得了三百七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五千七百万人口;法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三千六百五十万人口;德国夺得了一百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一千四百七十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九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三千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八十万平方哩的面积连同九百万人口[6]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所造成的最重要、最起作用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它的发展速度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表现了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表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这条规律的实质在于:从前占第一位的国家在工业方面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国家却迅速跃进,赶上并超过它们。
  依顿说:在一八8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是七百七十万吨,德国是二百五十万吨,而美国是三百八十万吨;到一九一三年,英国已增加到一千零三十万吨,而德国已达一千九百三十万吨,美国三千一百万吨。[7]列宁说:财政资本和托拉斯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8]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且它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列宁曾指出,既然势力对比变更了,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9]在这个时期最早的武装冲突事件有一八九八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布战争,一九〇〇年列强干涉中国和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这些事件宣告已进入帝国主义超掠夺性战争的时期。
  在帝国主义发展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工资差额增加的趋势对世界劳工运动来说也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工业迅速发展和工人阶级受到更厉害的剥削的时期,是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实际工资的提高也很缓慢的时期。英国雇主的一般情况是,资本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来讨好国内的熟练工人,他们的目的是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团结。同时,各国的工人群众仍然进行奴隶般的工作,而生活情况陷于贫困。譬如,在德国,工人基本群众的实际工资(一般说来仅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指数从一八八七年的一〇〇增加到一九〇九年的一〇五,而在同时期,工人贵族的收入却增加到一一三[10]。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工会的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以牺牲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和相对的工人贵族的富裕的生活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工资方面的趋势在以后的年代中有了相反的改变。

米勒兰事件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和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作为第二国际整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里都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国际成员中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分析了法国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名字有联系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围绕着这两个机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右翼和左翼所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国际性斗争。这个斗争从根本上震撼了这个组织,而且产生了分裂的威胁。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由于它面临着强烈的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勃鲁斯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反对派系。迟至一八九八年,法国还有不下五个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各种社会派别。这些政党受到像盖德、伐扬、阿里曼、勃鲁斯和若列斯等这样一些人物的领导。一直到一九〇五年这几个派别才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统一社会党。
  在围绕着米勒兰主义问题的斗争中,两个著名的党的领袖约利·盖德和若望·若列斯起了主要作用。盖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支持过巴黎公社,一八七八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纪80年代的初期入党,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之一员。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是杜罗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一八九〇年成为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他是党的极右派,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沾染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色彩。
  米勒兰事件的背景乃是有名的德雷斐斯事件。阿尔弗莱德·德雷斐斯是法国军队中的一个犹太军官,被反动军阀诬告有叛国罪,后来被判决放逐到魔鬼岛。这个充满着反犹太主义气息的事件在法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国内外对此暴行群情愤激,德雷斐斯被释放了,并于一九〇六年完全恢复名誉。
  起先,盖德根据他“左倾”宗派主义的概念采取了认为德雷斐斯事件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的立场,因而置身于事件之外。若列斯和他的右派独立社会党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认为法国民主的命运面临危机,甚至没有和党商量就在一八九九年派了该党的代表人物米勒兰参加了华尔台克—罗素内阁担任了工商业部长的职位。屠杀巴黎公社参加者的刽子手贾利斐也在这同一个内阁里供职。米勒兰入阁不久,政府表现出它的反动性,命令警察枪杀马丁尼克和夏龙两地的罢工工人。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米勒兰事件成为第二国际巴黎大会注意的中心。大会刚通过一个决议,限制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可能性。在讨论这项决议时,特别是围绕着米勒兰事件,产生了三种各有其说的不同立场。盖德所提出的决议代表了第一种立场,这个决议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行动,声称大会只能在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力量取得席位的形式下以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允许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大会禁止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他们必须采取坚决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政府。盖德的立场得到马扬和罗沙·卢森堡的有力支持。后者宣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11]
  若列斯以他一贯的善辩的口才表达了第二种属于极端右派的见解。若列斯和盖德一样,也把这件事提高到原则问题上,可是他却从相反的观点来看。他积极地为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辩护,他赞同米勒兰参加法国内阁的行动。若列斯宣称,由于这个行动他们拯救了共和国。他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这种行动描写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考茨基表达了第三种——中派主义的——见解。他起草了一项决议(叫做橡皮章的决议)。这个决议所采取的立场是: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而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他并且说:无须由大会来作决定。考茨基的决议替像米勒兰这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后,他接着批评了不经党的同意或者不再是党的代表而担任了部长职位的任何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辞职。
  左派激烈地反对考茨基的决议,而右派包括若列斯在内却拥护它。它最后以二十九票对九票获得通过。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12]各投一票反对票。[13]
  这是左派的一个惨痛的失败。决议为以后的米勒兰类型的机会主义步骤扫清了道路。正如蓝氐所说:这是国际的革命派所受到的第一次大失败。这次历史性斗争的重要教训之一乃是宗派主义和右倾势力日益增长的危险的表现。一贯采取左派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对这次左派所受到的失败要负直接的责任。他在原则问题上向右派投降,同时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这预告着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所起的中派主义的坏作用。至于米勒兰,他拒绝退出内阁,遂被开除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叛徒,他卖身给阶级敌人,为资本家服务了许多年。他死于一九四三年。资产阶级尊敬他,他的名字仍然是对工人运动的贩卖的象征。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和第一国际及第二国际所有历届大会一样也讨论了日益发展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别标志。罗沙·卢森堡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主要的决议。她的决议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分析产生战争的根源,她提出了反对战争的三个主要方法:教育和组织青年,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投票反对军事贷款以及在国际战争危机时期举行联合的反战示威。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了。
  有一小部分的代表,主要是来自拉丁国家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提出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主要手段。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德国工会运动的机会主义的领袖卡尔·列金发表了演说,从原则上反对总罢工。当时的一个空头政治演说家,以后不久变成叛徒的法国代表阿利斯梯得·白利安领导了赞成举行反战总罢工的运动。
  在这届大会上,除了由于考茨基的出卖,左派在米勒兰问题受到了挫败外,左的情绪占着上风。在讨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后一个问题上,大会采取的立场是:工人们应该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国家应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直到目前,第二国际一向是忽视殖民地人民的情况。事实上,这个国际组织甚至不可能为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制定一个有效的斗争纲领。[14]

社会主义国际局


  一九〇〇年大会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从一八八九年成立以后的十年中,第二国际一直没有过任何形式的国际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基本的弱点。大家不断提出要求改正这个明显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缺点。所以,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15]
  社会主义国际局设于布鲁塞尔,有一个支薪的书记,每年经费十万法郞。国际局由出席大会的每个全国性代表团各派代表两人组成,共有代表约五十至七十人。国际局每年开会四次;大会休会期间由比利时劳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事。主席是冯德凡尔得,书记是加米尔·胡斯曼,两人都是比利时籍。根据社会主义国际局设立后所作的规定,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才能参加第二国际。以前有不同名称的大会以后乃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社会主义国际局的设立虽然标志着向前走了一步,但仍然远远地赶不上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后者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发挥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领导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而新成立的国际局实质上还只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中心机构。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后来的年代中虽然有某些扩大而且为各国政党调解争执,然而它的职能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国际局的任务是召开大会,公布决议、报告和记录,收集资料等一类的工作。国际局并不是执行大会决议的机构,它也无权解释这些决议。各国政党和加入国际的其他团体可自行解释和执行大会的决议。
  使第二国际最后遭到灾难的暗礁是沙文主义。从一开始,在它的活动中国际主义精神就较差。德国的政党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的政党坚持在处理他们的事情上保留几乎十足的自决权。第二国际没有能建立任何的国际领导机构达十一年之久,就在设立了国际局后也拒绝给予它一般应有的领导权。这乃是加入国际的各国政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结果,而反过来它又促进和助长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倾向。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这种倾向的最终结果。




[1] *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帝国主义不可以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雅典等等古代帝国主义相混淆。

[2]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一九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3] 同上,第二五八—二五九页。

[4] 姆迪著“托拉斯的真相”,第四七七页,一九〇四年纽约版。

[5] 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四七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6] 参阅“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7] 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五一页。

[8]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六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9] 同上。

[10] 马尔克斯“近代史杂志”,一九三九年九月。

[11] 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

[12] *社会劳工党投票反对考茨基的决议;社会党投票赞成。

[13] 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〇页。

[14] 蓝氐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一页。

[15]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八三—八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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