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欧的反响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评论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道夫·巴罗的著作《选择——对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曼德尔十分推崇该书和作者巴罗；认为该书是自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问世以来，在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巴罗的著作总结了反官僚集团运动的经验教训，是苏南争论、中苏论战以及西方围绕着“苏联性质”和欧共问题的回声，是德国传统思想的复兴。
　　巴罗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权的产生等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不是特权产生垄断，而是垄断隐藏着特权。曼德尔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在重复托洛茨基等人二、三十年代反复讲过的东西。在对待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巴罗比别人更胜一筹，是站在列宁主义概念的立场上的。巴罗主张的反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决不仅仅只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而是包括对经济基础实行根本性改革在内的政治革命。
　　在对巴罗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曼德尔也指出了他的错误方面和不足之处。他认为巴罗在官僚集团的历史作用、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这三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的概念和不正确的见解。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巴罗的修正主义思想将导致他赞同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曼德尔对这三方面进行了批判。
　　曼德尔认为巴罗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了德国传统思想的复兴，其影响无疑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把他逮捕入狱是巴士底狱式的专制主义，但是这种专制主义总有一天会被劳动群众推翻。

——译者

　　鲁道夫·巴罗的《选择》[1]一书，是自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问世以来，在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从米洛凡·吉拉斯软弱无力的《新阶级》，直到杰塞克·库龙、卡鲁尔·莫杰列夫斯基的《公开信》，匈牙利前部长会议主席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关于官僚政治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自由主义”著述,波兰人弗罗吉米耶尔兹·布鲁斯的著作，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与所有这些著作比较起来，鲁道夫·巴罗这本书的领先地位是十分明显而不容否认的。

　　鲁道夫·巴罗的著作，把我们时代的思想和行动的三个方面的要素联结在一起。该书的结构，就是由这三条发源不同的脉络交织而成的。首先是现在的反官僚集团运动的实际历程，其丰富程度已远远超过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在巴罗的分析中，已经吹拂着布拉格之春的习习春风，并已嗅到了波罗的海港口的工人反抗斗争的气息。

　　其次是以往二十年间国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矛盾。巴罗的著作，反映了斯大林主义者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争吵，中苏争端，日趋成熟的关于西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反映了1968年5月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性质”的国际性争论，以及围绕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论。

　　最后，巴罗还是德国理论传统的产物。由于过去四十五年来德国工人运动的悲惨遭遇，先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接着是在反对西德的兼并和镇压的第二次浪潮中，以及在反对东德官僚主义僵化的斗争中，这种传统虽然被削弱了，但是并未被扑灭。

　　也许，人们从出版这部惊人的著作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而且是使人深受鼓舞的原因——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在东德又复活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理论传统的复兴所引起的共鸣，将会久久回荡。这些共鸣将使那些以各种方式来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人们感到喜悦，也会使许多其他人士，包括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们感到惊恐。

　　正是由于巴罗继承了坚实的理论遗产——马克思本人最优秀的传统，马克思的一切著作，而不只是他的经济学著作——使得《选择》一书具有历史性的、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内容和吸引力；对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者，甚至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会作出反响，而无论书中的个别论点会引起他们什么样的批评性的怀疑。

　　巴罗并没有使自己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在细节中往往看不到实质问题”，他这样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首先感兴趣的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苏联、东德、中国和南斯拉夫的社会，虽然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但是显然还没有实现社会平等；既然这些国家还不是无阶级社会，还没有摆脱使人受到压抑的社会阶层的划分，那么就产生了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无阶级社会的到来是空想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在东方至今还看不到它的曙光呢？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罗，对第一个问题作了断然的回答：“这不是空想”。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

罪恶之源

　　巴罗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最终原因在于劳动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局限于从事与全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有关的特殊劳动（这是一个比体力劳动概念更加广泛得多的概念，非体力劳动象体力劳动一样，也可能是重复性的，而且是异化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社会分工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进入活跃性活动领域的权利；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巴罗把这种活动称为同特殊劳动相对的“一般劳动”——这些活动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这方面，巴罗使用了两个初看起来仿佛是“唯心主义”的，而实际上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概念：“心理上富于活力的劳动”和“心理上不富于活力的劳动”。同时，巴罗在他的研究中融汇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即，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生产—交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而证明劳动的社会分工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占有知识的差别：对于狭义的“生产者”来说，只占有片面的、具体的和有局限性的知识；对于那些从事“一般劳动”的人，则占有普遍性的、日益广博的知识。

　　这两种知识体系，与两种基本的社会活动并行，从儿童的启蒙教育时，就产生了两种教育儿童的体系：对劳动者的孩子，是一种压抑性的体系；而对特权阶层的孩子则是一种激励上进的体系。反过来，这又有力地促进着社会不平等的再产生（可是巴罗十分清楚，人们既不应把这一现象的作用加以夸大，也不应把它归结为促成不平等再生产的决定性原因。统治阶级控制着不平等再产生的制度上和经济上的结构，上述现象只不过是一种补充）。

　　因此，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二十世纪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废除，固然是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但绝不是充分的前提。创建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求社会剩余产品极大地丰富，足以消除物质资料的不足，而正是这种物质资料的不足，使得旧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存在不可避免；此外还要经过系统而周密的努力，去消除劳动的社会分工。如果这种分工继续存在或永久化，象东欧一些国家明显存在的情况那样，那末社会本身就会在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之间停滞不前。罪恶之源，以及官僚专政的历史含义，在于资本主义后的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这套结构和制度维护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垄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政和管理权，即垄断“一般劳动”的权力。

　　这样，巴罗就把物质特权与实现对管理及行政职能的垄断之间的关系倒转了过来；而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顾特定的历史条件，企图普遍地确立那样一种联系。巴罗对无产阶级社会解体中出现的最早的统治阶级的条件（我们应当说，是处在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与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中（我们应当认为是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不平等消失的条件进行对比时，也力图进行类似的“倒转”。

　　我们认为，巴罗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即：不是特权产生垄断，而是垄断孕育出特权。实际上他是在重复拉柯夫斯基、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一再讲过的东西（虽然巴罗显然没有读过他们的全部著作）。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主宰者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物质特权，才“图谋”从政治上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宁可说，由于他们已经从政治上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利，从而剥夺了群众对分配方式进行监督的任何可能，这样他们就有可能逐渐得到永久的、超乎寻常的物质特权，并最终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政权和特权的垄断，并使这样的垄断不断地再生产。

对官僚集团的严厉谴责

　　在对待苏联性质的问题上，巴罗的见解显然比大多数“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胜一筹。他排除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阶级”这两种观点。他重新回到最初的列宁主义概念上，即把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区分为三个阶段：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巴罗认为，苏联、东德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仍然处在第一阶段，或者说是过渡阶段。他用“原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但又是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这个略带学究气的术语，来表述这个阶段的特征。

　　我们对此不打算作琐碎的分析。实际上，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千方百计所捍卫的观点。尽管巴罗对西方和东方反对派人士中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的讨论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仍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进一步反映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一种非凡的才能。

　　与东欧国家的社会（即社会—经济）性质的正确定义紧密联系的问题，是要严格地、科学地分析官僚集团的性质，以及它同这些国家中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之后的制度之间的明显联系。东欧国家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主义者十分珍惜的这个套语(即“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巴罗的著作中作为副标题出现过，巴罗还是猛烈地向这个观点开火。在这方面他也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那里。存在着市场生产和货币经济；报酬被作为每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体现”而支付（这里巴罗引证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里一段著名的论述，恩格斯不承认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和骇人听闻的政治压迫——这种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相违背的。当然，定义可以任意修改。人们可以把放盘子用的家具叫做“椅子”，也可以把烤火或看电视时当脚凳用的东西叫做“床”。但是，即使采取这样办法，至少也应当承认，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所有“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实际”存在的并不是（或者说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啊，太概括了！）的社会。

　　把基于对社会结构（而不是道义原则）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的定义，同与它并不相符的现实加以对照，这根本不是什么“道德说教”、“墨守成规”或“唯心主义”的思想。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正确地阐明，尽管中国、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是一种进步，但这些国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还都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态度指责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道德说教者”和“墨守成规的分析家”。思想由科学变为道德说教式的唯心主义，并不是由于这种思想觉察到东欧的现实与马克思的定义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是有目共睹的——而是由于这种思想本身只满足于谴责这种差距，而没有对其根源作出解释，或者是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克服差距的途径。

　　巴罗著作中最成功和富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是该书对官僚集团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或者叫原始社会主义）中所处地位的精辟阐释。分析是严谨的，抨击是出色的。有许多段落可以引证。例如：“斯大林主义之后的国家机器的历史作用，在于它竭力阻止东欧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第402页）。“官僚集团政治专制的复原是社会—经济的必然”（第306页）。“苏联遭受的损害……是共产党告密者和他们的‘首长们’的胡作非为；而这些人中，旧式农民的族长的职权和新的工业化暴君的族长式职权，同党的纪律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顺从”（第267页）。“正如我们的教育科学在‘教育工作者联合团体’的体制里发现了当局反对儿童们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的传统阴谋一样，我们的政治教育，对人民，直到对最后一个清道夫，都用一个单一的腔调对他们说：‘我们教育你们，是使你们能保持愚昧无知’（雷勒·库尔茨语）。群众把这种教育‘吸收’到他们的意识中去，使他们达到了盲从的程度”（第356页）。

　　还有，在官僚主义计划下，“物质资源的浪费和短缺总是形影不离”（第183页）。“爱德华·盖莱克在波兰十二月危机后对我们社会的问题进行总结时，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你们好好工作，我们对你们则好好地管理’；他的这种坦率态度值得感谢”（第207页）。

　　还可以继续列举：“在官僚主义集权式计划体制下，最高领导只能从下面获得消极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而有关必须生产什么的有效通知则是从上往下传达的；这种体制必然使用将‘指令’下达给个人的方式。个人原则上无权主动去完成任务，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简单地按照‘指令’去干这干那。物质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的功能，根据对严格规定的必需品实行日益严密的定量配给的平衡制度而进行调拨”（第252页）。有必要“在忠实于非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忠实于陈旧的上层建筑之间找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第411页）。

　　“由于我们上层建筑的性质，长时期积聚起来的爆炸性紧张因素总是‘突然间’爆发，这已成为一种规律，因为日益增长的矛盾，找不到可以及时表露出来的途径。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许多情况早在1966年、1967年应当是可以预见到的，但是改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却使人人感到吃惊”（第397页）。“反对派活动的可能性近来已有了显著的增长”（第395页）。“有必要创建一种取代（现存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应具有彻底公开的形式，排除密谋策划活动”（第359、405页）。

　　关于决定工人阶级和官僚集团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的那些特定的有关因素方面的问题，巴罗提出的见解总的来说进一步确认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否定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理论家武断地提出的一些假设。例如，他强调指出（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指出过的那样），东欧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纪律都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纪律，这显然是因为“劳动权利”普遍化的制度和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保证在整个东欧起了作用的缘故”（第243—245页）。巴罗写道：“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工人们……对整个社会索取利益的可能性，要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会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大。与表面现象相反的是，他们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利用这些可能性，这就是怠工。这对于较低层的人来说，不那么明显；对于那些承担大部分计件活的妇女来说，就更不那么明显。但是，大多数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一致表现来决定工作进度的”（第245页）。

　　因此，实现计划的主要动力，只能是对官僚们的“物质刺激”，而不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群众受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排斥。但是，这些“对官僚们的物质刺激”的唯一用意，是企图创造实现计划的条件；而官僚们却越来越处在真空之中，因而难以发挥作用。由于计划内容是预先拟定的，并且由于物资总是供应不足，由此就产生了“官僚之间的竞争”。他们竞争不是为使经济合理的增长，而是为了获得更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权力，这是能够得到更多物质资料的唯一途径（第261页）。“个别的官僚本人可能是哲学家，但官僚主义机器不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哲学家”（第258页）。“官僚主义作为管理和工作的主要形式，产生一种具有保守庸俗特征的特殊类型的人”（第265页）。巴罗采纳了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前部长会议主席安德拉什·赫格局什的论点，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官僚主义制度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制度”（第134页）。

　　上述这些，就是一部文集的缩影，其内容还可以随意扩张。

政治革命的社会内容

　　上述一些引语也许会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巴罗认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所需要的革命，将只是限于上层建筑领域。但是显然绝非如此。在这方面，巴罗也始终是站在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立场上的。他一面正确地主张维护和巩固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基础，同时他也看到（恰恰是由于他进行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基础领域也将同上层建筑一样，发生根本的改革，而且革命首先会破坏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

　　巴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寻根究底而论，他的见解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具有首创性。在巴罗的纲领性分析——也就是他用作该书标题的“选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分析同“我们希望的社会主义”的美景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社会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阐述过的。这一点通过对巴罗《选择》一书中心思想的考察，可以看出：

　　1．自治制度的普遍化，把这种制度作为包括再生产各个方面活动的一种程序（第523页），而且是通过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公社（这是巴罗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基础组织——译者注）联邦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一点还不是很清楚）(第528—531页)。

　　2．反对纵向劳动分工（“纵向劳动分工”，主要是指所谓“心理上富于活力的劳动”分工与“心理上不富于活力的劳动”之间的分工——译者注）的根本性斗争，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大幅度地缩短机械性和重复性劳动（“心理上不富于活力的劳动”）的持续时间，其实现途径主要是要求白领工人每周以一定数量的时间普遍地回到工业和服务性劳动中去。（巴罗提供了下列反映东德社会结构的十分重要的数字：三百万产业工人；一百万具有大学水平和受过职业高等教育的干部；四百万白领工人，第504页）；普及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程度的高等教育，即将义务教育扩大到23岁（第334—335页）。[2]

　　3．为了使社会产品在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分配更加明确，经济计划的目的和效果的计算，应普遍改为按劳动时间而不是按价格来计算（第517—520页）。巴罗还明确地主张，在劳动数量的基础上对计划进行核算的方法同生产者付出的“个人时间的实际消耗”之间应确立明显联系。他认为这样一种计算方法将产生一种明显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货币计酬制继续存在，双重的计算体系，即既按劳动时间又按价格计算的体系，大概是有必要的。

　　4．废除个人生产定额和计件制。其理由显而易见，我们不需要重复（第462—468页）。巴罗证实道，这样的生产定额所产生的“节省”通常不足以补偿由于雇用那些计时员而在生产中造成的损失，因为那些计时员是不参加确切含义上的劳动生产的。

　　5．再生产的调整，特别是偏重于简单再生产而进行的调整，机器的修理，工具的维修，原料和能源的节约，以及“技术革新”的重大进展，这些都应导致生产者时间的节省和消费者生活质量的真正改善（第512—513页）。

　　6．消灭一切物质特权，尤其要消灭那些同行使特殊职能有关的特权，以及在占有物质产品方面以无偿使用和种种便利的形式而给予的特权。与此同时，要缩小工资差距，不可否认，这种差距在东德不如在苏联那样大（第458—460页）。

　　7．重新确立消费领域的优先项目，出发点应当是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不是比例越来越高的物质财富的积累（第485页）。特别要优先安排教育和保健事业所需的费用。

　　8．全体公民应能普遍获得集中管理的情报（尤其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公民们应能通过电话同它取得联系）。完全取消经济、政治和文化情报方面的“国家机密”。

　　9．废除建立在官僚主义集中制基础上的全部等级结构，这些结构已经产生出普遍化的等级依附现象；巴罗认为这是东欧国家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总书记本人只不过是这种依附关系中职位最高的人。

　　10．对家长制家庭的猛烈抨击。在这里，巴罗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这种制度对儿童的恶劣影响，而不是它的压迫妇女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两方面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互为补充的。

　　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评论家（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认为这样一些思想是什么乌托邦，甚至认为带有“蛊惑”性时，他们便暴露了自己缺乏社会现实主义，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保守到了不堪救药的程度；他们的思想被一种旧的精神结构所束缚，而那种结构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十九世纪的现实。可以不揣冒昧地说，巴罗的主张不仅不是乌托邦，而且还极其正确地反映了当代生产力的可能发展的程度，也符合千百万人的愿望。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些主张，是拯救人类，使其免遭战争中物质文明的破坏和重新陷入野蛮状态的一个先决条件。

令人欣慰的“世界范围的”眼界

　　类似的评价，也适用于巴罗理论分析的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并且这方面的内容竟出自于一位东欧共产主义反对派，是意想不到的：即他的富有勇气的国际主义眼界。我们说意想不到，是由于绝大多数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那些左派中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始终通过鼓吹民族主义或半民族主义的内向主张，来反对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盲目服从苏联官僚集团利益的同义语）。这种做法对世界各地社会力量的现状必然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和裨益的。我们说“意想不到”而不说“令人惊讶”，是由于一位把自身置于典型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并具有最基本的经济管理实践经验的理论家[3]，竟在他的思想中综合地考虑我们时代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特征。在这一方面，巴罗的理论分析中，有几点是应当着重予以注意的。

　　鲁道夫·巴罗完全了解，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空想的和反动的，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涉及到那次争论。他觉察到了世界市场对东欧国家积累的速度和方针所施加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压力。他对“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竞争”的著名理论的基础，提出了引人注目的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上，他所使用的一个比喻是重复托洛茨基半个世纪前的预言：这种“竞争”颇象龟兔赛跑的寓言，兔子尽管在“赛跑的速度”上有着极大的优势，也不得不注意到，即使是经过十次“技术革新”和出现上百种“新消费品”，乌龟总是首先到达终点。

　　同样，巴罗也充分估计到南北矛盾的严重性和爆炸性，并展示出人类的社会主义前景，作为解决不发达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他强调有必要进行理性的教育，以有利于协同一致和节约地使用世界资源。许多“生态”方面的考虑，也包括在他的纲领之中。

　　巴罗至少有一处提到了西欧工人运动的高涨与东欧国家实现革命转变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合联系。布拉格之春（巴罗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布拉格之春的合乎规律的产儿）已经动摇了整个东欧社会。“可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如能在西方实现，就会把这种冲击波扩大十倍。

　　不过，尤其重要的是，巴罗坚决反对东欧共产主义反对派方面对苏联采取任何单纯防御性的、甚至旁观的态度。他认为东欧反对派的根本作用在于“引爆”苏联类似的演变。他正确地指责在东德和其它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指责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要保证与“苏联的友谊”，然而却不但在群众中，而且也在自己党组织的各支部中有组织地诱发反苏情绪并使之蔓延——一旦发生胜利的政治革命，这种情绪对欧洲和平只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我们在这方面不能接受巴罗分析的全部前提，但它包含着极大的真理内核，这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官僚集团历史的两个阶段？

　　简言之，对巴罗著作的重要部分必须给予正面的评价。但是，不能对他的整个分析给予肯定。决不能这样肯定。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他的书并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含有一些根本性的弱点，其严重程度胜过列宁引用过的俄国谚语：一桶蜂蜜中加进了一匙沥青。事实上，巴罗《选择》一书的主要部分，本质上是软弱的。

　　象巴罗这样一个有才华和洞察力出众的作者对东、西方对抗着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竟未能提出一种正确的全面观点；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在于，情报资料（包括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缺乏，使巴罗吃了苦头。凭自己一个人的见解，脱离开集体的批判性研究和普遍的革命实践——换句话说，离开国际性的革命组织，单枪匹马地去“再现普遍的现实”，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由于我们非常尊重巴罗的才智和能力，因此不能满足于解释他的分析中出现那些弱点的原因。我们认为，针对这些弱点，展开与它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前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称的批评性的讨论，十分必要。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就来认真地批评巴罗观点中我们所发现的全部错误，我们的意图根本不是要“把他打翻在地”。相反，是期待出现一种真正的对话和有可能真诚地纠正其错误，不论对他还是对那些将受到他的著作鼓舞的人（这些人为数不很少）都是如此。毫无疑问，我们自己实际上也会从这种讨论中学到许多东西，因为我们根本得不到有关东欧反官僚集团政治革命的详细内容的“确切”情况；只有斗争中最决定性的胜利，才使人们有可能披露。

　　巴罗的理论中有三个互为补充的、有着共同内在联系的弱点：对官僚集团历史作用的模糊观点；对国家历史作用的混乱概念；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的极端荒谬的见解。

　　巴罗关于官僚集团的基本论点具有“客观主义”，甚至宿命论的特征；那种宿命论的观点本是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产生的一种错觉。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中，我们得知，在西方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况下，人们认定苏联必须进行“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但是，完全不能因此就说，官僚集团（国家机器、经济管理机构和党日益融合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是可用来完成这一过程的唯一手段，或者说这种积累必须以工人和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为代价才能实现。因此，对斯大林主义专政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应当建立在这些明确的社会—经济的特征上，而不应当建立在“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本身的推理上。所以，不能从俄国1917年存在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中推断出官僚集团专政的“不可避免性”。

　　实际上，巴罗承认，左翼反对派提供选择的纲领即使不能保证实现“无痛苦的工业化”，至少也能保证大大缩小工业化的代价，并且能够避免强制进行合作化的野蛮行为。但是他耍花招回避了这个明显的结论，说什么：“绝大多数俄国共产党人拒绝接受这个纲领，并非偶然”。

　　这使我们产生了真正的争端——“客观主义的”历史宿命论同正确地理解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之间的分歧。从这样的辩证法观点来看，那种认为“由于俄国的客观情况”，俄国的官僚集团专政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正象认为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即使不是从俾斯麦时起），“由于德国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在波兰西南部的奥斯维辛市的纳粹集中营——译者注）是“不可避免的”那样，都是同样荒谬的。在“最深远的客观原因”和任何一个最终的实际结果之间，总是有许多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首先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只举一个例子：1918、1919、1920和1923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德国革命的背叛，确实象俄国的“亚细亚的”和“不开化的”历史产生的影响一样，对俄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使十月革命处于孤立地位，与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和愿望背道而驰。

　　任何一种历史的宿命论观点都含有一种辩护性的引诱力。虽然巴罗完全意识到这种危险性，但他还是多少屈服于它。因为归根到底，他的论点是：在完成“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中，官僚集团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进步的。只是在“广泛性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之后产生了“密集性的工业化”的必要性时，官僚集团才成为反动的东西。无可否认，这是布兰德勒传统观点的影响。他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最近法共的爱伦斯坦再次提出了这种论点）。在东德共产党那里，这种传统观点从未完全消失。

　　巴罗干了一桩臭名昭著的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义勾当：他根据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和“蜕化变质”的概念，指责他们是“历史主观主义”。实际上，巴罗认定的决定官僚集团胜利的全部客观因素，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都已列举过了。巴罗在这方面没有增添任何独创性见解。

　　分歧不在于托洛茨基“低估了”这些客观因素，而在于他相信，如果党的工人干部，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正确地回击，就可能引起国际、国内社会和政治力量结构上发生防止斯大林主义的变化。在1923、1924和1925年，无论是世界革命的失败，或是苏联工人阶级不问政治的倾向、苏维埃民主的最终窒息、工业化速度的延缓，剩余农产品被富农掌握，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官僚集团的强化和专政也是如此。党的干部正确的回击可能为相反方向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而使这种倾向日趋减弱。那些干部低估了热月政变和官僚化的危险，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危险时已为时过晚，而且又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这些情况对官僚集团日趋强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优秀的列宁主义者，确信主观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巴罗在他分析斯大林主义时不承认这一点，虽然在他的结论中又回到了这个观点上（甚至夸大其词）。这是他方法上的最大缺陷。

工人阶级有革命潜力吗？

　　比对官僚集团采取半辩护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巴罗在对待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我们姑且承认，当他强调东欧工人阶级象一个个原子似的彼此处于极其孤立的状态时，他只是强调了我们和别人都比他更早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当他补充说，在当前条件下（即在官僚集团专政下），工人阶级通过其本身来重新建立有组织的队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第223—224页），他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来自工人阶级之外的“雷管”，对于发动政治革命的进程，看来是确有必要的。在这里，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机构内部的分裂、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的反抗、来自国外的巨大刺激因素，等等。

　　然而，不能说由于工人阶级在当前发动东欧政治革命过程中会遇到极大困难，就认为它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特别是在革命的高涨时期起主导作用（第338页）。若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未能吸取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和波兰事件的真正教训。在这三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客观的社会影响和政治传统都不如东德和苏联。从这一点来看，巴罗的怀疑没有社会—经济的根据，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偏见。

　　更糟的是，巴罗为了尽量使他的分析更加首尾一贯，竟把他对东方工人阶级的怀疑延伸到西方的工人阶级，进而开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理论。巴罗写到：“从1914年以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实际信奉的那些利益并不是他们的真正利益”（第224页）。按照巴罗的观点，工人实际信奉的那些利益，并没有超出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和“团体主义的”改善范围。因此，作为天生的改良主义者（工联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承担起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纲领的任务的。这样的纲领只能靠“历史性集团”来实现，这个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高度熟练的白领雇员会比工人们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一座通往欧洲共产主义的桥梁就这样铺架起来了。欧洲共产主义同样也提出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巴罗所宣扬的“选择”的“历史性集团”，并以此为它的战略辩护。巴罗著作中这一部分的一个长处是坦率，这在意共、法共和西共大多数领导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也许乔治·阿门多拉这样坦率的发言人是例外）。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恰恰是建立在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之上。日益高涨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日益高涨的东方政治革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无限的可能性现正展示在人类面前；另一方面，官僚主义机器对那些可能性进行着抵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巴罗这样的反对派分裂为两半：直觉告诉他，救星来自西方革命；而理智却在他耳旁小声地辩解道：“忘掉想当然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空想吧”。

　　巴罗的推论除了一点点抽象的哲学上的智慧闪光之外，实质上十分虚弱。他说：“1914年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始终只限于追求“工联主义”或者说是“团体主义”式的直接的物质利益，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德国1918年的革命怎么说呢？那时德国全国到处都建立了工人委员会。1920年反对卡普叛乱的总罢工怎么说呢？1920年意大利的大罢工和占领工厂事件怎么说呢？法国1936年6月的总罢工怎么说呢？1936—1937年西班牙革命怎么说呢？法国和意大利解放斗争期间和之后的大规模战斗，并发展成为1948年7月的意大利总罢工，该怎么说呢？法国1968年5月和意大利1969年“遍地蔓延的五月”怎么说呢？1974年—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和西班牙当前正在高涨的斗志又怎么说呢？

　　列宁在吸取了1905年的革命经验以后，他比巴罗更“现实主义”，更“马克思主义”，也更精明。二十世纪的实践经验证明，虽然工人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是“自发的改良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但在革命危机时期，它也是“自发的反资本主义者”（革命者）。并且，只有唯物主义的解说（而不是阴谋理论），才能阐明整个二十世纪“正常”状态和革命危机互相交替的原因。

　　然而，我们遇到的情况却是：先入之见、偏见和错误的思想都有不可改变的逻辑，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巴罗这样有名气的理论家也是如此。虚妄的体系化的恶魔，往往是悄悄地潜伏在必要的体系化的天使的身后。“当人们认为，由于没有革命的主体”，因而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一旦革命开始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就驱使他对真正的革命加以抑制和阻止。因此，巴罗没有对库尼亚尔的“反垄断联盟”的政策加以谴责；这项政策使得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在1975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得到了拯救。相反，他批评库尼亚尔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甚至在军队中煽动无益的分裂活动。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18年也同样谴责过德国革命者，甚至进而谴责法国革命者（以及马克思本人），指责他们在1948年采取的行动。用这样的政治见识来代替阶级斗争客观动力的全面考察，是与巴罗的共产党人的远见和热情不相称的。

在国家作用问题上的糊涂见解

　　巴罗在分析劳动分工和“一般劳动”时，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观点。但是在探讨国家的作用和性质时，他在官僚集团问题上的半辩护立场却使他失去了立足点。他把社会职能的必然表现同国家机器的作用完全混为一谈。社会职能本是社会普遍利益的表现，而这种普遍利益是同集团的、部分的、团体的等等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国家机器则恰恰是由于它自身独立于整个社会而只是虚伪地充当“普遍利益的体现”。国家当然正是为着“特殊的集团”即统治阶级的利益，才那样作的。

　　在国家问题上，一切资本阶级理论都以这种根本的混淆为基础。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遵循这一套。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也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痛斥这种混淆基础上的神话。不幸的是，巴罗在这方面断然地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这驱使他去赞同欧洲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基本主张。

　　他断言，国家是文明的强有力的原动力（第149—150页），对于管理社会和调解特殊的欲望和利益之间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第187—188页）。“工业化”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摧毁国家机器而不危害整个经济再生产的愉快情景。因此，巴罗赞成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放弃摧毁国家机器的主张。

　　这种分析和巴罗从中得出的半自由主义的结论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辩护性诱惑同革命的直觉混合在一起，导致他得出一种不伦不类的答案。这些答案与他批判中包含的那种宏大的、全球性的视野颇不相称。

　　“在国家能够开始消亡之前，必须先消除劳动分工”。那末，谁会来组织和保障这种劳动分工的消除呢？官僚集团本身吗？巴罗本人不是证明了官僚集团没有兴趣这样做，而且正相反吗？如果不去开始着手废除国家、不把权限逐渐移交给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公社代表大会、保健委员会代表大会、教育委员会等等机构，官僚集团对管理的垄断怎么能被推翻呢（因为这种垄断正是来源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永久化）？

　　国家恰恰不是各种技术的职能，甚至也不是专家治理的职能的综合体。这一点巴罗自己在许多场合都指出过。他嘲笑所谓党的领导作用，认为那只是给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提供一种笨拙的借口：“党已经由于它的官僚主义和超官僚主义而死亡了。它的‘干部’，即那些组成党的工人，几乎完全都在党、在国家、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部门里被委派了官僚的职务。例如，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就是党、国家、工会和经济领域最高职位的官员的集会……今天，他们作为‘中央委员’在开会，并且表面上是在决定党的政策。而明天，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无例外地被召集到总书记那里去，接受‘指示’。因为他们都是总书记的下级，或者是下级的下级”（第426—427页）。巴罗雄辩地证明：“党的单个的成员，他们本身并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已被否定。当他们以共产党的资格讲话时，党的机器就几乎一无例外地要对他们施以半军事化的纪律”（第427页）。

　　然而，正是这些官僚指挥并组成了国家！这和“客观需要的技术性指令”有何关系呢？为什么这种“人统治人的权力”——这是对人的管理，不同于对物的管理——到了“现代技术水平”时还是必需的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因为西德、法国、意大利必定是划入这一范围的）生产者的自治制度会是“空想”呢？为什么不能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选举的代表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实行必要的仲裁呢？为什么还需要庞大的官吏和宪兵机构（因为国家正是这样的机构）呢？为什么甚至在相对富裕和基本的必需品都已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还要如此呢？

　　巴罗的同胞，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沃尔夫冈·哈里希（也许他影响了巴罗）比巴罗更有逻辑性，更唯物主义一点。因为他在论证国家、官僚集团和一党制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一种奇特的共产主义）也将永恒存在时，其立论的基础，是说由生态困境引起的……物质产品的窘迫和短缺将永恒存在！

三个纲领性的模糊观点

　　这些分析上的弱点，引起了一些纲领性的模糊观点，而这些模糊观点如果延伸成为最后的结论，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希望友好的争论——即使争论是透过牢狱的铁窗进行的——会阻止巴罗走得更远）。

　　第一个模糊观点涉及到巴罗整个批判著作的政治和社会的结论。是否应当建立劳动群众的政权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应满足于希望在专家治国的政权取代了官僚集团的政权后长时期进行改革呢？

　　巴罗既不伪善，也不盲从。他完全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尽管巴罗对布拉格之春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充满热情，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写道：“改革的主要经济理论家奥塔·希克想要的不是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而是与工人委员会相联系的管理者们的组织，而这不是偶然的”（第116页）。他评论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获得成功（不论何种形式），工人们将重新控制他们的工会，并且这将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处境。但是，恰恰是这种权利的恢复会更清楚地显露出他们在官僚集团把持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第224页）。确实！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官僚制度，或者进行反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由于巴罗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他没有（尚未）表示支持政治革命，但他强调了改革的不彻底性。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认识到，巴罗经常提到“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这仅仅是一个假象，这使他得以回避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从中国文化大革命惨痛的经验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建立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政权，就不可能真正废除“官僚等级”（巴罗在13页上用过这个词）对权力的垄断。

　　第二个模糊观点是涉及到公社（按巴罗的设想，这些公社是“消亡过程中的国家”的“行政管理”的基础）和工人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书中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所有章节都是令人难解的含糊之词。“联合的原则”当然是值得赞许的。然而，尤其是从巴罗赋予公社的巨大权力来看，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是由普选产生的吗？或者是由工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吗？由地方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吗？或者仅仅由前者组成呢？如何能够保证非生产者不再把损失强加给生产者呢？对于这些问题，巴罗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仍旧是他的著作里详细阐述过的全部论点中必然产生出来的问题。

　　第三个，也许是最严重的模糊观点是有关一党制的问题。巴罗思想中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是他最初集中火力直接反对整个官僚集团，后来只是反对官僚集团中的“政治”部分（即政治官僚），而没有明确表明他反对一党制，支持多党制；他要求的最多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是否应当被看成是第二个党，是一个单一的党，或者根本不是党，这一点并不明确。

　　再说一遍，巴罗既不是天真幼稚，也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在几处反复指出，尽管南斯拉夫在工厂一级实行自治，尽管实行“公社的联合”，但南斯拉夫仍然是由官僚集团统治着。他也根本不相信国家能够在一夜间消失。他承认现代生产力有一股强有力的集中化的趋势。他甚至过份重视国家“客观上必不可少的”作用。那末，由谁来执牛耳呢？成千上万的公社能“通过自由联合”来决定国民收入，乃至国际收入的精确比例吗？劳动群众如何能在数百个可能有的不同方案中作出选择呢？普通老百姓的首创精神受到欢迎，这倒是好。但是，如果否认必须通过组织上的手段——即不同的政党和派别——来保证群众在有关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战略之中做出合理的抉择，那么，他就维护了下层老百姓的无政府主义自发性与上层的官僚化一党制相结合的体制。只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没有结束，只要国家继续存在，这些就是唯一可能有的答案。

　　巴罗在批评列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不够充分时，使用了这种提法：“人们不能借助一套机器来反对另一套机器”。完全正确！然而，如果官僚专制继续掌握着重大决策的垄断权，即政治决策权，那末官僚专制显然就不可能被废除。我们根本也不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政治”，即重大决策，会在“社团”的压力下魔术般地消失。因此，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必须彻底地民主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使劳动者委员会的政治体制同公社制度，以及同国内、国际范围内的各种政党和社团互相结合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可循。

　　此外，巴罗本人还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计划的真正本质联系起来，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和物质基础（我们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强调了同一思想）。巴罗在描绘东德和苏联的计划体制时说：“初看起来，计划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通过矩阵计算来保证整个使用价值生产按比例增长（包括最广义上的劳务）。实际上，这项工作所花费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计划人员在各级阶梯式的机构中度过的。它是用变戏法的方式计算出来的一部庞大的图表，一年计算两、三次（初步计划、最终计划和修改补充计划），这样来为无数的主张，计算产品和劳动的结构……并按工时、机器和原材料的消耗等项目作出全部计划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计划，就保证按比例增长的方法上的程序表来说，正如它要求的那样，至少在原则上的确是科学的。同样，人们也可以认为计算是‘诚实的’，就是说在数学上是正确的……然而，计划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遭到了破坏呢？是在计划的前提里，甚至在计划开始制订之前就遭到破坏了。只要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抗的利益，就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来决定这些前提，这里我是指优先权和特惠权；这些对抗的利益，是由于不能平均地分配短缺的主要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用品，并且首先是由于不能平均分配自我发展和文化占有的手段——知识和劳动——而引起的”（第181—182页，黑体是本书作者标示的）。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的国家的基本职能，是要决定哪一些优先权和特惠权应在计划中占主导地位。只能有两种决定的方式。一种是：优先权的选定，由生产者—消费者外部的力量（包括可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法则”）强加给生产者—消费者。另一种是：由公民群众，即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来民主地作出决定。既然群众实际上不可能在一万个不同的计划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这方面，他们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每年都拟定上万个不同的、合乎逻辑的全面计划），那末，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内容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要使群众有可能在某一些具有合理性的全面计划方案中进行选择。（顺便说一下，这就提供了更多的各式各样的选择的可能性，因为每一个全面计划，只要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就可能又包含一些不同的局部性方案）。要实行这样一种确定方案的方式，恰恰需要以多党制为先决条件，还要使人民群众能自由地进入宣传媒介、自由地进行讨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高度成熟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中所蕴藏的首创精神的巨大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虽然作了这些严厉的批评，最后我们要再次强调巴罗在探讨政治革命问题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首先我们要重申对东德官僚集团的愤慨；他们竟以向帝国主义间谍机关提供情报的罪名，将这样一位思想家投入狱中。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出版进行检查时，指出：“既然你们在自己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俾斯麦的内政部长）有什么区别呢？”巴罗的被捕下狱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它是官僚集团实行的巴士底狱式的专制主义。但是，这个巴士底狱总有一天要被劳动群众攻占。

[1] 鲁道夫·巴罗：《选择——对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德文版于1977年问世于科隆。英文版由英国NLB于1978年出版。——作者注

[2] 为了阻止异化劳动的自发习性，使其不致产生异化的习惯和异化的游手好闲者，巴罗坚持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那种教育不应该是单纯的体质上和技术上的教育，还应有哲学、科学和美学的教育。——作者注

[3] 1952年，巴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候补党员；第二次大战后，东德共产党在与东德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使用了上述党名。1954年他成为正式党员。1954年至1959年，他在东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哲学。1959年和1960年他积极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62年至1965年，他参与全国科学工作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至1967年，他编辑出版青年和大学生刊物《论坛》。1967年以来，他一直作为一名工程师在许多企业里工作过，专门从事为工业合理化和劳动的科学组织提供方案的工作。——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