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联的反应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谈苏联对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反应。
　　1977年7月，《新时代》杂志曾在一篇题为《反对欧洲的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的文章中，猛烈抨击卡里略。通观全文，曼德尔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和警察的威力是强大的，但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里却是十分空虚、软弱。它对卡里略的指责不外乎是歪曲捏造、诽谤攻击和信口雌黄的杂烩，毫无论据。同时，曼德尔也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持否定态度，如对“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因为这意味着与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资产阶级政党为伍，是热衷于选举程序，支持议会制度。
　　苏联最关心的并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而是卡里略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猛烈抨击。担心这会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上的和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起挑动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制止。但事与愿违，不仅意共、法共，就是西共党内同卡里略意见不一致的人，在这一点上也宣布要同卡里略站在一起。苏联低估了欧共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指挥棒失灵之后，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指挥棒也失灵了。曼德尔对卡里略批评苏联是支持的，并且认为卡里略在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苏联所希望的西欧是一个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西欧，而不是按照直接与苏联官僚集团式的社会主义相对抗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的西欧。但是，曼德尔确信，新的模式将会同苏联官僚集团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在全世界激起极大希望；他断言欧共和苏联的矛盾与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并且会促进在苏联和东欧再次出现共产主义反对派，加速这些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的进程。

——译者

　　人们可以预料到，对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中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体制所作的严厉批评，苏联官僚集团不能表示沉默。因此，对莫斯科1977年7月出版的《新时代》周刊上作出的强烈反应，人们也就不感到意外了。

　　在《新时代》上那篇题为《反对欧洲的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的文章里，卡里略被指责为是在帮助“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民主党搞分裂阴谋”；是要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立起来”；是在“诋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诋毁那些已经建立了新社会的国家，首先是苏联”；是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重要的是抛弃了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下面这段对卡里略指控的文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毫无疑问，圣·卡里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解释是完全迎合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势力的利益。如果把‘欧洲共产主义’付诸实施，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首先会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包括西班牙本国的共产党人遭殃。最后，如果实行‘欧洲共产主义’，必然会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正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二十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第11页）。

一个明显的诽谤

　　我们不想在克里姆林宫所做的反应的“思想”内容上浪费时间。人们也许会重视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但克里姆林宫思想上的威力却等于零。的确，在苏联，四十多年来对任何公开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讨论所进行的有系统的压制，使人们的思想，包括官僚集团领导人及其主要发言人的思想，都如此之贫乏，以至使人感到他们可怜。

　　因而，《新时代》对卡里略的答复在理论上只能是凭空捏造、公开诽谤和信口雌黄的杂烩，在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论点面前，它简直是不成体统。例如，它指责卡里略妄图建立一个“西欧国家的独立集团，作为一支主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新时代》拿不出半点事实根据来证实这种指控。接着，《新时代》又是以诽谤来使这种凭空捏造更加完善:“在这方面，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最近，圣·卡里略表示赞同使西班牙依附于北约组织的主张，而北约组织是一个侵略集团，它的根本目的是准备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卡里略在这本书中虽然没有重提这种极其荒唐的观点，但是书中所说的已经足够了。因为，显而易见，卡里略的中心思想是使西欧在反苏的纲领下‘联合起来’。毫不奇怪，圣·卡里略的这套方案博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他的赞赏。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不依赖苏联和美国的欧洲’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想把欧洲大陆的民主力量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两部分……当然，西欧共产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协调他们的行动，即使这样做仅仅是由于西欧资本势力早就组织起联合阵线，反对工人运动。但是，人们弄不明白，有什么必要以这种协调为名，放弃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合作，或者说更糟的是‘修正国际主义的原则’”（第11页）。

　　如果人们仔细地阅读一下第二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诽谤了。卡里略并没有为西班牙加入北约组织辩护。相反，他明确主张法国和意大利退出北约组织。他这样做是削弱还是加强帝国主义力量呢？《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当然是避而不谈的。

　　如果人们还记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法共和西共领导人还未采取——至少是迄今为止还未采取——的立场，公开主张他们的国家继续留在北约组织之内，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是在故意颠倒黑白。然而，莫斯科所攻击的，不是为北约组织所进行的辩护，而是欧洲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尽管谁也说不上这能维持多久）。那么，我们是否必然得出结论，说苏联官僚集团宁愿要北约组织，而不要“中立的”欧洲，宁愿要美帝国主义作为宪兵出现在欧洲大陆，而不希望它撤走呢？

　　然而，这类凭空捏造的恶劣之处甚至还不止于此，因为卡里略根本没有把“第三种力量”的概念，当做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体系来加以辩护。相反，正象所有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包括那些至今仍然紧紧地受莫斯科束缚的党（诸如西德、奥地利、丹麦和卢森堡等国的党）一样，卡里略使用了“发达民主”的、“反垄断联盟”的阶段的提法，他把这个阶段作为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我们全然不同意这种战略。本书中很大篇幅正是驳斥它的。然而，很显然，人们不能一方面提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和所谓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遵循选举程序，保存议会制度——另一方面又反对建立一个违背克里姆林宫的要求，拒绝同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实行一体化的西欧国家集团的主张。事实很清楚：现在反对这种一体化的不仅是西欧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为他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就连工人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也是如此。

　　因此，真正的抉择，是维持西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状，还是提出一条有独创性的、符合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情感和政治主张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新时代》笨拙的谩骂中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克里姆林宫可以接受西方工人运动在必要时为反对“国际垄断势力”而进行的防御性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只能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然而，克里姆林宫不能接受西欧工人采取联合行动，用自己的力量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并沿着最终能使他们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前进。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宁可要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欧，宁可让西欧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现状；而不要一个按照与目前统治着苏联的官僚主义模式恰恰相反的新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西欧。我们对此已经很清楚，我们感谢克里姆林宫的蹩脚理论家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西欧广大无产阶级反对和经互会、华约组织打成一片，是由于他们看到了斯大林和苏联官僚集团所犯下的罪行，正是因为这些罪行已经是莫斯科式的“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这是今天欧洲和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形势。这种社会主义将以其光彩夺目、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面貌，同几十年来享受特权的、暴虐的苏联官僚集团强加给社会主义的可憎的嘴脸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在苏联、在人民民主国家，还是在美国，这都将再次使人们充满希望。

　　对一个有工人政权的、自治的、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人们充分享受多党制政治和个人自由的西欧来说，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工人隔绝开来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西欧毫无疑问会同它们结成联盟，但必须是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的联盟。西欧会开展政治攻势，吸引苏联的工人们效仿他们的榜样。那时，在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前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以及这个范围之外的国家，包括所有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将得到这些国家劳动群众的理解。他们会把这个前景视为使自己摆脱官僚集团专制，在自己的国家也建立工人的直接统治，即建立那种我们将在西欧建立的“联合的生产者”政权的前景。官僚集团对这种前景很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它的权力和特权的终结。官僚集团有充分理由希望欧洲维持现状，希望美帝国主义呆在欧洲，并希望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继续生存下去。

一个极其愚蠢的反应

　　因此，克里姆林宫最担心的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而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对统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制度的“诋毁”。圣地亚哥·卡里略立论严谨，他的论证是立足于许多恰当的事实，以及理论分析之上的，尽管有些地方还不充分、不连贯。面对他的论证，《新时代》只能说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蠢话。人们可以根据下面的摘录来进行评判：

　　“卡里略断言，十月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类型的国家，‘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统治阶级，因此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国家’”。

　　“卡里略是在攻击这样一些国家，在那里工人阶级构成了社会的动力，在那里工人同农民、知识分子一起行使着充分的权力，在那里政权中的领导机构至少有一半是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第12页）。

　　人们起码可以说，这是十足的诡辩。今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人里面，有多少人还能以一个工人的身份来参加生产呢？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列宁的遗训。列宁说，必须把实际上还在从事生产的工人同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苏维埃机构中的成员区别开来。早在1922年，列宁就认为，这些苏维埃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官僚主义化了，以致他们会加速政府和党的官僚主义化的过程。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以后的事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苏联工人阶级在哪些地方行使“充分权力”呢？在工厂里吗？那里的充分权力不是属于经理吗？在苏联，存在着指导工人生产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吗？或者，也许整个国民经济在国家一级是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是否有一个由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组成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掌握国家计划，并可以对计划行使否决权，以及在政治上也可以行使同样的权力呢？政治权利是掌握在工人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代表大会手里的吗？这个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否象第一、二、三、四、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那样选举出来的？在选举它时，各苏维埃政党是否都享有自由，人们是否能无拘束地讨论问题，对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提出各种不同的纲领，并由工人们在其中自由地进行选择呢？没有人会相信，今天在苏联权力就是这样行使的。

　　最近，苏联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宪法中，没有一处表明无产阶级“充分地掌握着全部政权”，或者说苏联是一个“由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1977年10月4日，当最高苏维埃会议庄严地通过这部宪法的时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宣布，“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由他主持的。）收到了大约35万份对这个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其中有111份被采纳了（《世界报》，1977年10月5日）。其余的提案不是被由一小撮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篡改了，就是被否决了。

　　为什么在苏联“充分掌权”的工人阶级，甚至连看到这些成千上万个被否定了的修正案的权利都没有呢？为什么这些提案没有被发表呢？为什么不把它们拿出来，让大家进行公开的争论呢？为什么工人无权对其中一些修正案投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呢？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治主权”，它甚至不包括民主地决定宪法条文的权力。

　　在同一次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强调说，“将近一亿四千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成年人中的五分之四”都参加了对宪法的“全民讨论”。勃列日涅夫断言，“苏维埃政权已经解决了群众对国家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信任的问题”（《世界报》，1977年10月5日）。

　　无论勃列日涅夫，还是其它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和政府的代表，都强调苏联人民的“空前团结”，说他们不会再受到阶级对抗或者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损害。但是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却继续声称，“一小撮持不同政见者”构成了对苏联社会的真正威胁，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全都“领取国外敌人的津贴”。给他们说话的权利，或者自由出版刊物的权利，就有“散布反革命颠覆言论”的危险。这些论调真是荒谬和自相矛盾到了极点。当无产阶级在苏联还只占少数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尚且能允许人们进行公开的、热烈的政治辩论，允许发行反对派刊物（这种情况在苏联一直存在到1921年），允许在执政党内进行政治辩论（包括公开的辩论，至少到1926年一直是这样）。

　　资本主义国家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它们的政权是以享有社会特权的少数剥削者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尚且允许甚至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同他们社会秩序势不两立、起颠覆作用的敌手自由地写作和发表见解。而在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据说苏联社会是有史以来“最一致，最团结的社会”，在苏联，“成年人的五分之四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和支持国家”，这样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居然会因“一小撮叛徒”自由地发表意见的前景吓得发抖！

　　在苏联，实际上没有出版自由，任何公民团体都不可能真正拥有宣传工具，也无权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政治意见和主张，这些并不是因为“一小撮叛徒和间谍”所造成的“威胁”（这样的威胁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因为，如果工人自己享有这些权力，就会形成对官僚集团独裁的真正威胁，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勃列日涅夫接着透露出，被否定的修正案中有一个涉及到工资平均化的问题。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公开讨论——尤其是在工会组织内，同样也可以在每天的报纸上——工资等级问题，为什么在苏联的报纸上没有这样讨论呢？有谁能相信，在苏联每一个人都认为工资报酬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合理的，特权阶层应当享受群众绝对享受不到的“物质利益”呢？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们有胆量让工人们谈论这一点吗？他们敢让工人们用公民投票的方法，来决定赞成或者反对立即把目前的工资差距缩短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包括缩减政府、党和军队全体领导成员的薪金吗？如果他们不敢这样做，那不是比连篇累牍的文件更能证明，卡里略所说的，在苏联，工人阶级并没有行使权力是千真万确的吗？

针锋相对的回击

　　克里姆林宫公开把圣地亚哥·卡里略革出教门的目的何在呢？为了给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苏联政权体制批评的逐步升级设立一个界限。苏联官僚集团很可能分裂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通过扶持那些留恋斯大林主义的人，首先是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来反对圣地亚哥·卡里略[1]——以及在欧洲共产主义党中制造分裂，希望意大利共产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要求卡里略降低他抨击的调子，并且或多或少地同卡里略疏远。

　　这个目的没能达到。打这样的算盘是愚蠢的。苏联官僚集团低估了欧洲共产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这个内在联系包含着一些不可逆转的潮流。姑且不说意共和法共领导集团不希望再次把任何人革出教门[2]，并且考虑到他们当前的政治纲领，这些党的领导集团再也不愿使人们觉得，他们还在屈服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因此，不仅在马德里，而且在巴黎和罗马，反应都十分强烈。总的来说，意大利党和法国党都声称要与卡里略，而不是与《新时代》站在一起。同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集团，包括热情之花（即伊巴露丽——译者注）都声称要与他们的总书记站在一起。有史以来第一次，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棒不仅对当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如南斯拉夫党和中国党）失灵了，而且对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集团也失灵了。

　　即使在人民民主国家的执政的共产党中，对卡里略的攻击也没有取得预期一致的拥护。从“无条件”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保加利亚和东德，到坚决表示不同意的罗马尼亚，几乎每个党的反应都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党的反应前后也不一样，匈牙利党就是这样[3]。

　　于是，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后退一步，发表在《新时代》（第28期）上的又一篇补充文章中，目标就有所不同了。当然，对卡里略的攻击仍然是猛烈的，从下面的这段文字中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多年来，在苏联没有人公开批判过卡里略，尽管他发表了一些反苏文章。我们当时考虑到西班牙仍然存在着佛朗哥政权，考虑到那里正在进行肃清法西斯主义残余的激烈斗争。只是到现在，当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并且公开活动，西班牙已经进行了议会选举并且圣·卡里略出版了这本充满敌意的书的时候，《新时代》才开始批判卡里略的言论……多年来，圣地亚哥·卡里略一直在毫不隐讳和蛮横地进行反对苏联和苏共的宣传，根本不顾及这些年来，苏联一直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在进行艰苦卓越的斗争……三、四年来，圣·卡里略更是张口闭口便指责苏联、苏共、共产党人（？）、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给他们加上种种罪名。最近（在会见《明镜》周刊编辑时）竟然发展到号召进行反对我国现存制度的斗争的地步（第16—17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克里姆林宫退却的目的在于只抨击圣地亚哥·卡里略书中有关“对外政策的观点和主张”，而不涉及西班牙共产党的战略、政策方针，换句话说，也就是避免涉及整个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策略方针。为了避免法共、意共和西共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攻击自己，《新时代》不得不解释说：第二十六期发表的文章不包括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批判。《新时代》“再次强调，兄弟党的战略和策略是这些党的内部事务，他们完全可以自主地决定这些战略、策略”。换言之，我们对欧洲共产主义过份的“右倾”举动很容易接受并与之共处；但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更不用说是“号召进行反对苏联现存制度的斗争”，即号召进行政治革命。

　　我们说卡里略是号召进行政治革命。因为有的人在指责卡里略妄图进行反对苏联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斗争”——即，指责他是在为官僚集团中赞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一部分人说话，甚至是在为帝国主义说话——时，是抱着轻率的、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不仅是一点确凿证据都没有的诽谤，而且必然会使每一个希望保存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在关键时刻支持勃列日涅夫反对卡里略。既然如此，难道人们也应该支持勃列日涅夫，来反对政治上的“自由化”中不亚于卡里略，而且还全力支持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的杜布切克及其伙伴吗？以此类推，难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也是正当的吗？任何人，如果转向这个结论，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4]，这样做会把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官僚主义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潮流引向歧途。

　　卡里略冲击所引起的反响清楚地证明克里姆林宫同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涉及这些欧共领导人在经济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在对内政策方面对他们本国资产阶级所作的让步，也不涉及这些领导人对北约组织所采取的某种调和态度。他们之间的冲突完全是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领导人越来越猛烈地对苏联官僚集团专政以及司空见惯的对广大群众民主权利的侵犯所进行的公开批评引起的。这些批评使莫斯科恼羞成怒，因为它们不但在整个社会上，而且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内，都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但是，克里姆林宫没有制止这些批评的任何有效手段，无可奈何只能以谩骂和暗中施加压力来作为回答。结果只能采取一种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不断受到挑战，因而就要不断加以修改。因为，一场公开的分裂所带来的后果，比起目前不得不忍受的来自“兄弟党”的那些指责，对莫斯科来说要危险得多[5]。

　　最近发生的一起虽然不大，但有重要意义的事，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1977年秋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图书展览会上，外国出版者受到了检查，被迫收回了一些被认为是“色情的”和“宣扬战争和种族主义”的书。在从意大利埃瑙迪出版公司的书架上撤下来的书中，有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无论怎样说，这本书和色情、宣扬战争和种族主义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但如此，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布尔加科夫的著作同样也被收回了。

　　出版过这套埃瑙迪丛书的董事居然还天真地申请进入苏联的签证。当然，“赫尔辛基协议的合乎逻辑的运用”，这个申请遭到了拒绝。然而，偏巧这次负责该公司书展的董事是位名叫斯特拉达的教授，是位有三十二年党龄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意共机关刊物《团结报》在一篇题为《一个使人茫然的举动》的文章中，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文章写道：“我们曾以报纸和党的名义表示过，决不能同意拒绝斯特拉达同志要求签证的申请。在再次发生查封事件之后，我们只能在此加强我们对这种明目张胆地违反民主原则的举动所抱的否定态度。”最后，斯特拉达还是得到了签证。但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派去采访1977年10月17日对四名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的特派记者，也同样被拒绝发给签证。这起事件激起了这家法共报纸的强烈抗议。《人道报》主编勒内·安德里厄在1977年10月19日的报上，毫不含糊地抨击了对四名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审判的决定：“虽然起诉人这次没有提起七七宪章，但是很明显，这四名知识分子是因为表示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的方针不一致的观点而遭到布拉格法庭起诉的。如果理由是他们在国外散发了在布拉格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传单，因而是违犯了法律的话，那么我们要说，这样的法律早就该修改了。对于我们来说，认为是违反正义的事，没有人会支持它，即使是沉默也办不到。”

　　与此同时，《真理报》删去了法国总工会（工会联合会是法共控制的法国最大的工会）代表在最近一届苏联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因为他宣称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这样的辩证发展还要继续下去。它必然会促使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再次出现一个反对派共产党。在客观上必然会加速这些国家的反官僚集团政治革命兴起，这场革命必将巩固这些国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1] 不要忘记，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就已经企图煽动西班牙党内以前将军利斯特为首的反对卡里略的不满分子。西班牙党内的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发展从未超出无足轻重的小组范围。——作者注

[2] 《新时代》在1977年7月号（第28期）上竟厚颜无耻地说：“苏联共产党忠实于自二十大直到二十五大以来的原则和方针，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发起过任何反对兄弟党的运动，也没有把任何兄弟党从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出教门’。苏共从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是违反它自己的原则的”。多么不知羞耻啊！苏联共产党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兄弟党革出教门吗？那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革出教门是怎么回事呢？或许仅仅是二十大以后才没有兄弟党被革出教门？那末，中国共产党被革出教门又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注

[3] 有关东欧各党对《新时代》文章的反应，见居伊·德索尔雷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文章，1977年9月15日新12期。——作者注

[4]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为惩罚普罗米修斯偷去天上火种而命令下凡到地上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下凡时，宙斯送给她一个盒子，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都从里面跑出来散布到世上，只有希望还留在里面。——译者注

[5]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夏尔—安德烈·于德里和夏尔·米夏路所写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新时代》，《共产国际通讯》，第11期，1977年7月21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