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历史唯物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十七章　历史唯物主义

· 一、人的生产和人的交往
· 二、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
· 三、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
· 四、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 五、历史决定论和革命实践
· 六、异化和解放
　

　　我们现在可以更有系统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这本小书开头几章已经略为提到过。

一、人的生产和人的交往

　　变成人的这种生物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很特别，身体上的缺陷也很特别。一方面，身体是直立的，它的手有一只很灵活、容易弯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体的视觉，它的舌头、喉咙和声带可以发出各种单独和复合的声音。它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大脑额叶、大脑沟回和头盖腔，而面部的面积相应地缩小了。这一切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对于有意识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随着工具和生产工作的完美化，这些优质也一步步完美起来。
　　另方面，人类大多数的感觉能力和器官的发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别高度发展了的动物种类。当原始人类被迫（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从树上下来地面，靠草原上各种食物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猛兽既不能像羚羊那样飞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样爬上高处，又不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样用体力抵抗。靠那样的体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刍类动物。人在刚刚出世的时候尤其是软弱无能，简直是个子宫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赖群体中的母亲（直立的姿势使女性的骨盘变窄，无疑是造成人类太早分娩的一种原因）。
　　建立社会组织的可能和需要，两者都是由于人类既有那些优良品质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类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证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身体器官发展得太不够强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种粮食。人必须利用工具（把他们的器官延长和改进）来集体地生产他们的粮食。这种生产靠群体的协同行动来保证。人类的婴儿通过一步步的社会化而成为群体的成员，并且学会作为群体成员的规矩和生存技能。
　　人类能够有社会组织，人类婴儿能够一步步社会化，必需人与人之间有优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种类动物群体内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类这种优越语言的交往方式（与大脑皮层的发展有关），使人类能够发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把经验的教训加以保存、传播和积累。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在这意义上，人类各方面的特性（我们的“人类性”）是密切地互相关连的。正因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为人出世后还是子宫外面的胚胎，他们才不得不成为有意识的制造工具者，成为社会的动物，发展语言，把印象存储起来，能够对印象加以使用和改进，能够学习、预料、思考、抽象、想象和发明。
　　人类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结合，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灵长动物也使用工具，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初级的水平。有些种类会实行本能的集体合作。有同样那么多的种类表现出有初级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类才一步步越来越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根据连续的经验，经过自觉的想象之后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经验也由于交往关系的增加和改进而传播了。工具的发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进了语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进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发明。手使脑发展起来，而脑由于改进了手的运用，又创造了它自己改进的条件。
　　虽然似人的灵长动物转变成人是以一种解剖学和神经学的基础结构为条件的，但是不能把这转变还原到这基础结构上面。“生产——交往”的辩证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发明和改进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类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学习和预料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类实际上无限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人类的物质社会和文化变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会制度（例如没有社会不平等或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违反人性”，实在是荒唐的。人类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都生活过而且能够生活。这些制度没有一种得到证明为不可变的，或者证明为人类生存的绝对先决条件。任何断定“侵略本能”支配着人类进化的见解，都是把一种倾向的存在（而且这种倾向还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会性与合作，同时并存的）当作它的实现了。史前历史和成文历史都证明，有些社会制度和条件让我们能够限制和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却鼓励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产——交往”的辩证法支配着整个人的条件。人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经过头脑”。人类生产跟动物取食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不是纯粹本能的行为。人类生产一般都是一种“计划”的实现，而这计划首先在人的头脑中出现。当然，这“计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脑把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种活动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问题重现出来和重组起来的结果，而那种活动是人脑在实际生活中千百次经历过和吸收过的。但是另方面，那种归根结底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把概念重组起来能力，又让人类能够发明，能够预料，能够想象自然和社会中还没有发生的那些变化——那些变化只是假定的，它们将来的实现至少部份地是由于有这个预料。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从根本上尽力对这生产——交往的辩证法加以考虑和解释。

二、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

　　任何人类社会都要生产才能够生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就是仅仅满足营养的需要或者满足社会所承认的一切需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活动的最初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说：人类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基础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人群之间关系的管理（主要是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精神的生产、道德、法律、宗教等等。这些所谓社会上层建筑的活动，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附属于那基础。
　　这种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使许多人震惊。荷马的诗篇、《福音书》、《古兰经》、罗马法的原理、莎土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本身——所有这些精神努力的产物难道真正能够受当时人们耕田织布的方式决定吗？想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从正确说明这个公式的含意开始。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断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直接并且立即地决定所谓上层建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况且，社会基础也并不简单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更不是孤立起来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基础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以，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决定主义。
　　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活动并不是直接从这些社会生产关系产生来的。前者只在最后一步才受后者决定。所以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之间有一系列的中介。关于这些，我们在本章第三节里面会简单考察一下。
　　最后要说，如果归根究底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层面的现象和活动，那么后者也能够反作用于前者。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点。国家永远有明确的阶级性质，而且符合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可是它能够部份地改变这个基础。欧洲的君主专制在16至18纪之间，一面抽取其他社会阶级的收入来让封建贵族避免经济破产，一面又发展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奖励工场手工业和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由于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力地帮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
　　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究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这有几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人，同时也保证那些靠社会剩余产品维持生活的人们的生计：不论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这种依附性是接受还是反对，它始终决定他们活动的框架。因此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制约作用。生产关系有与它相配合而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又制约着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形式。

三、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

　　社会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影响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辩证法的复杂性了解多些，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强调其中的主动要素，关于这个要素将在本章末尾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构成一切社会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社会上层建筑。事实上，这两个层面关涉到社会活动的两种不同形式。物质生产是社会基础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产、艺术的生产和科学的生产，是社会上层建筑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当然，后者还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这绝不仅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限（国家的问题在第三章讨论过）。不过，除此以外，上述的区别似乎适当。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种解释，既解释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发展，又解释它们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解释综合了四个层次：
　　（Ａ）一切思想生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物质劳动过程联系着。它永远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质基础来进行。有些艺术起初是直接从物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原始绘画有魔术的作用，舞蹈起源于生产动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产结合等等）。技术革命对艺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有深刻的影响。像几何学、天文学、水文学、生物学和化学这些科学的产生，都同农业灌溉、畜牧发展和冶金术的出现有密切关系。15世纪发现印刷术和20世纪发明无线电和电视之后，这些技术不但大大改变了思想的传播，甚至改变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内容。电子计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明显。
　　（Ｂ）一切思想生产都按照它本身历史所特有的内在辩证法来发展。任何哲学家、法学家、教土或科学家起初都是学生。他们通过学习而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辈所生产并且传下来的一些观念（或者观念的体系）。思想生产者根据一定的生产程序（这是他们在他们那一行所特有的辩证法框架内所承接下来或者发明出来的）对这些观念或有用的假说加以保存、修改、改编或者大大整顿。每一代新人都企图把所探索的题目中所出现问题的解答保存下来，或者加深，或者抛弃。有时他们发明了新的问题（于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发现前辈抛弃掉的问题。
　　（Ｃ）但是这些对于观念、艺术形式、科学假说的修改，并不是随意发生，同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这要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约或者至少是促进。从拜物教到一神教的发展，不是发生在仅仅从事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体里面。关于劳动价值的科学理论，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成熟。关于机械作用的物理学的发展，同机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机器的发展又符合特定的社会需要等等。
　　这些思想生产上的巨大转变，又同社会结构所预先决定了的特定心理结构有关系。从13到17世纪所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尝试都表现为宗教斗争的意识形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宗教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首席地位。同样，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造成一种心理结构，把个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竞争移置到一切思想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权利的理论、教育学的人本主义观念、德国唯心哲学、人像和静物的绘画、政治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
　　（Ｄ）最后，精神生产的发展，分析到底，是受社会利益的冲突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伏尔泰的辩论、卢梭的政治哲学以及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用来对付腐败的君主专制和衰落的封建社会残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认识自己的阶级性质，了解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以及推翻这种社会对于自己怎样有利——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样明显。甚至在今天，无可怀疑，星相学、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颂扬非理性的哲学、种族主义的学说或者那些叫喊“鲜血和土地”并且蔑视人类的学说，这一切的作用都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酵素，有利于酿成一种准备法西斯专政的气候。
　　上述这些见解并不等于说，在各个阶级和思想生产者个人之间有阴谋勾结，也不等于说所有这些思想生产者都有意地参与了明显策划的政治方案。这种关系反映一种客观上的关连，可能（有时的确是）在主观上定下来了，但未必一定是这样。思想工作者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工具而并不自知，或者并不想要这样。这情况恰好证实了：是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既定的阶级利益指定某种意识形态在某一社会的构成和发展中起一定的作用。

四、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任何人造的产品都是三种要素结合的结果：第一，劳动的对象，这是直接或间接由自然生产的原料；第二，劳动的工具，这是人类制作出来的一种生产资料，不论它的发展程度高低（从最早的木棍和经过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复杂的自动机器）；第三，劳动的主体，也就是生产者。由于分析到底劳动永远是社会性的，所以劳动的主体不可避免要嵌入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尽管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对于一切生产都是必要的，却不能以“物化”的方式来想象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说，不可以把这当作是物与物之间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这包括了人们在生产物质生活时候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整体。“关系的整体”不仅表示“在生产时刻”的关系，还包括进行物质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社会产品的各种成份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所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来到直接生产者那里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等等）。
　　一般地说，一定的生产关系配合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配合着生产资料一定的复杂性（数量），配合着一定的劳动技术和劳动组织。在最简单的石器时代，很难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使用铁器并且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剩余产品，这允许阶级社会诞生出来（奴隶社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等等）。以三年轮种为基础的农业，造成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蒸汽机的诞生确保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很难想象普遍实现自动化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并不消亡，这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在一个充份发展而且稳定了的社会主义之外实现普遍的自动化。
　　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生产关系一般都互相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两种不一致性。一定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这是最明显的征兆，表示一种社会形态注定要消灭了。另方面，刚刚从胜利的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产关系，可能比那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超前。这就是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形。
　　这两种主要的不一致情形发生在深刻的社会剧变时期，这决非偶然。而且，这种不一致性也可能造成生产力长期的下降，例如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时代，或者东方哈里发国家在中东衰落的时代。
　　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一致，而是辩证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历史上各大阶段的继承次序。每种生产方式都依次经历诞生、生长、成熟、衰老、没落和消失的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分析到底，要看生产关系（起初是新生的，后来巩固了，然后陷入危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逐渐有利，还是逐渐容许，还是逐渐妨碍。这种辩证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连很明显。只有通过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行动，一套生产关系才能够引进、保存或者推翻。
　　每一种社会组织——就是在一定时代一定国度中的任何社会——都以某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特征。一个没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就是没有劳动、生产和生计的国度，也就是没有居民的国家。不过，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里面并不一定有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也不一定是纯种的。
　　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由实际的经济运作，以生产力正常的再生产的方式，并且在社会上层建筑某些因素的配合（相当重要的）作用之下，相当自动地再生产出来。许多国度的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个世纪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部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千年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不能由渐进、适应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变的结构。它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被推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
　　反过来，在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剧变时期，可以有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它并没有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时代（15、16世纪在尼德兰，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在英国）。那时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官僚主义化的工人国家里面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证明有稳定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过渡阶段的社会里，那杂种的生产关系都不是能够相当自动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种生产关系既可能走到旧社会的复辟，也可能走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历史性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道路，由许多因素决定，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充分、在一国里面和国际范围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和主观要素的作用（国家和政党的作用、革命阶级的战斗性和觉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一定是纯种的。生产关系很少是纯种的。任何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互相结合着：一方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那种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另方面是历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从前生产关系的残余。例如，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农业上都还有一些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小自耕农，不用雇工来经营），甚至还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收获分成制）。在这种情形下，谈到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是对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足够保证如下情况：这种生产关系由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自动再生产出来，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生活。
　　杂种的生产关系而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举出一个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社会组织（参看第七章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论述）。在这种社会里，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在国际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的压力下，以一种无可选择的方式结合起来。尽管资本占支配地位，尽管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都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普遍化，虽然这已经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这种情况为理由而把这些国家称为“封建国家”，或者说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优势——这是许多社会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论家所犯的理论错误。^[1]

五、历史决定论和革命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决定论的学说。它的基本论点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可以解释的。这过程不是偶然或任意决定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遗传突变所决定，也不是原子化群众中的“大人物”所决定的。分析到底，这要用一定时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来解释，用这结构的主要矛盾来解释。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的时候，要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不过，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的学说，这是在辩证的而不是机械意义上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与宿命论不兼容。说得更明确些：任何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动的宿命论，或者变成庸俗的渐进主义，都是把它的一个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类的选择受到各种无法摆脱的物质和社会的限制所注定，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以内，人类还是能够锻造自己的命运。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人类是一定物质条件的产物，反过来这些物质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这样超越了旧的历史唯心主义（“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历史”）和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种见解包含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提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结论。
　　这见解的含意之一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震动的大时代其结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阶级的胜利。它也可能走到一个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都同时瓦解，像古代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结局那样。历史不是直线进步的总和。过去许多社会组织都消灭掉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于缺少了一个革命的阶级或者革命阶级太弱，不能打开进步的道路。
　　现代资本主义明显的衰老，不会自动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它通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这个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上一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新的高涨，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为这会容许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如下的保证为条件：所有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潜能都充分发展，而并不破坏生态平衡。但是必要的不一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觉的行动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否则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巨大的生产潜力，对于文明、文化、人类、自然以及简直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来说，会变成越来越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后来把它包围住的社会结构。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又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断定这些剧变在一定的时代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义，或者重建经济独立的小群生产者——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它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强调：只有在旧社会里物质的先决条件和那些容许创造一种更高级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已经成熟时，进步的社会革命方可能发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决不假定新社会的来到是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这个来到只能由现存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而实现。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动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效力而实现。如果这要局部地受到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反过来革命行动也能够把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翻转、压制或者加速。即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阶级方面主观的弱点而“糟蹋”了。在这意义上，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一种原始性的作用。

六、异化和解放

　　在许多万年中，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类只能尽力适应自然环境，每一个小群有它自己的环境。人类被囚禁在狭窄而紧迫的眼界之内，尽管有些原始社会能够显著地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在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之中，人类一步步做到把这种绝对依赖的关系翻转过来。它做到征服越来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们，驯养它们，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增加生产，把需要多样化，发展人类的潜力，扩大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并且局部地统一起来。
　　但是人们越做到在对自然力量的关系上解放自己，在对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上就越被异化。生产力增长了，物质生产进步了，生产关系变成阶级社会的关系，那时人类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个生产或者全部的生产活动了。因此人类不再控制它的社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丧失控制变成全面的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变化莫测控制之后，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莫测控制。摆脱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灾的不可抗拒的恶果之后，彷佛注定要遭受战争和经济危机，血腥的专政和生产力的罪恶性的破坏，甚至可能有核战毁灭的恶果。今天担心这些大变动所引起的忧虑，比从前担心饥饿、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过，生产力惊人的大发展，一面在人类同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社会的关系上把异化推到极点，一面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了人类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们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样。这种可能性要在两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会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和决定它的社会发展，好像对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中的剧变一样。人类会日益更有能力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一切潜在能力发展到最充分。在过去，由于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会组织和人类自己的社会命运，这些潜在能力受到了压制和伤害。
　　建造没有阶级的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来到，这意味着解放劳动，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产品和工作过程的主人。他们自由选择分配社会产品的优先次序。他们集体并且民主地决定按照什么次序满足各种需要，优先生产什么，以及这样分配各种资源要牺牲多少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消费。
　　当然，这些选择还是要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消费比生产更多，而又不致减少储备和生产资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后的日子减少当时消费（当储备的消耗和生产资源的减少达到一定限度时）。在这意义上，恩格斯的说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就算对于共产主义的人类也还是正确的。“掌握住必然”也许比“认识”更正确，因为，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控制越大，对于各种限制所可能采取的应付方法的数目也变得更大，而人类就更能够解除采取唯一的应付方法的责任。
　　但是人类解脱异化还有第二个方面，可以大大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时，到了再生产这样的富裕有了保证时，解决物质的问题就不再成为人类首要的考虑了。人类把自己从机械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的奴役解放出来。人类把自己从斤斤计较怎样使用时间解放出来，从贡献大部份时间给物质生产解放出来。发展创造性的活动，发展人类丰富的个性，发展越来越宽阔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优先于不断积聚物质财货——物质财货的用处越来越少了。
　　从此以后，革命的社会实践不但要推翻生产关系，还要改变一切社会组织，一切传统的习惯，人类的精神和心理。物质的利己主义和侵略性的竞争精神，因为在日常经验中缺乏营养而逐渐枯萎。
　　人类将主宰它的地理环境，主宰地球的构形，主宰气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时保持或者重建生态平衡。它将根本改变一切，一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础。它不能绝对地靠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些目标，而不需要先决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设备。可是，只要这个基础设备有了保证，那越来越能够自由选择的、主动的人类，就会变成创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杠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本章注释

^[1] 最有名的例子是，中国毛派认为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直到今天菲律宾毛派仍认为现在的菲律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