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8章 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



　　在像俄罗斯这样完全为政府所有并控制的国家，没有政府的“恩典”几乎是不可能生活的。然而，我决心尝试一下。我不会从沾满勇敢的喀琅施塔得水手鲜血的手中接过任何东西，一块面包也不会。幸运的是，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留给我的一些衣服；它们可以用来换写补给品。我也从美国同胞那里收到了一些钱。这足够让我生存一段时间了。
　　在莫斯科，我买了一间克鲁泡特金女儿住过的小房间。从那天起，我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俄罗斯人一样生活，挑水、劈柴、洗衣、做饭，一切都在我的小房间里进行。但我因此感到更自由、更好了。
　　新经济政策把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贸易成为新的宗教。一夜之间，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里面神秘地堆满了俄罗斯多年未见的美味佳肴。大量的黄油、奶酪和肉类被陈列出售；糕点、稀有水果和各种糖果都能买到。最大的糕点店之一开在苏维埃第一宫里。男女儿童面庞清瘦，贪婪地打量着橱窗里的东西，讨论着这个了不起的奇迹：昨天还被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现在就公开合法地在他们面前招摇过市。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位红军战士说：“我们革命为的就是这个吗？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为之牺牲的东西吗？”“剥夺剥夺者”的口号如今变成了”尊重剥夺者”，私有财产再一次被宣传为不可侵犯的了。
　　俄国就这样逐渐恢复了被大革命摧毁的社会处境。但转向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布尔什维克对左翼分子的态度。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受到鼓励以发展俄国的工业，但革命的倾向依旧受到镇压。
　　作为对喀琅施塔得的报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了大规模袭击。监狱里挤满了这些受害者。几乎所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被逮捕了。两个城市的无政府主义书店和“劳动之声（Golos Truda）”的印刷所都被契卡查封。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在哈尔科夫大会前夕被捕（尽管根据马赫诺协议，布尔什维克担保其受到保护），被带到莫斯科并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罗曼诺夫的地牢再次实现了它原来的目的——甚至关押了一些以前也在那被关押过的革命者。不久，人们得知布提尔卡监狱的政治犯遭到了契卡走狗的野蛮骚扰，并被秘密押送到了未知的地方。莫斯科因这种沙皇监狱最恶劣的运作方法的复活而感到异常不安。莫斯科苏维埃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质询，代表们义愤填膺，契卡代表在叫骂中被赶下了发言讲台。莫斯科的几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我部分引用该文件：
　　鉴于近日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以及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其他城市遭遇不断高涨的、并且带有政治迫害性质的处境，包括暴力查禁无政府主义组织、俱乐部、出版社，以下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在此发出严正抗议，强烈反对这种不仅对煽动和宣传活动，甚至针对由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的纯粹文化活动进行的专制式的镇压。
　　对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系统性搜捕，其结果是，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监狱和看守所都挤满了我们的同志，以迎合列宁在第十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当时宣布，必须对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发动最无情的战争，以他所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甚至包括共产党党内的一部分人即”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工人反对派。”就在列宁发表上述言论的那一天，全国各地有大量无政府主义者被毫无缘由或解释地逮捕。没有任何一位被监禁的同志受到了指控，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没有听证会或审判且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长期徒刑。他们的监禁条件异常恶劣且野蛮。因此，其中一名被捕者马克西莫夫同志，在对自己被迫生活的极其不卫生的条件进行了多次徒劳的抗议后，被迫采取了唯一的抗议手段——绝食。另一位同志亚丘克在被监禁六天后获释，但很快就再次被捕，两次都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据可靠消息，一些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被送往了萨马拉监狱，远离家乡和朋友，以隔绝他们在离家较近的地方能得到的一点同志式的帮助。其他一些同志因监禁条件的恶劣而被迫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在饥饿十二天后病危。
　　我们在狱中的战友甚至遭受了身体上的暴力。莫斯科布提尔卡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声明由三十八位同志签署，并于3月16日发送给全俄特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除其他内容外，还包含以下声明：“3月15日T·卡什林同志在特别委员会特殊部门的监狱里，在典狱长杜基斯在场的情况下，遭到你部特工马戈及其助手的野蛮袭击和殴打。”
　　除了大规模逮捕我们的同志和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肉体伤害之外，政府还对我们的教育工作发动了系统性的战争。它关闭了我们的一些俱乐部，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劳动之声的出版机构的莫斯科办事处。3月15日，彼得格勒也发生了类似的搜捕行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无故被捕，劳动之声的印刷厂被查封，其工人被监禁。被捕的同志尚未受到任何指控，但他们都仍在监狱中。
　　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的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独裁政策，毫无疑问是由共产党完全控制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对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的总体政策的结果。
　　这种事态迫使我们大声疾呼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恐怖行动和残酷镇压。在俄罗斯，我们的声音微弱。它窒息了。执政的共产党的政策旨在彻底摧毁无政府主义活动或宣传的一切可能或努力。因此，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被迫进行彻底的道德绝食中，因为政府正在剥夺我们执行那些它自己最近才承诺提供支持的计划和项目的可能性。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正确性以及将其应用于生活中的迫切需要，我们相信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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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从世界各地返回俄罗斯投身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从而赢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情。后者在布尔什维克中看到了社会和经济解放的代言人，并与他们联合起来。
　　在整个十月，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并肩作战，保卫革命。然后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该条约是对革命的背叛。这是对他们的第一次警示：与布尔什维克在一起是没法皆大欢喜的。但俄罗斯仍然面临外国干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必须继续对抗共同的敌人。
　　1918年4月，又一次打击到来了。根据托洛茨基的命令，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总部遭到炮击，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受伤，大批人被捕，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都被“清算”。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出格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无政府主义者与执政党的嫌隙。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尽管内部存在迫害，但是对现有政权的反对会被反革命利用。无政府主义者在每一项社会、教育和经济事业中付出努力；他们甚至在军事部门工作以帮助俄国。在赤卫队，在志愿军，后来在红军；作为工厂和商店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担任燃料局局长；作为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担任着艰难而负责任的职务。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最有能力的人，他们与契切林和加拉罕（Lev Karakhan）一起在外交部、各个新闻局工作，担任布尔什维克在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远东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在各个新闻局担任布尔什维克驻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远东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在整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并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相信他们正在推进革命事业。但无政府主义者的奉献和热情丝毫没有阻止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无情迫害。在整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相信他们正在推进革命事业。但无政府主义的奉献和热情丝毫没有阻止共产党人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无情迫害。
　　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所造成的特殊形势和所有革命界的思想的混乱，使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分裂成几个派别，从而削弱了它们对革命进程的影响。有不少团体，每个都各自为战，徒劳地对抗他们自己帮助创造的强大机器。在浓浓的政治迷雾中，许多人失去了方向：他们无法分清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在绝望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被迫从事地下活动，就像他们在沙皇统治时期一样。但在新统治者的领导下，此类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也给不怀好意者的恶毒阴谋找到了借口。比较成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例如乌克兰的警钟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劳动之声以及Voylni Trud（Волны труда *劳动浪潮报）——后两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组织尽其所能地公开继续他们的工作。
　　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一些恶棍混进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他们是被革命浪潮冲上岸的渣滓。对他们来说，革命只意味着破坏，有时甚至是为了个人牟利。他们从事不正当的活动，当被捕且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经常变成叛徒并加入契卡。这种毒草在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尤其猖獗。广大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布尔什维克总是急于得到无政府主义渣滓的服务，有系统地歪曲事实。他们诽谤、迫害和猎杀无政府主义运动。这种共产党背信弃义和专制的行为换来了一个被扔进于1919年9月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大会的炸弹。这是一种抗议行为，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参与其中。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劳动之声和劳动浪潮报公开表达了对这种手段的谴责，但政府却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报复。然而，尽管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经历了痛苦和殉难，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顽强地抓着那只打击他们的手。需要喀琅施塔得的出格怒火才能将他们从布尔什维克迷信的催眠魔咒中唤醒。
　　权力会滋生腐败，无政府主义者也不例外。事实上必须承认，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而动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正直。无论布尔什维克是迫害，还是拿有各种特权的高官厚禄企图收买，都没有成功地使众多无政府主义者背离他们的理想。结果就是，他们不断受到骚扰和监禁。他们在监狱里受到持续不断的折磨：大多数监狱仍然维持着旧制度，只有政治犯们进行集体的斗争才有时能迫使其改革并提升条件。因此，在当局被迫做出让步之前，布提尔卡监狱里的人需要反复“阻挠”和绝食。政治犯们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大学，组织讲座，并接收访客和食物包裹。但契卡厌恶这种“自由”。突然间，在没有实现警告的情况下，体面的待遇被终止了。布特尔基监狱遭到突袭，来自不同革命派系的400多名囚犯被强行带出牢房，转移到其他惩教机构。从当时（4月27日）一位受害者那里收到消息如下：

　　梁赞劳改营。
　　4月25日晚上，我们遭到了红军士兵和契卡武装特工的袭击，我们被命令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布提尔卡。一些政治犯担心自己会被处决，拒绝前往并遭到毒打。妇女受到了尤其严重的虐待，其中一些人被揪着头发拽下楼梯。许多人受了重伤。我自己也被打得很严重，全身上下都感觉很疼。我们穿着睡衣被强行带出去，扔进马车里。我们小组的同志对其他政治派别的人的下落一无所知，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我们十个人，包括范亚巴伦，被带到了这里。这所监狱的条件令人难以忍受。没有锻炼，没有新鲜空气；食物匮乏且肮脏；到处都是可怕的污垢、臭虫和虱子。我们打算宣布绝食以获得更好的待遇。我们刚刚被告知要准备好我们的东西。他们又要送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要去哪。

　　［签名］T.


　　布提尔卡监狱袭击事件曝光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举行了抗议集会，并通过了谴责这一暴行的决议。随后，学生领袖被捕，大学被关闭。外籍学生被以缺乏口粮为由，被勒令在三天内离开莫斯科。学生们自愿放弃口粮，但政府坚持要求他们离开首都。后来，当大学重新开放时，院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Alekseyevich Preobrazhensky）告诫学生不要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否则将被开除。一些被捕的学生被流放，其中包括几名女学生，只因为他们是一个旨在研究克鲁泡特金和其他无政府主义作家作品的圈子的成员。在布尔什维克俄罗斯，沙皇的手段被他王座的继承人给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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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克鲁泡特金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志决定建立克鲁泡特金博物馆，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导师并弘扬他的思想和理想。我搬到莫斯科去协助组织拟议的纪念馆，但不久博物馆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该项目暂时无法实现。一切都在国家垄断之下，如果不向当局申请，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接受政府援助将是对克鲁泡特金精神的背叛，克鲁泡特金一生始终拒绝国家援助。有一次，克鲁泡特金处于病中并急需用钱，布尔什维克政府向他提供了一大笔钱，以获得其作品的版权。克鲁泡特金拒绝了。生病时他被迫接受供给和医疗援助，但他既不同意国家出版他的作品，也不接受国家的任何其他援助。克鲁泡特金博物馆委员会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它接受了莫斯科苏维埃（给予）的克鲁泡特金出生时的房子，并将其改造成克鲁泡特金博物馆；但它不会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当时，房子被一个军事组织占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其腾空，然后也没有办法将其整修。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只要专制主义猖獗、监狱里关满了政治异见者，克鲁泡特金博物馆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无容身之地。
　　在我对彼得格勒进行短暂访问时，我在莫斯科的公寓遭到了契卡袭击，我得知他们在那蹲点伏击（*我将原文的customary trap和zassada合至一处，翻译出来蹲点伏击，zassada是Засада的转写，意为伏击，是一个军事词汇），逮捕了所有去过那里的人。我拜访了拉维奇，抗议这样的程序，并告诉她，假如这是为了把我给关起来，那我已经准备好了。拉维奇对此毫不知情，但答应去联系一下莫斯科。几天后，我得知契卡特工已从公寓撤出，被捕的朋友也即将被释放。一段时间后，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释放了。与此同时，在首都各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被捕，但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与被捕的原因无从得知。几周后，8月30日，《莫斯科消息报》公布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原文为Veh-Tcheka即Tcheka的完整缩写）关于”黑匪”的官方报告称十名无政府主义者已被作为”土匪”在未经听证或审判的情况下枪毙。
　　用强盗罪掩盖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野蛮行为已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既定政策。这一指控实际上是针对所有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经常针对该运动的同情者。这是除掉不受欢迎之人的一种非常方便的方法：通过它，任何人都可以被秘密处决并掩埋。
　　十名受害者中有两位是最著名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对人类事业的毕生奉献经受住了沙皇地牢和流放以及其他国家迫害和苦难的考验。他们是几个月前从梁赞监狱越狱的范娅·巴伦（*巴伦和她的丈夫因参加黑军被捕）和在旧制度下，在卡托加（ка́торга *需注释）和流放中度过多年的列夫·切尔尼（Lev Tcherny *需注释）（*切尔尼和巴伦因伪造货币罪被枪毙，但他们都为参与伪造货币，对他们的枪毙实际上是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莫斯科共产党大会炸弹袭击的报复，但切尔尼和巴伦都未参加此次袭击）。布尔什维克没有勇气说他们枪杀了列夫·切尔尼；在被处决的名单中，他的名字是“图尔恰尼诺夫”，尽管他的真名，对一些人甚至对他最亲密的朋友来说都不熟悉。切尔尼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闻名整个俄罗斯。1907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结社无政府主义”的原创著作，自1917年从西伯利亚回国以来，他作为“脑力工人联合会”的讲师和创始人，在莫斯科工人中广受好评。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温文尔雅且富有同情心。没有人比他离强盗更远了。
　　切尔尼的母亲曾多次前往契卡特别部门（Ossoby Otdel）了解儿子的命运。每次她都被告知第二天再来；然后她就会被允许见他。后来证实，在做出这些承诺时，切尔尼已经被枪杀。他死后，当局拒绝将他的尸体移交给他的亲友安葬。一直有流言称契卡特工无意处决切尔尼，但他死于酷刑。
　　范娅·巴伦是那种完全献身于人类事业的俄罗斯女性。在美国期间，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她在工厂的微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拿去促进无政府主义宣传。多年后，当我在哈尔科夫见到她时，她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因为她回到俄国后所受的迫害和她同志们忍受的苦难而愈发强烈。她拥有无限的勇气和慷慨的精神。她可以完成最艰巨的任务，并无私且有风度地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在困苦的旅途中，范娅在乌克兰各地推广警钟报，组织工人和农民，或为她被监禁的同志提供帮助和救助。她是布提尔卡监狱袭击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当时她被人拽着头发，惨遭毒打。从梁赞监狱逃脱后，她徒步前往莫斯科，到达那里时她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正是她绝望的处境迫使她向丈夫的兄弟寻求庇护，在他的家里她被契卡特工发现了（* 巴伦在莫斯科先得到了戈德曼夫妇的帮助，随后计划与其丈夫的弟弟一起救出她的丈夫）。这位为社会革命服务了一生的心胸宽广的女人，却被那些冒充革命先锋队的人杀害了。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满足于杀害范娅·巴伦的行径，他们还要用土匪的罪名来侮辱对这位受害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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