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7章 喀琅施塔得
1921年2月，彼得格勒几家工厂的工人进行了罢工。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严冬，首都人民饱受寒冷、饥饿和疲惫之苦。他们要求增加口粮、燃料和衣物。罢工者被当局忽略的诉求目前已具备政治性质。到处也都有要求制宪会议和贸易自由的言论。政府出动了军校学员，罢工者上街示威的企图遭到镇压。丽莎·佐林在驱散示威人群时也在场，她是我认识的共产党人中与人民（关系）最紧密的。出于对军队暴行的异常愤怒，一位妇女袭击了丽莎。后者保持了对她无产阶级忠诚的本性，让这位妇女免于被捕并送她回家。在那里她发现了糟糕得令人震惊的生活条件。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住着一名工人的整个家庭，六个孩子，在严寒中半裸着身体。随后丽莎对我说：“一想到我还住在阿斯托丽亚酒店，我就恶心。”后来她搬了出去。
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了解到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时，他们表示支持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但拒绝支持任何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吁。3月1日，水手们在喀琅施塔得组织了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还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俄罗斯共和国主席）、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库兹明（Nikolai Kuzmin *此人实为政委）、以及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这次会议是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知情的情况下举行的，通过了一项得到水手、驻军和16,000人的公民会议批准的决议。加里宁、库兹明和瓦西里耶夫反对该决议，这后来成为喀琅施塔得与政府之间冲突的基础。它表达了人民对自由选举产生苏维埃的普遍要求。这份文件值得被全文转载，以便读者能够判断喀琅施塔得要求的实质。决议如下：
在听取由船员总会派往彼得格勒调查情况的代表的报告后，决定：
1．鉴于当前苏维埃无法代表工农意愿的事实，决议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新的选举，选举前的宣传活动应在工农中享有充分的宣传自由；
2．决议确立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言论自由；
3．决议确保工会及农民组织的集会自由；
4．决议开一个无党派会议，由来自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州的工人，红军士兵及水兵参加，会议不应晚于1921年3月10日；
5．决议释放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政治犯，包括因参与工农运动而被关押的工人，农民，士兵及水兵；
6．决议选举一个委员会，以重审被关押在监狱及劳改营中的人的案件；
7．决议废除政治官僚（politotdeli），因为没有党派应在思想宣传方面享有特权，或者让政府为此拨款。应设立由地方选举，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和文化委员会；
8．决议立即解散所有征粮队（zagryaditelniye otryadi *这里根据艾玛哥德曼的注释因翻译为征粮队，但是这个词在俄语里是督战队队意思）；
9．决议均衡分配劳动者的口粮，从事有损健康行业者例外；
10．决议废除军队所有支队中的共产党督战队，以及在磨坊和工厂中监督生产的赤卫队。如果发现确实需要这种部队，应从军中选拔，在工厂中应由工人自行判断；
11．决议赋予农民在土地使用上自由行动的权利，自主经营时，农民有权保留自己的牲畜；以上的前提是未雇佣劳工；
12．请军队中的所有支队，以及我们的军校学员同志对我们的决议表示同意；
13．请媒体极力宣传我们的决议；
14．决议指派一个巡回检查委员会；
15．决议允许个人自行进行小手工生产（kustarnoye）；
3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召开会议，人们普遍认为喀琅施塔得的命运将在那时决定。托洛茨基要在会上发表讲话，由于我还未有幸在俄罗斯听到他的演讲，所以我急于参加。我对喀琅施塔得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决定。我不敢相信布尔什维克会故意编造科兹洛夫斯基将军（Козл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енерал）*科兹洛夫斯基是一名红军中的前沙皇军官，也确实参加了起义，但是没有证据能表明科兹洛夫斯基参加起义是为了协助白军，科兹洛夫斯基也没有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说的一样联系过协约国军队。尽管参加过起义，但科兹洛夫斯基并非起义的领导者，起义的领导者实际为Stepan Maksimovich Petrichenko）是水兵领袖的故事。我期望苏维埃会议能够澄清这个问题。
塔夫利宫挤满了人，一个军校的特殊团体把平台围住了。气氛异常紧张。所有人都在等待托洛茨基。但他十点钟还没来，季诺维也夫于是宣布会议开始了。他还没讲15分钟，我便确信他本人也不相信科兹洛夫斯基的故事。“当然，科兹洛夫斯基已经老了，无能为力了，”他说，“他背后是白军军官，将水手引向歧途。”然而，几天来，苏维埃报纸一直称赞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起义”中的感人的精神旗帜。水手们允许加里宁毫发无伤地离开喀琅施塔得，他却像鱼贩子一样大呼小叫。他谴责水手们是反革命分子，并呼吁立即镇压他们。其他几位共产党员也有样学样。当会议开始讨论时，彼得格勒兵工厂的一名工人要求发表意见。他说话时情真意切，无视了持续不断的干扰，他无畏地宣称，工人们被迫罢工是因为政府对他们的申诉漠不关心；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绝非反革命分子，而是献身于革命。对季诺维也夫，他提醒道，布尔什维克当局现在正像克伦斯基政府对待布尔什维克一样对待工人和水手。“然后你就被谴责为了反革命分子和德国特务，”他说；“我们，工人和水手，保护了你们，帮助你们掌权。现在你们谴责我们，并准备用武器攻击我们。记住，你们是在玩火。”
然后一名水手说话了。他提到了喀琅施塔得光荣的革命历史，呼吁共产党人不要自相残杀，并宣读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以证明水手们的和平态度。但这些人民之子的声音却被置若罔闻。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的煽动下通过了季诺维也夫决议，命令喀琅施塔得投降，否则将被消灭。
喀琅施塔得的水手是第一批为献身革命的人。他们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他们冲杀在前线。在克伦斯基政权下，他们宣布成立喀琅施塔得公社并反对制宪会议。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先锋队。在与尤登尼奇的伟大斗争中，水手们为彼得格勒提供了最坚强的防御，托洛茨基称赞他们是“革命的骄傲和荣耀”。然而现在，他们胆敢大声抗议俄罗斯的新统治者。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这是叛国罪。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注定要失败。
彼得格勒（的人们）对苏维埃的决定感到震惊。甚至一些共产党员，尤其是法国支部的共产党员，都义愤填膺。但没有人，即使身在党内，也不敢抗议计划中的屠杀。彼得格勒苏维埃决议一公布，彼得格勒的一群著名文学家就聚集在一起商议是否还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计划中的犯罪。有人建议让高尔基领导一个委员会向当局提出抗议。人们希望他能以他杰出的同胞托尔斯泰为榜样，他在写给沙皇的著名信件中，大声疾呼反对对工人的可怕屠杀。现在也需要这样的声音，高尔基被认为是呼吁现任沙皇反思自己的合适人选。但参加聚会的大多数人都质疑这个想法。他们说，高尔基是布尔什维克那边的；他什么也不会做。此前曾有人多次找过他，但他拒绝调解。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尽管如此，彼得格勒仍有一些人不会保持沉默。他们向国防苏维埃（*The Soviet of Defense，苏俄宪法规定人民拥有集会自由，但季诺维也夫设立了该苏维埃并使其拥有可以解散抗议活动的特殊权利）发出了以下信函：
致彼得格勒劳动和国防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
现在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一种犯罪。最近发生的事件促使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大声疾呼，表明我们对当前局势的态度。
工人和水手们所表现出的骚动及不满情绪是引起我们严重关切的原因。寒冷和饥饿产生了不满，没有任何讨论和批评的机会，迫使工人和水手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
白卫军希望并且可能试图利用这种不满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躲在工人和水手背后，抛出制宪会议、自由贸易和类似要求的口号。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揭露了这些口号的空想性，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将与社会革命的所有朋友合作，与布尔什维克携手，以武装力量打击任何反革命企图。
关于苏维埃政府与工人和水手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而必须通过同志式的、兄弟般的革命共识来解决。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府诉诸流血不会吓住工人或让他们平息下来。相反，它只会使事态恶化，并会加强协约国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工农政府对工人和水手使用武力，将对国际革命运动产生反动效果，在全世界对社会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请三思而后行，以免为时已晚。不要玩火：你们将迈出最严肃、最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特此向您提出以下建议：选出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名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将前往喀琅施塔得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当前情况下，这是最有效的方案。这将得到全世界革命者的认可。
彼得格勒，
1921年3月5日。
亚历山大·伯克曼
艾玛·戈德曼
佩库斯[1]
彼得罗夫斯基
但这种抗议被忽视了。
3月7日，托洛茨基开始炮击喀琅施塔得，17日，在经历数次突袭和惊人的牺牲后，要塞和城市被攻克了。喀琅施塔得因此被“清算”，“反革命阴谋”被溺死在了血泊中。尽管喀琅施塔得水手逮捕的共产党人中没有一个被他们打伤或打死，对这座城市的“征服”是残酷的野蛮行径。在攻占要塞之前，布尔什维克甚至还处死了大量的出于革命精神和团结一致不愿手染血债的红军士兵。
在喀琅施塔得“光荣胜利”几天后，列宁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水手们不喜欢反革命分子，但他们也不喜欢我们。”而且——真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讽刺啊！——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自由贸易——比喀琅施塔得水手被指控的任何罪行都更为反动的一步。
3月1日至17日期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几个团和港口的所有水手被解除武装，并被送去了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不敢在喀琅施塔得的局势中信任他们：稍微动动心思，他们就可能会与喀琅施塔得达成一致。事实上，柯琅施拉雅戈尔卡和周边驻军的许多红军士兵也同情喀琅施塔得并且是在枪口的威迫之下才不得不对水兵开枪。
3月17日，共产党政府完成了对喀琅施塔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行动，并于3月18日纪念了巴黎公社的烈士。对于所有在沉默中目睹布尔什维克暴行的人来说，显然，对喀琅施塔得的罪行比1871年对公社成员的屠杀要罪恶得多，因为这是以社会革命的名义、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历史绝不会被愚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德边科的名字将会被和梯也尔，加利费的名字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七个可怕的日夜，比我在俄罗斯所经历的一切还要可怕。痛苦的日子，因为那种对我面前发生事物的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就在那时，我碰巧拜访了一位在医院住院几个月的朋友。我发现他很苦恼。许多在对喀琅施塔得的进攻中受伤的人被送往同一家医院，其中大部分是军校学员。我找到机会与其中一位交谈。他说，与精神上的愤恨相比，他身体上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反革命”的呼声所蒙蔽时，已经太晚了。喀琅施塔得没有效忠沙皇的将军，也没有白卫军——他只找到了自己为革命英勇奋战的同志、水手和士兵。
医院里普通病人的口粮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受伤的军校生得到了一切最好的东西，并被指派了一个由共产党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照顾他们的舒适。一些军校生，其中包括我交谈过的那个人，拒绝接受特权。“他们想向我们支付谋杀的费用”，他说。由于担心整个医院会受到这些觉醒的受害者的影响，管理层下令将他们转移到一个单独的病房，即患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病房”。
喀琅施塔得斩断了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缕联系。他们所煽动的肆意屠杀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有力地证明他们的立场。无论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如何伪装的，他们现在证明了自己是革命最恶毒的敌人。我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
[1] 佩库斯（Hyman Perkus*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党员（俄共前身），克利夫兰俄罗斯工人工会创始人之一，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佩库斯并不像戈德曼一样反感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随后和她一起离开苏联，最终死于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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