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6章 为被驱逐的美国人准备住宿
在莫斯科的趣事，接踵而至。我想继续留在这个重要的城市。但由于我把所有的物品都留在了彼得格勒，所以我决定先回到那里，然后再回到莫斯科，加入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在我离开的前几天，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拜访我。她是彼得堡革命博物馆的人，她打电话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负责。询问我是否会负责博物馆在莫斯科的分部的工作。她解释说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是由著名的老革命家维拉·尼古拉耶娃·菲格纳·费利波娃提出的。最近它是由无党派人士组织的。她说，在博物馆工作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革命充满热情，并渴望创造些东西，以便在未来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认真学生提供信息和灵感来源。当我的来电者获悉我即将返回彼得格勒时，她邀请我参观博物馆并熟悉其工作。
我一到彼得格勒，就发现有意想不到的工作在等着我。佐林告诉我，他已经他接到契切林的通知，有一千名俄国人被从美国驱逐出境，正在前往俄国的路上。他们将在边境接应，并立即在彼得格勒为他们准备住宿。佐林要求我加入即将为此而组织的委员会。
为美国的被驱逐者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计划是在我们到达俄国后不久向佐林提出来的。当时佐林指示我们与契切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这样做了。但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与此同时，我们的布福德（Buford）的同志们仍然从一个部门走到另一个部门，试图被安排到他们可能做一些事情的地方。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这些人带着如此高的希望来到俄罗斯渴望为革命人民提供服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熟练工人。机械师——俄国迫切需要的人；但繁琐的布尔什维克机器和普遍的低效率，使他们的工作变得非常复杂。一些人曾独立地试图一些人试图独立地找到工作，但他们的成果甚微。此外，那些找到工作的人而且，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很快就感觉到，俄国工人对他们来自美国的兄弟的热忱和强烈的工作强度感到不满。他们会说：“等你们像我们一样饿了那么久，等你们尝到了政委的好处，我们再看看你们是否还这么热心”。在各个方面，被驱逐者都感到气馁，他们的热情也被打消了。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和痛苦的精力的浪费，委员会终于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起来。该委员会由当时的北方区内务部长拉维奇、她的秘书卡普伦、战俘局的两名成员；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一同组成。新的被驱逐者将在两周后到来，要做很多工作来准备接待他们。不幸的是，不能指望拉维奇积极参与，因为她的时间被占得太多了。她除了担任内务部部长一职外，还担任了彼得格勒民兵总长，莫斯科外交部驻彼得格勒办事处代表。她的正常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到凌晨2点。她负责整个部门的内部工作，因此能给我们的时间非常少。在一个星期内只有四个人在短时间内筹备了在饥饿和破败的俄罗斯为一千名被驱逐者准备生活区的重大任务。外，领导接待委员会的亚历山大-贝克曼不得不前往拉脱维亚边境迎接流亡者。
对一个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急切的想让第二批被驱逐者免受我在布福德的同伴们的痛苦经历和失望。承担这项工作的条件是，我必须获得进入各政府部门的权利。因为那时我已经了解到，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对最认真和最有活力的努力的拖延和挫败的影响有多大。卡普伦同意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我。”他说：“我将下令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被接待，并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他还说：“如果这也没有用，就去找契卡吧。”我告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找过警察；为什么在革命的俄国要找警察？“在资产阶级国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卡普伦解释说；“在我们这里，契卡保卫革命，打击破坏活动。”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决心不做找契卡帮忙。我想，肯定还有其他方法。
然后开始了在彼得格勒的时间竞赛。材料非常匮乏，而且由于布尔什维克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央集权方法，这些材料非常稀缺，而且最难采购。因此，为了得到一磅钉子必须向十到十五个局提出申请；为了获得一些床单或普通餐具要浪费好几天时间。在各个办公室里，成群结队的政府雇员站在那里抽着烟。等待着一天中繁琐的任务结束的时刻。我在战俘局的同事们对这些恼人的、不必要的拖延感到愤怒，但却毫无作用。他们用契卡、集中营，甚至用枪毙来威胁。后者是最受欢迎的说法。每当出现任何困难，人们就会立即听到要被枪毙。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如此可怕，却逐渐对人们失去了作用。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切。
我决定尝试其他方法。我将与各部门的雇员交谈，谈论美国工人对其重要利益的认识。美国工人对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兴趣，以及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心和希望。人们会立即产生兴趣，但他们会问一些既奇怪又可怜的问题。“人民在美国吃得饱吗？那里的革命还有多久会发生？你为什么要到饥饿的俄国来？”他们渴望得到消息，这些在精神和肉体上处于饥饿状态的人，被野蛮的封锁切断了与西方国家的所有联系的人。美国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东西他们。一块巧克力或一块饼干是闻所未闻的美味，它们被证明是通往每个人心灵的钥匙。
在两个星期内，我成功地采购了被驱逐者所需的大部分东西。包括家具、亚麻布和餐具。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奇迹。
然而，作为流亡者生活区的房屋的翻新工作却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我检查了那些据说曾经是一流的旅馆。我发现我发现它们位于以前的妓女区；在布尔什维基关闭所有妓院之前，被细菌侵蚀，气味难闻，而且很脏。要在两个月内把这些黑暗的洞口变成适合居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小问题。涂上一层油漆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只能把房间里的家具和窗帘拆掉，并对它们进行彻底的彻底清洗和消毒。
一天早上，一群看起来很沮丧的人，在两个民兵的带领下，被带到了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是来工作的，我被告知。这群人包括一个独臂老人，一个患有疾病的妇女，以及八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只是孩子，脸色苍白，饥饿，衣衫褴褛。“这些不幸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投机者，”其中一个民兵回答。“我们在市场上把他们围起来了。”囚犯们开始哭了起来。他们不是投机者，他们他们抗议说；他们正在挨饿，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收到面包了。他们被迫到市场上卖火柴或线来换一些面包。在这样的一幕中，老人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这比语言更能说明他只是在饥饿中进行投机。饥饿。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投机者”，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街道上被车队驱赶，用装满子弹的枪指着囚犯的后背。
我不能想象让这些饥饿的人来完成工作。但民兵们坚持道他们不会让他们走，他们有命令让他们工作。我把卡普伦叫来，告诉他，我认为由俄国犯人准备的为美国被驱逐者的住宿是不可能的。他们唯一的罪行是饥饿。于是，卡普伦下令释放这批人，并同意把他们交给我。并同意我把工人口粮的面包分给他们。但是，一个宝贵的日子浪费了。
第二天早上，一群男孩和女孩沿着涅夫斯基大街唱歌。他们是来自陶里德宫的军校学生（kunsanty），被派到我的办公室工作。在我第一次访问该宫时我看到了军校学生的宿舍，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学院的学生。他们大多是村里的小孩，由政府提供住宿、食物、衣服和教育，后来被安排在苏维埃工作。当时，我对这些机构印象深刻。但到了4月，我已经看清了表面下的情况。我想起了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对我说的话。“他们是现在俄罗斯的特殊阶层，”她说：“就像教会维持和教育其宗教神职人员一样，我们的政府也在培养军事和公民神职人员。他们是一个受宠的群体。”我曾不止一次地说服自己相信它的真实性。军校学员人得到了一切优势和许多特殊的特权。他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因此表现得很好。他们来找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得到承诺的额外口粮。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就站在那里，似乎没有工作的想法。很明显，无论他们还能学到什么，都不是为了劳动。但是，在俄罗斯，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工作。情况看起来毫无希望。离被驱逐者的到来只剩十天了而分配给他们使用的“旅馆”仍然像以前一样处于无法居住的状态。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用“契卡”来威胁是没有用的。我本着美国人的精神，向男孩和女孩们发出呼吁我以即将抵达俄国的美国被驱逐者的精神呼吁他们，他们即将抵达俄国，对革命充满热情，渴望加入伟大的重建工作。军校生是政府的人但他们离开村庄不久，他们没有时间变得堕落。我的呼吁是有效的。他们很有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十天后，这三家著名的酒店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为我们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急切地等待着被驱逐者的到来。
他们终于来了，但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根本就不是被驱逐者。他们是来自德国俄罗斯的战俘。这种误解是由于契切林办公室的一些官员的失误造成的。他们误读了关于这支队伍将在边境出现的无线电信息。准备好的旅馆被锁上并封存；它们不能用于接待返回的战俘。因为“它们是为仍然可能到来的美国被驱逐者准备的”。所有的努力和劳动都是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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