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彼得格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章彼得格勒

　　我十三岁时，父母搬家到了圣彼得堡。在柯尼斯堡一所德国学校的管教和那普鲁士对俄罗斯一切有关事物的态度下，我在对那个国家敌视的氛围中长大。我特别害怕那些可怕的虚无主义者（俄国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杀害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我受到的教导里，他是那样高尚，那样慈祥。圣彼得堡对我来说是个邪恶的地方。但这座城市的欢乐，它的活力和辉煌，很快就打消了我幼稚的臆想，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一个童话似的梦。然后，我的好奇心被革命的神秘感所激发，那种神秘感似乎笼罩着每个人，却没有人敢谈论。四年后，当我和姐姐一起去美国时，我不再是那个将俄罗斯等义于“邪恶”的德国人格雷琴了。我的整个灵魂都被改变了，这为我一生的工作埋下了种子。尤其是圣彼得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图景，充满了生命力和神秘感。（戈德曼已经离开俄罗斯30年，改为在美国生活）。
　　我发现1920年的彼得格勒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好像飓风席卷了它。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遭到废弃、无人问访的墓地里的老破坟头。街道破败不堪、空无一人，所有的生气都从街道上消失了。战前，彼得格勒的人口将近200万；1920年，它已经减少到50万。人们如行尸走肉走来走去；食物和燃料的短缺正在慢慢吞噬这座城市；冷酷的死亡气息正紧攥着这城市的性命。消瘦而被冻伤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为了寻找一块面包或一枝柴火被迫奔走，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白天是一片令人心碎的景象，晚上则是让人窒息的沉重。在彼得格勒第一个月的夜晚尤其可怕。这座大城市一片死寂，令人窒息。它令我相当困扰，只有偶尔的枪声才能打破这种可怕的压抑的沉默。我躺在床上，头脑却还清醒，试图刺破这个谜。佐林不是说死刑已经废除了吗？为什么要开枪？（其实内战仍在彼得格勒附近肆虐。）疑虑扰乱了我的思绪，但我试图把它们抛到一边。我是来学习的。
　　我对十月革命和随后发生的事件的大部分第一次了解和印象都来自佐林人。如前所述，他和我一样都曾在美国生活，会说英语，并渴望让我了解革命的历史。他们献身于这项事业，工作非常努力；他，尤其是作为他所在政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秘书，除了编辑《俄罗斯日报》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
　　正是从佐林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那个传奇人物，马赫诺。据我所知，后者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沙皇统治下被判处发配至劳改营（katorga卡托加，劳改营制度，古拉格前身）。在二月革命（的政治特赦下），他获得了自由，成为乌克兰农民军队的领导人，证明了自己非常能干和勇敢，并在保卫革命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有一段时间，马赫诺与布尔什维克和谐合作，与反革命势力作战。然后他成了敌对一方，现在他那从土匪中招募人员的军队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佐林表示，他曾经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被派往马赫诺方以求和解。但是马赫诺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他继续与苏联作战，现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反革命分子。
　　我无法证实这个故事，我也远非质疑佐林本人。两人似乎都是最真诚、最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的宗教狂热分子，正准备烧死异教徒，但也同样准备为他们的事业献祭自己的生命。他们简单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持着一个实权在握的职位，佐林本可以得到特殊的口粮，但他们生活得很简朴，他们的晚餐通常只有鲱鱼、黑面包和茶。我觉得这特别令人钦佩，因为丽莎·佐林当时还正带着孩子。
　　抵达俄罗斯两周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冬宫举行的亚历山大·赫尔岑纪念活动。聚会的白色大理石大厅似乎让这天气雪上加霜，但在场的人没有注意到刺骨的寒冷。我的全部意识也集中到了一个独特的情况上：亚历山大·赫尔岑，他那个时代最令人憎恨的革命家之一，在冬宫受到了表彰！在赫尔岑的精神为罗曼诺夫家族宅邸中人所知之前，这种活动还是挺频繁的。就在那时，在国外出版的《科洛科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沙皇的桌子上被发现，这本书闪烁着赫尔岑和屠格涅夫的光辉。现在沙皇不在了，而赫尔岑的精神再次高涨，见证了俄罗斯伟人梦想的实现。
　　一天晚上，我被告知季诺维耶夫已经从莫斯科回来，他会来看我。他大约在午夜到达，看起来很累，并且时不时有紧急消息打扰他。我们的谈话是一般性的，涉及俄罗斯的重大局势——当时的粮食和燃料短缺尤其令人痛心——以及美国的劳工状况。他急切地想知道“美国的革命预计多快可以到来”。他没有给我留下确切的印象，但我意识到这个人身上缺少一些东西，尽管当时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
　　我在开始几周见到的最多的另一位共产主义者是约翰·里德。我当初和他是在美国认识的。他住在阿斯托里亚〔注：应该是彼得格勒的阿斯托里亚旅馆，阿斯托里亚似乎经常被用为酒店名，右为1980年一彼得格勒酒店图。〕，努力工作，为返回美国做准备。他将穿越拉脱维亚，他似乎对结果感到担忧。10月期间，他一直在俄罗斯，这是他第二次访问。和沙托夫一样，他也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阴暗面是无奈之举的。他坚信，苏联政府将摆脱其狭隘的党派路线，不久后就将建立共产主义联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讨论局势的各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竟没有给我打电话，这让我很惊讶。有一天，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朋友来询问我是否会见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几个成员。我欣然同意。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了有关俄罗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另一个版本，与我以前听到的完全不同。这太令人震惊了，太可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召集的一个小型聚会，向我陈述他们的观点。
　　下一个星期天，我去参加了他们的会议。经过里特涅街附近的涅夫斯基大街时，我遇到了一群挤在一起御寒的妇女。她们被一群说着话、打着手势的士兵围住。我了解到，那些女人都是妓女，她们为了一磅面包、一块肥皂或巧克力而卖身。士兵们是唯一买得起的人，因为他们有额外的口粮。在革命俄罗斯的嫖娼。我想知道。共产党政府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什么？工农苏维埃在干什么？我的陪同人员苦笑了。苏联政府关闭了卖淫场所，现在正试图把这些妇女赶出街头，但饥饿和寒冷又把她们赶了回来；此外，士兵们也得快活快活。这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是真的。她们那些瑟瑟发抖的家伙还在那里瑟瑟发抖，而她们的买家却是革命的红色卫士。“该死的干涉主义者，封锁要为此负全责。”我的陪同人员说。为什么，是的，反革命分子和封锁要对此负责，我安慰自己。我试着忘却那群人挤在一起给我的留下印象，但它还是紧紧抓住了我。
　　最后，我们到达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住处，在一个肮脏后院的破旧房间里。我被带进一个挤满了男人和女人的小房间。这一景象让人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情景，当时，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受到迫害和搜捕，被迫在纽约果园街一个昏暗的大厅或一家酒馆的黑暗后室会面。那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但这是革命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帮助解放了它。为什么他们必须秘密地聚集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一晚，以及接下来的一个白天，我听了一场关于布尔什维克背叛革命的述说大会。波罗的海工厂的工人谈到了他们被奴役，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们表达了他们的愤恨——他们曾经帮助一群家伙掌了权，现如今那些人却反过来成了他们的主子。其中一位发言者因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而被布尔什维克判处死刑，但他逃脱了，现在身负罪名苟且偷生。他讲述了水手们身为苏联人的自由是如何被剥夺的，以及生命中每一呼吸都是如何被审查的。其他人谈到了莫斯科的红色恐怖和高压统治，这导致了1919年9月共产党莫斯科区集会炸弹投掷事件。他们告诉我监狱的人满为患，以及加诸工农的暴力手段。我不耐烦地听着，因为我内心的一切都强烈反对这种控诉。这听起来不可能；不会是这样的。肯定有人错了，不过也有可能错在他们，我的同志们，我想。他们不讲道理，急于求成。暴力不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吗？它不是干预主义者强加给布尔什维克的吗？我的同志们很愤慨！“你得伪装自己，让布尔什维克认不出你；拿一本克罗波特金的小册子，试着在苏联会议上分发。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否告诉了你真相。最重要的是，离开苏联第一议院。生活在人民中间，你会得到你需要的所有证据。“
　　面对在俄罗斯发生的世界性事件，这一切看起来多么幼稚和令人不寒而栗啊！不，我不能相信他们的故事。我会待时而动，研究局势。但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夜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压抑。
　　有一天，我得到了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的机会。这将是一场双重典礼，既庆祝卡尔·拉狄克返回俄罗斯，还有越飞为与爱沙尼亚和平条约而作的报告。和往常一样，我和佐林一家一起去了。这次聚会在陶里德宫举行，这里曾是俄罗斯杜马的会议地点。大厅的每个入口都有士兵把守，平台周围都是立正持枪的士兵。大厅里挤满了人。我在平台上俯瞰着下面的人海。这些人民的儿女，红色彼得格勒的英雄们，看起来既饥饿又可怜。他们为革命受了如何的苦难！在他们面前我自感卑微。
　　会议由季诺维耶夫主持。在站着的观众唱完《国际歌》后，季诺维耶夫宣布会议开幕。他发表了长篇大论。他的声音很高，却不怎么厚。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我意识到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错过了他身上的品质——深邃和性格的力量。接下来是拉狄克。他聪明、黠慧，喜好讽刺，还向反革命分子和白卫队致意。总体而言，他是个有趣的人，这也是个有趣的地方。
　　越飞看着像是个外交官。他吃得好，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次集会上显得格格不入。他谈到了与爱沙尼亚的和平条件，听众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这些人当然想要和平。它会来到俄罗斯吗？
　　最后由佐林发言，他是当晚最具才能、最令人信服的。然后会议被允许公开讨论。一个孟什维克要求发言。一片混乱随即爆发。“叛徒！”“高尔查克！”“反革命主义者！”的呼喊声从观众的各个部分，甚至从讲台传来。在我看来，这对于革命大会来说是一个没必要的过程。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佐林谈了这件事。他笑了。“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迷信，”他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我对这一概而论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我觉得我无权评判。我初来乍到，而陶莱德宫的人们为革命牺牲并忍受了太多。我对此无权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