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1章 逐至俄罗斯
1919年12月21日晚，我和其他248名政治犯一起被驱逐出美国。尽管我们将被驱逐出境的消息已经是人尽皆知，但很少有人真的相信美国会如此彻底地否定她政治难民庇护所的历史，其中一些人（政治犯）已经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
就我自己而言，1909年，联邦当局千方百计地剥夺了我作为公民的选举权，其打算除掉我的决定首次为人所知。华盛顿当局直到1917年有了合适的舆论环境，才做出了最终裁决。也许那时我应该对我的案子提出质疑。以当时普遍的舆论，法院可能不会维持剥夺我公民身份的奸诈诉讼。但当时，实在难以想象美国竟会堕落至此，诉诸沙皇式的流放手段。
我们的反战运动而刺激了国内的战争狂热，从而为联邦当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以完成自1909年在纽约罗切斯特就开始的针对我的阴谋。
1919年12月5日，当我在芝加哥演讲时，我被电报告知了这一事实，即对我的最终判决是驱逐出境。随后，我的公民身份问题在法庭上被提起，但当然遭到了不利的判决。我本打算把这个案子提交给更高一级的法庭，但最终我决定不再继续下去：苏俄正引起我的兴趣。
当局对我们被驱逐出境的事采取了可笑的保密措施。直至最后一刻也没告诉我们具体时间。然后，在12月21日（原文December 2Ist，2和罗马数字1拼起来）凌晨，我们突然被秘密地带走了。这出戏也真够刺激的。1919年12月21日，星期日早上6点，在重装军车队伍的押送下，我们登上了布福德号。
我们当了二十八天的囚徒。舱门日夜都有哨兵把守，每天被允许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里，哨兵也都跟着我们上甲板去。我们的同志们被关在黑暗潮湿的地方，吃着可怜的食物，所有人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何方。然而，我们的情绪高涨，俄罗斯，自由，崭新的俄罗斯就在我们前方。
在我的一生中，俄罗斯为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对我来说如同一座灯塔。无论是地牢还是劳改营都无法镇压的烈士们的革命热情在最黑暗的时刻激励着我。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世界时，我就渴望赶到这片创造了奇迹，并将她的人民从沙皇政体的古老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土地上。但美国阻滞了我。一想到三十年来为自己的理想、与我的朋友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历程，我就无法容忍自己置身事外。我想一段时间后，我会去俄罗斯的。
之后，美国加入了战争，急需将仍忠于她的人民卷入一场他们无意参加的风暴。但说到底，我欠了一大笔债，我的成长和发展归功于美国最优秀的人，归功于她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归功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儿女。我忠于他们。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很快就终止了我的工作。
最后我驶往了俄罗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被抹去了。我将亲眼见到俄国母亲（matushka Rossiya），这片从掌控一切政治和经济上的奴隶主手中解放出来的热土；俄国农民所说的杜比努什卡（dubinushka俄语中的橡树，也是一首伐木劳动时唱的号子，沙皇后期成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最爱，也是当时的查水表之歌），自尘烟中升起；俄罗斯工人，现世的参孙，用他有力的臂膀一扫便推倒了腐朽社会的支柱。在我们的浮动监狱里度过的二十八天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我几乎没有留意过周围的环境。
最后我们到达了芬兰，我们被迫乘坐密封的汽车穿越它。在俄罗斯边境，我们遇到了由佐林（谢尔盖·佐林Sergey Zorin|列宁格勒市委员会第一书记。1927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五年监禁。1937年被害）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委员会。他们是来迎接第一批因犯下思想罪而被驱逐出美国的政治难民的。
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大地一片雪白，但我们心中已是春意盎然。很快我们就将见到革命俄国了。当我触碰这神圣的土地时，我更想自己待会：我太兴奋了，我担心我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我到达贝洛奥斯特罗夫，对政治难民的第一次隆重接待已经结束，但这个地方仍然洋溢着热情。我能感受到我们这群人受到的敬重和礼待——我们在美国被当作重犯来对待，在这里被当作可亲的兄弟和同志，受到俄国的解放者，红军的欢迎。
从贝洛奥斯特罗夫出发，我们被送到另一个准备好了招待会的村庄：在一个人挤人简直要把人闷死的黑暗的大厅里，讲台上亮着牛油蜡烛，一面巨大的红旗，台上有一群穿着黑色修女服装的女人。我站在那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像在做梦一样。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它像铁器一样在我耳旁叩击，看似平平无奇，但它讲述了俄罗斯人民遭遇的巨大苦难，以及革命面临的敌人。其他人向观众发表了讲话，但我被黑衣女人们簇拥着，她们的脸在黄色的灯光下显得可怕。这些真的是修女吗？革命甚至凿穿了迷信的高墙吗？红色黎明也闯入了这些禁欲者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吗？这一切看起来很古怪，很令人激动。
不知怎的，我发现自己在讲台上。我只好随性讲几句，和我的同志们一样，我来俄罗斯不是为了教东西：我是来这里学习的，是为了从她那里获得继续生存的动力和希望，是为了把我的生命放在革命的祭坛上。
会议结束后，我们被护送上了等候着的彼得格勒专列上，戴着黑色兜帽的妇女们吟诵着《国际歌》，观众都加入了进来。我和我们的东道主佐林待在车里，佐林在美国居住过，英语说得很流利。他热情地谈论苏维埃政府及其了不起的成就。他的谈话很有启发性，但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不和谐。谈到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时，他说：“坦慕尼协会与我们相比不值一提，至于墨菲老板，我们可以给他指点一二。”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坦慕尼协会（某种深层政府，类似共济会）、墨菲老板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询问了那些一听到革命的消息就从美国赶来的同志们。佐林告诉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牺牲在了前线，其他人则在为苏维埃政府工作。沙托夫呢？威廉·沙托夫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出色的组织者，他在美国是位知名人物，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与我们合作。我们从芬兰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回复。沙托夫为什么不来接我们？佐林说：“沙托夫得前往西伯利亚，在那里他将担任铁道部长一职。”。
在彼得格勒，我们的团队再次受到了热烈的掌声。然后，我们这些被驱逐者被带到著名的塔夫利宫，在那里过夜。佐林请亚历山大·贝克曼和我接受他的盛情款待。我们进入了等候的汽车。这座城市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个活物。我们还没走多远，汽车就突然停了下来，一道光照进了我们的眼里。是民兵在索要口令。彼得格勒最近击退了尤登尼奇的袭击，目前仍处于戒严状态。这一手续在沿途频繁重复。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前不久，我们经过了一栋灯火通明的大楼。“这是我们的站房（类似于派出所），”佐林解释道，“但我们现在那里几乎没有囚犯。死刑已被废除，我们最近宣布了一项全面的政治大赦。”
不一会儿，汽车停了下来。“苏维埃第一宫”佐林说，“我党最活跃的成员的住处。”佐林和他的妻子住了两个房间，家具简单但舒适。茶和点心端了上来，我们的东道主讲述了彼得格勒工人组织起来抵御尤登尼奇的精彩故事。那些男女，甚至是孩子们，多么英勇地冲向了彼得格勒的防线！无产阶级表现出了多么神奇的自律与合作。回忆说着说着，夜晚过去了，我正要回到为我安排的房间里，这时一位年轻女子来了，她介绍自己是“比尔”·沙托夫的嫂子。她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让我们上来看望住在楼上的姐姐。当我们到达他们的公寓时，我发现自己被“快乐的比尔”（沙托夫本人）拥抱了。佐林告诉我沙托夫已经去西伯利亚了，真奇怪！这是什么意思？沙托夫解释说，他被命令不要在边境与我们见面，以防止破坏我们对苏俄的第一印象。他在政府中失宠了，被派往西伯利亚，实际上相当于被放逐了。他的旅行被耽搁了，所以我们还是碰巧遇到了他。
在沙托夫离开彼得格勒之前，我们和他相处了很多时间。整整几天，我都在听他讲述革命的故事，讲述革命的光明和阴影，以及布尔什维克右倾的发展趋势。然而，沙托夫坚持认为，所有革命者都有必要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合作。毫无疑问，共产党人犯了许多错误，但他们的所作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协约国的干涉和封锁强导致的。
我们到达后的几天，佐林请亚历山大·贝克曼和我陪他去斯莫尔尼。斯莫尔尼，以前为贵族女儿开办的寄宿学校，自革命以来都是漩涡的中心。几乎每一块石头都发挥了作用。现在它是彼得格勒政府的所在地。我发现这个地方戒备森严，仿佛是官僚的蜂巢。第三国际的部门特别令人感兴趣。这是季诺维耶夫的领地。这一切的规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带我们四处参观后，佐林邀请我们去斯莫尔尼宫的餐厅。这顿饭包括好汤、肉和土豆、面包和茶。我想，在饥饿的俄罗斯，这是一顿不错的饭。
我们这群被放逐者驻扎在了斯莫尔尼。我很担心我的旅伴，那两个在布尔福德号上被和我关在一间房里的女孩。我希望能带她们和我一起回到苏维埃第一宫。佐林派人去找她们。她们来时非常激动，并告诉我们，整批被放逐者都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了。这个消息令人震惊。那些因政治观点而被赶出美国的人，在抵达后的三天竟在革命俄国再次受到关押。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转向佐林。他看起来很尴尬。“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说，并立即开始了询问。据了解，在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政治犯中发现了四名普通罪犯，他们因此对整个群体进行了看押。在我看来，这个程序是不公正的，没有必要的。这是布尔什维克方法给我上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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