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第八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概念常常被经济学家当作一个抽象的比较名词，用这个名词来和个人主义经济的特征作对此，或者用来说明所谓经济规律的普遍性（这种情形尤为常见）。在大战以前[1]，这种比较都是一种很抽象的比较，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作为根据，而这种定义又是只根据和其他方面无关的二者之间的差别来解释的。但是现在如果仍然采用这种分析的方式，那就没有可以原谅理由了。苏维埃经济在近年来的发展，尤其是在十几年之间保持着不断“高涨”的增长速度的能力，它那已经获得成就的大规模建设事业以及在劳动市场上能用劳动缺乏代替劳动过剩的情况，不仅引起了兴趣、研究和争论，而且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具体比较的基础。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要做得具体，那么显然必须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在于通过对有产阶级的剥夺以及土地和资本的社会化，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所依据的阶级关系。从这种所有制基础的转变，它才获得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比市场影响更为直接的方法使整个制度的组成部分获得协作。一个以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责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固然也可以勉强仿效这种协作，但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分散成无数个体的财产权，所以永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正如罗宾斯教授所说的，“计划包含集中的控制，而集中控制又排斥个人的支配权”[2]。就所谓每一种制度的力学来说（本章主要就是讨论这一方面），这两种经济制度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在一种制度之下，统制生产的各种各样的决定之中的每一决定都是在完全不了解所有其它决定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而在另一种制度之下，这些决定都是互相配合和统一的。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译者
[2]《大萧条》第146页。也参阅伍顿（B·Wootton）：“计划逐是没有计划二第318—321页。
在故后年代里，面对着资本主义秩序所受的革命威胁，有势力的人士发动了一种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反击。这在欧洲大陆上有过某些影响，而在英国最近也发生了一部分影响，并且引起了许多讨论。这个攻击是相当顽强的。维也纳的密赛斯教授，从以前的著作中搜集了某些有关的含义和暗示，就声言有可能把它们作为经济学说的一种直接推论，演绎地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在没有个人主义市场的各种估价的情况下，经济预测和经济理性的统治就必然会归于消灭。不管它如何炫示它的优越的理性，社会主义结果必然会陷于一团混乱而被无领导的官僚主义的个人喜好所统治。”代替‘无政府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将是一种不合理的机构的无意义的生产。车轮还是会转动的，但是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能在黑暗中摸索。”[1]俄国圣彼得堡的勃鲁茨古斯（Brutzkus），也在1920年同时发表了类似而较为慎重的意见；而在英国，哈那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也用比较不武断的形式把这个学说复制了出来。[2]
[1]密实斯《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编，第106，110页。
[2]密赛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编；勃鲁茨古斯：“苏联的经济计划》；罗宾斯《大萧条》，第145页以下。在这些著作以后的谈论，参阅狄更生《经济学杂志》，1933年6月号；楼南《经济研究评论》，1934年10月号；兰格《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号；端尔平《经济学杂志》，1936年12月号；以及其它文献。
是否能认为传统经济学说含有这样一种推论，这是曾经引起很大争论的一个题目。似乎没有什么正确的理由可以假定那最顽强的主观价值学说能够支持这一结论。但在传统的经济学说里面却有一种更微妙的含义，这种含义已经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甚至显然毫无疑问地已经被大多数接受了密赛斯教授的大胆挑战的人所采用。这种含义就是，基本上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一定也同样支配着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在这两种制度之下，经济问题必然具有同样的一般形态，并且必然要由类似的机械来处理。他们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只代表一种数据的变动，与嗜好和需求的任何变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而只是由于每天所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动而引起的程度的不同。这种数据的变动仍然会使方程式本身和决定因素的性质保持不变。至于破坏平衡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只要我们还有目然灾害以及技术发明所不能估计的影响范围，消费者个人爱好的选择还没有受到严格的支配，那么，这种影响的实质也就会一样。这样，“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就被抽象地分开，而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和后一问题有关（约翰·穆勒首先作如是说）。作为生产和交换的一种制度，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方式不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方式相差太多，即使在前一制度之下，组织形式和财产权利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产品分配和生产所服务的社会日的都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抱着这种意见对密赛斯教授进行批判的大多数社会主义批评家，都用不同的论调表明：社会主义能够避免密赛斯等人对它所预料的那种不合理性，如果它能密切模仿竞争市场的机械作用，并能接受这个市场所确定的价位的支配。这种见解似乎忽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的充分意义，特别是没有能认识到计划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和资本主义的无数分散的个体对比起来，它能统一所有那些支配着投资和生产的主要决定。这个区别就是在一种制度之下事物的可计划性和在另一制度之下事务的不可计划性，因而造成事物发展形势的不同后果。
当然在一个变动着的世界上，要想对未来有完全的把握，这必然还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虽然它永远是理性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标准。最老练的和最有远见的人所不能预见的事物总是会发生的，以致不得不走弯路，而且只有引起暂时的不平衡以后才能重新加以调整。从形式上看，这种不可预见的变动是属于我们可以称为位移学说[1]的范围而并没有向经济规律的说明里面引入新的要素。如果这些位移的发生速度比重新调整所能发生的作用更快，那么，这个制度将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离开了“正常的”路线，好像仙第[2]写自传一样，会随着他的生活进展而和它的结尾越离越远。即使这样，如果这些位移能表现任何发生的时间范园的正规性，那就多半可以预先估计到，因而也就可以把未知的和不能预见的东西转变为或许有的和可以部分地预料到的东西。但这些不可预见的数据的位移，虽然能在它们发生的时候造成失调，却不一定会引起动荡或涨落。
[1]位移是物理学和力学上的术语，指摩擦因素可能使运动体在的进路线上发生位移，但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摩擦的位移在成的意义上井不龙改变力学的规律。——译者
[2]仙第（TristramShandy）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Sterne）所写的一本小说中主角的名字，同时也是小说的名字。他在小说开头描述仙第的父亲开始写自传，可是写的细节太多太慢，因此要用比一天还多的工夫，来描写一天的生活细节。于是他写得越多，他离开自传的结尾越远。——译者
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一个没有预料到的要素存在，那么，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的预期，当然是在发生位移以前造成具体形势和在位移以后促成具体形势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前面第六章末段已经提到，那可以称为利润预期的学说所以能在个人主义经济之下具有唯一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在这种经济机构里面，那种特殊类型的不确定性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正如在同一章内所讨论的摩擦理论由于个人主义制度的特点而形成特殊形式一样。认为是竞争市场特殊优点的“自动调节”和“理性统治”都只能在事后通过价格变动的影响而发生作用。每一串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所作的决定是在不了解其它决定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因此也是根据对于共同结果的揣测做出的。只有在这些决定体现在行动之中以后，它所造成的价格变动才能作为对整个情况的一个事实的证明，从而提供了一种自动的纠正。[1]但是，如果这些决定必须在它们所造成的市场事件的相当时期以前做出——特别是在所有投资的行为上如此，而且以后可能会更是如此——那么，这种对于最后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一时就不能得到纠正，也许要经过几年的时问才能纠正。在这个时期中问，猜测就不得不代替了知识，而错误的决定还是会继续做出同时表现在行动之中，而且一旦做出了决定并表现在一种长期的投资行动之中以后，再要修正这种决定就不可能很快，而错误也就会继续遗留在以后的失调状态之中达几年或几十年之久一例如，铁路的建筑、矿产的开采、城市建股的计划（或缺乏计划），都是事实的证据。这种时间上的迟缓就会使原来的推测有扩大后果的机会，而使具有广大破坏性的波动有机可乘。竞争必然意味着各个决定不仅是分散的而且也是自主的，而正是这些个人白主的各个决定才产生了这种结果。如果可能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让社会主义经济也摹仿这种竞争和它的“自动的”调节，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继承经济无政府主义的产物，也就是继承不平衡和波动的趋势；正如在相反的情况之下，企图把计划的要素移接到资本主义制度上面，并不能克服作为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基本无政府状态一样，因为这样的“计划”必须尊重个人财产权的独立自主——甚至像目前的经验似乎已经表明的那样，把计划作为当前垄断利益集团的仆役。这样，计划不是意味着压制各个决定的独立自主，就是显然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那些梦想使集体主义与经济无政府主义取得调和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以为这一对奇怪的配偶的后代只继承下来匹配得大有问题的生身父母的优点。
[1]参阅端尔平在《经济学杂志》1935年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在竞争之下，企业家“并不了解他的竞争者对方的供给数量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这种价格的变动，对他和他们来说是共同的。他也不了解他们产量的综合变动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使工业做出正确的长期的调整”（第704页）。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所指的经济规律必须是对事物在现实世界里面实际活动的概括性的说明。如果这是我们的意思，那么，立刻就可以明白，所谓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规律的同一性必然是根据一种抽象的类推，它假定有一个具有完全确定性（除了某些客观的“位移”以外）的放任主义世界，在那里摩擦和预期都不能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这种断定无异于说：有一种不用时问表的铁路行车制度，每一个火车司机都是独立自主的，可是它却运行得同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有计划的铁路行车制度一样好。在这一种自动行车的情况之下，固然也可以自然出现某种形式的运输平衡，但是这种运输平衡只有在事故的发生和车辆拥塞的延误已经发生影响以后，并且在终得进行最后调整的各种变动和摆动已经充分发挥作用以后才能做到。在交通拥塞地点争取中午的更大运输量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故和拥挤现象以后，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波动，把暂时调到夜半时间的司机又调回到中午的时间，当时会有两种想法，认为两个时间之中总有一个是比较不拥挤的；或者在争取到苏格兰去的运输或多维尔海峡火车轮渡的运输以及其它的运输之中，也会有类似的波动。为了使这种类比更为接近起见，还要假定司机不能在一接到通知的时候就立即改变时间和路线，但必须像公路上行驶的长途汽车一样，预告一年或者有时几年的行车计划。没有疑问，最后也会作到某种稳定的运输分配的，这是一种由经验所造成并体现在惯例和默契中的自发性的时间表，可是这样达成的平衡基本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因为任何需求的转移，新线的开辟、旧线的取消或者机车的能量和速度的变动都会重新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预期的波动后果。[1]
[1]有时人们认为个人主义社会的总的“错误”毕竟是不大的，因为各个人的预期会有一种任意的分配，因而大多数会在效果上趋于抵消。但实际上所常见的事实是，由于各种理由，很多人的错误预期不仅会在某一时间内显著地倾向某一方向，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彼此间的影响。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在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地方，虽然平均的预期达到“正确的”地位，比达到其它（n）个可能地位中某一个的可能性大，可是这种平均的预期达到这个正确地位的可能性将比（n）个可能地位中的任何一个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要想没有错误，将是一种巧遇和罕有的事。
企业家关于生产的每一决定，在这个字的一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投资的行为。但当人们说到投资行为的时候，如果是作为一方面决定波动的性质和范围、另一方面决定长期发展方向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他所指的是固定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建造经久性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在利润预期的学说上，由于这些行动的“成熟时间”比较长（用罗伯生（D·H·Robertson）的词句）和结果的持久性，这一点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除了像需求和技术发明的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以外，这些决定的“正确性”，还是要依以下主要四类事实为转移（在个人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做出投资决定的个人对于如下每一类事实都是不完全了解或完全不了解的）：第一类是在同一生产部门中或在互相竞争的生产过程中，正在同时进行或即将进行的平行或敌对的投资行动；第二类是互相补充的过程中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投资行动（例如辅助的或副产品的各种工业，运输或动力上的各种设备等等）；第三类是整个经济体系内当时会加储蓄和投资的数额；第四类是在有关的固定资本的经济生命的时期内，资本积累（因此也关系利率）的未来发展。
对第一类事实缺乏了解的结果是大家相当熟悉的。这种情况就是在繁荣时期的乐观主义之中对某些工业过分投资的那种竞争趋势。在波动的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往往出现一种常被强调指出的适应需求“最高峰”的趋势，以致在工业中造成厂房和设备的积压，其中有些在绝大部分时期内竟是闲置无用的。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在铁路设备方面的那种混乱的重复状态；公用事业中常见的叠床垒架；新市区零售商店和娱乐场所的那种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至少是零售商店方面），以致造成特别高的商店歇业率。但是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是导致投资过少的影响——也就是第二类缺乏了解的影响，似乎注意的人比较少，而且对它的重要意义也估计得过低。惟恐竞争者插足夺取投资果实的那种心理，可能发生重要的阻止作用，特别是在牵涉到经久性的厂房设备之中具有高昂的最低限度投资单位的地方。对于这种阻止作用的危险，在新的发明方面是根据专利法给予临时专卖权来补救的。但在任何大规模的投资事业之中也可能存在这种危险；而且这些实例无疑会此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不容易被我们注意到，不像投资过多的结果会使我们非注意不可。这方面似乎还是运输和动力设备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有一个特殊的实例，就是铁路公司曾经表示它不愿将伦敦郊区的铁路设备电气化，因为这种投资存在着一种危险：如果某些其它机构铺设并行的交通路线，像电车或地下铁道等等，那就会降低它的投资价值。[1]关于第二种类型的影响，我们大概可以在英国找到一个例子，那就是煤炭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原始发展状态，这种过程有许多是密切依赖着其它补充的发展的。另一个例子是某种工业不能迁移到一个新的、更经济的地点，因为这种工业的每一个公司都不愿因为迁移而失去当地辅助工业或加工业的近便，而这些辅助工业或加工业在这个工业的其余部分都已经迁移以前，却又不敢冒这种移动的危险。互相观望的结果，是什么事也没做出来。
[1]参阅邦桑培（Ponsonby）《伦敦旅客运输问题》，第47-48页。
但是显然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关于我们第三和第四类型所指的那种对于比较普遍性的事实的缺乏了解，而这种重要性是更少为人看到的。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们所指的时间，它们在这里所以被分开，只是因为二者虽然都对当前投资的分配有关，但第二种特别和长时期的投资方式有关。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整个情况的了解对某一个人所作的决定是绝对重要的，因为适于每一情况的成本水平和需求水平就是由当时投资与未来投资决定的总数和它们的性质来决定的。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关系，让我们假定，根据以下的预期在某一个工业之中已经做出某些投资的决定，在本年和以后几年之间，新的投资总量和大致接近此数的分配，将会与紧接着的前一段时期的总量和分配情况相同。现在再让我们假定，由于国民总收入增加而且有一种只把较小一部分的所得用于消费的一般趋势，在本年和以后几年的新投资总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这样，就会在有关工业的原有投资决定所根据的数据上发生以下四种主要的变动，而这些原有决定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能收回：第一，由于消费水平的变动，使得所投资的工业产品的需求很可能会比预期的少；第二，由于投资的增加以及后来其它工业的货物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降低，又会改变对于这些工业的某些产品的需求（也许增加，也许减少）；由于投资和建设的增加对一般成本水平的影响，在这个工业里面生产成本很可能会比预期的为高；最后，由于以上这些变动所造成的总结果，所得的分配也就有了变动，因而对于这个工业以及其它工业的产品需求，也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动。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一问题，他就会更加明白，在许多讨论中占重要地位的需求波动，原来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老搭档，实际上却是改变了的所得分配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就是在个人主义制度中所不能确定的那种类型的波动或变动所产生的。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特殊例子，是对于建设行业的一切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直接由投资总量决定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波动的需求，因为这种波动的有规律的运动是由整个工业活动有规律的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而且波动的程度比后者大。由于这些工业无法使生产设备适应需求——表现为重复地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所以对于这种需求的大小不能确定，再加上波动的事实，就使这些工业加重了成本。[1]最近有人认为，使钢铁工业的“最有利的经济条件”（如果不确定的情况已经估计进去）比“最有利的技术条件”小得多，而且使钢铁厂的建设不能达到最有效率的规模，这就是一个有力的理由。[2]一种经常的并能够预知的投资规则可以避免这些需求上的波动和不确定的情况。
[1]参阅“在商品产量上由百分之3到6的变动就可以使代表生产基本设备的需要的较小数字增加到百分之40或60”（约·摩·克拉克《商业循环的关键因素》第42页）。弗里胥（R·Frisch）教授曾经指出，扩大对建设商品的需求并不一建造成建设用品制造业的生产过剩。（《政治经济学杂志》1931年，第646页。也参阅富楼尔（Fowler）《资本的贬值》，第50-52页）但这个修正只能适用于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投资的增加率是受控制的，因此由于新建设而使更换原有设备的需求增加，只照这种需求增加的程度而放慢下来一这不是绝不可能的而是不很可能的一种平衡。
[2]参阅《没有资本家的不列颠》，第382、390页。有了一个有计划的投资方案，那么，建设像（苏联）马格尼托炼钢厂和库兹涅茨厂的规模的工厂就可能是经济的。
初看起来，我们第四类事实，也就是在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动，由社会观点来看，也就是由“社会生产”或集体利益的观点来看，似乎和和前次投资正确与否无关，而只与资本家最后所能得到的利润有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社会主义经济的投资问题才会与另外一种原则符合，这种原则是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是受这样一种目的支配的：就是用相当高的速度扩大它的基本建设，直到基本设备达到“饱和点”，这就是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不会由于使用体现为“积蓄劳动”的劳动[1]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到那时候，所需要进行的只是对原有厂房和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或替换；到那时候，劳动的当年纯产量就能归属于劳动者，作为当年消费之用。[2]如果完全的预见是可能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在于把投资计划规划得能使建设的进展和技术的革新都顺着有秩序的发展的顺利途径前进，一直到基本建设饱和点的理想目标为止。事实上，完全的预见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如果不能预见的情况发生，任何包括未来的建设规划就难免要经过种种调整。但是只要它能规划出未来若干年的投资方案，它就能在这个范围以内每年大大地修改“投资方式”，这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完全不同，因为对于后者，既然不能有这样的确定性，就不会有这样一种的投资方式。
[1]指使用劳动去制造机器，这种机器能提高生产其它商品的生产率。——译者
[2]当然只要继绩有技术发现，这一点在事实上大概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但它会继续是终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点可以更精确地解释如下：在这一点上，由于运用了额外的“积蓄劳动”而获得的额外产品等于由于运用了额外的“当时的劳动”而获得的额外产品。
要搞清楚这种投资方式的区别，我们必须了解，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来看，那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表现为储蓄和投资的问题已经直接地和有意识地表现为不同生产类型之间（每一种类型和不同点的时间有关）的劳动分配的问题了。所谓与某一点的时间有关这意思就是说，所用的劳动会在这一点的时间上最后增加了消费品的产量。一般地来说，这指的是把劳动分配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和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之间的那种方式。但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里面，将会根据正在建造中的生产资料的时问终点而分为各个等级——不管是在第二年就能完成而且安装起来的新的自动织布机，还是建造一种高炉来生产建筑材料，供应要在十年以后才能全部完成和使用的一种新的动力方案的需要。
各种工业既然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这同时就意味着在某一特定时间上生产消费品的不同工业之间以及为这些工业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各种工业之间的劳动分配。这整个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决定；如果要使这里面的各要素能够彼此配合，它就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决定；所谓统一的意思就是这种决定必须同时做出，而且（在它最后的形式上）是由某个单一的主管机构做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了解所有其他同时做出的相关决定以后做出个别的决定。如果单独做出这些个别的决定，那么必然是在不完全了解所有其它部分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彼此都是不一致的（除非出于很少见的巧合），这些矛盾只有算以后发展中的突然的变动来纠正，而且这种突然的变动很可能就是造成涨落的一种突然的变动。换句话说，国民收入当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消费用品和建设用品在生产上的百分比，[1]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各项工业之间的平衡以及建设工程在和未来时问有关的不同类型的各项方案之间的分配，都是彼此互相密切依赖的；从逻辑方面说，它们是关于生产上劳动分配的单一决定的各方面。如果不了解今后二年、三年、四年或五年内用来增加产母的额外“积蓄劳动”的生产率，就不可能对当前消费用命的产量以及由于这种产量而造成的实际工资水平做出决定；而且，如果不了解在未来三年、五年或十年内究竟消费品总产量是多少以及在那些年内预备完成的许多其它方案究竟有多少会在下年度和下下年度开始进行等等，也就不能适当地决定究竟要不要开始进行预定在那些年内最后完成的建设工程。这些东西之所以不能分开来决定，正如一位家庭主妇在她到市场去的时候，必须等她已经看到市场上时价是什么，而摆在她面前的有哪些可以代替的东西，[2]才能决定她的家用究竟有多少可以用在今天，有多少可以用在明天或下一星期。
[1]这些百分比与国民收入被消耗和储蓄的百分比当然是不相同的，除非投资（和储蓄）是指包括修理相更新在内的总投资的意思。事实上，这里并不含有这种相等的意思，而只是说，这两类决定在以程度上是彼此依赖的。
[2]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只要“储蓄”（支配消费水平的决定）和“投资”（关系实际建设工程的决定）这两个方面是分开的，而且每一方面是独立决定的——例如，只用贷款的利率联系着，有些人认为这种情形可以在社会主义之下继续存在——那就不能获再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确，如果这种贷款利率能够不断地加以调节，结果也可能在两类决定之间造成某种暂时的平衡，但是这只能是迟缓的，而且只能作为错误和涨落的事后纠正。例如，如果让每一个工业的经理根据某种贷款利率，尽量争取他认为能用在生产上的资本，他可能在不了解其它地方所发生的情况之下而进行建设计划，而且只有到后来在他和其它人的行动对于贷款利率发生影响之后，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且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采取价格制度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割裂的决定，那就没有理由为什么它不会经过第六章末段所讨论的同样的不稳定现象：这种不稳定的发生特别是由于利润（因此也可以推知对资本的需求）愈加依靠投资率本身来决瓷的缘故。本书作者在1939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这种想法的理由曾经作了更充分的讨论。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似乎存在着一种有力的趋势，就是把未来的资本积累对于降低利率的影响估计得过低。如果确是这样，那么在这种程度上就会在产生当时通行利率的那种工业的计划中经常有过分投资的趋势；因此这一类型的计划只能适用于目前而不能适用于最近的将来，而且因为到了将来的时候，，既有更富裕的资本，就有能力可以利用更“先进”类型的设备，[1]所以有一部分设备就变成过时无用了。而且，由于同样的理由，也会使一个工业家在繁荣的时候，即使知道市场上的存货已经过多同时价格也会下跌，还要继续扩张他的生产：这就是说，由于不能确定这种下跌的精确时间，所以就会产生一种可能的想法，认为他可以最先走进市场，再加上一种认识，以为他自己的任何行动对于今后所发生的情况只能引起无足轻重的影响。
[1] 或者就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较长期的”或“更迂回的”生产方法。我这里所设的只是在技术知识的不变状态下增加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使旧的生产方法归于无用的影响。由于新的技术发现而引起的报废，那是另一回事。（附带提及，新的技术发明，最初会回到“较短期的”方法，而不是“较长期的”方法。参阅阿姆斯特朗《储蓄与投资》第164—166页）但是即使在新的技术发现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具有计划性的工业研究以及破除了秘密的研究和制法等等原因，无疑地也会更好地预测这些发现，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也能够预先考虑它们的影响；虽然这些发现将会永远是发展中的一种不可预见的因素。
这种想法结果就会产生一种趋势；对于某一特殊类型的资本继续进行投资以致时间拉得太长太晚，超过了一定界限，在这个界限上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正在成长中或在开创过程中的资本以及实际所得的未来变动）要求过渡到一种利息收入较低的另一种类型的投资上面。当资本积累正在发展并顺着连续的投资类型路线前进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整个情况以及实际所得与利率的未来变动，就会有一种对每一类型进行过分投资的不断趋势。于是结果就使得工厂和设备的报废和浪费的速度加快，特别明显的是在从一个投资类型转到另一类型的技术过渡期间，因而导致发展上的突然的变动，而这种突然的变动又会引起过分的涨落。这就是因为比较陈旧的、预备在未来的某一点时间提供产品的工业类型上有了相对的、过多的投资；而在较新的和利息收入较低的那些工业类型，特别是要在未来更远的一点时间才能提供产品的那些类型上有了相应的、过少的投资的结果。[1]因此，发展的速度就会在时间上不断推迟。但是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一定会有一种低估未来利率下落的顽固倾向（而且即使真是如此，这种情况也会一部分被低估新的技术发现的后果所抵消），这样一种经济由于对于投资和储蓄的未来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它一定还是会不断地在不同方向上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这种错误必然会带来各种间断和摆动。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本质上看得更远，所以会根据时间上的不同投资方式把投资分配同类型的新建设之间，这是很清楚的。但不一定是说，它将在任何技术上属于同一种类的生产部门内同时投资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上面（“类型”的意义是根据它与未来时期中某一点时间的关系来确定的，因此也是根据它成长到最后出产成品时期的生产力来确定的）；但它却意味着，即使在同一种类的生产部门内，它也可能使用很多不同类型的设备，尤其是可能同时使用和建造这些类型的设备，而且它会更早些和更平均地从一个类型的建造和使用转入第二个类型的建造和使用。[2]
[1]乍一看来，虽然这种情况似乎会不断地阻滞过渡到较新设备的时间，可是它并不会改变旧设备的报废率。这些旧设备仍然会留着使用，直到有充分的新设备可以代替为止。但是并不会如此，因为对于旧设备的投资是在在过高地估计制成品的未来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到后来没有预料到的投资量表现为高于预料的工资水平和低于预期的产品价格的时候，大部分的旧设备使用起来就无利可图了。
[2]楼南曾经指出，如果个人主义的经济能有同样的预见，就可以借着长期和短期利率的适当变动，使投资作到同样的分配（《经济研究评论》第2卷，第1期）假便利率的差别能按照投资时间的长短作充分的分级，这自然是对的，但这个假设包含着一种矛盾，因为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经济的性质所以它不可能有一种程度的预见。楼南是假定有一种预期不能发生影响以及波动不会发生的情况，来说明预期的影响和波动的原因的。
这里发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还是同时投资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计划方案比较合理呢，还是先在某一时期内投资在适合当时情况的某一类型的建设方案，然后再逐渐陆续转入更新和更复杂的方案比较合理呢？如果把投资分散到适于最近将来的那种类型的方案和适于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不同情况（不同之点在于生产率和收入比较大）的方案，究竟是不是适当呢?[1]例如，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类型的货运机车已经改用“E”型的引擎，它的牵引力比战前俄国应用最广的引擎增加75%。在第二个五年计划，“E”型机车的出产……正在由“F.D.”型机车的制造来补充，它的牵引力超过“E”型机车30%。[2]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可以决定一种速度，在这种速度上，用“E”型来代替战前类型的机车，并用“F.D.”型来代替“E”型会比较经济呢?究竟是不是应该先投资在“E”型上，直到它已经代替了战前类型以后再建造“F.D.”型呢？或者还是应该反过来，从一开始就同时建造“E”型与“F.D.”型的机车，甚至当时还有某些战前类型也正在建造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有一个一般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不仅要由有关最近的未来和更远的未来的所得的政策来决定，而且也由这种经济所面临的技术情况来决定。如果由于限制最近将来的消费而引起的损失能被今后若千年内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增长所抵消而有余，那么，这样来革新技术奴便在最短的时期内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政策是适当的；而在某些技术情况之下，即使是在同亠类的工业内同时投资在很多不同类型的方案上，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在需要一种比较渐进的劳动生产率的地方，投资政策就可以在投资类型的选择方面采取一种较为熟悉的按照年次的进程，根据整个情况的发展，连续地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可是，对于未来长时期所计划的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是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认为对于这种投资方式的性质只能规定这样简单的定义：就是它能使过渡到较新方法的时间逐渐不断地进行，在每一种情况之下，都是在旧式设备达到自然生命的终结的时候才替换新型设备，而不致使那些仍然保持良好状态的旧设备造成“波浪式”的报废——由于这种类型的设备已经生产过多而引起的报废。应该注意的是，只要在后一情况下旧有设备的贬值是由于拖延了过渡到新类型的投资时期而不是由于过渡得太急促，那么，这种贬值就与技术发展上的普遍推迟有关，而不是与技术发展的加速有关。
[1]在1933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分况投资的原则是同时进行具有不同利息收益的基本设备的建设（与在任何一点时间的一致的利息收益原则成对此）。现在我确信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但我仍然相信，这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正确的，而这些情况绝不是不重要的或不会发生的。
[2]《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计划委员会编，第37页。
作一个简单的比方：让我们假定有一个人将在五年内继承一笔财产。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事实，他可能今天就开始为他自己盖一所房子，可是等他得到遗产以后，这所房子又变成多余了，因为到那时候，他的富裕就可以使他住进大楼。但是，如果他能预料到很快就可以得到一笔财产，那么，显然他就不会进行住宅的建筑，而很可能先用这笔钱替自己盖一所临时用的廉价的平房作为这五年的居住之用，同时开始替他的大楼立下基础，这样就可以在得到遗产的时候，更快地迁入大楼里去。[1]
[1]这里他几乎一定是在开始大楼奠基以前就把平房盖成；而且大概在这五年之内，他用在盖平房和大楼的总钱数，会少于他可能用在原来打算造房子的钱。这种投资的转移是他预料未来能有较高的收入的双重结果：他知道他到五年完了的时候，他在所有其它方面都会更为舒适，因此对钱的需要不会像今天那样迫切；他又知道，根据这个理由，他要造一所大楼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目前暂时建造比较低廉和比较不舒适的平房，但在其它方面要比在没有遗产的情况下用得宽裕一些。
我在别的地方曾经用过所谓追踪曲线的类比，来举例说明适合两种经济类型的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它可以用来作为一般的说明，表示在每一个时刻通过自动反应的媒介对于一种运动情况的适应，这和根据预见以及合理估计而对同一情况的适应可以成一个对比。假定一只狗是在离开它主人骑车的路线有某些距离的地方。它向着它的主人的方向跑去，而且在自动反应的作用之下，它总是对着当时看到它的主人所在的一点跑去。所以它向主人奔驰的路线是一条曲线，它的精确形式是狗与狗主人的速度的函数以及它由起点所走的路线的角度和距离的函数。但是，如果这只狗能根据预见和计算而行动，能知道它自己和它主人的速度，它就可以照着直线跑到它的主人将要沿着路线最后到达的一点，这样可以更快地赶上它的主人，而且还节省了力气。这个比方当然不能过分严格地来看。我们已经说过，在某些情况之下，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也许是要在最早的一点时间上，达到资本的饱和点而不管在这个时期之内，对于消费标准的限制；而且在技术或在社会过渡中的某些时期，这可能是暂时适于采用的政策。可是作为一个长时期的政策，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可能而且甚至多半是用能维持目前和未来需要的平衡的最大速度，使消费财货的产量逐年慢慢地但是持续地增加。如果我们要画一个实际的基本建设曲线图，用一条轴线表示时期的长短，用另一轴线代表资本总量的生产力或其它类似的数量，那么，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路线仍然是一条曲线，但这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曲线，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必然经过波浪式运动的一种间断的曲线。当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是不会达到这种理想的连续曲线的，一部分是由于计划不完全，一部分是由于不能预见的事件而引起的替换。但它总是有一种接近这样一条曲线的趋势，这在个人主义经济是不会有的。一辆汽车也可能会达不到按照某些理想的效率标准所应有的速度，在某种情况之下，它甚至会比带挎斗的摩托车慢；但没有疑问，作为一种动力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潜力仍然是不同的。
以上所说的是与资本积累的速度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对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这种速度——究竟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速度大还是小或是相同——的原则还没有做出任何假定。显然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这是不同的，那么，不但向着资本饱和点的建设发展曲线的倾斜度，就是不同工业之间的平衡和它们之间的劳动分配也都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这里不分青红皂白地企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畴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似乎已经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常常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没有自由放款的市场，所以就没有方法可以“发现”“自然的利率”，因此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决定国民收入用于建设事业投资的正确比例，也没有方法可以保证投资政策会符合社会的“实际储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的速度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即所得的分配（因为这种所得的分配决定了投资阶级所得的大小）和这个阶级的习惯的消费标准来决定的。所谓“时间偏好”，或社会未来与现在相比的折扣率，主要就是由这些因素来决定。资本家所得的任何增加，都会促使这种时间偏好的降低或对未来的折扣的降低，因此提高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而在相反的一方面，他们习惯的消费标准的提高（就是加强对当前所得的果实的欲望）则会促使这种时间偏好的提高。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市场的“自然判断”甚至比其它方面更能直接反映“外界任意加入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资本积累在进行的时候，由于剩余价值量的扩大而促使新投资的不断增加，可是这种趋势却不断地受到富者的消费标准提高的阻碍，而这种消费标准的提高又似乎是相当紧密地跟随着所得增加。因此，私人所有制和私人资本积累在以前似乎是加速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后来却愈益明显地变成资本发展速度的一种阻碍了。而且像我们在论到危机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利润率的急剧下降自然会产生反抗，不管这些反抗是采用对工资的直接压力，还是采用垄断政策或殖民地扩张的方式。无踰如何，明确的阻碍影响显然会对任何接近我们所谓资本饱和点的趋势起着反抗作用。要接近这样一点（这可能会使利率下降到零点），显然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种荒诞可笑的东西。
如果有人要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定足以支配资本积累速度的任何原则，来和上而的情况对比，那么似乎很清楚，如果其它方面完全相同的话，这个原则的性质就在于对现时和未来都采取同样重视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时间偏好。至少这是不致发生前后不符或矛盾的唯一原则。这会意味着比较资本主义经济有更高的资本积累速度，而且（特别是在发展的较高阶段）是处在更快地接近资本饱和点的一种发展途径上。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这意思并不一定指目的是要在最早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基本建设速度；因为如果逻辑地加以应用，这会包含一种荒谬的情况，就是要把国民收入的100%投资到基本建设上面，把社会的全部劳动力立刻全部用来建造当时最进步的（指具有最大生产力量的）机械器材和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接近这种情况的任何情况）事实上就是重视未来比重视现在大——重视未来目标而对现在打一个折扣。但它很可能意味着如在最早的时间内达到最高限度的生产率，而同时又能在这些年内提供某些最低限度的所得水平。无论如何，这显然意味着，和我们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未来会更为重视而且进步得更快。[1]
[1] 参阅阿姆斯特朗《储蓄与投资》，第21页以下；蓝赛（F·P·Ramsey）在《经济学杂志》1928年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当然可能会发生使这一原则必须加以修正的那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各种理由（特别是由于过去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人民需要的忽视），为了在最近的将来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途径，而不投资到基本设备上，甚至要在更遥远的将来使基本设备的增长慢一些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环境可能使人们在这个原则和要在最短期间使生产力达到更高发展水平的另一个原则之间不得不采取一些折衷的办法。例如，在工业化较低的一种经济中，过渡时期就很可能会这样，因为某种水平的工业化是使社会主义得以顺利进行、对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家进行清算（就像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或经受某些复杂和大规模的工业转变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发展途径就会更加直接和迅速，而当前投资的进行也就会“分布”到各种类型的建设上面，把这种情况比作一条有理智的狗会顺着直线跑向它的主人的未来地点是很恰当的。
适合这种发展计划的资源分配决不会是那种必须根据利率——而这是要由市场数据来决定的东西——来估计的分配。关于究竟要用多少社会劳动力投到某一类型的建设工程上面的决定、在各项生产部门之间的最后平衡以及实际工资的水平，都是同一个决定的几个方面。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对于现时所得和未来所得的态度——它们也就是在现时生产和未来生产之间劳动分配的不同方面。当然，在这个决定的各方面之间需要有内在的一贯性。但是使这种决定具体化所必需的数据，主要包括欲望和欲望的扩大满足的某种数量比例、各种类型设备的生产率、这些设备的建造成本和时间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关于这些项目，没有一种是需要依赖“资本市场”的供给所指示的价值的。[1]
[1] 例如，修伯特（Hubbard）在评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说道：“政府不能用科学的精确性来说明，究竟一吨小麦……是在国内消费有利还是出口换取外国货物有利（《苏联货币和金融》，第289页）。但是没有自由市场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科学的”答案。国家输出小麦来购买拖拉机以便在下年度生产更多的小麦。国家显然需要知道，这种拖拉机在将来所生产的小麦，是否大于一部拖拉机的小麦价格。但究竟这笔交易是否有利，完全要看国家本身对于目前的损失与未来利益的估计，可以推想得到，决定进行这笔交易的本身就是这种估价的表现（除非这种决定完全是违反理性的）。的确，如果所作的选择是在小麦出口和茶叶进口之间，则小麦与茶叶的相对市场价格（只须国内价格就够了）就可以成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某些指标，但并不一定是最后的就是“科学的”标准。
我们已经知道，密赛斯教授和他的学派的论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缺乏在竞争市场上所指示的价值，所以除了以十分武断的估计作为在各种用途之间分配生产资源的基础以外，是没有力量做出任何正确的估计的。既然缺乏对于价值的任何估价，也就不会有对于成本的任何亮度。韦勃夫妇所夸张的“量度和计算”以及列宁所要求的严格的“经济会计”，都不会有数量的根据。因此，对于两种对峙的生产方法就不可能说出哪一种更为经济，因为不可能根据它们的价值生产率做出任何成本的比较。鉴于放任主义自由市场的各种价值所具有的极端武断性，这种说法即使合于事实，可是如果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经济，说它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就没有什么力量了。但是这种说法的滋长似乎只是出于误解。当然，为了对于经济数量做出比较，要把性质不同的货物的区别化为数目项目这是对的。换句话说，要比较皮靴和面包，生丝和萨克管就必须给它们规定一些数量并把它们相对的重要性用数量表示出来。但是第一层，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不管怎样决定的任何优先等级表都可以达到目的，那就是说都可以做出量的计算：这样一种优先等级表可以用各种方式构成，共中若干种所得出的结果可以此放任主义世界的市场价值等级表的“自发的”结构所表现的更不武断。它可以采取权威的方式，正如医生为病人开出的膳食单一样；或者可以根据问题表征询意见[1]；也可以根据合作社所供给的资料；或者把这些方法合并起来使用。这些方法可以安排得只要是群众爱好的意见，都可以充分表达出来；虽然如果单是依靠这些方法确实有一种使决定过于官僚主义化的严重危险，而且用问题表征询的方法也不易产生高度精确性或精密性的结果。但是第二层，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能表明消费者的爱好的消费者自由市场，除了在例外的过渡时期或严重的缺货时期以外，就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下存在。的确，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所得的分配，将采取“按需分配”的方式，而不必通过价格制度的干预。但是他又谨慎地说，这个阶段并不能向天上祈祷得来，它将根据“生产力的统治力”足以克服贫乏问题的程度而向前发展。“公平合理决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条件以及受这些条件所支配的文化发展”。但是在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上，货币工资将要根据所做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按比例支付，而由这里所作的逻辑推论自然会有一个消费这种货币所得的消费者的自由市场。[2]
[1] 苏联服装和木器工业托拉斯所用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关于新的设计式样，就是挙行模型展览，要求参观的人写下他们的意见：究竟在各种展览品之间，他们所爱好的次序是什么。
[2]参阅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可是又有人断定，单是有了消费者市场，来规定消费财货的市价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中间财货和生产要素的市场，消费财货的价值就不能确定，因而就没有表示成本的基础。[1]但是这种论点又似乎是由于误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性质而产生的。在个人主义经济中，市场规律通过价格运动（包括企业家所购买的生产要素和中间货物的价格运动）的压力，强使每一个自主的企业家符合整个情况的需要。如果后者不经过竞争定价的过程，企业家就没有办法“一致看齐”，也不能使“成本原理”发挥作用。但是这里的成本运动也不过是在适于由无数分散个体做出生产决定的情况下的一种居间工具而已。它是更基本的物资分配问题所赖以解决的一种媒介物。对于在个人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家来说，它必然表现为成本问题。对于研究整个情况的人来说，它则表现为一个物资的分配问题，因此也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相对生产率的问题。而在计划经济之下，这就是基本上成为问题的东西。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了一定数量的可用物资和成品的相对价值以后，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些物资在应用到各项用途上的时候的实际生产率；而且这是一些属于技术性质的具体资料，并不需要市场的干预来发现或反映。这并不是一定要先找出究竟成本是多少，然后再和相对的生产率比较，来解决分配的问题。只有根据这些有关的相对生产率的数据，才能正确地决定“成本”；而且当这些数据已经有了以后，物资的分配问题事实上就算解决了。的确，在个人主义经济中，有了市场，例如资本市场，就可以用价格形式使这些数据一般化，而且通过这种价格的媒介，就可以使物资“自动地”分配在各企业家之间。在这样一种经济里面，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惟一工具。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各工厂经理既已确定了关于生产率的必要数据之后，还必须再应用这些数据到市场上去玩那套争取资本的复杂游戏，而不把数据直接转报给某些计划主管当局，那是卡通画家鲁宾逊（Heath Robinson）[2]式的作法，很难使人认真地来看待。而且玩弄这样一种游戏，还有一种绝对的害处，那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对于在其它地方同时做出的决定，还是和今天的私人企业家一样地“茫无所知”，因而必然会碰到同样程度的竞争的不确定性。
[1]参阅哈尔姆教授（G·Halm）《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第150-151页；密赛斯《集件主义经济计划》第119页。
[2]鲁滨逊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杂志卡通画家。他擅长用非常复杂而细致的手法来表现简单的动作。这里用来比喻一种画蛇添足的做法。——译者
只要能使相对生产率的数据一般化，并把任何用到各个部分的一般性决定分层下放，那么计划当局关于这种物资分配的决定也并不一定会特别地复杂，例如，在计划当局面前大概会有这样一些数据：如果再对纺织工业增发x镑资本，就会使它的生产计划增加y码布，而增拨x镑资本给皮靴工业，就会使它的生产计划增加z双皮靴，其余类推。也许对于最后决定所必需的数据还要比这个复杂一些，这就是可能还要一种数据，如果同时能得到数量如z的额外劳动，那么，纺织工业的x磅资本能生产y码布，但如果不能得到额外劳动，那就只能生产y-n码布；或者这也许是在这个工业之中几种可以采用的建设类型之间的选择问题，其中一种类型要配给A种原料x1吨，另一类型要配给B种原料x2吨，又一种类型要配给C种原料x2吨。但如果这几种对比的建设方法的相对生产率能够加以估计，那么这个计划机关要想用这种估计和A、B、C三种材料的可能采用的用途的数据作一比较，然后根据下列原则选择其中的一种，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分配每种原料的用途的时候，凡是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纯生产率的就优先予以采用。至于这种工业中的每一个工厂的详细资料，那可能是纺织工业所应该了解的东西；而配给它的物资，究竟怎样在这种工业中的各工厂或各部分来分配最好，也就应该由这个工业本身去决定。可以料想得到，关于这个工业中的资本生产率的最初的一般化说明就是根据这些详细数据做出的，但是各个部分的详细数字不一定要去麻烦更高级的计划当局。换句话说，只有大批的配给才需要由中央机构决定；至于这些大批配给的详细分配，那就可以下放到掌握详细资料的基层机构。应该注意的是，高级计划机构并没有必要把在各种可能情况之下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之中的相对生产率的数据，——也就是哈耶克和罗宾斯两教授这样蔑视地称作“千千万万的平衡公式”——放在它的面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期，问题的发生总是以一种运动的形式中原来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而人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在接近这种开始情况的前后相对生产率的变动：这些也就是在任何制度之下所能知道的一切。计划当局不会比今天私人企业家更需要知道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资源组合的生产率，来决定究竟要不要把物资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
所以在资源（包括劳动力）分配的每一细节都是有计划的那种经济中，以会计为目的的成本计算方法，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了。要决定究竟各项资源是否在别的地方可以运用将比原来的地方更好，人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资源在这里和别的地方的相对生产率。要比较效率差的管理与效率高的管理，他只需知道配给这些工厂的资源数量和产品数目，并把所得的结果与某些类似的工厂作一比较，或者把产品和过去经验或原有估计加以比较。为了便利这种比较，这些比例无疑地是要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的；但是只要各种东西换算成货币的制度是划―的，那么可以假定，任何换算制度都可以使类似的东西互相比较。当然，事实上要把资源的每一项目都按一个统一的计划进行配给，那是相当麻烦而且不必要的。按统一计划配给基本设备、基本原料和动力资源，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关于次要的必需品的购买和使用，那就可以让工业经理自己去决定。大概劳动的使用也会属于后一种范畴（但要受某些条件的限制）。只要各企业是用“计划以外”（例如一个工厂自己上动地直接和农场或另一个工厂订立合同）的分权方式取得这些东西，这些货物的“定价”问题就会又成为决定它的使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如同它也会成为以后计算这些活动是否有效率的基础一样。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如果这种办法是普遍的、俺么，对于这些货物的某种形式的竞争市场在事实上也就会存在。
所以根据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工资（包括维修设备的工资成本）来计算货物的货币成本，实际上无疑地会在社会主义会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常有人认为，如果由稀少而经久的生产要素而产生的地租或利息不包括在计算之内，这还是很不完全的。但是根据大家所熟悉的经济原理，一旦这些经久的物资（例如建筑或设备）已经指拨并确定以后——像我们所假定的，它们也会通过以可比生产率的估计为根据的有计划的决定，而不是通过“利率的考验”来指拨的那么，为它们计算的“经常费用”就与它们现时的使用没有关系了；而且只有产量能达到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一点的时候，也惟有达到这一点的时候，才能满足最高限度的生产率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由某种市场关系的形式来决定分配用途的而且不包括在计划之内的东西，像原料一类的流动生产资料，如果它们的价格在任何生产阶段都是等于边际劳动成本，那就足以满足最大的生产率的要求。的确，试图把像“经常费用”这样一种项目包括在预算里面的作法，常常会妨碍工厂和设备的最经济的使用，因而限制了对它们的加强利用。这是浪费性限制的一种形式，在今天它所具有的规模无疑地是不能算小的。[1]
[1]参阅本书作者著的《俄国经济发展史》第176—180页o关于苏维埃经济的“计划成本”和“会计价格”要想有一个启发性的叙述，可以参阅雷达伟（W·B·Reddaway）着的《苏联财政制度》。这是所用的“经常费用”这一名词必然是不很严格的。按照所说的原则，在任何一个短时期的情况之F，除了单纯的利息和地租以外，许多其它项目也不应该考虑进去。例如，在一半空着的火车里面载运额外的旅客，这时甚至司机和火夫的工资也没有包括在所收的车费里面；或者一个旅馆里面还有空余的房间，而对于傍晚来定这些房间的族客，只收洗被单的费用，所以这一原则的充分和逻辑的应用很难与价格制度相符合，至少是不能与任何统一而稳定的价格制度相符合。可是由上面所引的例子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只要能用这样低的车价招揽旅客乘车，甚至就是不够支付司机和火夫的工资，这列火车也应该整年地继续开行下去。在工厂里的类似的实例就是办公室职员的薪金和辅助工人的工资：就某一批产品来是，这些大概可以当作“经常费用”。所以要划定任何一条分界线就必然是武断的分界横，而且如果安定出一条一般的原则，最满意的折中方式似乎就是上面所提出的，把工资和薪水包括在成本的估计之内，而不包括地租和利息。
端尔平曾经提出过工厂和设备的维修问题（《经济学杂志》1936年12月）。的确，这个问题包含有会计上的特殊困难。但我不相信，这会构成他所认为的关键性的问题。他的说法，这个问题就是不能把维修费用从这一批产品的可变成本中分离出来。如果不能，那么正当的途径似乎就是把它和其他半经常费用一起（如辅助工人的工资）估计在边际成本中，而把折旧从利息费用内分离出来。如果产品的售价包括这些维修费用，那么就可以假设这种设备是值得维修的。他所是的认为这将妨碍工厂改变为规模较小、花线较少的工厂，以致结果造成场子很大但出产很少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不会太多，因为任何大规模和持久性设备的改建是可以和当时的可变成本分别开来的，而且做出关于这种改变的决定，其方式和做出关于新投资的决定是一样的。无论如何，这种不严重的浪费多半要比今天各公司在一种不完全的市场里面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资本收益而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这一点我想端尔平先生是充分承认的。但我想这也会证明，由于要使价格包括端尔平先生的“正常利润”而使设备的利用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因而造成的浪费，和这种情形比起来，前者的浪费要小得多。
应该注意，在决定工厂和设备的利用强度时只计箕边际成本的问题，不仅对一个只具有单一工厂的生产部门适用（例如霍农（R·L·Hall）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就有这种含义），而且也对任何情况适用，只要这些设备的供给并不完全和当时的需求相适应，这在需求经常变动和涨落的世界里只会成为惯例而不会是例外。
消费者市场的存在给自由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范围，并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影响生产的一种方法，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就一定承认这种选择具有无条件的统治。虽然消费者的市场可能提供最重要的一种基础来确定各种货物之间的相对价值——确定它们在对满足人类欲望方面相对的社会重要性的等级表——这并不是说它不会被其它标准所改变，甚至经常地被抛弃掉。[1]在产生新的欲望以及发展新的货物品种和质量的情况之下，除了在它们已经被创造出来以后，市场并不能提供直接的指导；而这里必然就会受权威主义的统治。通过市场所表现的消费者的选择，必然而且永远是限于可供选择的商品范围以内的选择，除非在市场制度之外，有一种特别的方法，使消费者在这个问题上能表示一些主动的意见，那么，这种主动必然首先来自生产者这方面，因为事实上今天这种特别方法并不存在。[1]市场的事后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有决定性的；而且市场的没有决定性还引起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可供选择的商品。商品投入了市场，被消费者购买以后，又能补偿它在生产上的费用，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种商品就是消费者所喜爱的商品，因此社会资源应该用在生产这些商品上面。他们也会买这种商品，就像消费者购买劣质牛乳、或马马虎虎烹调的饭菜，或偷工减料的房屋一样，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买的缘故。假定有A、B，C三种可以选择的商品投入市场，如果拿来测验消费者的话，他们也许最喜欢C。但既然主动权在生产者而他们只供给了A，所以消费者只能把钱用在A上面，从而使它有了商业上的成功纪录，这是因为消费者没有方法表示他们对c的更大爱好的缘故。同消费者想作的选择（如果可以获得所需要的选择品的话）来比较，市场上所纪录的大多数的被选择的物品很可能事实上就是次一级的爱好品。
[1]哈耶克教授曾经把本书作者说成是要完全取消消费者的选择，而代以军队配给的制度（《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第215页），因为我认为：（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的选择并不自由，（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表现在零售市场上的个人货币需求的趋向井不一定是对生产的最好的同导，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向导。哈耶克教授的解释似乎不很合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
[2]参阅都特雷：“他们的选择常常是完全限于代售的东西，而在这些代售的东西中间，又限于那些可以通过市场获得消息的东西”（《经济问题》，第203页）。
但是除了新欲望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表明消费者从个人主义观点通过市场所表示的选择并不能使人相信它是社会效用的适当标准。第一，在个人的选择里面，显然有他的不可避免的近视性，因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他必然只能在空间和时间的有限角度上，去观察他可能获得的选择品的范围。这种时间上的限制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而且认为是个人对于未来的“望远机能”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于一个理想上合乎理性的人来说大概是不会有的。[1]但是这种视力上的缺陷似乎可以同样应用到空间上的遥远机会，正如同它可以应用到时间上的遥远机会一样；既然每一个消费者在眼前可以选择的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东西——接近他的目力所及并且剌激着他的感官，或者至少能因为它们近在眼前而产生一种就遥远的选择品的想象来说是很难产生的确实性——那么，个人的爱好势必被某种程度的近视性和无理性所损害。的确，正是这种事实才使售货员可以这样方便地利用来在他强使消费者注意到的目的物上制造一种偏好。也就是这种事实才使内行的人或团体在购买的时候能有代作选择的机会，而个人后来会承认这种选择比自己所能做出的选择好，例如，俱乐部或饭店所准备的菜单能比个人自己出主意选择的东西更令人满意。在这种程度上，集体选择显然就有用某种形式改变个人所表示的消费来的选择的余地。
[1]参阅庇古《福利经济学》第24—67页。
第二，照市场上无数分散个体所表明的，有一大类的东西，消费者在取得这些东西的时候，个人利益就与社会或集体的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至少发生分歧）。这包括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就不能不同时使别人得到好处的东西，[1]因此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好处就无法分开估计。这一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种连续性的服务而不是个别的商品，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个人主义经济中一般也都承认是属于集体供应的范围，并且是根据市场原理以外的原理的，例如卫生、教育、研究、街道维修和照明、防火和防止犯罪等等。但这一范畴并不限于这些服务，也很可能包括许多通常是市场销售对象的商品，它们的供给也是受个人主义的需求支配的，例如，屋主的购置灭火器是为了防止他自己房屋的火灾，但也可以使他的邻居的房屋免遭火灾；还有汽车的灭音器；又如某些房子的外表能改善或损害其它市民的环境。而此可以适用于卫生或教育等服务业务的也很可能适用于某种商品的供给，例如人民群众的主要必需品或具有教育或相反意义的奢侈品。列入这一范畴的其它例子还有一些东西，当这些东西的供给量增加的时候，成本就随之降低，这或者因为还有不可分割的巨大设备单位尚未充分利用，或者因为大规模的生产而导致了经济上的专业化。[2]在这些情况之下——而这些情况是既多而又普遍——个人的购买增加就等于附带地把利益分给别人，使他们狭得吏廉价的供应（例如，交通设备、电灯或动力的使用，或者反过来像道路或疗养胜地的使用，每培加一个使用者都会由于拥挤而增加别人的费用）。
[1]自然这种好处不仅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
[2]严格地说，这个论点不一定对所有这些实例都适用，而只对那些在产量扩大而成本随着降低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实例适用。如果一切生产部门都要在同样的和连续的程度上受降低成本的影响，那么任何一个部门的扩大都不会有社会利益可言，因为这样做，只会从其它生产部门把劳动和资源移转过来，以致后者所提高的成本等于前者所减少的成本。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这些情况，并且加上那些类似的情况——就是个人要获得某一个物品的欲望大部分都是由于习惯的关系，同时要看别人是否也想获得这个东西——那么，这些情况就会比通常所想做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可能包括消费者的大部分支出。但是在这个总的情况里面，有两个特别的例子具有广泛的重要性，由于它们常常为人所忽视，所以似乎值得详加讨论。这就是需要商品品种多而且常常变换，在这两方面，分别在市场上所纪录的个人利益是容易和消费者的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在变换的需求方面，由于无从确定可以指望什么需求水平，因而不能用最经济的方式使供给和生产设备与之适应，这种变换势必使生产者增加了额外成本。同样，消费者喜欢品种多，这就使得商品生产比标准化的生产成本高，因为要由许多部门和许多类型的设备而不是几个部门和几个类型的设备来生产这些东西。每一个消费者在表明他对某一个新品种的需求的时候，他只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他爱好某一品种甚于另一品种，这种爱好的程度是否等于新品种和旧品种在价格上的差别。他不会这样考虑他的行动由于阻碍了生产标准化达到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他就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也为别人提高了这种或其它种生产的一般成本。同样，如果变换能给他任何好处（只要各种不同品种的价格相同），他还会随时改变他的需求，从这一品种改为另一品种。他不会把这种利益来和那种由于他改变主意而为整个工业带来的额外成本——这种额外成本最后会影响他自己和别人——加以衡量比较。由于这个理由，个人主义消费者市场似乎比集体利益所要求的偏于更多的变换和更多的品种。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体的干预会废除或应该废除各种变换或不同品种；这只是说，如果要把它们限制在消费者的真实利益所要求的范围以内，集体就必须比市场的评议具有更高的权威。
似乎没有疑问，效用学说影响了经济学家对于整个问题的研究方向，造成它在事实上已经造成的那种假定，认为需求的根源足在最后所得到的满足，而自由市场的价值就是这种满足的最“圆满的”表现。结果就是使“适应需求”的问题在我们思想上具有一种远远大于它所应有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任何形式的市场制度之下，要使供给能对不同消费品所产生的福利性质作调整，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粗略的近似法，因此给我们一种启示，倒不如牺牲一些这种细致的调整，使供给一般地能增加得更快，这反而会比应用各种方法使任何产品都能对市场上所表现的任何需求作细致的调整，以致妨碍了供给的一般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并不是说，细致的调整是没有某些重要性的，而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像在战壕中罐头牛肉连续供应的情况）是有很大重要性的。这只是说，它的数量的重要性也许是过分夸大了。使人们有各种不同品种的商品可以从中选择，并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作各种选择，这确实是重要的；而且有某几大类的商品，使消费者的消费能有某些一定的比例，例如，肉类对于蔬菜和粮食的比例；房间、家具和娱乐对于食物的比例，这也都是重要的。如果这些比例受到严重的破坏，人们就会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如果这些大类之中的不同项目或品种——其中大部分都是彼此相近的代用品——不照最初的爱好精确地供给数量，那么消费者就会受到重大的损害。可是当经济学家说到适应需求问题的复杂性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指主要几组消费品以内的这些细致的适应。如果一般肉类缺乏，或者如果你每天只能吃到猪肉，虽然我也一定会表示不满，可是如果我的管家妇对我供应猪肉的次数比我自己点菜时可能选择的次数多，而供应牛羊肉的次数比较少，那我就很难提出意见。也许这是因为我知道重视她的经济的选择比我高明；但无论如何，我决不会认为由于她的配给和我的理想选择有分歧，就认为我的福利已经大为减少。换句话说，在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之下，不能按所希望的比例得到满足，那会是一个重要的失败。但在事实上对于这些必需品或广泛类型的货物的需求是扱容易计算的，而且一般说来不仅缺乏弹性而且还相当稳定，所以根据经验就可以很快地调整它们的供给。另一方面对于奢侈品和在每大类消费品中的许多不同品种，要估计它们的需求和需求的变动虽然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困难的问题，但是正是这些东西才具有弹性的需求的特征，所以如果供给量的调整使消费者一种东西得的太多，而另一种东西又得的太少，那么所引起的损失是比较小的。因此在供给对于偏好的适应比较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这种适应比较容易的地方，而在这种适应较为困难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重要性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结论似乎是：支配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在主要各点上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有所不同，理由是，根据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负责做出主要决定的、人所不知道的或不能知道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却是可能知道的；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现为因变量，因此也表现为一定数据所决定的行动和事件的那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变成受控制的和受有意识的决定的东西，并且由于这个理由也列入决定这个问题的数据之中。那么，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就没有可以假定的经济规律呢？是不是说那里的事物都会出于武断的决定，而且任何能够想象的东西都会出现呢？这是否意味着单靠预期就可以做出显然不可能的事情来呢？显然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当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的过渡是从“必然的王国过渡到自由的王国”时，显然他并不把它：看作是无限制的自由选择的永久王国。可以假定，他的意思是说，在前一个王国内，个人的意志是盲目的，而人们就是市场客观规律的无意识的代理人；而在后一个王国内，人由于集体地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工具，他就会意识到束缚着他的规律，因此就会自觉地使他的行动与目的相适应。
那么，这种限制着经济事物的规律的，而且认识它们以后又可以对事物更完全地加以控制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显然，这不能用演绎的方法而只能用类比的方法来答复。可是这种方法因为过分一般化和抽象，所以用处非常有限。这些规律的最具体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只能由计划经济的实际问题中以及由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经验的分类和分析中引申出来。但是我们总可以说出一些关于这些规律所具有的一般轮廓，并且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要素的认识，还可以说明其中必然包含着的某些关系。在个人主义经济制度下，经济规律的表述形式是：有了自然和技术的某些条件以及消费者的某些喜好，作为生产者的人就会依某种方式来行动，而这种行动就表现在一定价值关系上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它们的表述形式却是这样：有了一定目的以后，由于各种物质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以及这些物质对象与人类组织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用确定的、可以估计的行动方针就会达到这个目的。虽然我们所知道的政治经济学是要假定人类行动的确定的、可以估计的方式（有了关于这种情况的一定数据以后），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规律，可以推想得到，是关于人所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活动方式，因为决定人的力量与（有了一定目的）人的行动的就是这些物质资料。我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控制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关系主要是属于技术性质的。
初看起来，好像刚才所表明的那种区别是属于形式而不是属于实质的；而且先假定了目的，然后再去找产生这种目的的物质情况，简直就是倒转了先研究情况然后再演释出各种物质情况所产生的结果的那种程序。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这是对的；而且有一点确定是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当我们说到“目的”的时候，不能把它意识为某些可以任意假定的东西，而只能看作这种“目的”的本身也要被它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情况所限制和选定。但是如果只以这样一种了解为限，那就会否认人类行为和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这种情况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否认它们对事物有任何独立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所讲到的规律的两种说明的次序，不足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如果说它们是相同的，那就会忽略它们在说明上的次序的不同意味着事实上的真正差别：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某些新的关系，因此也就是某些新的可能性，将要以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的形态出现。这种说明先从目的开始，然后进一步假定适合这种情况的行动，正是这个事实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使集体目的有了新的意义。这样一种差别，也许可以比作两种行程的计算问题：一种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只被废弃的破旧船壳的行程计算问题；另一种是配备着船长和船员正在行驶中的一只帆船的行程计算问题。在前一个例子之中，如果有了关于风和水流的数据，它的行程是一定的。即使有遭难的人在这个船壳上，意志或目的的任何概念也都不发生关系。在后一个例子里，关于风和水流的数据仍然是重要的，但目的和它所用的仪表却不再是没有关系的了。然而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有了一定的数据，很多目的仍然是不可达到的，还有其它的目的也会由于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被放弃。[1]但是以这种方式而成为一个有关因素的目的，是由人与自然要素之间所存在的新的关系以及新事件的出现的可能性（例如“转篷”逆风航行的可能性）来决定的；而且一方面既然有了一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已经知道风和海的性质，再有了船和帆的一定类型，那么就可以算出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那个目的的确定的行动方针。这样就会有一种航海的科学，这种科学不仅是风和潮水的规律而已。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计划是一种表示目的的方案呢，汪是单纯的一种科学的预测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它兼有这两种性质。人们常常忘记，计划所根据的那种预测必须在它的数据里包括一种事实，即计划本身也将会成为决定以某种形式出现的一系列事物的一个影响。
[1]当然，如果把目标规定再充分精确，例如在一定日期的一定钟点到达某一个港口，不迟也不早，那么在任何情况之下，至多也只能将一个目标，而且能达到的情况既经给定，行动和目标也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类的规律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而应该属于技术的范围。似乎没有很好的理由来支持这个观点。显然有一类问题是不能和一般所认为的技术问题等同起来的，这一类问题的最适宜的名称，也许可以说是经济统计学。现在已经有不少关于某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作为这种更完全的科学的一种雏型。我所指的就是关于营养和家庭预算、人口以及生产能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日趋重要并且已经从纯粹叙述的阶段走到建立初步概括的阶段，足以成为未来科学的萌芽。可以料想得到，社会主义经济不仅需要而且大大地促进了这些研究的开展，研究的方向就是捜集和综合规划的数据，找出在一定情况下各个要素之问的相互关系，并且制定原则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什么是能够做到的、什么是不能做到的，以及在一定情况下、必须有什么样的行动方式才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如果经济规律是指对于某种情况的动态所作的概括，那么它们就会从有关这些情况本身的具体研究方面发展起来。关于如何计划的知识，会由实际计划的系统经验里面发展起来，而不可能从其它途径发展起来。想推测这些规律可能是什么，或者想一知半解地和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作类比，根据这些类比武断地制订规律，那就不但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反而会引起误解。
如果要问，我们所知道的作为一种价值学说的政治经济学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我的答复是，它的作用可能很小或者根本没有，而且无论如何也是在急剧地下降之中。这里，在正面的说明上，武断的说法固然是不明智的，就是在反面的说明上，武断的说法也是不明智的。但在这本书的前面某些部分，有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传统的价值学说是企图用因果决定论的方式描绘个人主义经济的行为，而且要依靠对于个人主义制度的某些特殊数据所作的假设来说明这个学说。它叙述了从某一情况所产生的“必要”关系，这些关系是作为市场上许多独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自动”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价值学说是作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学说而产生出来的；虽然后来曾经加以修正，以便留有补充垄断成分的余地，但它所提出的决定性的说明的正确性还是要看这种经济制度内部是否存在着相当大的竞争范围（指分散和独立的决定）。[1]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在于支配投资和生产的主要决定都是互相配合的、统一的，而不再分散在许多独立自主的个人之间。固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可能有竞争的场所：一方面消费者在零售市场上可以自由购买，另一方面工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又受到工资差别的刺激。但是显著的差别在于这些竞争的场所都是在做出主要决定-——关于这个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机构以为：这些主要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为企业家的决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为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所有关于价值规律的最重要的假定都和企业家的行动方式有关——像租税或成本转移和需求转移一类的一定的变动对他们的行动会发生什么影响。他们的作为生产调节者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行动对于各生产要素的份额的影响，一直就是大家注意的中心。正是在这方面，价值学说不可能告诉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任何最重要的东西，即使关于计划机构在那里发生作用的环境还有某些可以讨论的东西。如果有人假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所有企业家的决定都已经熔合成一个，而所有生产也已经被一个巨大的垄断者所控制（尤其是如果假定它也是一切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那么，这个怪物除了尽量从我们全体榨去产品而只付最低的报酬，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分别按我们的嗜好和厌恶的变换、我们的所得和体格的不同，来进行交易作为达到上述目标的最好方法以外，是否今天这种经济学还会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2]
[1]即使在罗滨逊夫人所假定的“垄断世界”内，也还呈有各种工业的垄断者之间的竞争（《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第309页）。照爱奇华斯（Edgeworth）的意见，即使在竞争的垄断者的数目很少的情况之下，这些数据也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参阅《论文集》，第1卷，第136-138页）。
[2]罗滨逊夫人作出结论说，如果在她的“垄断世界”里各垄断者形成了一个共同纲领或主张，“那么，垄断者的权力就太大了，只有引起革命的恐惧才会使他们抑制这些权力的应用，而究竟会致生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作精确分析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第326页）。
我在这里所谈的价值学说并不是仅仅作为人类选择的代数学，成作为所有理性行动的一种类型。这个学说所能说明的东西，似乎在任何形式的社会里都是很少的；而且它所能有的预测能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同在今天一样小，如果不是更小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学家所用的某些工具（如弹性和生产函数等），仍会作为概括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加以利用。这种工具在性质上是形式的，基由数学那里借用来的而不是经济事物特意创造出来的。真正构成规律的而且决定这一规律与另一规律的差别的，不在这种结构而在于它的实际内容。也不一定要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任何关系都能用简单的演绎和类比做出假定。我想有些关系也许已经能够加以叙述。我想要说的只是，这些假定还不过是初步的概述，只能作为今后研究的引论：它们只能在我们据以确定问题的不同范畴之间确定一致性的条件。这些假定作为预测整个制度的活动方式还是不够的。假定一致性的条件只是意味着这个制度的各部分是互相依存的，而且这种相互的依存含有特殊的特征。即使这样，这一类的说明也必须看作是尝试性的，因为进一步的认识可能会使我们发现，原来用以确定这种情况的范畴是不实在的或不完全的。
这些假定的第一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就是制成的消费品的总的货币价值必须等于在某一时期内的总的货币所得（假定工资是个人货币所得的唯一形式，而且个人所得之中没有一部分是自愿储存起来的）。如果这种相等没有成立，那么，消费者的市场必然会在一种情况之下积累起未售出的存货，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之下会受某种配给形式的限制，以致强迫没有用去的所得余额变成积累。这可以用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x=I-G，
在这里面，G代表消费品的价值，I代表总的工资所得，而x如果是正的，它将代表积累起来而未用去的所得余额，如果是负的，它将代表未售出的存货的积累。由此可以推知，在I=G时，如果各人自愿地决定储存一部分所得（用半代表，例如储蓄银行存款的增加数），那么，或者G的一部分将成为未售出的存货的积累，或者货物的价格必然会减去一个等于y/G（=y/I）的平均数。
如果仍然保持原来的假定，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工资（包括运输、管理、分配）是个人货币所得的唯一形式，那就可以看到，I将是全部劳动力（L）数量的一个简单函数，也就是工资水平（也）（不论是根据计件工资还是计时工资）以及每一个一般工人（我们写作k）在每一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的函数。如果劳动力的一部分φ，用于新的建设工程，或用于增加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的存货，那么结果是，一般的工业在将当时产品中所付出的工资和当时设备维修的工资费用算作成本以后，就会获得一个等于φG的利润。换句话说，在这时期内所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制成品的成本对于收入的比例将由转移到新的建设上的那部分劳动力来决定，或者由用来增加尚未达到成品形式而在制造过程中的货物流量的那部分劳动力来决定。[1]在φ为零的地方（即在未从事资本积累的地方），工业不可能提供收入超过成本的剩余；而且工业的收入必须正好等于在这个时期内已经传出的货物的工资成本加上也同样是照维修的工资成本估计的设备折旧。可是收入和成本的相等只能对整个工业适用；这也就是说，它只对每一个个别工业适用，假定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技术是充分一致的，因而能容许资本有机构成的一致性（即资本对劳动或积蓄劳动对现时劳动的比例的一致性）。如果不同的工业有不同的技术常数，那么，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数的工业就会根据这种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收入超过成本剩余，而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数的工业就会相应地表现出差额。[2]
[1]收入将等于G=I。如果k和ω在全部工业中都是一致的，在所有制成品上所耗费的成本将等于ωkL-φωkL=I-φI，收入-成本等于φI。
[2]所以这就是像卡赛尔那些人的陈述里面的真理成分。他们说，利息即一种资本租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将作为成本的一个范畴而存在。在技术系数相异的各工业之间，作为一个差别的要素，它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作为对价格的一种净增加额，因而也也不是作为对工资的减除额，表现为从工资中减除的东西只是资本积累的程度，这对于作为工业间一种差别数量的“资本租金”井没有直接关系。一位最近的作者曾经说过，如果在计划经济中，含有很多资本的那些商品的购买者，要对积累这种资本的成本负担适当的份额，那就需要把利息费用包括在成本和价格里面。（勃劳斯（R·BurrowS）《经济计划的问题与实践》第51页）。但是利率绝不是测量资本积累——利率就是为这笔资本而定的——所需的费用（不管资本积累的费用指的是什么东西）的“适当”尺度；而且对所有货物的价格加上一个数额——比提供新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高，那只会造成货物的滞销。
上面这个结论又由第二个假定来决定。这个假定就是，如果资源分配（不管是机器、建设设备或原料）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以便在使用上获得最高限度的生产率（根据价值来衡量），那么就会造成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比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相对地高；这种在相对价格方面的影响是和这种经济对于我所说的“资本饱和点”的距离成比例的。这里所谓“距离”的衡量标准，就是新增劳动作为积蓄劳动而用于资本方案[1]所达到的物质生产率超过新增劳动作为现时劳动而用于当前生产所达到的物质生产率的程度。当“资本饱和”的状态已经达到的时候（只有这种状态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状态），不同工业的不同技术条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就不再对相对价格发生影响。换句话说，由于任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按照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资本资源的一种经济计划必然会产生类似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的那种价格制度。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平衡的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和社会生产设备的扩充，价格背离劳动价值的现象就会趋于消失。到了这个最后的状态，价格就会符合劳动价值，而且各工业就会达到平衡，这时，它们的收入也就可足以补偿当时的工资成本（照上面所下的定义）。[2]
[1]即投资计划。——译者
[2]新的技术发明的出现，由于开辟了“积蓄劳动”的新形式，当然就会不断地使这种经济从这种最后的状态中偏离出去，以致实际上永远不能达到这种状态，或者维持很久。这里所说的只是，在没有技术发明的时候，或在技术阶段的间隔时期，可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趋势依然会继续下去。
其中的理由可以申述如下，根据劳动被投在某些用途——就是当作积蓄劳动来使用的用途——上的不足的程度而在这些工业产品上所造成的缺乏（相对地说），就会使价格提高，因此可以推知，凡是比其他产品含有更多积蓄劳动的产品就会表现出最强烈的涨价趋势。但这个假定的更直接的证明还可以用下面的形式来表示。照也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任何种类的资源意味着，这些资源如果在任何用途上多添一分，那么因此增加的产品（用价值来计算）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相等的。这只是说明我们所指的“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的含义的一个方法：如果在某一用途上所增加的资源比在另外一种用途上生产得更多（例如假定一个人花在一块土地上的时间，用在马铃薯上的每一额外小时就会比用在洋白菜上的每一额外小时产量大），那么，把资源从一个用途移转到另一用途（例如，把生产洋白菜的劳动时间转移到生产马铃薯上面），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照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分配资源的办法还是没有作到。根据假设，在任何情况之下，积蓄劳动所得到的这个数量（就是新增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总是大于使用现时劳动所得到的数量，这个缺额在所有的工业中都是一律的，因为这两个数量的本身在所有情况之下都是一样的。因此，当各工业所使用的积蓄劳动比它们所使用的现时劳动的比例高的时候，它们的产品对生产上所用的劳动（包括积蓄的和现时的）的比例也会同样地比较高，如果这些产品都是按当时市价计算价值的话。[1]可是随着积蓄劳动和现时劳动比起来相对地日益充足的时候，这种新增的积蓄劳动和新增的现时劳动在产量上所存在的差别就会趋于缩小。到了这种差别消失以后，积蓄劳动与现时劳动的配合比例在各工业之间（如果每一种工业都是根据它们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的分歧对此就不发生影响了；而各种工业的产品，按当时市价计算，就会和生产它们时所耗用的（积蓄的和现时的）劳动成比例。
[1] 根据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假定，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如果把积蓄劳动的新增产品写作dp/dx又把现时劳动所生产的写作dp/dy，再把所使用的积蓄劳动量和现时劳动量分别写作x和y;那么，根据下面的假定（按数学上的欧拉Euler定理，如果我们把其他生产要素加以抽象分荷），即总产量= x*dp/dx+y*dp/dy,结果x:y越大，（x*dp/dx+y*dp/dy）/（x+y）就越大，如果dp/dx>dp/dy。当dp/dx=dp/dy的时候，任何工业中的x:y的比例都不会影响到（x*dp/dx+y*dp/dy）/（x+y）的大小，而且这对于所有工业都是相等的。P275
第三类的假定关系到生产活动在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必要“平衡”；这里所谓阶段是指一个成品所必须经过的一段时期内的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如果这些阶段都属于一个工厂之内，或属于一群互相关联的工厂（例如高炉、炼钢厂和轧钢厂）之内，那么，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技术问题，也就是作到一种“平衡的过程”，以便维持一个继续不断的产品的川流，而不致在任何阶段上因为有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而造成浪费。但是如果不同的工厂或甚至不同的工业是一个生产过程中一系列连续阶段的组成部分（例如炼钢厂——制造纺织机械的机器制造厂——纺织工厂），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各工厂之间和各工业之间的劳动与资源分配是否有正确的比例，来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的问题了。在生产过程较长和资本积累正在进行的经济之中，有某些相当复杂的关系必须加以注意，而且在运动情况下和这样一种平衡有关系的时间因素尤其有特殊的重要性。支配这些关系的原则就牵扯到本章以前所讨论过的那种意见'假定有了某种关于投资和建设的经济政策，那么可以推知，根据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的数据，从一个类型的建设方案转到另一个类型的建设方案，以及劳动从旧的技术方法转到新的建设方法上去，自然是有一定的发展程序的。如果能做到在生产成品的货流上没有急剧和不规则的跳动或涨落，而且没有因为在某些阶段上有了过剩的生产能力或由于旧的技术方法撤换得过快而引起的浪费，那么，一旦给以数据，各生产阶段之间自然会有一定的关系，而建设发展的进行和新式生产过程的创立也就会有一定的时间程序。换句话说，当劳动以任何具体形式积蓄起来的时候，它必然会与未来成品制成时的某点时间有关。反过来说，今天成品的供给是依现时生产上可资使用的设备供应为转移，而这又依据着过去对于这种设备的最初建造所作的决定。要做到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货流（或不断增加的货流），必须使这些最初的投资决定能符合在一定时期内的某种投资方式，否则某一年——假定明年——所需要的那一类型的设备也许会太多，因而造成生产过剩，而在另一时间——假定是后年成五年以后——却又发生缺乏所需要的那一类型的设备的现象，因而引起那个时期的生产不足。
但是这样一种平衡学说所具有的一般性质也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资源贫乏的社会可能认为立刻开始建造一些完工快但是不坚固的木板房屋（像美国在开创时期的中西部和现在西伯利亚某些新兴市镇所采用的办法），准备在以后一些时期再用砖建筑物来代替，然后等到再晩一些时期，在社会生产能力更为发达，资源更为丰富的时候，用更复杂、更宽大的钢骨水泥建筑来代替，是最符合不断改进生活标准的要求的。所以有了这个社会的一定资源和资源增加的速度，又有了这个社会的其它需要，像食物和服装等等，每一个过渡阶段显然就会有一个“最好的”时期，也会有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最好的”建设数量和速度。如果一时建筑了很大而又很多的木板房屋，而又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地建筑下去，到了后来由于质量更好的砖房突然大规模地兴建起来，来代替这些木板房屋，以致它们都在物质寿命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变成废弃无用的东西，那就是一件不经济的事情了。而且随着建设计划的进行和形式的改变，也就一定会发生劳动和资源的适当转移；可能（虽然不一定）[1]会有更大部分的社会劳动力用到建设工程上面。要使这件事成为可能而不致减少当时所生产的消费品，就必须使这种转移的时间能符合消费品制造业由于应用新的技术设备而增长的生产率。还有，在一种建筑方法过渡到另一种建筑方法之前的某些时候，又必须在生产建筑材料的工业中也做到一种类似的有秩序的过渡。建筑砖房的时期一经开始，对木材的需求就会改成对砖块的需求，再到后来，对砖块的需求又会改成对水泥和钢材的需求了。除非在这个过渡的前一些时候，就停止对木材工业设备的投资，而在更早一些时候，停止对制造这种设备的机械制造公司的投资，而将这种投资转移到生产制砖的设备方面，否则，当过渡到来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在木材工业以及它的附属工业上发生过剩的工厂和剩余的生产能力，而在另一方面又由于专业的有限生产力量而延缓了砖房的建筑。应该注意，并不是在这些决定做出以前先要假设和“率”有某种关系。它们所依气的是关于某种数据的了解，而这些数据的根据又是在计算利率之前所必须决定的。的确，后者的定义如果只是现时所得与未来所得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就不过是这些决定底集合体的一种抽象表现而已：它依靠着做出的这些决定，而不是这些决定依靠着它，因此它在逻辑上是在做出这些决定以后产生的，而不是在这以前产生的。
[1]如果某种新建筑方法的发明——假定说——可以减少一半的建筑时间，那就当然值得立刻采用；结果——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势必把比过去小的一部分社会劳动力用在建筑上面（除非对房屋的需要是富有弹性的）。
在这里所做的分析主要是限于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别的机械作用，它是由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的一面来决定的：也就是集体计划的生产制度与通过无数分散个体的市场制度的作用来调节生产的一种对比。关于另一方面，就是阶级关系的差别，并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可是事实上正是这种差别才是更基本的，因为它正是决定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也决定着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和动机、冲突和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应当分离的；而且以上所说的，有很大部分是绝对由这个更基本的因素来决定的。形成这两个制度的机械作用的决定性数据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例如，决定资本主义所以会以利润——剩余价值的增殖——作它的主导思想的原因，就是它的阶级本质。因此结果必然是，凡是能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政策和趋势就一定会与这个制度的繁荣结合在一起，而且势必继续保持下去，而不利于这个目的的政策和趋势就一定会看作是矛盾的和非经济的而加以抗拒，而且会引起制度内部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由于这个理由，国外投资、工资上涨、“产业后备军”以及市场上某些摩擦的存在才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与特殊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我曾在本章和以前各章的许多地方提过，资本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发展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是会受到特殊限制的，这种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滞了它的发展。这个决定性的限制似乎在于这种制度对于劳动市场接近充分就业的趋势所加的抵抗，使工资不致提高到足以促成剩余价值的急剧下降，因而改变了原有资本和新增投资的价值。这种情况表现得这样可怕和不自然，以致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削弱劳工的活动能力，甚至在劳动市场的劳动缺乏情况有变成持久现象的时候，用像战时的“离职证”的办法，来减低竞争力的正常作用。有一种意见现在似乎正在日益流行，就是如果能消除这种限制，那就用不了几十年的、略微提高的资本积累率就足以在工业发达而人口稳定的国家里面使已知的资本用途达到饱和，以致利率永远降到很低的一个数目，甚至接近零点。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改变了半个大陆，这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十年之内用紧张的建设活动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经济面貌。甚至在前一世纪的中叶，约翰·穆勒就已经说过，没有外国投资，没有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政府贷款，没有资本使用上的浪费，“单是继续目前资本的逐年增长，就足以在几年之内使纯利润率降低到百分之一”[1]。但是在我们所知道的阶级社会里面，是不是有人真能想象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使工资急剧提高以致造成有产阶级的贫困呢?是不是我们不会更容易想象到，就会有一种还动发动起来，来遏制或破坏工会的嚣张力量，或者开始某些新的殖民地的冒险，作为过剩资金的有利出路呢？这样一种结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会有的，因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财产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占有这种利益就等于在扑克牌游戏中获得制胜所必需的王牌。加强这种抗拒是现行制度的经常趋势，这种趋势在日前主要是被一种维持资本收益的愿望所推动，是被限制劳动以及工厂和设备的利用的愿望所推动——只要这种限制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因为凡是在产量政策由于考虑“固定成本”而受到影响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限制——这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因为目的要使价格和平均成本而不是边际成本相抵，而没有更加紧地利用设备——单是这个原因在生产力方面所造成的长期利用不足的数量就很可能比一般所认识的要大得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有各种理由使利害关系胜过理性思想，甚至胜过“思想的逐步侵入”，而且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确是这样。
[1]《原理》，亚胥黎编，第731页。参阅魏克赛尔的意见。他说：“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比现在的个人主义社会可以为资本的迅速积累提供一个更好得多的保证。”他又说：“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会欢迎对资本的一切破坏性的措施” 而集体主义国家就不致因为这种利率的降低而受到很大影响。（《讲演集》第1卷，第212页）。
对比起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利润作为一种所得的范畴，已经不再具有一种经济剌激或形成和限制政策的一种利害关系的任何意义，因为它已经不再作为一种个人收益而存在。而且既然各种各样的工资已经成为所得的唯一形式，社会的刺激就会完全和劳动联系在一起，而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可以料想得到，就是用最大的速度来提高工资。和普通的意见相反，似乎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怀疑，刺激生产的力量相比之下会由于这种变动而大大地增加起来。现在占国民收入几及一半的财产和特权的所得已经日益成为对产量或市价的限制做法的结果，因而也是限制做法的推动力；甚至和生产劳动成比例的劳动所得也丧失了作为刺激的大部分力量，这是因为劳动和财产比较起来在社会上并不受人重视，也是因为不平等的机会所造成的不公平的意识和嫉妒的怨恨挫折了他们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生动活泼的精神。另一方面，解除了这些消极因素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有力最可以调动尚未利用的集体积极性的潜力，这在以个人主义和仆人受主人支配为基础的社会里只能当作梦想而已。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工资的迅速增加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它对资本积累和投资的一切问题自然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了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增加工资所得的唯一限制就只能是现有生产能力和对未来生产设备的考虑。由于消灭了要保留不如利用的资源的动机，由于在不同时期中基本设备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又由于改变了对现时和未来所得的态度，我们就有各种理由来假定，生产能力与工资所得的增加速度和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常见的比起来，可能达到完全不同的程度。扎伊尔在比较奴隶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时候所说的几句话，现在不必经过修改就可以适用在现代的场合。他说：“在劳动由一个下等的社会阶级来实行的地方，它就永远不能是光荣的，或者甚至不会受到尊重。主人对奴隶的那种强制的和不自然的优越地位，表现为好逸恶劳和养尊处优的作风：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同样退化了；智识的地位已经被暴力和兽性所侵占。奴隶和奴隶主都是堕落的人。……两个生产阶级中的一个是靠着压迫其余的一个而得到利益；如果不是说，这种紊乱秩序所造成的罪悪的生产制度抗拒接受一种更好的工业计划的话，那么上面的情况就足以代表一切。”[1]
[1]《政治经济学》1821年版，第1卷，第319—320页。
有时候人们会这样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某种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继续存在，来损害社会利益而拒绝理智的指示。就算会这样，利益集团的力量总是会削弱的，至少因为已经消除了现在社会内最有力量、最有害于人类幸福、最爱掠夺的一种权益集团——这就是财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利益集团的力量就会削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对比，确实是既简单而又非常重要的：在前一种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财产的权益，人类的利益只是次要的或者甚至不重要的；而在后一种经济中，人类生活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财产价值的维持才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类劳动力可耻地浪费在最可辞的目的上面”（由于劳动力的低廉）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人类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方面。这种区别的两种后果是富有说服力的，但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它们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因为利润既已经不再是对生产和投资的一种刺激，所以就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家所熟悉的矛盾那样热心削减工资，来解决普遍的失业和一般的生产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所关心的一直是提高工资。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会计方面，资本的“固定成本”尤其是 “字号”和“专实权利”的“固定成本”就不会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以后也仍然不会被重视（至少在工厂成立以后） ；但是人的维护——这一向是最被人忽视的一种投资——就会变成一种主要的费用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缺乏证据，而且有惊人的证据，来表明在经济会计上没有地位的就是这种对人和人的安全的维护，而最关心的却是保护资本的价值；这种关心到了这样深切的程度——根据现代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居然不惜用阻滞发明和荒废生产资源的方法以及使欧洲“巴尔干化”、恢复中世纪的精神、维持现有剥削区域并用武力征服新的地区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今天人类的斗争，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为了要根除一种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使这种利益集团所维护的“卑鄙而又凶恶的”制度归于消灭，而采取无保留的一面倒的立场所展开的强烈斗争，是同样的甚至规模更大的一场斗争。当利益阻碍着理智的时候，宣传理智是徒劳的，除非所宣传的就是要推翻这种利益。那时是新兴工业资本家反对地主利益集团和贸易垄断者的斗争。今天这个世界则被无产阶级群众对垄断资本的侵占力量的斗争所分裂。如果既要从实践中吸取真理，也要用实践来启发真理，那么，经济学家无论作为经济学家或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都不能超然于这个问题。要使抽象概念具有店命，就我看来，经济学家必须不仅要走出修道院，到这个世界的市场上去逛逛，而且必须加入战斗行列，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算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不是要出卖经济学家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最优良的传统。无论如何，如果他不这样做，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和他的修道院一起倒塌在他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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