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第七章 帝国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国外贸易理论，最初是作为对重商主义的一种批判而激发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从而取得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攻击重商主义这个体系并驳斥它的辩护士的谬误论据，这种情绪在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以及李嘉图的著作中都占着主要的地位。重商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颇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于后者竟然很少谈到，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份外的题目，这就更使人感到惊异了。十八世纪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殖民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至少在肤浅的表面上，是常被人提到的（我相信80年代的罗吉士[Rogers]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这种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二者都与殖民制度有关，而且也在于它们所采取的某种类似的垄断作法以及它们在思想上也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形成类似的对照。
早期经济学家对于重商主义并没有什么错误的认识；而且他们的分析很清楚地揭露了它的贸易规章的复杂上层结构所依据的基本关系以及在为它所作的解释和辩护之中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他们认识到，它所追求的利益是一种垄断的利益，并且是属于一个范围很小的阶级利益。詹姆斯·穆勒曾经把殖民地描写成“对上层阶级的一个院外救济[1]的庞大体系”。他写道：”强迫殖民地向宗主国出售价格比售予其他国家为低的货物，只是向它勒索贡物而已；固然不是直接的勒索，但并不因为它被掩饰起来而与实际的勒索有所不同。”[2]扎伊尔把这种制度描述为“建筑在强制、限制和垄断上的一种制度”。他说：“宗主国可以强迫殖民地向它购买可能购买的每种东西；这种垄断或独占特权使宗主国的生产者可以强迫殖民地付出超出商品所值的代价。”[3]亚当·斯密对于这个问题曾经作出历史上有名的论述，他用这样的辞句，来抨击这个制度：“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像重商制度的其它卑鄙和罪恶的手段一样，抑制了所有其它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殖民地的工业，而丝毫没有增加……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正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的确，垄断组织还提高了商业的利润率，使商人的利益有所增加。……为了增加某一国家中一小撮人的些微利益，却损害了这个国家中所有其它阶级的人以及所有其它国家中所有人的利益。……垄断必然使收入的一个巨大来源——劳动者的工资——永远不会像没有实行垄断时多。”[4]
[1]贫民救济院对院外贫民的救济，这里是借喻。——译者
[2]《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版，第213页。
[3]《政治经济学》，1821年版，第1卷，第322页；以及《政治经济学问答》，第129、130页。也参照陶伦斯（Torrens）《财富的生产》，1821年版，第228页以后。陶伦斯毫不犹豫地用鼓舞人心的强烈词句，提到“船主和商人的有势力的党派是要对殖民地的各项规章负责的，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是对立的”（第248页）。
[4]《国富论》1826年版，第571、572页。并参考西斯蒙第关于殖民制度的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宗主国把垄断的所有利润都保留给自己，可是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市场之内如此”——有限到这种程度，以致意味着，最后反而是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宗主国和殖民地（《新原理》，1819年版，第1篇第393页）。
斯密和李嘉图都谈到国外贸易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他们认为它有提高本国利润率的影响，但两人所提出的理由正相反。亚当·斯密认为，殖民地贸易之所以能提高利润，是由于把资本转移到殖民贸易中具有局部垄断性质的那些商业部门，因而那里所获得的利润就会提高。但是这些资本的转移，也会使所有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提高（由于在这些贸易部门中的资本竞争减少了），结果就会造成国内面品价格的上涨。他用这个论点来说明重商主义制度无论对本国和对殖民地都同样有害。[1]李嘉图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很可能“对殖民地的贸易规定会是这样，就是比完全自由的贤易对于殖民地更为不利而同时对母国则更为有利。”无论如何，“从对某一国的贸易改为对另一国的贸易，或从国内贸易改为对外贸易，照我的看法，都不会影响利润率。……总资本和工业的分配会更不适当，因而生产将会减少。……（但）即使它会产生提高利润的作用，至少不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因为价格既不是根据工资也不是根据利润来决定的”[2]。凭借国外贸易来提高利润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丰富而低廉的进口食物对于劳动价格的影响；而这种情形靠实行自由贸易和尽量扩大市场范围来促成的可能性最大。
[1]《国富论》，第556-559页。
[2]《原理》，第3版，第410，413页。
马克思把国外贸易包括在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各种因素之内，并指出斯密和李嘉图在这方面的争论之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是站在斯密的一边，而反对李嘉图（这在他是不平常的）。国外贸易之所以能提高利润率，不仅是由于它能使生活资料低廉，而且也由于它能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格下降”。除此之外，投资在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尤其是投资在受管制的殖民地贸易上的资本，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而且“我们看不出来，投在一定部门的资本所提供的并且送回到本国来的较高利润率，在无独占从中妨碍时，为什么不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均衡，不会相应地，把一般利润率提高”。“处在有利位置的国家，在交换中将得回较多的劳动，换去较少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是由一定的阶级所吮吸。……如利润率较高是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利润率一般更高，在它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下，那就会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并存着。均衡过程是会发生的，但不是和李嘉图所想那样，均衡化为旧水准。”这一种额外利润，就是他所谓超额利润，由于资本间的竞争，结果势必变成本国国内的：盘利润率。他说，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一个制造业业主在新发明普遍采用以前，利用这种发明而获得”[1]的一种利益。
[1]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0-282页。
我们不很清楚究竟马克思的意思是否认为这一点适用于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指两个国家经济单位之间的简单贸易，不管是管制贸易还是不管制贸易：另一种是指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一方对另一方的资本投资。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似乎关于前一种情况，李嘉图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从贸易上所获得的利益不一定会表现为利润率（也就是价值比例）的提高，因为结果吸收到这个国家的货币制度中的黄金能会发生使所有价格都同样提高的影响，因此相对价格仍然没有变动。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只有表现为生活资料或原料和生产工具的跌价，才会使利润率提高。[1]但没有疑问，马克思心目中指的是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包括前者对后者的投资；这里，亚当·斯密的见解看来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国的利润率无疑是会提高的，因为事实上投资的范围已经扩大。
[1]这种商业也可能对利润发生一种影响——这一点在《资本论》里面并没有提到——如果它会促使那个国家在具有和以前不同的技术条件，也就是大体上和以前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方面实行专业化。
当然这两种情况之间，并不能划出严格的界限；倒不如把它们看作国与国之间两种类型的关系，两者的影响是在彼此的边缘上交错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会不对比较发达国家的食物和原料的跌价发生影响，特别是在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那种贸易的情况之下；而且在这种程度上，前一国家的投资范围可以说已经有了扩大。另一方面，如果实际上资本是投资到前一国家以外，那么这个国家的利润率很可能会提高，而与利润率对于相对价格的偶然影响完全无关。所以要严格地确定殖民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是不容易的。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得不出可以用严格的逻辑界限来区分现象的定义。照马克思的意义来解释，两个生产率不同的国家之问的自由和未加以管制的贸易，似乎也同加以管制的贸易或国外投资一样可以产生超额利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超额利润是大部分国际贸易的产物。如果我们要给这种经济关系以明确的定义，那必须要用比这个更为狭窄的意义来解释；而关于殖民地和殖民主义的最恰当和最满意的经济定义，似乎应当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问的关系，包括为其中一方的利益而创造超额利润所采取的办法，这种办法或是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用垄断方式来规定的贸易形式，>或是由其中一方以高过它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利润率对另一方进行投资。这两种类型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代表一个区域为另一区域所剥削的一种形式（通过贸易或投资），这和两个区域在自由的和未加以管制的贸易基础上所发生的贸易关系是有重大的区别的。[1]
[1]不包含任何垄断成份的国外贸易的概念，当然是同国内贸易的“目由竞争”概念一样抽象的，而且也是同样少见的。我们在这里采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分析的目的。
重商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所规定的贸易关系，采取了有利于后者而不利于前者的贸易条件这样一种方式。[1]在这个制度之下，对殖民地的投资虽然已经发生，可是似乎只起次要的作用。现代帝国主义重复了这种通过贸易来进行剥削的特点；虽然在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这个特点还远没有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殖民制度中那样显著，但是到了后期，当表现为帝国单位的“自给自足”的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形式时，它的重要性就大大地增加了。但重商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当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阶段与大规模工业技术、工业和金融的结合以及垄断组织和政策的最高阶段之间的全部区别。所以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资本财货的输出和生产这些财货的工业的过分扩张，开始起着主导的作用。[2]的确，在区别新旧殖民制度的对比中，殖民地投资似乎是主要的一点。这种投资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果把这种投资说成完全是或主要是直接剥削殖民地无产阶级的于工业资本的投资，那是对实际过程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和错误的说法。对殖民地的投资，常常采取大规模货币借贷形式或原始生产方式的剥削形式，很像西欧钱庄放款制度时代商业资本所采取的形式。[3]而且殖民地投资的主要特点，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享有特权的投资：即投资于附带有某些特惠和优待条件或实际垄断性质的事业，采取特许权或规定某种特权的形式。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所实行的那种垄断权和限制措施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似乎始终是吸引殖民地投资的一个主要部分，并且是帝国主义作为向广大地区榨取利润的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1]中世纪末叶和“原始积累”时期，在商业资本、小农和手工业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属于最早的与此相类似的关系。商业公会的各种垄断规定，常常得到镇公所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的支持，它们对周他郊区的关系，等于一种“殖民主义”，而由此所引起的达种剥削关系构成了原始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钱庄放款制度之下，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最后才达到工业资本剥削无产阶级的成熟的和“纯粹的”形式而创造了工业剩余价值（参阅本书作者的《资本主义企业》第14-16、18-19章）。我们如果注意到下面一件事是很有趣味的，就是在1925年，这一类型的关系曾经构成苏联关于工业和小农经济关系问题的讨论的以及普用奥勃莱任斯基（Preobrajensky）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学说的基础。（参阅本书作者的《俄国经济发展史》，第160页及下文）
[2]1913年英国资本总输出额，据估计为40亿英傍，其中半数投资在不列颠帝国，五分之一投资在美国，五分之一投资在中美和南美，只有二十分之一投资在欧洲。下面所列的德英、美三国的合并起来的输出百分比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资本财货 消费财货
1800年 26% 74%
1900年 39% 61%
1913年 46% 54%
（见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经济建设》，第30—32页）。
[3]这方面的例子似乎可以根据非洲尼日尔公司或苏丹拓殖辛迪加或法属赤道非洲的许多事实来说明。在这些地区，外国资本通过贸易和放款来剥削原始经济，而丝毫没有帮助它工业化的倾向。
既然对殖民地区的投资，代表资本转移到比较容易变得半垄断性质的特权的地区，转移到劳动比较充足而又低廉、“资本有机构成”也较低的地区，因此，这个过程便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来阻止本国利润率的下降趋势。[1]而且它之所以发生这种影响是有双重理由的：这不仪意味着向殖民地区输出资本，可以比投资在国内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且还可以造成一种趋势，使国内（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利润率也可以高出它在其它情况之下的利润率。发生后一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在宗主国国内寻求投资机会的过剩资本已经由于殖民地的有利出路而减少，劳动市场的压力已经减轻，而资本家也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来购买本国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的输出可以看成是靠国外的新辟剥削园地在国内重新创造产业后备军的手段。资本家因此得到了双重好处，他既能在国外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又能在国内维持、较高的“剩余价值率”。这种双重利益，就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形成根本对立的理由，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具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机而就会主义经济则不会具有这种动机的理由。[2]如果我们假定这个过程发展到了极端，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意义：假定在殖民地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供人利用（而且也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供人利用），再假定所有资本输出的障碍都已经消除。那么，这一过程的逻辑结果（如果我们愿意顺着一种纯粹抽象的假设路线推演下去的话），将是使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率（至少是“效率工资”）降低到殖民地区所通行的水平；并且只要还有殖民地区可以继续榨取，就会使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生活维持在这样一种水平上。根据一些具体的理由，这个过程不会达到，甚至不会接近这个抽象的极限（这在表面上似乎牵涉到殖民地的“非殖民地化”和宗主国的部分的非工业化）。但是即使这种趋势受到其它因素的阻碍，也仍然会有一部分继续存在着。[3]
[1]例如，约翰·穆勒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在著作中提出关于资本输出的这种值很注意的说明：“我相信，这是很多年来阻止英国利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原理》亚胥黎编，第738页）。
[2]关于时常引起人们注意的那种因开发殖民地而造成的廉价进口食物的“补偿”，有一位知识渊博的作者最近曾经作了这样的结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所潜伏的利益分歧越来越显露出来了。虽然资本家并不是单独获得资本输出的利益，可是工人阶级的分润，多半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有意的。这种最有利的冒险，如果能碰巧促成食物和原料价格的不断下降，那只是很少有的一种利益的一致。”他指出伊斯兰宫殿的建筑，钻石的开采，战略铁道的建造以及军舰的购买都不意味着这种“补偿”，而且，“被开发的新国家越多，地城性的冲突也就越明显。原来以为国外投资可以降低英国进口货成本的那种可能性正在缩小，而对于和我们自己工业相竞争的那种工业即将成长的恐惧，却比以前更加紧张……由此可见，国外投资可能会降低生活标准，而不是提高。”（凯恩克劳斯（Cairncross）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第3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
[3]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宗主帝国的工人阶级，可能有若干部分或甚至全部暂时获得偶然的利益。例如由于未开发地区的开发，它可以从食物进口价格降低而获得好处，或者某一部分工人由于他们这一部分工业的产品有了扩大的市场而获得利益。此外具有坚强组织的工人，也可能从帝国主义的某些垄断措施上分享到一些果实；这将在下面谈到。但同奴隶可以从他的主人的富裕程度上得到好处总是有一种严格的相对就义：这并不意味着他作为奴隶或作为自由民的地位的比较，而是意味着他对于较不富裕或较为富裕的主人的两种奴隶地位的比较（显然，这种意义的好处必须永远从属于他因论于奴隶地位而遭受的更根本的损失）。所以，如果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上找到了部分的逃避之所，那就是它可以避免对宗主国工人阶级采用它在其它情况之下所不得不采用的那种压迫方式。如果与后一种必须采用的方式比较起来，宗主国无产阶级可以说从帝国主义得到了好外。这与法西斯主义的某一方面特别有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面提到。
现在时常有一种倾向，把注意力放在重商主义与现代殖民主义——指在殖民地进行投资——的对比上，甚至否认重商主义所特有的特殊剥削类型在今天也还存在。因此，就把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影响上面，来和重商主义对它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所起的限制影响对比，从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殖民地区会产生一种充分发展的、正常类型的工业资本主义，最后能促使落后国家逐步否定殖民地化。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于忽略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帝国主义与旧殖民制度之间所存在的那些类似的特点，忽略了与垄断组织和垄断政策时代有密切联系的殖民发展的特点。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区发生一种革命影响，它比较重商主义（它主要集中在商业关系和对农业种植园的鼓励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事实。[1]既然资本是作为工业资本而投到那里，那么必然会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如果当地原先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条件的话；这就意味着旧的各种经济形式，不管是部落的或是半封建的，会由于“原始积累”的过程而解体。作为扩大投资范围的一个条件，帝国主义需要在运输方法上进行部分的革命，需要开发自然富源，而且有时候——虽然不是经常不变地——需要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可是这方面是受重大限制的；在殖民地区，这一制度所发生的积极作用，即使在它的初期，似乎也比在原来的工业国家自发的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作用更受当时可能性的限制。所以常常为了政治的理由，它宁愿支持而不愿推翻那些反动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例如，挟持印度的土邦；使中国长期陷于政治分裂），特别是当它需要从殖民地内外去寻求联盟，来对付敌人的时候。正如同在资本主义初期历史的某些阶段，商业资本曾经与封建或半封建的利益或与法院取得拖鞋，结成联盟，来反对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一样（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利益也可能在于联合殖民地国家的旧统治阶级残余，来反对当地资产阶级基于加强工业化的利益而做出的各项计划。我们已经说过，对殖民地的资本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享有特权的投资，附带着半垄断性的权利或限制。而在许多情况之下，它是采取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的剥削形式并使之永世长存：这种趋势正是因为殖民地的贫困和劳动供给的低廉才促成的。再者，如果鼓励殖民地某种类型的生产投资，以致与本国这个工业过去所独享的利益发生了竞争，那又会违反帝国主义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此，一种垄断因素就会很快地插进来，阻止殖民地方面可能与帝国主义其它方面的利益相竞争的那些类型的发展，并且这种垄断因素常常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限制在与宗主国的某种类型的生产相辅助而不是相竞争的那种类型的生产上面。[2]既然“幼稚的”工业通常需要某一种特别的鼓励，使其发育成长，因此对殖民地工业来说，单是缺少这样一种特别鼓励就已经足以使它的工业化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了。
[1]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殖民地站指帝国主义时代真正的殖民地。在不列颠帝国构成所谓自治领的各部分，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真正的殖民地，它们是1重商主义时期原来的殖民地，以后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为一方面，南非由于存在着大量被剥削的土人，所以是另一种待殊情况）。
[2]用抽象的话来表示，为了对宗主国资本家整个阶级有利，就要在投资方面作一个分别对待的尘断者，向时限制对殖民地的投贡，以便维持一个较商的利润率而不致与国内投资的产品发生竞争。
帝国主义所以有可能很快地步重商主义的后尘而采取类似的垄断措施，是由于这个制度的一种特殊和显著的特点而促成的。虽然单是资本输出，并不需要依靠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贸易的详细规定，像重商主义那样的做法，甚至还能够与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并行发展，但它需要对殖民地经济的内部关系和结构采取大规模的政治控制，而以前各世纪的重商主义则不需要如此。它所以有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保护财产”和保证投资利润不致因政治上的风险而落空，而且也是为了替资本的有利投资实际创造基本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足够提供充足而低廉的劳动供给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地方，就需要对原来存在的社会形态加以适当的改变（在东非和南非减少部落的保留地和对生活在部落保留地上的土著采用差别税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1]从宗主国对殖民地内部政治所实行的这种更严密的控制之中，似乎可以找到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的基础；根据它的历史所揭露的，这种逻辑就是逐步从“经济侵略”到“势力范围”，从“势力范围”到保护国或间接控制，然后从保护国通过军事占领达到归并。一旦政治控制成了投资的仆从，垄断和特惠待遇的机会于是形成；而且如果采用了这种政治控制，可以推想得到，那是用来促进它所代表的特殊利益的。殖民地的投资与经济发展过程是不会在放任主义的理想的诗情画意的环境中进行的。
[1]在每一个热带非洲的领地，白种的居留民和资本家都对本地居民强行剥夺、剥削和进行事实上的奴役；而且除了英属西非以外，这种剥削和奴役已经达到正要完成的阶段“伍尔南（Woolf）《经济的帝国主义》，第63页）。
帝国主义所表现的这些限制和垄断，在它的发展后期似乎变得特别显著，而且开始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中的一种重要因素。最初，当投资区域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而特许枝的追逐也还很容易的时候，注意力主要是指向那些近在眼前的机会或者新地区的开辟。这是开创时期，还有多余的地盘可以容纳全体殖民者。十九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还有整个大陆摆在面前，非洲的争夺并不意味着尖锐的斗争。在争夺尚未完成以前，法绍达事件[1]很快就接踵而来，这是未来风暴的预兆。但当时还有多余的地盘，容许在竞争者之间应用“补偿”的原则，例如，英、法在北非斗争的缓和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当时也还有未开发的处女地可以填补那批想“瓜分地球”作为独占的“领土”的匪帮的贪婪欲壑。1911年摩洛哥事件[2]是一个更严重的预兆。等到英属东非和德属东非腹地都已经被开发净尽，中非潜伏的斗争压力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即使这样，通往1914年8月的最危险的弹药列车的埋伏地点可能还是在近东，沿着到巴格达、德黑兰及印度这条路线，而不是在非洲。
[1]法绍达（Fashoda）位于白尼罗河西岸，当时是北非英埃苏丹的一个市鎭，设有火车站，在商业上居于枢纽的地位。历史上曾经是英法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地方，冲突的结果，英国胜利，于1898年8月签订协定，由法国将该地让与英国。——译者
[2]摩洛哥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本为北非君主专制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徳法竞争之地。911年法帝国主义趁摩洛哥内乱出兵，并强迫摩洛哥国王订约，同意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历史上称为摩洛哥事件。——译者
可是即使在这个初期阶段，在争夺投资机会和特许权的时候，也丝毫不存在像古典学说所说的那种自由竞争。各种类型的特恵待遇是角逐的主要目标；而在建立或维持这些特惠待遇之中，政治影响又起着显著的作用。这方面发展的历史充满着实例，表明在决定某种特殊权利分派给哪一个竞争的国家集团的时候，政治影响乃是决定因素，像中国、南美、近东、埃及、特立波里和摩洛哥的历史就是这样。[1]这些集团——例如南非公司、英徳东非公司、尼日尔公司、苏丹垦殖辛迪加、战前的巴格达铁路公司等（举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一旦获得特殊权利，就形成了对广大区域的实际垄断。在贷款、建设包工合同和开采特许权方面如此，在商品贸易方面（范围比较小）也是如此，而且随着殖民地开发的进行，这种垄断将会愈益成为殖民地贸易的特点。正如庇古教授所说的：“有种种非常有利的投资机会：可以贷款给软弱的政府，对它们的官吏行贿或诱骗，可以照有利的条件为这些政府建筑铁路，在开发石油区的自然资源方面进行投资，或在攫自非洲人的土地上用极低工资强制或‘剌激’非洲人劳动来建立橡胶园。当这些文明国家的政府已经对未开发的某一地区实行归并或是进行保护或是建立势力范围的时候，这些代价很高的特许权，即使在未取得正式保留权时，也往往流到本国国籍的金融家的手里。这些金融家大抵是既有钱又有势的。他们拥有通过报纸传布他们的声音来影响舆论而对政府施用压力的手段。”[2]
[1]参阅下列各书：伍尔甫的《帝国与非洲商业》、欧尔（Earle）的《土耳其、列强与巴格达铁路》、勃莱斯福特（Brailsford）的《钢铁与黄金的战争》、尼林（Nearing）和佛·里曼（Freeman）的《金元外交》；阿佛拉区（Overl&ch）的《外国对中国的金融控制》。
[2]《战争的政治经济学》第21、22页。
根据古典学派国外贸易理论的假定，各国有专门生产对它们比较有利的那些商品的趋势，而贸易的利益将根据有关国家的需求弹性而进行分配（表现在每一国家为获得它所需要输入的商品而输出的商品项目中）。如果说今天的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也不见得不正确，那就是脱，每一国家都企图为自己有条件进行生产的那些东西创造或“规定”需求；而经济霸权也就是指有办法能作到这件事情。向“落后区域”传播某一国家的文化、习惯和风俗，如果不是为了使前者养成爱好后者所适于生产的因而历史上一向就已经欣赏和需求的东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经济意义又指的是什么呢？当然，这个过程是受重要条件的限制的。一个不出煤的国家总无法让它的殖民地养成完全不用煤的嗜好，或者一个不产纺织品的国家也无法强制它的殖民地人民赤身裸体而购买珠宝饰物。但在不列颠帝国影响和管辖下的殖民地似乎有很多理由喜欢雇用英国的工程师和英国的人员，来管理它的工业，而雇用英国职员的企业对使用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式样的东西以及与英国公司订立建设合同方面，也似乎有一种偏向。在英国殖民地所流行的服装（除非有相反的充足理由），大概偏向于英国的布料和英国的式样这一方面，而在德、法、日的殖民地，则偏向于另一方面。这种影响的后果，当然是，那些金融家，特许权的角逐者、建设承包商、贸易公司等等，比之在没有特惠条件下和比较完全的竞争市场进行交易的场合下，能够享受到更高的销售价格和更低的购买价格。换句话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条款”将是对前者有利的。常言道：“国旗到那里，贸易就到那里。”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真理：即殖民地主要是控制它们的那个国家集团的利益的“私有市场”，即使是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地方；这是殖民地在国际经济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资本主义所享受的这些特权的数目和范围，对决定它所能获得的利润率和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消费不足的理论家所谓的“寻求市场”会有它的独特的意义。即寻求通过贸易的剥削以获得垄断利润的扩大机会，这和“正常剩余价值”的榨取是有所不同的。
但今天，甚至名义上主张“门户开放”政策的，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势力范围的协议与国际卡特尔之间划分市场为定“保留地”的领土协定并行不悖。政治号召被直接利用来影响需求，而口我们可以看到，康拜因还利用政治偏见，来排斥竞争对方的产品（例如，几年前臭名远扬的抵制苏联石油的运动）。政治和经济关系是如此纠缠不清，以致单是闻到石油特许权的气味，据说至少就会引起一次各国国际会议的混乱。现行的“自给自足”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加上高筑国家单位或帝国单位的关税壁垒以及过多的限额配给办法，这些都不过是要达到更完全形式的有限制的市场和垄断的保留地的目的而已；而目前流行的平衡贸易协定和重弹出口剩余产品的滥调，就是对现代帝国主义中一向隐藏着的那种新重商主义的直认不讳。在这个过程里面，经济学家所最注意的货币的扰乱，似乎表现为结果而不是原因：外汇贬值只是作为出口竞争的一种手段，而各种通货制度的对立，如黄金集团、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等等，只是在建立被保护和被隔离的经济区域之中作为争取地位的一种策略而已。当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宣传必须要有殖民地出路的时候，他所真正要求的并不是富足而是限制，并不是为人民谋富裕的途径，而是为大企业谋垄断的特权而已。
有一个还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何以这种新殖民主义会出现在它所出现的一个历史的特殊阶段。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特征，这个阶段特别是表现在金融和工业的结合，使工业上的决定服从大规模的金融计划，也就是希法亭（Hilferding）所谓“金融资本”的那个阶段。[1]所以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对新地区的资本输出在返老还童以后，又可以按过去投资的经过重演历史[2]，而且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向新地区扩张，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便出现了十分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照最近事件所表现的来看（例如在西班牙），这种扩张的野心，不仅是针对着亚洲或非洲的“落后”国家，而且也是针对着经济控制能产生垄断利益的邻近地区。[3]因此，认为帝国主义和宗主国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阶段的情况有密切的联系，不仅有抽象的理论假定，同时也有事实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明。
[1]参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81页；，希法亭《金融资本》。
[2]资本获得利润以后，又投入新的地区，因而成为新的资本，也就是返老还童，资本再度投入生产，获得利润，这就是重演它的历史。——译者
[3]从已开发的区域取得垄断控制的果实的确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未来的资本输出，很可能会比第一次大战前发生更小的作用。参阅阿林（Ohlin）教授的评论：“现在的情况和19世纪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所以国际资本的移动会比以前发生更小的作用”（《国际经济建设》，第75页）。
在西欧各国同时出现了现代的帝国主义，这是大家都经常提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使人惊异的是，上一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初期，那些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又不的而同地对殖民地表现出兴趣；它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声名狼藉的瓜分非洲的运动；在不到十年的时问，整个非洲大陆就被几个列强瓜分净尽。[1]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和远东又开始发生了兴趣，而在这个地区和近东的“势力范围”的争夺，很快地就步起非洲的后尘。这种采用新策略的转变不仅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又是突然发生的。这种转变似乎不是预先准备的，而是由原来代表科布最（Cobden）[2]的国际自由贸易理想的政策逐步后退。三十年以来，英国政策的趋势一直是采取放松不列颠和她在重商主义时期的旧殖民地的联系的方针的。而且对非洲的争夺，是紧接着格拉斯吞（Gladstone）在自由贸易方面获得最辉煌的成就以后，也紧跟着一般认为可以标志自由贸易世界的开始的大博览会和一系列的商务条约以后才发生的。似乎仅仅狄士瑞利（Disraeli）的辩才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潮流的突然转变。不到几年的时间，就又恢复了以“公平贸易不是自由贸易”为口号的保护贸易的言论。张伯伦（J・Chamberlain）不久就领导了和自由党分裂的运动，而法国和德国也同英国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重新发现了殖民地对祖国的价值。意大利的工业革命，在前一世纪发展得比较晚，所以对于北非的兴趣表现得也比较迟缓。美国由于她本身发展的特殊原因，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走上殖民的道路。[3]最后出现在舞台上面的就是日本，它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以飞快的速度过渡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现在她正在仿效和改进二十五到五十年以前欧美列强所曾采用的政策。历史的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是和一国资本主义成熟到某一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繁荣增长，只能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而不会在达到这个阶段以前。
[1]“在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之问，有五百万平方里的非洲领土，包括六千万以上的人口，已经被欧洲国家占有和通统治。同一时期，英国在亚洲吞并了缅旬，并置马来半岛和巴基斯坦于其统治之下，而法国则开始采取步骤，占有越南和东京（印度支那。——译者），目的在使中国屈服或分裂。在这个时期中，三大强国又在太平洋各岛进行了争夺”（伍尔甫《经济的帝国主义》，第33、34页）。
[2]科布登（Cobden，1804—1865）是英国政治家，主张国际间实行自由贸易。—— 译者
[3]在上一世纪，虽然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工业化得比较早，可是在西部和南部，充分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却来得相当晩。我想事实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美国资本主义是致力于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内地的农业区城对东部的大资本起着殖民区域的作用。无论如何，要到上一世纪的末期，美国在国际收支的平衡上才不是制造品的进口者。
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特征似乎可以最恰当地和这种新扩张主义的趋势联系起来：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为“产业后备军”的“外延”招募已经在旧的国境内达到竭尽或接近竭尽的地歩；另一方面，由于受了前者的推动，技术水平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已经达到基本设备的贸易需要大量发展的程度。这两种互相配合的发展，很可能会连带着使资本利润有相当猛烈的下降趋势，而生产资料的技术发展又会提供资本积聚的基础，同时巨大的垄断集团也会由于资本积聚而产生了出来。用列宁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过度了”，也就是“‘获利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1]。如果这些发展确实具有资本收益剧烈下降的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将会成为一个刺激，促使在本国的工业上采取垄断政策，同时又在国外寻求新的投资场所；而巨大垄断集团的成长，尤其是与金融的结合，将使它成为有能力在国外采取大规模经济制胜战略的唯一组织类型。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垄断制度和殖民主义在逻辑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某一特殊工业或某一类工业的垄断能够使利润率提高，但是一旦利润率的提高已经普及到所有行业，垄断立刻就会失去了力量，除非它能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或者能剥削国内的某些中问的所得阶层。[2]所以为了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唯一的道路就只有扩充它在海外的剥削范围。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2]见前面第三章最后几页。
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变成一些简单的原理，根据这些原理可以机械地推断出这种社会的全部未来。他的主要概念，就是运动是由这个社会的对立成份的冲突而产生的，而这种相互的作用和运动又形成了新的成份和新的关系。有机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规律，不一定能从低级阶段的规律推论出来，至少不是可以一概加以推论的，虽然前者和后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列宁对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分析所以具有这样大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新的阶段在哪几点上修正或转变了帝国主义前期所特有的关系。这些修正常常被人引用，来说明和马克思的预测的矛盾。但是帝国主义虽然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在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所未曾和未能预见的那些情况，可是这些情况的特点，最后似乎只会加强马克思所预测的要点而不是使他的预测归于无效。
新帝国主义的第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它对本国阶级关系的影响。殖民成功的国家所能得到的超额利润和新的繁荣，使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至少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分享剥削利益，虽然这只是表现在对工资放松上面，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的话，资本家可能早已对工资采用了压力。在劳工组织坚强的地方可能比用其它方式更容易压迫对方让步而取得某种特权的地位。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英国和北美——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明法国和德国——何以会维持着通常所谓“劳工贵族”的地位，也就是有这样一批劳工，他们比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无产阶级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们是宗主国的“宫内奴隶”，与帝国周围的“种植园的奴隶”对此起来，他们对主人感到有部分的利害一致，因而不愿破坏现状；这个事实明显地反映在这些国家的劳工运动的整个时期（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时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1892）的序言里，曾经对英国劳工运动作过以下的名言：“当英国还保持工业垄断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绝大部分，但广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这就是从欧文主义绝迹以后英国不再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也将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总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会降到其它国家工人所处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面对着1914年的事件，列宁尖锐地批评“帝国主义（在英国）分裂工人，在他们中间加强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一时腐化为那种倾向”，正如同“它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所表现的那种情况”，而且他还把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领袖，也就是宗主国那些比较放肆的“宫内奴隶”的领袖，称作“劳工队伍中代表资本家的班长”。同时，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里，又渐渐养成一个巨大而又过分繁殖的所谓“中间阶级”，他们的生计直接间接依靠着帝国的关系，这包括从城市机关的职员以至殖民地的行政人员，另外还养成一班到处充斥的食利者分子，他们靠着国外投资的所得而发财致富。
第二，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历史任务是造成类似在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见到的一种阶级结构。作为工业投资的先决条件，它需要农村的、然后城市的一个无产阶级，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也会产生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逐渐从买办、经纪人和重利盘剥者、地产投机者、家庭工业组织者或富裕农民，而变成工业企业家。这个阶级由于仇恨外国资本的垄断特权和遥领业主的势力，也会不可避免地和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对立起来，正如同十七世纪工业资本暴发户曾经发起反垄断运动以致最后引起内战一样。在这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取消外国资本的特权并采取一种由国家支持的、发展本地工业的路线；这种民族主义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上欧洲1789年、1830年和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点的翻版。正如重商主义曾经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帝国主义也同样地在今天的亚洲——也许明天的非洲——导致了殖民地的革命。我们已经说过，帝国主义所代表的不只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一种简单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它并不表明会在殖民地再产生那种“纯粹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有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与本国成外国的工业资本家的单纯关系。（如果这样，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就不会有它存在的经济理由，除非纯粹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运动。）它也含又通过对整个殖民地贸易而产生的一种垄断剥削的关系。因此，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都有经济根源使他们投入民族主义的运动。因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也就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混合的阶级运动。所以二十世纪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就是帝国各邦民族与民主的革命，和马克思所说的宗主国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来动摇资本家统治的支柱。在这个新的时代，很可能发生引力中心的转移，即决定事物发展的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事件的形势上的第三个后果是加深各个国家和各个区域间的不平衡的发展。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进展，在世界的不同部分似乎产生了一种“拉平”的影响。世界市场的成长，无论在商品或资本方面，一般都认为会减少各国间的差异，使不同的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甚至在生活标准上，都会日益趋于一致。对于这种见解经常要作重要的修正，这大概是正确的。但随着新殖民制度的兴起又出现了某些新的不平衡，它们无论对内部的阶级结构和不同的国家集团的内部稳定性都同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垄断似乎可以代表统一、协调和比较高度的有秩序的计划。就某一垄断控制范围以内的关系来讲，这种说法也许一部分是正确的。但实质上，垄断总是构成一种特权，而经济的特权总是会构成限制或排他作用。它必然意味着对别人有优先权，或排斥某些人，而这里不仅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而且也埋下了敌对的种子。在殖民主义政策上最成功的那些强国是能够得到一种新的繁荣（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而且加强其内部稳定性的。到了争夺达到公开冲突的阶段而冲突又变成战争的时候，一个集团要想扩大它的领域就只有牺牲另一集团，正如同在匪党之间的战斗一样，最初是把“地盘”扩充到未开辟的地帯，但以后再要扩大就只能从其它敌党手上抢夺地盘了。1914年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凡尔赛和约的订立以及把所有殖民地全部从战败国转移到战胜国手上，似乎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列宁在他的学说里面，曾经引证帝国主义时期的这种新的不平衡和对立，来支持两个结论：第一是不可能有所谓“超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主义，由它们联合起来，和平地剥削全世界）。第二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最先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因为它们在殖民竞赛中最早而又最成功，所以延长了繁荣的寿命，而将最先在那些工业比较不发达、因而构成“最薄弱的环节”的国家中实现，当它们遭到像世界大战那样严重危机的时候，整个结构就会趋于崩溃。在第二个结论上，他为自己在俄国所实行的政策找到了一个理由，而且对一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矛盾的说法——就是马克思在七十年以前所预言的革命，会首先发生在俄国而不是在西方各国——找到了一个答复。
这个具有潜伏的敌对性和扩张的内在逻辑的帝国主义概念与凯尔尼斯（Cairnes）在他的《奴隶强国》一书里面所作的奴隶经济的分析，正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凯尔尼斯着重指出，在北美的南部各州，唯一的新的投资方式和唯一的利润扩大的来源，就在于获得更多的种植园和更多的奴隶。因此南部各州的艰难的经济不断被一种获得更多的奴隶和向西部扩大种植园制度的要求所推动。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限度以后，终于不得不与北部发生最后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血液里面显然也存在着类似的扩张欲望，而且这也是不可能使它无限制得到满足的一种贪婪的欲望。正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形式的那种抵抗力最，使垄断政策的任何强化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甚至会松弛帝国的团结。所以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殖民主义只能提供一种暂时的喘息时间而已。
如果把战后的经济危机与这种类型的背景加以对比，就可以得到一个和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完全不同的而且更明显的解释。的确，如果我们要理解使人迷惑的、梦魔似的最近的事件，如染我们要追究原因的原因，而不是仅仅依靠对“直接原因”的分析所提供的表面现象，这样一个背景似乎是基本的条件。如果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观察，我们战后世界的症状显然要比在传统的讨论上一直占着非常重要地位的、而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甚至好像就是他们视野界限的因素，如“战时生产的失调”、“政府对贸易和企业的限制”、“货币的紊乱”以及类似的因素具有更深的根源；而事实上比周期运动更为深刻的“总危机”的清晰轮廓已经开始出现。马夏尔说过这样的话：“在经济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既不是已经知道了原因的那些结果，也不是已经看到了最显著后果的那些原因，我们所没有见到的东西，常常要比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更值得研究”，特别是在某一个人所关心的“不只是限于局部和临时利害的某些问题”而是属于“制订公众利益的长近政策”的时候。[1]
[1]《原理》，第778页。
关于1929—1930年的事件，罗宾斯教授曾经指出（写于1934年）：“我们不是生活在世界危机的第四年，而是在第十九年……1929年的萧条，无论在宽度上或深度上，都超过所有以前的同样性质的变动。……国际劳工局曾经计算过在1933年全世界大约有三千万人失业。在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萧条，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过去任何一次的萧条都无注和这一次相比。”[1]甚至在1927年，卡赛尔教授就已经发出警告，他认为“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经常特点的失业危机似乎比一般所认识到的更为紧急”[2]。至少在战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废墟已经从经济界清除以后，不过几年工夫，1929年的新危机就来得像被歪曲的回音一样，嘲弄了那些曾经说过危机一定会逐渐减轻的经济学家们。而且这一次萧条所以会同帝国主义正在形成时期的危机有那样多的共同点，可能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如果上面所说的一切有正确的地方的话，那么，要对这些事件作更深入的解释，显然就必须从一个中心的事实出发。这个中心事实就是，有利的投资范围已经比1914——1918年的历史分水岭以前要狭窄得多。这种有利的投资范围之所以显然比以前更为狭窄，其原因不是因为殖民地的开发已经接近绝对限度，而是因为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强加的一种限度。在战时和战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而且在值得注意的方向上松弛了帝国的结合或者这种结合至少已经拉长到比以前更为接近爆炸的一点。亚洲和美洲的生产力的惊人扩展是1925到1929年这五年内世界投资高潮的一个突出现象。美国在1922到1929年之间，资本财货的产量增长了70%，而消费财货只增长了23%；在1929年以前的十年内，制造业的每个工人的生产量增加了43%，而在同一时期内就业人数的增加还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工资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也降低了。[1]亚洲殖民地的本地工业，由于受了保护政策的扶持，已经繁荣了起来，它们从宗主国的工业方面暗暗地收回了殖民地的一部分市场并且推翻了后者的优势，例如，甚至不得不同意给印度一定范围的关税自主。当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已经从资本主义的投资轨道上撤出来的时候，几个老牌帝国就越来越受到日本“门罗主义”的排斥而失去染指中国的机会，同时近东的均势，由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和民族主义的波斯的兴起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准备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且也连带受阿拉伯各王国的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就英国来说，要在帝国范围以内，筑起隔离的关税壁垒，这个企图似乎已经遇到阻碍，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帝国组织不够完善，以致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经济单位，而且也是由于帝国单位的内部经济冲突所致。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经半解放的殖民地，它们的力量足以保证，在“帝国内部商品优惠待遇”的政策上获得经济利益的，很可能就是这些殖民地而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
[1]《大萧条》，第1、10-11页。
[2]《最近的垄断趋势》，载在《国际联盟调查报告》，1927年。
[3]参阅休琼斯（Hugh·Jones）和拉狄斯（Radice）《美国的一个实验》，第43—51页。同时参考国际联盟出版的《世界经济萧条的进程和状态》第120—125页：“这种繁荣与其说是消费的繁荣，不如说是典型的投资的繁荣。”
还有一个事实和限制殖民地超额利润范围有关，就是这种垄断的限制和障碍的增长使未来的投资范围更加狭窄。首先从实行限制所获得的利润，是靠排斥某些资本而得到的，这种资本本来是可以参加到这个投资范围的。所以这种限制的累积影响是使资本涌入其它领域，因而降低了其它领域的利润所得，使它低于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水平。[1]所以从一方面来“解决”这个根本困难的办法就是使这种困难在其它地方更加恶化：这是“使邻居流为乞丐”的一种政策。当然，一部分首当其冲的是与“大企业”相对立的“小企业”，这就是在非垄断或限制较少的区域内的“小资本家”。同时，这对较大的金融资本单位也不会没有影响。而且正是在垄断区域内这种投资范围的缩小，才引起向其他地区输出资本的急切情绪，因为这些资本输出不仅是剩余资本的唯一出路，也是维持垄断统治的必要条件。
[1] 罗宾斯《大萧条》第65—68、131—132页。
1925到1929年的投资高潮不但没有受到农业危机的影响（这个危机似乎有一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且居然还会冲破像这样的基本因素的锋芒（这些基本因素破坏了利润水平，而正是在预期这种水平的情况之下才促成这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以剧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国外和国内投资的突然停止触发了1930年和1931年的崩溃性的瘫痪。恐慌开始以后，垄断性限制的统治，似乎加重而且延长了这种后果。特别是在这种萧条之中，，纯粹的物质浪费增加得很大，萧条的空前重担以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形式压在工人的身上，这些似乎都要由垄断性的限制来负责。这种限制性的破坏作用，不仅表现在国外贸易的限制造成对外贸易的急剧缩减，同时还阻碍了过去四年中的有限度的恢复，而且还以卡特尔和托托拉斯的价格控制的形式来维持资本的利润率。[1]要维持价格就要限制产量，这就使危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转变成生产力过剩和失业的情况，以致造成人力和机械能力的巨大浪费。
[1]例如在德国（只有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获得统计数字），在1929年1月到1932年1月之间，卡特尔货物（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的价格只下跌19%，而非卡特尔货物的价格则下跌50%。这种情况有一个影响，似乎是这次危机的特征，就是生产用品的跌价，不如消费用品的跌价快。国际联盟《世界经济调査》1931-32年，第127—133页。
如果靠开发殖民地来扩大投资范围的活动受到阻碍，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阻碍，那么国内的“产业后备军”问题便又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前用在国外投资的资本倘非闲置过剩，就是投资到只开发了一部分的领域里面去。前面已经提过，垄断资本只有两种办法能用本身的垄断行动来提高一般利润率：不是降低劳动力价格和剥削国内的某些中间阶层，就是扩大成加深国外所能找到的剥削区域。如果它在后一路线上受到阻碍，那么除了回到前一路线以外是别无其它办法的。垄断资本在国外的易如反掌的机会受到阻碍以后，它就只好退而加强国内的垄断政策：这种政策就是维持自己的利润而牺牲小生产者、小食利者和由于是收入获得者或消费者因而易于受到压榨的“中间阶级”分子，并降低劳动力价格——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说的，“攻破刚性的最后堡垒即工资率”[1]。鉴于所有工业国家都存在着失业大军，采用后一办法似乎并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但是单靠后备军的存在是不够的，一定还要使它能达到战略目的。这里我们就碰到目前的情况与十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古典时期的重大区别。这就是说，今天的工人既然发展了具有抵抗力量的坚强自卫组织，关于“产业后备军”的旧古典规律就不能单独发生作用。这实在就是自从1920年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经常埋怨的中心问题，他们说有必要把“伸缩性”和“可塑性”引到经济制度的各部分去!尤其是要引到劳动市场里面去。现在要想应用这种办法，就需要采取非常的手段——用来打破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所梦想不到的这种抵抗的非常手段。既然没有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自发的”节约劳动的发明或重新获得殖民地出路的希望，这就是资本主义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之中不得不采取的另一途径。<
[1]弗雷叟（Fraser）《大不列颠与金本位制》，第115页。勃朗（Braun）在《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或失败》里面指出遭到挫折的殖民主义与加强国内垄断化之间的关系：“为了补足殖民地垄断的不足，金融资本企图在自己的祖国建立起工业的垄断。它在国内要求更多的垄断或额外利润”（第9-1页。
当亚当·斯密的早年门徒开始在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时期，据说，如果他们提到像“谷物”和“退税”等庸俗的东西，就认为是对学术传统的“亵渎”，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也被怀疑是“危险的命题”[1]。现在当一个经济学家坦白地评论当前的政治事件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今天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甚至比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期更为密切，因为政治事件有显著的经济原因，而经济预测也要看政治发展的方向。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充分并全面了解什么事正在发生和究竟什么事能做，他之不能排斥经济事件的政治关系正如政治策略家不能忽略政治事件的经济关系一样。最近几年的某些政治事件和我们所叙述的经济危机的特征之间似乎有者特别密切的关系。这里，在我们所处的活动范围里而有许多资料还没有经过分析，并且普遍性的原则还是要根据政治发展的特殊来解释，而这种解释又要根据我们对于当时事件的看法。就目前来说，这一定仍然是一个判断的问题，要在这里评述作为这种判断所需要的资料，就未免过于冗长累赘，而必须留到后面再谈。
[1]《斯图亚特自传》导言，汉密尔顿编，第51—52页。
近年来有两个运动很明显是从战后资本主义的病态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所谓“中间阶级”广大部分的地位的分化。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制度，二者之间是有一种明显的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虽然在本质上似乎是很明显而且随着事物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可是即使到现在人们往往还是不能认识清楚。这几年来的事件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来支持一种见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双重的。第一个任务是破坏和解散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它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为了“中间阶级”或“小民”的利益，归根到底乃是为了大企业的利益。第二个任务是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不仅在精神上从事深入的宣传，而且实际上为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进行军事准备和建立极权制度。事实上，为了这些目的，特别是为了前一个目的，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急进主义”的煽动宣传，配合上高度现代化的宣传机器，企图在符合煽动要求而造成的群众组织中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基础。这的确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明显特征。但是当这种“革命”到来的时候，它至多只是一个“宫内的革命”而已，而且当法西斯国家一旦实现以后，受到军事管制的是群众而不是资本家，被抛弃的是急进的纲领而不是剩余价值。如果这种公司法团[1]的国家，除了作为控制劳动纠纷的手段以外还有其它经济意义的话，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对更完全而严格的工业垄断组织予以国家认可和支持的一种机器。[2]
[1]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称自己的国家为“公司法团的国家”，把这个国家比作“公司法团”。——译者
[2]参考下列各书所引的事实：派斯古（RPascal）《国社党的独裁》、法爱南（H·Finer）《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亨利（E・Henri）《希特勒同志了欧洲》、达特（R・P·Dutt）《法西斯主义》、沙尔力米尼（G·Salvcmini）《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以及其它有关各书。
但是法西斯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并不只是后者表现为前者的附带产物而已。这种关系似乎是基本的，它们不仅在结果上有关联，而且也在这一运动的起因和社会根源上有着朕系。法西斯主义被人称作危机的产儿。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如此，但这个批语还是太简单。它是一种特殊危机的产儿，是这种危机特征的复合产物：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它的特别引力是由这个事实产生的：这种制度原来要向剥削范围的粗放和更集约[1]的发展方面寻找出路，可是现在发现这条出路已经被封锁了。[2]要突破这种限制，新的特殊手段，也就是政治独裁手段，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常规。如果我们要简短地归纳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先决条件，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三个主要因素，资本家由于投资范围的限制造成了困难，他们拽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径而感到绝望；大量贫困的“中间阶级”或没落阶级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正好被网罗在法西斯信条之下；工人阶级虽然已经有充分权利和力量足以抵抗对生活标准的正常压迫，可是很不团结或缺乏阶级意识（至少在政治领导方面），以致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软弱，不能发挥它的力量或抵抗进攻。这些条件之中的第一个，极可能就是已经丧失过去依靠的殖民果实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显然就是以前直接间接依靠帝国关系的中间阶层最能深切感到这种情况的痛苦；而在以往经济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又最容易产生一种“劳工贵族”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法西斯的老家所以会产生在殖民野心显然已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受捶的两个国家之中，显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偶合；同样的趋势也很可能会首先在英国发生，因为英国是议会民主和工会主义的摇篮，而同时又首先严重地表现出“中间阶级的失业”[3]以及英国作为金融和输出中心的地位以已在衰落的那种不祥征兆。我们前而所提到的关于法西斯国家的政策要点的实际联系，加强了这种假设。法西斯政策的第一张就是解散工会，第二章包括恢复军事征服地和占有殖民地。构成法西斯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和经济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单位的和种族优越的民族主义，这是重新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梦想，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已经被清算了的帝国主义的梦想。
[1]“粗放”和“集约”是借用农业上的术语，前者指面积上的扩展而不是技术和设备上的加强，后者指在原有面积上技术和设备的加强。——译者
[2]见本书第四章末。
[3]参阅《大学专款委员会报告》，1929—30年至1934—35年，第29-30页，作为一例。
正如我们前面所试着叙述的、帝国主义最成熟的形式那样，法西斯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确代表着帝国主义的本质。在内部经济方面，把工人阶级加以严密编制并加强剥削的同时，它又使工业组织达到高度的垄断程度，同时由国家认可，甚至强迫人民接受并予以支持。对外贸易方面则强力推行重商主义路线，以期贸易条件有利于本国；并且一面用关税和配额的限制，来提高国内价格水平，一面又常常用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来补助出口。同时，法西斯国家还热衷于领土的扩张，不仅像从前那样目标对着未开发的区域，而且也扩张到毗邻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控制能为宗主国的大企业提供垄断的利益。而且在这种殖民野心之中占着重要地位甚至唯一地位的，往往就是贪婪那种易如反掌的垄断利益。因此，意大利攫取非洲，日本攫取东三省和内蒙古，德国攫取摩洛哥和西班牙的矿产同时还觊觎乌克兰、波多的海国家、奥国和巴尔干国家。在领土野心之后接踵而起的就是重整军备，而随着军备的重整就是把国民经济的组织放在实际的战时基础上面，实行战时统制和战时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1]这个舞台的布景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清楚——甚至可以说幕布已经拉开——这就是匪帮之间瓜分世界的战争。
[1]一年以前，《经济学家》杂志从德国《法兰克福新闻》上面引用了德国1932年到1935年经济指数的变动：生产用品（主要由于受了重整军备的定货的刺激）的产量增加113%，而消费用品的产量只增加14%，男工每小时工资率平均降低5%，工资和薪金总额增加21%，而生产总额（用价值计算）增加53%。（《经济学家》1936年4月18日）货币工资虽然已经表现了降低的趋势，但1933年到1936年的生活费用却增加了15-20%。（参阅《海外贸易处关于德国的报告》，1936年，第229-231页；同时参阅《经济学家》，1935年1月26日及7月13日）加紧重整军备的活动，约占生产用品工业全部产量的三分之二（1928年只占五分之一），虽然这只有靠金属的配给，并在一系列的工业上，如纺织、造纸、钢管、铅、织维素、无线电等方面，禁止新的投资和建设才能作到。（《海外贸易处报告》，第83、84、121页）
最近的发展情况已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上引起非常剧烈的影响，以致构成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这个发展是有它的特点的。我所指的就是最近经济事件对宗主国经济的各个中间阶层的分化作用。这些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殖民制度有很多直接间接的联系；而随着殖民地超额利润的缩减，这种地位原来享有的很大的特权，现在立刻就失去了保障。但是在国内强化垄断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上，蒙受不利影响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阶层，特别是由于这种发展加重了纯粹限制性的一面，例如经济的民族主义和国际贸易的停顿，以及受卡特尔和限制计划所控制的价格，所以使小生产者和消费者感到的负担特别沉重。在这个所谓“中间阶级”之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一大部分正在日益趋于急进，并愿和无产阶级结成（1848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一个有组织的“左倾的”“人民战线”；这与他们在目前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是有关系的。对于这种转变的暗示，似乎还没有人注意。过去享有特权的阶层转变到和资本主义实际对立的一种关系，这种形成一个新的、广泛的人民统一展现来抵抗垄断组织的趋势，已经被下面的事实所加强，就是人们更加认清资本主义社会机构究竟是什么东西。政治上的温和手段一经放弃，经济现实立刻就揭穿了幻想者的面纱。这不是容易补救的一种偶然现象。这是因为这种制度的运动方式已经把它的真实动机明显地表露出来。正是它所采取的补救办法日益揭发了它的性质，揭发它是一种“基于强迫、限制和垄断”的制度，而且向世界各国人民勒索贡税；揭发它是一种“卑鄙和罪恶”的制度，为了“一小撮人的小小利益”而抛弃了工业和社会的进步。
我们如果发现，和罄竹难书的、有关帝国主义真实性质的事实证明对比起来，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代表着颠倒过来的现实，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过去曾经被一种政治的理想主义所掩盖，因为这种主义纯粹用政治或种族优越感，来代表殖民主义的目的。但是最近几年来，殖民主义的另一方面更常被人所强调。他们说，一国之所以需要殖民地是因为国内有过剩的人口，殖民地可以使本国人民获得迫切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就是今天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突出的扩张主义国家为它们各自的殖民野心所作的辩护。照它们的说法，这种征服的野心所以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垄断权利和投资的特权范围，也不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小小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从这种主义被人很快地接受这一点来看，这个解释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它经不起比最表面一层稍稍深入一点的事实检查。认为一个国家需要殖民地是因为可以使它获得殖民地的资源，这种辩护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各国都经常（除了战时以外）拒绝将它的殖民地的产品出售给其它国家的人民，或者甚至要在卖给他们的时候在价格上造成显著的差别。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几乎或完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帝国单位所经常征收的不是出口税而是进口税。帝国主义所企图占有的，不是殖民地产品的销售而是市场、租借权和投资的机会。如果争夺殖民地的欲望真可以用本国人口的压力作为理由，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各国所争取的区域应该只是那些无论土壤或气候都适于本国居民移居的区域。但是恰恰相反，它们所最垂涎的殖民地区常常都是最不适于殖民的地区[1]；而且帝国主义开拓者首先打算的总是利用土著工人来开采矿山租借地，而不是为本国失业者经营住宅和租地。这样一种解释显然是把问题颠倒过来了。促使争夺殖民地的推动力的并不是和资本对比起来的劳动的过剩，而是和劳动力对比起来的资本的过剩。
[1]集非洲的情况来说，伍尔甫曾这样写道：“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在欧洲国家的手中已经有一世纪或者更久的时间了。它们是比任何地方都好的‘白种人的国家’；但在这两个地方，白种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欧洲人在非洲殖民地的完全失败，由欧洲国家在热带非洲殖民地的情况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在1914年，德国的四个非洲殖民地共有930，000平方里的面积和几乎1200万人口，但其中白种人只有2万名。如果我们举四个英属殖民地即东非、尼亚萨兰、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来看，总面积约计700，000平方里，总人口约2，200万，而其中欧洲人仅占11，000。”（见伍尔甫《经济的帝国主义》第54-55页）恩吉尔曾经指出，日本过去的两个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四十年之间·所容纳的日本人总数，还不到日本人口一年的增加数'在1914年“德国人在巴黎一市谋生的，比全世界所有德国殖民地的德国人还多、而在意属的厄利特利亚，在占领了五十年之后，根据最后一次的普查，在厄立特里亚最适于欧洲人居住的2，000平方里的区域内，大约只有400个意大利人”。（《‘一无所有'的问题》，第115-117页）
对于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也许我们应该提出来作为结论，不仅因为它已经在帝国主义的评论者之中相当流行，而且也因为它和以上所提到的解释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这就是用国内市场消费过少的理由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扩张趋势。这个见解的主要代表者霍勃生曾经把扩张殖民地的欲望，归于下面的事实：就是“使整个国家的企业利益集团受某些部分的利益集团的支配，他们夺取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并为他们的私利而加以利用，但是他的学说着重在表明这种私人利益在于能获得国外市场，因为在国内大部分人口的有限消费已经造成了缺乏市场的现象。他在另一地方写道：“凡是在英国生产的东西都可以在英国消费得了，只要购买商品所必需的收入或能力获得适当的分配。一个有智慧的和进步的社会……能在它所生存的国家范围内，为无限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找到充分利用的机会。”[1]这种见解的含义就是，如果能在国内采取社会改良和提高工资的政策，就可以为这种制度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来避免为了寻找国外的新市场而需要向外扩张。最近，柯尔曾经发表过一种类似的见解，并用这种见解来说明法西斯主义根本是一个中间阶级的运动，它主要是促进中间阶级的利益，而企图使劳资之间获得协调。他与道：“资本主义的独裁者，是不是能克服他们对工人阶级要求的那种本能的反抗，因而能始终交出他们一部分的利润，来不断提高那些被击败的工人（在法西斯国家内）的收入，为扩张中的工业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充分出路呢？如果不能，那么，资本主义的原有矛盾还是会重现的。”这一段话的含义大概是，如果资本主义能照柯尔所说的那样去做，它不但可以消灭经济危机的原因，而且还可以消灭殖民冒险的需要。
[1]霍伯生《帝国主义》，第76—78页和以后。
这种解释显然大部分要看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的、根据消费过少学说来分析经济危机的作法是否正确。如果它作为说明经济危机的正确性被人驳倒，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可以适用于这个特殊的情况。但是除了要看它作为一个学说所应具备的逻辑一致性以外，决定性的考验必须还要看它对主要事实的概括能力。凡是有关这种正确性的事实证据，很少能使我们支持这个假设和它的推论的可能性；反之，倒有不少事实证据不利于这种假设的可能性。照公司法团国家或极权国家的最近历史来看，没有丝毫事实可以支持柯尔的说法（他现在也许会修正这种说法），却有许多事实是和他的说法互相矛盾的。对殖民地野心最大而且这种野心发生得最早的似乎并不是工资最低的国家，而且似乎还没有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表明资本家阶级的任何重要部分（除了那些制造工人阶级消费用品的人），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会把提高国内工资的政策真正看作帝国掌珠的唯一代替物。恰恰相反，不管各国有产阶级在别的问题上态度如何不同，他们似乎都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和惊人的一致性，自动地团结起来，仿佛受了动物本能的冲动那样，不但压制对殖民统治的任何严重威胁，而且抗拒凡是企图实际加强他们的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任何运动。也许可以说，这是因为所有制的本能对于本身的最大利益总是盲目的，即使消费过少论已经一再向他们指明了这种利益。但是要使人能相信在利益和行动之间确实可以有这样普遍而顽强的矛盾，那似乎还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明。不如说真理似乎是这样：如果别人能付给某一资本家的顾客以优厚的所得，这个资本家固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他自己并不能靠给别人钱，让他们来购买他自己的货物而获得好处。而且虽然在某些范围内可以适用勃拉赛（Lord Brassey）的“高工资经济”的原理，但是即使最强大的垄断家也不会靠竭尽他所取给的来源而得到好处，垄断利润的规律是用尽可能少的东西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真理。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里面，用投资和生产的办法来提高国内生活的标准，当然是代替占有殖民地的唯一途径。对于为社会理想所推动的一种经济制度来说，国外投资很可能成为一种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这样就使得资源从国内迫切的建设工作上面分散出去。但是如果把这样一种比拟用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上面，那就只会引起混乱，因为在事实上它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社会的理想，而只是为了社会一部分人的利润。“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是要把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去，借以提高利润。”
[1]参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岀版社1960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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