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第四章 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关于经济危机性质的分析乃是对于他的学说的最重要的应用。当时认真研究这种现象的工作尚处于开始阶段。西斯蒙第对于竞争和为广大市场进行生产所引起的破坏作用，已经作了一些丰富可是缺乏系统的观察；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对于供过于求和经济萧条是否由于消费不足而引起的问题也已经进行了历史上有书的、重要的讨论；在德国，罗贝图斯（Rodbertus）已经发展了若干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但是就李嘉图学派和他的遗产来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面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如果发生萧条，那就认为是由于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或资本积累的进展受到外来干涉的缘故，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内在痼疾的影响。即使这个学派的后继者也一味认定这种说法，而在自然的原因中（如收获的丰歉），或在“货币的薄幕后面”，去寻找说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似乎很清楚，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基本特点有关系的。这种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就是他所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方面的决定是分散在无数独立自主的个体企业家之间——以及这种生产制度不是为了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社会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利润。就是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古典的市场规律才具有支配力量和这些规律事实上所采取的那种特殊形式[1]。但是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发生一种趋势，不但破坏了古典经济学家所特别强调的倾向平衡的那种趋势，而且也破坏了平衡。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征，剩余价值的追逐以及有利于它的增值的情况才具有支配的意义；因此，作为统治阶级收入的利润一有变动，就会产生不是任何其它阶级的收入变动所能比拟的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显然认为，危机并不是偶尔脱离了预定的平衡的现象，也不是从原来的发展路线上随便游离出来以后还会服服帖帖地回到原来路线的现象，而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形式。研究危机事实上就是研究这种制度的动力学；而且只有把这种研究看作探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运动形式以及表现在市场上的阶级收入的一部分，我们才能正确地进行这种工作。
[1]也许应该弄清楚，马克思虽然把私人的生产称作“无政府状态”但并不一定有意地把它当作混乱的同义语。他是照实际的意义使用这个名词的而且着重指出，虽然它要对破坏的影响负责，可是它也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市场的“无形的手”才得以发挥它的统治力量。在萧伯纳（G·B·Shaw）和威尔士（Wells）之间最近所展开的讨论里面，前者认为威尔斯只看到资本主义缺乏系统而急切要加以系统化；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被它自己的规律和强制所统治的一种非常有系统的东西。我想马克思应该会赞成这个见解（参阅《新政治家》杂志，1934年11月3日）。
这个问题有一方面在某一个时期内的确使经济学家们感到烦恼而且引起了一些互相对立的解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随着情况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动。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这种利润率的下降常常是受人欢迎的，他们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现象，这显然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资本贷入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盛极一时的时候，于是就由赞美转为忧虑。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这样突出，甚至马克思也说，“亚当·斯密以来不同各个学派就是因为它们对于这个秘密的解决，有不同的尝试，所以存在着差别”[1]。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0页。马克思在1868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上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在社会的进步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对于向来为一切经济学的蠢材不容易了解的问题，是最大的胜利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5—56页）。
休谟（Hume）在提到货币借贷的利率和更一般性的名饲——利润的时候表示，“只要在国内有地主士绅和小农阶级的存在，借贷的人就一定很多而且利息也高”，理由是“地主的怠惰”和淫佚。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工业必然停滞而且进步很小。……在相反的一方面，商人构成了“最有用的人种之一，他们推动着工业，像运河一样，把工业运送到国家的每一角落。……广泛的商业，因为使生产扩大，所以就降低了利息和利润，而且在降低其中之一的时候，常常由于另一个也按比例下降而得到好处。我还可以加一句，当工商业扩展而使利润降低的时候，低利润又使物价更趋低廉，消费受到鼓励，工业更加高涨，因而又促进工商业的增长”[1]。和休谟一样，在亚当・斯密看来，高的利润水平是资本积累落后的标志；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通常是可以估计到利润率的下降的。关于他根据供求关系对于这方面所提出的理由，后来李嘉图学派会经激烈地争论过，这与他们以后对于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解释问题的极端蔑视有不少关系。亚当·斯密会经这样写道：“资本的增加虽然能提高工资，但却会降低利润。当许多富商的资本转入同一行业的时候，它们的相互竞争自然降低了利润；而且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所有不同行业都同样增加资本的时候，同样的竞争也一定会在所有的不同的行业里产生同样的影响。”[1]
[1]休谟《论文集》第1卷，第2篇，第4章，1809年版，第316、318、320页。
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观点改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有所不同。在谷物法的争论中，和地主利益集团的冲突达到最尖锐的阶段；而且利润——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此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以及进步和发明的刺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来说，利润是他们集中注意的焦点。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收入的下降怎么会成为有利于进步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制度，通过它本身的发展，就会产生利润下降的趋势，那是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难以理解的矛盾呢？是否因此就可以确定它是一种暂时的制度，正在为它本身的阻滞和崩溃播下了种子呢?[1]这些暗含的而不是明显的问题似乎就是后来发展为对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所进行的激烈批评的根源。这个批评并不否认这种趋势，但他们不是从这个制度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些内在特点，而是从一个外来因素去探求对这种趋势的说明。他们所找到的说明就是有名的“报酬递减规律”。
[1]《国富论》第3版，第89页。
[2]参考马克思所说的话：“像李嘉图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学者，在这里，也觉得这种生产方式自己创造了一种限制，井且因此不把这种限制归因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因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上）”（《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7页）。在另外一处，马克思又说：“单纯的可能性（利润率的逐渐下降）已经使李嘉图如此不安这件事，恰好表示了李嘉图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李嘉图不安的事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将会由生产的发展自身受到危险”（参阅《资本论》，第3卷，第310页）。
在《国富论》出版的十年以前，司徒亚特（J·Steuart）已经预示过这种对于进步的外来限制，他说：“根据生活资料所规定出来的价格，当自然的收获已经不能补偿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新增加的费用的时候，……生活资料价值的增长必然就会提高所有劳动的价格。” [1]1815年威第（West）在批评亚当·斯密的理论的时候，曾经利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农业生产力比工业更为有限的事实（亚当·斯密认为是由于分工在农业上的可能性比较小的缘故）和利润下降的趋势。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使利润率不仅在某些行业而且也在各行业普遍下降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的竞争；威司第则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也认为不可能“完全用劳动工资的增加来解释资本利润的逐步降低”。这种降低主要不是因为工资随着进步而提高，而是因为农业中的资本生产力的降低。”这个原理不过是这样：在改良耕种的进展当中，农产品种植的费用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土地纯生产物和总生产物之间的比例正在继续缩小。……这种论断就是：投入资本的每一个增加景都只能产生在比例上更小的收获，因此所费的资本越大，利润对资本的比例就越小。”[2]
[1]《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版，第226页。重农学派杜尔阁（Turgot）也曾经在同一年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事实。参阅凯南《生产与分配学说》第147，148页。
[2]《土地投资研究》伦敦大学一位研究教授著，1815年版，第2、3、19，20页。
李嘉图甚至说得更为明显，他把这个论点发展到使它足以成为批判地主利益集团的支柱的程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之中，有一个论点是，价值既不依商品的需求也不依商品的充足为转移（他把商品称为“财富”或“财货”，以与价值相对立），而是依“生产的困难或便利”为转移；因此利润或“纯生产物”的价值既不决定于“总生产物”的大小，也不决定于资本的生产力，而决定于取得劳动者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也就是产品价位与工资的差额。[1]所以他所断言的“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2]这句话，初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它的更充分的含义远超过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这意思就是说，利润只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生产生活资料的成本和生产一般产品的成本）。而且资本既然主要是当作对劳动者所“垫支的工资”，这种论断又被解释作利润率（也就是利润对原来付出的总资本的比例）也单独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任何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只能在它变更工资与总生产物价值之间的比例的范围内才会有这种影响。“资本积累不会永远降低利润，除非有某些使工资提高的永久性的原因”[3]。
[1]这就是李嘉图对扎伊尔的主要批评，说他混淆了“财富”和“价值”；他对斯密还有一个次要的批评，即说他“经常夸大一国从大的总所得而不是从大的纯所得所能获得的利益”（《原理》，第18-24页）。
[2]参阅第39页。（──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3]《原理》，第19章，第398页。
李嘉图虽然采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可是他似乎没有看到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充分原因——至少没有看作是长期的因素——乃是劳动供给量的缺乏。劳动群众倒是很愿意赶上资本增加所提供的任何扩大就业的机会的。所以在他看来，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投入额外的资本基金，来增加生产劳动的供应和不断地扩大生产的循环，却不能继续提取至少和以前一样的利润率。因此在资本积累进行的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充足的理由，只能说是由于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的提高而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某些因素的作用；而这种因素，他以为就是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他在《原理》一书上道：“如果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能够同样容易地不断增加，工资或利润率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变更，不管资本积累到什么数量。……亚当·斯密似乎没有看到，在资本增加的同时，资本所利用的劳动也在以同样的比例增加。……究竟生产的增加以及随后发生的需求会不会降低利润，这完全要看工资是否会上涨，而工资的上涨，除了短时期以外，完全要看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容易。我说除了短时期以外，因为最肯定的一个论点就是，劳动的供给量最后总是和维持他们的生活资料成比例的。”[1]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上，他写道：“我认为除了在食物和劳动力价格比较高的时候以外，不管资本怎样充斥，也没有原因会使它的需求在任何一段时问内减少，这就是说，资本数量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利润下降，因为资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且同样受人口规律的制约的。它们二者都受食物价格的上涨以及随着发生的劳动价值的提高的限制。如果没有这种增长，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口和资本的无止境的增加呢？”[2]因而他就得出下一结论，这就是他反对地主利益集团论点的重要部分：他说：“我想可以充分地证明，在财富和人口正在增进的每一个社会，如果农业不能改进，或谷物不能以较低的价格输入的话，那么一般利润必然会下跌。”[3]既然这些条件都和地主的利益相反，“结果地主的利益当然总是和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他的处境永远不会像食物缺乏而又昂贵的时候那样得意的，而所有其他人却都会因为获得的低廉的食物而获得很大好处。”[4]。
[1]《原理》，第二版，第398—404页；同时参阅第133—134页“关于利润率降低的自然趋势”。
[2]《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1810—1823年，鲍奈编，第101页。当马尔萨斯说迅速的资本积累一定会导致生产过剩时，李嘉图评论道，在马尔萨斯所描写的特殊情况下（利润的降低和需求的不足），“特殊的需要就是对人口的需要”（《关于马尔萨斯的札记》，第169页）。
[3]《谷物价格的降低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年版，第22页。这就是马克思所叙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劳动力价值，与产品价值相比较，相对地降低）。
[4]同上书，第20页。
就是这种对地主利益集团的非难才引起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批评，而且正是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个问题上，才形成了他们意见分歧的中心点[1]马尔萨斯所坚持的是，利润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下降，只会因商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的下降而下降;而且如果资本激励进展的过于迅速的话，特别是如果这种积累是在减少消费的情况之下产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多半就会出现。与萨伊的市场规律相反，他认为“如果生产设备是在牺牲消费的情况之下增加的话，那就可能使生产超过消费，也就意味着使价格和利润下跌，因而发生商业的“供过于求”和萧条现象。“如果能使收益增加在先，那就可以实行节约或转化收益为资本而不使消费减少。……（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由于经常较少消费来积累资本而致富，因为这样的积累既然大量的超过了需要，为了对产品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很快地失去它的用处和价值，不再具有财富的性质”[2]。与扎伊尔和李嘉图相反，他认为随着积累的扩大，所有的商品在和劳动力比较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会相对地下跌，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怎样使这个见解符合他自己的学说，即人口会不断地扩大到生活资料的限度。他写道：“某些有能力的作者认为，虽然可能容易发生个别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却不可能发生一般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但在我看来，这个学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商品总是要和商品来交换，这并不是事实。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和劳动——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相交换；而且很明显，这部分商品在和与之相交换的劳动比较的时候，可能因为供过于求而价值下跌，正如同任何一种商品，假使和劳动或货币相比较的话，在供给过多的时候，它的价值也会下跌一样。”[3]
[1]《原理》，第369、370页。
[2]《原理》，第353、354页。马尔萨斯与李洛图在价值学说上的分歧和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马尔萨斯想确定价值的意义为“一种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而李嘉图则坚持他自己的定义，认为价值在于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照马尔萨斯的定义，利润不论下跌多少，都会表明它本身是一种商品价值的下跌，但是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只有当改进能使人们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来生产这些商品的时饺，商品价值才会降低；而且只有当商品中仅仅劳动力这一项的价值没有下跌的时候，商品价值的下落才会使利润率下降（参阅《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第233页）。
这与曾经提出过十分类似的批评[3]的西斯蒙第的著作结合起来，就成为今天又占着论战中心的各种消费不足学说的根源。随着李嘉图的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胜利，马尔萨斯的这种学说除了用来例证奢侈创造就业，储蓄不如浪费的那种谬论以外，就长期地默默无闻了。在德国，大约过了三十年，这个理论又被罗贝图斯用一种新的形式提倡了起来，而且通过他和他对于拉苏尔（Lassalle）与杜林（Duhring）以及正在兴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这种理论就开始相当深刻地移植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来。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学说当初创立的时候是为了替地主和债券持有人那些“不生产的消费者”辩护用的，可是现在却成了无产阶级手中的武器，用来批判那种把贫困和限制消费强加在大部分生产者身上的制度。近年来这种学说也活跃了起来，甚至到今天还是我们所谓时髦的东西。这大部·分是由于霍伯胜（Hobson）的多年倡导，他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阐发这个学说，但是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传统的路线。最近，它似乎得到柯尔（G·D·H·Cole）的支持，[2]而凯恩斯则声称马尔萨斯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原理”是对经济理解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这个贡献却被人忽略了。[3]这个学说虽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驳斥[4]（至少在它的罗贝图斯形式上），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里面还是很流行而丘会经被卢森堡（Rosa Luxemburg）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变种。卢森堡曾经批评马克思，说他对这方面的忽略是不应该的。[5]
[1]在格劳斯曼（H·Grossman）的《西斯蒙第及其经济学说》一书里面，他认为西斯蒙第并没有把消费不足看作是危机的原因而是看作它的结果（第55页）。但很难看出这种解释能被《新原理》，第1卷，第120页和第320页各节，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第60页以后有关各节和第2卷，第233页各节所证实。再参阅段君（M·Tuan）的评论，见《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第68页以后。
[2]《经济计划原理》，第50、51页。
[3]见《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
[4]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330页。马克思写道：“说危机是起因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缺乏，完全是一个重复语。……商品不能卖出，就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或消费者（无论商品在结局上站为生产的消费而购买，还是为个人的消费而购买）。但若有人说，这是因为劳动者阶级在他们自己的生产物中所受的部分过小，其弊害，只要他们在生产物中被给予较大的部分，把他们的工资提高。就可以除去，想由此使这种重复语在表面上有更深的论据，我们就不过要指出，每一次危机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在前面，在这个时期，工资通例会提高，年生产物中决定充消费用的部分，实际也有较大的一份，归劳动者阶级。”在这一节的附注上，他说：“提倡步贝图斯恐慌学说的人，这是应当注意的一点”（《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7、508页）。
[5]《资本积累论》，1921年德文版，特别是79页以后和第299页以后。卢森堡自己也批评了消费不足学说的某些传统的说法，但认为马克思太不重视他所谓通过市场的销售而“实现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不够注重社会的消费能力。这就引导到他那有名的“第三方面”的学说，即资本主义经常需要一个居间的“中间”阶级，或者要有殖民地来处置它的剩余的商品。参阅沙尔志（Salz）《帝国主义的性质》英文版，第40-44页。
在未为博学的诡辩术所影响的普通常识看来，究竟是李嘉图的学说更近于真理呢？还是消费不足学说更近于真理，这是不会发生什么疑问的。生产的目的可以假定就是为了消费。生产者的利润的实现要看销售市场是否存在。如果在各工业之间有一种不合比例的发展——生产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需要——那么似乎可以像马尔萨斯那样有充分理由假定：在全部可消费的商品之问，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关系来说，可能会有一般的比例失调的现象。有一种学说（我们已经提过）[1]，认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生产和交换完全可以当作货物对货物的一种连续交换过程，因此全部需求会用同样的速度和全部供给一道增长，因为它们是相同的东西，这似乎是实际问题的一种抽象的回避。如果全部所得事实上确是用在消费财货上，那么全部所得就足以补偿所有生产出来的消费财货的费用。如果那所得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用去而储蓄起来，这储蓄起来的一部分所得用来购买的则不是消费财货而是生产财货。而且它们又会在将来再增加消费财货的流量。那么，如果储蓄继续下去，除非把物价降低到利润下降或甚至消失的一点，那增多的成品流量的市场又在哪里呢？不管生产过程多么“长期”而“迂回”，制成的财货最后还不是用在消费上吗？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大家不是都承认是从消费财货的价值上面以及由消费者对消戏财货的需求方面“得来”的吗？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幻想里面才可能有这样一种世界的存在，在那里（用克拉克J·B·Clark的一句不恰当的话）[2]“他们会建筑工厂，再由这些工厂建筑更多的工厂以至于无穷”，而且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
[1]参阅本书，第34—37页。（──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2]他为罗贝图斯的《生产过剩与恐慌》一书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见解作了两个答复。第一个是李嘉图对马尔萨斯所作的答复。在他的《关于马尔萨斯的札记》上，评论到我们所引用的那几节文字的时候，他写道：“我不认为一般消费者的欲望会由于节约而减少——它们是随同消费的能力转移给另一部分消费者。……用收益来增加资本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增加生产工人的消费，来代替非生产者的消费。”[1]亚当・斯密曾经在他有名的一个段落上写道：“每年所储蓄的数量是同每年所用去的一样，经常地被人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消费掉的；但它是被另外一部分人消费掉的。”[2]这个答复的正确性显然要看这个简单化的资本概念是否包括“对劳动者的垫支”为定。所以如果一个资本家或地主“储蓄了”，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把所得的一部分移作工资，来扩大生产过程：他所放弃的消费被新增加的工人的消费所代替。所以储蓄并不具有消费需求绝对减少的含义。只有一点不能立刻看得清楚，就是如果一部分投资所采取的形式不是“流动资本”而是“固定资本”——这种投资不是直接用来雇佣劳动者而是用来购买和装置机器，结果是否也会一样。但是经过更仔细的分析以后，就可以弄明白，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机器的购置也是把用钱的能力转移给其它的人，和直接雇佣劳动的投资形式是一样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转移给制造机器的工人和雇佣他们的资本家（虽然我们将会有到，这种投资情况对于劳动的需求以及利润的后果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1]《关于马尔萨斯的札记》第164、174页。再参阅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第78页。
[2]《国富论》，1826年版，第319页。
第二个答复是对消费不足论者之谜的另外一半而发的：就是那种额外机器和额外劳动者所生产的额外财货，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或者社会的所得会因生产机构的扩大而扩大，来吸收比以前更多的工人（因而扩大了用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所分配的收益）；或者如果投资所采取的形式是将劳动者转移到制造机器上面，那么所增加的财货产量，由于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果实，必然会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因此货物虽然更丰富，售价还是可以低廉而不致赔本。[1]
[1]参阅端尔平（E·F·M·Durbin）《购买力与商业萧条》第75、76页。在那里面，他着重提出了这个论点。这个论点答复了像马尔萨斯所坚持的意见，就是“节约”会使商品产量增加到找不到买主的程度，即使找到，“价格也要落到使价值降低到生产成本以下”（《原理》，第353页）。端尔平指出，商品的生产成本也会由于投资的结果而降低。至于是否按比例地降低，那是另一个问题。
西斯蒙第和罗贝图斯的著作所代表的消费不足学说（认为投资本身会造成货物充斥），也许可以称为这个学说的粗糙形式。这在马克思看来，似乎是过于肤浅，以致不能成为对古典的市场规律的一个充分答案，因为他们把需求看作好像是一个孤立的因素，所以就忽略了需求与生产之问所存在的关系；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社会作为消费者，和它一定的总购买力，只是社会作为生产者的一面。马克思曾经评论过西斯蒙第说，“他适切的判断了资产阶级生产的诸矛盾，但没有掌握它们，从而也没有理解它们的解决过程”，特别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分配的条件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之下来看的生产条件”[1]。而口西斯蒙第曾经指明，对于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进行一种比过去更为认真的分析。不幸，他自己的分析，在我们看来，也还是不尽完善的。但是他所留下的这种不完全的东西已经足以开辟一个新纪元，而且他已经这样充分地讨论了并且超过了以后的经济学家在同一个题目上所作的工作，这就使人对于学究式经济学家忽视这个问题的程度的确感到惊讶。
[1]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马克思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在两个有决定性的而且被人忽略的概念上面：其中一个是对李嘉图学说的修正，另一个是对它的扩充。第一个是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二个是他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的概念。前者是关于把资本单纯地作为“对劳动者的垫支”这个概念的重要修正。过去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意思非常不清楚。的确，他们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是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的（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相当于重农学派的原始垫支和年垫支），至于这两个要素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配合这一点，他们的概念也是相当清楚的。李嘉图很了解固定资本的经久性的重要，并指出“固定资本按经久性降低的比例而接近流动资本的性质”，因为“它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消费掉”。但当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从一个单独的工业转到整个经济制度的时候，他们好像总是又回到“所有资本最后都可以分解为对劳动者的‘工资的垫支’”这个概念上面去。这个见解的意义似乎还没有清楚地确定出来。可以推想得到，他们没有意思说这个名词是指所有资本都可以在一定的生产周期里面分解成这个形式。但这种说法却使李嘉图显然要把利润率（利润对总资本的比例）和利润对工资的比例等同起来并使约翰·穆勒认为利润率是单独由劳动者所消费的那部分生产物来决定的（可是麦克洛克McCulloch已经约略地看到，而朗福特Longford看得更清楚，这是由利润对总资本的比例来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法别，不在于资本流转所需要的时间，而在于劳动器具和劳动对象在生产上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前者是在机器的损耗过程中“零碎”逐渐周转，后者则整个地一次转入产品（“供役用的牲畜是固定资本，如果是供育肥，那就是原料，最后将作为商品而进入周转，换句话说，它们是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1]）。但他认为这种区别并不像两种类型的“积蓄”劳动或死劳动与主动的“活”劳动的区别那么关系重大，因为后一区别，从整个经济来说，相当于由过去继承下来的生产能力与当前纯价值或新增价值的生产的区别。马克思把投入设备和储存原料的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作为当前工资基金的资本称为可变资本。他因而指出，利润率（利润在某一时期内与总资本的比例）并不完全由他根据对比方法称为剩余价值率（利润与工资的比例或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2]的那种东西来决定。如果现有的资本数量被分成这两种形式以后，在比例上（就是他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动，那么即使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还是能变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改变这种比例，一般总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因此工业进步的趋势是会降低利润率的，虽然剩余价值率并没有下降。这是他对李嘉图认为只要根据土地收获递减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那种意见的答复。
[1]参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9页。同时参阅“这样固定的价值会不断减少，一直到劳动手段消耗干净的时候。所以它的价值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一个生产物总量上，这个总量，是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同上书，第176页）。在讨论固定资本的过程中，马克思费了相当时间考虑维修的问题，他印证了拉德纳（Lardner）关于铁路的例子，来说明“在真正的修理与替换之间，以及在保存费用与更新费用之间，限界多少是流动的”（同上书，第203页）。
[2]马克思慎重地指出，和年利润率的决定有关系的不是利润与工资在每一周转中的比例，而是“年剩余价值率”；年剩余价值率是，根据可变资本的周转时期而与那单一剩余价值率有关系的。所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时期变成决定利润率的另外一个因素。（参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2—382页；并参阅《资本周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一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70页 。
但是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还存在有“各种反作用的趋势”，它们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展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以致劳动力价值也和一般的商品价值同样地低落下来。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为事实上只需要较小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来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因此“纯生产物”在价值上和数量上都增加了；或者像马克思那样更直接的说法，是由于劳动者的工作日里，事实上只要用较小的一部分来补充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而较大一部分可以留下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李嘉图曾经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没有继续加以探讨，他对土地收获递减的威胁所抱的偏见，显然使他忽视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意义，而只是把它看作是开辟国外市场和输入廉价谷物的结果。但是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效果之一，而且这种提高不仅有扩展到工业，而且有扩展到农业的可能性，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否认把收获递减看作影响利润率和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的另一个理由。我们现在就要回过来，谈这种影响和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关系。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既然表明“积蓄的”或过去的劳动和“活的”或现实使用的劳动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以后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或“资本强度”[1]等概念的先声，但是有些人常常批评马克思，说他缺乏关于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概念，而且混淆了资本的流量和资本的存量，好像这些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中并没有讨论过似的。马克思明白指出，“投入的资本的周转时期”不仅由劳动过程所占用的时间长度——也就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也由“在制造过程中的财货”由于技术理由而正在成熟所需的时间来决定。他还引“冬季谷物［它］大约需要九个月的成熟时期”，而培植树木，“种子也许需要一百年才能变成成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却只需要很少的劳动贡献”——作例子。他也没有把这种概念只限制在魏克赛尔式的“流动资本”上面，而且还明确地用在劳动器具上而并指出固定资本既然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它的价值传给产品，它通常要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时期长，但是正如树木的例子所表明的，并不一定是这样。[2]他和以后的经济学家所不同的，就是他始终一贯地坚持着第一卷所着重指出的一点，就压是管资本周转对利润<率/b>的影响如何，总剩余价值还是单独由劳动力价值与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他的理论结构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的剥削关系——来决定的。
[1] 这些写作的日期的先后是很有趣的，而且我想还没有被经济思想史家提出过。《资本论》第2卷出版于1885年，而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出版于1889年，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没有讲到资本周转的不同时期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这就是庞·巴维克最关心的一点，也就是它企图使“剩余价值”合理化的理由之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不变的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的周转才会直接影响利润率。
[2]参阅“由此可见……为了运用同样数量的、生产上的流动资本以及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同样的剥削强度，就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周转期的长度垫支数量大不相同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页）。
但这些不过是对第二卷第三篇的一种引言，他在这一篇里集中分析资本积累对于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的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之间的分配的影响。对于前者的需要是由当时的不变资本的更新率和不变资本（或“积蓄劳动”）现有数量的增加率来决定的；所以资本积累的速度或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如果有突然的变动，就可能会使这两个部类失去适当的比例。他认为这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而且他对这种交换所作的分析代表着他对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贡献。马克思的分类表，对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更复杂的经济程序的重要性，实在可以说是相当于魁奈的经济表对于十八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重要性。二者都企图用叙述实际程序的一种图表，作为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的基础；而且马克思自己所拟订的图表，显然是从经济表得到很大启发的。在这方面提一提下面的事实是会使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他在1863年与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上已经提出这些分类表的要点，作为他自己的经济表；他把这些分类表首先应用到他所称的“简单再生产”或没有新的资本积累的静态的资本补偿上面，以便发现如果要使这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进行无阻，究竟在它们之间以及在每一部类中的不同收入之间，需要怎样的平衡。[1]在70年代的后半期，当他体力衰弱的时候，他发展了这个论题，但在他逝世的时候，他只留下了一些笔记和引文：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说明”是“片段的”，而且“在许多地方是不完全的”。恩格斯就是把这些没有完成的遗稿拼凑起来，写成《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篇，在1885年出版的。后来发表在第三卷里的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遗稿，则写得比较早，那是在60年代的中期，但仍然只是“一种初稿”，而且是“很不完全的”。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8页以局。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达成平衡的条件就是在第二部类（生产消费用品）的一定时期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在价值上应等于第一部类在同一时期内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这就是从下面的原理所得出的简单推论：第一部类的总产品在价值上应等于两个部类所用去的或耗费了的不变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和这种情况类似，但比较复杂（参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9页以后）。
这些分类表的主要目的是双重的。第一，它们清楚地表明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以及商品交换总额与个人收益或所得的区别。马克思既然讨论了亚当·斯密的如下命题，即“构成一个国家的劳动底年产物的所有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本身一定会分解成……三个部分，并且分配到这个国家的不同居民之间，或是作为他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土地的地租”，所以他才设计出这种分类表，部分地就是为了表明为什么如下两种情况都是正确的：每一种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再加上消耗了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而整个经济体系所生产的纯价值只是等于工资加上剩余价值。[1]第二，这些分类表在一方面假定了生产资本财货的工业和生产消费财货的工业之间所必须保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假定了各工业对于设备和原料的补偿需求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所得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分配。[2]这意味着对那肤浅的消费不足学说提出了一个答复：它表明只要能保持这些关系，资本积累就能增加而不致在交换的范围内引起任何问题。
[1]《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2页以后。樊弘在《经济研究许论》1939年10月号上曾经指出，凯恩斯对使用成本（user cost）和要素成本（factor cost）所作的区别同马克思的分析有相似的地方。
[2]卡莱斯基博士（Dr·Kulecki）曾经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话与近来把“储蓄”和以后的“投资”等同起来的某些命题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论轻济波动的理论》，第45页）。
可是马克思接着补充说：在个人为市场而生产的情况之下，只能“偶尔”维持这些必要的关系，而且他明白指出，在资本主义之中，由于缺乏充分的机构来保持必要的比例，交换过程会在运动的情况之下有不断遭到破坏的危险。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中的任何重要变动，特别是技术或资本积累速度方面的变动，都会使平衡破坏而且会使破坏成为一种正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各生产部门虽然彼此互相依存，可是却被无数分散的、不相联系的而又独立自主的决定所控制。在执行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不了解其它方面同时所做出的与之相关的决定的。[1]市场没有能力在事前而只能在事后调整这些决定——这种调整只能完全通过价格变动的压力来实现，而价格变动正是由平衡的开始破坏所引起的。危机的出现好像是一服泻药，也好像是一种报应、一旦平衡遭到广泛的破坏以后，它便成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能够强迫恢复平衡的唯一机械作用。
[1]这个问题与发生经济波动的关系，左后面将作更充分的讨论（本书第6章第231页以后）。（──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显然，在资本积累迅速发展的时期，两大工业部类之问的这种比例失调可能采取两种形式，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当马克思说到这两个部类发展的“比例失调”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就有这两种失调的形式。积累方面的增加，如果是一个不连续的增加，它将会形成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消费财货的需求（作为当时购买力的百分比的一部分）势必减少，而劳动和其他物资将会转移到制造生产资料方面。如果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资本有机构成方面的剧烈变动，那就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事实所表现的就是，消费品工业的利润趋向下降，结果造成失业。初看起来，这似乎没有理由触发全面的危机，而且这一部类的利润和就业的下降会被另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所增加的利润和就业抵消。可能有人会间，为什么这样一种变动，不仅产生暂时和局部的影响而且会产生比消费者需求方面的变动还要大的影响呢？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动——例如，需求从棉布转到人造丝，从砖块到水泥，从燃气转到电气等等——不是经常在发生而且使消费行业范围内的各种不同工业的“比重”经常在移动吗？但是消费品行业方面的活动的普遍下降也会产生特殊的后果，因为制造生产器材的行业是依赖制造消费品行业的，而对前者的需求，就某种特殊的意义来说，是从后者“得来”的。这就构成对前而所说的“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是对劳动的需求”那句话的一个重要的修正；正如端尔平先生（Mr・Durbin）最近所着指出的，[1]这也含有一种意思，就是消费品在和生产资料比较之下的需求变动要比消费品之问的需求变动有更根本的意义。当利润下降发生在消费行业的时候，这可能意味着对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普遍的危机。这就是消费不足学说所抓住的真理的一面。这是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形式，它的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在任何具体情况之下，在任何一定的时间内，资本总是凝结成多少比较经久的形式，来适应特殊的用途而且只适应那些用途。约·倍·克拉克所说的“建筑工厂，然后再建筑更多的工厂，以至于无穷”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的世界上，工厂的专业化总是为了适应与最近将来的消费有关的个别需求流量而不是为了适应扩展到无限未来的需求流量。因此，在消费发生变动的时候，这种变动的影响就会沿着需求的趋势反应到原来与它有联系并与之相适应的那种中间货物[2]的制造和基本建设的过程上去。[3]
[1]见《购买力与商业萧条》，第83页。
[2]中间货物指还能加工制造成其它种产品的货物，例如棉纱可以制成棉布，棉纱就是中间货物。——译者
[3]的确，这里所说的只适用于对原有资本的利润。这并不是说，投在新的、（由于扩大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跌了价的生产资料上的新资本也不能获得以前的利润率（除非有各种力量起着作用，促使一般利润率下降）。当消费品的需求下降的时候，这些新的生产方法还未能加以利用；而且消费品工业的衰落会抑制对基本设备货物工业的需求和扩张，从而阻碍了对这些新的生产方法的投资。
虽然这种比例失调的形式可能是普遍危机发生的因素，但是也并不一定如此。平衡的破坏也可能来自相反的方向，首先表现在制造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利润和活动的下降。的确也有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是危机发生的最常见的形式。约·廉·克拉克教授在分析他所能利用的美国数据的时候指出：“就我们所能作到的观察来说，都是趋向一个结论，就是一般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是引导而是随着消费财货生产的变动而变动，这就是说，需求的上下波动主要是因为生产率的变动增加或减少了当时工人的购买力。……开始的变动是在离开消费者更远的一个阶段，这就是生产的阶段而不是零售住的阶段。”[1]“工资总数”（即工资支出）在繁荣的后期比在前期增加得更快，而工业的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设财货的生产，却随着扩张的进行而呈现不断降低的增长速度。[2]
[1]《商业循环的关键因素》，第48、53页。
[2]同上节，第50—53页。
但是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所拟的“扩大再生产”的分类表上面来：注意一下他在处理这些分类表的时候所包含的假定是有益处的，因为研究这些假定就立刻会引导到马克思危机学说的另外两个——而且在某些方面更为基本的——要素。第一，他似乎曾经假定过，新的投资结果并不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这就是说，所有的投资完全用于郝特雷（Hawtrey）最近所说的资本结构的“加宽”而不是“加深”那一方面。[1]他在写第三卷开始部分的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就是不发生这种情形的情况。第二，他开始就假定“扩大再生产”（或新的投资）是照一个不变的速度进行的。一旦放弃了这个假定而采用这样的例子：或是再生产的速度增加或者是储蓄之风大为流行而同时没有任何投资的行为[2]，那就会产生卢森堡的主要论点即所谓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如果资本家决定积累（或储蓄）他们过去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么，消费品的卖主就会有卖不了的存货留在他们手里。这样，消费品的卖主又从哪里去得到钱来投资呢？如果销售这些财货不能使货币“从流通中撤回而形成一种储蓄或实际上新的货币资本”，那么，对新的资本财货的需求就不可能发生而积累的程序也就会中断。用某些现代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储蓄的冲动结果没有生效”。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认为某一类商品（经常?）是与另一类商品相交换的那种意见来说，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3]。马克思把他对这个谜语的答案一直保留到第二卷的最后一节：这就是消费品工业可以通过财货对货币的单方面的交换从黄金的生产者那边为它们的财货找到一个市场。加速的“扩大再生产”，只有在经济体系开始运用新的货币的时候——但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顺利地实现。虽然这个答案在表面上有点近似卢森堡的答案——积累必须有外界的市场，使资本家所希求积累的剩余价值能在销售的行为上得以“实现”——但是马克思的答案和她的见解有两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困难只发生在储蓄速度增加的情况之下；而且马克思所说的是，用黄金抵偿销售的财货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她所说的则是财货出口来和其它财货交换，这并不一定能为国内无法脱售的剩余消费品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4]
[1]我要感谢卡莱斯基博士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假定不一定包含在马克思的图表内，因为在这些例子里面，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是指消耗了的不变资本而不是指它全部现有的数量。但当他举出数字的例子说明新的投资如何分配在这两类资本之中的时候，显然他是有这种假定的。
[2]他所谓“片面的销售而没有相抵的购买”意味着“货币从流通中撤回而形成一种相应的积蓄”（参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5、626、633—636页）。
[3]同上节，第638页。同时参阅沙尔特莱（Sartre）《马克思危机学说的研究》。
[4]应该注意到，资本输出（伴以出超的货物）也会为马克思所指出的问题提供同样性质的解决办法——一种单向的交换行为，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对有价证券而不是对黄金的交换。马克思没有明显地说出，使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地保持在不变的速度上应当具备哪些条件。但是从他的图表上，似乎可以看得清楚，那些条件就是在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v+s）的用去部分应该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c）加剩余价值（s）的积蓄部分。
可是认为积累可以长期进行而不致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假定。一则，这个假定意味着，如果可变资本能用同样的速度随着全部投资的进行而增加的话，就会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劳动后备军，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在资本的“加宽”还没有前进到很远以前，劳动后备的耗尽就会造成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而这种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本身就会促使利润率下降。[1]因此随着资本积累而发生的正常现象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而且如果不是被“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所抵消，这种变动就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似乎很清楚，马克思把这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仅看作是形成长期趋势的一个原因而且也看作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也就是为什么积累和扩大的过程会有打销自己的后果而不可避免地又引起危机复发的根本原因。
[1]某些现代的作者认为，当劳动后备用尽的时候，货币工资的上涨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这种情况，而是通过整个制度陷入急剧动荡的状态同时促成“高度的通货膨胀”而破坏了这种情况（参阅罗宾逊[J·Robinson]，《就业学说论文集》）。但是似乎很清楚，马克思是坚持李嘉图的意见的，就是货币工资的上涨通常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上涨和利润的下降；在某一节里面，他还批评过一些人，这些人认为货币工资的上涨，会引起物价的同样的上涨，而且他还认为，对工资财货的更大的需求会促使物资从奢侈品的生产上转移出去，因而堆加前者的供给，同时减少了后者的供给。
但是马克思自己所提示的相反趋势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说，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一种逻辑的基础可以假定，究竟这两种趋势之间哪一种会占优势：认为他只列举了这种“相反的趋势”，把它们放在他以前的分析的一边，来说明为什么在事实上“这种下降（利润率）不会更大，也不会更快”[1]。似乎没有疑问，马克思曾经充分预料到，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进展，利润率在事实上是会继续下降的。至于他没有预先证明，究竟哪一组的影响会超过另一组的影响，那是一个遗漏，它的原因我相信不是因为《资本论》第三卷没有写完而是有意的，其所以有意是因为，如果认为可以抽象地提出任何答案或者关于孤立地来看待的技术改革的数据，认为由这些数据可以机械地演绎出任何普遍适用的结论，这都是与他的整个历史方法不相符合的。没有疑问，马克思所想象的情况是，实际的价值变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技术改革以及在一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的特殊情况的相互影响的结果。他的研究方法的全部重点是在一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在形成“经济社会运动规律”方面起着支配一切的影响。（与这个决定性的阶级关系有关系的因素包括劳动力的供给条件，工人是否在工会组织以内等等。）这个运动规律不能单纯从技术方面去解释：不能看作是对生产技术变动性质的概括的一种简单的推论。这些互相冲突的要素的相互作用可能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之下发生不同的实际后果。现在常常有一种倾向（斯特拉彻（J・Strachy）对于这个问题的近作[2]我认为也难避免这种倾向），就是对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解释得过分机械，把它说成好像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预测利润会沿着一条不断向下的曲线下降，直到某一点上，这个制度就会突然停止活动，正如同引擎因为活塞后面缺少充足的蒸汽压力而停止活动那样。正确的解释似乎应该是，马克思已经看出，趋势和相反的趋势就是冲突的要素，而这个制度的一般运动就是由这些冲突的要素产生出来的：先是各种力量的冲突获得平衡，于是出现一个平衡的运动——只是“偶然地”出现——然后又引起平衡的剧烈破坏以及附带的波动，这些平衡的破坏和波动在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之下所表现的就是危机。底基图样——事物进程中的限制因素——可能就是技术条件，就像骨骼对于躯体的限制一样，但是骨骼并不是全部的形式。
[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4页。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以外，马克思在他的《相反的趋势》里面还包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他所谓“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跌价”；还有“相对的人口过剩”的形成，这种形成可能对工资水平有一种压低作用，最后就是国际贸易的影响（后面有一章会讲到）。
[2]《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另一方面，有的作者把马克思的学说描写得好像完全是一种关于比例失调的学说而忽略了利润下降的趋势。参阅鲍尔恰特（J·Borchardt）所著《人民的马克思》一书中特别是关于危机的评述。
那么，是不是有人能说得更明确一些，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这种趋势会压倒那些相反的趋势呢？
让我们假定有“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的一种情况，这也就是在原有的就业人数之外还有很多剩余的劳动者。[1]这可能是由于以下的几种事实：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大于资本积累的速度；或者是因为劳动被机器所代替的程度比新工业方面的投资所能吸收的更快；或者是因为属于这个经济体系的某些区域还在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耕农或小生产者正处于被剥夺或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就是李嘉图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前进的康庄大道：资本积累的每一个新高潮都可以用来重复和扩大原有的生产过程，用不超过过去的价格吸收新增加的劳动力阶层，同时照以前的剩余价值率剥削这些新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剥削的范围可以与资本积累用同样的速度扩大。[2]因此，不一定会发生利润率的降低；由于同样的理由，如果其它情况不变，也就没有原因会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任何改变。[3]每一次的生产周期会比以前大，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还是没有改变；同时只要工业中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比例能继续与社会货币所得用于投资（包括修理和补充）和用于消费品的比例相适应，就不会发生“处理”产品的问题。
[1]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所谓劳动供给对于一般工业具有无限弹性的一种情况。我们也假定，原料和食物的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
[2]参阅马克思：“假定已经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在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剥削程度为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不会在劳动人口以外，再遇着什么别的限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页）。
[3]这里面的理由可能是，企业资本家原来已经按他们所认为的最有利的比例，把资本分配成两部分，一部分购买劳动力，一部分购买机器、原料等等。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没有变动，就不会有使资本另外按其它的比例来分配的动机。
如果有某些新技术方法的发明冲击了这种情况，使机器更有效率或者创造了机器的新用途，那就会有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动机，造成在比例上用更多的资本投在不变资本方面，用更少的资本投在可变资本方面的趋势——也就是用机器代替工人，或以“积蓄的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变动并不一定会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如果我们假定，这种新的方法能应用到所有的企业上面，包括农业和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内，那么，利润率还可能上涨而不是下降。因为，假使没有会使实际工资提高的影响（这是假定由于劳动市场的过剩而造成的一种情况），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将会随着生活资料价值的下落而下落，从而增加了“剥削强度或剩余价值率”；[1]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降低了机器和原料的价值。换句话说，促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和“不变资本各要素跌价”的相反趋势，可能会压倒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最初变动中所潜伏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且，节省劳动的新发明对于增加“相对过剩人口”的那种趋势，还可能会引起更进一步的影响，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水平以下。[2]
[1]荣田敬（（K·Shibata）教授曾经在1934年7月号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评论》，上引用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i）的论点（《英国商业恐慌的理论和历史》，德文版，第212-215页），来表明有机构成的提高，必会促成利润率的上涨。这种论点所根据的是一种特殊的假定，就是（在他所举的例子中）由于这种变动的结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一倍。所以能得到这种结果是因为把总的实际工资数减到原来的一半（总产量相同）：在这个特殊的假定之下，当然会含有这样的结论。这个假定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是相似的，但是与下述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是不合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变，而成品的价格却用同样的速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落，同时剩余价值率也照旧不动。我曾经获得特殊的机会，看到狄更生（H·D·Dickinson）尚未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数学札记。他提出了一个证明，说明即使在前一情况之下，利润也还是会下跌。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有机构成变动之间的关系。
[2]如果这个新增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话，它就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倒转原来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例的优势。换句话说，它会转移平衡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即劳动力的价格），并且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技术上有新的发明，可是退回到更原始的技术方法仍然有利。
现在让我们假定劳动市场的另一种情况，就是“相对过剩人口”不多，而且正在被工业的扩张完全吸收进去，同时中间社会阶层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较比缓慢或已经中止；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工人有了充分坚强的组织，能够抵抗降低货币工资的任何压力，甚至会迫使雇主在对劳动力的竞争所许可的范围内提高工资。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以及市场所能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的接近枯竭（只须接近而不必达到），资本家对劳动力的竞争就会造成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这不一定是普遍的上涨，但至少会发生在某类劳动和某种工业里面。这是在工业繁荣接近“顶峰”的时候一种常见的情况。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积累势必超过剥削范围的任何可能的扩大；而且既然缺乏某些加强原有范围的剥削方法，资本的单位利润率也就必然会下落。这种新的资本，由于碰到了有限的、廉价的后备劳动力，必然会更加转化成不变资本的形式，也就是转化成新的技术方法，以致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与利润率的下降有关系的，因为这种变动就是由劳动市场上相对缺乏的情况所促成的，而这种情况又使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态获得任何迅速的或至少是相等的“补偿”[1]。
[1]在这里所作的区别，相当于希克斯（J·R·Hicks）对于“自发的”发明和“引发的”发明所作的区别（《工资论》第125页以前。前者构成一种新的知识，后者是原已知道的技术方法，但以前由于还能用相对的低廉价格获得劳动，所以使用起来无利可图。应该注意的是，另一类型的“补偿”，也就是不变资本的跌价并不足以抵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利润下降的趋势，因为假使这种跌价等于机器之类的东西和劳动之间的比例的变更，那么，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用价值来计算，是不会发生变动的。这种发明，严格地说，井不属于“节省劳动”的类型，而且如果早已知道的话，采用起来就会有利可图。端尔平先生（在《购买力与商业萧条》一书中）认为以往的利润率可以继续维持，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这种论点似乎是由一种特殊的假定来决定的，而这个假定又包含着这样的结果：就是“发明的速度”与“储蓄的速度”成比例。因此他所获得的成本按比例下降的结论是储蓄加上新发明的共同结果。他在后一章所说的关于储蓄速度的增加的结果，是不是确实可以同样适用于不变的储蓄速度和静止状态的技术呢？当然无论是端尔平先生的假定，或我在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中的前一情况所包含的假定，都与一般所说的“充分平衡”不相符合，而且假使劳动市场的供给情况，足以保持实际工资的不变（弹性的供给），同时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足以使生活资料和其它商品一道按比例跌价，那就根本不会有“引发的发明”的动机。
马克思对于这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对扎伊尔和李嘉图的答复的重点上面看出来，他强调指出，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生产”（为社会目的所推动）的制度，而是一种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因此，应当考虑的不是对于交换的抽象限制，而是在某种利润率上对于生产和投资的限制。他谴责古典市场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完全着重在生产和消费，也就是着重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面，以致把它们看作实际上是等同的东西，因此遗漏了在这些要素之间能造成不平衡的真正因素。在他们把交换解释成只是一种C-M-C（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的时候，他们就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M—C—M’（货币资本：商品，劳动力：货币资本加上利润）的关系作为它的特征的；而且也忽略了，如果在这个连锁交易内实现预期利润的条件受到阻碍，那么，这种交易就会停止，结果就会破坏一大串的其他和附属的交换活动。马克思写道：“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或更确定的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作生产的绝对形态来把握，从而，在他看来，它的生产关系的确定形态，决不致与生产一般的目的相矛盾，或妨碍生产一般的目的——富裕……。在我们论价值和财富时，我们应只把社会全体放在眼里。但若我们是说资本和劳动，那就不待说，‘总所得’只是为要创造‘纯所得’才存在的。”“既然否认了危机，他们（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就会把包含着相反和对立的东西说成是一致的。……李嘉图和其它的人对于生产过剩的一切反对理由都有同样的基础：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看作是在购买和销售之间没有区别（直接交换）的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之中，社会是按照整个计划，根据满足不同需要所必需的比例，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的。”但是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利润而生产，所以“资本的生产过剩”就成为可能，这意思就是说，资本积累的数量已经不能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1]“但为了要把劳动手段和生活资料，当作劳动者的剥削手段，依照一定的利润率来发生机能，劳动手段和生活资料是周期地被生产得过多了……不是所生产的财富已经过多。但周期地，有过多的财富，在它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态上，生产出来了。……由于这个理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生产规模上就会遇到障碍；这种生产规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是不足以应付这种障碍的。生产在某一点上停顿了下来，这一点是由生产和利润的实现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需要的满足来决定的。”[2]
[1]《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页；参阅同书第2卷，第594页以后。
[2]参阅《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8、309页（重点是另加的）。马克思承认，也许把这种生产过剩称作相对的（与某种阶级关系和某种利润水平有相对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要比较恰当。
利润率随着基本设备现有数量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观点在最近某些关于商业循环的学说里面占着显著的地位（例如凯恩斯和卡莱斯基）；它和危机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在这里详述。但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明利率会同时提高（或至少是不易变动的）而不会降低，它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会促使投资减少。有的人甚至认为，与其说危机是由于利润下降，还不如说是因为利率的不能下降；强调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可能是认为，困难的原因不能归之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可以用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的，因为这种政策在投资进行的时候可以允许利率照同样的速度下降。的确，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白地指出利润、利率和当时各项投资决定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把这两方面（利润和利率。——译者）的各自影响分别得很清楚——这种分别，正如哈耶克（Hayek）教授所说的[1]，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错误地抛弃了——而且他在以后讨论利率的一章里曾经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当危机正在酝酿的紧急期间，利率会有上升的趋势。至于马克思的着重点是否正确，我们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认为利率的变动对于抑制货物畅销的作用比许多作者过去所想象的要小得多，这种说法是不无理由的[2]，而且有充分根据可以怀疑货币政策具有足以影响长时期利率的能力[3]。
[1]《利润、利息与投资》，第5页。马克思认为利率有一部分是受（从长时期看）利润率制约，但随时也受货币资本或贷放基金的供给和需要的制约。（参阅樊弘在《经济研究评论》1939年10月号和亚历山大（S·Alexander）在同一杂志1939年2月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否认有“自然利率”这样的东西——指由“实际的”要素或生产要素来决造的利率。
[2]参阅卡莱斯基《论经济波动的理论》。
[3]参阅哈罗德（Harrod）《商业循环》第168-170页以及其它有关各页。
如果马克思的学说在各要点上和大部分消费不足学说的说法有所不同，那么，前者和后者到底有什么一定的关系呢？总是有人把他的学说解释为消费不足的学说，究竟有什么道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是很难作答复的，因为这样一个答复需要对消费不足学说的各式各样的说法，做出比过去所已作的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分类。他的学说当然不是下面三种意义上的消费不足学说：他既不是说，如果在消费的需求上不出现某些新的来源，投资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他也不是说，较高的工资就足以防止危机和挽救萧条；他更没有说，消费不足总是促成危机的原因，所以危机是从生产消费财货的工业中开始的。同时也很清楚，他决没有认为作为实现利润的一种限制因素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曾经看到，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认为危机不是“在生产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流通或交换范围内的一个不平衡的要素上发生的。这就是指储蓄的速度增加，以致消费品工业中发生供过于求的那种情况。但是还有几段文章好像意味着，他在比上述一点更为基本的意义上，把消费需求看作一个限制的因素。以下两段是那些把他的学说解释为消费不足学说的人所最常引用的文字。“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在这里：人民大众是贫困的，他们的消费是受着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这样去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它的限制。”[1]这是出现在马克思一篇批判性的文字里面的，他批判了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缺乏资本而引起的那种见解。紧接着这段评论的上下文似乎不很明确，对于它的意义的确定并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无疑地是容易被解释作一种简单的消费不足学说的，它好像与马尔苏斯和罗贝图斯的意见相似。但由马克思在所有其它地方所说的说来看，特别是由他对罗贝图斯的见解——即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且 “这种弊病可以用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补救”[2]——的直率的批判来看，显然我们又不能作这样的解释。第二段的文字是这样，“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它的实现的条件，不是相同的。它们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在概念上，它们也是分开的。一个仅受限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别一个却受限制于不同各生产部门的比例性与社会的消费力。但后者既非由绝对的生产力，也非由绝对的消费力决定，而是由那种在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费力决定，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会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一个只能在比较狭隘限界内变动的最小限度。”[3]马克思在写这几段文章的时候，究竟心里想的是什么，下面的意见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今天我想是会有相当广泛的人接受这种假定的。在原有资本上所能突现的利润量，不仅经常要看这种资本在与当时的投资和消费结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分配在资本财货工业和消费财货工业之间的，而且也要看当时的消费加投资的总量多少为定。增加消费将是增加利润的最持久的办法，因为除了它的暂时影响以外，它还会增加对未来的资本财货（它提供“扩大”资本的余地）的需求，因此对新的投资（由于用尽投资机会）可能降低利润率的趋势，产生一种延缓的作用。[4]但是通过提高工资的办法来增加群众的消费，只是一手得来，一手失去而已；因为它使需求增加，可是也同样使成本增加。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使消费按比例地同劳动生产率一块增加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一方面，增加投资虽然暂时可能在增加需求方面有类似的影响，却会发生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因而引起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是整个布局中的一个附带事件——一个重要的附带事件：而且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危机的一面和矛盾的一个要素，这种矛盾由这个制度的周期破坏而表现了出来。但是同时，它仍旧只是一面；似乎很明显，[5]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范围内的矛盾——就是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与资本获利性的不断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
[1]参阅《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2页。
[2]这后一段（引自第2卷）比前一段（引自第3卷）写作的日期晚。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
[4]既然消费水平限制着消费行业的规模——因而限制了这些行业内原有类型的设备数量——所以消费数量越少，一定数量的投资势必更快地加深资本结构，或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用后面一章的话来说，消费水平越低，一定速度的投资就会更快地达到“资本饱和点”。
[5]例如，瓦尔加在他的《大危机及其政治后果》一书中，把马克思对于危机定义解译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显然是照卢森堡的意义把恐慌解释为市场和商品处理的问题。他承认这是用“大大简化和不完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的。在哥莱（Corey）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一书中，特别是在第66和第71页里，也显然有类似的倾向。
但是如果消费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限制因素，显然首先劳动的供给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一个决定性的限制因素，而且马克思就因为这样才把它看作是基本的。马克思认为危机并不是临时的失调，而是在形成这一制度的长期趋势方面所发生的一种积极的作用——它会对这个制度在危机以后所安定下来的那种新的平衡发生反作用；而且他抱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危机对于他所谓“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方面所引起的影响。“危机常常只是现有矛盾之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暴力的爆裂，由此暂时地，把已经破坏的均衡再形成起来”[1]。危机的主要影响，就是再创造或扩大这个“产业后备军”。这又会影响到劳动力价格的跌落：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多大或多快，那就要由工人抵抗工资跌落的力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确，这些削减工资的直接影响可能加深危机，因为工资跌落对于消费财货的需求和价格会有贬低的影响。但是既然它代表着劳动力的实际价格的跌落，它也就能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创造条件，因而为投资过程的恢复铺平道路。这种劳动力的跌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到原来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势上面：它又会使比较原始的技术方法成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因而延缓了技术改革的过程。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6页。
所以这种“产业后备军”的周期的征募好像是这个制度的一种杠杆，用来抵抗对资本价值的任何严重的侵蚀，并使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利润率降低的趋势获得补偿。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自己的人口规律”；它说明失业和贫困的存在，不是因为人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向自然争取生存，而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剥削条件限制了就业和工资；并非因为人口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是过多了，而是因为从资本获得预期的利润率的可能性来说，是相对地过多了。所以危机作为资本家对预期利润的失望的一致反应，它的作用就好像使资本家阶级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像垄断资本家那样，来和工人对抗。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等到接近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一等到投资将原有技术方法的利用扩充到一定的边际以外，一等到生产者刚刚可以从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上得到相当好处的时候，这种果实就会立刻从他们的手中抢夺过去，而劳动市场的铁则又会使他们再度沦入卑微的地位。
我们在上面已经区别了投资范围的粗放的发展和集约的发展。我相信这个区别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帮助解释了危机本身的历史，也就是危机所由发生的环境和危机所造成的新发展，而且也因为它关系到马克思的工资学说，因而关系到无产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在资本主义竞争的黄金时代，产业后街军的周期征募是一种方法，完全可以用来加强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剥削范围。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保持利润率的公认的标准方法。但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随着劳工组织的加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劳动市场的“刚性”[1]的情况，这个公认的标准方法就失去了一部分效力，而70年代和80年代进口食物的落价，使工人在提高实际工资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似乎和使资本家在降低劳动力的货币价格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一样多。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工资学说和李嘉图的一样，都必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的，这神说法真是太普通了[2]。但是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否认过这一点，而且很明显，马克思认为工资是保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假定，不过是一种“第一近似法”而绝不是适用在劳动市场上任何情况的普遍的“铁律”。的确，当他在第一国际的大会上和威斯登（Weston）先生辩论工会问题的时候，他曾经明确地驳斥过这种说法[3]。如果他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并不是令这种人口规律作根据的，那就似乎他的理论并没有提出过任何理由来说明何以劳动力的价格不会上涨到和产品价值相等。是什么东西阻止资本积累——和它所引起的、不断增长的劳动需求——去提高工资水平，直到剩余价值消灭，以便使资本主义凭它自身的动力，来消除它所依以成长的阶级的不平等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剩余价值继续存在的理由——早就是政治经济学史里面的一个中心问题，许多肤浅的辩护士的答案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想出来的。在这里发生作用的决定因素——根据马克想的理论就是这个制度制止它本身消灭的预防机构——在于双重的反应，通过这种反应才能周期地征募到产业后备军：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倾向采用“节省劳动”的改革的趋势[4]，以及在利润率出现显著下降的迹象时会发生的延缓积累和缩减投资的趋势。有两个因素不断起着作用，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剩余价值仍有获得的可能：这在一方面就是劳动后备的内含的征募——这仿佛是劳动市场在需求方面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而在另一方面，就是靠着人口的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或扩充投资到未经开发的殖民地区而进行的新的劳动供给的外延的征募。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所发生的作用就是资本主义继续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进步的受阻和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工资“太高”。这就是在经济文献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说法。但这种说法和一个假定有密切关系的：某些最低限度的收益对于资本是“必要”的，而且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个假定上，才有任何意义可言。正确的说法不如说是：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利润和利息过高的缘故，因为这样的证法可以使人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和“社会生产”的制度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就是资本的本身”[5]。
[1]“刚性”指劳动力价格的不变。——译者
[2]例如罗素（B·Russell）就是这样说的。见《自由和组织》，第231—232页。
[3]是以《价值、价格与利润》这本小册子形式出版的。
[4]参阅希克斯《工资论》第123—125页。
[5]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7页。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产业后备军”还比较容易征募，不会由于需求而对劳动市场发生任何巨大压力。“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对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不断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因此，这种初期的危机虽然可能是尖锐的和猛烈的，可是多半是短期的而且容易挽救。但是一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那种萌芽时期的顺利情况就消逝了。劳动者的供给不能再依靠掠夺小资产阶级而扩大，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规模。随着劳工组织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剥削范围的强化就遇到更多的障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初期和后期危机的主要区别的，似乎就在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补偿方式的难易之间的区别。扩大剥削范围——把它扩充到原有界限以外的新的和未经侵入过的阶层——的新方法不得不加以发掘。当这些范围也接近枯竭的时候，又要发明更新的方法，来加强国内的发展，就像现代历史照着无情的逻辑方式所显示的那种情况。今天资本家已经在本国和殖民地区激起了斗争，而收获果实的将是各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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