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后记

　　2008年年中，当我开始着手写作本书时，正在发酵的金融危机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对此类事情感兴趣的大部分人，除了那些出于职业利益而宣称情况并非如此的人，都会意识到某种形式的经济崩盘已经不可避免。我最初构思本书时，是想写一本理论导向的学术书籍。但正是遇到上面介绍的这一更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把本书的目标也变得更宏大了：本书成为一次尝试，看看像我一样的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是否仍然可能通过使用智力工具，对公众关于真正重要议题的讨论产生实际影响。
　　出于这一部分原因，我同时决定想要写一本具有延展性的学术大部头著作。如今，人们再也不会写这种类型的书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关于人类学家在学术界界定自己位置的方式，我一直以来都感到存在一股悲剧性的讽刺意味。至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学家基本上扮演着惹人讨厌的角色，就像牛虻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当欧洲或美国出现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家，就人类如何组织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进行宏大的概述时，人类学家总会出现，指出在萨摩亚（Samoa）、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或布隆迪（Burundi）的居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成为唯一能够提出符合证据的通用框架的群体。不过，我们越发感觉到这是错误的做法——这看上去像是某种形式的傲慢，甚至是知识霸权主义。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宏大的、比较性的工作，正是如今这个时代所呼唤的。两个原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原因，如我所言，我们共同的想象力出现了某种崩溃。就好像人们被说服了，开始相信当今时代的技术发展和更高层面的整体社会复杂性，其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会增加我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可能性，而是使它们减少。它并不能使远见卓识得到释放，而是使得任何形式的有远见的政治构想都变得不可能出现。对人类历史的广阔范围所进行的研究，将会揭示人类在过去曾经找到多少种不同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并且通过这一做法，帮助我们扩展了对未来的感受。
　　第二个原因更微妙，而且它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五千年的历史会尤其有帮助。很明显，2008年将成为某种历史性的分水岭，真正的问题在于规模有多大。毕竟，如果一个人身处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之中，而这一事件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崩溃，那么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获得对更大的律动结构的认识。这次危机是那种一代人才可能遇到一次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起伏周期中的一次下行运动，抑或是技术创新和衰落的60年康德拉耶夫（Kondratieff）周期不可避免的发展？或者它是某种更大、更划时代的事件？这些律动会如何彼此交织？是否存在一个推动其他所有周期发展的核心节奏？它们如何融入彼此，切分、连接、和声、碰撞？
　　我对这一问题越深入思考，就越认定这是在可能存在的最广阔的历史范围上的一次间歇。为了理解它，我们还需要彻底重新思考对经济历史律动的认知。
　　如今，人类学家看起来并不是承担这一工作的必然人选，但是实际上，我们差不多是被完美地安置于此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倾向于走入不同的歧途。经济学家倾向于在数学模型及其伴随模型中对人性的假设完全就位后，再分析历史：他们基本上把这一工作视为围绕方程去组合数据。历史学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如此坚决地依赖经验主义，以至于常常拒绝做出任何形式的推断。对于某一现象，比如欧洲青铜时代的民主大众集会，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历史学家不会去问，假设这样的集会存在是不是合理，或者如果这样的集会存在，它们会不会在可得的证据中留下蛛丝马迹。历史学家的做法很简单，他们的表现就像这些集会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过一样，因此他们在提到“民主的诞生”时，就指向铁器时代的古希腊。我们拥有如此多的“货币历史”，但那实际上却是硬币的历史——因为硬币会留下可见的证据，而信用记录一般不会，于是历史学家常常彻底忽略了信用记录存在的可能性。人类学家的做法则相反，他们依赖经验主义，并非仅仅应用预设好的模型，但是他们手边也拥有大量可用的比较性材料，可以实际推测欧洲青铜时代的村落集会或者古代中国的信用体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还可以重新审视证据，分析这些证据会验证还是推翻他们的评估。
　　最后，人类学家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归为先验类别去谈论。甚至在300年前，“经济”这种事物都并不存在，至少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具备自有的规则和原理、可供人们谈论的事物。对于曾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事务”只是我们所称的政治、法律、家庭生活，甚至宗教生活的一个侧面。经济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层面的，过去一直如此，并且现在仍然如此，哪怕它自己并不这样宣称（就像在轴心时代的残酷权力政治中所体现的，或者在今天经济学家“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所体现的）。因此，一段真实的经济历史必然也是道德史。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共产主义、交换、阶级等交易逻辑的章节，在本书中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关于经济事务，关于对有价值物品或资源的拥有或处置，更不必说还有债务，任何关于以上话题的讨论，总会是不同的道德论述以数十种不同方式冲突后纠缠在一起的产物。
　　在这一切中，我最大的灵感可能来自20世纪早期法国的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所有社会都是相冲突的原则聚集在一起的杂乱一团；其二，也更为具体，因为他是为了揭开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有关人类生活和人类本性的奇怪假设的真相，而率先尝试将对古代历史的真知灼见和现代人种学相结合的先行者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他试图为“以物易物的谬误”提供另一个选项。他正确地指出，这一谬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谬误。
　　在人类学的历史上，莫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尽管他从不进行现场工作，甚至从未写过一部像样的著作（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堆放着尚未完成的文稿），但他偶尔发表的论文却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力——几乎每一篇都激发了后续完整的研究工作。莫斯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他能够提出最有趣的问题，比如关于牺牲的意义，关于巫术和礼物的本质，关于预设文化铭刻在姿势或身体其他技能上的方式，或者关于自我的观念。这些问题定义了人类学的基础方向，所以作为一位理论专家，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莫斯也是一名政治活跃分子，一名合作主义者，一名对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的积极贡献者，他积极地将有关社会理论的灼见应用于政治问题。但他的努力几乎毫无成就。他最知名的著作《礼物》（The Gift），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原始经济依赖以物易物运转这一错误观念。这部著作尽管在学术圈享有盛名，但它对于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者对于大众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等方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我在写作本书时，有时会告诉自己我想写出一本莫斯可能会写出的书——假设他能成功克服自己持续的精神错乱，并真正撰写一本书的话。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获得了成功，我甚至不确定假如自己获得了成功是否是一件好事，但使我感到由衷满意的是，我在一个方面为实现他的其中一个毕生目标真正提供了帮助：终于使有关以物易物的谬误得到了彻底解决。顺便一提，这并不仅是莫斯的目标。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无法忍受的一件事。在面对这一谬误时，当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多少次展示事实情况不可能如此，同样的故事还是被经济学家令人作呕地重复时，当我们看到它重复出现在教科书和动画片中，听到到处都把它当作常识在谈论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像自己在以头撞墙。显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这一改变有多么深刻，或多么持久，但是看上去，《债》的成功最终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就在2014年，英格兰银行关于“现代经济中货币扮演的角色”发表了一篇声明，同时伴随一段视频和文本解释货币的起源，其开头就像要开始讲述以物易物的谬误（“想象一下，在原始时代有一个渔夫和一个农民，他们想要互相交易……”），但实际上却讲述了一个关于临时准备的欠条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可以很容易地从我的书中直接摘录出来。实际上，我有一两位朋友强烈怀疑这个故事就是从我的书中摘录的。我不会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故事的灵感也同样有可能来自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要代表所有人类学家去打开一瓶香槟庆祝：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我们可能终于成功了！
　　对于这本书已经产生的影响，这并不是使我感到意外甚至震惊的唯一一点。当然，本书能够获得现在的成功，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极为恰当的时机。这有着不小的讽刺意味，因为在《债》面世之前，我的学术生涯由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差的时机组成。就在长篇人类学著作几乎不可能获得出版机会的大环境下，我写成了一本详尽的、像小说一样的长篇人类学书籍《迷失的人类》（Lost People）；在学术界认定不再对理论书籍感兴趣时，我完成了一部人类学理论著作《走向一种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就在“9·11”事件之前，我成了人类学中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理论的支持者。然后，在2011年，仿佛我在过去15年中错过的所有合适时机决定要补偿我。就在人们开始摒弃2008年的经济危机仅仅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一观点时（而且这时人们似乎已经准备好针对以债为基础的政治的真正意义严肃质疑），我这本关于债的书恰好问世。另外，我出现在纽约宣传本书时，恰恰也是一项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正在酝酿形成之时。这项运动后来不仅席卷了整个美国，事实上还横扫了全球。
　　显然，我确实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有些关联。2011年6月，我在返回纽约后，开始寻找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计划。最终，我成为计划占领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80多位积极分子之一。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看出我的书和我所从事的活动之间有很大的关联。事实上，我在非常努力地让它们保持彼此独立——毕竟，我并不想成为一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愿景强加给一项运动的先锋知识分子；我也认为借助一次社会运动来宣传自己的书，是很低级的一种行为。在积极分子开会和组织的活动中，我尽力避免谈到本书，避免提及书中的论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的难度越来越大。每当我和人群中的一些年轻人讨论本书时，他们之中总会有至少一个人（通常是几个人）在结束后走到我身边，询问围绕学生债务组织一场运动的可能性。后来，在占领祖科蒂公园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握哪些人会真的来到占领现场，甚至不确定是否会有人前来。运动开始后，我们发现到场的最大群体，是无法偿还所欠债务的人。在运动被镇压后，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大众集会，以了解人们希望我们在哪里举办运动。关于债的集会在规模上和人们的热情上，都远大于其他主体的集会。不久，我参加了“免除债务！”（Strike Debt！）活动（这是占领活动的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正是由于前面介绍的原因，我在它刚刚成立时曾有意避免和它发生联系），并协助为《债务抵抗者的运转手册》（Debt Resistor's Operations Manual）、“滚动禧年”（Rolling Jubilee）和其他项目阐明战略。
　　这一切将会向何方发展，仍有待于观察。本书最终的精神财富，或2011年的运动及随后的债务动员的最终政治意义，在不久的将来都不可能变得清晰。我怀疑，至少是倾向这么认为，对于本书中所提出问题的最有趣的讨论，也会在未来出现。本书以一种陌生的、甚至有些令人不安的术语来重构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出现的初始回应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这样一本书能够预料到的回应。美国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本书的基础假设（几千年来，帝国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国家暴力、债及货币制造形式存在紧密的联系）是历史上存在的一段引人入胜但出人意料的真相。但是，当我进一步指出，即使在1945年后，情况也是如此时，这些人的反应却是愤慨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的是，旧的体系如今已经完全被自愿的、非帝国主义的体系取代。而这一新体系，不但看上去恰好和旧体系一模一样，就连运转的方式也一样）。许多激进分子嘲笑我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写了这本书，而不是其他书（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书，或者关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历史的书）。尽管有少数聪明的人例外［我立刻就想到了本杰明·坎克尔（Benjamin Kunkel）、乔治·卡芬特奇斯（George Caffentzis）和西尔维娅·弗德里希（Silvia Federici）］，但我想我们还需要等上一阵子，才能看到真正重要的对话出现。
　　当然，我最希望实现的一点，是看着这本书能以一些微小的方式对关于债、工作、货币、增长和“经济”本身的概念进行更宽泛的道德重估做出贡献。如我所言，某种被称为“经济”的概念出现，本身就是最近才发生的。有一天，“经济”这个概念可能不再存在，我们会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分析这些事情。今天出生的孩子们，有可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吗？那样的一个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想象一下那样的世界也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它不会每隔一两代人就产生可能会抹灭人性的威胁，那么这种想象就正是我们开始重新想象所需要的。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工作的价值、偿还债务的美德等许多我们最重视的假设，很可能会被彻底颠覆。
　　正是因为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这样的想法，我决定使用你们所看到的结尾来结束本书，即赞扬不那么勤劳的穷人。
　　那么，让我以类似的方式来结束这篇后记，即我要向亚当·斯密致敬。现在，我知道这位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在本书中不太走运。部分原因在于，我只谈论了他哲学中的一个侧面，即他想象出某种乌托邦式情境的决心。在其中，每个人都会公平地相互进行交易，寻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然后离开的时候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但这一切都基于一条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即认为总的来说，人们最核心的动机是成为他人共情注意的目标。人们追求财富，是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更关注富裕本身。这就是斯密认为自由市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原因：他相信，一旦获得特定的舒适的显著地位，人们通常就不会那么勤奋、那么自我吹嘘地去持续追求自己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会仅仅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而去这么做。对于斯密而言，当一个人已经获得了舒适的地位后，继续追求财富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病态的。因此，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复述了普鲁塔克（Plutarch）讲述的故事：

　　伊庇鲁斯国王（King of Epirus）的亲信对他的主人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处在各种平常的人生处境中的人。国王按照顺序将他准备进行的征服计划一一讲述给他的亲信，在讲完最后一项时，他的亲信问：“那么，在那之后，陛下打算做什么呢？”
　　国王回答：“我准备和我的朋友们享受生活，并努力做一个好的酒友。”
　　“那么，现在有什么东西在妨碍陛下这么做呢？”亲信又问。

　　关于这个故事，有一点很有趣：当我读到它时，我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我的研究生学院顾问、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讲过的一个笑话。不过在马歇尔的版本中，它变成了发生在一名传教士和他在海滩上遇到的一个躺着的萨摩亚人（Samoan）之间的有趣会面：

　　传教士：看看你！你像那样躺着，正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萨摩亚人：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
　　传教士：嗯，这周围有很多椰子。为什么不晒干椰子肉拿出去卖？
　　萨摩亚人：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你能挣很多钱。然后你可以用赚来的钱买一台晾晒机，然后更快地晒干椰子肉，赚更多的钱。
　　萨摩亚人：好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嗯，你将变得富有。你可以购买土地，种更多的树，扩大你的产业。那时，你将不再需要做体力工作，你可以雇用一群人为你工作。
　　萨摩亚人：好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最终，你拥有了这些椰子肉、土地、机器、雇员和财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就可以退休了。那时你不用再做任何事。你可以一天到晚都躺在海滩上。

写于2014年

　　1. 《道德情操论》3.36。这是一个关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的故事，他真的应该听从朋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