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11 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1450-1971年）
“那么，你要付我11比索；既然你付不出，你就要再多付我11比索。总共是22比索：前面11比索是毛毯和棕榈叶垫子的钱，后面11比索是因为你付不出。没错吧，克里希埃洛？”
克里希埃洛不识数，自然而然地说道：“是这样的，主人。”
唐·阿努尔福是一位体面、尊贵的人。其他地主对他们的短工可是心狠手辣。
“这件汗衫要5比索，对吗？很好。既然你不能付这笔钱，就是5比索。那么，你已经欠我5比索，所以我要再收你5比索。由于我不可能从你这里拿回这笔钱，你得再付我5比索。所以，5加5加5加5，总共你欠我20比索，对吧？”
“是的，主人，是这样的。”
短工若是需要一件汗衫，只能找他的主人。他也只能从主人那里获取贷款。他为他的主人工作，而且只要他欠主人一分钱，就永远无法逃脱主人的掌心。
——B.特拉文，《卡雷塔》 |
有许许多多新鲜事物标志着我们常说的“探索的时代”（Age of Exploration）的开始，例如现代科学、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将它简单地界定为历史周期的另一轮似乎显得有点奇怪。不过，从我在这本书中所展开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只是历史周期的新一轮。
这个时代大约从1450年开始。世界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随后，美洲的金银巨流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过程，在西欧爆发了一场“价格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此外，伴随着金银一同回归的，还有一系列在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悄无声息的情况：大型的帝国和职业军队，大规模掠夺性战争，自由的高利贷和债务奴役，同时还有唯物论哲学，科学和哲学创新再度蓬勃——甚至传统奴隶制也随之回归。不过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所有轴心时代的片段都在这个时代重新上演，但它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登台亮相的。
全球流动的金银
15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段。这是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纪：黑死病不时在大城市肆虐；商业经济在走下坡路，在某些地方甚至完全崩溃；各地城市纷纷破产，债券违约；骑士阶层在各地发生零星的冲突，地方性的战事摧毁了很大一部分乡村。甚至，在地缘政治上，基督教世界风雨飘摇。奥斯曼帝国不仅占领了拜占庭帝国最后的领地，还不断向中欧推进，陆地和海洋力量持续扩张。
与此同时，从许多普通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不能再好的世纪。黑死病消灭了欧洲大约1/3的劳动力，这导致的异常结果是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工资上涨不是立即发生的，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各个政权对此的第一反应，也就是实施控制工资的法律，有的甚至还试图重新将自由农民与土地捆绑到一起。这种努力遭到了有力的反抗，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众起义。各地政府虽然能够镇压这些起义，但也不得不妥协。不久，大量财物流入寻常百姓手中，政府不得不开始引入新的法律，禁止出身卑微之人穿丝绸和貂皮，还限制节庆日的数量。在许多城镇和教区，节庆日占到了一年的1/3乃至一半。事实上，15世纪正因此被视为中世纪节庆生活的鼎盛期，各种欢庆名目繁多，包括花灯和舞龙、五日柱和教会麦芽酒、“糊涂道长”和苛政王。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摧毁。在英国，先是清教改革者不遗余力地攻击节庆生活；然后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与此同时，节庆生活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民间的繁荣，也消失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史学争论着墨颇多的热点。我们所知道的是，节庆生活的衰落始于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例如，1500-1650年英国的物价上涨了5倍，但工资水平的上升相比之下缓慢得多。因此，不出5代人，真实的工资水平降至之前的40%。欧洲各地的情况普遍如此。
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有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让·博丹（Jean Bodin）的法国律师在1568年提出的。征服新世界以后，大量黄金和白银倾注到欧洲，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继续推理下去，因为贵金属贬值了，任何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就暴涨，而工资却没能跟上。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1450年前后，正是金银十分短缺的时期，社会繁荣达到顶峰。现金短缺尤其阻碍了国际贸易；在15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满载商品的船只，因为没有人有现金购买，被迫从主要贸易港口返航的事例。一直要到15世纪60年代末，事态才开始发生转折，萨克森和蒂罗尔突然爆发出白银矿开采的热潮，随后，抵达西非黄金海岸的新海上航线开辟。接下来是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征服行动。1520-1640年，西班牙珍宝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墨西哥和秘鲁运出了无数吨的黄金和白银。
我们通常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问题，即长期留在欧洲的金银少之又少。大部分黄金最后到了印度的寺院里，绝大多数的银条最终流入中国。后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近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就不应该把目光锁定在欧洲。中国废弃纸币才是这一切的发端。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我有必要简要地讲述一下。
1271年蒙古族统治中国之后保留了纸币体系，有时甚至试图将之引入帝国的其他地区，但这种做法通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不过，1368年，又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族的统治，又有一位农民领袖当上了皇帝。
在蒙古族统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与外国商人有密切的联系。不过，这些商人广受憎恶。这是明王朝（也就是之前的叛军）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持怀疑态度的部分原因。明王朝有一个美好的构想，就是将中国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同体。这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结果。例如，它意味着要维持蒙古族留下来的旧的税收体系，百姓以劳役和实物的形式纳税。而且，这种税收体系的基础是一种接近等级制的体系，臣民有固定登记的身份，如农民、工匠或士兵。法律禁止他们改变职业。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不受欢迎。尽管政府在农业、道路和河流方面的投资确实推动了一场商业繁荣，这里的商业在法律上大多是非法的。农民的税负十分沉重，以至于负债的农民开始从祖辈留下来的田产上逃离。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流动人口往往不会从事常规的产业活动；与欧洲一样，这些人大多倾向于从事一系列奇怪的职业，例如沿街叫卖、演戏卖唱甚至打家劫舍。在中国，还有一批人成了采矿者，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白银热潮，非法采矿在各地纷纷涌现。没有铸成硬币的银条很快成了非正规经济中实际使用的货币，而不是官方的纸币和铜钱。明朝政府于1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试图关停非法矿井，但却引发了地方性的起义，采矿者和失地农民一起占据了附近的城市，有时甚至威胁到整个行省。
最终，明朝政府甚至打消了再次压制非正规经济的念头，反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停止发行纸币，使开矿合法化，承认银条在大额交易中的货币地位，甚至授权私人矿厂生产吊钱。这反过来使政府得以逐渐废弃徭役制度，代之以统一用银支付的税制。
那么，中国政府实际上又重新拾起了它的旧政策，也就是鼓励市场，并只在为了防止过度的资本集中时才出手干预。这个政策很快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市场迎来繁荣。的确，很多人认为明朝实现了在世界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业绩：虽然明朝是中国人口爆炸的时期，却同时也是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时期。只是问题在于，新的政策意味着明朝政府必须确保国内有充足的白银供应量，以此维持较低的物价水平，尽最大可能消除民众的骚乱——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银矿很快就耗竭了。16世纪30年代，日本发现了新的银矿，但也在一二十年间开采殆尽。很快，中国不得不转向欧洲和新世界。
从罗马时代起，欧洲就一直向东方出口黄金和白银。可问题是欧洲几乎没有生产出什么亚洲人想要买的东西，所以它只能用现金购买丝绸、香料、钢铁和其他进口产品。欧洲扩张的早期，商人主要想获得东方的奢侈品，或是取得用以购买它们的新的金银资源。在过去，靠近大西洋的欧洲真正优越于其穆斯林竞争对手的，只有一件：经历过地中海上数个世纪的冲突磨砺，欧洲有主动而先进的海战传统。1498年，达伽马的舰队进入印度洋，立即结束了海洋上的和平贸易原则。葡萄牙人的小型舰队开始炮轰和掠夺他们路过的每个港口城市，然后控制住战略要地，并向没有武装的印度洋商人勒索保护费，并威胁否则要骚扰他们的生意。
几乎在同一时间，热那亚的制图师、寻找前往中国之捷径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帝国捡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馅饼：整整两块蕴藏无尽财富的大陆，而大陆的原住民还在使用石器时代的武器，他们很快就随着殖民侵略者的到来而濒临灭亡。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得以发现新的贵金属资源，而且储量巨大。他们全面彻底地盘剥这些资源，甚至到了残酷役使周边人群从而以最快速度榨取尽可能多的贵金属的地步。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近些年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亚洲的贵金属需求是一个无底洞。
要是中国没有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经济状态，因此采用白银为货币却不能吸收3个世纪以来新世纪所开采的大量白银，那么那些银矿也许不出几十年就会变得无利可图。1500-1640年的欧洲，以白银计价的价格发生了大规模通货膨胀。这表明，即使亚洲吸收了白银供应量的较多部分，在欧洲，白银的价值也在缩水。
1540年，白银供过于求，致使欧洲价格体系崩溃。要是没有中国的白银需求，美洲的矿业此时无疑会停止运作，整个美洲殖民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很快，前往欧洲的货船减少了在欧洲的卸货量，转而绕过非洲南端的尖角，穿越印度洋直抵广东。1571年西班牙人建立马尼拉这座城市之后，他们的船只开始直接横渡太平洋抵达亚洲。到了16世纪晚期，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在17世纪早期，这个数字达到116吨，或97%。为了换取这些白银，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产品。这些中国产品中有许多最终流往中南美洲的新兴城市。亚洲贸易成了促进全球经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那些把持金融杠杆的人（尤其是印度、荷兰和德国的商业银行家），取得的财富难以估量。
但是，新的世界经济究竟是如何导致欧洲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的呢？我们确信的是，这不是因为在日常交易中人们能够使用大量贵金属。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尽管欧洲的铸币厂铸造了巨量的里亚尔、泰勒、达卡特和达布伦，而且它们成了从尼加拉瓜到孟加拉通用的新的贸易媒介，但却没有多少进入普通欧洲人的钱袋。相反，我们总能听到人们抱怨钱荒。在英国：
在都铎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流通的货币之少，已经到了纳税人群没有足够硬币支付善款、工资和什一税的地步。人们一次次需要将家中的金属盘子上交国库，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接近货币的东西了。
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情况。虽然从美洲输入了大量金属，但大多数家庭仍现金紧缺，不得不时常融化家用的白银器具缴纳税金。
这是因为税要以贵金属的形式缴纳。而相反的是，日常活动仍在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与中世纪的情况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人们仍然使用符木、承付票。如果是在小一点的社区，他们干脆就简单地记录谁欠谁什么东西。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政府、银行家和大商人能够借助对金银的控制，改变经济规则。首先，他们规定金银是货币。其次，他们引入新形式的信用货币，供自己使用，与此同时逐渐地损害和摧毁地方的信用体系。而正是这些地方信用体系，使欧洲各地的小规模社区得以在几乎不使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运作。
尽管涉及概念上有关货币本质的争端，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战争。使用金银货币的新政体只有通过史无前例的暴力才能站稳脚跟。暴力不仅仅针对海外，还针对本土。在欧洲大多数地区，针对“价格革命”及圈地运动的第一反应与不久以后在中国发生的情形相似：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逃离或是被赶出他们的村庄，成为流民或“无主人控制或保护之人”。这个过程激发民众起义，但欧洲政府的反应与中国政府完全不同。他们镇压了叛乱，之后也不作任何退让，将流民集中起来，把他们作为合同工输出到殖民地，征召至殖民地的陆军和海军，或者是让他们在当地工厂工作。
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操纵债务而实现的。因此，债务的性质本身，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1. 关于英国工资，参见Dyer 1989；关于英国节日生活，有大量的文献，但是近年来一份出色的资料是Humphrey 2001。Silvia Federici(2004)提供了一份有吸引力的、近来的总结。
2. 对于更近发生的关于“价格革命”的争论，少量代表性观点参见Hamilton 1934,Cipolla 1967, Flynn 1982, Goldstone 1984, 1991, Fisher 1989, Munro 2003a, 2007。主要的争论发生在货币主义者（仍然认为持续增加的铸币数量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终极因素）和那些强调人口快速增长的人之间，不过绝大多数具体的争论差别都极其细微。
3. 历史学家提到“金银荒”——随着大多数矿藏被采尽，没有用于购买东方奢侈品而离开欧洲的这种金银逐渐被藏起，导致商业出现各种困难。在15世纪60年代，在里斯本（Lisbon）这样的城市出现的铸币短缺情况如此严重，以致货舱中满载各种货物的来访商船，不得不在未卖出一件商品的情况下返航（Spufford 1988:339–62）。
4. Brook 1998。不用说，我进行了极大的简化：另一个问题是地主所有制的增长，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因为无力付钱给地主而负债。随着皇室成员的持续增长，以及其他受到恩宠的家族获得免税权，小的土地所有者背负的税务负担如此沉重，使得许多人感到必须把土地卖给有权势的家族以换取租约，以使这些土地免于纳税。
5. 在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记录了77次不同的“矿工起义”（Harrison 1965:103–4; cf.Tong 1992:60–64; Gernet 1982:414）。1445-1449年，银矿工人在名叫叶宗留的起义领袖的带领下，与人口密集的福建和沙县的佃户农民及城市穷人联合起来，导致产生了蔓延到几个省份的起义，占领了数座城市，驱逐了大多数拥有地产的乡绅。至此，这些起义已经成了严重的威胁。
6. Von Glahn(1996:70–82)记录了这一过程。Gernet(1982:415–16)记录了在1450年到1500年，大多数税款如何变得可以用银子支付。这一过程在“一条鞭法”政策实施时达到了顶点：1530年到1581年实行的税务改革（Huang 1974，参见Arrighi, Hui,Hung and Seldon 2003:272–73）。
7. Wong 1997, Pomeranz 2000, Arrighi 2007，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提出了该观点。
8. Pomeranz 2000:273.
9. 在整个16世纪，中国银子的价值（用金子来衡量）大约保持为里斯本或安特卫普（Antwerp）的两倍（Flynn ＆ Giráldez 1995, 2002）。
10. von Glahn 1996b:440; Atwell 1998.
11. Chalis 1978:157.
贪婪之恶：恐怖的征服者与愤怒的负债者
学者们有关为什么会发生“价格革命”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清楚采用哪种分析工具比较合适。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是用来理解当代经济制度的运作模式的。我们是否真的能用这些方法来描述创造这些制度本身的政治斗争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还有道德上的危险性。采用看似“可观”的宏观经济学进路讨论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相当于将早期欧洲的探索者、商人和征服者的行为简单地看成对机会的理性回应——就好像任何人面对相同情况也会做出与他们相同的选择。这是使用等式通常得出的结论：经济学的公式往往使人十分自然地假设，如果中国的银价是塞维利亚银价的两倍，并且塞维利亚的居民能够取得大量白银并输送到中国，那么他们显然会这样去做，即便这会要求他们摧毁多个文明。或者说，如果英国人需要糖，而且获取生产糖的必要劳动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黑人当作奴隶，那么有些人无疑会这样去做。但事实上十分明确的是，历史并非如此。有许多文明有实力像欧洲政权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样制造一场浩劫，明朝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们几乎未曾这样做。
例如，请想一想美洲的金银矿是如何开采的。采矿业几乎在1521年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陷落的同时开始运作。虽然我们习惯于假设墨西哥人口的毁灭是因为欧洲疾病引入美洲的结果，但当代的研究者日益发觉，强迫新征服的原住民在矿山工作至少也起到了同等的效果。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征服美洲》 （The Conquest of America）一书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要，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些最触目惊心的报告。报告的作者大多是西班牙的牧师和修士。他们即便在原则上相信印第安人的灭绝是上帝的审判，却也无法掩饰他们对西班牙士兵的暴行所感到的惊恐：西班牙士兵为了测试刀刃是否锋利，随意地取出路人的内脏，还强行扯下原住民母亲背上的婴儿喂狗。这种行径也许只会被当作一群拥有绝对免责权的重装军人（很多有暴力凶杀的背景）必然会做的事情而一笔带过；但来自矿山的报告说明，这种暴行比前者更有组织性。弗雷·托里维奥·德·莫多里尼亚（Fray Toribio de Motolinia）相信上帝要将10种灾祸降于墨西哥原住民，他罗列了天花、战争、饥荒、强迫劳动、税负（这致使许多人向放债者出售子女，还有许多人在残酷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以及成千上万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死去的人们。他认为，最为首要的灾祸，就是无数人在矿山中悲惨地死去：
第八个灾祸是西班牙人将他们变为奴隶，强迫他们在矿山劳动。首先是那些阿兹特克人的奴隶，然后是有反抗倾向的人，最后是所有他们能抓到的人。征服美洲后的最初几年，奴隶贩卖十分活跃，奴隶经常几易其主。除了皇家的标志，西班牙人还在他们脸上烙下了许许多多的印记，以至于他们满脸是字，因为每个买下他们的人都会在他们的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
第九个灾祸是为矿山劳动。印第安人需要穿越60多里格将沉重的补给运入矿区……如果他们的食物告罄（或是在矿山里，或是在途中），他们就会饿死，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食物，也没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些印第安人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竭，不久也死去。这些死在矿山中的印第安人和奴隶的尸体散发恶臭，导致了瘟疫的爆发，尤其是在瓦哈卡的几个矿山中。在这些矿山周边半里格以内及道路的大部分路段，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得从尸骨上走过。成群的鸟和乌鸦飞来大饱口福，它们数量之多，遮天蔽日。
秘鲁也上演了类似的情景。整个地区的人口由于矿山的强制劳动而消失。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更为恐怖，那里的原住民被全部消灭。
我们讨论西班牙征服者，讨论的并不是他们一般意义上的贪婪，而是上升到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的贪婪。这毕竟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回忆。他们的欲望似乎从来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占领特诺奇蒂特兰或库斯科，并在此取得无法估量的财富之后，征服者几乎总是重新集结，出发去搜寻更多的财宝。
历代的道德家们一直在抨击人类没有止境的贪婪，就像抨击我们据称没有止境的权力欲一样。不过，历史真正揭示给我们的是，尽管人类确实倾向于谴责他人做出类似西班牙征服者的行径，却很少有人真的会做得如此恶劣。即使对于最有野心的人来说，梦想也会更接近于辛巴达的经历：冒险，获取定居下来过美好生活所需的财富，然后就是享受生活了。当然，马克斯·韦伯论证过，资本主义的神髓是从不定居、无限扩张的冲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最早出现在加尔文主义中。但西班牙的征服者是货真价实的中世纪天主教徒，即便他们通常出身西班牙社会最为鲁莽、最不道德的阶层，他们又为什么没有丝毫懈怠，一直想要获取比自己所拥有的多得多的东西呢？
我认为，回溯荷南·科尔蒂斯（Hernán Cortés）征服墨西哥的开端，也许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他的直接动机是什么？科尔蒂斯于1504年移民到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满怀荣耀与冒险的梦想。但在他到来的最初15年中，他的冒险大多只是勾引他人的妻子。但在1518年，他连蒙带骗，捞到了一支远征军的指挥官头衔，在美洲大陆确立了西班牙的地盘。陪同他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后来写道，在这个时候—
他开始装饰自己，比以前更为注重自己的仪态。他帽子上插了翎毛，衣服上别了奖章，挂了一条金链子，天鹅绒的斗篷上修剪有镀金的圆圈。他看上去真像一位英勇而时髦的海军上校。不过我所说的这些，都还不是他支付得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尽管他有可观的地产，也在从矿山中获取黄金，但他仍然十分穷困，负债累累。他把所有的收入用于打扮自己和他新娶的妻子及款待宾朋……
他的几位商人朋友听闻他成了远征军的指挥官，于是借给他价值4 000比索的金币，以及以他的印第安人和地产担保的价值4 000比索的货物。然后他下令造两面印有标语的旗帜。旗帜上的皇家纹章用金色，两边各有一个十字架，另有一行文字如是说道：“弟兄们，让我们用真正的信仰跟随神圣十字架的标志，它将引领我们实现征服。”
换句话说，他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因为陷入麻烦，于是决定像铤而走险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因此，后来他毫不理会殖民地总督在临行前决定撤销远征的决定，带着600人航行去美洲大陆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向同行的人承诺均分远征的利润。登陆后他破釜沉舟，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切都赌在胜利上了。
现在让我们从迪亚斯那本书的开头跳到结尾的章节。三年之后，通过某些在有史以来的军事领袖中最为天才、最为残忍、最为耀眼和最为无耻的行为，科尔蒂斯赢得了胜利。为期8个月、挨家挨户的屠杀消灭了大约10万阿兹特克人，完全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远征军占领了阿兹特克人的国库，于是到了与存活下来的士兵分赃的时候。
不过根据迪亚斯的叙述，结果却让这些士兵大为愤怒。军官们共谋扣押了大部分黄金，最后士兵们得知他们每人只能拿到50~80比索。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又有很大部分报酬立即被之前向他们放债的官员收去——这是因为科尔蒂斯规定士兵更换的装备及在攻城中接受的治疗都要收费。大部分士兵发现，这次远征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亏本生意。迪亚斯写道：
我们都负债累累。一把弩至少要40或50比索，一支火枪100比索，一把剑50比索，一匹马800~1 000比索，甚至更贵。因此我们需要为这一切支付很大一笔钱！一位自称马斯特·胡安的外科医生照料过一些重伤员，为此收取高得不可理喻的费用。另外一个叫作穆尔西亚的庸医也如法炮制。他在远征期间做过药剂师和理发师，也料理过伤员。另外还有30种巧立名目的项目，在我们拿到自己那份钱之后立即要求我们支付。
我们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科尔蒂斯给出的唯一办法是指派两位信得过的人，他们了解商品价格，并能够对我们此前赊账购买的所有东西进行估价。他又下达了一条命令：外科医生的医疗，不论什么价格，我们都必须接受；但如果我们没有钱，我们的债主必须为还款等上两年。
西班牙商人不久也来了，向远征军士兵高价出售必需品，因此进一步激怒了他们，直到：
我们的将军对无休无止的责难（说他将一切窃为己有，不停要求贷款和预付报酬）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立刻摆脱那些最讨厌的家伙。他在一些省份建立了殖民地，而那些省份似乎对这个目的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
就是这些人最后掌控了美洲殖民地的省份，并在那里设立了地方行政、税收和劳动制度。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会有描述说，印第安人脸上印满了名字，就像签满背书的支票一样，或者为什么矿山方圆数里之内布满腐烂的尸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冷酷或贪婪的心理，更多是一种羞耻与义愤复杂混合的心理。债务只会不断累积，这让远征军士兵急得发疯（他们的债务无疑是有利息的）。经历了那么惊险的一切，却反过来欠下一屁股债，这让他们无比愤慨。
科尔蒂斯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也许做了一回世界历史上最厉害的江洋大盗。无疑，他最早的那些债务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不过他似乎总是陷入新的债务。1526年，当他正远征洪都拉斯的时候，他的债主们就已经开始收回他的财产了；远征归来时，他写信给查理五世说，他的远征开支如此之高，“所有战利品都不足以把我从悲惨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欠着500盎司的黄金，而手头却没有一个比索可以还债”。很有可能的是，科尔蒂斯没有诚实地写下自己的境况（当时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宫殿）。但没过几年，为了募集远征加利福尼亚的资金，他沦落到典押妻子的珠宝的地步。他希望这一系列远征能够使他重获财富。不过这没能转变成利润；最后他被债主团团包围，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当面向皇帝请求帮助。
所有这一切似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有可疑的相似性。当时，负债的骑士洗劫了一座座外国城市的财富，最后还只是勉强打发走了他们的债主。这种相似性是有原因的。支持这些远征的金融资本，多少来自相同的地方，不是热亚那，就是威尼斯。此外，两次远征涉及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核心：一方面是勇敢的冒险家，他们是赌徒，愿意承担任何程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小心谨慎的金融家，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都围绕稳定、低风险的收入增长而进行。
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总是带有一种有双重特征的特殊标记。在桑坦德大学这类西班牙大学里，人们辩论印第安人是否属于人类（他们是否有灵魂？他们能否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强制奴役他们是否合法？），也讨论西班牙征服者的真实态度（是对敌人的蔑视还是厌恶？甚或是因钦佩而生嫉妒？）这些讨论一直以来让学者们十分着迷。但真正的要点是，在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刻，这些讨论都毫无作用。那些决策者并没有觉得自己处于任何控制之下；那些受到讨论影响的人也没有特意做细致的了解。让我们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莫多里尼亚所描述的那些金矿银矿，没开采几年，就有数百万印第安人被集中起来奴役至死。之后，殖民者制定了债务奴隶的政策，采用的是通常的伎俩：要求印第安居民支付高额税款，向那些无力缴税者提供有息贷款，然后要求他们用劳动偿还贷款。皇家专员时常试图禁止这种行径，理由是印第安人现在已经是基督徒，这侵犯了他们作为西班牙国王忠实子民所享有的权利。不过，皇室这种旨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努力几乎从没有奏效过。最后，皇室也不得不应对财政上的紧急局势。查理五世本人也欠下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银行企业大笔债务，而来自美洲的金银大概占到他总收入的1/5。到头来，国王派往美洲的使者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他们对殖民地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十分愤怒（而且往往是十分真诚的愤怒），但是国王的谕令在殖民地仍旧遭到忽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推行一到两年，然后就中止了。
所有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基督教曾一直坚持对高利贷的强硬态度。这不单单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道德上的对抗。货币往往有成为道德规则的潜能。如果允许用钱生钱，赚钱很快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德行，让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对于负债者来说，世界可以归结为潜在危险、潜在工具和潜在商品的一个集合。即使是人际关系，也成了成本——收益计算的事。很明显，这正是西班牙征服者着手征服时看待世界的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创建一系列社会安排，并迫使我们这样认为。公司的结构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而且，绝非巧合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合资公司是英国和荷兰的两家东印度公司；它们从事的，正如西班牙征服者一样，是探险、征服、压榨等一系列活动。公司的结构是为清除所有道德规则，只留下利润而设计的。作为公司决策者的执行经理可能宣称（他们也经常这样做），如果公司的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当然不会在为公司终身工作的员工退休前的一周将之解雇，或者将致癌废物倒在学校附近。不过，他们在道德上往往顾及不到这些，因为他们不过是公司的雇员，唯一的职责是向公司股东提供最大的投资回报。（当然，公司股东对此不需要任何解释。）
之所以说科尔蒂斯的形象具有启示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所说的，是一位于1521年征服了一个王国，得以坐在一大堆黄金之上的男子。他也没有任何分享这笔财富的意图，甚至对他的追随者也一毛不拔。5年之后，他宣称自己是身无分文的负债者。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科尔蒂斯不是国王，他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生活在西班牙王国的法律框架之下。该框架规定，如果他没有好好打理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它。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法律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被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王们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查理五世一直背负债务。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当政时，军队在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于是他玩起了中世纪时的违约伎俩，引来了他所有的债主的联手制裁——从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到德国的富格银行和韦尔泽银行，它们将不再向他提供贷款，直到他践履之前的债务承诺。
因此，资本不仅仅是钱。它甚至不仅仅是可以转化为钱的财富。同样它也不仅仅是使用政治权力协助某人钱生钱——这正是科尔蒂斯想要做的：采用经典的轴心时代做法，他试图通过征服获取战利品和在矿山劳动的奴隶，这样他就可以用现金回报他的士兵和供应商，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征服。这个公式对他而言屡试不爽，但对于所有其他征服者而言，带来的却是一场惊人的失利。
这似乎可以展现轴心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差异。在轴心时代，货币是帝国的工具。确实，统治者可以轻易设立市场，让人们在市场中以钱为目的追逐利益；有时候，统治者甚至可能将整个政府机器看作一个赢利企业；但货币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帝国崩溃、军队解散后，整个机器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下，货币的逻辑有了自主性；政治和军事权力随后逐渐围绕它重组。的确，这种金融逻辑，若是没有国家和军队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出现的。正如我们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例子中看到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即在国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介入和管制市场，甚至不承担强制执行商业契约的责任），是不会发展出纯粹的竞争性市场的，那么收取有息贷款实际上也就是不可能的了。真正使设立一个如此独立于国家的经济体系成为可能的，也只有伊斯兰教反对高利贷的禁令。
1524年的马丁·路德正是在表明这一点。当时大约是科尔蒂斯第一次开始与他的债主闹纠纷的时候。路德说，我们想象所有人都可以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按照福音书的命令生活，这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
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十分罕见；因此，世界需要一个严厉的现世政府，驱除和约束邪恶的人，让他们不去抢劫并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即便一个基督徒按道理不应要求收回出借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应期望能够收回。现世政府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世界就会变成一片沙漠，和平就会消失，贸易和社会会被完全摧毁；如果我们根据福音书统治世界，而不通过法律和强制驱使邪恶之人从善，所有这一切就会发生……不要相信统治世界无须流血；统治者的利剑必须是鲜红而血腥的；这是因为世界会也必然会是邪恶的，而这剑是上帝对它的惩罚和报复。
在将有息贷款本身视为盗窃的经院哲学理论看来，“不去抢劫及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是一个鲜明的并置。
这里路德指的正是有息贷款。有关他如何得出这一点的故事很有意思。路德的改革生涯始于1520年，当时他正猛烈地反对高利贷。他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原因之一便是他认为，赎罪券本身就是心灵上的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他的立场在城镇和村庄中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不过，他很快发觉，自己招来了一个有可能颠覆整个世界的鬼怪。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者宣称，穷人没有偿还高利贷贷款利息的道德义务，并建议恢复《旧约》中类似于安息年的制度。不久，革命的传教士又一次开始质疑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1525年，也就是路德布道的后一年，德国各地兴起了大规模农民、矿工和城市贫民的起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叛乱者自称不过是真正的基督徒，目标是重建福音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超过10万人被屠杀。早在1524年，路德就感觉到事态日渐失控，因此必须选择站在哪方：在那篇布道中，他选择了立场。他宣称，《旧约》中如安息年之类的法律已不再有效；福音书描述的只是理想中的行为；人类是有罪的生物，因此需要法律；尽管高利贷是一种罪，4~5个百分点的利息率在当前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而且，尽管收取利息是罪恶的，但以此为理由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合法的。
瑞士的新教改革者慈运理（Zwingli）甚至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上帝给了我们神圣的法则：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如果我们真的恪守这条法则，那么人类会免费地相互赠予，私有财产就不会存在。不过，除了耶稣，还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标准生活。因此，上帝还给了我们第二条、次一等的人类法则，由世俗政权负责推行。这条次等的法则，虽不能强迫我们按照我们真正应该遵循的方式行事（“长官不能强迫任何人出借他们自己的东西却不求补偿或利润”）——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跟随使徒保罗的指引，因为他说过：“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不久之后，加尔文抛弃了完全禁止高利贷的禁令。而到了1650年，几乎所有新教派别都同意他的立场，即合理的利息率（通常是5%）并不是罪恶。这个判断的前提条件是放贷者是出于好心而放贷收息，不把放贷当作自己的主业，也不盘剥穷人。（天主教的教义对此反应迟缓一些，但最后也被动默许了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所有这些是如何取得正当性的，便会有两件事情跃入眼帘。首先，所有新教思想家都继续采用中世纪古老的论点，即“利息”实际上是在补偿放贷者如果把贷款用于某项更有利的投资所可能取得的利润。最开始，这个逻辑只适用于商业贷款。现在，它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所有贷款。于是，钱生钱也就不再是违背自然的了，人们反而期望钱能够增长。所有的钱都被视为资本。其次，下面这条假设从未完全消失——向敌人放高利贷是完全合适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所有商业活动都带有某种战争的性质。例如，加尔文并不认为《申命记》只肯定了向亚玛力人贷款收息的行为；他认为，《申命记》明显表示，向叙利亚人或埃及人，乃至向所有与犹太人进行贸易的民族放高利贷，都是可以接受的。打开高利贷之门，至少就是心照不宣地提示，一个人现在可以将包括邻人在内的任何人，当作外邦人对待。要理解这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当时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是如何对待外邦人的。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本土的例子。当时还有一位负有盛名的负债者，即著名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侯爵（1481-1527年）：
卡西米尔是勃兰登堡的老弗雷德里希侯爵之子，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德国文艺复兴的“疯狂诸侯”之一。至于他究竟有多么疯狂，资料上没有定论。当时的一份编年史描述他“因太多赛马和马上枪术比赛而多少有点神经错乱”：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暴怒发作而不能自禁，也热衷于狂野、铺张的庆典，据说这些庆典经常成为放浪形骸、酗酒纵欲的好机会。
不过，他不善于管理钱财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515年年初，弗雷德里希陷入严重的财政麻烦（据说欠了20万荷兰盾的债），不得不警告他的债主（多数也是贵族），他可能不久将被迫暂时中止偿还债务利息。这似乎导致了一场信任危机，不到数周时间，他的儿子卡西米尔策划了一起宫廷政变——1515年2月26日凌晨，率军控制了普拉森堡。他逼迫此时正忙于庆祝嘉年华的父亲签署退位诏书，理由是后者精神衰弱。弗雷德里希被软禁在普拉森堡度过了余生，不让见客，信息全无。后来他的侍卫请求新侯爵提供一些荷兰盾，供老侯爵赌博、消磨时间。卡西米尔在公众面前作秀，公开拒绝了侍卫的请求，并宣称（当然是荒谬地宣称）他的父亲留下的局面一团糟，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卡西米尔忠实地将总督职位和其他荣誉职位少量授予他父亲的债主。他打算让自己的家族恢复秩序，但这却困难重重。他在1521年热心地拥护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显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可以借此染指教会的土地和修道院的资产，而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宗教狂热。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如何处置教会财产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卡西米尔本人又乱上加乱，自己积累了一大笔赌债，据说高达近5万荷兰盾。
让他的债主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些人会变本加厉地盘剥他的臣民，很多臣民也成了绝望的负债者。不出所料，1525年，卡西米尔在法兰哥尼亚堡河谷的领土成了叛乱的中心之一。武装村民成群聚集到一起，宣布他们不会遵守任何有悖“上帝圣言”的法律。最初，在零散的城堡中被孤立隔绝的贵族没有多少抵抗。叛军领袖（他们很多是当地的店主、屠夫和来自附近城镇的优秀人士）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拆城运动。他们向占据城堡的骑士承诺，如果与叛军合作，同意抛弃他们的封建特权，并发誓遵守叛军的“十二条”（Twelve Articles），就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许多骑士顺从了。真正遭到叛军残害的，是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有好几十座遭到洗劫和毁坏。
卡西米尔对此的反应是局势未明了以前先不投注。一开始他静候时机，召集了一支由大约2 000名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但却拒绝在叛军劫掠数座周边修道院时出兵介入；实际上，他看似十分诚恳地与多路叛军队伍谈判，让很多人相信他正准备“作为基督徒弟兄”加入他们。不过，在5月士瓦本同盟的骑士在南方击败基督教联盟的叛军后，卡西米尔开始了大的动作，他的军队击垮了缺乏训练的叛军，并像一支征服军一样在自己的领土上纵横驰骋，焚烧、劫掠村庄与城镇，屠杀妇女和儿童。在每个城镇他都设立了惩罚性的法庭，并攫取所有掠夺来的财产。表面上他将这些财产作为紧急贷款，用于支付军队报酬，但实际上他的士兵也已经将该地区教堂中尚存的财富洗劫一空了。
在所有德意志诸侯中，卡西米尔既是在出兵干预前踌躇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做出决定后手段最为凶残的一位。这一点似乎意味深长。他的军队之所以臭名昭著，不仅因为他们处死受指控的反叛者，还因为他们大肆切掉受指控勾结叛军之人的手指。卡西米尔的刽子手把切下来的身体部分记在一本冷酷的账上，好在事后讨取酬劳——分类账给他的一生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这也是一种。有一次在基青根（Kitzingen）城，卡西米尔命令剜掉58个市民的眼睛，因为据他宣称，他们“没有把他这个主人放在眼里”。随后他收到如下清单：
80颗首级
60件剜出的眼睛或切下的手指 114又1/2弗罗林
从中减去
从罗滕布格尔处收到的 10弗罗林
从路德维希·冯·胡滕处收到的 2弗罗林
余项
加上两个月的报酬，每月8弗罗林 16弗罗林
总计 118½弗罗林
（签名）奥古斯丁（行刑者，基青根人称他为“哎哟大师”）
最后，卡西米尔的兄弟格奥尔格（后来被称为“虔诚者”）受到残酷镇压的刺激，向卡西米尔写信询问他是不是打算去做生意了——因为，正如格奥尔格善意地提醒他的，如果他的农民死绝，他也就不可能继续做封建领主了。
鉴于有这种事情发生，像托马斯·霍布斯这样的人将人类之间的战争视为社会的基本性质，因而认为只有君主的绝对权力才能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卡西米尔的行为体现出一种没有原则、冷酷、算计的心态，喷发出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复仇般的残忍。这与科尔蒂斯手下愤怒的步兵在阿兹特克各省区恣意妄为的行径一样，似乎体现出了债务心理的某种本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负债者发觉自己要被扫地出门，却又无力阻止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他们迫切地希望将周围的一切变成钱，并因沦为这样的人感到愤怒不已。
1. 在15世纪早期，中国也经历了自己的“探险时代”，但随后并未出现大举征服和奴役的现象。
2. 他们可能错了。即使在没有发生直接种族屠杀的地区，人口通常也确实减少了90%。但是，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多数地方的人口数量开始回升。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及墨西哥和秘鲁的大多数地区，在矿产地附近，最终的死亡率更接近100%。
3. 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 5.556千米。——译者注
4. Todorov 1984:137–38；原文请见Icazbalceta 2008:23–26。
5. 一位历史学家谈论道：“到16世纪末期，贵金属（主要是银）构成了离开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运往欧洲出口商品的95%以上。在抢夺这些财富的过程中，大概有同样比例的原住民被杀。”（Stannard 1993:221）
6. Bernal Díaz 1963:43.
7. Bernal Diaz：引用内容是对Lockhart译本（1844 II：120）和Cohen译本（1963：412）的总结，但是它们所依据的原文似乎略有不同。
8. Bernal Díaz op cit.
9. Cortés 1868:141.
10. 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有同样的故事。巴尔博亚（Balboa）前往美洲是为了躲避他的债主；皮萨罗（Pizarro）为了向他前往秘鲁的探险提供装备，借了太多的钱，以至于在初期遭遇挫折后，他因为害怕被债主关押才没有返回巴拿马（Panama）；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不得不抵押了他在墨西哥的全部财产，才获得了8 000比索的贷款，以启动他前往洪都拉斯（Honduras）的探险；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也深陷债务，最后赌上一切进行征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和中国的计划——在他死后，债主立刻尝试拍卖他留下的房产。
11. 例如，Pagden 1986。
12. Gibson 1964:253。这一切都令人不安地回忆起当时的全球政治，例如，联合国会敦促贫穷国家使它们的教育免费，并提供给所有公民，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施行完全相反的举措，即将收取学费作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以此作为向国家债务提供再融资的条件。
13. 采纳William Pietz(1985:8)的观点，他研究了早期商人冒险家对西非的叙述。不过，Todorov(1984:129–31)讨论了对西班牙征服者的极为类似的观点。
14. 有些人确实破产了，例如，富格尔（Fugger）家族的一支即是如此。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15. Martin Luther, Von Kaufshandlung und Wucher, 1524，在Nelson 1949:50中被引用。
16. 在路德（Luther）的时代，主要的问题是一种被称作“Zinskauf ”的做法。严格地说，它是指租赁物业的租金，基本上是有息贷款的一种伪装形式。
17. 见Baker 1974:53–54。提到保罗见Romans 13:7。
18. 他论述道，《申命记》允许高利贷在任何情况下存在这一事实，表明这不可能是普适的“精神法律”，而是为古代以色列特定情况建立的政治法律，因此在不同情境下可认为是不相关的。
19. 事实上，这正是“资本”（capital）的原始含义。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capitade，意为“资金、商品存货、金钱总额或有息资金”（Braudel 1992:232）。它在16世纪中期出现在英文中，主要作为从意大利记账技术中借鉴来的词汇被使用（Cannan 1921, Richard 1926），指结清资产、信贷和债务后剩余的部分。不过直到19世纪，英文文献仍然偏好使用“stock”一词，有人猜测部分原因是 “captial”与高利贷的联系过于紧密。
20. 毕竟，国家之间也彼此收取高利贷：Nelson 1949:76。
21. Ben Nelson在The Idea of Usury: 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
22. Midelfort 1996:39.
23. Zmora 2006:6–8。这一时期的公众融资基本上是从低层贵族那里获得的、经过伪装的有息贷款。本地的管理人员也从这一阶层中被选拔。
24. 关于教会的土地：Dixon 2002:91。关于卡西米尔的赌博债务：Janssen 1910 IV:147。他的总负债在1528年增长到50万荷兰盾，到1541年超过75万荷兰盾（Zmora 2006:13n55）。
25. 后来，他被指控与Wilhelm von Henneburg伯爵密谋。后者加入了叛军，成为Wurzburg主教拥有的领地的世俗公爵。
26. 选自Scott ＆ Scribner 1991:301中的“Report of the Margrave's Comma-nder, Michel Gross from Trockau,”。总数根据这一承诺计算：每处决1人，1弗罗林；致残1人，1/2弗罗林。我们不知道卡西米尔是否还清了这一特殊的债务。
27. 对于叛乱和镇压的一些相关介绍：Seebohm 1877:141–45; Janssen 1910 IV:323–26;Blickle 1977; Endres 1979; Vice 1988; Robisheaux 1989:48–67, Sea 2007。据说卡西米尔最终同意和解，要求他统治的人提供104 000荷兰盾的罚金作为补偿。
信用经济转向利息经济
人类思维所独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信用更美妙。它从不需要强制；它随意见而飘摇；它取决于我们对希望和恐惧的情感；它多次与我们不期而遇，又时常毫无理由地离去；而一旦信用丧失，要找回来真是太难了。
——查尔斯·戴维南特，1696年
对世界而言，失信者即死人。
——英国和德国谚语 |
农民所幻想的人与人之间共产主义式的兄弟情谊是有渊源的。他们的幻想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农民要一起料理公共的田地和森林，每天都要相互合作、维护邻里的团结。从每天这种平常的共产主义体验出发，通常会构建出宏伟的幻想。显然，乡村社团内同样有分歧和争吵，这是所有社团都会发生的情况——不过只要是社团，它们就必然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贵族阶层也恰巧如此，他们也许会因为爱情、土地、荣誉和宗教而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但在紧要关头仍然能够很好地合作（尤其是当他们的贵族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就像商人和银行家，纵然相互竞争，但在紧要关头总能够团结一致。我称此为“富人的共产主义”，它是人类历史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信用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对于我们视为朋友或邻居的人，我们通常会用不同的标准对待。有息贷款的本质是无情的，而为债务所困的人，又会做出野蛮和算计的行为。在对待陌生人时，这些表现是最典型的：科尔蒂斯对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亲情可言，卡西米尔对其农民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很有可能比科尔蒂斯更差，因为阿兹特克武士至少是贵族）。在国家没有触及的小城镇和小村庄，中世纪的标准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而“信用”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只是荣誉和声望的问题。有关我们当前的时代，还有一个重要但却无人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些古老的信用体系最终是如何被摧毁的。
近期的史学研究几乎完全推翻了我们对当时日常经济生活的旧有看法。尤其是克雷格·缪尔德鲁（Craig Muldrew）的研究，他详细研究了16世纪-17世纪英国的财产清单和法庭案件。毫无疑问，运抵欧洲的美洲黄金和白银，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流入普通农民和商贩的口袋。大部分金银藏在贵族、伦敦大商人或是王室国库的保险箱里。小额零钱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之前已经指出，在城市或大型城镇周边较为贫穷的地区，店铺老板会发行他们自己的铅质、皮质或木质代币；16世纪，这成了一股热潮，手工艺者，乃至贫穷的寡妇也在生产他们自己的货币，以便量入为出。在另外一些地方，光顾当地肉店、面包店或鞋店的居民会直接把东西放在柜台上。那些参加每周集市的人，或者向邻居出售牛奶、奶酪或烛蜡的人也会这么做。在一座典型的村庄里，只有过路的旅行者或是底层流民可能支付现金。乞丐和无业游民名声很坏，因此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们。由于每个人多少要出售一些东西，他们同时既是贷方也是借方；家庭收入的形式大多是其他家庭的承诺；每个人知道邻里之间相互亏欠的具体数额；然后每6个月或一年左右，社团会进行一次公开“清算”，人们相互抵销债务，之后剩下来的差额才使用硬币或财货补足。
我之所以说这颠覆了我们的旧有假设，是因为我们一直批判某种叫作“市场”的模糊概念，将它看作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市场破坏了旧的团结互助的体系，创造了一个冷漠的、算计的世界，所有东西都可以定价。事实上，英国的村民似乎根本没有看出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一方面，他们深信有必要集体管理田地、溪流和森林，有必要帮助陷入困难的邻居。另一方面，市场因为完全基于信用，所以只是相同原则的一种弱化表现。比邻而居者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一直亏欠些许债务，这与用甘薯和秋葵送礼的蒂夫族妇女的观念一致。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似乎十分适应买卖的观念，甚至能够接受市场的波动，只要没有威胁到这些诚实家庭的生计的地步。1545年，有息贷款甚至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只要有息贷款在相同的大的道德框架下进行，就不会激起太大的愤怒。例如，放贷被认为是十分适合于寡妇的职业，因为她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它也可以是邻里之间分享某项小型商业投机的利润的一种方式。来自兰开夏郡的贵格派商人威廉·斯托特对他最早做学徒的那家店的店主亨利·科沃德盛赞不已：
我的主人当时经营百货、五金器皿和其他多种财货。尊敬他和信任他的人，不仅有他自己教派里的人，还有其他各种教派、各路身份的人……他的信用之佳，使有一点闲钱的人都会把钱寄存在他那里，让他放贷取利或是利用起来。
在这样的世界里，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信用安排是握手协议，所以钱几乎等于信任。人们使用“信用”一词时，他们首先指的是因诚实和正直而取得的声誉；另外，一个人的荣誉、德行、社会地位，还有慷慨、正派的声名及好的社交天赋，在决定是否向其放贷时，至少也是和净收入评估同等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金融上的术语与道德上的术语是无法区分的。人们可以说某人“有价值/受尊崇”，“估价很高/备受尊崇”或者“没有价值/不中用”。同样，当相信某人的话时，可以说为他的话“赊账”。或者当相信某人会兑现承诺时，可以说是向他的诺言“贷款”。“信用”一词与“信条”和“公信力”这两个词有相同的词根。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当时的情境理想化。这是一个高度父权化的社会：妻女的贞洁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与他的仁慈或虔诚一样，是他的“信用”的一部分。另外，几乎所有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不论男女，都受雇在他人的家庭干活（例如农场工人、挤奶女工、学徒）。而从事这些行当的他们，是根本“没有价值”的。最后，那些在社团眼中失去公信力的人实际上沦为贱民，下降到犯罪或半犯罪阶层，成了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乞丐、娼妓、扒手、小贩、算命者、街头艺人和其他“没有主人的男人”或“坏名声的女人”。
陌生人之间，或在支付租金、什一税及向领主、地方长官、牧师和其他上级缴税时，大多使用冷冰冰的现金。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富裕的商人往往避免握手协议，而在相互之间使用现金，尤其是他们要用现金兑付伦敦在市场上开出的汇票。金银最主要是被政府拿来购买武器、发放士兵的薪水，也在犯罪阶层内部通用。这也就是说，最有可能使用硬币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管理法律体系的人——行政官员、治安官员和裁判官员，另一类人是社会中的暴力成分，控制他们是前面一类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所在。
久而久之，这导致了道德宇宙日益分裂。对大多数既避免与法律体系纠缠，又避免与士兵和罪犯扯上关系的人来说，债务一直是社交的本质结构。但那些终生在政府大厅和大型商业机构工作的人，却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看法。现金交易在他们看来是十分正常的，倒是债务反而与犯罪有染。
每种看法都反映了某种隐含其中的有关社会本质的理论。对于多数英国村民而言，社会和道德生活真正的焦点，是教会和当地的啤酒店——具体体现社团存在的，是像圣诞节、五朔节等公众节日时的宴饮交际，以及庆祝活动所包括的一切：分享快乐、谈论感受，还有一切从身体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好邻居”关系。社会最主要的基础是朋友和亲属之间的“爱和友谊”，这在日常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中得到了表达和展现（比如帮助邻居做家务和为老寡妇送牛奶或奶酪）。人们并不认为市场与这种互帮互助的主导思想相矛盾。市场在他们看来是互助的一种延伸，这种看法与图思的基本相同。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也是基本相同的：市场完全是通过信任和信用运作的。英国也许未曾出现像图思一样伟大的理论家，但我们可以在大多数经院派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相同的假设。1605年英译本问世后广为流传的让·博丹的《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便是一例。博丹写道，“友善与友情是一切人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它们构成了那种“真实、自然的正义”，必须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个有关契约、法庭，乃至政府的法律结构。与此类似，在经济思想家思考货币的起源时，他们讨论的是“信任、交换和贸易”。在他们看来，人际关系自然而然总是第一位的。
因此，思想家将所有道德关系看作债务。“免我们的债”——正是在中世纪晚期，主祷词的这一翻译版本普遍流行开来。罪是欠上帝的债：人不可避免要犯罪，但这也许是可以控制的。这是因为到了末日，上帝在最后的审判中，会抵消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债务和道德信用。债务的概念甚至被植入最为私密的人际关系之中。就像蒂夫人一样，中世纪的村民有时候会提到“肉体债”，不过意思和蒂夫人的完全相反：它指的是婚姻中任意一方要求与对方做爱的权利，按此原则一方有做爱的欲望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利。“还债”因此有了与数个世纪之前罗马人“履行义务”的说法相同的意思。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甚至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讲述了一个女人用性的欢愉向她的丈夫还债的故事：“如果我还不了，我反正是你的妻子，记账下来好了，我还是要赶早还清……我这个身子已经全部抵押给你了；我尽可在床上还清你这笔债。”
伦敦的商人甚至也会不时地将之用于社交语言，坚持认为所有贸易归根结底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而信用实际上只是互助的一种延伸。例如，1696年，查尔斯·戴维南特曾写道，即使人们普遍对信用系统丧失信心，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最终人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而意识到信用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
他们会发现，从事贸易的国家，从没有完全凭借真实的货品（即只是用硬币和商品）展开和维持它们的生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心，就像服从、爱、友谊或语言交流一样，对于联结人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经验告诉人们完全依靠自己是多么脆弱，因此人们会有意帮助他人，并向他们的邻人寻求帮助。这样，信用当然又逐渐重新流动了起来。
戴维南特是一个不一般的商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他所处的阶层里，更为典型的是像托马斯·霍布斯那样的人。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全面批判了先前的某种观念，即认为社区团结的纽带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是这种新的道德视角的始作俑者。不幸的是，这个视角是毁灭性的。《利维坦》出版之初，不知是哪一点更让读者感到愤怒：无情的物质主义（霍布斯认为人本质上是机器，可以用一条原理理解他们的行为：趋乐避苦），还是由此推导出来的犬儒主义（霍布斯质问，如果爱、友情和信任是人类行为最有力的推动力，那我们为什么即便在家中，也要将最为贵重的财产锁在保险柜里）？而且，霍布斯认为，受自利所驱使的人类自然不可能公平地相互对待，因此只有当人类觉察到，出让一部分自由、接受国王的绝对权力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时，社会才会出现。他的这条终极论据与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相差无几。霍布斯只不过是用科学的语言替代了《圣经》的引文而已。
我要格外强调“自利”（self-interest）一词的潜在内涵。它无疑是新哲学的关键概念。这个词最早正是在霍布斯的时代前后出现的，也无疑是直接借用了罗马法中指代利息支付的术语interesse。在这个词最早被引入英国的时候，大多数英国作家似乎认为它与英国传统道德并不协调。在他们看来，将所有人类生活归结为追求自我的利益是一种犬儒的、外来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观念。到了18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大多已将其当成一种简单的常识了。
但为什么用“利”（interest）这个字呢？这个字最早的意思是“迟还贷款的惩罚”。为什么用它来创设一个有关人类动机的一般理论呢？
之所以要用这个词，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从记账派生出来的。它是数学化的，这让它看似客观，甚至科学。相信我们实际上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得以穿越那些似乎主宰了我们日常存在、激励人们所作所为的激情和情感（不仅包括爱情和友情，还包括嫉妒、怨恨、忠诚、同情、色欲、尴尬、麻木、愤怒和骄傲），并发现这些都不是关键。真正最为重要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计算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它们也是十分容易预测的。“正如物理世界受运动的法则所支配，”爱尔维修（Helvétius）在一篇论及商鞅的文章中写道：“道德宇宙同样由利益的法则所支配。”当然，也正是以这个假设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中的那些二次式方程最终才得以建构起来。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起源根本不是理性的。它来自神学，而且支撑它的神学假设也仍然依附于它。“自利”最早可见于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奎奇亚迪尼（Francesco Guicciadini）在1510年前后的著述（这个人事实上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在他笔下，“自利”是圣·奥古斯丁“自爱”（self-love）概念的委婉表达。在奥古斯丁看来，“爱上帝”引领我们善待同胞；相反，自爱指的是，从人堕落以来，我们就被无休无止的自我满足欲所诅咒——以至于如果对我们的行为不加干涉的话，我们肯定会陷入全面竞争（乃至战争）的状态。像奎齐亚迪尼这些试图抛弃爱是初始情感这一假设的作家，显然会用“利”代替“爱”。但这只不过是把人类的欲望不可能满足的假设，用客观的数学计算掩盖起来了，因为如果让钱永远生钱的条件不是“利息”，那又是什么呢？这个词作为投资术语时情况也是如此，指的是投资于无休止的逐利活动中的资金，例如某人也许会说：“我在那个项目里有25%的股份。”因此，人类首要受“自利”驱使的观念，本身就根植于基督教的假设之中（即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罪人；如果让我们自行其道，我们不会在某个安逸和幸福的水平上停下追求的脚步，然后去享受它）；我们决不会像辛巴达那样歇手享受生活，更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决定投资生财了。而正如奥古斯丁已经预测到的，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限的欲望意味着无尽的竞争，这又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如果社会要获得和平，只有依靠契约上的安排及国家机器对此的严格执行。这正是霍布斯坚持的观点。
那么，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有关市场的非人格力量逐渐摧毁传统社团的历史，毋宁说是一部有关信用经济是如何转变为利息经济、非人格（往往也具有报复心理）的国家权力如何侵入并改变道德网络的历史。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村民不喜欢上诉到法律体系，甚至在法律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信奉邻里之间应该一同解决问题的原则，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法律太过严苛。例如，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对流浪罪（即失业罪）的处罚是：初犯，在耳朵上钉枷；惯犯，直接处死。
债法的严苛程度也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因为，如果债主报复心理重的话，欠债不还通常可以被当作一种犯罪处理。在1660年前后的切尔西，
玛格丽特·沙普尔斯因为偷窃布料而被起诉。她将从理查德·本内特的商店里偷来的布料“为自己缝了一条衬裙”。她的辩护词声称，这块布料，她已经和本内特的仆人讨价还价，“但由于钱包里现金不够，就先拿走了布料，想着等钱凑齐后尽快付清。而且她事后也和本内特先生议定了这块布料的价格”。本内特承认确实如此：玛格丽特在同意支付他22先令之后，“送来了一篮子东西作为这笔钱的抵押物，此外还有4先令9便士的现金”。但“他深思熟虑后却反悔了；他将篮子和东西退了回去”，然后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起诉她。
最终，玛格丽特·沙普尔斯被判处绞刑。
显然，像本内特那样做得那么绝，想要看到最令他恼怒的顾客被绞死的店主是很少见的。因此，有身份的人会完全回避上法庭解决纠纷。克雷格·缪尔德鲁的研究中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越来越远离现实。
即便在中世纪晚期，如果涉及数额巨大的贷款，债主到地方法庭提出索赔也并不鲜见——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这个案件写入公共记录（当时大部分人不识字）。负债者乐于走法庭程序的原因，似乎部分在于，如果这笔贷款收取了丁点儿利息，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们违约，放贷者在法律面前和他们一样都是有罪的。闹上法庭的债务纠纷不足案件总数的1%。利息法律化的进程开始改变公平竞争的性质。在16世纪80年代，有息贷款在村民之间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而与此同时，债主们也开始要求使用签名的法律契约；很多小城镇的法庭诉讼量因此猛增，似乎每家每户都陷入这种或那种债务纠纷之中。不过，这些诉讼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得到法院的判决；通常的权宜之计仍然是依靠简单的惩罚，鼓励负债者在法庭外解决纠纷。尽管如此，欠债入狱（或者更糟）的危险便因此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社会交往本身也有了些许犯罪的色彩。即使是像科沃德先生那样的好店主，最后也陷入困境。尤其是他意识到，使用他良好的信用去帮助较为不幸的人关乎自己的名誉时，良好信用本身就成了一个麻烦：
他也用商品与关系并不紧密的合伙人打交道，并日渐担心起那些每况愈下的人，因为从他们那里既得不到利润，也得不到信用；他时常走访一些名声不佳的商户，这引起了他妻子的不安。而他的妻子又是一个极为懒惰的女人，私自从他那里拿钱。他的境况越发艰难，以至于每天都期待自己被投入监牢。他耻于丧失了早年的声誉，绝望而心碎，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就在悲伤和耻辱中死去了。
如果我们查阅一下当时的资料，看看那些监狱（尤其是那些为非贵族出身的人提供的监狱）是怎么样的，也许就会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科沃德先生当时肯定知道，诸如以恶劣条件而臭名昭著的弗利特和马歇尔西两处监狱，它们经常在议会或大众新闻中爆出丑闻，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那些戴着脚镣的负债者“身上污秽不堪，爬满寄生虫，受尽饥饿和监狱伤寒的折磨而死去，没有任何人怜悯他们”。而相比之下，被关在同座监狱里面贵族的享乐者却待在为他们精心设计的牢房里，生活舒适，不时还有修甲师和妓女的造访。
那么，将债务定为刑事犯罪，也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基础本身定为刑事犯罪。在一个小的社团里，通常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既是贷方也是借方，这一点已经不用再强调了。而当人们发现，通过足够聪明的阴谋诡计，也许加上一点策略上的贿赂，就能够将几乎所有他们所憎恨的人送入监牢乃至绞死的时候，我们不禁想象社团中会存在多大的紧张和诱惑——社团尽管是以爱为基础的，但事实上正因为如此，社团中也总是充满了憎恨、敌对和愤怒。理查德·本内特如此残酷地对待玛格丽特·沙普尔斯是出于何种情感？我们无从知晓这背后的故事，但打赌这背后肯定有故事，总是很有胜算的。这对于社团团结肯定有毁灭性的影响。突然之间，人人都可以利用暴力，无疑威胁到了社会交往的实质，将之转变为一场债权所有人对债务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到了18世纪，个人信用的概念落得个坏名声，这是因为放款人和借款人同样被视为犯罪嫌疑人。至少在能够获取货币的人之间使用硬币，则似乎本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了。
理解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就能够从一种完全新颖的视角来看待之前几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欧洲作者。以巴汝奇对债的歌颂为例：真正的笑话并不在于他认为债务将社区联系在一起（当时任何英国或法国农民无疑都会这么认为），甚至宣称债务是联系社团的唯一纽带；可笑的是，拉伯雷让这种观点从一位富裕的学者嘴里说出，而他实际上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恶棍——他以大众的道德作为镜子，反观、嘲笑那些宣称反对这种道德的上层阶级。
或者，我们可以援引亚当·斯密的看法：
我们不是靠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行才吃得上饭，而是靠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自爱；我们绝对不要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利益。
诡异的是，在斯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大部分店主的大部分业务仍然是用信用来达成的，这意味着顾客无时无刻不仰仗他们的仁慈。斯密当然不大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写的这些话，更是在描绘一种乌托邦的图景。他在设想一个每个人都使用现金的世界。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认同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即如果所有人真的都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可以避免各种混乱，以及可能腐化人的无休无止的纠缠。我们在购物时要做的只是付钱，说“请”和“谢谢”，然后离开。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个乌托邦图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论点：即便所有行当都像大型商业公司那样进行，只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没有关系。即便是拥有“天然的自私和贪婪”和“空虚而无厌的欲望”的富人，从看不见的手的逻辑看，也能够惠及所有的人。
换句话说，斯密不过是在当时环境下想象了消费者信用的角色，就像他通过想象解释了货币的起源那样。这使他能够忽视经济事务中仁慈与恶意所起到的作用；忽视构成某种类似于自由市场的制度（即不只是简单地由国家创建和维持的一套市场制度）的必要基础的互助精神，以及融入他所使用的模型（竞争性、自利性的市场）之中的暴力和绝对的恶意。
尼采则采用了斯密“生活即交换”的前提，却把所有斯密避而不谈的东西公之于众，比如酷刑、谋杀和伤害。即使我们只看到了很少的社会背景，一旦读到尼采有关古代猎人和牧人记账并相互之间要求用对方的眼睛和手指还债，我们就不会对此疑惑不已了。这立即让我们想到卡西米尔的刽子手，他真的把一份账单给他的主人看，要求取得剜眼和切指的酬劳。尼采所真正描述的，是从一位富裕的中产阶级教士之子（正如尼采本人），一个相信人类生活的一切以算计、自利的交换为前提的人眼中，营造这样一个世界所需要的手段。
1. Linebaugh（2008）在他关于《大宪章》（Magna Carta）社会起源的论文中，对此类现象给出了优美的分析。
2. 尽管对平民不停地出现报复行为，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日耳曼王子或贵族——即使是那些公开与叛军合作的人——被认定需负责。
3. Muldrew 1993a, 1993b, 1996, 1998, 2001; cf.MacIntosh 1988; Zell 1996, Waswo 2004,Ingram 2006, Valenze 2006, Kitch 2007。我发现自己十分同意Muldrew的大多数结论，只是对有些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他对MacPherson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论述（1962）的反对，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怀疑后者确实找到了在更深层次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这一结构不那么容易接近明显的论述（参见Graeber 1997）。
4. Muldrew（2001:92）估计，在大约1600年，8 000名伦敦商人手中拥有的现金可能相当于全英国现金的三分之一。
5. Williamson 1889; Whiting 1971; Mathias 1979b; Valenze 2006:34–40.
6. 金和银只占家庭财富的很小一部分：财产清单说明，每一枚硬币对应15先令的信用（Muldrew 1998）。
7. 这一生活权利的原则，就是著名的、被E.P.汤普森（E.P.Thompson）称为18世纪英格兰的“民众道德原则”（1971）的核心，Muldrew（1993a）认为这一概念可被完整地应用于这些信用体系。
8. Stout 1742:74–75，同一段落的一些内容在Muldrew 1993a：178和1998:152中被引用。
9. 更准确地说，要么是虔诚［见加尔文主义（Calvinist）的例子］，要么是好的社交天赋（见那些以更古老的节日价值之名反对他们的例子）——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年份，许多教区政府被分为“虔诚之人”和“诚实的好人”两派（Hunt 1983:146）。
10. Shepherd 2000, Walker 1996；我自己对“生命周期服务”和雇用劳工的理解，可再一次参见Graeber 1997。
11. Hill 1972:39–56, Wrightson ＆ Levine 1979, Beier 1985.
12. Muldrew 2001:84.
13. 关于都铎王朝（Tudor）的市场、节日和道德之间联系的经典论述，参见Agnew（1986）。
14. Johnson 2004:56–58。关于“公正”的两个概念：Wrightson 1980。博丹的论文被广泛传阅。它借鉴了阿奎那关于爱情和友谊优先于法律秩序的观点，而这一观点相应地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通过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传入欧洲。是否存在来自伊斯兰文献的直接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考虑到一般情况下互相渗透的程度（Ghazanfa 2003），这种影响很可能存在。
15. Muldrew 1998:98中引用的Gerard de Malynes所著的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1622），以及Muldrew 2001:83。
16. 这样的事在乔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巴斯妇人（Wife of Bath）对婚姻债有很多话要说（例如，Cotter 1969）。在1400-1600年，所有事情才真正开始被看作债务，这可能反映出占有个人主义的最初萌芽，以及试图把它和之前的道德准则协调一致的尝试。法律历史学家Guth（2008）因此把这三个世纪称为“债务时代”，在1600年之后，它被“契约时代”取代。
17. Davenant 1771:152.
18. 一段时间以来，Marshall Sahlins(1996, 2008)一直在强调霍布斯的神学根源。接下来分析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19. 霍布斯自己没有使用“自利”一词，但他确实提到了“特殊的”（particular）、“私人的”（private）和“共同的”（common）利益。
20. Hirschman 1986:45中引用的De L'Esprit 53。探讨商鞅的“利润”（profit）和爱尔维修的“利益”（interest）之间的对比，本身就能成为一段有吸引力的历史。它们并非相同的概念。
21. 在14世纪，“利益”（interest，来自interesse）作为高利贷的委婉说法开始被广泛使用，而它更为人熟悉、通常意义上的含义开始被使用，是在16世纪。霍布斯自己没有使用“自利”一词，但他确实提到了“特殊的”和“共同的”利益。但是 “自利”这个词已经流通使用，它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弗朗西斯科·奎奇亚迪尼1512年的作品中。到18世纪，这个词已经十分常见了（参见Hirschman 1997,1992，尤其是第二章“论利益的概念”；Dumont 1981；Myers 1983，Heilbron 1998）。
22. Sée(1928:187)指出直到1800年前后，法语中用于指代“资本”（capital）的常用词是“interesse”；英语更偏好使用“库存”（stock）。奇怪的是，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关于屠夫和面包师的文章中，真的采用了奥古斯丁的用法“——自爱”（《国富论》1.2.2）。
23. Beier 1985:159–63; cf.Dobb 1946:234.和吉卜赛人结交也是一项资本罪名。在流浪汉的例子中，法官发现难以找到愿意指控流浪汉的人，以至于他们最后会被迫将惩罚减轻为公开鞭笞。
24. 见Walker 1996:244。
25. Helmholtz 1986, Brand 2002, Guth 2008.
26. Helmholz 1986, Muldrew 1998:255, Schofield ＆ Mayhew 2002, Guth 2008).
27. Stout 1742:121.
28. “舰队街和马夏尔西的震惊事实在1729年被揭露。贫穷的债务人被发现挤在‘普通区域’——身上沾满污秽和虫子，饱受痛苦走向死亡，无人同情，有的只是饥饿和永久的监禁……没人想要将因欺诈入狱的债务人与那些仅仅是不走运的债务人区分开。那些明明有钱但却不愿意还债的富有浑蛋，在奢靡和酒色中放纵，同时他们那些贫穷、不走运的狱友，却在饥饿中等待死亡降临，在‘普通区域’腐烂。”（Hallam 1866 V:269–70.）
29. 对普通土地的圈地运动和私有财产的崛起，数以千计曾有农舍的农民变成失去土地的劳工而颠沛流离——对于大家更为熟悉的这一“原始积累”的描述，我无意争论它是虚构的。我仅仅强调了这个故事不那么为人熟悉的另一面。强调这一面尤其有帮助，因为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在多大程度上以圈地运动的崛起为标志，成为争论的热点（例如，Wordie 1983）。Silvia Federici's(2004)关于指控巫术在扭转中世纪晚期的大众收益并打开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过聪明的论述，而使用债务将社群分裂，与这一论述有同样的意义。
30. “在18世纪，私人信用有大量负面报道。仅仅为购买日常消费商品而借债被频繁指出是错误的。现金经济受到欢迎，勤俭持家的美德，甚至吝啬都会被赞颂。因此，零售信用、典当业及放贷都受到了攻击，借入方和借出方都是被攻击的目标。”（Hoppit 1990:312–13.）
31. 《国富论》1.2.2。
32. Muldrew提出了这一观点：1993:163。
33. 《道德情操论》4.1.10。
34. “为了花钱而借钱的人很快就会毁灭，借给他钱的人将有机会对自己的荒唐行为进行忏悔。因此，出于这一目的借入或借出金钱，即使在不可能涉及高利贷的所有情况下，都违背双方的利益。但无疑，有时这两种行为会发生。不过，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可以确定，它不会像我们想象中倾向认为的那样频繁发生。”（《国富论》2.4.2）他的确有时承认零售信用的存在，但是他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性。
新信用形式的兴起
历史学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注意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间信用体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知识界讨论的大多是抽象的货币概念；他们很少提到各种信用体系。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一提到“货币”，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黄金和白银。这些人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和白银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向来就是货币，也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种看法不仅仅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相冲突，还与当时欧洲探险家的发现有直接的冲突。探险家们陆续发现了贝壳货币、珠子货币、羽毛货币、盐货币，以及他们所抵达的每个地方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货币。但这些都没有让经济思想家们做出让步。有些人用上了炼金术的理论，认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地位有自然的基础：黄金（取其精华于太阳）和白银（取其精华于月亮）是金属最为完美、永恒的两种形式，所有低级金属都会向这两种形式进化。不过，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此做出什么解释；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皇家的顾问或者伦敦的小册子作者，在经济问题上辩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我们如何防止金银流出本国？硬币严重紧缺，应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去想“我们如何保持对地方信用体系的信任”这样的问题的。
这一点在英国甚至比在欧洲大陆体现得更为极端。在大陆，人们至少还可以“推崇”或“废止”货币。在英国，经过都铎王朝进行的货币贬值的灾难性尝试之后，这种应急手段也被弃而不顾了。从此之后，减低硬币成色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政府将贱金属混入硬币纯净而永恒的实质之中明显是错误的。因此，裁剪硬币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只不过程度上略轻一等。裁剪硬币是偷偷地将硬币边上的银刮下，然后把硬币压扁，这样它们看起来仍然和原来的大小一样。这在英国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几乎可以看作货币贬值的公众版本。
此外，那些在这个新时期开始出现的各种新式虚拟货币，深深扎根于这些假设中。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有助于解释一个原本看似诡异的矛盾：这个冷酷无情的物质主义时代，这个抛弃了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的观念的时代，为什么同时又见证了纸币及一整套新的信用工具和金融抽象形式的兴起，并继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典型特征？确实，这些信用工具多数在中世纪的形而上世界中发源，比如支票、债券、股票和年金。不过，在这个新的时代，它们经历了一个极度繁盛的过程。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下的历史，就能很快地、清楚地发现，所有这些新形式的货币，根本没有动摇货币是以黄金和白银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这个假设。事实上，它们反而更强化了这个认识。一旦信用脱离了个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村民）之间真实的信任关系，实际上人们显然就可以无中生有地生产货币；但这种做法是以不道德的竞争性市场为背景的，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骗局和欺骗——这又使体系的监管者周期性地感到恐慌，寻求新的方式将各种形式纸币的价值栓回金银上。
这个故事一般被称作“现代银行业的起源”。不过，从我们的视角看，它所揭示的只不过是战争、金银和这些新的信用工具有多么紧密的联系。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走过的路径。例如：一张汇票完全可以背书转让给第三方，进而能够普遍流通——因此也就实际上将其变成了纸币的一种形式。这就是纸币最早在中国产生的方式。在中世纪欧洲，不时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走得很远。不过，银行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将高于它们所拥有的现金储备的金额计入账目中的贷项来生产货币。人们视此为现代银行业真正的精髓，它可以让私人银行券得以流通。在意大利，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这是十分冒险的举措。这是因为储蓄者因恐慌而进行挤兑的危险总是存在，而且中世纪的政府对在这种情况下无力偿还的银行家，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惩罚：例如弗朗西奇·卡斯特罗（Francesch Castello），1360年他在自己位于巴塞罗那的银行前被枭首。
在银行家有效控制了中世纪政府的地方，操纵政府的财政显得更为安全，也更有利可图。现代金融工具的历史及纸币的终极起源，事实上是从城市政府发行债券开始的。12世纪的威尼斯政府最早开始发行市政债券。当时出于军事目的，威尼斯亟须快速获取一笔收入，因此它向其纳税公民征收了一笔强制性的贷款，并保证5%的年利率；而且它允许“债券”或契约的流通，也就设立了政府债券的市场。威尼斯政府虽然在支付利息上一丝不苟，但由于它发行的债券没有确切的到期日，所以它们的市场价格总是随着城市的政治、军事命运而大幅度波动，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威尼斯政府是否会偿付债券的评估。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北欧商人也纷纷效仿：荷兰尽管发行过为数众多的自愿采购债券，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了一系列强制贷款来支撑它摆脱哈布斯堡王朝（1568-1648年）统治而独立的漫长战争。
强迫纳税人放贷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要求他们提前缴税；但在威尼斯城邦最早承诺支付利息的时候，这原则上是在惩罚自己不能立即偿还所借款项——利息在法律术语上仍然是interesse，也就是对延迟偿还贷款的惩罚。我们容易看出，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和道德关系方面，这很有可能引发各类问题。最终，在首创这些新式融资形式的商人共和国中，商业阶层更多地把自己当作政府的所有者，而没有欠政府什么债。除了商业阶层，1650年，大部分荷兰居民都至少拥有一些政府债券。不过，只有当人们开始将这些债务“货币化”的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悖论。这里的货币化，指的是相信政府的偿还承诺，故而让债券像货币一样流通。
虽然早在16世纪，商人就在使用汇票清算债务，政府债券（公债、息券、年金）才是这个新时代真正的信用货币。我们正需要通过这个来看“价格革命”的真正起源。价格革命把原本独立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入社会底层，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沦为雇工，为那些可以利用更高级信用形式的人劳动。即使在塞维利亚这个新世界驶回的珍宝船最早停泊的旧世界港口，金银也并没有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大部分新世界运来的金银直接被存入了热那亚银行家在港口开设的仓库，然后往东运送。但这一过程中，这些金银为复杂的信贷计划提供了基础。银行家向君王提供金银贷款，支撑他们的军事行动，获得的回报是有息政府年金的纸质凭证，它们可以被当作货币一样交易。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家所拥有的金银价值几乎可以无限膨胀。早在16世纪70年代，我们就听闻在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这种地方的集市里，交易完全使用纸券。梅迪纳德尔坎波离塞尔维亚不远，当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信用凭证工厂”。由于西班牙政府是否真的会偿还债券，或者偿还有多少固定性总是有些不确定的，所以纸券通常贴水流通，尤其像开始在整个欧洲流通的息券——这导致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真正的纸币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因为这家银行的银行券已经完全不是债券性质的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其他银行的一样，源于国王的战争债务。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货币已不再是欠国王的债，而是国王欠的债。这个事实让纸币与它之前的性质非常不同。在很多方面，它已经成为旧时货币形式的反面。
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过程。由40位伦敦和爱丁堡商人组成的财团（大多已经是王室的债主）向国王威廉三世提供了一笔12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其对法战争的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说服国王允许他们组建一个公司，拥有银行券发行上的垄断权，以此作为回报。这家公司（也就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实际上是国王偿还其所欠债务的承付票。这是第一家独立的国家中央银行，它成了清算小型银行之间债务的场所；它发行的银行券不久就演变为欧洲第一种国家纸币。不过，当时重大的公共辩论，虽然主题有关货币的本质，但讨论的只是金属货币，而与纸币无关。17世纪90年代，英国铸币出现危机。白银价值一路攀升，以至于新的英国硬币（铸币厂不久之前刚采用了今天的硬币上十分熟悉的“花边轧压”技术，可以防止硬币被裁剪）的实际价值低于它的银含量。结果是我们容易预料的。足值的银币在流通中消失，剩下的都是旧的、裁剪过的硬币。而且即便如此，这些硬币也日渐稀少。应当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这引发了一场小册子论战，在1695年，也就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一年之后达到了高潮。我前面引用的查尔斯·戴维南特论信用的文章，正是这个特别的小册子论战中的一部分：他建议英国采用以公共信任为基础的纯粹的信用货币，但是被忽略了。国库建议收回铸币，重新发行减重至20%~25%的硬币，从而使硬币币值低于其白银含量的市场价。许多支持这条建议的人公然站在国家货币理论的立场，坚持认为不论怎样，白银都是没有货币价值的；货币不过是国家设立的一个度量衡。不过，在论战中取胜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洛克当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顾问，后者后来做过皇家铸币厂的厂长。洛克认为，为一小块白银标上“1先令”，不能使之更有价值，就像宣称1英尺等于15英寸并不能使身材矮小的人变高一样。金银的价值世所公认；政府在上面打上标记，只是为硬币的重量和纯度做证。同时他用愤怒得近乎扭曲的文字写道，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篡改标记，与裁剪货币的人一样有罪：
在硬币上使用公共权威的标记，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和保证银币的质量；这种做法对公共信赖的伤害，比裁剪、伪造货币更为严重，是从抢劫变成了叛国。
因此，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收回货币，根据它先前的价值重新铸造。
英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紧接着的那一年里，几乎没有铸币流通；价格和工资暴跌；饥饿与动荡不断。只有富裕的人能躲过一劫，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新的信用货币，以银行券的形式来回交易国王的债务。这些银行券的价值最初也有波动，但随着它们可以被兑换成贵金属，价格便最终稳定下来。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真正有所好转，要等到纸币及后来的小面额货币更为普遍流通以后。改革自上而下进行，进展十分缓慢。不过，改革确实深化到底层，逐渐建立起一个畸形的世界，即便是与屠夫、面包师进行普通、日常的交易也要采用礼貌、非人格的措辞，当然还得用上零钱。将日常生活想象为一个自利的算计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可能。
洛克为什么会持这种立场，我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是一位科学的物质论者。在他看来，“信赖”政府（正如上面所引用的）甚至并不是指公民相信政府会信守承诺，而只是指政府不会向他们撒谎；政府会像好的科学家一样，给公民准确的信息。洛克还希望看到人类行为有自然法则的基础（就像牛顿当时阐述的物理学法则一样）。而这自然法则高于任何区区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英国政府同意他的意见，并坚守这个立场，而不顾各种立即显现出来的灾祸？事实上，不久之后，英国采用了金本位（1717年）。大英帝国直至寿终正寝，也一直维护金本位及黄金和白银是货币的观念。
的确，洛克的物质主义也被普遍接受，甚至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号。不过，主要而言，依靠黄金和白银似乎是制约新型信用货币的危险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这些信用货币的增加非常迅速——尤其到后来，普通银行也可以创造货币。金融投机活动没有任何的法律或社团约束，很快就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后果。在证券市场发展中领头的荷兰共和国，就已经在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中尝到了这种苦头——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系列投机性“泡沫”，“泡沫”一词也在后来为人所知。当时，未来的价格先是喊出天价，然后暴跌崩溃。17世纪90年代，又一系列投机性泡沫袭击伦敦市场。泡沫大多形成于一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形式模仿东印度公司）或是某个未来的殖民冒险活动周围。172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过是一个高潮——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取得了与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特权，购买了可观数额的英国国债，在赫然倒塌之前股票还曾短暂地飙升。随后一年，约翰·劳著名的法国皇家银行破产。这是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另一番中央银行试验。它在几年内快速成长，吸收了所有法国的殖民贸易公司及法国王室的大部分债务，有权发行自己的纸币，却在1721年灰飞烟灭，它的首席执行官流亡终身。政府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都会设立法律：英国立法禁止设立新的合资公司（除了为建造收费道路和运河而设立的投资公司），法国完全废除了以政府债务为基础的纸币。
那么，牛顿式经济学（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能随意创造货币甚至实际上是随意改造货币的假设，被几乎每个人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做法必须有某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整个体系就会走向疯狂的状态。经济学家后来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讨论这种基础可能是什么（真的是黄金，还是土地、人力劳动或一般性商品的效用），但几乎没有得出过类似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
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也许是说，新的时代日益对货币的政治性质无法接受。毕竟，政治是说服的艺术；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事情就能成真。问题是，为了有效地玩这个游戏，我们决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我能够说服世界上所有人相信我是法国国王，我确实会成为法国国王。但如果我承认这只是我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的唯一依据，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魔术十分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在各个地方，政治与魔术周围都环绕着某种欺骗的光环。这些怀疑在当时十分走红。英格兰银行（因此英国的货币体系）强烈依赖于公众对王室的政治稳定的信赖。（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保证了王位的世袭，而寄生生活是一种流行形式的违约）。1711年，讽刺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为此谱写了一支小小的幻想曲。在梦里，他说道：
我看到了公共信用女王，坐在杂货店王宫的王座上，头顶大特许状的王冠，《王位继承法》一览无余。她会点金术。她的宝座后面，装满硬币的袋子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她左手边的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一个伪装者，一只手拿着一块海绵，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剑，向《王位继承法》挥舞。美丽的女王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她将周围所有东西变成宝藏的那种魔法被驱散了。钱袋子像刺破了的气囊一下瘪了下去，成堆的金币变回成一把把碎布或一捆捆柴火。
如果人们不相信国王，那么货币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在这个时代的公共想象中，国王、魔术师、市场和炼金术士都混合在一起，我们至今仍然会讲到市场的“炼金术”，或者“金融魔术师”。歌德在《浮士德》里让他的男主人公以炼金术士的身份拜访了神圣罗马皇帝。奢侈的宫廷享乐引来了无尽的债务，重压让这位皇帝江河日下。浮士德和他的帮手靡菲斯特说服皇帝，让他通过发行纸币偿清债务。这种行为在歌德笔下纯粹是变戏法。“您的土地之下藏有丰富的黄金，”浮士德解释道，“只需要发行纸币，承诺你的债主，你不久之后会给他们黄金。既然没有人知道地底下究竟有多少黄金，你想承诺多少，就承诺多少。”
这种魔术般的话语，在中世纪几乎从没有出现过。似乎只有可能在一个决然的物质主义时代，这种凭空说说就能无中生有的本事才会被人们看作可耻的，甚至恶毒的。而判断是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最为确信的标志，正是人们看待这种本事的态度。我们已经观察过拉伯雷，他身处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开端，却说出了几乎与普鲁塔克在罗马时代责骂放贷者所说的相同的话语——他们一边做假账，要求收回他们根本没有过的钱，一边“嘲笑那些认为无中不能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巴汝奇反其道而行之：不，我是靠向别人借钱无中生有，然后变成某种神。
不过请考虑一下下面几行文字。通常认为，这几行文字是英格兰银行主管乔赛亚·查尔斯·斯坦普（Josiah Charles Stamp）爵士写的：
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不平等和罪恶孕育并催生了银行业。银行家拥有土地；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但给他们创造信用的权力，那么只要大笔一挥，他们就能创造出足够的钱重新买回土地……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支付奴役你自己的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存款吧。
斯坦普爵士是否真的说过这段话难以考证，但它却被反复援引——事实上，它大概是现代银行制度批判者引用最多的一段文字。不管作者是谁，它显然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引发共鸣的原因明显是相同的：银行家们在无中生有。他们不但是骗子和魔术师，更是伪装成上帝的恶魔。
但还有比单纯变戏法更深层的危害。如果说中世纪的道德家没有就此提出反对，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形而上的实体感到不安。他们对市场有更为根本性的意见——也就是贪婪。在他们看来，市场的动机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一旦贪婪获得认可，而且无休止的赢利本身被视为一种自足的目的，这个政治的、魔术式的元素便成了一个真正的麻烦，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行动者（经纪人、股票经纪人、证券交易商）也就是实际上运作整个市场体系的人，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确信无疑的忠诚，即使是对这个体系本身。
霍布斯是第一个将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发展成一种明确社会理论的人，他对这个贪婪的悖论是十分明白的。它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即便我们都足够理性，理解和平、安稳地共同生活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就短期利益而言，杀戮和掠夺仍然是我们通常可以采用的最显著、最有利的手段；而且，只需要几个肆无忌惮的人就能制造出完全的不安和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市场只有在一个绝对国家的护佑下才能存在，因为后者会强制我们遵守承诺，尊重各自的财产。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市场，其中正在交易的正是国家的债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再者，如果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运作，依赖于这里主要流通的货币（债券）以维持其军事力量，因此就很难说，一旦国家垄断暴力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新的市场体系的主人，在消灭了所有残存的穷人共产主义，甚至到了将信用变成犯罪的地步之后，发现即使是富人的共产主义——那种维持经济体系运作所要求的合作、团结的水平，也没有维持下去的明显理由了。的确，经历了不停的紧张和间歇的故障，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还在苟延残喘。但近些年的事件戏剧性地证实，它的问题还从来没得到解决。
1. Reeves 1999。与Servet(1994, 2001)一样，Reeves表明许多人清楚货币的多样性：例如Puffendort列举了一份长长的货币清单。
2. 当我们把价值归于黄金时，我们就认可了这一点。通常的论述常被提出，用来解决关于钻石和水的古老的中世纪谜题：为什么钻石毫无用处，但却如此昂贵，而水在所有方面都极为有用，但却不值一文？常用的解决方法是：钻石是水的永恒形式。［伽利略反对整个前提，曾经指出凡是宣称这一点的人，都应该被变为雕像。他说，通过这种方式，采用独特的文艺复兴风格，会使所有人都很高兴，原因是（1）他们将变为永恒；（2）我们余下的人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愚蠢言论。］参见Wennerlind 2003，他的观点很有趣，即大多数欧洲政府在17世纪雇用炼金术士，是为了制造用来生产硬币的金银。只有当这种方式确定会失败后，政府才转向纸币。
3. Kindleberger 1984; Boyer-Xambeu, Deleplace, ＆ Gillard 1994; Ingham 2004:171。这条路最终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诞生：在15世纪的布鲁日（Bruges）和安特卫普出现的第一批公开交易所，最初并不是交易股份制公司的股票（在当时基本不存在），而是为汇票“贴现”。
4. Usher（1934，1944）最初引入了“原始银行”和“现代银行”的区别，前者是将一个人所拥有的借出，后者依据某种形式的储备系统，即一个人借出的可以超过他所拥有的，因此实际上创造了货币。这是我们如今并未走向“现代银行”的又一原因——见下文。
5. Spufford 1988:258借鉴了Usher 1943:239–42。尽管已经在使用存款票据，但是基于信用的私人银行票据在很久以后才出现——诞生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伦敦金匠群体也提供银行家的服务。
6. 参见Munro 2003b，这是一篇有用的综述。
7. MacDonald 2006:156.
8. Flynn 1978:400中的Tomas de Mercado。
9. 参见Flynn 1979; Braudel 1992:522–23; Stein ＆ Stein 2000: 501–05, 960–62; Tortella ＆Comín 2002.。流通的息券总额从1516年的360万达克特（ducat），增长到1598年的8 040万。
10. 这一立场最著名的倡导者是Nicholas Barbon(1690)，他论述“货币是法律创造的价值”，也是与英寸、小时、液体盎司一样的度量。他也强调绝大多数货币都是信用。
1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12. Locke(1691:144)也应用了Caffentzis 1989:46–47，它仍然是关于这一争论及其意义最有真知灼见的综述。比较Perlman ＆ McCann 1998:117–20; Letwin 2003:71–78;Valenze 2006:40–43。
13. 我们倾向于忘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背离——马克思就像尼采，他采用了资产阶级假设（但是采用的是不同的假设），并推动它们走向将会使那些最初的支持者感到愤怒的方向。不管怎么说，有理由相信现在被我们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恩格斯创立的——他是科隆（Cologne）股票交易所的忠实拥趸。
14. Macaulay 1886:485——最初的论文发表于1711年3月1日的Spectator。
15. Faust II，Act 1——参见Shell 1992, Binswanger 1994，以获得详细的分析。其与炼金术的关系很有启发性。当马可·波罗在1300年说到中国的皇帝“似乎掌握了炼金术”，因为他能将纸变得与黄金有同样的价值，很明显这是一句玩笑。到17世纪，大部分欧洲政权真的雇用了炼金术士，想要从普通金属中制造黄金。在他们失败后，这些政权才开始采用纸币（Wennerlend 2003）。
16. 并不是关于货币的怀疑不存在——但是它们倾向于聚焦在道德和形而上的问题上（例如，“偷窃时间”）。
17. 据说在1927年得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一次报告中被提出，但实际上，尽管这一段落不断在最近的著作中被引用，在互联网上更是如此，但在大约1975年之前，似乎并不能证明这句话存在。前两句话似乎实际来自一位名叫L.L.B.安加斯（L.L.B.Angas）的英国投资顾问在1937年的话：“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银行实际上能够使现代账目货币通货膨胀，或进行发行及销毁。”（Angas 1937:20–21）引用内容的其他部分可能是后来增加的——斯坦普爵士在他公开发表的内容中，没有任何类似的表述。“银行拥有所有利益的好处，而这些是它凭空创造出来的”这句类似的言论被认为是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所说，他是英格兰银行的第一任主管。它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才首次出现，几乎可以肯定是杜撰的。
资本主义的本质
我们习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民主制政府传统）是较晚才出现的：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在18世纪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变革。而这些变革要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完全制度化。这里我们要直面一个特别的悖论。在我们看来，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机器的几乎所有元素——中央银行、债券市场、卖空、经纪行、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仅仅早于经济科学（这也许不是很惊人），而且还早于公司、工厂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兴起。这确实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将工厂和车间看作“实体经济”，其他的都是上层建筑，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但如果真是如此，那又怎么可能是上层建筑先出现呢？这个体系的梦幻能创造它的躯体吗？
这一切引出了“资本主义”肇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此人们目前还根本没有达成共识。“资本主义”一词最早是社会主义者发明的，他们将资本主义看作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指挥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劳动的体系。相反，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倾向于把它看作市场自由，使那些拥有可能受市场欢迎的愿景的人得以集中资源，实现他的愿景。不过，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资本主义是一个要求持续、无止境的增长的体系。企业要维持下去就需要扩张，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合法商业利息率是每年5%（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根据利息原则，预期自己的钱会增加）；现在，5%也是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真正应该增长的速率。原先迫使人们将周边的一切看作一种潜在利润来源的非人格机制，已经成了衡量人类公共体健康度的唯一客观标准。
从我们的基准日期1700年——现代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借贷金融机器，它运作的效果，在实际中是从与它接触的每个人身上压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结果是物质财货无止境地膨胀。使这个情形得以实现的手段，并非只是道德上的压迫，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上的压迫来动员赤裸裸的暴力。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战争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反复出现——这通常会采取令人惊奇的新形式。这是我们十分熟悉但又极富欧洲特色的事实。荷兰和英国最早的证券市场主要是以交易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为基础，这两家公司集军事、贸易于一身。这样一个谋求私利的公司统治印度近一个世纪。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债，借来主要并不是用于挖掘运河和修建桥梁，而是获取炮轰城市所需要的火药，建设用于拘禁犯人的集中营，训练新兵。几乎所有18世纪的泡沫，都和用殖民地经营的收益支付欧洲战争军费的某个美妙方案有关。纸币是债务货币，而债务货币是战争货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为欧洲无休止的军事冲突提供资金的人，也利用了政府的警察和监狱，榨取他人日益增长的生产力。
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启动的世界市场体系，最早是为了寻找香料而出现的。它很快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贸易，我们也许可以将其分别标识为武器贸易、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最后那个“毒品”主要指的是软性毒品，这当然包括咖啡、茶叶和放在这两样东西里调味的糖，还有烟草；蒸馏酒也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第一次出现的。此外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富有侵略性地在中国销售鸦片，作为总算可以中止贸易逆差的方式，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布料贸易要晚些，在东印度公司用武力终止了（更为高效的）印度棉布出口贸易之后才出现。我们只需要随便翻一翻下面这本书，它保留了查尔斯·戴维南特1696年有关信用和人类同胞情谊的那篇论文《著名作家查尔斯·戴维南特政治和贸易作品选：有关英国的贸易和收入、种植园贸易、东印度贸易和非洲贸易》。“顺服，爱及友谊”也许足以支配英国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殖民地，主要依靠的只是顺服。
我之前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将大西洋奴隶贸易想象成一条巨大的债务链，它从布里斯托延伸到卡拉巴尔，直至克里斯河的源头，也就是阿罗（Aro）商人支持秘密的奴隶贸易的地方。在印度洋贸易中也有类似的链条，连接乌特勒支、开普敦、雅加达，直至吉尔吉王国（Gelgel）。巴林人的国王在此安排斗鸡比赛，引诱他们自己的臣民拿自由做赌注。这两条巨链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它们将人完完全全地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去，因此也就完全地将他们非人化，以至于他们完全处于债务的范围之外。
这些链条的中间人，也就是债务链条的各种商业纽带，将伦敦的股票经纪人和尼日利亚的阿罗牧师、东印度尼西亚阿鲁群岛的潜水采珠人、孟加拉的茶叶种植园及亚马孙的割橡胶者连接起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工于算计而缺乏想象力。在债务链条的两端，整个行当表现出了操纵人们幻觉的能力，造成一系列使人们陷入即便是当代的观察者看来也是疯狂至极的险境。在链条的一端是不时出现的泡沫。吹大泡沫的，既有谣言和幻想，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像巴黎和伦敦那样的城市里，几乎每个有闲钱的人都会突然相信，他们总能够从其他人都相信谣言和幻想的事实中赚到钱。
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第一个泡沫（171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朽的描述。南海公司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部分国债都是它购买的。实际上，它本身只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靠山。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其股票市值持续膨胀，用当下的话来讲，似乎是“大而不倒”的。它很快成了数百个新发行股票公司的模型：
各地新开的股份公司数不胜数。它们很快就背上了泡沫的名字，大多是超乎我们正常想象的……有些公司持续运作了一周或两周，就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些甚至连这点时间也维持不了。每天每夜都有新的计划和项目。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康希尔（Cornhill）最最单调的股票经纪人，都急切地投入这个逐利热潮中去。
作者随意举了一些例子，有86个项目，内容从肥皂或帆布生产到为马提供保险不等，甚至还有“用锯木屑制造交易板的方法”。每个项目都发行了股票，然后人们在城市各处酒馆、咖啡店、小巷和杂货店里热切地买入卖出。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都会被炒上天——每个新的买家实际上都相信，他可以在股价不可避免的崩溃之前将股票转手给某个更容易上当的傻瓜。有时候人们竞价购买股权卡和息票，这只不过相当于购买了下次为其他股票出价的权利。很多人发了财，但更多的人败得很惨。
有一个最为荒谬可笑的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完全地体现出人们的疯狂。这个项目是某个不知姓名的冒险家发起的，名为“一家做一项有极大利益，不过还没人知道是什么事业的公司”。
写了这篇大胆却成功地让公众上当的方案的天才，只在他的招股说明书中说明，这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分割成5 000股股票，每股100英镑。认购者预付每股定金2英镑，支付了定金就能获取每股每年100英镑的收益。此时此刻他还不会屈尊告诉人们，这巨大的利润从何而来，但他承诺在一个月内如期公布完整的细节，并要求认购者缴纳余下的98英镑认购金。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天才在康希尔开了一间办公室，人群把门围得水泄不通。当他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他发现已经认购了1 000多股，都付了定金。
十分明智的是，他满足于这次冒险的成果，在当天晚上就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不知所踪。
根据麦基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伦敦的民众都相信的幻觉，并不真的是可以无中生财，而是其他人太笨，会去相信真的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而他们凭借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空手套白狼。
将目光投向债务链条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属性不一的幻想，有的十分诱人，有的具有启示性。在人类学文献中，我们有各种发现。比如阿鲁潜水采珠人美丽的“海夫人”（sea wives），她不肯交出大海的宝藏，除非赊账从当地中国店铺购买礼物来讨好她。孟加拉领主购买鬼魂吓唬不服从的债务奴隶。蒂夫人的人肉债是人类社会吃同类的肉的幻想。最后，还有许多蒂夫人的梦魇几近成真的场合。1909-1911年的普图马约（Putumayo）丑闻是最著名、也最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让伦敦的公众震惊的是，他们发现，一家英国橡胶公司的子公司，在秘鲁的热带雨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杀死了数万维托托印第安人——公司的代理坚持称他们为“食人族”。一幕幕罪行让人们回忆起400年前的征服行动中最坏的东西。
随后公众就这个事件展开辩论，直接的反应是指责那个体系内的一切，是它们让印第安人身陷债务陷阱（因此也就完全依赖于该公司的商店）：
整个罪恶的根源在于我们所说的“保护人”或“劳役偿债”体系——这种体系在英国也曾被称为“实物工资制”。被迫在其雇主的商店购买所有生活用品的雇工，绝望地深陷债务泥淖，而依照法律，他在付清债务之前都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因此，劳役偿债者通常是实际上的奴隶；而且由于在广袤大陆的偏远地区没有有效力的政府，所以他的命运完全受他的主人掌控。
故事继续说道，这些落入债务陷阱的“食人族”结局十分悲惨。有的被鞭打致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挂起来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还有的因为没能割出足够数量的橡胶而被大砍刀大卸八块。这家公司的员工用各种制成品引诱他们，让他们最终赔上性命来交换。
后来的一项议会调查发现，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维托托人根本未曾因为上当而成为债务奴隶。真正债台高筑的是公司派往这个地区的员工和工头，这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情况非常相似。在他们的这个案例中，债主是委派他们的秘鲁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又从伦敦金融家那里获取自己的贷款。这些员工肯定是踌躇满志而来，要把印第安人囊括至信用网络之下。但他们发现，维托托人对他们带来做交易的布料、砍刀和硬币毫无兴趣，最终只好放弃贸易的方式，转而开始围捕印第安人，用枪眼强迫他们接受贷款，然后把他们所欠的橡胶量记入表格。而很多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只是因为他们试图逃跑。
那么，真相是印第安人被迫沦为奴隶。只不过在1907年，没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一家合法的企业必须有某些道德基础，而公司所知道的唯一道德就是债。当那家公司清楚地看到维托托人根本不承认这个前提时，一切都乱了套。它像卡西米尔一样，陷入愤怒的恐惧之中。这种负面情感日益积聚，最终威胁到维托托人的整个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开展的。这是资本主义秘而不宣的丑闻。征服美洲的一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奴役，而后逐渐定型为多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非洲奴隶制及“合同劳工”——即使用合同劳动力；出力的劳工事先拿到一笔现金，并以5年、7年或10年为期限偿还。不用说，合同劳工主要是从那些已经负债的人中征募的。17世纪初，在南方种植园劳动的负债白人有时候和黑人奴隶几乎一样多。这些人最初在法律上的处境是几乎相同的，因为在一开始，种植园社会采用的是假定奴隶制不存在的欧洲法律传统。所以当时卡罗来纳地区的非洲人甚至也被归入合同劳工。当然，后来引入了“人种”的观念，改变了这一情况。而非洲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在巴巴多斯到毛里求斯的种植园中，合同劳工再次取代了他们；但是这批新的劳工主要是从印度和中国招募的。中国来的合同劳工修建了北美的铁路系统，印度的“苦力”则修建了南非的矿井。俄国和波兰的农民中世纪时一直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在资本主义初期，当他们的领主开始在新的世界市场出售谷物供给西欧的新兴工业城市时，他们才成为农奴。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政权，定期要求当地被征服的民众劳动。或者，它们可以换种方式，设计一个税收体系，通过债务的方式强迫民众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将劳役偿债制度化，作为他们生产外销商品的首要手段，并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时期。
之所以说它是丑闻，不只是因为这种体系时常像在普图马约那样疯狂，还因为它有损我们对资本主义真正定义的最为珍爱的假设——尤其是我们假设，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与自由有某种关系。对于资本家而言，它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对于多数劳动者而言，它意味着自由劳动。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领取工资的工人是否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难以看作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者），但人们仍然假设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情形是工业革命时期在工厂做苦工的英国人。如果连一条线到当下，则是硅谷忙碌的情景。上百万的奴隶、农奴、苦力和债务奴隶消失了，如果我们真要讨论他们，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过眼云烟。就像血汗工厂，我们认为这是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还认为，那些仍然存在着的偿债劳工、合同劳工和血汗工人（他们通常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也肯定能有朝一日看到他们的孩子成为正规的雇佣工人，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医生、律师和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雇佣工人现实的历史，即便在英国，这个愿景就会开始退散。在中世纪的北欧，雇佣劳动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现象。那里12~14岁的孩子到28~30岁的成年人都会受雇于某人，在那户人家做仆人——通常合同是一年一签，食宿、职业训练全包，还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工资——直到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家底结婚和自立门户。“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欧洲各地数百万年轻男女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卡在一种永久性的青少年阶段之中。学徒和熟练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师傅”，实际上也就永远不会长大。最终，许多人开始放弃原来的生活路径，早早结婚——这让道德家十分恼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在组建他们根本不可能养活的家庭。
雇佣劳动和奴隶制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有意思的亲缘关系。加勒比甘蔗种植园的奴隶生产提供能量的产品，支持了最早的那批雇佣劳动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里广为应用的科学管理技术，可以溯源至那些甘蔗种植园的组织结构。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主人与奴隶、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同样是非人的：不论你是被主人卖掉了，还是把自己租给了雇主，只要钱一转手，你是谁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能够理解命令，并按照命令去做。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原则上我们通常会觉得，购买奴隶和雇佣劳动力都应该用现金而非信用。而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在于，在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现金是根本不存在的。王室铸币厂确实曾开始生产小面额的银币和铜币，但供应时断时续，并不充足。“实物工资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主通常会支付工人当地商店的代金券。他们与这些商店的店主有某种非正式的协议。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商店通常可能是工厂主自己开的。商店店主可能实际上是老板的员工，这打破了传统上人们与店主之间的信用关系。另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部分地向工人支付实物工资——请注意，这个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意味着工人可以从工作场所，尤其是从废品、过量产品和副产品中取走各种东西：碎布料、木片、织边、试模、遗穗、废石料、小费、制皮废料、零件、染料。拿“碎布料”来说，是做衣服裁下来的布料。“木片”是指码头工人有权从他们的工作地拿走的木板片（任何不超过2英尺的木材）。“织边”是从纺织机的翘曲块上拿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还有用鳕鱼或钉子支付工资的。
雇主还有一个终极解决办法，就是等待货币出现，而在等待期间不发任何工资——使他们的雇员只能在他们的工作地揩油，或者靠家里人在外地工作，接收施舍，与亲友一起维持储蓄池等做法来维持生计。如果这些都失败了，就只好向放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借钱——他们很快就会被视为穷苦工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情况极为严重，以至于到了19世纪，只要有一家伦敦当铺失火，工人阶层的居住区就会掀起一阵家庭暴力的狂潮，因为很多妻子会不得不坦白她们很久以前就偷偷地把丈夫最好的衣服抵押在了那里。
时至今日，我们习惯于把工厂拖欠工资和经济不景气联系在一起，比如苏联解体期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不让他们的纸币在又一次投机泡沫中飘走，因此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且即便是政府，也经常发现在支付自己的雇员工资时捉襟见肘。在18世纪的伦敦，皇家海军部（Royal Admiralty）往往要拖延那些在德特福德（Deptford）军港工作的人工资达一年多之久——这是海军容忍他们拿走木板（更不用说大麻、帆布、铁栓和绳索）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就像莱恩博（Linebaugh）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真正浮现出来是在1800年前后。当时，英国政府稳定了它的财政，开始按计划支付工资，因此试图清除这种现在被称为“工地偷窃”的行为——政府规定这种做法可受鞭刑或监禁的惩罚，此举遭到了码头工人方面愤怒的反抗。负责改良造船厂的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不得不对造船厂严加监管，从而维持纯粹发工资雇佣劳动的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最后设想在中央建造一个巨塔，确保工厂受到持续的监视。他的兄长杰里米·边沁后来借用了这个想法，提出了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构想。
斯密和边沁这样的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些乌托邦空想主义。不过，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逐渐认识到，我们头脑中的那副图景，也就是工人和雇主签订双方可以随时终止的临时合同，每天准时上班，每周五领取工资，在最开始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即使在英国和北美，它也是十分缓慢地实现的。它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不曾是组织生产、供应市场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这才是斯密的著作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创造了一幅想象世界的图景。它几乎与借贷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罪行与罪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确信上帝已经预先安排了一切，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只需要计算他们的利益就可以了。这种想象的建构当然就是科学家所说的“模型”了。模型本身没有什么错。平心而论，如果脱离它们，我们是无法思考的。但建立模型的问题在于，我们会有一种把它们当作可观察的事实对待的倾向——至少当我们想象某个叫作“市场”的模型时似乎总会这样。有时我们甚至会对某些模型五体投地，开始把它们当神一样膜拜：“我们必须遵守市场的命令！”
卡尔·马克思对人类膜拜自己的创造物的倾向有一些了解。他撰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即使我们从经济学家的乌托邦构想出发，但只要我们同时让某些人控制生产资本，而另一些人除头脑和身体能够出卖一无所有，那么产生的结果将在很多方面和奴隶制相差无几，整个体系因此会最终毁灭自己。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他的分析的性质是“似乎如此”。马克思十分明白，在他那个年代的伦敦，擦鞋童、妓女、管家、士兵、小贩、烟囱打扫工、卖花女、街头音乐家、罪犯、保姆和马车司机远比工厂工人要多。他从来没有说，他的模型就是世界的真实模样。
尽管如此，如果要说过去数百年来世界历史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乌托邦的设想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设想，还有那些与此相对立的设想都是如此。1825-1975年，虽然这段时间短暂，但有一群十分强有力的人（他们得到许多最软弱之人的支持），决意将斯密的那种设想变为现实。最终，硬币和纸币有了足够的发行量，甚至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无须借助于票券、代币或信用。工资开始按时发放；出现了新型的店铺和街市，人人都用现金支付，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人格形式的信用，比如分期付款。因此，许多自认为“人格高尚”的工人阶级开始信奉老派的清教徒观念，即欠债是罪恶和堕落。他们把不受当铺老板或放贷者操控作为骄傲的象征，这把他们与酒鬼、妓女和挖沟工区别开来。与这些下流之辈相比，他们是完好无损的。
我是在这种工人阶级的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哥哥53岁的时候去世，到死时一直拒绝办理信用卡。因此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证，对于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某人命令之下工作的人来说，皮夹里能够塞满无条件属于他们的纸钞是一种十分诱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如此之多的假设（大部分是我在这本书中批判的）得到了历史上工人运动领袖的拥护，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路线的构想——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正如我在第七章所说明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植根于漏洞百出、甚至有悖常理的自由观。强调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对于我在这里列举的批判性观点，有一种典型回应是强调我们的经济带来的政治自由、技术进步和普遍繁荣。毋庸置疑，生产力、公共卫生、教育、将科学理解应用于每日生活等方面的进步，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50年间，为数十亿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提升。但是，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改善是否能全部归因于一个叫作“资本主义”的概念并非不言而喻——还是说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科技知识的发展及民主政治视作互相独立的因素更加合理，三者之一都可以在另外一个或者两个缺席的情况下独立发生。但即使我们不去怀疑，就认为这些好处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那么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我们既不可能拥有一个普遍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拥有一个每个人都不是资本家，但却能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受到尊重、定期领取薪水、能够享受充分的牙齿保健的雇佣劳动者。那样的世界未曾存在，也不可能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将这样的世界可能实现的愿景付诸实践，整个体系就会开始崩溃。
1. 股份公司在殖民时代初期诞生，比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和相关的殖民地企业。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大多数销声匿迹，到19世纪末期才重新出现，最初主要出现在美国和德国。正如乔万尼·阿里吉（1994）所指出的那样，英国资本主义全盛期的标志是小型家族企业和复杂融资。美国和德国把20世纪的上半叶花在取代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成为新的霸主的争斗上，它们带来了现代的官僚公司资本主义。
2. MacKay 1854:52.
3. MacKay 1854:53–54.
4. Spyer 1997.
5. Prakash 2003:209–16.
6. Hardenburg ＆ Casement 1913；Mick Taussig(1984, 1987)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最著名、最有真知灼见的分析。
7. 《大英百科全书》，第II版（1911）：“Putumayo”词条。
8. 正如Taussig指出的（1984:482），当公司领导者后来被问到他所说的“食人族”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意思是印第安人拒绝同其他任何人进行交易。
9. 这是在Yann Moulier-Boutang(1997)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详细阐释的一个观点，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并未被翻译成英文。
10. Davies 1975:59。“受契约约束”（indentured）来自“刻痕”（indentation）或者符木上的刻痕，因为对于那些像绝大多数契约奴仆一样不识字的人来说，它们被普遍作为契约使用（Blackstone 1827 I:218）。
11. Immanuel Wallerstein(1974)对这种“第二农奴制度”提供了经典分析。
12. 顺便一提，这对于整个阶级范围来说都是成立的：从卑贱的挤奶女工和学徒到侍女和骑士的跑腿男孩，每个人都被期望这样做。顺便一提，这也是17世纪的契约服务合约似乎并未猛增的一个原因：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合约雇佣关系的条款从一年延长到五年或七年。即使在中世纪，也有成年日工，但是他们通常被认为和罪犯没有区别。
13. “无产阶级”一词在某些方面即暗指这一点，因为它取自罗马指代“有子女的人”一词。
14. C.L.R.James 1938; Eric Williams 1944.
15. “许多策略可供商人采用，以节省支付工资时需要使用的现金——两次支付之间可以间隔很长时间；支付可能包含转让对他人的索取权（运费、授权在商店购买商品的票据或代金券等，私人票据和代币的拨备）。”Mathias 1979a:95.
16. 实际上，完整的清单是：“碎布料、木片、涂蜡机、金属屑、衬垫、原材料损耗、圣礼、花纹布、空瓶子、一次性物品、运费补贴、垫舱物料、搬运、酒、头巾、淡色颜料、废石料、短绳、动物残渣、零碎布料、织边、金属碎屑、鞣皮废料、额外物件、添头、皮重、赠品、挤压碎物、拆卸物品、靴子、销钉、镶边饰物、票张、遗穗、树枝、茎叶、绑带、回扣、销货款。”（Linebaugh 1993:449；也可见Rule 1986:115–17）
17. Tebbutt 1983:49。关于整体典当业：Hardaker 1892, Hudson 1982, Caskey 1994,Fitzpatrick 2001。
18. Linebaugh 1993: 371–404.
19. 通常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今天，我们当然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很明显，这一点也不再成立。在这里提醒读者以下事实，也许是有帮助的：马克思认为自己在写作“政治经济评论”——对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评论。
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科尔蒂斯和阿兹特克的宝藏。读者也许会问，宝藏究竟怎么了？科尔蒂斯真的从他自己的手下那里偷走了这笔宝藏？
答案似乎是，在围攻结束时，宝藏就所剩无几了。科尔蒂斯似乎在围城没有开始之前就入手了大部分宝藏。有一部分是他用赌博赢来的。
关于这个故事，贝尔纳尔·迪亚斯也有记述，它十分诡异、令人困惑，但我想，它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让我先填补一下我们的故事里的空缺。科尔蒂斯在焚毁他的舰船之后，开始召集一支由当地同盟者组成的军队。由于阿兹特克人广受憎恶，他轻易地做到了。然后，他开始向阿兹特克的首都进军。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局势的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Moctezuma）认为，他至少需要了解，他要对付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邀请全体西班牙将士（只有百来个人）作为官方宾客来特诺奇蒂特兰。这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宫廷阴谋，科尔蒂斯的人短暂地扣押了蒙特苏马，然后驱逐出境。
在蒙特苏马被囚禁于自己的宫殿的期间，他和科尔蒂斯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玩一个叫作“托托朵克”（totoloque）的阿兹特克游戏。输家要支付黄金。科尔蒂斯当然作弊了。蒙特苏马的手下一度让皇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皇帝只是付之一笑——后来，科尔蒂斯的中尉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更是变本加厉地作弊，每赢取一分就要求黄金，输了的时候却只支付没有价值的鹅卵石。但国王对此也并不担心。蒙特苏马为什么这样做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迪亚兹将其视为一种主人的大度姿态，甚至是一种让小气的西班牙人改邪归正的手段。
一位名叫英戈·克兰宁登（Inga Clenninden）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她注意到，阿兹特克人的游戏有一个奇怪的特征：总有一种方式让时来运转的人获取完全的胜利，比如他们的球类游戏就是这样。观察者经常感到奇怪，高高在球场之上的石圈那么微小，游戏者怎么可能得分呢？答案似乎是，他们并不得分，至少并不是通过石圈得分。一般来说，游戏和石圈没有关系。玩这个游戏的方式是两支对立的队伍，全副武装，来回击球：
取胜的一般方法是慢慢地积累分数。但游戏进程可能被戏剧性地逆转。把球送入一个石圈就能立即取得胜利，将得到所有下为赌注的财货及抢夺观众的外套的权利。考虑到球和石圈的大小，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大概比高尔夫球中的一杆进洞还要少见。
得分取胜者赢得一切，甚至包括观众的衣服。
科尔蒂斯和蒙特苏马玩的棋盘游戏也有类似的规则：如果运气够好，一颗骰子停在了棋盘边上，游戏就结束了，胜者赢取一切。克兰宁登认为，蒙特苏马肯定正是在等这个奇迹。毕竟，他身处非凡事件之中。有奇怪的生物，明显是无中生有地出现在他的国度，拥有闻所未闻的力量。有关瘟疫及周边国家灭亡的传言，他应该已有所耳闻。如果神明要发出某种宏大的启示，那肯定就是在现在了。
从我们收集的阿兹特克人文学遗存中可以窥见他们的文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正符合他们的文化精神，他们的文化中弥漫着一种灾难即将来临的气氛。灾难也许是星象注定，人可能避开它——也可能不能。有些学者认为，阿兹特克人肯定是通过某种方式明白，他们的文明游走在生态灾难的边缘；其他学者认为，启示性的调子是回溯历史的悲叹——因为我们对阿兹特克文学的了解毕竟几乎完全取自于经历了它的完全覆灭的人。尽管如此，阿兹特克人某些几近疯狂的做法，很难用其他方式来解释。他们曾牺牲上万战俘，最主要的是出于他们明显的信仰：如果不坚持用人的心脏喂饱太阳，太阳就会死去，世界也会随之灭亡。
如果克兰宁登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蒙特苏马而言，他和科尔蒂斯不仅仅在赌黄金。黄金是小事，他的赌注是整个宇宙。
蒙特苏马首先是一名战士，而所有战士都是赌徒；不过，不同于科尔蒂斯的是，他显然是个视荣誉为生命的人。我们也已经看到，勇士荣誉，也就是只有通过打压他人才能获得的伟大，其要义是他是否愿意把自己投入一个同样可能损害和压低自己的游戏之中——而且不能像科尔蒂斯那样，应该优雅地按照游戏规则进行游戏。游戏开始，也就意味着他愿意拿一切作为赌注。
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没有骰子停到棋盘的边上。科尔蒂斯继续作弊，神明却没有发出任何启示，宇宙最终被摧毁了。
我觉得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赌博和启示之间可能有一种更深刻的关系。资本主义体系与其他体系不同的是，它把赌徒当作其运作的核心部分供奉起来；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又有一个独有的特点，它似乎无力构想出自己的来世。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可能有某种联系？
在此我必须说得更加准确。资本主义并非完全不能构想出它自己的来世。一方面，的确它的解释者总是觉得，必须将它呈现为永恒，这是因为他们坚称，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系。他们有时候仍然会说，它是一个“已经存在了5 000年，还将万世长存”的体系。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点，尤其是把信用制度真的当作永恒不败的时候，一切都错乱了。请看一看那些所谓最冷静、谨慎、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政权（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18世纪的英联邦），那些在管理公共债务方面最为小心的政权，是如何奇怪地发生了投机狂潮、郁金香热和南海泡沫的。
似乎这很大程度上和国家赤字及信用货币的本质有关。政治家从这些事物一开始出现就在抱怨，国家债务是向子孙后代借的钱。尽管如此，它们的效果却总是奇怪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赤字财政是将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君主、将军和政客手中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说明政府欠它所统治的人某些东西。只要我们的钱归根结底是公共债务的延伸物，那么不论我们买一张报纸、一杯咖啡还是下注赌马，交易的都是国家的承诺——某些政府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把某些东西还给我们，即便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乐于指出，法国大革命为政治学带来了很多深刻的新理念。这些理念若是放在革命的50年之前，会被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看作离经叛道的。但50年后的大革命时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必须至少假装认为这些观念是正确的。其一是相信社会变革不可避免，而且悦人心意：历史自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文明会逐渐进步。其二是相信，政府是掌管这种变革合适的代理人。其三是认为，政府从一个名为“人民”的实体那里获得合法性。我们很容易看出，国债的观念本身在激发这种革命性的新视角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因为国债是政府在向人民承诺未来会不断变好（至少每年5%的改进）。但与此同时，如果考察米拉波、伏尔泰、狄德罗、西耶士这些最早提出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概念的哲学家们，我们会发现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他们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做论断，警告人们注定的灾难即将降临的危险，以及他们所知道的文明将被债务违约和经济崩溃摧毁的前景。
有部分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国家债务源于战争；其次，它并不是平均地向每个人借款，资本家是主要的债主——而且在当时的法国，“资本家”具体指的是“那些持有若干国债的人”。更为倾向民主的人士觉得，整个形势是可耻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写道：“现今有关永久债务的理论，用血浇灌了大地，用持续累积的负担压倒了其上的居民。”大部分启蒙思想家甚至担心出现更坏的情况。新的、“现代的”非人格债务概念，终究在本质上意味着破产的可能性。破产在当时对个人而言无疑是大灾难，意味着监禁和丧失一切财产；对最为不幸的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酷刑、饥饿和死亡。而国家破产意味着什么，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不过，随着各国发起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血腥的战争，它们的债务也按几何级数暴涨，债务违约似乎就在所难免了。阿贝·西耶士（Abbé Sieyes）最早描绘了推行代议制政府的宏大蓝图，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改革国家财政的方式，避开照此情形下去将不可避免的灾难。如果灾难到来，会发生什么呢？货币会不会丧失价值？会不会有军事政权攫取权力，欧洲各地政权也同样被迫陷入债务违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使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无尽的野蛮、黑暗和战乱之中？远在爆发革命之前，许多人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恐怖态势。
我们对此不禁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把启蒙时代看作人类乐观主义的一个独特阶段的开始。促使这种乐观主义形成的是人们假设，科学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必然会使人的生活更理智、更安全，一切都会更好——这是一种天真的信念，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费边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顶点，直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所埋葬。事实上，即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被衰败和堕落的危险所困扰。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有一个近乎普遍的假设，即资本主义本身不会长存。暴动似乎迫在眉睫。很多资本家完全相信，自己随时可能被吊死在树上。比如有一次在芝加哥，一个朋友开车带我穿过一条漂亮的老街，两边全是19世纪70年代的豪宅。他向我解释说，这条街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当时芝加哥富有的实业家大多深信革命正在迫近。所以他们集体迁移到了这条路上，而这条路正是通往最近的军事基地的。伟大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到韦伯，到熊彼特，到米塞斯，不论各自政治立场如何，都预感资本主义可能最多也就能再维持一两代人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再往后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虽然对迫近的社会革命的恐惧已经消散，但我们旋即又面临着核武器带来的严重威胁。然后，等核威胁逐渐散去，我们又发现全球正在变暖。我并不是要说这些威胁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但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需要想象（或实际上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手段，这的确显得有些诡异。这和社会主义政权（从古巴到阿尔巴尼亚）领袖的行为大相径庭。他们在上台后会立刻开始鼓吹他们的体系将恒久不衰——不过讽刺的是，他们所吹嘘的体系事实上都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也许这一切的原因在于，1710年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如果把资本主义（或者至少退一步说——金融资本主义）想象成永恒的体系，它就会爆炸。既然它没有终点，也就绝没有理由停止无穷尽地产生信用（即未来的钱）。近些年的事件似乎确认了这一点。2008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真的会一直运转下去；至少可以说，当时似乎不再有人能够想象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种情况直接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丧失理智的泡沫，并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失灵。
1. 参见Lockhart对Bernal Diaz（Díaz 1844 II:396）的翻译，根据不同的文献，给出了这个故事的几个版本。
2. Clenninden 1991:144.
3. 正是基于这些事实，Testart将赌博导致的奴役（赌博者把自己作为赌注）与债务奴役区分，尽管债务奴役最终也是赌博债务。“在赌局中把自己作为赌注的赌博者的心态，更接近在战场上冒着死亡或被俘为奴的风险的战士，而不像愿意出售自己以保活命的穷人。”（Testart 2002:180）
4. 顺便一提，这是对赤字不道德性的抱怨是如此虚伪的原因：因为现代货币实际上是政府债务，如果没有赤字，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没错，货币能够通过银行私下产生，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有上限。这就是当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预算盈余后，由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带领的美国金融精英产生恐慌的原因。布什的减税政策，似乎正是为了确保维持赤字而专门设计的。
5. Wallerstein 1989.
6. 1988:600.
7. 英国在1542年通过了第一部破产法。
8. 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歌德（Goethe）让浮士德（Faust）告诉国王用欠条支付其债务时他的用意。毕竟，我们都知道当他的时间到期后，发生了什么。
9. Sonenscher(2007)给出了这些争论长期、详尽的历史。
10. 在这里可能会发现宗教的元素：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中东的一群宗教邪教分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即烈火将从天空降临，吞噬整个星球。当时，没有比这更不可能发生的事了。如果让他们在两千年里掌管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就会找出这样做的方法。但是，这显然仍然是更大模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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