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尼·克里夫
Deflected Permanent Revolution
背离的不断革命论
﹝英国﹞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
（1963）
苍白 译
原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1st series）, No. 12, 1963年春季号
导言
在1917年之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工人革命可能在除了最先进的国家以外的地方发生。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托洛茨基因而以其“不断革命”的论点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写道：“哲学家已经解释了这个词。但关键是要改变它。”马克思主义者常被反对者指控为教条者和教条主义理论家。没有什么是远离事实的。倘若目的是改变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便必须根据经验进行改变和完善。这即是托洛茨基之所为，以及托尼·克里夫正着手所为之事——在这项对于托洛茨基的理论的重新审视中。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便是不断革命论。
在本研究中，这一理论首先须被重申，然后在近十年以来的殖民地革命的经验下进行反思。我们将不得不舍弃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倘若结果被证实为一系列与托洛茨基大为不同的论点，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论点所支撑。
1．革命的三种观念
托洛茨基于1905年革命的背景下发展了他的理论。几乎所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都相信，只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各国将严格依照技术进步的阶段来取得工人的权利。落后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身上看见他们未来图景的镜像。只有经过漫长的工业发展以及议会资产阶级政权的过渡，工人阶级才能够成熟到足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所有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都假定俄国正接近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专制制度、地主统治与其他的尚存的封建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所致。孟什维克断定资产阶级必将领导革命，并将把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革命中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同时通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1]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一致认为，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目标不会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列宁写道：“民主革命将不会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局限……”[2]他又写道：“这一在俄国发生的革命将不会削弱，而是会增强资产阶级的统治。”[3]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主题。
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才放弃了这一观点。例如，在1914年9月，他仍在文章中宣称，俄国革命必须限制于三个基本任务：“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所有民族都被准予权利平等和充分的自决自由），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4]
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根本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劳工运动脱离自由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与战胜阻力的必须性的坚定不移。列宁呼吁工人阶级与农民组结成联盟，而非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工人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孟什维克期望一个由自由资产阶级部长组成的政府，列宁设想出一个由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同盟，即“工农民主专政”，其中农民党将占多数。“民主专政”将建立一个共和国，剥夺大地主的财产并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此后，农民将不再具有革命性，而转向于维护资产、保持社会现状，并与资产阶级联合。工业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村人口结成的联盟将成为革命的反对者，而“民主专政”的临时阶段将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框架内的保守资产阶级政府所取代。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坚信自由资产阶级无法坚定不移地执行任何革命任务，而土地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只能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来进行。但是他不同意列宁关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想法。他认为农民在贫富之间的分歧过于尖锐，因而无法组成一个统一而独立的自己的政党。
“历史的所有经验，”托洛茨基写道，“……表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独立发挥作用。”[5]倘若再次德国改革以来的所有革命中，农民都支持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或另一个派别，那么，在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便会迫使农民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不会被限制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行，而将立刻着手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措施：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并壮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的发展标志着无产阶级向专政发展。但是，无产阶级掌握权力的时日长短并不直接取决于国家或生产力，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条件，国际形式，最终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传统观念，积极性，斗争的准备……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更快的掌握政权。在1871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政权手中夺取了社会事务的管理权——事实上只有两个月，但并没有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和美国——掌权过一个小时。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国家技术力量及资源的某种自发性的依赖的概念是一种对于极度过分的简化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俄国革命——在我们看来——创造的前提，使得权力甚至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策得到了充分发挥其天才作用的可能性之前，就能够移交到无产阶级手中。”
[6]
该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国际性的特点。革命将在民族范围内开始，但只有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时才能完成：
“但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能走多远？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所能够肯定的：在被俄国的技术落后废止之前，该政策将陷入长期的政治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以国家政权形式的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能维持权力，也不能将它的临时统治转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的专政。”
[7]
托洛茨基理论的基本要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1．迟到的资产阶级根本上不同于它在一两个世纪前的角色。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无法提供一个连贯的、民主的、革命的解决方案。它无法彻底地消灭封建主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它都不再具有革命性。它是一种绝对保守的力量。
2．起决定作用的革命角色将由无产阶级来扮演，尽管它或许非常年轻，且人数很少。
3．由于缺乏独立发挥作用的能力，农民将跟随城市，以及——从前五点看来，必须——跟随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
4．要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冲破旧社会和旧帝国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束缚，便必须跳跃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界限。“民主革命立即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8]
5．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局限于民族范围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从这个词更崭新、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它只有在我们整个星球上的新社会的最后胜利中，它才能够完成。”[9]试图实现“一国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狭隘的梦想。
6．结果，落后国家的革命将导致发达国家的动乱。
1917年的俄国的革命证明了托洛茨基的所有假设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无产阶级是杰出的革命阶级；农民跟随工人阶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即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确实导致了其他国家的革命性的动乱（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等）遗憾的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孤立导致了这些它们的堕落与衰败。
托洛茨基理论的另一个经典实证是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不幸的是，这一实证乃是——其程度甚至较之于俄国革命更大的——一个反面教材。虽然第一至第四点已然被证实了，但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叛保证了革命不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而是以其失败告终。结果，农民也失败了，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连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国家统一和从帝国主义下独立亦未实现。因此，第五点和第六点没能得到以经验为根据的检验。
然而，在那之后，两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中国的毛泽东上台和古巴的卡斯特罗上台，似乎从实际上挑战了该理论的所有假设。
2．毛泽东上台
产业工人阶级对于毛泽东的胜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中国共产党的的成分都是完全的非工人阶级。毛泽东在党内的崛起是与该党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转变相一致的。到1926年底，该党有66%的成员是工人，另有22%的知识分子和5%的农民。[10]到了1928年11月，工人所占百分比下降了五分之四以上，一份官方报告承认该党“在产业工人中没有一个健康的政党核心”。[11]该党承认，在1928年，工人只占全体成员的10%，在1929年为3%，在1930年3月为2.5%，同年9月为1.6%，到了年底，党内实际上已经没有工人了。[12]从那时起，直到毛泽东取得胜利，该党党内根本没有工人可言。
多年来，该党只限于在中国中部地区——他们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进行农民起义运动；后来，他们在中部省份遭到军事挫败以后，转移到了西北方——陕北一带。在这两个区域，都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可言。一家第三国际的喉舌报刊写道：“边疆地区在社会和经济上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13]这并非夸大其词。朱德重复这一论调;"共产党治下的地区是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14]没有一个真正的城市是受共产党控制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几个年头。
毛泽东执政期间，工人在共产党的战略中并不重要，该党由是认为没有在1929年召开全国总工会的19年后再度召开此会。该党亦不费心于寻求工人的支持，正如其宣言所表明的那样，在1937—1945年期间，它不打算在国民党控制区维持任何党组织。[15]当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对在战争中进行罢工，乃至煽动罢工的工人判处死刑时，一名共产党发言人告诉采访者，该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处置“完全满意”。[16]即使是在国共爆发内战之后，国统区内——包括国内所有的工业中心——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共产党的党组织。
毛泽东对城市的征服比其他的任何事物都更加能够说明共产党完全脱离了产业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者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工人于被捕前夕在城市里进行暴动。例如，在攻克天津和北京前，前线指挥官林彪将军发布了一则向人民群众呼吁的公告：
“维持秩序，继续当前的工作，省、市、国家及其他各级政府机构的国民党官员或警务人员，区、镇、村或保甲人员……令留守原先岗位……”
[17]
在越过长江，将要攻克中部和南部地区（包括上海、汉口、广州）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发表特别公告，陈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希望各行各业的工人和雇员继续工作，业务照常运作……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官员或“国民议会”代表，立法院、行政院或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警务人员和保甲组织负责人……当留守岗位，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
[18]
工人阶级被迫维持其缺乏活力的状态。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两天前，南京的一份报告以这种方式描述现状：
“南京的民众没有表现出兴奋的迹象。今早见到好奇的人群在河堤上观看对岸的枪战。业务照常运作。一些商店关门了，但这是由于缺乏生意造成的……电影院仍在放映电影，座无虚席。”
[19]
一个月后，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上海写道：
“红军开始了张贴中文海报，指示民众保持镇静，并向他们保证，无需害怕。”
[20]
在广州则是：
“共产党人进入以后，便与警察厅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官兵留守岗位以维持秩序。”
[21]
3．卡斯特罗的革命
工人阶级和农民未在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整个斗争舞台的一个实例，便是卡斯特罗的上台。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书《听吧，美国佬》（Listen Yankee）——一本由了古巴领导人所说的或多或少可信的独白——首先谈及了“革命不是什么”的问题。
“……革命本身不是一场……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我们的革命不是由城市里的工会或雇佣工人发起的，也不是由劳动党或其他类似的组织发起的。
[22]……城市里的雇佣工人没有任何革命的觉悟，他们的工会正如你们北美的工会：只想要更好的钱和更好的条件。那是真正驱动他们的一切。其中一些人甚至比你们中的一些人更为腐化堕落。”
[23]
保罗·巴兰（Paul Baran），一名卡斯特罗的无条件支持者，在与古巴领导人讨论过后，对于产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这样写道：
“总的来看，整个革命期间，产业工人阶级的被雇佣部分似乎一直处于被动。构成了古巴无产阶级的“贵族”阶层的这些工人，参与着垄断企业——外资的和国内的——的利润分配，获得拉美标准下的高薪水，享受着高于大多数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强大的工会运动为美国风格的“商业工会主义”所左右，充斥着敲诈勒索和强盗行径。”
[24]
产业无产阶级的冷漠导致了卡斯特罗对于在1958年4月9日——起义开始的16个月后，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倒台的8个月前——进行总罢工的号召彻底失败。工人态度冷漠，共产党员有意破坏。（他们不久之后便加入了卡斯特罗集团。[25])
农民对于卡斯特罗上台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较为积极的评价。米尔斯对于起义期间的情况作出这样的报告：
“农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年轻的知识分子共同成为取得起义胜利的造反军。他们是具有决定性的，知识分子和农业工人……造反军队（是）由农民组成，受知识分子领导的……”
[26]
这些农民是谁？“实则是一种农业雇佣工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中。”[27]同样地，巴兰报告说：“造就革命的阶级是农村里的农业工人。”[28]他们是农业劳动者，而不是小业主。“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主阶层居住的古巴乡村从未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源地’。”[29]
然而，这一描述与两点相矛盾：农民几乎不存在于卡斯特罗的军队中。直到1958年4月，卡斯特罗手下的武装人员数量仅为180人，到巴蒂斯塔倒台时也仅仅增加到803人。[30]卡斯特罗集团的骨干都是知识分子。参加的农民中没有农业雇佣工人——受鼓舞的集体主义者，如米尔斯和巴兰所言。切·格瓦拉见证了塞拉马埃斯特拉的农民加入卡斯特罗：
“参加我们的第一支农村游击队的士兵来自这样一个阶级，他们最积极地表现出对土地的占有欲，这最完美地表达了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的精神。”
[31]
卡斯特罗的运动是中产阶级的。1956年12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从墨西哥侵入古巴的82人和幸存下来在塞拉马斯特拉继续战斗的12人都来自这个阶级。“最大的损失是由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城市抵抗运动承担的，它给巴蒂斯塔的战斗力创造了巨大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杀伤。”[32]
切·格瓦拉极典型地将产业工人阶级的软弱无力作为所有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核心要素：
“农业工人有一支他们自己组建的军队，为自己的远大目标——主要是公平分配土地——而战斗，他们将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支产生于农村——夺取权力的主观条件成熟的地方——的军队，正着手对城市进行由外及内的征服。”
[33]
工业发展被描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在那些人口密集、轻工业和中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即便不存在有效的工业化，也是难以筹建一支游击队的。城市的意识形态影响抑制了游击斗争……[34]即使在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斗争的中心政治焦点也可以在农村发展。”[35]
对于产业无产阶级发挥的作用大说空话的切·格瓦拉说道，农民游击队将不得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核心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在于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
卡斯特罗最初的纲领便没有超出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自由主义改革的范围。1958年2月，卡斯特罗在发表于《王冠》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他没有任何关于将外国投资剥夺或国有化的计划：
“我个人觉得国有化最多是一种麻烦的手段，它似乎并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强大，却削弱了私营企业。更重要的是，任何对于大规模国有化的尝试显然都会阻碍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对此，这里将永远欢迎外国投资并保证其安全。”
1958年5月，他向他的传记作者杜波伊斯保证：
“‘七·二六’运动从未谈及过产业社会化或产业国有化。这简直就是对我们的革命的愚蠢的恐惧。从第一日起，我们便宣布要争取全面实行1940年宪法——它的规范为参与生产的所有要素建立了保障、权利与义务，其中包括自由企业和投资资本以及其他的诸多经济的，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
[36]
直到1959年5月2日，卡斯特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在向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委员会宣告：
“我们不反对私人投资……我们相信私人投资者的用处、经验和热情……”
[37]
竞争激烈的社会各阶级——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无力，中产阶级固有的历史弱点以及不受任何一致的有组织的利益的约束的新卡斯特罗精英的无限权力，解释了卡斯特罗在1953~1958年基于私人企业的温和的方案被搁置并为彻底的国家所有权和国家规划政策的方案所取代的缘由。直到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方才宣布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用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Osvaldo Dorticós Torrado）的话来讲，人民“美好的一天……发现或证实他们所称赞的是对人民有利的社会主义革命。”[38]这是一个以波拿巴主义——将人民作为历史的客体，而非意识主体——来操纵的极好的公式！
4．理论出了什么问题？
晚期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软弱性（托洛茨基的第一个观点）是绝对定律，而年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观点）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必然的。原因并非难以理解，在工人阶级构成它的一部分的社会，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在许多情况下，占多数的，流动的，不稳定的，来自农村的新工人的存在，给自治的无产阶级组织创造了困难；缺乏经验与缺乏教育加剧了他们的弱点，这又导致了另一个弱点，依靠非工人来领导落后国家的工会几乎总是有局外人来领导。因此，来自印度的报告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印度工会都是由没有产业背景的人（即‘局外人’）来领导的……这些局外人中有很多都不止于一个工会有关。一位身材高大的国家领导人在谈论时讲到，他曾是大约30个工会的主席，但他又补充说，他显然无法为这些工会的任何工作做出贡献！”
[39]
软弱无能和对局外人的依赖导致了个人崇拜。
“许多工会仍然习惯于围绕某个人而转。一个强大的人物主导着工会。他决定工会所有的政策和行动。工会被称为他的工会。工人指望他解决他们的困难，保障他们所有的需求。他们依靠于他，视他为卫士和斗士，在任何地方都准备好跟随他的领导。这种态度有很大一部分英雄崇拜的内容。革命运动中有很多这样的英雄，他们有助于满足工人的一些需求，但对于建立自力更生的民主组织并无太大帮助，除非工人学会自立，而不是可悲地依靠著名的人物为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否则后者这一进程将不会向前推进。”
[40]
劳工运动的另一个弱点是对于国家机器的依赖。来自印度的报告：
“国家已经承担了许多职能，在自由社会中，这些只能通常属于工会。按照目前的状况，在关于工资和其他工资条件的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家，而非劳资双方进行的集体谈判。由于经济的背景条件与工人及工会的力量薄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41]
来自法属西非的报告：
“……工会对于雇主的直接抗争极少给非洲劳工带来实际的工资增长；近年来，大部分实际的工资增长都归因于社会立法和劳工运动的政治影响。”
[42]
来自拉丁美洲的报告：
“工会代表们试图通过政府的干预和命令来实现他们的利益。”
[43]
依赖于国家的惩罚是服从于政府政策，避免与统治者政策相对立，限制工会活动以缩减“经济主义者”的需求，抑或是使用列宁的术语——“工会主义”的政策。
反过来，这导致工会脱离了农业劳动者的斗争。落后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有着很大差异——远大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农村出现大量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情况，那么工资标准和行业工作条件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维持是封闭的车间，也就是说，通过工会为某一行业雇佣工人。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工会与政府的紧密联盟——的支持且忽视了农村劳动者，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这在庇隆的阿根廷，瓦加斯的巴西和巴蒂斯塔的古巴是已经实现了的。结果劳工运动变得保守、狭隘，丧失了理想信念。
放在最后但并非没有意义的因素是，决定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否有具有革命性是主观的，也就是说，政党活动——尤其是共产党的活动——影响了它。斯大林主义在落后国家中的反革命作用已经被讨论得太多了，因此这里不予赘述。
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将新兴国家产业工人对于革命的极力主张和他们的力量薄弱一并表明。经济的落后与革命和政治上的战斗精神不存在必然联系。
一旦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革命性质——托洛茨基理论的核心支柱——遭到质疑，整个结构便土崩瓦解。他的第三个观点没有被实现，因为农民不能跟随非革命的工人阶级，其他的基本要素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发生。国内和国际环的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力迫切需要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农民起义变得比以往更为深入和广泛。在其中，既植根着对于帝国主义带来的经济破坏的反抗，也包含着对于更高的生活水平的要求。
生产力的需要加上农民的反抗不足以自行冲破地主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其他三个因素则对此有所帮助：
1．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削弱，而氢弹的存在使他们丧失了干预能力。
2．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在落后国家中日益显著。历史的诡计之一即是，当社会面临某种历史任务，而本应执行这一任务的阶级不在场时，其他集团的一些人——通常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将会代为执行。国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本国的国家经济基础，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超国家性质。
3．知识阶层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和团结者——更重要的是，作为群众的操纵者——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5．知识阶层
知识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与群众的总体落后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性——成正比。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特点是它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强调将社会中最落后的要素，即农民，同时也是最为作为最重视“‘批判思想’大师”，即知识阶层——的群体——革命化。
尽管俄国所有的革命运动都由知识分子——拥护农民事业和拥护产业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但他们看待“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存在根本差异。工人运动——至
少在斗争的高潮时期——被组织起来；因此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是负有责任的，尽管知识分子有着与工人集体分离、超越人民群众的内在倾向，但他们受到了这个集体的制约。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较少约束，因此他们对于精英主义、独断专行、摇摆和分裂的倾向更为清晰而极端。正如列宁当时所说，“没有人能够否认，正是个人主义与组织和纪律的无能，才使得知识分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立阶层。”[44]
革命的知识阶层表明自己在新兴国家比在沙皇俄国更具凝聚力。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已丧失殆尽；帝国主义是不可容忍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削弱帝国主义，提高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加上俄国这一范例，以及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作——给予他们以新的凝聚力。作为社会中唯一的非专业化部分，知识阶层显然是“专业革命精英”的来源，它似乎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非相互冲突的部门利益和阶级利益。此外，它是社会上最充满民族文化的部门，而农民和工人既没有闲暇，又缺乏教育。
知识阶层对自己国家的技术的滞后也很敏感。在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的世界，它会被自己国家的落后所扼杀。“知识分子失业”使得这一感受更为明显。鉴于普遍的经济落后，大多数学生的唯一希望是担任政府职务，但这些工作岗位供不应求。[45]
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也处于危机之中，在传统模式正在瓦解的破碎的秩序中，他们感到不安，无根，缺乏坚定的价值观。消溶的文化引起了对于新的融合的强烈要求，这一融合倘若要填补社会和精神上的真空，就必须是全面的、动态的，且必须将宗教热情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在他们的国家取得政治自由之前，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于双重压力之下——拥有高于大多数民众的特权，但又从属于外国统治者。这就说明了他们在民族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的典型特征是犹豫和摇摆。但后来的重大变化在他们的态度上引入了新的要素——一种内疚感，“亏欠”于“乌合”之众的感觉，同时怀着一种有别于他们、优越于他们的感觉。知识阶层渴望在不被同化的前提下寻得归属，并且保持与众不同。他们在寻找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它将统一国家，为国家打开广阔的新的前景，但同时又能给予自己以权力。
他们是信奉效率，包括社会工程的效率。他们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比希望将新世界移交给感激的人民，而不是看到自觉的、不受限制地联合的人民通过自己的解放斗争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对于使自己的国家脱离停滞状态十分关心，对于民主却不甚关心。他们代表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民族复兴的动力。他们的力量与其他阶级的虚弱不堪和缺乏政治权力直接相关。
所有这些使得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有极大吸引力的目标。实际上，他们是新兴国家中共产主义的主要旗手。“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学生和中产阶级中被广泛接受。”[46]在印度的阿里姆则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1958年3月4日），“大约67%的代表来自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外的阶级（中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小商业者’）。72%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47]（1943年，发现所有党员中的16%全日制专职人员。[48]）
6．背离的不断革命
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本应催生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力量，在缺少革命主体的情况下，会使无产阶级走向与之相反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用理论中普遍有效的和可能发生的（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主观行动），可以得到一种变体，由于缺乏更好的名字，它可被称为“背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断革命”。
正如俄国的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与中国的1925—1927年革命是托洛茨基理论的经典证明一样，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上台是经典的最纯粹的，同时也是最极端的证明。其他的殖民地革命——加纳、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都偏离了标准。在这些国家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的撤退。加上地方统治阶级的财政支持，通常包括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以及莫斯科对敌方共产党的束缚，阻止了由一个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单独支配的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尽管尼赫鲁的印度，恩克鲁玛的加纳或本·贝拉的阿尔及利亚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背离的不断革命”的标准，他们在向标准靠近及与之做对比时仍是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的。
无论在形式上是纯粹抑或伪劣的“背离的不断革命”的产生，都会为国际劳工运动得出一些奇异的结论。首先，对于新兴国家的工人：他们没能进行不间断的革命，未能将民主革命带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无法将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结合起来，现在他们将不得不与“自己的”统治阶级作斗争（尼赫鲁在监禁罢工工人时表现出的残酷不仁，比起英国统治者来一点儿不少）。不过，产业工人仍将不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更充分的准备。在新的国家政权中，他们的人数得到增加。因此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凝聚力和特定的社会影响力也增加了。
对于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战略上的转变意味着，尽管他们将不得不继续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压迫，但他们必须停止就未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身份进行争论，而要调查这几个大洲的阶级冲突和未来的社会结构。“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将不断成为现实。托洛茨基理论的核心主题仍然一如既往地有效：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斗争，直到它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不达成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自由。[49]
注释
[1] 孟什维克代言人马尔蒂诺夫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道：
“即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意味着……它只会或多或少地确保所有或一些资产阶级的统治……倘若确是这样，即将到来的革命并明显不能呈现为与整个资产阶级的意愿相队里的政治形势，因为后者将成为明天的主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走简单的惊吓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的道路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专制主义恢复为原始形式……”
马尔蒂诺夫所暗指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应当对自己施加约束，以免“惊吓”了资产阶级；但同时他又指出，应当坚持不懈地对资产阶级施压，逼他们领导革命：“影响资产阶级的方向和成果的斗争可以简单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施加压力，社会中更为民主的‘较低’阶层强迫‘较高’阶层同意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达到其合乎逻辑的结果。”
[2] “当对俄国的斗争舞台进行审视时，我们看见了什么？只有两种力量：独裁的沙皇和自由资产阶级。后者是有组织的，且有特殊的地位。工人群众分裂、无力；我们并不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故而，我们的任务在于支持第二种力量——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必须鼓励他，且绝不提出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惊吓了它。”
[3] Ibid., p. 9.
[4] Ibid., Vol. XXI, p. 17.
[5] Trotsky, Perspektivy Russkoi Revoliutsii (Selection from his book Nasha Revoliutsija), Berlin 1917, p. 46.
[6] Trotsky, Perspektivy etc., op. cit., p. 36.
[7] Ibid., p. 48. 托洛茨基的理论是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的发展、应用和扩展。甚至在那次革命之前，《共产党宣言》就曾预言，由于德国的“先进条件”和“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不过是紧随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Marx, Selected Works, Vol. 1, London 1942, p. 241).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指出，面对资产阶级对于反封建革命的无力，工人阶级不得不为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及民族革命向国际革命发展而斗争。在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地址(1850年3月)，马克思讲道：
“尽管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尽快地完成革命，但我们的志趣和我们的任务在于，使革命不断进行下去，直到所有或多或少地占有财产的阶级被取代了统治地位，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权力，无产阶级的联盟不仅在一个国家，而在世界上所有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发展，以至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已经停止，至少决定性的生产力集中在了无产者的手中。”
马克思在讲话中以“他们的（工人的）呼声一定是：不断革命！”作为结尾。(K. Marx, Selected Works, London 1942, Vol. III, pp. 161–168.)
[8] Trotsky, Permanent Revolution, Calcutta 1947, p. 168.
[9] Ibid., p. 169.
[10] R.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1962, p. 32.
[11] H.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8, p. 333.
[12] Ibid., p. 394.
[13] World News and Views, 22 April 1939.
[14] S. Gel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London 1946, p. 167.
[15] See Communist Manifesto published in Chungking on 23 November 1938,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1938.
[16] Isaacs, op. cit., p. 456.
[17] New China News Agency, 11 January 1949.
[18] Ibid., 3 May 1949.
[1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April 1949.
[20] New York Times, 25 May 1949.
[2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October 1949.
[22] C. Wright Mills, Listen Yankee, New York 1960, p. 46.
[23] Ibid., p. 47.
[24] p. A. Baran,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1. p. 17.
[25] 古巴的共产党——人民社会主义党，有很多东西是人们已经遗忘的。它支持巴蒂斯塔在1939年—1946年之间的统治，他和胡安·马里内洛(Juan Marinello)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iguez)一起参加了巴蒂斯塔的第一届内阁，1944年，共产党报纸《Hoy》将巴蒂斯塔称为“一个民族的偶像，奠定我国国策的伟人，代表新古巴和神圣的政策方针的人”，卡斯特罗被宣布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如上所述，共产党并未在1958年4月的罢工中进行合作，直到1958年6月18日，他们才胆怯地倡导“纯洁民主选举”以摆脱巴蒂斯塔。
[26] Mills, op. cit., pp. 46–8.
[27] Ibid., p. 44.
[28] Baran, op. cit., p. 11.
[29] Ibid., p. 12.
[30] Speech by Castro of 1 December 1961, El Mundo La Habana, 22 December 1961.
[31] ‘Che’ Guevara, Cuba: Exceptional Case?,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July–August 1961, p. 59.
[32] T. Draper, Castro’s Cuba. A Revolution Betrayed?, Encounter, London, March 1961.
[33] Guevara op. cit., p. 63.
[34] Ibid., pp. 65–6.
[35] Ibid., p. 68.
[36] Quoted by Draper, ibid.
[37]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atin America, Havana 1959, p. 32.
[38] Osvaldo Dorticos Torrado, The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made by the Cuban Revolution, Cuba, Havana, November 1961.
[39] C.A. Mayers, India, in W Galenson (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1959, pp. 41–2.
[40] V.B. Karnik, Indian Trade Unionism: A Survey, Bombay 1960, pp. 227–8.
[41] Ibid., p. 236.
[42] E. Berg, French West Africa, in Galenson. op. cit., p. 227.
[43] United States Senat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86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60, p. 645.
[44] V. Lenin,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46, Vol. 7, p. 248.
[45] 因此，举个例子，印度的一项调查显示，1949—1953年之间，在获得勒克瑙大学艺术、科学、商业或法律硕士学位的学生中，约有25%的人在1957年仍处于失业状态。调查报告称，大约47%的自由艺术学学生，51.4%的科学学生，7%的商科学生和85.7%的教育学学生表示，他们进入大学是为了获得进入政府供职的必要资格。大约51%的学位持有者认为，大学教育是“浪费时间”。 (M. Weiner, Party Politics in India, Princeton, NJ 1957, pp. 8–10).
[46] V. Alba, The Middle Class Revolution, New Politics, New York, Winter 1962, p. 71.
[47] G.D. Overstreet and M. Windmiller, Communism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p. 540.
[48] Ibid., p. 358.
[49]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于论述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关系，而未涉及到不断革命论之于先进国家的影响。第二个要素——殖民地革命的胜利必将导致发达的大都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初（在1906年）并非托洛茨基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后来被嫁接到了托洛茨基理论上。与此相关的思考可参阅 Michael Kidron, Imperialism, Highest Stage But On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9, Summer 1962, reprint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61, June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