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尼·克里夫 ->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十二章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所有不存在政治民主的国家——由君主、军政府、法西斯或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里——对民主制的需要显而易见。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努力斗争来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自由选举、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民族自决权。但这对我们而言还远远不够。
首先，只要财富还聚集在一小撮资本家手里，不公、剥削和压迫就依然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贫富差距会保留下来，工人阶级内部对就业岗位、住宅、受教育机会的竞争带来的不平等也会保留下来。而这正是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滋生的温床。
随着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持续控制，政治民主也会变得不稳定，而旧政治秩序也威胁着说自己将要回归。一小撮资本家拥有的不只是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还拥有着精神上的生产资料：出版社、电视台和其他洗脑机器。他们也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所支持：军队、警察和法官们会继续支持资产阶级。
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时，政治民主才能得到保证。
在1918年11月爆发的德国革命赶走皇帝并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像克虏伯家族、蒂森这样的雇主们依然与那些建立起右翼武装自由军团的将军们、反动军官们同流合污。双重政权在德国建立起来，因为与议会并列的是工人委员会。并非每场革命都能一次打破过往的一切束缚。旧事物依然存在，并与代表未来的新事物共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1]依然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1789法国大革命领袖圣鞠斯特的预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在社民党政府的保护伞下，自由军团的军官们杀害了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革命斗争在起起伏伏中持续到了1923年，却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纳粹党诞生于1919年。1923年，它在巴伐利亚组织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但它还在等待万事俱备之时。这对工人阶级而言又是一个白白流失的机会，而他们将在希特勒掌权后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见证了一轮无产阶级斗争热潮，这始于1934年二月，终于1936年人民阵线的决定性胜利。人民阵线是一个由共产党、社会党和自由党（他们被误认为是激进社会主义者——他们既不激进，更非社会主义者）组建的联盟。数百万的无产者们告诉自己：“现在我们掌握了政府，让我们去接管工厂吧。”在1936年6月，发生了一轮占领工厂的热潮。然而，共产党与社会党的领袖们遵循与雇主们达成的协议，决定撤退。在这之后，共产党被踢出人民阵线。正是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与希特勒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也正是这个1936年的人民阵线大胜中选举出的议会把支持票投给了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原文为法文），这个自从1940年后就在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法国领袖。
当印度尼西亚在1949年从荷兰那里赢得独立时，这个国家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苏加诺领导。他的意识形态基于“潘查希拉”[2]，其核心是信仰神道与民族团结。悲剧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挑战苏加诺，相反，他们在民族团结的需求上完全赞同苏加诺。结果便是圣鞠斯特的箴言再次成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300万的党员人数远比革命时只有25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多，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比革命前夜的俄国无产阶级要更庞大，印度尼西亚农民阶级也比俄国庞大。在1965年，由苏加诺任命的一名将军苏哈托在美国、英国工党政府与澳大利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
这次政变中约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被屠杀。
中东是另一个见证了一场震动建制派却没能赢得根本突破的大变革的地区。在伊拉克，费沙尔（Feisal）国王在1951年的人民运动里被踢下王座。伊拉克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党派，诚为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它加入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党派的同盟：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在斯大林派控制下的共产党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必然是一场需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一个联盟事实上意味着前者从属于后者。共产党党员与无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由萨达姆·侯赛因将军领导的伊拉克社会复兴党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执行了多场对共产主义者的屠杀。
在伊朗，一场大罢工导致了1979年国王的退位。设拉子（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悲剧的是，这些设拉子的领导层多数是亲莫斯科的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将革命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给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提供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随即上台，没有对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表示任何感激，左翼便遭到了血腥镇压。
我还能举出一些其他失败的革命，例如匈牙利1919、1956年革命，德国1923年的革命，中国在1925-1927年的革命，西班牙1936年的革命，法国1968年的革命，葡萄牙1974-1975的革命。
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以及偏爱前者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独有的“珍宝”，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纲领。
1917年的俄国革命却是一系列半途而废的革命中的一个例外。
二月革命创造了激动人心的新情况：沙皇退位，数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告终，警察被解散。每个工厂里，工人委员会都被建立起来。在许多军队编制里，士兵委员会开始形成。工兵苏维埃在各个地方兴建起来。
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旧的机构依然与苏维埃并存。在工厂里，旧工厂主与旧经理们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在军队里，将军们仍然大权在握：军队最高统帅是由沙皇任命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与苏维埃政权并存的是由沙皇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被列宁与托洛茨基称作“双重政权”的状况充满了矛盾。
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承受苏维埃的本质，它的领导人乞求资产阶级来保留权力。大部分苏维埃代表都是右翼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并不是一个意外，这是当数以百万记的人投向左翼却仍然背负着沙皇时代的意识形态包袱时的必然结果。对当时数百万曾经支持沙皇与战争的人来说，投向左翼并不意味着直接加入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强力人物，担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的伊拉克利·格奥尔吉耶维奇·策烈铁里解释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必要性：“对革命而言没有其他出路。诚然，我们拥有权力，政府任我们操纵于股掌之间，但那对革命而言意味着灾难。”
4月3日，当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时，彼得格勒芬兰站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士兵们迎接了他。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用这段话来欢迎他：“列宁同志，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国革命之名欢迎你回到俄国……但我们认为革命民主的原则性任务是保卫革命免受任何内外侵扰。我们认为这个目标需要的不是不和，而是对民主阵营的拒绝。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追求这个目标。”列宁在回复中将这场革命的延续称作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演讲采取了极具敌意的回应。于是，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宣称：“列宁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个空缺了三十年的欧洲皇位的继承人-巴枯宁的皇位！列宁的新话语回荡着古老过时的早期安那其主义真理。”
列宁没有与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在1848年法、德革命时的号召，要完全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主阵营。马克思写道：“德国工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3]
在数日、数周和数月的风暴中，布尔什维克尽力赢得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在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被选为主席。同日，布尔什维克赢得了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票。从这点来看，1917年11月7日对无产阶级权力的争取只是一小步。
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党制造了革命，但工人阶级的党引导着工人阶级。恰如托洛茨基写道：“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4]
成败之间的差别，俄国十月革命与其他工人革命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拥有一个强大的革命党提供有力的领导。尽管社会主义者不能决定革命何时爆发，但他们的确能通过他们建立强力革命党的程度来决定最终结果。
罗马元老院的一员老加图常以这句话结束他的演说：“Cart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毁灭。而最终，罗马的确摧毁了迦太基。而我们得以这句话作结：“革命党必须建立。”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2] Pancasila，该词原意是印度佛教的“五戒”，印尼苏加诺政府借用该词作为自己五项立国原则的代称——译者注
[3] 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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