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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33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1933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绝非不可避免。两个月前的1932年11月,社会民主党获得了720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获得了600万张选票,两个政党总共获得了1320万张选票,而纳粹党的选票是1170万张,少了150万张。更重要的是,工人政党支持者素质与纳粹党支持者素质间的对照。正如托洛茨基所说:
  “在选举数据统计层面上,1000张法西斯分子的选票和1000张共产党人的选票一样多。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层面上,一个大工厂的1000名工人的力量,比1000名小公务员和小职员、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岳母的力量之和还要大100倍。法西斯分子大部分是一些人类渣滓。”
  可惜的是,这两个政党的领导层都完全崩溃了。
  面对纳粹的威胁,社民党依靠德国政府及其警察来捍卫民主。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社民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Otto Wels)还可以说,人们不必担心:新内阁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而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ists)与纳粹党的联盟;12名内阁成员中只有3人是纳粹分子,其余9人都是保守派。此外,希特勒曾向总统兴登堡宣誓要效忠魏玛宪法。纳粹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也宣称,内阁不会取缔共产党,也不会干涉新闻自由!当然,几个月后,共产党被取缔,参选的候选人也被逮捕。
  1933年3月23日,一项赋予希特勒巨大权力的授权法在德国国会通过,奥托·韦尔斯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但他明确表示,社民党作为合法的反对派,对政权的反对也只会是非暴力的、合法的。他说:
  “3月5日的选举使执政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从而给他们机会根据宪法的内容和精神执政……我们可以把他们现在的统治作为一种现实接受下来。但是,人民的正义感也是一种政治力量,我们不会停止诉诸这种正义感。”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同样破产了。他们步斯大林的后尘,宣称社民派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即纳粹和社民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在1931年10月14日,共产党的领袖赫尔曼·雷梅勒得以在国会上宣布,在希特勒胜利之后,就该轮到雷梅勒了。“我们并不害怕法西斯的先生们,他们将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快地消竭自己的精力。(共产党的议席发声:对啊!)”
  托洛茨基以他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呼吁德国工人直面希特勒所代表的威胁和灾难。11月23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他说:
  “在今后许多年里,不仅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而且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首先就意味着灭绝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摧毁其组织,根除其对自身及未来的信念。考虑到德国远为成熟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淡无力的、几乎是富有人情味的实验……无产阶级起义十次,一次接一次地失败十次,其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损害,也比不上当结局依然取决于谁将是德国的主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带来的损害大……世界局势的钥匙在德国。”[1]
  写下《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三天后,托洛茨基又写下《反法西斯工人联合阵线》(For a Workers’ United Front Against Fascism),对德国工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和警告。以下话语言辞紧迫:
  “共产主义者的工人们,你们有成千甚至上百万;你们无处可逃;你们的通行证并不足够。如果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那样,碾过你们的头骨和脊梁。能救赎你们的只有无情的斗争,只有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团结起来战斗才可能胜利。马上行动,共产主义的工人们,你们的时间所剩无几!”
  1933年5月28日,在一篇名为《德国的灾难:领导者的责任》(The German Catastroph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adership)的文章中他再次写道:“德国无产阶级的空前失败,是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来最重要的事件。”1933年6月22日,他总结道:“德国目前的灾难,无疑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1974年工党上台之后,失业人口在三年里从60万上升到160万。工资变少了,实际生活水平也迎来战后的首次下降。贫困和匮乏为纳粹政党“国民阵线”(Nazi National Front,NF)的兴起提供了土壤。1976年,国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44000张选票。国家党(National Party)——另一个纳粹政党——在布莱克浦赢得两个议席。1977年,在大伦敦议会的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119063张选票(占5%,而1973年仅为0.5%),在33个选区击败了自由党,排在第3位。埃塞克斯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比例代表制下,国民阵线在此期间的支持率将使其分到25个议席。
  1977年8月,国民阵线组织了一场游行,途经伦敦东南部黑人聚居的路厄斯罕区。社会主义工人党带领两千名成员,并动员了当地另外约八千名工人和青年——主要是黑人——与他们一起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用武力阻止了这场法西斯游行。
  几乎工党所有发言人都谴责了在路厄斯罕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时任副总理的迈克尔·富特认为:“ 扔瓶子或殴打警察阻止不了纳粹,对抗法西斯最没用的方式就是和他们做同样的事。”工党总书记罗恩·海沃德(Ron Hayward)呼吁全体党员远离极左和极右组织,他认为暴力示威者(即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和“国民阵线法西斯分子”之间几无区别可言。
  1977年8月发生在路厄斯罕的事件成为1977年11月反纳粹联盟成立的导火索。
  反纳粹联盟(Anti-Nazi League)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彼得·海因(Peter Hain)和工党议员厄尼·罗伯茨(Ernie Roberts),以及其他党派左翼议员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奥黛丽·怀斯(Audrey Wise)和马丁·弗兰纳里(Martin Flannery)组成的统一战线。
  反纳粹联盟的活动很受欢迎。1979年4月底,在地方选举开始之前,为了吸引反国民阵线的年轻人关注——毕竟大部分支持者都在这一年龄段——反纳粹联盟在伦敦举办了首次狂欢节。从特拉法加广场的8万人示威游行,到6英里外维多利亚公园的音乐节,它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曼彻斯特(3.5万人)、卡迪夫(5千人)、爱丁堡(8千人)、哈里奇(2千人)、南安普顿(5千人)、布拉德福德(2千人)和伦敦(10万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Rock Against Racism)。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大幅下挫:利兹下降了54%,布拉德福德下降了77%;即使是伦敦东区的核心地带也下降了40%。
  反纳粹联盟还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早在狂欢节之前的1978年4月中旬,就有30个AUEW(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支持它,还有25个行业委员会,11个NUM(全国矿工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来自TGWU(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CPSA(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TASS(技术、行政与管理工会)、NUJ(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NUT( 全国教师联合会)和NUPE(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6—10个分会,13个大厂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s),以及50个工党地方组织。狂欢节之后,这些数字还在增长。
  在反纳粹联盟的打击下,法西斯分子的支持率再也没能回到1976—1977年的水平。1976年,国民阵线在莱斯特获得了44000张选票,一年后在伦敦获得了119000张选票。1998年5月17日,在英格兰最后一次地方选举中,国家党和国民阵线的总票数只有3000张。
  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消灭老鼠,也消灭使老鼠繁殖的下水道。仅仅与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与失业、低薪和社会剥夺作斗争,正是这些创造了让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土壤。双管齐下的一个示范是,组织护士穿上制服,同时为拉票反对纳粹和捍卫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拉票。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在法国1974年的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FN)的得票率仅有0.74%;1981年更低,为0.5%。但随着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当选总统,事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失望是巨大的。失业率翻了一番多。国民阵线的势力同时迅速增长。1984年,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1%,约200万张选票。在1986年3月的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35个议席,与共产党相当。之后选举制度恢复了两轮多数制,国民阵线失去了国民议会议席,但仍有1千多名地方议员,并控制着法国南部的四个小城镇。在1997年6月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5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5%。
  为什么英国的国民阵线数据曲线急剧下降,而法国却急剧上升?不能用英法两国客观情况的差异来解释。
  英国黑人的比例与法国差不多,为5%—6%,失业率也并无不同。事实上,法国的产业斗争水平比英国高得多。在产业斗争方面,英国经历了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
  那么,如何解释两国国民阵线命运的不同呢?我们必须注意主观因素。英国有反纳粹联盟,而在法国,对抗纳粹的主要组织是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SOS Racisme),是社会党的分支机构(。该组织领导者哈莱姆·德西尔反对与国民阵线“对抗”,称这将“正中老勒庞[2]的下怀”。他指望公众舆论能根除种族主义,并期望左翼和右翼组织也都能为此出力。尽管该组织也号召举行示威活动,但策划这些活动却并不是为了正面对抗国民阵线。
  密特朗在阉割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务必记住,密特朗在战争期间是贝当维希政府的高官,这个政府与纳粹狼狈为奸,把7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密特朗担任总统后,每年贝当元帅的忌日,他都会在这位“伟大的法兰西爱国者”的墓前献上花圈。在同一座墓前献上另一个花圈的人正是老勒庞。




[1]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萧遥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

[2] 国民阵线领导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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