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尼·克里夫 ->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1948）
第一章 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本质的研究，将从对部分在俄罗斯显著表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描述开始。这种实况调查是滞后的分析和归纳的基础。
在十月革命后，党立即决定，将所有工厂的管理权集中到工会手中。因此，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Eighth Party Congress）（1919年3月18日-23日）上通过的俄国共产党纲领宣布：
社会生产组织必须首先由工会决定……这些组织必须被改造为巨大的生产单位，以便收揽各生产部门中的大多数，最终是全部工人。
尽管工会早已是一切地方和中央工业管理机关的一员（正如在苏联的法律和实践中明确体现的那样），它仍必须继续关注和协调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这是所有工会的经济目标。为了维护国家中央、国民经济实体以及广大工人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工会必须尽全力引导工人们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工会主导参与经济生活，广大人民通过工会一同参与进来，同时也是我们对抗苏联权力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的主要手段。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实现对生产的普遍的有效的控制。
党的基层组织与工厂工人代表共同参与工业部门的经济治理。技术经理隶属其下，与他们一道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了“三驾马车（Troika）”。
随着党和工会的作风日益官僚化，“三驾马车”越来越像一个单纯的标签，逐渐凌驾于广大工人之上。虽然它保留了工人监督的权利和由工人控制的部分要素，但这些残留随着五年计划的到来也烟消云散。提倡工人控制论的亚历山大·巴耶科夫（Alexander Baykov），出人意料地褒奖斯大林的做法：
事实上，在当时［五年计划之前］，厂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会组织“Zavkom”（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党组，即共产党的企业机关所决定。这些组织的代表认为他们有责任监督厂长的活动，常常会干涉他的决定
[2]。
随着工业化大跃进，党无法继续容忍“三驾马车”的存在，因为它阻止了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1928年2月，最高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工业部门管理、技术和维护人员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定》，意在让“三驾马车”寿终正寝，建立由工厂主管负责的全方位的、无限制的控制。[3]1929年9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宣布，工人委员会“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干预工厂运作或试图取代工厂管理；工人委员会应全力确保单人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工厂规模，并由此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4]工厂主管的地位独一无二。他的一切经济指令如今“无条件约束着他的下级管理人员和所有工人。”[5] 经济领域的知名批评家（trouble-shooter），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指出：“工头是车间里的权威领导，厂长是工厂的权威领导，他们拥有与其位置相匹配的全部权利、义务和责任。”[6]他的兄弟，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高官迈克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Michael Moiseevich Kaganovich）则指出：“有必要从这一基础假设出发，即厂长是工厂的首长。所有工厂雇员必须完全服从于他。”[7]
1935年出版的译本苏联经济法教科书，甚至言之更甚：“单人管理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首要原则。”[8]
“三驾马车”正式入土是在193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时，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y Aleksandrovich Zhdanov）说：“‘三驾马车’简直无可容忍……‘三驾马车’是个管理委员会，但我们的经济管理完全是按照不同的思路构建的。”[9]
一本官方教科书非常清晰地定义了新的管理制度：“每个工厂有一名领导——工厂监工——被赋予完全的决定权，因此对一切完全负责。”[10]此外，“单人控制意味着管理层和党与工会组织在两方面的严格分工。这种严格分工必须应用于所有层级的工业管理。管理层的任务是以实际行动完成五年计划。车间主管，工厂监工，总管理局（Glavk）局长，工业或工业部门委员会，在其管辖内各自拥有全权，而党以及工会组织不得干预他们的指令。”[11]
从这些引言看来，坎特伯雷教长（Dean of Canterbury）的这句话多么前后矛盾：“车间民主是苏联自由的堡垒。”[12]
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在法律和事实上，只有工会有权调整工资比率。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工会和管理层协商调整工资比率。而今，随着五年计划的推行，工资率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管理机关，如人民委员会和管理总局，以及工厂监工个人。该主题的细节将在本章后节处理，不过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代表性文字，以说明苏联领导人对监工调整工资权的看法。1933年6月，在魏因贝格（Weinburg），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宣布：
要合理规定工资和管理劳动力，就必须要求工业部门领导和技术部门主任对此事负直接责任。这也是由树立一人权威，保证高效企业管理的必要性决定的……他们［工人］决不能反抗他们的政府。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扭曲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个人权威的漠视和对管理部门的干预。必须予以废除。
[13]
1934年，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Grigor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在一次重工业监工大会上说道：
作为主任、行政主管和工长，你们必须亲自规定他们工资的一切细节，这是最重要的事，不能交给任何人。
工资是你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14]
一段时间后，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夫（Andreev）宣布：
工资规定权必须由工业部门的主管完全掌握。他们必须建立标准。
[15]
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即所谓“计件工资和工资矛盾委员会”，在保留其名字的同时，被明确排除在工资比率和工作标准的制定之外！[16]
不允许工人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工人甚至有权利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自卫。例如，列宁说：“我们的工人国家现在变形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国家如此堕落，以至于完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反抗它，我们必须运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手中保卫工人，这样工人才能保卫住我们的国家……”[17]
国家不能镇压罢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有一个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京（Vladimir Pavlovitch Miliutin），宣称“不允许国有企业罢工。”[18]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参与罢工是党员的义务，即使党员不同意赞成罢工的多数人的观点。的确，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出现了大量罢工事件。在1922年，国有企业内有约19.2万名工人罢工；1923年，这一人数为约16.5万人；1924年，约4.3万人；1925年，约3.4万人；1926年，约3.29万人；1927年，约2.01万人；1928年上半年，约8900人。1922年，发生劳资矛盾的工人有350万左右，在1923年，这个数字是159万2800人[19]。
今日的工会，如果他们还能被称为工会的话，在保卫工人利益方面无所作为。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大会之间相隔17年（1932-49年），在这数十年间，工人处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如废除七小时工作制、引入斯达汉诺夫主义（Stakhanovism）和许多德拉科式的恶法，而工会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后来大会终于召开了，但从其代表的社会身份来看，大会根本不代表工人：41.5%的代表是工会的全职官员，9.4%是技术人员，只有23.5%是工人（在1932年的上届大会上，84.9%的代表是工人）。[20]
此外，“工会”在决定工资时根本没有发言权。1934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被取消[21]。1940年，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Shvernik）在解释为何废除工资集体协商制时说：
计划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时，工资问题就不能独立决定。因此，集体协定制作为调节工资的一种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
[A] [22]
1947年2月，苏联斯大林集团领导又重新提出了所谓的集体协商制，但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这些新协商制度与之前的什么集体协商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们不包含工资协商制。正如什维尔尼克在工会月刊上所写的那样：“工资的任何变化……只能通过政府的决定来实现”。[23]一位官方评论员就劳动法写道：“理所当然，与在工资比率和其他一些劳动条件未由政府法令规定时签订的那些协议相比，如今的集体协商制肯定截然不同”。[24]
1938年至1944年间出版的劳动法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然而，稍后（1946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
生活本身已经表明，恢复集体谈判的做法并不妥当。
集体协商作为调节工资劳动者和受薪雇员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法规，已经寿终正寝。国家标准法案对这些关系全方面的详细规定，并未给任何有关这个或那个劳动条件的合同协议留有余地。
[25]
因此，194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劳动法例的教科书转载了《劳动法》，但未包括第58条，这条规定是：“雇员的工作报酬应由集体协商和个人就业合同决定。”[26] 与之相反，书里写道：“目前，工资和薪金是根据政府决议（或在其指导下）规定的……各方协议在决定工资和薪金方面起次要作用。协议不应违反法律，只允许在法律严格规定的范围内达成，例如，在合法工资区间内调整具体工资数额；或调整兼职工作的报酬，等等”。[27]
同样，工会中央委员会工资处处长斯特凡诺夫（A. Stephanov）也写道：“工资表指政府规定的工资”。[28]
显然，集体协商制不包括任何工资谈判，而这毕竟是在所有协议中工人的主要利益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对集体协商的全部要点享有决定权的程序，充其量只是一种官僚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工人阶级的原子化
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大工厂无疑是将工人作为阶级整合起来的一个有力的客观因素，但雇主仍掌握着许多良方来破坏这种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以计件工资制推动工人相互竞争。面临相同的饥饿的威胁，可以促使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雇主，同样也可以导致一个工人和另一个工人之间的生存斗争。
一个例证是纳粹德国。它出于相同目的，广泛使用计件工资制度。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写道：
社会主义工会的阶级工资已被［纳粹］《劳动宪章》第29条规定的“绩效工资”（
Leistungslohn）所取代。希特勒在党的荣誉大会上说：“绝不提高小时工资率，只以绩效增长为收入增长的标准，一直是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则。”这种工资政策明显偏向计件和奖金，甚至对于少年工也一样。这样的政策彻底挫伤了士气，因为它迎合了人类最自私的本能，并使工业事故急剧增加。
[29]
诺伊曼接着解释了为什么纳粹要不留余力地推行计件工资制度：
绩效工资的优势使工资差异问题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这一问题不应理解为经济问题，而应理解为
控制群众的关键政治问题……工资差距是国家社会主义工资政策的本质……工资政策有意以操纵群众为目的。
[30]
斯大林主义者出于相同的目的采用计件工资法。在五年计划实施后，按计件计算的产业工人工资比例急速上升：1930年，该比例在所有工人工资中占29%；1931年，它上升至65%；1932年，68%。[31]到了1934年，几乎4分之3的产业工人都参加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竞争”中去了。[32]
1944年，各产业工人和雇员参加“社会主义竞争”的比例如下：石油工业，82%；航空业，81%；军工业，85%；机械制造业，81%；武器业，81%；汽车业，86%；电机制造业，83%；橡胶业，83%；棉花业，91%；制鞋业，87%。[33]至1949年，9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争”。[34]
在俄罗斯，为使竞争更加激烈，计件工资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即报酬与产量成正比，而是采取累进式。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方法如何操作。
一本石油业的指南书给出了如下的报酬范围[35]：
超过标准生产
份额的比率（%） | 额外工资与基本计件
工资的比率（%） |
| 1-10 | 5 |
| 11-20 | 10 |
| 21-30 | 20 |
| 31-50 | 40 |
| 51-70 | 70 |
| 71以上 | 100 |
因此，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比标准值高50%，他的工资就是标准值的110%。如果他的产量比标准值高70%，他的工资就比标准值高189%；如果他的产量比标准值高100%，他的工资就比标准值高300%，等等。
在部分其他行业中，工资随超额产量上升的幅度甚至更大。例如，机械制造部名下的工厂的工资累进率如下：[36]
超过标准生产
份额的比率（%） | 额外工资与基本计件
工资的比率（%） |
| 1-10 | 30 |
| 11-20 | 50 |
| 21-40 | 75 |
| 40以上 | 100 |
于是，一名生产力超过标准份额50%的工人，收入是标准工资的200%！
在俄罗斯的国情下，计件工资累进制具有双重的反动性。计划预先决定了供应消费者的商品总量，超标生产的工人有能力购买比其产出所应得的份额多得多的商品。于是，不达标的工人得到的商品份额甚至比其产出所应得的份额还要少。
计件工资累进制使得国家能够通过不断提高基础生产份额来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在1935年末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后，各行业的生产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标准不是由工人的平均产出决定的，而是由“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和其他工人的平均产出”决定的。[37]
［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Alexey Stakhanov），顿巴斯“中央伊尔敏诺”煤矿工人。他在1935年8月31日的一班工时内采煤102吨，超过标准生产份额30倍。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斯大林高度肯定了其精神，标志着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全苏联展开。——译者注］
1936年初，大多数主要行业的生产标准有如下提高：煤炭业提高了22-27.5%，钢铁业13-20%，机械制造业30-40%，有色金属冶金业30-35%，石油业27-29%，化工业34%[38]，纺织业35-50%，建筑业54-80%。[39]
在1937到1938年间，累进工资率的增长更为显著。这直接导致金属业中60%的工人无法达成标准生产份额。[40]此后，在1941年4月16日的工会日报上，什维尔尼克指出，在所有产业中，有22-32%的工人未能满足标准生产份额。[41]
推动工人阶级原子化带来的悖谬性后果，同时也是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必然结果，乃是无数个生产标准的设立。例如，在1939年，仅通用机械和车辆制造人民委员部就有202.6万个生产份额的生产标准！[42]
起初，尚有一个机构负责审查这些标准，以确保它们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兼顾工人的健康。该机构在1936年[43]被废止，这彰显了政府推行充分的、严格的工人间“自由”竞争的决心。当然，斯达汉诺夫运动者（Stakhanovites）是该过程的强大助力。“英国工人，按照他们特有的说法，可能会称他们［斯达汉诺夫运动者］这些不留余力加速的家伙为黑腿子［一种家畜传染病，引申为工贼。——译者注］，”[44]梅纳德写道。频发的工人针对斯塔克汉诺夫运动者的“陷害”甚至谋杀案表明，俄国工人也持相同意见。[45]
有时候，斯大林主义作家甚至会粗心到将斯达汉诺夫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精湛的剥削技巧——泰勒制相提并论。例如，由高等教育部认证的，为石油工业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一本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在提高劳动资料利用率方面，泰勒制的观点和方法是绝对进步的。”[46]（与之相对，列宁将泰勒主义描述为“机器对人的奴役”。[47]）
剥夺工人一切合法自由权
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工人有权自主变更其工作地点。他们选择工作地点的权利确实得到了《1922年劳动法案》的保障：“受雇人从一企业到另一企业的调动，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搬迁，即使是由于体制内企业搬迁，也只能在工人或雇员同意的前提下进行。”[48]工人也能不受限制地从本国的一地向另一地移民。即使晚至1930年，在《小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作为警察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由专制政府颁发国内护照的习惯，已被十月革命所取缔。”[49]
然而，到了1931年，任何工人未经特别许可，不得离开列宁格勒（Leningrad）。从1932年12月27日开始，该制度在俄国全境推广，同时，远比沙皇时期更高压的国内护照制也开始实施，以防止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变更其居住地。[50]
早在1930年12月5日，所有工业企业就被禁止雇佣擅自离开之前工作地点的人[51]，而上文所引的《1922年劳动法案》第37条，则在1932年7月1日被废除。[52]
1931年2月11日，劳动履历开始适用于工业和运输业工人，并在1938年12月20日推广至其他全部工人。[53]工人必须在受雇时向企业主管出示履历。主管们若要解雇工人，须在履历中说明理由。除非工人出示其劳动履历，否则他不能获得一份新工作。维克多·瑟杰清楚阐明了劳动履历实际的危害方式：“护照是在工作地点进行签证的。每次工作变动，其原因都会记入护照。我知道有的工人因为没有在休息日贡献一次‘自愿’（自然也是无偿）班，就被解雇，在其护照上写着：‘因妨害生产计划解雇。’”[54]
在1932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条法律中，任何无充分理由旷工一天的工人可被依法解雇，并且，在俄罗斯国情下，严重得多的是，若其住所由其工作地点提供[55]，则其可被依法逐出住所，这种情况在产业工人，矿工等身上很是常见。
1932年12月4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另一条针对旷工的政令。这次，食物供给和其他必需品也被置于工厂主任的控制之下。[56]
1938年12月28日通过的一条政令[57]，旨在针对上班迟到、早退、午休超时或消极怠工的人。违反者可被依法调至低级岗位，并且，在一个月内违反三次，或在两个月内违反四次者，可被依法解雇。官方对于该政令的解释是，仅当工人迟到或怠工时间少于二十分钟时，才应采取比解雇轻的惩罚。如果工人任何一次违规超出了这一时长，他应被立即解雇。一名被解雇的工人，除了失去其由工作地点提供的住所之外，还在其他方面受苦。例如，不仅残疾抚恤金、养老金和抚养金，而且包括疾病补贴，都取决于在一家企业的用工时长。为了确保这项新政令执行，企业主管和工厂车间主管被规定，如果不实施这些惩罚，他们自己就会被解雇并受到刑事起诉。然而，在两年内，显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解雇威胁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惩罚措施也被修改了。[58]从1940年6月26日起，作为解雇的替代，任何工人如果没有令其部门满意的理由而缺勤，哪怕是一天，都可被依法判处不限制人身自由，但最长可达6个月的强制劳动，并被扣除最高25%的工资。据此修正案，除非其身体不适合工作，或被教育机构录取，或得到高级部门的特许，否则任何工人都不得离开其工作岗位。
在该政令颁布后，企图强行获取医生开具的免工证明的部分工人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例如，1940年8月27日的《消息报》报道：“T. V. 提莫宁（T. V. Timonin）案。1915年生。8月23日，［被告］出现在一家诊所，要求医生开具一份免工证明。由于温度计只测得常温，他倍感恼火，开始自暴自弃，污言秽语。他于8月23日被判处三年监禁，刑满后禁止在苏联政府指定的九个特定城市居住。”
该法令颁布数月后，一些妇女写信给《消息报》，建议将家庭佣人纳入该法令内。[59]对于苏联内部的发展而言，这种要求着实惊人，尽管《消息报》不同意该建议，但对于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提出这样的建议，该报竟没有一丝的惊讶。
反旷工法令仅仅是实现莫斯科党委宣传鼓动部在其杂志上所作声明的一小步。声明中说：“未将480分钟全部投入生产工作者，没有一个遵守了劳动纪律。”[60]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俄罗斯，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遵守这一必要的“社会主义”规范！
1940年10月19日，政府又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工业部门执行“工程师、技师、工长、雇员和熟练工人在企业或机构间的义务调动。”[61]
1941年12月26日，政府又颁布了一条政令，进一步残忍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自由。该政令要求，对擅自离岗的军工业工人，处以五到八年的徒刑（被告由军事法庭审判）。[62]此外，1943年4月15日又有一条政令，对铁路工人采用彻底的军队纪律。凭上级指令，他们完全可以被依法逮捕最多二十天，无需审判，没有向法庭上诉的机会。[63]类似的规定也应用于海运和内河航运工人[64]、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雇员、电力部门雇员等等。自此，诸如擅自离岗等过失的处罚变得极为严厉。[65]显然，此类战时规定在战后得到了强制延续。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在斯大林官僚集团胜利后不久，罢工被严禁，罢工者可被判处死刑。在废除死刑后，该刑罚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诚然，罢工这一罪名没有被直接提出，因此，1927年6月6日颁布的以下条款，是在《法律汇编》中唯一能被法院解释为涉及罢工的：“反革命破坏行为，即以削弱政府或政府机关权威为主要目的，有意不履行某项义务，或有意怠慢某项义务的行为，处以剥夺自由至少一年，并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情节特别严重者，量刑应增至保护社会的最高手段——枪决并没收财产。”[66]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斯大林主义式的劳动立法的重要影响：“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立法相比，在容许私有企业存在时，劳工的法律地位就恶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能为劳工陈情的所有通道——立法、法院、行政部门和工会——在苏联都成了产业工人首要雇主——政府的部门。现存苏联劳动法的另一特征是大量的刑罚。在很大程度上，劳动法成了一部刑法。”[67]
女性劳动
工人整体的处境无疑是凄惨的；女工的处境更是骇人听闻。
《1922年劳动法案》禁止“在极沉重和不健康的生产或地下工作中”雇佣妇女（和年轻人）。[68] 1923年11月14日，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决定，完全禁止雇佣女性从事搬运或移动超过10俄磅（4.1千克）重物的工作。仅当与该名妇女的通常工作直接相关，且占用其工作日时长不超过三分之一时，才允许雇佣方让妇女搬运最多40俄磅（16.4千克）的重物。[69]如今，所有这些保护条例都已不复存在。例如，矿场女工经常在矿坑深处从事最繁重的工作，而苏联官方称之为伟大的成就。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建筑业、码头装卸、铁路修建等需要搬运重物的行业中。
1932年，隶属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科学委员会，要求四个负责各矿区职业病研究的机构调查地下工作对妇女的影响。高加索（Caucasus）矿区负责592名女矿工的临床调查，其中有148名在地表，444名在地下工作。该矿区的结论是，对于孕妇而言，地下工作并不比地表工作更有害。此外，“所有机构就该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即增加煤矿以及其他许多地下作业的女工数量，而不对其身体造成任何危害，是可能的。”[70]女矿工包揽一切，包括装货、开凿，这由俄国的报纸所证实。一份机关报写道：“顿涅茨盆地（Donetz Basin）首次拉起了一支妇女装货员队伍。现在，这支巴比切娃大队（Babicheva’s Brigade）的10名妇女每人每天装煤14至15吨。这支队伍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凿岩机操作员，宝琳·坦茨尤拉（Pauline Tantsyura）。”[71]
1937年，另一名官方作家写道：“最有趣的是，苏联妇女在这些行业中不断发光发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行业将妇女拒之门外，它们被当作男人的事情，妇女‘天生’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资本主义矿业中，妇女的地位微不足道。在矿业雇员总人数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为：法国（1931），2.7%；意大利（1931），1.8%；德国（1932），1.0%；美国（1930），0.6%；英国，0.6%。而在苏联，妇女占有矿业工人总数的27.9%。建筑行业如出一辙。在以上国家中，妇女在该行业的占比为0.5%（意大利）到2.9%（德国）。在苏联，妇女占了19.7%。在金属工业中，该比例为3.0%（美国）到5.4%（英国）。而在苏联的金属工业中，24.6%的工人是女性。”[72]这位斯大林的笔杆子没有提及，在苏联以外还有有两个国家有许多女矿工——印度和日本[73]，而它们都因工人的可怕处境臭名昭著。
夏洛特·霍尔丹（Charlotte Haldane）亲眼目睹了铁路建设业的女雇工所处的恶劣环境，她当时还很亲近斯大林政权：
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有必要沿着码头铺设约5英里的轻轨……我亲眼看着这一过程完全由妇女完成。在48小时内，她们铺好了打好桩钉的轨道。她们借着阳光和灯光工作，不分昼夜。当时很冷，几乎一直在下雪，但这对她们的劳动没有任何影响。所有的货检员也都是女性。她们轮班，二十四小时工作，二十四小时休息。在此期间，她们偶尔有一两个小时的短暂休息，这时她们会回到船坞的一间小木屋里，吃着她们的黑面包，喝着白菜汤和仿制茶，缩在衣服里，很不舒服地打上一盹，然后继续工作。
[74]
莫里斯·辛德斯（Maurice Hindus），另一位斯大林支持者写道：
俄罗斯生活的一个非凡之处是妇女作为日工的存在。她们挥舞锄头和铲子，搬运成堆的木材，用手推车运货。在莫斯科修建地铁时，女人和男人在地下并肩工作。妇女铺设砖块，安装房梁，或承担建筑业的其他繁重任务，在任何城市都是寻常景象。在这类工作的夜班中，她们和在白班中一样引人注目。
[75]
看着这些报告，斯达汉诺夫的说法显得多么讽刺啊：“对苏联人民而言，工作已然是一种乐趣。”[76]
强迫劳动
在俄罗斯，强迫劳动以多种形式存在，其程度各不相同。例如，集体农庄（Kolkhoz）主席会与工厂、矿场或运输企业签订合同，根据这些合同，集体农庄承诺会为后三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人。不过，本节不涉及此类强迫劳动。我们将只讨论极端形式的强迫劳动，即奴隶集中营中的强迫劳动，在那里，劳动力并不作为商品买卖，因为劳动者本身没有法定自由。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监狱劳动的规模太小，在俄罗斯经济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1928年，监狱里只有3万名囚犯，而当局反对强迫他们工作。在1927年，负责监狱管理的官员写道，“对监狱劳工的剥削，从他们身上榨取‘黄金汗水’的制度，在监禁场所组织生产，虽然从商业角度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从根本上说，无法起到对囚犯的改造作用——这种做法在苏联的监禁场所是完全不允许的。”[77]当时，所有囚犯的总产值只相当于管理他们费用的一小部分。
然而，随着五年计划的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塞廖夫·格罗莫夫（Kiseliov-Gromov）是隶属北方劳改营的前国家政治保卫局（GPU，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官员。他指出，1928年，只有3万人被关押在劳改营中……1930年，整个劳改营网络的囚犯总数为66万2257人。”[78] 根据现有的证据，达林推断，到1931年，有近200万人，到1933-35年，有约500万人，到1942年，有800万到1500万人被关在劳改营里。[79]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安东·西利加（Anton Ciliga），曾被关押在俄罗斯集中营多年。据他估计，在三十年代大清洗的高峰期，囚犯的数量达到了约1000万。[80]
苏联奴隶劳动的程度，不仅可以从俄国报纸刊载的，对最基本的犯罪（如偷面包[B]）进行重罚的报道中看出，而且还可以间接地从选民统计中看出。每个年满18岁的人都有选举权，但强迫劳改营的犯人除外。193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8岁及以上者占58.4%。几乎可以肯定，到1946年，该比例必然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新加入苏联的地区，如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儿童的比例比1939年原苏联领土上的比例更小。另一个原因是，战争不仅使儿童死亡率增高，甚于成人死亡率，而且还使出生率急剧下降。但即使假设18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46年和1939年基本相同，那么在1.93亿人口中，肯定还有1.127亿人属于成人。然而，只有1.017亿人拥有选举权。这样算来，至少有1100万人被关进了奴隶劳改营。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强迫劳改营的规模之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据称对［苏联——译者注］政权不忠，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German Volga Republic）被解体，其人民被放逐，很有可能被送到劳改营。此外，好些在苏联领土上的，前德占区的共和国被解体了。这些解体甚至未见报道。直到1945年10月17日，为了即将举行的大选，《真理报》提供了一份选区名单，我们才发现一些共和国已经消失了，但没人知道它们是何时消失的。这些消失的共和国是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Crimean Tartar Republic）、卡尔穆克共和国（Kalmuk Republic）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Checheno-Ingush Republic），以及卡拉切夫自治区（autonomous Karachev region）。[81]另外，在驱逐巴尔卡人（Balkars）后，卡巴尔丁-巴尔卡自治共和国（Kabardinian-Balkar autonomous Republic）改为卡巴尔丁共和国。[82]这些地区的人口超过200万。关于他们的去向，没有可见的官方资料。同样，他们很可能也被送到了劳改营。
不过，在苏联官方资料中，最清楚地表明俄国奴隶劳动程度的，是《1941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83]根据该材料，由内务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缩写为NKVD，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部门——译者注］管理的所有企业1941年的总产值，按1926/27年的价格计算，计划为19.69亿卢布。[84]相比1925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当时所有囚犯的劳动总产值是380万卢布[85]——增加了500多倍！如果每个监狱工人1941年的产出与1925年相同，那么就会有多达1500万的奴隶劳工。或许，集中营在1941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25年高得多，又或许按“1926/27年固定价格”估算的内务部企业产出有些夸大。但是，即使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奴隶集中营中也显然关押着数百万人。
由于完全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精确计算集中营里究竟关着多少奴隶是不可能的。直到三十年代初，还有一大堆关于审判、监狱和囚犯的公开统计数据，但从此以后，这些统计数字彻底不再公开了。阿列克谢·阿道夫维奇·格尔岑松（Aleksei Adol'fovich Gertsenzon）的《法院统计数据》一书（莫斯科，1948年）提供了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印度、比利时、丹麦、芬兰、意大利、希腊、荷兰、奥地利、瑞典、瑞士和挪威的确切数字，但对于苏联，只给出了Ⅰ、Ⅱ等年份——也没有说明它们指什么——以及Ⅰ、Ⅱ等地区——同样没有说明它们指什么，这很能说明问题。该书仅仅指出，这些地区有470万的人口。由于这个数字在苏联总人口中占比很小，因此不管是绝对的数字或是一般的趋势，都无法从中引出。
极为重要的是，已公布的1939年人口普查结果未包括按地区划分的人口分布情况。本来，借助在一般的人口普查表中总是包含的该信息，有可能相当准确地估算出奴隶集中营中的人口数量，因为已知部分地区几乎肯定没有自由人口。
在俄罗斯劳改营中存在儿童、母亲、孕妇、老年男女的一个明确证据，是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该政令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了“带有10岁以下儿童的妇女，55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以及患有严重的不治之症者。”[86]
奴隶劳动总的来说是很低效的。俄罗斯政府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只是因为，与西欧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相比，它在资本方面比在人力方面要穷得多。同时，奴隶劳动有助于克服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中由于劳动力稀缺造成的瓶颈，尽管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当劳动力稀缺时，国家都会用法律限制工人的自由，例如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初以及十七世纪的西欧国家。斯大林集中营是传统资本主义“失业大军”的粗糙版本，也就是说，集中营的作用是让其他工人“坚守岗位”。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苏联，有很多讨人厌的任务需要人来完成（比如在北极），而只有通过非常强力的激励措施才能吸引自由或半自由的工人承担这些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效率低下，奴隶劳动也是最廉价的，如果不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摘自《消息报》的以下片段是这一点的例证。该片段描述了在西伯利亚通过强迫劳动建设的一条新铁路线的作业情况。它指出，“迄今为止，人们认为建设季一年不会超过一百天。冬天非常寒冷，低于零下50度。但修建工人们已经证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能全年不间断工作。”[87]
没有比引用维辛斯基（Andrei Yanuarevich Vyshinsky）的话来结束这一节更合适的了：“工作热情，社会主义觉悟和对苏维埃联盟、祖国与人民的崇高责任感——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刑罚处分或警告，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工作纪律问题。”[88]
消费从属于积累——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
在资本主义下，群众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有时消费和积累同步增长，有时积累增长而消费下降；但在任何情况下，消费和积累的基本相关关系总是存在的。
如果从十月革命开始回顾俄罗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五年计划到来（advent）前，消费对积累的从属关系并不存在，但自那之后，这种从属关系就前所未有地野蛮生长起来。如下表明示[89]：
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划分的工业总产值（%）
| 年份 | 1923 | 1927-8 |
1932 | 1937 | 1940 |
1942（计划） |
| 生产资料 | 44.3 | 32.8 |
53.3 | 57.8 | 61.0 |
62.2 |
| 消费资料 | 55.7 | 67.2 |
46.7 | 42.2 | 39.0 |
37.8 |
即便是这些数字也没有反映全貌，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该官方算法没有给这一事实以足够的权重，即营业税主要是对消费资料征收的，而这份税收几乎只投入到生产资料中（见下文），从而导致价格体系的扭曲。
关于消费资料产量的实际变化，现有的数字非常少，因此在解释这份表格中的数字时，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把面包等产品包括在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产品产量的增加并不反映总产量的增加，只反映了从家庭加工到工业生产的转变，前者不在统计范围内，而后者则被纳入生产总值的统计。[90]
| | 1913 | 1928/9 |
1932 | 1937 |
1945 | 1949 |
1950 |
| 棉织品（十亿公尺） | 2.9 | 2.74 |
2.7 | 3.4 | 1.7 |
3.7 | 3.8 |
| 毛织品（百万公尺） | 95.0 | 96.6 |
91.3 | 108.3 | 56.9 |
153.9 | 167.0 |
| 皮鞋（百万匹） | | 23.2 |
82.0 | 164.2 | 60.0 |
156.0 | 205.0 |
| 原糖（千吨） | 1290.0 | 1340.0 |
828.0 | 2421.0 | |
| 2522.0 |
| 纸张（千吨） | 197.0 | 316.0 |
478.5 | 831.5 | |
| |
| 裤袜（百万双） | | |
154.0 | 401.0 | 83.0 |
340.3 | |
| 亚麻织品（百万公尺） | | 162.0 |
130.0 | 278.0 | |
| |
| 肥皂（千吨） | | |
357.2 | 495.0 | |
| 866.0 |
该表显示，除了皮鞋、纸张和糖，其他消费资料的产量只有很轻微的增长。
在解读这些数字时，必须指出，虽然1913年的数字是根据十月革命后缩小的苏联领土（reduced territory of USSR）而调整的，但是1945年和1949年的数字却没有根据战后大幅扩大的苏联领土来调整（从1939年起，俄罗斯吞并的领土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东部等）。此外，至少在1928年以前，鲜有工厂在消费资料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1929年，大规模工厂——定义为雇用30人以上，或保有一台需15人以上操作的动力机械的工厂——总共雇用了320万人，而小规模工厂雇用了450万人。
然而，在计划时代，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商品，被排除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统计数字之外。这或许可以解释（纸面上）巨幅增长的皮鞋产量，与可见的皮革供应量不相吻合的情况。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后，每年屠宰的动物数量一定不比以前，因为直到1938年，牲畜的总数才再次接近1929年的水平（1929年，牛的数量为6810万，1938年为6320万；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分别为1472万和1021万）。[91]此外，1927-28年，进口的各种皮毛比出口的皮毛多出4.53万吨的逆差，而1939年只有1.56万吨的逆差。[92]显然，只有奇迹才能在皮革供应减少的同时增加皮鞋产量。在裤袜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大多数长筒袜过去是由手工业者生产的。至于纸张，由于政府的宣传需要、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及与工业化有关的文化需要，产量无疑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我们把几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系列消费资料产量目标和生产资料的产量目标并列起来，消费对生产的从属关系就很清楚了。我们会发现，苏联政府虽然承诺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提高消费资料的产量，但却把计划的实际目标定在不超过之前计划产量的程度上。如下表明示[93]：
各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生产指标
| 部分消费资料 | 第一个 | 第二个 |
第三个 | 第四个 |
第五个 |
| 棉织品（十亿公尺） | 4.7 | 5.1 |
4.9 | 4.7 | 6.1 |
| 毛织品（百万公尺） | 270.0 | 227.0 |
177.0 | 159.0 | 257.0 |
| 亚麻织品（百万公尺） | 500.0 | 600.0 |
385.0 | | |
| 袜类（百万双） | | 725.0 |
| 580.0 | |
| 鞋类（百万双） | 80.0 | 180.0 |
258.0 | 240.0 | 318.0 |
| 肥皂（千吨） | | 1000.0 |
925.0 | 870.0 | |
| 糖类（百万吨） | 2.6 | 2.5 |
3.5 | 2.4 | 4.3 |
| 纸张（千吨） | 900.0 | 1000.0 |
| 1340.0 | 1740.0 |
| 植物油（千吨） | 1100.0 | 750.0 |
850.0 | 880.0 | 1372.0 |
| 部分生产资料 | | |
| | |
| 电流量（百万千瓦时） | 22.0 | 33.0 |
75.0 | 82.0 | 162.5 |
| 煤炭（百万吨） | 75.0 | 152.5 |
243.0 | 250.0 | 372.0 |
| 生铁（百万吨） | 10.0 | 17.4 |
22.0 | 19.5 | 34.1 |
| 钢铁（百万吨） | 10.4 | 17.0 |
28.0 | 25.4 | 44.2 |
| 石油（百万吨） | 21.7 | 46.8 |
54.0 | 35.4 | 69.9 |
然而，当俄罗斯政府吹嘘“1950年我们的棉织品产量将达到47亿公尺”时，他们并没有由于20年前作出同样的承诺而感到尴尬，当时苏联的人口比现在少了大约5000万，因为他们的警察和宣传齐心协力，使人们的记忆和他们的棉布长度一样短。
说到实际生产，我们发现，不仅消费资料的指标比生产资料的指标温和得多，而且（还是根据官方数字），前者的指标实现率也比后者低得多：
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
计划增长实现率（%）[94]
| 生产资料 | 第一个 | 第二个 |
第四个 |
| 煤炭 | 72.3 | 71.5 |
112.9 |
| 原油 | 107.1 | 33.6 |
154.5 |
| 电力 | 49.1 | 93.5 |
124.6 |
| 生铁 | 43.3 | 83.8 |
97.8 |
| 钢铁 | 24.4 | 106.4 |
126.8 |
| 轧钢 | 19.3 | 100.0 |
163.8 |
| 水泥 | 36.3 | 49.1 |
95.7 |
| 消费资料 | | |
|
| 棉织品 | -3.0 | 31.0 |
-8.8 |
| 毛织品 | -3.3 | 10.6 |
119.3 |
| 鞋类 | 26.1 | 83.3 |
0.0 |
| 纸张和纸板 | 32.2 | 52.1 |
72.3 |
| 火柴 | 1.6 | 25.4 |
— |
| 肥皂 | 36.9 | 21.7 |
96.7 |
资本在一级的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
直到1928年，尽管官僚作风日益兴盛，但在国有经济中缓慢的财富积累并未伴随贫困的增长，如下表所示：
大规模工业的资本量
| 年份 | 百万卢布
（1926/7年价格）[95] |
指数
1921=100 | 年份 |
实际工资指数
1913=100 [96] |
| 1921 | 7930 | 100 |
1913 | 100 |
| 1922 | 7935 | 100.1 |
1922/3 | 47.3 |
| 1923 | 7969 | 100.5 |
1923/4 | 69.1 |
| 1924 | 8016 | 101.1 |
1924/5 | 85.1 |
| 1925 | 8105 | 102.2 |
1925/6 | 96.7 |
| 1927 | 9151 | 115.4 |
1926/7 | 108.4 |
| 1928 | 9841 | 124.1 |
1927/8 | 111.1 |
| | | | 1928/9 |
115.6 |
因此，即使采信普罗科波维奇教授的计算——他是克伦斯基政府［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译者注］的前部长，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号人物会偏袒布尔什维克——1928-29年俄罗斯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比战前高出15.6%。同时，工作时长缩短了22.3%。如果我们将社会服务也计算在内，实际工资的增幅会更为显著。在上面这张表中能看出的另一点是，在五年计划开始前的最后几年，随着官僚地位的巩固，实际工资几乎停止了增长，其增幅略微落后于积累的增幅。
随着五年计划开始，情况急转直下。自此以来，积累突飞猛进，而群众生活标准不但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比起1928年来说还严重下降了。下表显示了积累速率的变化[97]：
资本投资量（十亿现值卢布）
| | 总投资量 | 工业投资量 |
| 1923/4-1927/8 | 26.5 | 4.4 |
| 1928/9-1932 | 52.5 | 24.8 |
| 1933-37 | 114.7 | 58.6 |
| 1938-1942（计划） | 192.0 | 111.9 |
| 1946-1950（计划） | 250.3 | |
即使对这些年卢布价值的下降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从这张表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巨额的资本积累。若以1933年的卢布价格计算，1928年俄罗斯工业的不变资本为103亿卢布，1932年上升到226亿卢布，1937年上升到599亿卢布。[98]
1928年起，俄罗斯官方停止公布实际工资和生活成本的指数，而1931年起，批发和零售价格也不再公布。因此，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非常难以计算。然而，所有可见证据显示，从五年计划实施之后，工资水平整体上没有上升。例如，以食品交易测算的平均工资购买力如下[99]：
月均工资可购得的“食品包”
| 年份 | 数量 | 指数 |
| 1913 | 3.7 | 100 |
| 1928 | 5.6 | 151.4 |
| 1932 | 4.8 | 129.7 |
| 1935 | 1.9 | 51.4 |
| 1937 | 2.4 | 64.9 |
| 1940 | 2.0 | 54.1 |
上表的计算可由部分食物的人均实际消费量的统计数字证实。
年人均消费的奶和肉（千克）[100]
| 年份 | 奶
总消费量 | 农村
奶消费量 |
城市
奶消费量 | 肉
总消费量 |
农村
肉消费量 | 城市
肉消费量 |
| 1927-8 | 189 | 183 |
218 | 27.5 | 22.6 |
29.1 |
| 1932 | 105 | 111 |
85 | 13.5 | 10.3 |
21.8 |
| 1937 | 132 | 126 |
144 | 14.0 | 8.5 |
25.5 |
将1937年苏联的肉类消费，与19世纪末德国和法国的肉类消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苏联食品消费水平的下降有多么严重。1898年，柏林的年人均肉类消费在130至150磅（61至68公斤）之间，而在布雷斯劳（Breslau），1880-89年间的年人均肉类消费为86磅（39公斤）。法国在1852年的情况如下：在巴黎，消费量为79.31千克，其他城镇为58.87千克，乡村为21.89千克，整个法国平均下来为33.05千克。[101]
至于部分工业消费品的消费量，从苏联的资料中可以提取出以下信息。
首先，根据棉织品和鞋类产出的官方数字，以及沃茨涅先斯基（Nikolai Alexeyevich Voznessensky）对军队、职业服装等[102]非民用消费所占比例的说明，N. 雅斯尼得出这些商品的民用消费量的结论如下：
“可供个人消费的棉织品，从1927-28年的人均15.2公尺，降至1940年的10公尺以下。”[103]尽管可供个人消费的鞋类，从1927-28年的人均0.4双上升至1940年的0.83双；但在同一时期却出现了“由于皮革短缺导致的鞋类质量大幅下降”。[104]同样，除去军队、职业服装等非民用消费所占的比例之外，毛织品的人均消费在1929年为0.66公尺，1937年为0.65公尺；而（原）糖的人均消费在1929年为8.5公斤，1937年为14.7公斤。[105]
只要看一眼其他国家的消费品产量，就能明白俄国这些数字有多低：在英国，同样是1937年，棉织品的人均产量为60平方米，毛织品为7.4公尺，皮鞋为2.2双。面对如此确凿的事实，已故的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V. V. 库伊比舍夫（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ibyshev）保持了良好的幽默感，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上宣布：
我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完全有必要保证实现食品、轻工业和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以使得消费水平增加不少于2-3倍……通过估算1937年的消费水平，我们得以断言，那时的苏联在消费水平方面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106]
然而，对工人生活水平从属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最极端表现，乃是俄罗斯人民的居住条件。
自从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政企合作的建房计划就从未完全实现过，如下表所示[107]：
| 住房 | 目标 | 实现 |
|
| | （百万平方米） |
达成百分比 |
| 第一个五年计划 | 53 | 22.6 |
42.6 |
| 第二个五年计划 | 61.4 | 26.8 |
43.9 |
第三个五年计划被战争所干扰，因而难以估计其建房目标的达成度。
同时，城市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因此，实现建房目标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不断降低，甚至低于1928年的可怜标准[108]：
| 年份 | 城市人口 | 城镇居住面积[C] |
|
| | （百万） | 总计（百万平方米） |
人均（平方米） |
| 1923 | 18.9 | 118.4 |
6.2 |
| 1927-8 | 26.3 | 160.2 |
6.1 |
| 1932 | 39.7 | 185.1 |
4.66 |
| 1937 | 50.2 | 211.9 |
4.5 |
| 1939 | 55.9 | 225.0 |
4.0 |
该表显示，这段时期可用的居住空间远未满足卫生规范要求的最小空间，根据1947年的官方说明，后者为8.25平方米。[109]
在其他国家，1949年的人均居住空间为：丹麦，21平方米；爱尔兰，17平方米；瑞典，23平方米；比利时，15平方米；法国，23平方米；希腊（估计），16平方米；意大利，12平方米。[110]
关于4平方米的生活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参考英国的新建住宅合法最小面积，该面积为550到950平方英尺[111]，或大约51-88平方米。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新建的工业中心城，人均占地面积的减少比其他地方更为显著。
《苏联新闻》上有一篇文章赞扬了苏联的居住条件，其中提到了莫斯科：“苏联在住房方面的进步，可以从莫斯科的例子上看出，它是世界上所有首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典范。苏维埃政权出现以来，莫斯科已经建造了6500万平方英尺的住房，达到了革命前整个莫斯科史上建造住房的一半。莫斯科每年建设的规模都越来越大。”[112]官方讲义微妙地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莫斯科人口的增长甚至比住房设施的增长更为迅速。1912年，莫斯科有160万居民，119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平均每人7.4平方米；1939年有413.7万居民，174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平均每人只有4.2平方米；到1950年，居民人数增加到510万，住房面积只有1860万平方米，平均每人只有3.65平方米。
按该计划兴建的房屋最为原始。例如，在1935年建造的所有城市房屋中，32%没有供水，39%没有下水道，92.7%没有煤气供应，54.7%没有中央供暖。[113]1939年，在苏俄城市苏维埃控制的新房中（其中包括大部分最好的住宅楼），具有下列设施的住房面积比例为：自来水供应，60.5%；下水道，43.7%；中央供暖，17.5%；电灯，93.8%；浴室，11.7%。[114]整个城镇完全缺乏最基本的公共必需品。例如，令人震惊的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承诺在13个城市安装下水道，其中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1939年人口为281091人）、托木斯克（Tomsk，同年人口为141215人）、伊尔库茨克（Irkutsk，243380人）和赫尔松（Kherson，97186人）。[115]在2354个城镇和工人定居点中，只有460个有自来水供应，140个有下水道，6个有煤气供应。[116]
这就是官方声明所“依据”的事实。“苏联住房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上无与伦比”，15年后，类似的说法是“苏联工人的住房条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117]
以下数字显示，《苏联新闻》中俄罗斯的房屋建设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在1923年至1939年的16年里，住房面积只增加了1.066亿平方米，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仅在1925-1928年的四年里，就建造了不少于7000万平方米的建筑。[118]
是否还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财富在一级的积累意味着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呢？
工业从属于战争
很难对军事工业的范围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社会文化福利”（教育，健康，体育训练，养老金等）预算额的对比下，国防预算的数字几乎没有意义，如下表所示[119]：
| | 国防 | 社会和文化福利 |
| 1935 | 8.2 | 13.1 |
| 1936 | 14.9 | 20.0 |
| 1937 | 17.5 | 25.7 |
| 1938 | 23.2 | 35.3 |
| 1939 | 39.2 | 37.4 |
| 1940 | 56.1 | 40.9 |
| 1946 | 73.6 | 80.0 |
| 1947 | 66.3 | 106.0 |
| 1948 | 66.3 | 106.0 |
| 1949 | 66.3 | 105.6 |
| 1950 | 79.2 | 116.0 |
| 1951 | 93.9 | 118.9 |
注意到在1940年，即纳粹入侵的前夕，国防预算仅仅比投入到社会和文化福利的预算略高一些，而在1949年，正值“冷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它却变得更少了。这实在很奇怪。
造成该纯粹统计现象的一些原因有：（1）内务部（NKVD或MVD）的部分开支用于军事目的；（2）建造军工厂，军事设施，堡垒等的开支被纳入非国防部的其他部门预算中；（3）军校开支被纳入教育部预算中。但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类似的原因，只能对微少的国防预算稍作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人为导致的——武器的极端廉价。作为对消费资料征收重营业税和对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提供巨额补贴的结果，重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产品价格关系被极度扭曲了。用于制造生产武器的机器以及直接制造武器的煤炭和钢铁，获得了大量补贴。因此，补贴制度逐渐压低了武器的价格。由于营业税的份额占消费品价格的3分之2，并且这份税收作为补贴，直接地或间接地，可能使武器的价格降低到其实际成本价的3分之1，为了知晓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将武器的价格乘以9，并将这个数字与消费品的总价格（包括社会和文化服务）进行比较。不这样做的话，真相依旧遥不可及。例如，1941年的计划规定，所有国防工业的产品总价格应达到4030亿卢布，而纺织业的总价格则达到4600亿卢布，比前者更高。[120]
多亏了康奈尔大学的密尔斯·加德纳·克拉克（Mills Gardner Clark）教授，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对俄罗斯经济中武器制造所占比重有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
克拉克教授只采用官方资料，计算出了俄罗斯的全部钢铁产量中，用于军备及建造军工厂的部分。他的研究结果总结于下表[121]：
1932-1938年苏联用于军工业的钢铁消费量（单位：千吨或%）
| 项目 | 1932 | 1933 |
1934 | 1935 |
1936 | 1937 |
1938 |
| 1．军备品制造钢铁消费量总吨位 | 1646.6 | 1378.1 |
2204.6 | 2667.9 | 2873.3 |
4019.1 | 4986.2 |
| 2．机械制造中军备品制造机械所占百分比 | 40.4 |
32.6 | 38.2 | 38.0 |
35.4 | 47.1 | 57.5 |
| 3．全苏联钢铁消费中军备品消费所占百分比 | 21.8 |
17.5 | 17.5 | 19.3 |
17.4 | 23.2 | 29.2 |
| 4．军工厂建设钢铁消费量总吨位 | 252.3 | 135.6 |
164.4 | 290.8 | 745.5 |
793.0 | 880.1 |
| 5．机械制造厂建设用钢铁消费量中军工厂建设所占百分比 | 45.8 |
65.9 | 72.8 | 73.4 |
82.5 | 84.5 | 94.3 |
| 6．全苏联钢铁厂中军工厂所占百分比 | 17.1 | 12.8 |
11.3 | 13.5 | 21.8 |
24.7 | 30.6 |
因此，早在1932年，军备品就占用了21.8%的钢铁消费——参考进入全面战备的1938年的29.2%，该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军工厂建设占了近半数全部机器制造厂建设中所用钢铁，而到了1938年，几乎所有其他机械制造厂建设都停止了，军工厂建设占了机械制造厂建设用钢铁消费量的94.3%。
军队消费也占了消费品用量的一大部分。因此，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N. A. 沃茨涅先斯基指出，在1940年，只有46%的棉织品和79%的鞋类在“大市场上”销售，其余部分大概全部流入了军队（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工厂工装，运输业工装生产等）。[122]
在整个计划时代，军工业在俄罗斯经济制度中占据决定性地位。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
在一个工人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工人处境的改善。正如托洛茨基在1928年所说，实际工资“必须成为测定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是劳工条件的持续改善。”所以，让我们看看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吧。如下表所示：
| | 劳动生产率[123]
1913=100 |
月均工资可购得的“食品包”数量[124]
1913=100 |
| 年份 | 指数 | 指数 |
| 1913 | 100 | 100 |
| 1928 | 106.0 | 151.4 |
| 1936 | 331.9 | 64.9 |
因此，直到1928年，工资不仅高于战前，而且增长得远比劳动生产率快。而在1928到1936年间，虽然劳动生产率翻了3倍多，但实际工资却减少了50%以上。
通过比较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俄罗斯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生活条件，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
1913年，俄罗斯工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25%，德国的35%，英国的40%。193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被委任调查俄罗斯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它是美国工业生产率的40.5%，德国的97%。[125]有理由认为这些数字被夸大了，实际上，1937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30%，德国的70%，同样是英国的70%。说明我们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细节在此有些冗赘。不过，既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结论并未否证我们的论证，反而加强了它，确切的数字就无关紧要了。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俄罗斯工人生产了英国工人约70%的产品，但他的生活条件却要比英国工人低得多。
在下表中，我们假设俄罗斯工人每月挣得500卢布，这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就是1950年，预计达到的全国雇员（包括官僚在内）的平均工资。另一方面，我们选用了第1区的价格作为计算的基础，该地区的物价是全俄罗斯最低的。[126]对于英国，我们采用了工人的每周平均收入，即5英磅3先令6便士。[127]作为计算基础的英国物价则来自贸易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字。
每周平均工资可购买的单位物资
| | 单位 | 俄罗斯 | 英国 |
| 麦包（一级） | 磅 | 41.7 |
480.7 |
| 麦包（二级） | 磅 | 63.3 |
— |
| 黑麦包 | 磅 | 91.0 |
— |
| 牛肉 | 磅 | 9.0 |
79-127 |
| 黄油 | 磅 | 4.1 |
77.2 |
| 牛奶 | 品脱 | 57-81 |
247.2 |
| 糖 | 磅 | 18.5 |
412.0 |
| 蛋 | 个 | 82-115 |
706.3 |
| 茶 | 磅 | 1.6 |
36.4 |
| 咖啡 | 磅 | 3.4 |
41.2 |
| 啤酒 | 品脱 | 14.4 |
88.2 |
| 香烟 | 根 | 464.0 |
618.0 |
| 男式皮鞋 | 双 | 0.4 |
2-4.5 |
| 女式皮鞋 | 双 | 0.4 |
1-4.0 |
| 女式半羊毛夹克 | 件 | 0.6 |
1.1-2.3 |
| 女式棉质长筒袜 | 双 | 16.2 |
25-27.0 |
| 绉绸 | 码 | 1.4 |
23-25.0 |
| 男式半羊毛单排扣正装 | 件 | 0.3 |
0.6-1.5 |
| 男式全羊毛正装 | 件 | 0.1 |
0.2-0.3 |
| 橡胶套鞋 | 双 | 2.6 |
9.5 |
| 女式棉质连衣裙 | 件 | 0.2 |
3.5-6.0 |
| 女式羊毛连衣裙 | 件 | 0.6 |
0.8-2.1 |
| 火柴 | 盒 | 577.0 |
824.0 |
| 女盥洗室用梳子 | 把 | 28.8 |
103-154 |
| 留声机 | 台 | 0.12 |
0.6 |
| 收音机套装（5阀） | 台 | 0.20 |
0.17 |
| 腕表 | 副 | 0.12 |
0.3-0.5 |
若俄罗斯工业的一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名英国工人的约五分之四，而他的生活水平仅有英国工人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么，若英国工人被剥削，难道他的俄国兄弟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D]
对农民阶级的剥夺
十月革命剥夺了大地主，教会和君主的财产。然而，农村资产阶级——库拉克（kulaks）——却未被剥夺财产，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仅仅库拉克茁壮成长，而且许多中农发展为了新的库拉克。库拉克和个体商贩一道，剥削了农村穷人。这种个人资本主义持续统治着农业，直到1928年。
集体化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我们不必讨论集体化对农民间阶级分化造成的影响，而应集中处理这一问题：集体化如何影响农业部门的经济总收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最重要的因素是集体化对国家农业收益的影响，亦即对义务供货的影响：税收以及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MTS）和政府面粉厂的报酬。义务供货即使名义上不是，实质上也是一种税收，因为集体农庄的收购价格极低。1935年，义务供货的燕麦价格为每千克4-6戈比［1卢布=100戈比——译者注］，而政府出售的燕麦零售价为每千克55-100戈比。黑麦的收购和零售价格则分别为每千克4.6-6.9戈比和60-100戈比。（劣质）麦片的零售价为其收购价的60-70倍。[128]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也同样吝啬，并且价格差从此越拉越大。“政府依旧以每千克10戈比的价格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小麦——而从1946年秋天开始——以每千克13卢布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小麦粉（约85%提纯度），比小麦本身的价格高出了100多倍。”[129]
其次，国家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农产品，作为向农民提供机械拖拉机站服务的报酬。机械拖拉机站垄断了农机设备的供应，因而它们可以收取高额的使用费。
下表显示了1938年，集体农庄如何配置产出的粮食（按百分比）[130]：
| 义务供货 | 15.0 |
| 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 | 16.0 |
| 偿还贷款 | 2.0 |
| 售卖给政府或市场 | 5.1 |
| 配给为种子储备 | 18.6 |
| 配给为饲料储备 | 13.6 |
| 保留为残疾人和托儿所援助 | 0.8 |
| 分配给农庄成员[E] | 26.9 |
| 其他杂项配给 | 2.5 |
不仅如此，国家——同样是1938年的数字——还侵占了下列农产品的极大份额[131]：
| | 义务供货
（%） | 支付给机械拖拉机站
（%） | 总计
（%） |
| 瓜子 | 38.7 | 16.0 |
54.7 |
| 甜菜 | 82.0 | 17.8 |
99.8 |
| 灌溉棉 | 81.0 | 17.5 |
98.5 |
| 非灌溉棉 | 90.1 | 5.0 |
95.1 |
肉类
（1937年） | 30.0 | |
30.0 |
牛奶
（及日用奶制品）
（1937年） | 44.0 |
| 44.0 |
羊毛
（1937年） | 54.7 | |
54.7 |
这些数字可以与集体农庄成员自己从所谓“集体所有制”农场（1937年）的产出中获得的微小份额相比较[132]（按百分比）：
| 粮食 | 35.9 | 牛奶 | 7.6 |
| 瓜子 | 27.0 | 黄油 | 26.6 |
| 亚麻仔 | 3.7 | 肉类 | 48.8 |
| 亚麻 | 2.6 | 羊毛 | 7.7 |
| 麻仔 | 15.7 | 蜂蜜 | 35.1 |
| 麻 | 3.4 | 蛋 | 26.6 |
| 土豆 | 45.4 | | |
同时，集体农庄成员被迫在集体所有制农场下愈发卖命工作，如下所示[133]：
每户的平均产能单位[F]数字
| 年份 | 数字 | 指数 |
| 1932 | 257 | 100.0 |
| 1933 | 315 | 122.5 |
| 1934 | 354 | 133.4 |
| 1935 | 378 | 147.1 |
| 1936 | 393 | 152.8 |
| 1937 | 438 | 170.7 |
| 1938 | 437 | 170.0 |
至于集体农庄中劳动日的时长，它绝不比沙皇时期更短。在沙皇时期，农业工人每天工作14小时，而马只工作11小时，牛只工作10小时。[134]
1940年8月1日的一道政府令规定，在收获期，集体农庄、国有农庄（sovkhozes）和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作日应在早上5点或6点开始，在日落时结束。另外，一份描写模范集体农庄的农庄主席工作的小册子指出，在春耕和收获季节，除用餐时间外的工作时长为15小时。[135]一本今天的俄罗斯课本引用了以下的时间表作为榜样：
a．“在春耕和收获时节，工作始于早上4点，早餐休息时间从8点到9点，午餐休息时间从下午1点到3点；工作到……晚上10点。”[136]
b．“在收获时节，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30分到晚上9点。”（未给出休息时间）。[137]
c．照顾马匹的马倌似乎必须从早上5点工作至晚上9点，在冬天可能要到午夜，在夏天则从凌晨3点工作至晚上10点。[138]
d．乳品厂女工……早上4点30分开始工作，晚上8点下工，全年无休，每天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139]，在别处甚至出现了更长的工时。（顺带一提，该标准要求乳品厂女工一年工作满365天。）[140]
e．养猪场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有2次各2小时的休息时间。[141]
有趣的是，列宁在他的书《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农业问题》（1908年）中写道：“无马的和独马的农民［即，很穷的农民］以税收的形式分别支付其总支出的七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农奴税是否有这么高，是值得怀疑的……”[142]然而，“社会主义祖国”的苦命农夫所付的税款远多于此！
集体化不仅使工业工人变成无产阶级，也使留在农业的工人无产化。即使理论并非如此，农工中的绝大多数在事实上，也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的确，把今天的俄罗斯农工称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比称19世纪的农奴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更不妥当。
集体化把农产品解放出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把农民从其生产资料中 "解放 "出来，把一部分人变成工业的劳动力储备，把其余的人变成集体农庄中的半工人、半农民和半农奴。
在16和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总体上取得了类似效果，尽管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与俄国有所不同。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原始积累。”[G]他写道：“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43]
俄罗斯的原始积累期间流的血比英国多得多。斯大林在几百天内完成了英国花几百年才完成的事。他所做的事情的规模和他取得的成功，使得萨瑟尔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的行动在他面前完全相形见绌。俄罗斯原始积累的规模和成功严格证明了，在一个无情的官僚体系指导下，集中于国家手中的现代工业经济的优越性。
恩格斯对俄罗斯原始积累未来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尽管情况跟他预想的有所不同。他在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Danielson）的信中写道：
俄国是资本主义
大工业发展
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
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
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
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
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
[144]
营业税
1930年起，营业税成为投资和国防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如M. 多布所说：“的确不难想见，我们能在过去十年间投资和国防开支的爬升曲线与营业税收入的爬升之间发现相当紧密的联系。在1932年，如我们所见，营业税额只有170亿。国防和国民经济投资的总预算为250亿。1934年，这两个数字都是370亿；1938年，它们分别为80亿和75亿；1939年，91亿和100亿；1940年，106亿和113亿；1941年，它们分别被估算为124亿和144亿（该年度扩大的差距基本上被利得税的增加所弥补）。”[145]
营业税是俄罗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它在政府总收入（除贷款外）中占有以下比例[146]：
| 1931 | 46.2% | 1932 | 51.5% | 1933 | 58.2% | 1934 | 64.3% |
| 1935 | 69.5% | 1936 | 69.7% | 1937 | 69.4% | 1938 | 63.1% |
| 1939 | 62.1% | 1940 | 58.7% | 1942 | 44.8% | 1944 | 35.3% |
| 1945 | 40.8% | 1946 | 58.7% | 1947 | 62.1% | 1948 | 60.6% |
| 1949 | 58.8% | 1950 | 55.9% | 1951 | 57.8% | | |
营业税类似于英国的购置税，在制造商品和政府向农民强制采购农产品时，对商品征税。该税负包含于商品价格中，因此完全由消费者支付。该税种几乎只适用于农产品和消费品工业，如下表所示，该表显示了各工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政府营业税收中所占的比例（1939年）[147]：
| 部门 | 总净支出百分比 | 营业税收百分比 |
| 石油业 | 3.1 | 8.0 |
| 肉乳业 | 4.5 | 7.3 |
| 食品业 | 11.7 | 29.7 |
| 纺织业 | 10.2 | 13.0 |
| 轻工业 | 7.9 | 2.6 |
| 农产品采购业 | 2.5 | 34.4 |
| 其他部门（主要是重工业） | 60.1 | 5.0 |
由此可见，1939年，几乎90%的营业税收来自食品和消费品部门。
由于营业税不是按销售价征收，而是预先包含在销售价中，因此，打个比方说，50%的营业税率实际上会导致销售价提高100%；75%的营业税率会导致销售价提高300%，而90%的税率将导致实际销售价翻10倍。在考察以下关于营业税率的数字时，必须时刻铭记上述这一点[148]：
| 商品 | 税率（%） | 生效日期 |
乌克兰谷物
（卢布/100kg） | | |
| 软小麦 | 73.00 | |
| 硬小麦 | 74.00 | |
| 黑麦 | 60.00 | 1940年4月1日 |
| 大麦 | 46.00 | |
| 燕麦 | 25.00 | |
| 荞麦 | 289.50 | |
| 土豆 | | |
| （零售价的百分比） | 48-62 | 1940年1月24日 |
肉类
（零售价的百分比） | | |
| 牛肉 | 67-71 | |
| 牛犊肉、猪肉、羊肉 | 62-67 | 1940年1月24日 |
| 禽肉 | 20-43 | |
| 香肠，法兰克福香肠、烟熏肉 | 50-69 | |
鱼类
（零售价的百分比） | |
|
| 除鲱鱼外的鱼 | 39-53 | |
| 里海鲱鱼 | 35-50 | 1940年4月10日 |
| 鱼子酱 | 40 | |
| 罐头鱼，依种类而定 | 5-50 | |
盐类
（批发价的百分比） | |
|
| 散装盐 | 70-80 | 1940年5月1日 |
| 袋装小包盐 | 35-42 | |
饮料
（零售价的百分比） | |
|
| 伏特加 | 84 | 1940年5月1日 |
| 其他烈酒 | 55-78 | |
| 无酒精饮料 | 20 | 1940年4月10日 |
烟草
（零售价的百分比） | |
|
| 香烟 | 75-88 | 1937年6月1日 |
马霍卡烟
［劣质烟草——译者注］ | 70 | |
棉织品
（批发价的百分比） | |
|
| 印花白棉布 | 55 | 1938年1月1日 |
| 其他棉织品 | 62-65 | |
在汽车（仅2%）、收音机套装（25%）和鱼子酱（40%）上，营业税率较轻，在小麦（73-74%）、盐（70-80%）、糖（73%）、洗衣皂（61-71%）和香烟（75-88%）上，政府却课以重税，这些事实表现出了该税种的退步性。以此观照，M. 多布关于营业税的评论就相当令人震惊了：“营业税是一种确保大部分价格上涨集中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而尽可能少地发生于必需品上的手段。这是通过对不同的商品规定不同的税率来实现的，税率差从1%或2%到几乎100%。”……“营业税起到了一般累进支出税的作用——一种在消费时征收的收入累进税。”[149]另外：“高税率倾向于针对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供应总是特别稀少。因此，显然，税率差异的一般效果是，使价格结构不利于非必需品（从而使实际收入的差距小于乍看之下的持有货币差距）。”[150]
为了衡量营业税对消费者造成的实际负担，可以同时考察营业税总额和相应的净零售额[151]：
| 年份 | 总零售额 | 营业税 |
净零售额 | 营业税率（%） |
| | 百万卢布 | |
| 1931 | 27465 | 11643 |
15822 | 73.6 |
| 1932 | 40357 | 19514 |
20843 | 93.6 |
| 1933 | 49789 | 26983 |
22806 | 118.3 |
| 1934 | 61815 | 37615 |
24200 | 155.4 |
| 1935 | 81712 | 52026 |
29686 | 175.3 |
| 1936 | 106761 | 65841 |
40920 | 160.9 |
| 1937 | 125943 | 75911 |
50032 | 151.7 |
| 1938 | 138574 | 80411 |
58163 | 138.2 |
| 1939 | 163456 | 96800 |
66656 | 145.2 |
| 1940 | 174500 | 105849 |
68651 | 154.2 |
1950
（计划） | 275000 |
187100 | 87900 | 212.9 |
营业税，作为一种间接的、退步的税种，公开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最初的革命方案。即使是布尔什维克最低要求的改造方案，即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方案，被称为“废除所有间接税，建立收入与遗产的累进税制。”[H] [152] 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宣布：“税收政策的目的必须是，通过直接征收财产税和收入税等，调节积累资源的过程。税收政策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首要工具。”[153]于是，为了化解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当局完全放弃将营业税称为税种。N. 雅斯尼指出，1935年的年鉴将营业税列入诸税种中[154]，但在该年鉴的下一版，营业税从“赋税收入”项目中分离出来。[155]该措辞变动使苏联的财政部长得以在最高苏维埃面前宣布：“众所周知，苏联预算收入的绝大部分由国民经济税赋组成。1939年，居民税收总额为65亿卢布，仅占总预算收入的4.2%。”[156]
人从属于财产
苏联宪法第6条指出：“土地，包括其下的矿产，水资源，森林，磨坊，工厂，矿场，铁路，水道和空域，通信系统，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农庄，机械拖拉机站等）以及城市和工业区内的基础居住设施，属于国有资产，即所有人民的财富。”
奇怪的是，尽管俄罗斯人民通过国家拥有国家的财富，国家却为了从人民手中保卫这些财富而无所不用其极！
随着1932年8月7日的一条法律，《国有企业，集体农庄和社会财产合作社与机构的财产保护法》的颁布，盗窃属于国家，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在铁路或水道上的盗窃，可以被判处枪毙并没收所有财产。若情节较轻，判罚则为不少于十年的监禁并没收所有财产。[157]斯大林将该法律称为（christened）“革命合法性的确立。”[158]
事实上，该法律很少应用于较轻的盗窃案。因此，当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在1947年6月4日通过《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法》时，其第一条如下[159]：“盗窃——即对公民私有财产的隐秘或公开侵占——处以在劳动改造营中5-6年的监禁。团队盗窃或二次行窃，处以在劳动改造营中6-10年的监禁”[160]，由此可见，对于侵占财产罪，任何酌情轻判的做法都显然不切实际。
在同一天，常务委员会还通过了一条政令，名为《国有和公共财产贪污处置办法》，包括以下条例：
1. 对国有财产的盗窃、侵吞、挪用或其他贪污形式，处以在劳动改造营7-10年的监禁，视情节决定是否没收其财产。
2. 对国有财产的二次贪污、有组织的团伙贪污或大规模贪污，处以在劳动改造营10-20年的监禁，没收全部财产。
3. 对集体农庄、合作社或其他公共财产的盗窃、侵吞、挪用或其他贪污形式，处以在劳动改造营5-8年的监禁，视情节决定是否没收其财产。
4. 对集体农庄、合作社或其他公共财产的二次贪污、有组织的团伙贪污或大规模贪污，处以在劳动改造营8-20年的监禁，没收全部财产。
[161]
一个月后，公检署给出了十个彰显政令执行情况的案例：
1. 在萨拉托夫（Saratov）城，V. F. 尤金（V. F. Yudin），曾犯过盗窃罪……从卷烟厂偷走了一条鱼。1947年6月27日……尤金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15年徒刑。
2. 1947年6月11日，莫斯科—梁赞铁路电网的一名电工，D. A. 基谢洛夫（D. A. Kiselov），从货运火车上偷走了一些毛皮制品……1947年6月24日，莫斯科—梁赞铁路战争法庭判处D. A. 基谢洛夫在劳动纠改营的10年徒刑。
3. 在莫斯科辖区内的巴甫洛夫-波萨德（Pavlov-Posad）镇，L. N. 马克洛夫（L. N. Markelov）……从巴甫洛夫-波萨德纺织厂偷走了衣服。1947年6月20日……马克洛夫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4. 在伊万诺夫（Ivanov）地区的罗德尼科夫（Rodnikov）区，Y. V. 斯米尔诺夫（Y. V. Smirnov） 和V. V. 斯米尔诺夫（V. V. Smirnov）……从集体农庄偷走了375磅燕麦。1947年6月26日……二人皆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5. 在莫斯科的基洛夫（Kirov）区，E. K. 斯米尔诺夫（E. K. Smirnov），私人司机，因从一面包店偷走了22磅面包被逮捕。人民法院……判处E. K. 斯米尔诺夫在劳动纠改营的7年徒刑。
6. 在萨拉托夫，E. I. 戈尔杰耶夫（E. I. Gordeyev）……从一间仓库偷走了多种产品。1947年6月21日……戈尔杰耶夫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7年徒刑。
7. 在古比雪夫（Kuibyshev），E. T. 波卢博亚罗夫（E. T. Poluboyarov）从一名火车旅客身上偷走了一个钱包……7月4日，他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5年徒刑。
8. 1947年6月7日，在喀山（Kazan），在集体农庄市场，W. E. 布金（W. E. Bukin）从女公民普斯季斯基（Pustinsky）手中抢走了钱……1947年6月20日……布金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8年徒刑。
9. 1947年6月6日，在古比雪夫地区，库图佐夫斯克（Kutuzovsk）区的苏博夫卡（Subovka）村，A. A. 丘巴尔金（A. A. Chubarkin）和V. G. 莫洛佐夫（V. G. Morozov）偷走了女公民普列斯尼亚科夫（Presnyakov）地窖里的88磅土豆。1947年6月17日……二人皆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5年徒刑。
10. 1947年6月5日，在莫斯科……K. V. 格林沃德（K. V. Greenwald），曾犯过盗窃罪，趁其邻居外出，进入女公民科瓦列夫（Kovalev）的房间并偷走了多件家居品……格林沃德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的10年徒刑。
[162]
需要注意，苏联法律的这一分支的严酷性与谋杀、绑架和其他暴力犯罪形式判罚的相对宽松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在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个人的价值比财产低得多。
因此，苏俄刑法规定：
136条。蓄意谋杀，若犯有以下情节：（a）出于金钱、嫉妒（138条除外）或任何其他基本动机的，（b）已因蓄意谋杀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而受审，并接受法院提供的社会保卫措施的，（c）以一定方式危及许多人的生命，或对受害者造成极度痛苦的，（d）具有推动或掩盖一些其他严重犯罪的动机的，（e）对受害者的福利负有特殊责任的，（f）利用受害者的无助状况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十年。
137条。蓄意谋杀，若未犯有136条规定的任一情节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八年。
138条。蓄意谋杀，若因死者的暴力或巨大侮辱激起的突发性强烈情绪波动而犯行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五年，或强迫劳动最多一年。
[163]
对针对他人的暴力犯罪规定的其他惩罚有：
147条。非法使用暴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的，判处剥夺自由或强迫劳动最多一年。
以任何危及受害人生命健康的方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造成受害人身体痛苦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二年。
148条。出于金钱或其他个人动机，将一名心智健全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三年。
149条。出于金钱，复仇或任何其他个人动机，绑架，藏匿或交换他人孩童的，判处剥夺自由最多三年。
[164]
这种拜财产教甚至规制了共同体中最弱势的群体——孩童。如我们所见，绑架一名孩童的最大惩罚，不过是三年徒刑，而对一名犯下盗窃的孩童施加的惩罚要严重得多。尽管斯大林主义的法律在审判青少年犯罪时，将十二岁及以上的孩童视为完全刑事责任人，但在民政事务中他们仍然被视为孩童。例如，《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规定：“对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设立监护人。”[165]还有：“对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设立监管人。”[166]
此外，1935年4月7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废止了青少年法庭。“为了在未成年人中最迅速地清除犯罪行为，”该法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令：（1）年满12周岁的青少年，因盗窃、施暴、造成身体伤害、致残、杀人或杀人未遂而被抓获的，交由刑事法庭审判，其判罚适用全部刑法典规定。”[167]（显然，死刑依然被禁止用于未满十八周岁者，因为《刑法典》第22条规定了这一点，且尚未被删除。）
该法律很快就生效了，《消息报》可以作证。1935年5月29日，《消息报》公布，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内，一所特别法庭已经给六十个“年轻歹徒”判了多年徒刑。[168]在部分案例中，法律之手更加残酷，给年轻人宣判死刑。例如，就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这一可怕法律颁布后两周，莫斯科的一所法院就判处了一名在火车上实施抢劫的年轻人以死刑。[169]
官方为如此严刑重典找的借口，即1931至1934年间，青少年犯案数量翻了一倍[170]，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明显与传说中“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民的繁荣与幸福生活”相矛盾。
1940年，1935年的这条法律得到补充，纳入了已满十二周岁者危害铁道交通的行为，例如撬松铁轨，在铁轨上置物等。1941年5月31日的政令[171]明确指出，1935年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故意犯罪，而且也适用于过失犯罪。
1943年6月15日，政府指导建立了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改造区，用以不经司法程序监禁11-16周岁的儿童，而他们不过是游民，犯了些像小偷小盗这样的罪过。[172]有证据显示，在成人集中营的犯人中也发现了儿童。达林写道，“在东西伯利亚的扎卡缅斯克（Zakamensk）营的拘留犯中，有大量来自莫斯科地区的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因犯罪被判刑。他们在矿场和附近的工厂里工作。”[173]
以上所述重新阐发了马克思的这句话：“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74]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犯罪概念的本质，以及对犯罪者实施的惩罚，产生于人从属于财产，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事实，换而言之，产生于推动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秩序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中。
分配关系的变化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将党的政策表述为，“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75]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8-11月）中，列宁抛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6]的社会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立刻施行的，工资和薪金的支付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列宁交出的答卷是“实现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177]
“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178]“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79]因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180]
在革命胜利几个月后（1918年3月），列宁再次宣布了他对“逐步实现全部职位和职种的全部工资和报酬平等”的支持。[181]他接受了一些专业人员作为平等例外的必要性，因为他清楚，由于他们的稀缺性以及对工人国家的敌意，要求他们接受工资平等的目标并不现实。但他依旧坚持，比之沙皇时期，收入差距应马上大幅降低，同时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指向平等主义。最重要的是，列宁从不惮于将任何由于苏维埃政府的落后导致的不平等，称为社会主义的退步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因此他写道：“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尽可能确保他们［专业人员］拥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当我们就工资水平的问题与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施密特（Schmidt）同志讨论时，他提及了下列事实。他说，在工资平等问题上，我们已经做了比任何地方，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数十年间能做的多得多的事情。就拿以前的工资水平来说：一名体力劳动者过去的工资是1天1卢布——1个月25卢布——而专业人员的工资是1个月500卢布……专业人员的收入是工人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水平是600卢布到3000卢布——只有5倍的差距。在平等化问题上，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182]给专业人员的高报酬是“按资产阶级关系支付”，是“一种退步”，是客观现实导致的，苏维埃政府向资本主义的“妥协”。[183]
1919年，俄国共产党将其工资政策表述如下：“尽管志在实现所有种类劳动的报酬平等和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当下，在资本主义刚刚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的最初阶段，苏维埃政府不能以立刻实现该平等为任务。”[184]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尽管“有许多理由暂时保留与资历相应的工资差异，但工资政策必须建立在工资水平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之上。”[185]
在同一次大会上，党中央宣布，有必要“制定完全合适的办法，在专业人员和责任工人的一极和穷苦大众的另一极之间，消除生活条件、工资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主，是党内腐败的根源之一，有损党的权威。”[186]然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实际上存在过工资和报酬的完全平等。根据苏联统计学家斯特鲁米林（Strumilin）提供的数据，在1917年，享有最高待遇的工人工资为最低待遇的232%，而在1921年上半年，该差额比例只有102%，可视作实际上相等。[187]（另一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物资全方位紧缺，给官吏提供了机会，滥用他们控制资源供给和分配的权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束了事实上的工资均等局面。1921-22年，政府引入了统一工资评级体系，包括从学徒到顶级专业人员的17个工资等级，给技术最好的工人支付的报酬达到最差工人的3.5倍。专业人员可以获得最多8倍于不熟练工的工资（这不适用于党员，他们有特殊的最高工资限额，远低于非党员的专业人员）。
曾经，收入差距的确远小于十月革命之前。革命前后铁路雇员的工资和报酬可以反映这一点。1902年，信号员的收入为每月10-20卢布，机械师为30-60卢布，而铁路部门负责人的工资是500-750卢布，总主任为1000-1500卢布。[188]到了1924年3月，收入差距显著缩小，铁路工人的收入为每月13.29卢布硬币，铁道部门行政人员则为26.80卢布。[189]
在工业部门，1926年3月，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8.64切尔卢布［chervonets roubles，新经济政策期间，为了取代通货膨胀严重的卢布而引入的新货币单位，在1947年废止。——译者注］，而工厂监工，如果他是党员，收入为187.90切尔卢布，如果他不是党员，则为309.50切尔卢布。[190]
然而，有一些因素缓解了差距的扩大，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首先，所有共产党员的收入不得高于一名熟练工。这一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企业，工业部门等单位的主任是党员。1928年，信托公司管理董事会的人员中，有71.4%是党员，辛迪加董事会中有84.4%的党员，个体经营企业董事会中则有89.3%的党员。
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收入差距比统一工资评级要小得多，那就是专业人员的总人数（部分专业人员是党员，因此收入不高于一名熟练工）很少。在1928年，他们只占所有工业从业人员的2.27%。
《1926年苏联统计手册（俄文版）》提供了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概况，据此，在战前的1926-27年，体力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为465卢布。同时，专业人员的最高收入限额为1811卢布。除资产阶级，耐泼曼［NEP men，新经济政策下的私营企业家——译者注］和库拉克［地主，见“对农民阶级的剥夺”一节第一段——译者注］外，只有11.4万人获得了这一最高收入。这些人占所有有工薪阶层的0.3%，而他们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1%。[191]
在“胜利的社会主义”旗帜下，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平均主义传统都被抛弃了。斯大林带头抨击说，“极端平均主义［一个术语，指滥用平等主义］［Uravnilovka，原意为平衡杆——译者注］来自农民习气，所有商品平均分配的心理，以及农民的原始‘共产主义’心理。极端平均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192]现在，在俄罗斯，任何胆敢反对收入差距的人，不管这种差距多大，都会遭殃。莫洛托夫（Molotov）甚至在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要求坚决反对平均主义者，他们是阶级敌人的帮凶，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193]
1929年，苏维埃修订了限制党员收入的规定，并在后来[I]将其完全废除。规定兼任两职者——许多专业人员如此——收入至多为现行最高工资1.5倍的法律，也被废除了。1920年6月17日通过的《总工资法》[194]规定， 凡是在计件工作中超过标准者，所得不超过正常工资的200%。这条法律也被废除了。另一方面，禁止任何计件工收入低于标准工资的3分之2的法律亦遭废止。[195]
既然再没有限制收入不平等的规定保留下来，不平等马上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
1934年后，俄国统计人员不再公布关于工人和雇员收入分配的数字，只公布所有工人和雇员的平均收入，这是一个通过平均女佣，不熟练工，熟练工，专业人员，总工程师、监工等职务的收入得到的数字。[J]
尽管信息不足，但确可举证某些事实，尤其是官僚们的薪资水平急剧上升，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则急剧下降。
例如，在1937年，当工厂工程师的收入为每月1500卢布，主任为2000卢布——除非政府特许，否则他们的收入不会更高——而熟练工的收入为200-300卢布时，苏联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工每月110卢布，计时工115卢布。最低工资标准法使得，在1938年，政府只需要对此付出6亿卢布的预算拨款。该事实明确表明，许多工人只挣得最低限度的工资。[196]相较之下，2000卢布的月薪可不寒酸。不仅如此，在底薪的基础之上，主任和工厂工程师还有奖金，其额度取决于其企业在经济计划中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比例。例如，在1948年，据报道，因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发给汽运企业管理层的奖金比率如下[197]：
奖金与基础工资的百分比
| | 因完成计划指标 | 因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每个百分点 |
| 高级管理层 | | |
| （主任，首席工程师） | 最多30% | 最多4% |
| 中级管理层（部长） | 最多25% |
最多3% |
| 低级管理层（店长等） | 最多20% |
最多3% |
因此，一名仅仅超额完成计划指标10%的工厂主任，可以获得最高相当于其基础工资70%的奖金；超额20%，可以获得110%的奖金；超额30%的奖金额度达到150%；超额50%则有230%。
此外，另一个收入来源为主任基金，这是一个1936年4月19日建立的机构。[198]
据法律规定，计划内利润的4%和超出计划利润的50%，应投入主任基金中。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了1937年主任基金涉及到的各款项如下[199]：
| | 计划指标达成率 | 计划成本超支率 |
主任基金额度
（百万卢布） | 人均主任基金额度
（卢布） |
| 石油业 | 104.1 | 103.8 |
21.7 | 344.92 |
| 肉业 | 118.6 | 104.1 |
51.9 | 752.69 |
| 白酒业 | 108.8 | 103.0 |
86.0 | 1175.00 |
在1937年，所有工人和雇员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254卢布的情况下[200]，这些数字显示，只要超额完成计划几个百分点，该年度的人均主任基金额度就超过了平均工资，在石油业超过1倍多，在肉业近3倍，在白酒业则超过4.5倍。据另一名苏联经济学家称：“在五个工业人民委员部中，人均主任基金额度为年均工资的6.3%。但是，在一些部门中，该比例明显更高，在木工业达到21.5%，在鞋袜业达到25%，在白酒业、通心粉业和食品业则高达55%。”[201]因此，雇佣数以千计工人的工业部门的主任的手中显然握有巨款。
主任基金表面上的目标有，建造俱乐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工人和雇员用设施，以及奖励工作中的突出成就等。
我们没有主任基金分配的统计数据。我们唯一掌握的就是1937年4月29日的《谈工业化》，其中刊登了关于哈尔科夫（Kharkov）的波尔舍（Porchean）工厂主任基金分配的数字：
在主任基金总额的60000卢布中，工厂主任自己获得22000卢布，党委书记获得10000卢布，生产办公室主任8000卢布，总会计师6000卢布，工会主席4000卢布，工长5000卢布。[202]
其他特权阶级同样享有极高收入。一封写给《真理报》的信，来自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y），以及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V. Vishnevsky），旨在去除“对作家极高的梦幻般的版税收入的误解”[203]，提供了如下的作家收入表：
| 1936年的月收入 | 人数 |
| 10000卢布以上 | 14 |
| 6000-10000卢布 | 11 |
| 2000-5000卢布 | 39 |
| 1000-2000卢布 | 114 |
| 500-1000卢布 | 137 |
| 500卢布以下 | 约4000 |
这里提请各位回顾，同在1936年，全苏联工人和雇员的年均收入为2776卢布，或每月231卢布[204]，无需赘言。
现在，列宁时代不得高于熟练工平均工资的政府官员收入，已经今非昔比。根据1938年1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联盟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的年薪为30万卢布，每名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年薪为1.2万卢布，外加参会时每日150卢布。[205]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及代表的年薪为15万卢布。[206]或许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席和副主席也领取相同的薪资。一名苏军士兵在战时的月薪为10卢布，中尉1000卢布，上校2400卢布。在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军队的美军中，士兵的月薪为50美元，中卫150美元，上校333美元。[207]
此外，各种国家奖金也是另一个官僚可能的收入来源。为纪念领袖六十大寿而宣布设立的斯大林奖，规定了每名获奖者最高可得10万卢布的奖金。[208]最高奖金曾高达30万卢布，而每年有多达一千名获奖者，其奖金从5万到30万卢布不等，全部免税。
另一个彰显俄罗斯巨大收入差距的指标是所得税率。1940年4月4日的所得税率表罗列出了一个收入范围，从每年不到1800卢布到超过30万卢布。[209]
一名政府高官，主任或成功的作家，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在克莱姆（the Crimes）有一套避暑别墅，有一两辆车，一些佣人等等，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即使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下，工人要尽力达到产量上限时，不同阶级的生活条件依然存在着极大差异。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女仆，一个10岁，另一个3岁，在1942年告诉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孩子们主要靠面包和茶过活；小的那个吃点代奶——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些用黄豆做成的东西，没什么味道，也没什么营养。我这个月的肉票只换来了一点点鱼肉。偶尔有点餐馆里剩下的汤——就这些了。”[210]
同时，亚历山大·沃思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国会的午餐非常丰盛，尽管莫斯科面临着食物短缺，但只要有官方来宾，有举办任何形式大餐的理由，似乎总有足够的，尽可能最好的食物。冷盆开胃菜（zakuski）有最好的鱼子酱，大量黄油，还有烟熏鲑鱼；然后是鲟鱼，在鲟鱼之后是马雷夏尔鸡排，紧接着是冰咖啡，白兰地和利口酒；桌上琳琅满目，一如往常。”[211]
在战时配给制中，分化为特权和贱民阶层的俄罗斯社会得到了非常形象的体现。引入差异化配给制，在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人敢提出的建议。的确，这甚至对苏联人民而言也是非常震撼的，以至于《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对其避而不谈，使整个配给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212]
事实上，相对而言，富人的奢侈品要比穷人的必需品便宜得多。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营业税率的几个数字，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213]：
| 小麦 | 73-74% |
| 散装盐 | 70-80% |
| 牛肉 | 67-61%
〔注：英文电子版如此，疑为71%之误——译者注〕 |
| 鱼子酱 | 40% |
| 收音机套装 | 25% |
| 汽车 | 2% |
结果就是：“在1948年中期，一辆莫斯科人牌汽车［9000卢布］等价于310磅黄油［每磅62-66卢布］，而在美国，一辆稍好一些的车花的钱抵得上1750磅黄油。”[214]
收入差距也导致了继承财产的巨大差异。在十月革命后不久，1918年4月27日的政令宣布，所有超过1万卢布的遗产将被充公。[215]这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是推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废除所有继承权的要求。几年过后，该法律发生了急剧变化，到了1929年，早已出现了一份遗产税表格，其范围从1000卢布以下到50万卢布以上。[216]现在，遗产税不会超过10%。即使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相比，这个税率也是很低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来自俄国媒体的报道中提到，有许多人向政府提供了1百万或以上卢布的贷款。“苏联之友”［指雷金纳德·比绍普（Reginald Bishop）——译者注］对此解释道：“在苏联，百万富翁通过自己的双手，为苏维埃国家与人民服务来挣得财富。”[217]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说法，就会发现，晚至1940年，工人和雇员的平均年收入只有4000卢布，要凑够1百万卢布，平均每个工人得花上250年——假设他一毛不拔。而苏联的百万富翁，仅仅是利息，每1百万卢布就有5万卢布，是任何工人收入的许多倍。
但是，俄罗斯社会区分为特权和贱民阶层最明显的表现，是政府的抚恤金计划。如果一名士兵死亡，且他在应征前是工人或雇员，其家人每月可获得52.5-240卢布的抚恤金。如果他不是工人或雇员，根据他是否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更多无法工作的家属，他的家人可以得到40、70或90卢布。农村地区的人只能得到这些金额的80%。与此相反，已故上校的家庭每月可得到1920卢布。[218]因工伤事故而死亡的工人的家属每月最多得到200卢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300卢布）。[219]与此相反，部分特权阶层在户主死亡后得到了大量的钱。最高苏维埃代表M. F. 弗拉基米尔斯基（M.F. Vladimirsky）去世时，他的遗孀一次性获得5万卢布和每月200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而他的妹妹获得每月75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220]上将V. A. 余斯克维奇（V. A. Yuskevich）去世时，他的遗孀同样一次性获得5万卢布和2000卢布的终身抚恤金。[221]这样的例子在报纸上比比皆是。
分配的对抗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教育梯度。
1936年斯大林宪法第121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该权利包括接受大学教育、义务教育和小学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免费，”等等。然而，即使所有教育资源免费，在穷人和富人的孩子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机会平等，因为前者必须尽早开始挣钱，而许多父母无力供养他们学习。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接受教育的苏联学生比例，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降低。例如，1939-40学年，所有教育机构中学生的总人数为[222]：
| | 数字（万） |
| 小学（1-4年级） | 2047.1 |
| 初中（5-7年级） | 971.5 |
| 高中（7-10年级） | 187.0 |
| 中等技校和工厂学校 | 94.5 |
| 大学和高等技校 | 62.0 |
如果我们知道俄国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数量，就有可能算出各年龄段学生入学的比例。但就算没有该信息，基于上述数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差距也显而易见。假定所有7-11岁的孩童入学，那么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幸学了超过4年。只有10分之1的人上了7年以上的学；不到20分之1的人完成了全部10年的课程（可以与资本主义英国的十年义务教育比较）。
即使在大学、技校和其他高等院校开始收费前，许多成功进入大学和高等技校的学生也不得不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在1928至1938年间，工业和运输业工程学院录取的总人数为60万9200人，其中只有24万2300人毕业。同时，技校录取人数为106万2000人，其中只有36万2700人毕业。[223]
1938年，42.3%的高校学生来自知识分子家庭。[224]自此之后，官方不再公开学生社会成分的统计数字，但毫无疑问，由于1940年开始实施的学费制度，来自“好”家庭的学生比例增加了。
斯大林宪法第146条规定：“苏联宪法的修改，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提议，并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该规定并未阻止政府开始征收高中和大学教育学费，甚至不需要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修订前述的宪法第21条，该条文规定了教育应当免费。1940年10月2日公布的人民委员会议令[225]，要求高中（八，九和十年级）征收每年150-200卢布的学费，大学征收每年300-500卢布的学费。这笔钱的规模可以通过比较当时的平均工资和报酬水平来认识——每月335卢布，同时，许多工人的工资仅达到每月150卢布。显然，征收学费有效阻碍了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特别是对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来说。
更糟的是，苏联政府还厚颜无耻地宣布，征收学费是人民日益繁荣的标志。该政令的前言宣布：“考虑到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苏维埃国家在建设、维持和配备不断增长的初高中设施方面的巨大开支，人民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让大众自己负担一部分初高中学的教育费用，因此决定……”按照同样的逻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一个真正繁荣的国家是连小学教育都要付费的国家！
对学生而言，显然，要支付学费绝不是什么繁荣的表现。在引入学费制度的1940-41学年和1942-43学年间，由于“与学费制度的引入和津贴分配方法的变动有关的学生筛选”[226]，苏俄有大约20%的学生离开了高中。
在同一天即1940年10月2日颁布的另一条政令，《苏联国家劳动储备办法》授权，每年抽调14-17岁（8-10年级）的男生80-100万人接受义务职业教育。中央规定了各区域提供的学生名额，区镇苏维埃负责执行指令。[227]地方上成立由区镇苏维埃主席、一名工会代表和当地共青团（Komsomol）书记组成的委员会，指导分配各校负责的学生名额，并交由教师选择具体名单。由于八至十年级的学生本身不在候选范围之内，该办法选出的名额几乎全落到了穷人家孩子头上。（吸收至职业学校的年轻人若擅自离校或违反其他纪律，可被判处在劳动纠改营最多一年的监禁。由此可见，该政令有多么严厉。）[228]1947年6月19日，为了扩大覆盖面，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宣布，应放宽劳动储备办法的年龄限制：在一些工厂中，年龄限制提高到了19岁。[229]
1940年10月2日颁布的两条政令使人不由得想起188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教育部长德里安诺夫（Delianov）的通告。“希望改善中学学生质量的部长”决定“不应鼓励马车夫、仆人、厨师、洗衣女工、小店主及类似成分的孩子超越他们所属的环境。”
综上所述，五年计划实施前后的收入差距，已然不止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如果一个专业人员或工厂监工的收入比一个不熟练工多4到8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因为一名熟练工、专业技术人员或监工每小时生产的价值比一名不熟练工要多。
即使专业人员得到的报酬超过了他们生产价值间的差异，也不能证明他剥削了不熟练工。下面作简要证明。假设在工人国家，一名不熟练工每天用六个小时生产其必需品，工作八个小时，另外两个小时用于生产社会产品，用于增加社会生产资料的数量，等等。由于这两个小时的工作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劳动，所以称其为剩余劳动是错误的。但是，为了避免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并将这两小时与前六小时区分开来，不妨称之为“剩余劳动”，而称前六小时为“必要劳动”。为了简单起见，不妨令一小时的不熟练劳动产值体现为1先令价格的价值。因此，不熟练工生产8先令，得到6先令。假设专业人员在一小时的劳动中生产5个单位价值，即5先令。那么，如果专业人员的收入是不熟练工的5倍，即30先令，他们之间显然就不存在剥削关系。即使他的收入比不熟练工多6倍，而产量只多5倍，也仍然不存在剥削关系，因为专业人员每天赚36先令，而他的产量是40先令。但是，如果专业人员的收入是100先令或200先令，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必然来自他人的劳动。
我们所掌握的统计资料确凿表明，虽然官僚在五年计划前享有特权地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决不能说他们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同样可以肯定，自五年计划实行以来，官僚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剩余价值构成的。
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
在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利用市场的自发性，以及其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盲目性，作为他的理财指南。他必须掌握一套准确的核算系统。对他而言，误算意味着一次理财失败；严重误算意味着破产。在国家调控经济下，大部分价格是由行政部门决定的，而工厂监工的实际收入与其工厂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直接关系。准确的核算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工厂监工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长期隐瞒其企业的错误；他并不只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如果没有准确的核算，一家企业的任何失真数据都可能被其他企业吸纳为计算要素，如此循环往复。克里姆林宫会惩罚失败的监工，但只有在造成损失之后，失败才会被发现。同样，惩罚（降职，监禁等）具有的政治性和极度严厉性，只是在鼓励和迫使监工们粉饰太平，并为他们与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勾结提供了更大的动力。此外，惩戒的一视同仁导致了任何监工在面对需要承担风险或作出决定时的高度谨慎，罔论胆小怕事。因此，整个俄国工业管理层存在一个明显趋势，那就是“踢皮球”和不断扩编办公人员，其效率之低，数量之巨，令人作呕（ad nauseam）。然而，这些监工也深知，悬于项上的制裁之剑，执法时决不姑息，因此，他们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上面的武断决定，这种武断决定是现行政策的自发产物，而这种政策可以，而且总是朝令夕改。
最后，众所周知，现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要求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能动性和最广泛的经营自主权。但这些东西与俄国极端官僚化的规则是完全矛盾的。
斯大林工业化的进程是计划好的，如果我们将计划理解为集中指挥的话。在个人资本主义下，经济的运作是盲目的，因此在任一给定时刻，它都反映了许多个人自主决定的总和。[K]然而，在俄罗斯，政府几乎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理解为，在统一的步调下，调整和控制所有组成要素，将它们间的摩擦降到最低，并且，最关键的是，预测在经济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俄罗斯经济绝无可能是计划经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政府设想保留农民个人对农业的主要控制权（在一五计划的末年，集体农庄将仅生产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1.5%）。[230]结果，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庄占了农业总产量的70%。一五计划预测家畜产量的增长如下：马，610万；牛，1450万；猪，1220万；绵羊和山羊，2880万；总计6160万[231]；实际上，马的产量减少了1390万，牛的产量减少了3020万，猪的产量减少了1440万，绵羊和山羊的产量减少了9460万，总计减少了1.531亿。[232]一五计划还设想实现基于市场交换的全部门经济关系——而这段时期事实上在完全配给制中结束。另一个设想是，国有经济的雇佣工人数量将增长33%[233]——但实际上增长了96.6%。[234]生活标准本应上升，但却下降了。容易设想，在计划中，不同商品的产量目标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实际上，这些不同产量目标的达成率却大相径庭。一五计划设想，乡镇人口将增长9.0%，城市人口将增长24.4%，总人口将增长11.8%，但实际上，对应的数字分别为1.1%，40.2%和8.1%。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之后的计划中。通货膨胀（在计划时代的20年间，价格指数增长不低于1500%），1932-33年的可怕饥荒，针对农民和工人的严厉行政措施——这些都是官僚在管理经济和处理经济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各要素时，缺乏远见的症状。
跨工厂协作相当罕见。举例来说：根据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的首席工程师德米安诺维奇（Demianovich）的说法，在1940年10月，有价值1800万卢布的753辆拖拉机积压在厂里，因为本该从小厂买来的价值10万卢布的零件缺货了。这严重扰乱了生产秩序。[235]
严重经济错位还表现在俄罗斯特有的，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怪象中：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企业在生产成本上存在巨大差异。在1939年，在不同工厂中，平均每名工人的生铁和钢年产量为[236]：
| 工厂 | 生铁
（吨） | 钢铁
（吨） |
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集团
（Magnitogorsk Combine） | 2840 |
1168 |
库兹涅斯克集团
（Kuznetsk Combine） | 2324 |
1389 |
克里沃罗格工厂
（Krivoy Rog Plant） | 1733 |
|
“扎波罗什钢铁厂”
（“Zaporozhstal”） | 1679 |
1074 |
“亚速钢铁厂”
（“Azovstal” ） | 1642 |
664 |
基洛夫工厂
（Kirov Plant） | 2102 |
523 |
捷尔任斯基工厂
（Dzerzhinsky Plant） | 785 |
529 |
佩特罗夫斯基工厂
（Petrovsky Plant） | 799 |
299 |
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
（Kramatorsk Plant） | 725 |
293 |
奥尔仲尼契泽工厂
（Ordzhonikidze Plant） | 707 |
400 |
伏龙芝工厂
（Frunze Plant） | 636 |
403 |
在引用上表的书中明确指出，造成这些劳动生产率之间巨大差异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产地的自然条件，而在于企业的技术设备。[237]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在有关工厂间没有太大的技术设备差异，生产成本依旧差距极大。因此，《消息报》写道：“在同一个部门，有着相同设备的两个企业中，其生产成本往往大不相同。一个企业的行政成本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两到三倍……如果在车间人员管理方面立好规矩，就能解放数十万名多余的工人，大大降低生产成本。”[238]
造成成本差距的另一个原因是次品比的巨大差异。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在1947年向最高苏维埃做国家预算报告时，提到两家生产电灯的工厂，一家的生产成本是另一家的五倍。他对此解释道，其中一家工厂的产品有47.3%的次品，而另一家的次品比只有7.3%。[239]显然，如此巨大的生产成本差距，在建立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资本主义环境下是不存在的。落后的企业会早早出局。显然，在完全或几乎不平衡生产成本的前提下维持这些工厂，从一般经济的角度看，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跨厂协作的缺乏以及各厂不一致的发展规划，表现为价格间歇性的涨落和相互冲突的企业关系。对此，雅斯尼博士举的一个例子鞭辟入里：
在计划时代，木材（timber）和锯材（lumber）的价格运动出现了奇妙的不一致。锯材价格在1927-28年的一次小幅降低后，自1936年4月1日起提高了100%以上。之后，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工时极度短缺和远超节度的滥砍滥伐，但在将近13年的时间里，锯材价格却保持不变。自1949年1月1日起，锯材价格被提高了几乎三倍以上，达到了1926-27年价格的7倍左右。
大量直接用于苏联建筑中的圆木（round timber），从1926-27年度至1927-28年度，价格降低了14.7%，之后在1936年小幅上升。1944年，木材价格再次小幅上升，但即使在这次上涨之后，它也只是略微高于1926-27年度的价格。随后，为了弥补所有这些欠价，木材价格在1949年一口气提高了4.5倍以上。1926-27年度，木材价格大致相当于锯材（锯木）价格的50%；1936年，木材价格变成了后者的20%多一点；1944年，这一比例提高为约30%，并在1949年超过了40%。
作为一种简单的木制品，铁道枕木的价格却又表现出与木材不同的运动过程：1936年，铁道枕木的价格翻了一倍，1943年又翻了一倍多。自1949年1月1日起又翻了一倍多之后，枕木的价格已经几乎是1927年水平的10倍。[240]
在另一本书中，就竞争品，或原材料和成品这样的相关商品间价格缺乏联系的现象，雅斯尼还给出了另一个例子：“1933年”，他写道，“技术用煤油在目的地的离岸价，提高了10倍，达到了优质顿巴斯锅炉煤在矿山的离岸价的45倍。1949年，同种煤油价格仅不到煤的6倍。没有任何理由——甚至无法做出任何解释——来说明这种变化。煤油和煤炭价格变化的例子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毫无理由的价格和价格关系巨大波动的例子几乎数不胜数。1949年，精炼轧制钢的价格是煤的5-6倍；但仅在1950年下半年，这一比例就缩小到了3比1。”[241]此外：“在一年之内（1949年）将机器价格提高30-35%，并在来年（1950年）重新降价，甚至超过原本的涨幅；或者规定短途铁运费的涨幅远低于长途（指1939年的价格修订案），而在下一次修订（1949年）中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都是严重的错误。”[242]
斯大林自己为在调整价格和缺失的价格关系中采用的粗暴方法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
我们的业务管理和计划人员，除了少数例外，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少得可怜，不学习价值规律，不能在计算时考虑价值规律。事实上，这也解释了在定价政策方面至今存在的混乱。下面是其中一例。一段时间前，为了维护棉花种植业的利益，为售卖给棉农的谷物建立更准确的价格制度，以及提高交付给国家的棉价，我们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价格。我们的业务管理和计划人员就该问题提交了一份议案，而这份议案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会感到震惊，因为它建议修改一吨谷物的价格到与一吨棉花的价格相同的程度，并且，在这份议案中，一吨谷物的价格等价于一吨烤面包的价格。中央委员会的批阅指出，由于研磨和烘烤产生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必然高于一吨谷物，并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也证明，棉花总体上比谷物贵得多，而这份议案的作者无言以对。因此，中央委员会有必要亲自接管此事，下调谷物价格并提高棉花价格。[243]
一团乱麻！而且是在这片土地的最中央。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表明各工厂间缺乏整合，那就是中间商的兴起。他们通过寻找有生产过剩和亏缺的工厂，以违反当局规定的价格安排它们间的易货协议来谋生。《计划经济》刊登了这样一则案例：一家重型机械厂向一家建筑协会承诺，为交换250万块砖，不仅前者要支付这些砖的官方价格，而且要提供以下额外产品：800吨煤，250吨木材，11吨煤油和多种其他商品。[244]这完全是非法的，但还是十分普遍：毕竟，禁止这种做法的官僚政府正是其出现的原因。
相同情况的另一例发生在集体农庄市场。在战时，凭借食物配给制，它尤为兴旺，并且除了名字以外，怎么看都是一个“黑市”。
于是，托尔卡奇（tolkach）——采购员——应运而生，他收取巨额佣金，负责搞到生产原料和机器等等。自然，要弄到这些厂长自己无权弄到的东西，能量（blat），即个人影响力尤为重要。俄国的各家报刊充分证明了这是其国内的一个普遍现象。
企业、信托公司、管理总局（glavks）和各部门等的冲突范围之广，从它们之间多如牛毛的诉讼中可见一斑。例如，在1938年，有33万多起案件在Gosarbitrazh（国家仲裁委员会，一个专门处理经济体纠纷的法院系统）提起诉讼。[245]这个数字不包括经济单位——隶属同一部门的管理总局和工厂——间的争议，这些争议由部门仲裁委员会处理。伯尔曼（Berman）写道：“提交给国家仲裁委员会的争议种类五花八门。许多纠纷是由于按合同提供的货物的质量问题引起的。大量的纠纷涉及到价格问题，因为尽管价格是固定的，但仍存在许多规避既定价格的手段。”[246]
造成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央政府朝令夕改、一意孤行的决定本身。可以举几个例子。
若干年来，人们相信企业越大越好，而不考虑最佳技术效率水平。因此，斯大林宣称：“反对建立5-10万公顷的大型粮食工厂的可能性和便利性的所有‘科学’论据都已崩溃，化为乌有。”[247]
1930年，一个包括50个村庄和84000公顷耕地的集体农庄成立了；还有一个集体农庄包括29个村庄和33553公顷耕地。[248]然而，在损失惨重之后，政府打起了退堂鼓；1938年，每个集体农庄的平均可用耕地面积为484公顷。在这九年（1928-37年）里，对巨型企业的钟爱一直挥之不去，直到政府反应过来。在此之后，“好大狂（gigantomania）”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的结果。
有时候，规定的产量目标高得荒谬，这导致了冒险主义的跃进，大量机器的破坏、磨损和损耗，并浪费了大量原料和劳动力，代价高昂。例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G. K. 奥尔忠尼启则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30日）上说，1932年的任务是这样的：“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把冶金厂的生产能力翻上一番多，把产量提高到1350-1400万吨［生铁］……完成1932年的钢铁和冶金业的生产计划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一年内增加400万吨的产量……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多少时间来实现同样的事情？英国花了35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德国花了10年……美国花了8年。苏联必须在1年内完成相同的任务。”[249]实际上，苏联用了不止1年，而是6至7年。
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目标时，计划委员会机关的定位更加离谱。它宣布，在1937年，苏联将生产：4.5-5.5亿吨煤，1.5亿吨原油，6千万吨生铁，1.5亿千瓦时的发电量。该计划产量不得不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1932年1月）上被削减一半以上，并在通过终稿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被进一步削减。对这些目标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显示出政府计划是多么随意而冒进[250]：
1937年产量计划
| | 计划委员会计划
（1931年） | 联共（布）第十七次
代表会议计划
（1932年） |
联共（布）第十七次
代表大会计划
（1934年） | 实际产量
（1937年） |
| 煤（百万吨） | 450-550 | 150 |
152.5 | 128.0 |
| 原油（百万吨） | 150 | 80-90 |
46.8 | 30.5 |
| 生铁（百万吨） | 60 | 22 |
17.4 | 14.5 |
| 发电量（百万千瓦时） | 150 | 100 |
38.0 | 25.4 |
有另一个古怪而典型的事件。1931年，一位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要员大胆地说，他不相信可以生产6000万普特［苏联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译者注］的棉花，最多3000万普特。[251]他被带到法庭，检察官宣称“仅仅这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索科洛夫斯基（Sokolovsky）造成的实际危害。”索科洛夫斯基对此“供认不讳”，并承认可以达到6000万普特。（这并未拯救他，他不得不为自己之前的怀疑付出十年的监禁）。四年后，即1935年，在一次棉农代表大会上，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委员卢比莫夫（Lubimov）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切尔诺夫（Chernov）告诉斯大林，棉花计划的巨大成功将使该年有可能生产……3200万普特的棉花！斯大林认为这不可能实现，并怀疑地问道：“你们是不是被热情冲昏了头脑？”[252]
总而言之，可以说，在俄罗斯，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严厉的政府指令，被用于填补经济窟窿，而这些窟窿正是被这个政府的决定和活动捅出来的。因此，与其说苏联是计划经济，称之为官僚指导制经济更为准确。事实上，极权主义的官僚政治独裁有助于克服糟糕计划导致的后果，但同时，这种后果正是源自这一官僚政治独裁本身。
然而，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即认为腐蚀俄罗斯国民经济的管理不善阻碍了她实现可观的，不，是伟大的成就。实际上，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和俄罗斯工业的大幅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辩证的统一关系。只有国家生产力的落后，迅速扩张的巨大驱力（连同一系列相关因素），以及最重要的，消费从属于资本积累的原则，才能解释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俄罗斯——工业巨人
尽管存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和浪费，但人民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依旧将俄罗斯抬到了如此高度，从工业产量欧洲第四，世界第五，发展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巨头。她走出了自己沉眠已久的落后梦境，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这样，官僚体制赢得的名声不亚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赞誉。“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3]
当然，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罄竹难书的人类苦难。
然而，以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决定性的标准不是生产增长本身（per se），而是伴随着这一巨大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伴随着工人经济地位的改善，政治权力的增加，民主的进步，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国家强制命令的减少？工业发展是否按照计划进行，如果是的话，由谁计划，为了谁的利益？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中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人类危机，而解决之途只有两条：其一，是社会的社会主义重组，其二，则是向野蛮主义的堕落。就在我们眼前，野蛮主义的威胁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它将人类的生产力、工业和科学都绑在了战争与毁灭的战车上。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和橡树岭（Oak Ridge）在人类历史上的定位将不由它们巨大的物质成就所决定，而是由它们背后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
[1] 关于对俄罗斯经济管理制度变革的精彩描写，参看格里高利·宾斯托克（Gregory Bienstock），所罗门·M·施瓦茨（Solomon M. Schwartz）和阿伦·尤戈（Aaron Yugow），《苏联工农业管理》，牛津大学出版社，1944年。
[2] 亚历山大·巴耶科夫，《苏联经济制度发展》，伦敦，1946年，第115页。
[3] 同上，第116页。
[4] 《全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会、常会和全会决议（俄文版）》（以下简称为《联共（布）决议》，AUCP in Resol.），莫斯科，1941年，第六版，第2卷，第811页。
[5] 同上，第812页。
[6] 《社会主义胜利》，伦敦，1934年，第137页。
[7] 《谈工业化》（Za Industrializatsiu）（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关报），莫斯科，1934年4月16日。
[8] 金兹伯格（L. Gintzburg）和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苏联经济法教程》（俄罗斯），莫斯科，1935年，第1卷，第8页。
[9] 《真理报》（Pravda），1937年3月11日。
[10] 格拉诺夫斯基（E.L.Granovski）马尔库斯和（B.L.Markus）编，《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579页。
[11] 同上，第563页。
[12] 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坎特伯雷教长，《社会主义，世界的六分之一》，伦敦，1944年，第19版，第280页。
[13] 《劳动报》（Trud，工会日报），莫斯科，1933年7月8日。转引自玛妮亚·戈登（Manya Gordon），《列宁时代前后的工人》，纽约，1941年，第104-105页。
[14] G. K. 奥尔忠尼启则，《1911-1937年文章演讲选集（俄文版）》，莫斯科，1939年，第359页。
[15] 《真理报》，1935年12月29日。
[16] “全盟工会中央委员会决定”，1933年1月2日，见《苏联劳动法例（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第320页。
[17] 《列宁选集（俄文版）》，第4版，第20卷，第6-7页（除非特别指出，否则此后引用的版本都为第4版）。
[18]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报，1922年3-4月于莫斯科（俄文版）》，莫斯科，1936年，第275页。
[19] 《俄罗斯雇佣劳动（俄文版）》，莫斯科，1924年，第160页；《苏联工会情况：1926-1928（俄文版）》，莫斯科，1928年，第358页。
[20] 《劳动报》，1949年4月23日。
[21] 尼古拉·格里戈尔耶维奇·阿列克桑德罗夫（Nikolai Grigorevich Aleksandrov）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9年，第166页。
[A] ［这是每个大章节的脚注。出于电子版阅读便利，将其与节脚注同放在节末。——译者注］ 有趣的是，在面向外国读者的书，例如罗佐夫斯基（Lozovsky）的《苏联工会手册》（莫斯科，1937年，第56-57页）中，工资集体协定制被写得好像还存在一样。
[22] 《工会》（Professionalnye Soiuzy）（工会月刊），莫斯科，1940年，第4-5期。
[23] 同上，1947年，第2期。
[24] 伊万·捷伦蒂耶维奇·戈利亚科夫（Ivan Terentyevich Golyakov）编，《关于劳动立法（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15页。
[25] N. G. 阿列克桑德罗夫和德米特里·米哈罗维奇·根金（Dmitry Mikhalovich Genkin）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06页。另见N. G. 阿列克桑德罗夫和格奥尔基·基里洛维奇·莫斯卡连科（Georgy Kirillovich Moskalenko）编，《苏联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100-101页。
[26]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劳动法（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58条，第28页。
[27] I. T. 戈利亚科夫，前揭，第15页。
[28] 《劳动报》，1952年4月13日。
[29] 弗朗茨·诺依曼，《贝希摩斯》，伦敦，1942年，第352-353页。
[30] 同上，第353页。黑体为作者所加。
[31] 亚历山大·巴耶科夫，前揭，第222页。
[32] 根纳季·米哈伊洛维奇·索罗金（Gennadiĭ Mikhaĭlovich Sorokin），《苏联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95页。
[33] 《大苏维埃百科全书：苏联卷（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751栏。
[34] 《劳动报》，1949年4月20日。
[35] A. I. 贝斯金（A. I. Beskin），《采油业的生产组织和计划（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134页。
[36]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莫斯科，1952年，第5期。
[37] 《谈工业化》，莫斯科，1936年3月。
[38] A. A. 阿鲁蒂尼安（A.A. Arutinian）和B. L. 马库斯（B.L. Markus）编，《苏联经济发展（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492页。
[39] 阿伦·尤戈，《俄国战争与和平的经济阵线》，伦敦，1942年，第193页。
[40] 同上，第194页。
[41] 《劳动报》，1941年4月17日。
[42] 《机械制造》（Mashinostroenie）（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莫斯科，1939年5月11日。
[43] 《消息报》（Izvestia），1936年4月2日。
[44] J. 梅纳德（J. Maynard），《俄国农民及其他研究》，伦敦，1942年，第340页。
[45] 关于推行斯达汉诺夫主义后，最早见载的针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的谋杀和陷害案例，参见《消息报》，1935年8月23日号，1935年9月27日号，1935年10月2日和5日号；《真理报》，1935年11月2日，21日，22日号；《劳动报》，1935年11月1日号。更有多例，不复繁举。
[46] A. I. 贝斯金，前揭，第31页。
[47] 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21卷，第135页。
[48] 《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37条。
[49] 转引自维克多·瑟杰（Victor Serge），《二十年来的俄罗斯》，纽约，1937年，第66页。
[50] 《苏联工农政府法律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联法汇》，Coll. Laws USSR），莫斯科，1932年，第84号，第516条。
[51] 《消息报》，1930年12月17日。
[52] 《苏俄劳动法典》，莫斯科，1937年，第37条，第20页。
[53] 《谈工业化》，1931年2月12日；《苏联政府决议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联例汇》，Coll. Decisions USSR），莫斯科，1938年，第58号，第329条。
[54] 维克多·瑟杰，前揭，第68页。
[55] 《苏俄工农政府法律和条例汇编（俄文版）》（以下简称《苏俄法汇》，Coll. Laws RSFSR），莫斯科，1932年，第85号，第371条。
[5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问题的决议（俄文版）》，列宁格勒，1933年，第127-130页。
[57] 《苏联例汇》，1939年，第1号，第1条。
[58]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20号。
[59] 《消息报》，1940年12月30日。
[60] 《鼓动家笔记》（Bloknot Agitatora，莫斯科党委宣传鼓动部机关报），莫斯科，1953年，第4号，第41-42页。
[61]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42号。
[62] N. G. 阿列克桑德罗夫和D. M. 根金，前揭，第278页。
[63] 同上，第273-274页。
[64] 同上，第275页。
[65] 参见N. G. 阿列克桑德罗夫，《苏联劳动法》，1949年。
[66] 《苏俄法汇》，1927年，第49号，第330条；另见《苏俄刑法典（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58条，第14项。黑体为作者所加。
[67] 弗拉基米尔·格索夫斯基（Vladimir. Gsovski），《苏联民法》，安阿伯，1948年，第1卷，第805页。
[68] 《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129条，第18页。
[69] “俄罗斯工业中的女工及女工保护”，《国际劳工评论》，1929年10月。
[70] G. N. 谢列布连尼科夫（G.N. Serebrennikov），《苏联的妇女劳动》（Zhenskii Trud v. SSSR），莫斯科，1934年，第204页。转引自朱迪思·格伦菲尔德（Judith Grunfeld），“俄罗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工作”，《社会研究》，1942年2月。当然，谢列布连尼科夫很谨慎，没有在他的书中纳入这些信息，见《苏联妇女地位》，伦敦，1937年。该书专门面向非俄罗斯读者。
[71] 《俄罗斯新闻公报》，1941年7月30日。
[72] S. 沃尔夫森（S. Wolfsson），“社会主义和家庭”，《马克思主义理论阵线》（Pod Znamenem Marksizma，党的理论机关报），莫斯科，1936年。转引自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苏联的家庭》，伦敦，1949年，第287页。
[73] 第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各种矿井下工作的妇女就业情况》，日内瓦，1934年，第6篇报告。
[74] 夏洛特·霍尔丹，《俄罗斯新闻纪录片》，伦敦，1942年，第151页。
[75] 莫里斯·辛德斯，《俄罗斯，继续奋战》，伦敦，1942年，第135页。
[76] 《真理报》，1939年1月1日。
[77] 大卫·达林（David. J. Dallin）和伯里斯·尼古拉夫斯基（Boris. I. Nicolaevsky），《苏俄的强迫劳动》，伦敦，1948年，第153页。
[78] 同上，第52页。
[79] 同上，第54-62页。
[80] A. 西利加，《俄罗斯之谜》，伦敦，1940年，第249页。
[B] 见本章“人从属于财产”一节。
[81] Y. 格卢克斯坦，《欧洲的斯大林卫星国》，伦敦，1952年，第309-310页。
[82] 沃尔特·科拉茨（Walter Kolarz），《俄罗斯及其殖民地》，伦敦，1952年，第185页。
[8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大会决议增补（俄文版）》，第127号，1941年1月17日。未见发布日期及地点。照片副本由环球出版社为美国学术社会主义理事会提供，纽约，1950年。
[84] 同上，第10页。
[85] D. I. 达林和B. J. 尼古拉夫斯基，前揭，第165页。
[86] 《真理报》，1953年3月28日。
[87] 《消息报》，1937年12月20日。
[88]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编，《苏维埃国家法律（俄文版）》，莫斯科，1938年，第514-515页。
[89] 《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第3版）（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一五计划》），莫斯科，1930年，第1卷，第132页；《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二五计划》），莫斯科，1934年，第1卷，第429页。
[90] 《一五计划》，第2卷，第250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 522页，第2卷，第291-292, 296页；《真理报》，1941年2月19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报告，1936年统计年鉴（俄文版）》（以下简称为《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6年，第192, 195, 201, 204, 206页；《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报告（1933-1938年）》（以下简称为《1933-1938年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8年，第73页；《真理报》，1950年3月10日；《消息报》，1951年4月17日。
[91] 《1933-1938年社会主义建设》，第xxiv-xxv页。
[92] 亚历山大·巴耶科夫（Alexander Baykov），《苏联外贸》，普林斯顿，1946年，附录表Ⅳ和Ⅵ。
[93] 《一五计划》，第1卷，第145-147页；第2卷，第1部分，第248-251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 522页；第2卷，第276, 278-280, 291-292, 296页；《1946-50年苏联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五年计划（俄文版）》（以下简称《四五计划》），莫斯科，1946年，第11-13页；《真理报》，1952年10月6日。
[94] 计算自：《一五计划》，第1卷，第145, 147页；第2卷，第1部分，第248-251页；《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总结（俄文版）》（以下简称为《一五总结》），莫斯科，1933年，第83, 95, 105, 121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172, 522页；第2卷，第276, 278-280, 291-293, 296页；《四五计划》，第11-13页；《消息报》，1951年4月17日。（因战争干扰，未公布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42年）执行情况的数字，故本表未收录）
[95] 《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第3页。
[96]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科波维奇（Sergeĭ Nikolaevich Prokopovicz），《苏维埃控制下的俄罗斯国民经济》，苏黎世，1944年，第302页。
[97] 《一五计划》，第1卷，第20页；V. P. 迪亚琴科（V. P. Diachenko）编，《苏联的金融和信贷（俄文版）》，莫斯科，1938年，第184页；《四五计划》，第9页；《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2卷，第185页。
[98] 《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2卷，第129页。
[99] S. N. 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06页。
[100] 瑙姆·雅斯尼（Naum Jasny），《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第777-778页。
[101] K. 考茨基，《农业问题》，斯图加特，1899年，第24, 31页。
[102] N. A. 沃茨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战争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6页。
[103] N. 雅斯尼，《计划时代的苏联经济》，斯坦福，1951年，第74页。
[104] 同上，第76页。
[105] 由该表［指注[90]——译者注］中消费品产出数字计算得到。
[106] V. V. 库伊比舍夫，《1930-1935年文章及演讲集（俄文版）》，莫斯科，1935年，第131页。
[107] 《一五计划》，第2卷，第2部分，第292-293页；《一五总结》，第186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533页。
[C] 不包括厨房，浴室，客厅等空间。
[108] 《工人和雇员预算（俄文版）》第1卷：《1922-1927年工人家庭预算》，莫斯科，1929年，第55页；《二五计划》，第1卷，第533页；B. B. 维谢洛夫斯基（B. B. Veselovsky），《经济学和公有经济计划教程（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174页。
[109] 联合国，《欧洲住房问题》，日内瓦，1949年，第41页。
[110] 联合国，《1949年欧洲经济调查》，日内瓦，1950年，第31页。
[111] 《国际劳工评论》，1921年5月，第627页。
[112] 《苏联新闻》，1952年1月23日。
[113] V. L. 科巴列夫斯基（V. L. Kobalesvky），《苏联的住房组织和经济（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109页。
[114] B. B. 维谢洛夫斯基，前揭，第176页。
[115] 《四五计划》，第55页。
[116] B. B. 维谢洛夫斯基，前揭，第132, 473页。
[117] 《苏联新闻》，1952年1月23日；《真理报》，1937年10月18日。
[118] 《国际劳工评论》，1932年5月，第627页。
[119] 阿尔谢尼·格里戈里耶维奇·兹维列夫（Arseny Grigorevich Zverev），《苏联国家预算1938/1945年（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5, 22, 47, 104页；基里尔·尼卡诺维奇·普罗特尼科夫（Kirill Nikanorovich Plotnikov），《社会主义国家预算（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42, 146, 216, 218页；《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4卷，第127, 340页；《计划经济》（Planovoe Khoziaistvo，国家计划委员会月刊），莫斯科，1952年，第2号，第24页。
[120] 这些数字来自《1941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第127号，第1941年1月17日，前揭，第11页。
[121] L. P. 舒尔金（L. P. Shulkin），《苏联钢铁消费（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20页及以下；M. G.克拉克，《苏维埃钢铁工业的一些经济问题（未发表论文）》，康奈尔大学，1950年，第42页。
[122] N. A. 沃茨涅先斯基，前揭，第126页。
[123] A. A. 阿鲁蒂尼安和B. L. 马库斯，前揭，第484页。
[124] S. N. 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06页。
[125] 《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手册（俄文版）》，莫斯科，1939年，第75-80页。
[126] 《苏联周报》，补编，1947年12月18日。
[127] 劳动部，《英国工人劳动状况调查》，1947年4月。
[D] 如今俄国工人的处境与英国工人相比，比沙皇时期还要差得多，可以将上表与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下述评论相对照：“在沙皇俄国……1913年矿山和工厂的平均工资通常估计为每月20至25卢布，或者按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英国的40先令至50先令（即每周约10至13先令）。这还不到当时英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M. 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伦敦，1948年，第59页）。
[128] N. 雅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前揭，第374-375页。
[129] 同上，第375页。
[130] A. 阿丽娜（A. Arina），“1938年的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农业》（农业人民委员部月刊），莫斯科，1939年，第12号。
[E] 分配给农庄成员——这包括了给行政层的薪酬。根据阿芙古斯蒂娜·普罗科皮耶夫娜·泰拉耶娃（Avgustina Prokopievna Terâeva）的文章“统一集体农庄的组织经济建设”，《经济问题》，1950年，第12号，农庄行政层的薪酬取决于集体农庄生产规模的大小，在总产能单位［trudodni，其具体含义见尾注【F】］中占据一定比例：2万单位产能的农庄，薪酬占8%；2.5-3万单位产能的农庄，薪酬占7%；3.5-5.5万单位产能的农庄，6%；5.5-7.5万，5%；7.5-10万，4%；10万以上，3%。
[131] A. 阿丽娜，前揭。N. 雅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前揭，第684页。
[132] T. L. 巴修克（T.L. Basyuk），《集体农庄生产组织（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272-273页。
[133] S. N. 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164页。
[F] Trudoden——其字面含义为一个工作日，但实际上用为集体农庄劳动力的一个抽象单位。一名最不熟练的劳动力一天的产出相当于0.5 Trudoden，一名最熟练的劳动力一天的产出相当于2.5 Trudoden。
[134] F. 赛梅诺夫（F. Semenov），A. 潘克拉托娃（A. Pankratova）等，《1905-1907年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32页。
[135]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奥萨德科（Mikhail Petrovich Osad’ko）编，《集体农庄生产组织问题（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94页。
[136] 同上。
[137] 同上，第95页。
[138] 同上，第191页。
[139] 同上，第201页。
[140] 同上，第212页。
[141] 同上，第217页。
[14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179页。
[G] 基本上，俄国集体化进程与在英国发生的进程是不同的。在英国，驱逐农民造成了农产品过剩，这些剩余在城镇销售。在俄国，绝大多数的农产品剩余都被政府征为税收，没有任何交换条件。
[143] 马克思，《资本论》，纽约，现代图书馆，无出版日期，第1卷，第193页。
[144]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伦敦，1941年，第509-510页。
[145] M. 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伦敦，1948年，第364页。
[146] A. K. 索奇科夫（A.K. Sochkov）编，《苏联国家预算收入（俄文版）》，莫斯科，1945年，第14页；K. N. 普罗特尼科夫，前揭，第17, 26, 102, 181, 259页；N. N. 罗温斯基（N. N. Rovinsky），《苏联国家预算（俄文版）》，莫斯科，1950年，第393页；《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0年，第393页；《1951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337页；《计划经济》，1952年，第2号，第20页。
[147] A. K. 索奇科夫，前揭，第16页。
[148] N. 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斯坦福，1951年，第164-165页。
[149] M. 多布，《和平和战争年代的苏联计划与劳动力》，伦敦，1942年，第61-62页。
[150] M. 多布，《1917年来的苏联经济发展》，前揭，第371-372页。
[151] S. N. 普罗科波维奇，前揭，第316页；《布尔什维克》，第12号，1950年。
[H] 在本章后节［见“分配关系的变化”一节，注[209]段以下——译者注］，我们会探讨现在的俄罗斯收入和遗产税问题。
[152] 《联共（布）决议》，莫斯科，1932年，第四版，第1卷，第22页。
[153] 同上，第506页。
[154] 《1935年社会主义建设》，第644页；N. 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78页。
[155] 《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第646-647页；N. 雅斯尼，同上。
[156] A. G. 兹维列夫，前揭，第43页。
[157] 《苏联法汇》，1932年，第62号，第360条。
[158] J. V.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俄文版）》，第8卷，第209页。
[159] 该法律选段及下面两条法律，转引自Y. 格卢克斯坦，前揭，第93-95页。
[160] 《真理报》，1947年6月5日。
[161] 同上。
[162] 《真理报》，1947年7月9日。
[163] 《苏俄刑法典（俄文版）》，莫斯科，1937年，第70-71页。
[164] 同上。
[165] 《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9页，第69条。
[166] 同上，第19页，第70条。
[167] 《苏联法汇》，1935年，第19号，第155条。
[168] 转引自M. 伊冯（M. Yvon），《这就是苏联》（L’URSS, telle qu’elle est），巴黎，1938年，第243页。
[169] 《莫斯科晚报》（Vecherniaia Moskva），1935年4月19日，转引自尼古拉斯·谢尔盖耶维奇·蒂马舍夫（Nicholas Sergeyevitch Timasheff），《大撤退》，纽约，1946年，第325页。
[170] 见《苏联法学》（Sovetskaia Ustitsiia），1935年，第10号。转引自N.S. 蒂马舍夫，前揭，第321页。
[171]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41年，第25号。
[172] I. T. 戈利亚科夫编，《刑法（俄文版）》，第三版，1943年，第137页。转引自V. 格索夫斯基，前揭，第1卷，第122页。
[173] D. I. 达林和B. J. 尼古拉夫斯基，前揭，第84页。
[17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第4卷，第312页。
[175] 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4卷，第5页。
[17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伦敦，1942年，第70页。
[177] 列宁，前揭，第76页。
[178] 同上，第77页。
[179] 同上，第78页。
[180] 同上，第40页。
[181] 列宁，《列宁选集（俄文版）》，第27卷，第13页。
[182] 同上，第29卷，第159页。
[183] 同上，第33卷，第64页。
[184] 《联共（布）决议》，第4版，第1卷，第337页。
[185] 同上，第444页。
[186]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1921年3月于莫斯科（俄文版）》，莫斯科，1933年，第317页。
[187] 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Gustavovich Strumilin），《1913-22年俄国工业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俄文版）》，1923年，第35页。
[18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 Nikolaevich Pokrovsky）编，《1905（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1卷，第439页。
[189] 《苏联劳工状况，统计经济调查报告，1922年10月-1924年3月（俄文版）》，莫斯科，1924年，第158页。
[190] 西门·奥西波维奇·扎戈尔斯基（Semen Osipovich Zagorsky），《苏联工资及劳动环境规定》，日内瓦，1930年，第176, 178页。
[191] 兰斯洛特·劳顿（Lancelot Lawton），《苏维埃俄国经济史》，伦敦，1932年，第2卷，第359-361页。
[192] 参见季诺维·米哈伊洛维奇·切尔尼洛夫斯基（Zinovy Mikhailovich Chernilovsky）编，《国家和法律史（俄文版）》，莫斯科，1949年，第29页。
[193] 转引自大卫·约瑟福维奇·切尔诺莫迪克（David Iosifovich Chernomordik），《苏联经济政策（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第240页。
[I] 这条规定的废除如此极密，以至于人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从俄罗斯报刊的新闻上可以看出，它在1934年已经不复存在了。
[194] 《1922年劳动法案（俄文版）》，莫斯科，1922年，第57条，第9-10页。
[195] 同上，1934年3月17日废除（《苏联法汇》，1934年，第15号，第109条）。
[J] 有趣的是，苏联关于经济统计学的一本书批评了美国的统计学，因为后者习惯性在工资和报酬账簿中纳入公司主任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平均工资和报酬。（《社会经济统计学辞典（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页）正可谓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原句为，母鹅酱当然不是公鹅酱！——译者注］
[196] 《苏联法汇》，1937年，第71号，第340条。
[197] 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布隆斯坦（Lev Abramovich Bronstei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德林（Boris Nikolaevich Budrin），《汽车运输业的计划和财务（俄文版）》，1948年，莫斯科，第150页。
[198] 《苏联法汇》，1936年，第20号，第169条。
[199] 格奥尔基·鲍里索维奇·波列克（Georgy Brosovich Poliak），“论工业产业中的主任基金”，《计划经济》，1938年，第4号。
[200] 《1933-38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138页。
[201] L. 维伦斯基（L. Vilenski），“工业财政问题”，《计划经济》，1938年，第4号。
[202] 转引自M. 伊冯，前揭，第111页。
[203] 《真理报》，1937年6月27日。
[204] 《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513页。
[205]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速报（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24, 205页。
[206] 《消息报》，1938年1月18日。
[207] 《纽约时报》，1943年8月23日。
[208] 《真理报》，1939年12月21日。
[209] 《消息报》，1940年4月6日。
[210] A. 沃思，《斯大林格勒之年》，伦敦，1946年，第126页。
[211] 同上，第104页。
[212] 同上。
[213] 见上表［见“工业从属于战争”一节，注[119]——译者注］。
[214] N. 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44-45页。
[215] 《苏俄法汇》，1918年，第34号，第456条。
[216] 《苏联法汇》，1929年，第8号，第78条。
[217] 雷金纳德·比绍普，《苏联的百万富翁》，伦敦，1945年，第3页。
[218] I. I. 叶夫提克耶夫（I. I. Evtikhiev）和V. A.弗拉索夫（V. A. Vlassov），《苏联行政法（俄文版）》，莫斯科，1946年，第164, 418页。
[219] 同上，第408页。
[220] 《真理报》，1951年4月4日。
[221] 《真理报》，1949年3月17日。
[222] 《大苏维埃百科全书（苏联卷）（俄文版）》，第1225, 1228, 1233栏。
[223] 《苏联文化建设（俄文版）》，莫斯科，1940年，第111-112页。
[224] 同上，第114页。
[225] 《苏联例汇》，1940年，第27号，第637条。
[226] 《1943年的苏俄人民教育（俄文版）》，1944年，第42页。
[227] 《1917-1947年关于教育的联共（布）指示和苏联政府决议文档汇编（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2卷，第109-111页。
[228] 1940年12月28日政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俄文版）》，1941年，第1号。
[229] 同上，1947年，第21号。
[K] 研究在现存的个人资本主义下的，尤其是作为战时的权宜之计的集中指挥是一个有趣的主题，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30] 《一五计划》，第1卷，第1部分，第329页。
[231] 同上，第324-325页。
[232] 《1933-38年社会主义建设》，前揭，第xxiv-xxv页。
[233] 《一五计划》，第1卷，第94页。
[234] 《一五总结》，第170页。
[235] 《真理报》，1940年10月27日。
[236] 伊凡·巴甫洛维奇·巴尔金（Ivan Pavlovich Bardin）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班尼（Nikolai Pavlovich Banny），《五年计划新时代下的钢铁工业（俄文版）》，莫斯科-列宁格勒，第166页。
[237] 同上，第165页。
[238] 《消息报》，1952年5月24日。
[239]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1947年2月20-25日（俄文版）》，莫斯科，1947年，第20页。
[240] N. 雅斯尼，《苏联生产商品的价格》，斯坦福，1951年，第83-84页。
[241] N. 雅斯尼，《苏联价格制度》，前揭，第9-10页。
[242] 同上，第10页。
[243]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莫斯科，1952年，第24-25页。
[244] 《计划经济》，1946年，第3号，第38-39页。
[245] 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俄罗斯司法制度：解读苏联法律》，马萨诸塞州，剑桥，1950年，第66页。
[246] 同上，第76-77页。
[247] 斯大林，见《真理报》，1929年11月7日，《列宁主义的问题》，第301页。在《斯大林选集（俄文版）》，第12卷，第129页相同的段落中，5-10万公顷被改成了4-5万公顷。
[248] 《消息报》，1930年1月20日。
[249] G. K. 奥尔忠尼启则，《1931年的工业发展总结报告暨1932年工业发展任务规划》，莫斯科，1932年，第40-41页。
[250] 《计划经济》，1931年，第5-6号，第29页；《二五计划》，第2卷，第276, 278-280页。
[251] 《消息报》，1931年3月8日。
[252] 《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ia Pravda），1935年12月6日。转引自戈顿，前揭，第389-390页。
[25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42年，第1卷，第208-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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