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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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1789年，革命热情激荡了许多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但是，这种情感并非普遍现象。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社会上也发出了仇视和抵触的声音，将其视为一场对文明的攻击。这部分人的抱怨并非针对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那段历史发生在三年后。在当时的法国，拉法耶特的国民军依然对巴黎保持着严密控制，国王依然有权任命政府官员（尽管他们要对议会负责），罗伯斯庇尔依然严厉谴责死刑。这里所说的仇视针对的是人民拥有行使国家事务发言权的提议。
　　英国人埃德蒙·伯克认为，“粗鄙的大众”逐渐腐蚀了文明的根基，他的言辞成为（此后也一直是）反革命的圣经语录：

　　欧洲的光荣永远消逝了。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再看到那种对显贵和异性的极大忠诚，那种高尚的谦恭态度，那种尊贵的温顺神情，那种由衷的服从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受人奴役之中还保持一种高贵的自由精神。^[1]

　　此前伯克并未被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英国的美洲政策，咒骂英国的孟加拉征服者实施的残暴行为。潘恩于1780年代末从美洲回到伦敦，更是将伯克视为挚友。然而，凡是涉及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哪怕一点蛛丝马迹，伯克却都无法承受。伯克在1790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之反思》中对此进行了公开指责，他在书中号召拥有土地的地主、拥有财富的银行家和“文明阶层”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工匠和农夫应当统治社会的思想，更不用说“仆人”和劳工统治社会了。伯克曾经同情废奴主义，如今却严词谴责废奴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编织的一张可恶的网”^[2]。在后来的著作中，伯克坚称潘恩应当“在刑事法庭前被驳倒” ^[3]。
　　《法国大革命之反思》在社会上层阶层中立时获得成功：英国售出五万本，几年间还被译为多种语言。乔治三世非常喜爱这本书，凯瑟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这本书充满激情，波兰的末代皇帝斯坦尼斯拉夫也对这本书褒奖有加。当然，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有过“任人驱使”的体验，或者做过任何促进“高贵的自由精神”之举。
　　伯克在英国的著述，很快就在欧陆得到德迈斯特作品的回应。德迈斯特不仅坚持认为，统治阶级应当“与人民永远要依靠血统或财富来分开，因为一旦人民普遍失去对权威的尊敬，整个政府就会垮台” ^[4]，还将其观点扩展至攻击整个启蒙运动的根基。“一个贵族所能犯下的最大罪行，”德迈斯特写道，“就是攻击基督教的信条。” ^[5]
　　对旧有偏见的挑战将会引发被剥削阶层对主人的挑战，德迈斯特并非唯一一位作出这种警告之人。吉本如今看到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猛烈抨击的荒谬的基督教信仰。他提及“将古老的迷信暴露在盲目且无知的大众蔑视之下的危险” ^[6]。
　　不仅是革命，就连启蒙运动的基础都遭到攻击——随着革命军不断前行，整个欧洲的皇室和贵族惧怕得瑟瑟发抖，对启蒙运动的攻击也日益加强。他们转向反启蒙主义信仰，将其作为在民众中反理性传播的堡垒，采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试图延续启蒙主义传统的人们。
　　反理性运动浪潮在革命理想逐步破灭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789年带来的希望被第二波恐怖统治所打击，在“热月政变”后变了味道，更于拿破仑称帝后绝望地彻底坍塌。失望的人们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暴躁不安。柯勒律治于1797年写道：“所有时代和所有形式政府下的统治者都是一丘之貉。”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暗示道，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将国家变为地狱的正是那些企图将它变为天堂的人们” ^[7]。就连那些拒绝背叛1789年希望的人们也基本上放弃了与旧秩序的直接冲突。对那些提倡盲目信仰宗教神话和君主制幻想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阵线越来越开放。
　　然而，仅仅是在五十年前，休谟还只能公开发表略表怀疑的观点；雪莱由于为无神论辩护，18岁就被赶出牛津大学。伏尔泰揭露了《旧约》中的荒谬之处，但是直至1840年代，大卫·施特劳斯等人才重新开始对圣经进行批判。18世纪，法国的布封和拉马克及英国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开始发展物种或许发生着不断进化的理论。但直至1830年代和1840年代，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推迟了二十年，才向世界公开宣布自己也相信物种进化，并提出一种物种进化的新理论，借此可以说明物种演进的过程。^[8]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对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如何发展至今给出了复杂精密的系统解释。但是，那些将人类社会视为神赐、只是简单重复《国富论》只言片语的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些。看上去就像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突然被冰封了一样。
　　不过，从启蒙运动发展到反启蒙运动的蒙昧主义，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数学、物理和化学领域依然取得了许多进展，这是由于受到广泛蔓延的工业和战争需求的刺激和鼓励。工业家寻求利润的方法，与地主从高额地租中获取财富的方法相冲突，这令英国的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综合研究了许多启蒙思想的真知灼见，梳理出一部人类知识发展的概论，虽然他将人类知识的发展与支撑这种发展的物质基础完全割裂开来。沃尔特·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简·奥斯汀，将小说这种文艺形式发展为一种文学的理想工具，用来表达中产阶级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的困境。文学、音乐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重在歌颂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这常常导致对所谓的“黄金”蒙昧主义过往的赞美，但在还未彻底抛弃封建残余的社会中，这也会带来对人民反对专制和压迫传统的颂扬。圣西门、傅立叶及英国成功的工业家罗伯特·欧文等几位“乌托邦”思想家，勾绘了如何更好地组织社会的蓝图，虽然他们无法指出有哪个阶层能将这些蓝图转化为现实。这需要新一代——诞生于1810年代末和1820年代初的人们——在启蒙思想和早年革命岁月中积累的遗产基础上去加以构建。但在此期间，尽管君主制不断尝试复辟，想要回归18世纪的生活模式，这个世界依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 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2] 同上书，第98页。

^[3] 约翰·基恩，《托马斯·潘恩：一种政治生活》，第323页。

^[4] 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6页。

^[5] 同上书，第105页。

^[6] 出自爱德华·吉本《自传》（Autobiography），转引自彼得·盖伊，《伏尔泰的政治观：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诗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 New Jersey, 1959），第259页。[《吉本自传》，戴子钦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7] 格勒律治和荷尔德林的话都引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8] 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与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合著，《达尔文：一位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London,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