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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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刀尖上的革命
↘大不列颠：传统的诞生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崛起
↘海地的黑人雅各宾派
↘拉丁美洲的首轮革命

　　1792年，吉伦特派领导的国民议会许下承诺，“救助所有想要恢复自由的人们”。布里索宣称，他所赞颂的反欧洲君主专制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老式的征服战，而是一场解放战争。法国国外当然存在许多对任何革命进展都感到欢欣鼓舞之人：

　　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1]

　　年迈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回忆了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他年轻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冲击。黑格尔的记忆并没有欺骗他。革命的讯息中，回荡着启蒙思想在世界各地对人们的影响。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骚塞和柯勒律治热衷于描述巴士底狱的风暴。柯尔律治写道：“从人类宽宏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如同一位神祇。”诗人兼雕塑家威廉·布莱克曾在与一位士兵的争论中因坚守革命原则而差点被捕。先驱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遭到保皇党暴徒的袭击。德国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与年轻的黑格尔一样充满热情。即便在“热月政变”之后，康德依然写道：“雅各宾派的错误不能与过去时代暴君的罪行相提并论。”^[2]贝多芬将革命歌曲的旋律融入音乐创作，在其伟大的第三交响乐《英雄交响曲》中，充满激情地展现了革命军队的精神（虽然贝多芬在得知拿破仑称帝后，厌恶地抹去了献给拿破仑的题词）。在爱尔兰，还有贝尔法斯特中产阶级的伍尔夫·托恩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伯爵（出身旧贵族家庭），前往巴黎与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在拉丁美洲，来自卡拉卡斯的16岁少年西蒙·玻利瓦尔（同样出身旧贵族家庭），1799年在与巴拿马的西班牙总督争论时竭力捍卫革命理念；而另一位墨西哥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宣传的革命理想，则赢得了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等学生的支持和信仰。

刀尖上的革命

　　这样的热情意味着不断推进的法军找到了许多当地同盟，这些同盟首先就出现在他们跨越边界进入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北部及德国南部的时候。君主和寡头政府的中产阶级对手自称“雅各宾派”——即便已经跌下权力的巅峰，“雅各宾派”依然是革命支持者们认可且常用的名字。不论法国军队何时进军，这些力量都与战争步调相配合，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非常相似：废除农奴制和封建赋税义务，政教分离，没收教会土地，废除国内关税，以及建立一定程度上的民主议会等。但问题很快就开始浮现出来。
　　罗伯斯庇尔反对布里索的一个有力观点在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永远都不会欢迎外国侵略者，不论后者的意图有多么良善。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证明罗伯斯庇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和部分中产阶层最初都热情高涨。得胜的法军只能通过抢劫和对被征服土地收取贡奉来维持。解放战争经历了保卫革命战争的痛苦阶段，最终演化为一场帝国征服战。拿破仑引领着战争的进程，推动着事态的发展，吞并了比利时、萨沃伊和莱茵河南部的德意志小邦国，以君主制取代民主议会，直至将自己的兄弟们分封为意大利、威斯特法利亚、荷兰和西班牙的国王。
　　即便是处在拿破仑的治下，法军也推平了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准备好了土壤。但若没有法国如此重要的无套裤汉和农民起义，当地联盟在民众中就会缺乏真正的基础。农民和城市低等社会阶层从法国占领军那里几乎毫无所获，因而无法使他们认同新秩序，而且支付给法国的贡奉及维持法军的花费，造成了与旧有封建租税制同样沉重的负担。只要法军被迫撤离，当地的“雅各宾派”就会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1812-1814年间，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拿破仑在两条战线上过度扩张帝国，一方面试图为其兄弟戴上西班牙的皇冠，另一方面意欲跨越北欧平原，率军直捣莫斯科。这是一种酿成悲剧的策略。拿破仑的军队在马德里设法扑灭了一次民众起义，但是从此以后，却受到了惠灵顿领导的英军游击队不胜其烦的侵扰，后者一路战斗，跨越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此期间，占领荒芜的莫斯科很快就变成一场灾难，敌人的军队和严酷的冬季环境摧毁了拿破仑长达一千英里的补给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憎恨法军，西班牙和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与当地皇室势力联合起来将入侵者赶出了国境，这一举动使得这场战争看起来就像是一系列的“民族解放”战争——但结果却发现被得胜的国王背叛，被抛入戈雅在绘画作品《黑暗时代》中表现的压迫和衰退的深渊。
　　拿破仑的战败（或者说他的两次战败；在第二次滑铁卢战败前他曾于1815年不可思议地上演了百日复辟）令所有国王、王公和贵族趾高气扬地归来，缔造了奇特的半个世界：18世纪古老政权的上层建筑强加到此时已经发生巨变的社会结构之上至少在法国、意大利北部和德国西部是这样。司汤达（曾为拿破仑的军队供应军需食品）在小说《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中，以及大仲马（他的父亲是黑人奴隶的儿子，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在小说《基督山伯爵》中，都精彩地描述了当时的世界。

大不列颠：传统的诞生

　　法国大革命不单是对欧陆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对大不列颠岛的影响也非常巨大。部分资产阶级通过1789年之前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获取了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感到并无必要进行激进的革命。但是，法国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激励了迅速扩张的城市和城镇中的民众——包括不断增长的手工业者、雇工和小店主，与他们并肩的，还有部分来自工厂的新产业工人。
　　潘恩在《人的权利》一书中为革命辩护，并倡议大不列颠也应采用相似的宪法原则，这本书售出了十万册之多。在1791年底的谢菲尔德，“五六名机械工人……讨论生活供给品不可思议的高昂价格” 和政府的腐败，组成了谢菲尔德宪法协会，致力于宣传普选权和倡议年度召开的议会。到了1792年3月，协会会员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并在当年秋天当革命在瓦尔密取得胜利后，组织了一场街头庆典活动，有六千多人踊跃参加。^[3]类似的协会也出现在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伯明翰、考文垂和诺维奇，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4]伦敦通信协会由制鞋匠托马斯·哈迪于1792年初创建而成，很快便发展壮大，在四十八个分支机构中拥有五千名会员^[5]，并建起了沟通各省各地协会的全国性通信网络。
　　运动的规模大得足以令英国政府感到担忧，1792年末的英国正在准备反击法国革命的战争。伯明翰的当地大亨谋划了一起暴动，袭击了参加1791年巴士底狱陷落纪念晚宴活动的当地改革者，洗劫商店，焚烧住宅，将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赶出城市。^[6]如今，英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反雅各宾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成立了保皇党协会，煽动全国性的战争狂热。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对任何宣传民主思想的尝试都予以严厉打击。潘恩由于撰写了《人的权利》而被判犯下叛国罪，不得不逃离英国。“苏格兰人民之友”的两位领袖：年轻的律师托马斯·缪尔和英国一神教牧师托马斯·帕尔默，经过臭名昭著充满偏见的审判后，被判处流放^[7]，一同被流放的还有三位 “苏格兰立宪会议” 的代表。托马斯·哈迪及其他十几位伦敦革命运动领袖都因犯下叛国罪而被审判，哈迪的妻子在暴徒袭击住宅时不幸死亡。当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时，议会终止了人身保护令，从而使革命者被告无须经过陪审团审判就可直接被监禁。
　　某种程度上，英国和苏格兰雅各宾派造成的骚动不安，在城市阶层引起巨大反响。数千市民聚集在广场，1797年撼动英国海军的海军哗变的部分组织者，无疑在此时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广大中间阶层也已做好准备与土地拥有者阶层团结起来，保护有利可图的现状，致使政府能够放开手脚安心对付革命运动。到了1790年代末，作出同情革命思想之举，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和困难的事情。
　　然而，谢菲尔德宪法协会、伦敦通信委员会、“苏格兰人民之友” 及其他组织的活动也并非全无效果。爱德华·汤普森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表示，革命组织的活动缔造了一种传统，对1815-1848年间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崛起

　　法国的例子对爱尔兰（大不列颠最古老的殖民地）的影响则要更加直接，它为这片土地赋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650年代，英国政府粉碎了爱尔兰人民的反抗起义，将清教农民（主要来自苏格兰）安置在从阿尔斯特当地天主教徒手中夺取的土地上，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这些农民移民的后代一直害怕天主教起义会重新夺走土地，这种恐惧迫使他们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与同为清教徒的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们站在了一起。他们不敢挑战英国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惧怕任何反抗行动都会刺激被剥夺了财产的天主教徒。直至1770年代，都柏林的清教议会始终承担着伦敦政府在爱尔兰实施傀儡统治的工具。
　　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事态开始发生改变。美国独立战争令都柏林议会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力，因为英国政府需要爱尔兰志愿军的支持，以防法国袭击。曾有一段时期，爱尔兰议会似乎能够做到从爱尔兰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但在英美战争结束后，这些看似颇有希望的前景都轰然倒塌，由此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反英运动，其中贝尔法斯特不断成长的清教中产阶级商人群体尤具代表性。
　　这些感情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回应中爆发出来。志愿者开始操练起来，提出成立制宪会议，支持天主教解放。1792年，“贝尔法斯特成为民主之战的最前线，以宏大的游行和庆典来纪念法国大革命一周年……共和精神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四处张贴的海报上对宗教教派主义发起了攻击：“因迷信而形成的嫉妒，是塑造爱尔兰‘巴士底狱’的原因：让我们团结起来捣毁它！”^[8]纪念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年轻的律师沃尔夫·托恩在贝尔法斯特与十几人共进午餐时，成立了新的激进革命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些参与者大多是小商人（包括一位布店老板、一位亚麻生产商、一位鞣皮匠、一位职员、一位药剂师、一位钟表匠和三位贸易商）。^[9]
　　爱尔兰与英国一样，都试图用镇压手段摧毁新兴的雅各宾主义运动。英国统治者通过爱尔兰上层阶级颁布法律，禁止爱尔兰人民携带武器，宣布“爱尔兰人联合会”为非法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被迫转向地下活动，革命主张也越来越激进。它的目标发展为推翻英国统治，因为英国的统治使爱尔兰的经济持续落后，使爱尔兰社会因宗教分歧而四分五裂；它提出必须掀起一场犹如法国革命般的剧烈革命运动，缔造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爱尔兰人联合会”认为这将是一个资本主义新国家，一个甩掉外国统治和国内贵族沉重包袱的新国家。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托恩进一步看到，必须依靠中间阶层、主要是 “爱尔兰人联合会” 的清教成员来激起天主教农民的革命激情——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拥有通过秘密武装的“抵抗组织”反抗地主的历史传统。
　　支持起义的人数日渐壮大（达到十万人），远远超出英国政府能够派出的武装人员（六万五千人）。^[10]但是，爱尔兰志愿军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武装，要想取胜似乎还有赖于从法国获得军事支援。
　　1798年爆发了爱尔兰起义。但是法国提供的支持微乎其微，而且姗姗来迟——迟至8月，一千一百名士兵组成的法国援军才抵达梅奥。而此时当局已经逮捕了起义领袖，从而将武装起来但却并未成熟的起义军逼到了死角。韦克斯福德和安特里姆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接下来的血腥屠杀令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如同儿戏。当局对疑似支持起义者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屠杀了近三万人。^[11]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社会冲突在起义之前的三年间已经达到了巅峰，当局故意鼓励清教团体憎恨革命运动，憎恨天主教徒。1795年秋，安特里姆的戴蒙德村爆发了清教农民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此后出现了半秘密的清教组织“橙色骑士团”（橙带党）。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厌恶所有农民，最初并未加入这一新组织。但他们很快就看出，“橙色骑士团”是熄灭叛乱威胁的极有价值的工具：

　　1796—1797年间……“橙色骑士团” 逐渐从一个小型分散、不被社会接受、被统治阶层鄙视的边缘性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地方性协会，得到了英国和爱尔兰社会部分最高权要人物的首肯和积极支持。^[12]

　　军队司令雷克将军主持 “橙色骑士团” 队伍，武装的 “橙色骑士团” 越来越与政府军和民兵站在同一阵线，惩处 “爱尔兰人联合会” 的支持者。他们给清教徒叛逆提供了选项：要么遭受打击和折磨，要么加入“橙色骑士团”，打击和折磨其他叛逆。^[13]通过这样的方法，英国当局和盎格鲁-爱尔兰裔的地主不仅镇压了革命起义，还极大地推动了宗教宗派主义情感。
　　过往二百年间主宰爱尔兰政治的两大传统：共和主义和 “橙带党” 主义，从其发源之日起就是整个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的支流。
　　然而，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这根本不是英国政府“文明”议员焦虑的事情。在成功地分化和统治“爱尔兰人联合会”两年后，他们劝服爱尔兰议会投票取缔该联合会。由于被排除在英国控制的市场体系之外，爱尔兰的工农业早已受到了重创。如今，他们又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所有保护自己的方式，而盎格鲁-爱尔兰裔地主却能攫取巨额地租，继而到英格兰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地花掉。英国政府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解决了“爱尔兰问题”——这种想法每隔上三四十年就会浮出水面，直至今天。

海地的黑人雅各宾派

　　反革命力量也并非处处得胜。在跨越大西洋、远隔三千英里之外的海岛海地，革命的结果与爱尔兰革命迥然不同。但是，海地革命经历了十年连续不断的激烈起义、战争和内战，才最终取得成功。
　　圣多明各地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端，是法国殖民地帝国中最富庶的明珠。这里的种植园生产的蔗糖，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加勒比及美洲殖民地的蔗糖总产量加起来还高，从而将泼天的财富倾倒入种植园主及南特和波尔多等法国港口的商业资本家的口袋里。
　　这些财富来自对五十万黑人奴隶的残酷剥削，黑奴被迫没命地劳作，身体完全被摧毁，只有通过从非洲持续不断地引进奴隶才能维持劳动奴隶的人数。统治五十万黑人奴隶的是三万名白人奴隶主（这比北美大陆任何地区奴隶主与奴隶人口的比例都要小得多）；与此同时，还有三万名左右的自由混血儿，其中有些人拥有不少财富，甚至自己也变成奴隶主。
　　白人人数虽然相对较少，但是他们的野心可不小。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财富全是自己努力所得，因此憎恨母国专有权强加在殖民地贸易上的霸王规则：法国版的重商主义。与其相应，由于受到母国社会状况良好的中间阶层于1789年春夏之际爆发革命的激发，他们也感到必须提出自己的“自由”需求。巴士底狱风暴的消息传来，立即引发了移民针对皇家总督发起的武装暴动——尽管殖民地起义并无意在黑人奴隶甚至自由混血儿身上使用革命的“自由”“平等”口号。
　　虽然只占总人口的7%，但是白人内部却是分化严重。“一小部分白人”或许只拥有三四个奴隶，但却会与身处贵族压迫下的法国中间阶层一样，感到在当地白人大种植园主的手下遭受了屈辱和痛苦。急于自由选择贸易伙伴的种植园主，可不会让这 “一小部分白人” 掌握政治权力。当革命热情高涨的法国人组织起议会，立法赋予所有自由人（包括混血人和自由黑人，尽管法国大革命中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关于奴隶制的字眼）平等权利的时候，不论是只拥有几个奴隶的小部分白人还是大种植园主，都感到异常愤怒。很快，自由人群的四大群体（总督的支持者、拥有巨额财富的白人、拥有少量财产的白人和混血儿）就结成不断发生变化的同盟关系，局势发展到几近爆发内战的地步。
　　上述所有群体都希望黑人奴隶能够继续工作，继续受苦，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接受奴隶主的惩罚，继续奄奄一息地活着。然而，他们这种想法无疑是大错特错。奴隶们抓住机会掀起了暴乱，他们在种植园纵火、杀死奴隶主、组织武装与白人民兵作战、将暴乱扩展到各地，并在紧迫的形势下选出了自己的领袖。曾做过牲畜管理员的杰出的杜桑·卢维杜尔，很快就颇有技巧地掌控了白人群体、混血儿、从岛屿另一半入侵的西班牙军队，以及法国吉伦特派先后派来的代表之间彼此竞争的关系。继而，就在无套裤汉横扫雅各宾派登上法国权力巅峰之时，英国军队登陆了圣多明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而不单单是只关乎圣多明各的未来。英国统治阶层的重要派系在亚当·斯密观点的影响下，得出奴隶制时代已经过去的结论。毕竟，英国已经失去了北美的蔗糖种植园，而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与法国在当地的种植园相比几乎不值一提。威廉·皮特政府原本支持威廉·威伯福斯的反奴隶制运动。但是，接管圣多明各这个最重要的奴隶制经济中心，改变了英国政府的想法，使他们转而积极地拥抱奴隶制，与此同时则为全世界奴隶制的蔓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雅各宾派登上了权力巅峰，对奴隶起义而言，这件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许多吉伦特派领袖都积极地反对奴隶制，并且是1788年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成员。他们主要是一些受到启蒙思想激励的新闻记者和律师。但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则是坐落于法国西部港口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其利润的政府举措。虽然对反奴隶制的思想进行了宣传，但吉伦特派并未准备好将其付诸实现。相比之下，横扫雅各宾派的民众力量在奴隶制中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因此将奴隶遭受的苦难等同于自己遭逢的不幸。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领袖，由于惧怕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军队的攻击，希望通过鼓励英属加勒比海岛屿的奴隶暴动来缓解法国的压力。
　　1794年2月4日，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议会立法废除了所有法属岛屿上的奴隶制，给予来自圣多明各的黑人和混血儿使节们一个兄弟之吻。两大革命力量组成同盟，粉碎了皮特试图在奴隶制框架下扩张英国资本主义的希望。六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在这里遭到惨败，死伤人数远超十年后惠灵顿将军在半岛战争中的死伤人数。英国议会的平衡又被打破，这使奴隶贸易的反对者能够再次召开听证会，并于1807年投票废止了奴隶贸易。
　　然而不幸的是，对圣多明各的前奴隶们而言，这却并非最终的结局。“热月政变” 后法国政权的右转，给旧日奴隶主及其商业同盟造成了新的影响。拿破仑在为登基做准备的同时，还计划着在殖民地帝国中再次推广奴隶制。拿破仑派遣舰队携带1.2万名士兵，从卢维杜尔的手中夺取了圣多明各的控制权。接下来的战争变得与对英战争一样残酷。就在法军快要取胜的时刻，卢维杜尔错误地试图与敌人达成和解，结果却被绑架并最终死在法国的监狱中。接下来，他的副官德萨林组织黑人抵抗运动，最终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就像卢维杜尔曾经击败英国军队那样。
　　圣多明各成为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海地共和国。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持续十五年的战乱给其造成巨大破坏。曾为少数人带来滔天财富的蔗糖经济失去了奴隶制，如今已然无法恢复——虽然德萨林的继任者克里斯托弗试图再度强行实施奴隶制，但是人民拒绝接受。他们或许是很贫穷，但是他们却比牙买加、古巴、巴西或北美洲的黑人伙伴们都要自由。

拉丁美洲的首轮革命

　　自由的海地于1815年吸引了一位委内瑞拉人前来造访，那就是从16岁就开始为革命原则大声疾呼的玻利瓦尔。他如今是委内瑞拉的革命领袖之一，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挑战西班牙的统治秩序。
　　与海地革命一样，委内瑞拉的革命也是由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所触发。在虚弱无力的波旁国王退位后，拿破仑于1808年将其兄弟约瑟夫扶上了西班牙王位，史称查理四世。这激起了马德里的人民起义和农村活跃的游击队活动，以及得到英国支持的西班牙残余军队展开的精心部署的系列战斗。起义的大部分动力来自具有深刻宗教情感的农民，在惧怕任何对贵族和教会封建主义提出挑战的牧师领导下，致力于扶植查理的儿子费迪南重登王位，重新恢复君主专制，并重新设立宗教裁判所为辅助。但是，加迪斯的自由资产阶级议会一度成为全国叛乱的中心力量，即便他们的思想对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战斗的力量来说是个可恶的东西。
　　结果导致不仅在西班牙本土，而且在整个西班牙帝国境内，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统一连贯的政府实施统治。因而，从加利福尼亚到合恩角的美洲，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力量都开始尝试填补这一真空，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彼此间的残酷混战。
　　就像英国人在北美和法国人在圣多明各，最初的西班牙移民在此前三百多年间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利益，与帝国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似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维护这些利益的机会。
　　殖民地总督忠于西班牙国王，决意抵制这些要求，他调度手上掌握的军队，并从教会那里得到了更多支持。除此之外，拥护总督的力量还有很多——拉美殖民地社会的分裂状况比北美殖民地的分歧要大得多。拉美广袤的土地由大地主掌控，实际上对当地人民实施封建统治。与此同时，在那些商人财富来自与西班牙而非拉美其他地区贸易的城市中，信仰皇权、依附地主的中产阶层束缚了经济进步，压制了众多工匠、工人及某些地区黑人奴隶的发展。
　　这就是来自大地主家庭的玻利瓦尔于1810年参加委内瑞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第一次起义时的形势——就在两千英里外，具有革命思想的牧师伊达尔戈正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领导一场起义。起义伊始取得了成功，但很快就被击溃。伊达尔戈被处决，玻利瓦尔被迫逃走。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再度领导起义时依然釆用原有的方式，同样又被击溃（并向海地寻求支援），而莫雷洛斯接过伊达尔戈的旗帜继续革命，其后也惨遭被处决的命运。玻利瓦尔的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军队从委内瑞拉出发，经过努埃瓦和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进入玻利维亚，与阿根廷的“解放者”圣马丁会师，此后继续进军，与智利的“解放者”奥伊金斯会合，将秘鲁的西班牙国王赶下王座。在此期间，在墨西哥爆发的第三次起义终于迫使西班牙人承认了墨西哥的独立。然而，对那些受到玻利瓦尔和伊达尔戈理想激励的人们来说，最终的胜利却变了味道。他们拥护法国革命的价值观，不仅提出废黜国王，还致力于废止封建制度，解放奴隶，建立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伊达尔戈走得甚至更远，他提出划分土地来激发农民的热情；而玻利瓦尔则在胜利后在巴拿马召集“大陆会议”，倡议在拉丁美洲建立“联合国”。
　　统治这片大陆的大地主此前对上述举措并不感兴趣。正是由于他们反对如此激进的革命，才导致玻利瓦尔初期的惨败和伊达尔戈的被处决。虽然大地主最后为玻利瓦尔和伊达尔戈的后继者欢呼，称其为“解放者”，但他们也需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建立在大地主阶层的理解和语境中。因而，土地改革从未实施，权力依然掌握在地区寡头手中，建立统一的拉美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对抗的计划同样胎死腹中。虽然玻利瓦尔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委内瑞拉的每个城镇都竖起了他的雕像，人们对他极为崇拜，但最终他依然是在沮丧中离开了人世。
　　此时的拉丁美洲与独立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片大陆拥有几座出众的殖民地城市，展现出17世纪和18世纪的壮美，足以媲美任何欧洲城市，城市周边环绕着大型庄园，近乎农奴般的人们在此间劳作。拉美“国家”逃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得到了自由，但或多或少依然要靠外国势力才能维持。19世纪，美国和法国入侵墨西哥，而英国则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对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施加了统治性的影响。在每一个拉美国家都是寡头团体彼此倾轧斗争，政变不断上演，“自由党”和“保守党”彼此竞争，保守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以极端的特权为特色，另一方面则又呈现出大范围的发展停滞和贫困。

^[1] 黑格尔，《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1956），第447页。[《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

^[2] 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100页。

^[3] 格温·威廉斯（Gwyn Williams），《工匠与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和英国的民众运动》（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81），第58页。

^[4] 同上书，第59、62-66页。上述所有形势发展的综合评述，参见“种下自由树”（Planting the Liberty Tree），引自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ompson）的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6）第五章。[《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5] 格温·威廉斯，《工匠与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和英国的民众运动》，第78页。

^[6]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73-74页。

^[7] 约翰·麦基（John Mackie），《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 Harmondsworth, 1973），第311-313页。

^[8] 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的生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ord Edward Fitzgerald, London, 1831），第一卷，第204页。

^[9] 弗兰·坎贝尔（Flann Campbell），《反对之声：阿尔斯特的新教民主》（The Dissenting Voice: Protestant Democracy in Ulster, Belfast, 1991），第51页。

^[10] 同上书，第98页。

^[11] 数据引自格雷（T. Gray）所著《橙带党》（The Orange Order, London, 1972），第69页。托马斯·派克汉姆（Thomas Packenham）估测在起义中被杀的人数在3万到7万之间，参见其所著《自由之年》（The Year of Libery, London, 1978）第392页。

^[12] 弗兰·坎贝尔，《反对之声：阿尔斯特的新教民主》，第83页。

^[13] 出自C. Fitzgibbon，转引自格雷所著《橙带党》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