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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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伊斯兰革命

　　查士丁尼时代之后的拜占庭帝国陷入了发展停滞，这种发展停滞不仅为残存的罗马帝国带来荒芜颓败，还导致中东地区爆发了一系列激烈动荡；中东地区曾为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并曾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
　　让我们从让人惊异的圣城麦加这座坐落于阿拉伯半岛贫瘠土地上的贸易之城开始说起。游牧部落民族统治着这片土地，他们驾驭骆驼（他们于公元前1000年就开始驯养骆驼）穿越沙漠，赶着牧群从一个绿洲走向另一个绿洲，在此过程中进行一定限度的贸易，不用说有时也会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以氏族为组织形式，在部落中结成松散的联盟，氏族长者大会管理着部落的发展，不过部落之间经常冲突不断，兵戎相见，而且他们也常会对沙漠边缘之外的定居者展开突袭，尽情劫掠。
　　但在绿洲周边及一些河岸区域仍然存在不少定居的农耕者，尤其是在南方^[1]，那里存在着延续了至少千年的古老文明，与红海对岸同样古老的埃塞俄比亚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些游牧家族积累了财富后，也开始在贸易中心定居下来，在罗马帝国和东方文明之间穿梭，使用骆驼篷车运载用于交易的奢侈品。麦加就是这样一处定居点，到7世纪初它已发展成为一座兴盛的城镇。
　　游牧氏族的传统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个人及其氏族的勇气和荣誉上。这里没有国家的概念，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氏族部落负责，而不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社会承担责任。袭击、谋杀和劫掠被视为对家族或氏族部落的侵犯，需要通过复仇和血腥屠杀来解决。宗教是在部落的迁移过程中对个体神明的确认和识别，就像《旧约》中记载的“以色列之子”在穿越沙漠的过程中携带着约柜。
　　当有些游牧民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遭遇紧张关系和冲突矛盾时，这样的价值观并未提供任何简单有益的处理方法。早已进入农耕生活的农民和城镇民众穷困潦倒已久。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兴盛起来，许多在绿洲定居的农民开始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某一教派。在麦加这样的城镇中，游牧民、商人、工匠和农民混杂在一起，就彼此不同的宗教观点不断争论。这些论点都拥有实用主义层面上的含义，因为旧有的价值观和旧神阻止了任何想要颠覆向氏族及部落尽忠法律的行为。
　　阿拉伯半岛上两大比邻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间发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6世纪末，波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埃及和叙利亚，终结了当地为期九百年漫长的希腊罗马统治。但波斯社会本身已是危机四伏，拥有土地的贵族对令城市得以繁荣起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工程不屑一顾。狂暴的战争令形势变得更加糟糕。无论在拜占庭还是在波斯，都存在着普遍广泛的穷苦大众和社会暴乱。^[2]整个世界似乎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这就是穆罕默德生活的世界，这位麦加城的孤儿来自一个地位并不显赫的贸易家族，在成长过程中尝试着作为一名商人谋生——但却并不成功。他观察并亲历身边的混乱，思想上的动荡不安时刻激荡着人的灵魂，但在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却似乎没有一种显得合乎情理。他感到被一种责任感驱使着，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和他所在的社会带来些许内在的连贯性。穆罕默德经历了一系列宗教幻象，他相信上帝（阿拉伯语中的真主安拉）对他说的话。这种经历促使穆罕默德形成了各种宗教概念，并将其清楚地发展为新的宗教。穆罕默德向人们复述上帝的意愿，人们将其记下便成了《古兰经》；他继而逐渐拥有成群的追随者，主要是来自麦加各个商人家族的年轻成员。
　　穆罕默德的祈祷词与阿拉伯世界的农民和城镇平民信奉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伊斯兰教信奉单一的上帝，反对游牧部落民信奉的许多相互竞争的神明。它以无所不在的普世责任信仰，取代了对旧氏族和部落法律的信仰。通过称赞反抗一切压迫，它吸引了穷苦的信众；但与此同时，如果富人显示出慈悲心肠，它也不会把富人一脚踢开。而且与早期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对城市妇女也拥有一定的吸引力（有些追随穆罕默德的女信徒的丈夫则对伊斯兰教深恶痛绝）。伊斯兰教认为女性不如男性（例如在拜占庭帝国，女性佩戴面纱被社会广泛接受），但也劝告男人由于自己的“高级”，应当尊重而不是虐待女性，也正因此，男人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
　　在纯粹的宗教层面上，伊斯兰教广泛地融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传说和宗教实践。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伊斯兰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又大为不同。伊斯兰教的教义不仅仅是一套约束和规范道德行为的信仰或规则。它还是一套旨在改革社会的政治规划；由于部落和统治家族之间经常以武装形式爆发冲突和厮杀，伊斯兰教还意欲以建立在单一法律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来取代这种“残暴”的竞争。
　　穆罕默德教义中的政治诉求，导致麦加统治家族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至于他不得不带领信徒迁至麦地那，但最终还是于630年带领军队返回麦加城，开始创建新的国家。穆罕默德无疑取得了成功，因为他凝聚起了信奉单一世界观的年轻人核心，与此同时又颇有策略地促使目标完全不同的各种群体结成联盟——城镇民众和农民只想要和平，商人家族希望强大的阿拉伯国家能够给其带来令人欣喜的利润，部落首领则希冀从战斗中捞取丰厚的战利品。
　　新兴的国家善用了伟大帝国的两次危机。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但他最初的两位继承者（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和奥马尔（来自商人家族、信奉伊斯兰教并追随穆罕默德时间十分久远的门徒），同样知道如何将宗教原则与政治规划紧密结合。他们将长久争斗不休的牧民部落和氏族的注意力转移到袭击两大帝国的富庶城市上，从而发觉这些貌似辉煌的古老帝国是多么虚弱、多么不堪一击。就这样，一座城池接着一座城池，统统落入阿拉伯军队的囊中：636年，大马士革陷落；637年，波斯帝国的都城泰西封陷落；639年，埃及城市巴比伦（今开罗的一部分）沦陷；642年，亚历山大城沦陷。十年间，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在中东地区历史悠久的文明土地上，缔造了如日中天的帝国。
　　伊斯兰文明能够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睿智地发挥出游牧部落的战斗潜力。伊斯兰司令官发现，极速穿过看似无法穿越的沙漠后，驱使着骆驼的骑兵可以凭借强大的军队，出其不意地一路奔袭，攻击帝国边境城市。他们利用荒漠的广袤空间，就像古老的大英帝国炮舰利用海洋一样，随意打击移动速度比他们低上好几倍的防卫军队^[3]，或者就像现代武装力量使用伞兵那样随意打击远程目标^[4]。
　　但是，这些成功同时也见证了当地人民是多么憎恨旧日帝国的统治者。犹太人和“非正统”基督徒组成城市平民的大多数，他们欢迎阿拉伯军队，尤其是当穆斯林征服者并未立即寻求创建新的国家结构，或者强迫当地民众皈依伊斯兰教时，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就更加欣赏。相反，穆斯林征服者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结构，并且尊重民众对基督教、犹太教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征服者的全部需求就是定期上缴赋税，将原有的国家土地充公，同时没收那些持续抵抗新统治的旧贵族的土地。大多数民众都发觉，现有的生活环境比起旧帝国治下还要宽松些。一位犹太作家讲述了“造物主如何带来了以实玛利的王国（即阿拉伯人），为的是将你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叙利亚基督教历史学家则写道：“上帝……通过阿拉伯人之手，帮助我们逃出了罗马人的统治……我们终于从罗马人的残暴和对我们的憎恨中获救。”^[5]
　　征服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阿拉伯部落军队的领袖和麦加家族的首领。他们分享了战利品，因此几年之内就成为阿拉伯的贵族——这一阶层坐拥滔天财富但却人数极少，生活在沙漠边缘地带新建的军营城镇中，他们收取民众奉献的税收，但是依然将旧帝国的土地交给原有的地主和官员经营。
　　不过，夺取了胜利的军队中却是始终摩擦不断，有些阿拉伯部落感到在瓜分胜利果实时吃了亏。640年代，这种沮丧和愤懑情绪逐渐增长，引发了一场内战，这场战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644年，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被一名奴隶杀死，统治权力传递给了奥斯曼，奥斯曼是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之一，同时也是麦加最有权势的商人家族成员。混乱的局势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苦难。656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担任新的哈里发，点燃了彼此敌视的穆斯林军队之间的战火，直至阿里被他的追随者“分离派”杀害——起因是“分离派”不同意阿里与仇敌握手言和。于是，最高权力又回到奥斯曼堂弟手上，他建立起了以家族姓氏为名的世袭倭马亚王朝。
　　在许多人眼中，最终高唱凯歌的家族与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反对的许多邪恶联系紧密。对于那些梦想回到穆罕默德时代、将穆罕默德视为纯洁典范的人们来说，阿里和他的儿子侯赛因（680年被一支倭马亚军队杀死）成为殉道圣徒，而纯洁自从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崩坏不再。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响彻着“回到阿里时代”或者是回到前两位哈里发时代的呼声，号召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所有人联手反抗现有国家体制的统治。甚至直至今天，这种呼声依然能够激励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
　　然而，当时倭马亚监管着帝国的统一，在叙利亚建立了国都。阿拉伯军队再次挥刀直下，夺取了东方的喀布尔和布哈拉，向西直抵大西洋。这次远征为阿拉伯贵族（前部落首领和前商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他们在驻军的城市中过着奢侈生活，大笔挥霍，修建华美的宫殿。在他们之下，军中其他职级军官都享受免税待遇，并可从战利品和被征服地的贡奉中收取年金。

城市阶层与宗教叛乱

　　随着广袤的土地被并入单一帝国的统辖范围，奢侈品贸易得到巨大的推动和发展。商人、店主、书记员和工匠云集驻军城市，在日益扩张的城郊地区定居下来，为阿拉伯统治者、他们的宫殿、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官员的需求提供服务。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是阿拉伯人，但却被统治者的宗教所吸引——这种宗教毕竟与曾经统治过旧帝国的一神教宗教没有太多不同。但是，阿拉伯穆斯林并不热衷于向新发展的伊斯兰教徒扩展宗教免税权，更不愿与他们分享贡奉。因此，新的皈依者被称为改宗穆斯林“麦瓦利”，不享有阿拉伯人的种种特权，阿拉伯穆斯林始终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
　　当阿拉伯帝国发展了一百年后，帝国城市中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掌握了国家工业和贸易的关键位置，因为阿拉伯商人放弃了这些职位，转而寻求成为新的贵族。与此同时，非阿拉伯穆斯林也日益成长为重要的政府官员。但他们依然备受歧视。
　　“异议者穆斯林”团体（Dissident Muslim）自称阿里党人，他们在广大民众间找到了听众；然而，认为阿里也曾屈从于堕落和妥协的“分离派”也一样拥有不少支持者。就像麦加的部分城市阶层曾在穆罕默德的教化中找到了一种世界观，在其武装下可以反击不当的社会秩序，如今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阶层发现，同样的教化在反击穆罕默德军队建立的国家时一样有效。开创新秩序是众人的呼声，他们希冀在新秩序下，挤压城市阶层进一步发展空间的压力可以荡然无存。
　　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些冲突视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6]但事实上，波斯上层阶级支持倭马亚王朝，而在不满的人群中则包含许多阿拉伯人：

　　残存的波斯贵族与阿拉伯人缔造的国家合作，只要新政权依然承认他们的特权。在皈依一事上，他们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身份交换了穆斯林的正统身份。而伊斯兰教化的波斯城镇居民和农民，则以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身份，交换了引领他们反抗贵族的伊斯兰教异端身份——反抗的对象不仅包括波斯贵族，也包括阿拉伯贵族。^[7]

　　随着阶级之间的紧张状况日益严峻，由各种救世主马迪斯领导的暴乱层出不穷，马迪斯广泛宣传新的宗教和社会秩序的诞生。但是，这些暴动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到了8世纪中期，在阿拉伯军队的领导层中又爆发了新的争端。
　　穆罕默德家族的后代子孙、来自哈希姆支系的阿布·阿巴斯利用了时局。他授意家族中一位得到自由的前奴隶阿布·穆斯林在波斯西南部煽动民众的宗教和社会仇恨。阿布·穆斯林依计秘密行事，逐渐获得民众支持，直至时机成熟发动起义。一座又一座波斯西部城市相继公开举起阿巴斯的旗帜：一面黑色旗帜，黑色正是代表千禧年组织的颜色。阿布·穆斯林向幼发拉底河进军，在那里扫荡了倭马亚王朝的大军。这样“广泛而成功的革命宣传”，为阿布·阿巴斯最终击溃倭马亚王朝扫平了道路，将倭马亚家族逼上绝境，并最终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阿巴斯王朝。^[8]不过，期待得到解放的穷人很快就感到沮丧不已。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一旦大权在握就立马背叛了他们“最忠诚的”支持者，处决了阿布·穆斯林及其几位亲密同伴。然而，这可不仅仅是一次王朝的更迭。
　　美国著名中东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在其撰写的伊斯兰历史中将这次王朝更迭称为“伊斯兰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其重要性堪比欧洲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9]。有些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0]。毫无疑问，阿巴斯利用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加速完成了帝国统治秩序的重组。帝国此前完全由阿拉伯军事贵族阶层来统治，他们自征讨战争中崛起，凭借征服收取俸禄。在阿巴斯王朝治下，伊斯兰教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信徒日益得到同等对待，一个人的种族越发不是核心问题，尽管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穷富之分。“新的社会秩序在和平的农业和贸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官员、商人、放贷者、宗教学者乌里玛、法学家、教师及达官显贵，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治阶层。”^[11]标志性的变化在于，皇廷决定将都城迁往宏大壮美的新城巴格达，巴格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最肥沃的灌溉土地，地处通往印度的重要商路之上，距离古老的波斯帝国都城泰西封遗址只有几公里远。
　　阿巴斯革命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济繁荣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和尼罗河流域地区再次兴盛起来，出产小麦、大麦、稻米、乳制品和橄榄制品等。帝国统治者修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河道，庄稼产量也节节攀升。^[12]人们从印度引进了棉花种植，一眼望不到头的棉花地从波斯东部一直蔓延到西班牙。阿拉伯帝国的贸易规模也非常庞大。商人前往印度、锡兰、东印度和中国，繁盛的贸易使得定居中国南方城市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从事贸易买卖的阿拉伯商人还从黑海一路向北，经过伏尔加河进入俄国——考古学家甚至在瑞典发现了堆积起来的阿拉伯金币——经过埃塞俄比亚和尼罗河河谷进入非洲，货物经由犹太商人进入西欧。
　　伴随着贸易的四处扩张，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银行系统的机制。银行的总部位于巴格达，在帝国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实施精密的支票和信用状系统^[13]——鉴于商人携带大量金银从帝国的一端奔波到另一端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风险极高，考虑周全的银行机制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阿拉伯商人完全可以在巴格达开具一张支票，然后前往摩洛哥兑成钱。《古兰经》禁止信徒为了收取利息而向人放贷，因此许多放贷人都是基督徒或犹太教徒——不过，就像法国东方学专家马克西姆·罗丁森指出的那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很快就找到了既能赚钱又不违反教规的方法。^[14]
　　建立在工匠基础上的手工业也兴隆起来，其中主要是纺织业，但也包括制陶业、金属制品加工业、制皂和香水业及造纸业（从中国引入了造纸术）。这一历史时期商业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发展在文学和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当时的作品中记载着“正直诚信的商人”是“最理想的道德典范”。^[15]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正是“商人和工匠市民阶级生活的写照，市民阶级的上层包括富有的商人、贩卖玉米的商人、包税农民、进口商，以及脱离土地的乡绅等人”^[16]。
　　在这个历史阶段，宗教学者开始对穆罕默德的言行进行权威的汇集和整理，集结成了《穆罕默德训词》/《圣训》，并制定了正式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今天，这些教法经常因其据称反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人性”和“文明”价值，而被西方人视为彻底野蛮的象征。但在9世纪和10世纪，伊斯兰教法部分代表着贸易商人和工匠们的价值观，他们寻求从帝国官僚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野蛮统治中解放的方法——而且他们的确通过遵循这些教法达成所愿得到解脱，因此伊斯兰教法与“基督教化”拜占庭的普遍法律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不用说与西欧封建制法律也迥然不同。一位精通伊斯兰历史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法建立在“相对机动的平等主义期待之上……在反抗农业帝国的过程中保持了自治性”。商人和工匠想要“整个社会在更加开放、更加平等和更具契约性的结构上进行重建，就必须诉诸伊斯兰立法”。^[17]
　　总之，迅猛的社会变化带来了繁荣的智性探究，这一阶段正是阿拉伯世界价值观冲突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之一。不存在任何一派正统的伊斯兰教解释，彼此竞争的教派殊死争夺着人们的灵魂。城镇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被各种什叶派异端所吸引——什叶派的观点不断激起反抗帝国统治的暴乱。与此同时，诗人、学者和哲学家们从帝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巴格达，希望能够得到富有廷臣、地主或大商人的资助。他们将希腊、波斯、叙利亚（古叙利亚语）和印度的哲学、医学及数学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艾金迪、阿尔-法拉比和伊本西纳（西方人通常称其为阿维森纳）等哲学家，试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为阿拉伯世界提供合乎理性的阐述。花拉子密、阿布-华法和阿尔比鲁尼等数学家，齐心协力，进一步发展了希腊和印度文明的数学遗产。阿拉伯天文学家还构建了星盘和六分仪，并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

寄生与瘫痪

　　毫无疑问，穆斯林帝国的繁荣昌盛不仅与“黑暗时代”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照，甚至也令停滞中的拜占庭帝国相形见绌。然而，穆斯林帝国却因犯下大错而陷入苦海，这也就意味着它终究无法与生机勃勃、极富创新精神和技术进步的中华文明相媲美。
　　首先，兴盛的城镇生活和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发展并不匹配。阿巴斯革命为贸易扩张创造了空间，使城市中产阶级得到影响国家机构运转的机会。但真正的权力依然紧紧攥在实际上寄生于他人生产成果的群体手中。皇廷日益陷入东方君主的传统窠臼，花费巨额财富，只为喂饱统治者骄傲的自负，给臣民留下令人畏惧的深刻印象。政府官员期待通过收取贿赂积累巨额财产，将国家财富偷偷装入自己口袋。就连通过贸易致富的商人也热衷于土地投机买卖和包税制投机生意，因为投资这些生意收取的利润，要比投资改善生产条件的利润高得多。
　　城市手工业完全建立在个体工匠小范围生产的基础之上。除了由国家而非私人业主经营的少数几个行业，其他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型工场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不久之后，国家官僚也开始从贸易所得中分走一杯羹。他们从试图控制重要食品供给的监察权，发展到自行垄断了某种商品的贸易权。
　　阿巴斯王朝创建后最初几十年间乡村农业取得的进步可谓有目共睹，然而到了此时，这些进步已经消散不见。一旦灌溉工程恢复到原有水平，用以维护水渠的国家资金就被挪作他用或流入他人口袋。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但他们却只对短期即时利益感兴趣，因为他们时刻需要金钱来维持其在巴格达的浮华生活。地主对农民的压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还引入了奴隶劳工耕种大型田庄。就像古罗马时期一样，农民不仅丢掉了土地，而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雇佣劳工抢占他们的市场。不过，即便土地肥沃，收成富足，奴隶也没能分享农民所有者的分毫利润。
　　日益精密细致的统治阶级“上层建筑”，在乡村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此时的乡村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一份以美索不达米亚先后交替出现文明中的农业为主题的重要研究表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阶层，“对农业发展进步几乎毫无兴趣。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扑在宫廷阴谋和腐化堕落上，他们卷入内战的漩涡不能自拔，只知道更加猛烈地压榨农民的资源。为了保证甚至扩大税收，他们实施了掠夺性的包税制，这种短视的做法更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生存条件。”^[18]
　　自然条件的恶化（尤其是土壤盐碱化对耕地的破坏）意味着，即便施以最悉心的照料，想要在数百年前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产量，都是非常困难的。此时，疏于照料耕地给其带来了灾难性的退化。“这里曾是伊斯兰国王治下最繁华的地区，但是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在此耕种和定居。”^[19]13世纪初，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

　　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废墟之中，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成了高高堆起的土堆……没有任何一位苏丹对建设和建筑感兴趣。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收税，然后将其花掉。^[20]

　　核心地带经济的衰落，导致伊斯兰帝国政治分崩离析，政治局面的崩塌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由于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锐减，阿拉伯帝国皇室日益以牺牲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聚敛钱财，将地方财政大权交给当地总督，而总督们则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私下克扣上缴的赋税。不久，总督们在其管辖地便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军队总是具有反叛的潜在可能，所以哈里发们试图降低对它们的依赖，不过这种尝试非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中亚土耳其人成为雇佣兵或马穆鲁克：这是一种拥有特权的奴隶群体，为帝国皇族实现军事目标而服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军队的首领日益强悍，拥有足以推翻哈里发并接任的实力，此时的哈里发沦为棋子，不过是发表他人决策的傀儡。
　　到了11世纪，阿拉伯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西班牙、摩洛哥和突尼斯早已是分立的王国。统治东部波斯的王朝对巴格达的哈里发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尊重。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派掀起了叛乱，创建了对抗的伊斯兰国家，国土包括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印度的信德地区。他们在开罗修建了新都，伫立起壮美辉煌的阿兹哈尔清真寺，在11世纪与巴格达竞争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地位，他们的政府非常重视从埃及到撒马尔罕的所有异议者穆斯林的革命热望——虽然当时他们正在面临着自己的伊斯玛依派异议者掀起的反叛，这次叛乱令黎巴嫩残存的德鲁兹派最终崛起。
　　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并未导致经济或文化在整体上的即刻崩溃。巴格达衰落了，最终于1258年被一支蒙古军队洗劫一空，但是埃及依然持续繁荣了二百年，伊斯兰教文化也兴盛地传播开来，因为学者们发现，从西方的科尔多瓦直至东方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彼此竞争的不同王朝都争先恐后地资助伊斯兰文化。
　　困扰阿拉伯帝国的许多问题，很快就令其后继王朝痛苦不堪。凭借一段时期内恢复了生产机制及从事远距离贸易，这些新国家才达到了繁盛。但这与应用新的生产方法不同，只有应用新的生产方法，整体社会才能提升到新的水平。在埃及，兴旺的行政经济、亚历山大城和开罗等贸易城市，依然寄生在尼罗河与三角洲河谷的村庄基础上。来自乡村的食物和其他原材料，是农民上缴给统治者的赋税和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但是，城市却吝于向乡村提供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或是任何有益于改善生产的帮助，乡村生活与一千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最后，这种寄生状态必定会逐渐损毁城市经济。到了12世纪，部分埃及领土的实力已经非常虚弱，面对东征的十字军毫无还手之力——虽然这群受到宗教狂热驱动而聚集起来的西欧暴徒来自远比伊斯兰帝国水平低下的文明，但是埃及却也没能逃脱沦为猎物的悲惨命运。十字军的胜利证明了西欧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后退后，终于步入了初次的发展期，而与此同时，中东社会却陷入停滞。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幸有土耳其军事奴隶马穆鲁克的领袖们攫取了权力，才阻止了埃及落得如同波斯那样的灭亡下场，得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生还。
　　截至此时，伊斯兰文化和科学的伟大发展时期已经终结。随着伊斯兰教逐渐渗入乡村（在此前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伊斯兰教一直是以城市为主的宗教），它越来越依赖禁欲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推动的苏菲派运动，该派别有些领袖在去世后被尊为“圣人”。实际上，富有魔力和奇迹色彩较弱的神明层级，被再次引入本应是一神教的宗教。理性辩论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伊斯兰教的宗教学校玛德拉萨只传授单一的正统论（尤其反对什叶派的异端思想），而且还广设宗教机构，试图将正统论强加于整体社会。知识变成理解《古兰经》和《圣训》，而不是理解这个世界，这越发窒息了思想和科学自由独立的发展。12世纪初，诗人和数学家奥马尔·海亚姆抱怨道：“富有学识的人几乎消失殆尽，只余下寥寥几位，数量虽少但是贡献巨大”^[21]——然而，自13世纪始，西班牙的阿拉伯城市依然是欧洲学者们学识精进的引路灯塔，而且就是在这里，伊本·赫勒敦于14世纪发展出的思想，点燃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法国和苏格兰思想家手中的火炬。^[22]
　　7世纪和8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崛起，主要源于阿拉伯军队的征讨战争，以及其后的阿巴斯革命，将从大西洋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域融合起来，而且遵循了将商人和工匠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地主和将军同等地位的信条。这促使生产发展、技术革新、工艺进步和科学知识从亚欧大陆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以及传统的印度和同时期的中国等文明遗产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添加了浓重而独特的一笔。但出于同样原因，伊斯兰文明自10世纪以来的衰落，也源于阿巴斯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这场革命只能算作半场革命。它允许商人和工匠阶层获得了影响国家的权力，但却并未给予他们控制国家的权力。
　　国家机器在城市阶层与大地主阶层之间保持了平衡，变得史无前例的强大。它向所有阶层征税，以大型田庄奖赏将军和官僚，吸收了本应用于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生产盈余，最后迫使大量农业生产者在低于生存必需标准的环境下苦苦挣扎，因此社会生产总量锐减。这反过来则限制了贸易商和制造商的市场，令他们毫无动力从对手工生产的依赖，发展到建起基本的工厂体系。技术进步也受到束缚（穆斯林世界甚至没有引进印刷术，尽管去过中国的商人无疑非常了解中国的印刷术），民众依然生活在极度贫困和高度压迫中。文明局限在相对人数极少的群体中，随着他们的经济状况陷入恶化，文明也开始萎缩凋谢。
　　伊斯兰帝国时常被各种暴乱颠覆：叛乱的领导者假托自己是被谋杀的革命领袖阿布·穆斯林，声称自己是阿里的后代子孙；此外还包括以被哈里发腐蚀了的纯粹伊斯兰教的名义发起的暴乱，城镇平民挑起的叛乱，以及农民阶层的起义等。9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盐地沼泽中，爆发了历时十六年的伟大黑人奴隶暴动“辛吉起义”^[23]；更有发生在埃及的伊斯玛里叛乱，它将与当权政府敌对的哈里发送上了权力的王座。
　　然而，在这些叛乱和起义中，没有任何一起能比古罗马的暴动或中国的农民革命更加有效地为民众指出走出死局的道路。它们通常都是以宗教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民众对社会的巨大不满。但它们既没有也无法提出在新基础上重组社会的方案。民众赖以为生的方式还不够先进和发达，无法实现这一可能性。
　　就像中国唐宋文明，伊斯兰文明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种子，它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旧日上层建筑坍塌的沉重负荷，阻碍了种子的生根萌芽——直至它被移植到欧亚大陆较为原始的地区，那里几乎不存在上层建筑这回事儿。

^[1] 对罗马人来说熟知的名字是“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也就是今天的也门（Yemen）。

^[2] 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工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扩张发展，后来被忽略和遗忘。这不仅应当归咎于战争，还应归咎于“压迫性的税收”和“权力流向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探讨，参见罗伯特·亚当斯所著《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Land Behind Baghdad: A History of Settlement on the Diyala Plains, Chicago, 1965）第69、80-82页。

^[3] 这一类比出自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参见其所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in History, London, 1966），第55页。[《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

^[4] 这一类比出自彼得·布朗，参见其所著《古代晚期世界》第192-193页。

^[5]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58页。

^[6] 彼得·布朗，《古代晚期世界》第200页。

^[7]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72页。对阿拉伯军中争端的具体阐释，参见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所著《伊斯兰文明的历程》（The Ventures of Islam）第一卷中的“The Islamic Opposition”一章。

^[8]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0页。

^[9]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0页。

^[10]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43页。谢洛莫·多夫·戈伊泰因（Shelomo Dov Goitein），《伊斯兰历史和制度研究》（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1966），第221-240页。

^[11]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1页。

^[12] 同上书，第86页。

^[13] 同上书，第91页。

^[14] 马克西姆·洛丁森（Maxime Rodinson），《伊斯兰与资本主义》（Islam and Capitalism, London, 1974）。

^[15] 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91页。

^[16]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79页。

^[17] 马歇尔·霍奇森，《伊斯兰文明的历程》，第二卷，第65页。

^[18] 罗伯特·亚当斯，《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第？页。[原书如此]

^[19] 同上书，第87页。

^[20] 引自罗伯特·亚当斯《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第87页。关于亚当斯对这片得益于灌溉工程的土地上发生的具体事业的描述，参见书中第99-106页。

^[21]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93页。

^[22]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其《历史导论》（The Muqaddimah, London, 1987）一书中，准确地分析和描述了伊斯兰文明前700年的兴起、革命和衰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23]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