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 “活化石”拜占庭
西欧罗马帝国的崩塌并非罗马帝国的末日。在哥特人洗劫罗马后的一千年里，自称罗马人的皇帝们依然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统治着帝国。我们今天常称这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但在那时不论皇帝还是他的臣民都自视为罗马人，尽管他们说的是希腊语。在这一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以其辉煌壮美脱颖而出：它那奢华闪耀的皇家宫殿，它那远近闻名的图书馆和公共浴场，它的学者们熟知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它的治下包括三百座教堂和肃穆庄严的圣索菲亚天主教堂；成为反对贫穷、无知、迷信和无穷无尽战争（欧洲其他基督教土地上的主要特点）的文化堡垒。
即使到了12世纪西欧开始复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依然多于伦敦、巴黎和罗马三座大城的总和。这座美妙的城市令邻近的穆斯林帝国精英们目眩神迷，尽管“不论是巴格达、开罗还是科尔多瓦，哪座城市的规模都比君士坦丁堡大，人口也比君士坦丁堡多”[1]。
然而，在拜占庭文明持续千年的繁荣里，它在提升人类谋生能力或知识累积方面却是贡献极小。拜占庭文明在其每个发展阶段都依赖古罗马帝国已知的技术进步，甚至是那些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也耳熟能详的技术。
圣索菲亚大教堂[2]建成于6世纪中期，是当时欧洲最雄伟的建筑。但它也标志着拜占庭建筑技术进步的终结。[3]在建造这座大教堂中采用的开创性建造技法此后再未使用，后来的建筑师甚至不知道应当如何维修这座美丽的教堂。拜占庭文学以故意抛弃原创为特点，“致力于模仿经典，严谨地遵循一系列规则进行创作……内容的原创性、虚构想象的自由或选择主题的自由都与文学价值毫不相关”[4]。沉迷于模仿过往，就意味着官方语言与一千年前的古希腊“经典”别无二致，而不是城市生活中实际使用的那完全不同的版本：“在发表正式演讲时，演讲者总是十分畏惧以任何常用的名称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5]。拜占庭艺术以“连续限制过程”为特色，直到最后，无论对帝国最高权力还是对教会而言，它都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6]
不过，拜占庭文明还是贡献了几项技术进步。炼金术士排除万难，步履蹒跚地钻研出冶炼金属的新方法，虽然“科学的矿物学几乎被反复的神秘实践整个摧毁”[7]。制造玻璃的方法和工艺也有了改善和进步，微型螺丝的发明使测量变得更加精准。书写材料也得到了改善，尤其是从中国学习了造纸术之后。“拜占庭文明会使用几种简单的机械装置，如杠杆、辊子、齿轮、楔子、斜面、螺丝和滑轮，主要用在绞盘、踏车、戽水机、起重机和石弩等机械中。”[8]但这些技术进步似乎只应用在了两个比较受限的领域：为统治阶层生产奢侈品（如宫廷数学家利奥制造的会唱歌的机械小鸟），和用于军事目的。但就是在军事领域，拜占庭取得的技术进步也非常有限，几乎没有超越一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时期掌握的军事知识。
而在科学方面，就连有限的进步也不曾发生。曾有几份流传到此时的历史手稿，详细记录了希腊亚历山大城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发明，但却仅得到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的重视，社会上的其他“有识之士”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来严肃对待。主流思想家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全凭《创世纪》，他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而不是一个球体。[9]
总之，对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广大民众而言，这一时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用于提升获取生计能力方面的技术进步。农耕的“方法和工具”“与古时候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10]田间耕作依然要靠牛拉的轻型犁来完成，土地也没有系统施肥，直至12世纪才开始使用控制动物的挽具，此前作为负重主力的两匹马只能拖动半吨载重，这要比使用现代挽具后的载重少上好几倍。结果，无论农民如何忍饥挨饿，可以用来维持国家运转及为统治阶级提供奢侈品的生产盈余依然没有增长。这一简单事实源于拜占庭社会在其他大多数方面的发展停滞。拜占庭帝国逃过了令西罗马帝国覆亡的危机，但却没有涌现出新的生产方法，也没有出现新的阶层能够实施新的生产方法。因此，它同样无法躲避西罗马帝国曾经面对的巨大危机给它带来的压力。
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为富足才幸存下来。330年君士坦丁堡成为帝都后，先后统领帝国的皇帝们得以保持对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尔干和尼罗河河谷最重要粮食产区的控制权；这些产粮区为君士坦丁堡提供所需，就像旧日向罗马输送粮食一般。帝国各省经济全都掌握在当地大地主手中，实际上以自给自足的庄园形式运营着，在埃及甚至“集结成了微型王国，配有自己的警力、法庭、私人军队及精密的邮政和运输服务” [11]。但好在帝国军队的实力依然强大，足以迫使地方向国家上缴帝国所需的资金。
事实上，在查士丁尼于6世纪作出征服西方的最后尝试，以及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竣工五十年后，这种统治结构就彻底崩塌了。所耗不菲的军队备战、一连串的公共建筑及奢华官廷和教堂的建造，榨干了帝国的财富。农民的持续贫困、地方赤贫城市居民的不满，导致“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所有城市中彼此仇视的派系之间爆发了野蛮残忍的暴力冲突”[12]。帝国与教会在强迫人民进行宗教皈依的过程中失去了大多数民心。“得到僧侣暴力支持”的主教表示，通过攻击异教神殿，“异教必定会被残忍地消灭”。[13]国家和教会屡次袭击犹太人，血腥镇压和迫害“一性论者”、阿里乌斯派信徒及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后者在当时的异端思想中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而，到7世纪初，当东罗马帝国屡次被侵犯时（最初是波斯人，继而是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后来则是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帝国政府几乎没有从人民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帝国的统治范围缩水为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狭小范围，只有寥寥数座城镇，首都人口锐减，文化和知识水平整体下跌。
被斩断的帝国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统治者重新组织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其能为帝国防务提供必需的资源。他们试图拆分大型庄园，在边境地区以小自耕农形式安置整支军队。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通过这种方法，既能为守卫帝国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又能夯实当地的税收基础。
拜占庭文明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了东罗马帝国核心的完好，甚至在10世纪还收回了部分斯拉夫人手中的巴尔干土地。但他们并无法从根基上克服这一体系的弱点，到了11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再次衰落下去。帝国体制的基础存在着内在矛盾。帝国的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农民阶层，使其成为国家赋税的基础。但是，沉重的税负却不断迫使农民放弃土地，转而投靠更加富裕、更有权势者，以寻求庇护，维持生计。小自耕农面临着“收税官每年一次残忍无情的掠夺，随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士兵……拖欠税款者被无情地鞭打，他们的所有物也被扣押”[14]。有时，交不起税的人还会被丢进监狱，惨受酷刑折磨——12世纪时的一些收税官甚至还会放出塞浦路斯的饿狗来咬噬交不起税的农民。即便在最好的时节，农民也生活在无力偿还债务的绝境边缘。对大多数辛苦耕种一整年的农民来说，只需一场歉收，他们就不得不卖掉土地，尽快逃亡。因此，大部分农民最终的选择都是投靠有权势的大地主，寻求保护，甘心屈从。932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就由一位冒名顶替的骗子领导，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贵族家族的后裔，这也多少佐证了当时农民的普遍想法。[15]
东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成功地阻止了城市民众的独立发展。商人和工匠在国家的监管下组织起行会，行会严格地限制了他们的盈利。这种体制“拖延了本地资本主义的强力发展”[16]，因此当贸易终于开放时，外国商人趁机大赚了一笔，而外国商人的活动则更进一步暴露出了帝国的弱点。
自由雇工阶层同样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城市里持续存在着奴隶制。9-11世纪，“伟大的军事胜利……令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人力商品。直到军事溃败的惨痛事实摆在眼前，市场封闭，财富衰落，才于12世纪遏止了奴隶的来源，其后奴隶制才慢慢枯竭衰亡，逐步将经济权力归还给自由劳工”[17]。
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及其统治者滔天财富的另一面则是帝国民众的穷困潦倒。大部分百姓都是住在肮脏破落的房屋或僻陋的小屋里，即使在寒冬腊月，许多人也不得不睡在室外。但是，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导致穷人无法组织起一支独立的力量。贫苦百姓可以通过暴动造成社会骚乱，但与穷人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却能轻易地利用他们的痛苦。在查士丁尼早年统治时期，曾经爆发了大型的尼卡叛乱，暴乱持续了半个月，焚毁了半座城市，最终证实是贵族集团利用了广大民众，来反对查士丁尼对他们征税。从此以后，皇帝们也学会了这一招，谨慎地向城市民众提供廉价的谷物粮食，于是民众的暴乱又变成支持皇帝对抗敌人的利器。
这一历史阶段甚至还存在一种暴乱的制度化形式，使城市民众偏离了上升成为具有独立诉求阶级的发展方向，即在竞技场里上演的各种游戏中，观众分为彼此竞争的“绿派”和“蓝派”。双方各派几百名年轻人占据特殊席位，身着代表各自派别颜色的华服，在适当的时机发出欢呼和嘘声，偶尔也会发生殴打事件，甚或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暴动。竞技场上的比赛经常需要动用军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赞助各个派别的达官显贵（包括皇帝和皇后在内）保证了这种竞技绝不会危及帝国安全，这种程度的冲突体制只是一个用来适当缓解压力的安全阀。[18]
只有在12世纪提供廉价食物的方法失效后，体现城市平民阶级利益的暴乱才开始发酵。有趣的是，正是各种行会及工匠与商人的联盟在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19]
存活下来的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最后堡垒，因为帝国官僚体系由讲希腊语的文化阶层来运行。但是，帝国的官僚集团却依赖他人的生产维生，而对社会生产无所贡献，或者说并不组织生产。他们以远离物质世界为傲，同时惧怕任何贴近生产的阶层出现，担心那样会导致他们不得不分出部分生产盈余，放入他人腰包。这解释了拜占庭文化为何贫瘠而迂腐，甘愿墨守成规。这同时也说明了所有社会群体都偏执迷信和魔法力量的原因。通常，教士至少受过一些教化，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断章取义的圣人故事、奇迹神话，以及对神圣遗址魔力的信仰。如果说异教信仰向人们提供了本地的神明，那么基督教此时则向信徒奉上了本地的守护圣徒。对母神的信仰转变成对圣母玛利亚的信仰。生殖权成为忏悔日的狂欢和复活节仪式中的主题。
迷信带来了最野蛮的举动。8世纪时，“我们发现惩治罪犯的方法中包括割舌、割手和割鼻……教会也认同这种方法，因为无法言语的罪人依然还有时间忏悔”[20]。在城市中，教会简朴的道德主义意味着“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隔绝措施。所有受人尊敬的女士都不应当不戴面纱出现在街上”[21]。但是，范围广泛的卖淫活动却是依然存在。
13世纪初，当君士坦丁堡陷入一群来自欧洲的恶棍和冒险家之手时，拜占庭文明基础上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野心之徒发现，与他们的目的地耶路撒冷相比，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是一个更好的战利品。他们疯狂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将其充作封地国来进行统治。1261年他们被赶出了君士坦丁堡，但重获自由的拜占庭帝国不过是过往繁华的一个苍白影子，最终于1453年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
这一特定文明已经持续存在了一千年。但是，据说有教养的统治阶层与辛苦劳作的大众之间唯一的接触，还是一方通过收税官，另一方则通过几乎不识字的乡村教士。这样的文明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化石，只是将前人的功绩从一个时代搬到另一个时代，却没有添上任何属于自己的火花。
古希腊罗马社会并未发展出任何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的阶层，也未发展出任何能为生产力的革新注入新鲜血液的阶层。其结果导致西欧陷入漫长的“黑暗时代”，而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则在长达一千年的贫瘠中苦苦挣扎。
[1] 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第二部分第358页，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的”中世纪的拜占庭宫殿”（The Place of Byzantium in the Medieval World）。
[2] 教堂的希腊语名字从字面上翻译为“神圣的智慧”，但“圣索菲亚”是大教堂常用的英文名称。
[3]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Cambridge, 1967），第330页。
[4] 同上书，第208页。
[5] 同上书，第209页。
[6] 同上书，第306页。
[7] 同上书，第287页。
[8] 同上书，第305页。
[9] 参见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所著《拜占庭》（Byzantium, London, 1994）第8章第166-176页。若想了解对拜占庭科学发展略微仁慈宽容的描述，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269页。
[10]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93页。
[11] 同上书，第38页。
[12] 彼得·布朗，《古代晚期世界》，第157页。
[13] 同上书，第104页。
[14]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97页。
[15] 同上书，第98页。
[16] 同上书，第84页。
[17] 同上书，第89页。
[18]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同的派系代表不同的政治、阶级或宗教利益。但阿兰·卡梅伦（Alan Cameron）在其所著的《蓝派和绿派：罗马和拜占庭的圆形竞技场派系争斗》（Blues and Greens: Circus Factions at Rome and Byzantium, London, 1976）一书中提供了大量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即这种派系打破了阶级和宗教的分野，而且引导众人注意力的焦点绝不会落在威胁帝国的问题上。“尼卡叛乱”则稍有例外，蓝派和绿派都对查士丁尼决定从双方各选一名暴乱者予以处决的决定感到不安，于是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来反对皇帝的决定。但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暴乱也不具有穷人反抗富人的性质。
[19] 阿兰·卡梅伦，《蓝派和绿派：罗马和拜占庭的圆形竞技场派系争斗》；《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86页。
[20] 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xix页伯里（John Bagnell Bury）的“引言”。
[21] 《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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