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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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印度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以牲畜的奶和肉维生，部落由族长领导。对他们来说，河畔曾经辉煌灿烂的古老城市毫无用处，他们将其彻底洗劫之后便一走了之。与此同时，对雅利安人来说，死去文明的书写文字同样一钱不值。
　　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内容都是战神四处征讨得胜的神话。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但将社会分为四个世袭种姓的印度教等级制度此时还羽翼未丰，直至人们的谋生方式发生变化，致使吠陀教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上发生显著转变，种姓制度才进一步发展成熟。
　　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铁斧的使用令人们开辟并耕种原本布满丛林的恒河流域土地成为可能，从而给武士统治阶层及辅助他们的僧侣阶层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盈余。统治者及僧侣阶层促进了农业发展，但同时也要求每个村落的农耕者上缴部分收成作为贡品，比例可能是总收成的三分之一甚至高达一半。与此同时，他们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贱民首陀罗。种姓制度源自村落生产的阶层组织（但并不以私人财产为分野标准），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乡间的阶级分化导致社会被简单分为四个种姓，但是人们谋生方式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新农业方法的成功，为统治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生产盈余，同时也使非乡村根基的社会群体势力大大增强。统治者想要更加新鲜的奢侈品和更加精良的武器装备，从而大力促进了木器、冶炼、纺线编织和染色等手工业技艺的发展。南亚次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随着早期“城市革命”的推进，这一地区逐渐繁荣，大量手工工匠和贸易商聚集于此，他们开始在神庙和军营附近及贸易要道沿线定居下来，直至某些小村落发展成为城镇、某些城镇发展成为城市。有些军事统领甚至开创了自己的国家。到了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方崛起了十六个主要国家；其中的摩揭陀国^[1]于公元前321年吞并了其他小国，缔造了壮阔的帝国，统辖印度河以东大部分印度北方领土（与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帝国接壤，希腊帝国统治印度河以西土地）。
　　孔雀王朝帝国的崛起，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它一方面保障了前往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商贸路线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开辟了前往中国北方诸国的商路。与此同时，它还进一步发展了连接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和东南亚的海路航线。在世界（或者至少是“旧世界”）形成的初期，它成为连接各地商贸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曾有一位希腊特使写下文字，将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视为他所知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根据这位特使的记载，摩揭陀国的军队由六千只大象、八万名骑兵和二十万名步兵组成。^[2]这一数字无疑含有夸张成分。但这位特使提供的信息，可以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瞥这一帝国的规模和辉煌。
　　伴随着“国家对工业、手工业和贸易的控制”，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活动扩张”，垄断了矿产资源及盐、酒和矿物贸易，收获了不可计数的丰富生产盈余。帝国能够用金属武器装备士兵，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结实耐用的工具和设备。帝国的税收足以支撑规模惊人的常备军队和“人数众多的庞大官僚体系”，该体系从中央纵向直抵村落级别，每个村落都配有“书记官，其职责在于维护边界，登记土地……进行持续的人口调查，记录牲畜数量等”，以及“对每种收入都十分关注的税务官……更有复杂的密探体系为整个国家机器提供进一步支持”。^[3]
　　孔雀王朝帝国在创建初期也采取了一些对整个社会而言非常有益的举措。它利用巨量生产盈余中的一部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开创新的定居地，向首陀罗贱民分发土地，鼓励他们以农民的谋生方式定居下来^[4]，组织灌溉工程，控制水流分布。通过防止地方贵族攫取侵占新定居地区的生产盈余，它阻止了私人土地财产的出现，控制了私人土地的规模。
　　定居农业的发展、贸易和城市的崛起，以及强大国家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剧烈改变。与此同时，人们对待周边世界以及彼此的态度，也必然性地发生了极大转变。旧神一直在灵性层面宣扬畜牧和战争的优势。如今开始出现了新神，它们着重强调的是农耕的种种好处。与此同时，人们对待牛（这是旧日及今日谋生方式中都无法忽视的一项中心资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此前，人们将畜养牛群视为获取肉食的来源。如今，牛成为牵犁耕种土地的唯一动力，从而必须得到保护。即便一户农民家庭人人都在挨饿，他们也绝不能杀死家养的牛，那可是耕种来年庄稼的唯一劳力、为士兵和神庙提供足够俸禄的唯一希望。出于这种新涌现的需求，经过一段宗教动荡时期之后，看似不合理性的牛崇拜及禁止屠牛的信条，就成了现代印度教的一个核心特征。
　　城市生活的发展，令宗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手工艺人和商人等新的职业群体通常都是世代相传，因为学习复杂技艺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从家中老人处习得。每种手艺及贸易的知识和技巧，都仰仗口口相传的传说传授，这些传说都与各自技艺的仪式紧密相连，由各自监管的神明负责。只有为各行各业找到相对应的神明，婆罗门教才能主宰所有手工业和贸易群体的思维方式。因此，随着新行业的发展，婆罗门教逐渐将新技艺的实践者归入日益严苛的四大种姓等级制度中：武士、僧侣、农民和贱民。社会行为方式的革新，使宗教信条和宗教实践的改革成为必然。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采用了多种方式，都在试着去面对并接受新的社会现实与旧日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部兴起许多新的教派，每一教派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重新组织传统信仰中的元素，彼此间及与权威的婆罗门僧侣间经常爆发激烈冲突。然而，就是在这些激烈冲突中，诞生了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印度宗教。
　　在这些教派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摩诃毗罗开创的耆那教和乔达摩开创的佛教。这两个教派实际上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反对流血牺牲和杀戮动物；它们都反对杀生，憎恶战争；它们都摈弃种姓分野——它们的创建者都不是婆罗门僧侣。它们都强调理性理解事件和进程的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散布一些神启奇遇的古老传说，甚至到了接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程度。
　　这些信条正好符合刚刚兴起的新社会。它们保护了耕种牵犁的牲畜，表达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反复无常的战乱肆意破坏的深恶痛绝。它们响应了经济上发达的社会群落成员对日益尖刻的婆罗门种姓制度歧视的愤恨。它们还得到了某些统治者的支持。（例如，前264—前227年间执政的阿育王，或许是对达成伟大军事胜利时的大屠杀感到悔恨，他甚至皈依了佛教。）否定种姓制度，可以帮助贵族阻止各地上层种姓阶层将社会生产盈余转移到自己的口袋。这些佛教或耆那教的教义还得到了国内城镇新兴社会群体的支持。甚至就连非暴力这一信条，也能帮助成功获取领地的征服者维持境内和平，安抚任何可能的挑畔者。“普救主义”的信仰体系，非常适合“普遍的”贵族阶级。
　　不过，帝国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在阿育王死后很快就分崩离析。规模惊人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过多地消耗了帝国的资源。对任何一位想要永久限制地方贵族权力的国王来说，国内的交通状况依然太过原始，使得这一目标的达成困难重重。但是，帝国的解体并未导致文明崩坏，农业和商业都在持续发展。罗马钱币在印度南部依然流通无阻，货运船只在罗马世界、埃塞俄比亚、马来亚和东南亚的港口间忙碌地穿梭往来。印度商人“是供应希腊罗马世界奢侈品贸易中的野心家”^[5]。手工业也兴盛繁荣起来。“织布、制丝、编织、武器制造和奢侈品生产，似乎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在印度历史上可能没有其他时期，会像此时这样，经济能够如此深入城镇和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中”。^[6]在最初的帝国崩塌五百年后，持续的经济扩张使另一个中央集权程度略逊的笈多王朝的崛起成为可能。
　　商人、行业协会及皇室都开始赞助和支持知识与艺术的发展。他们捐资建造壮美恢弘的宗教纪念碑，打造完美无瑕的洞窟造像，建起肃穆庄严的佛教寺庙。印度帝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之间不仅进行着货物贸易，更交流着思想。恒河畔的哲学家对雅典和亚历山大城中进行的哲学辩论有所耳闻，反之亦然。许多评论家都在早期基督教的宗教理念中看到了佛教的影响，而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在印度某些靠海的城镇中也拥有少量听众。
　　伴随着宗教神秘主义的发展，科学研究日益兴盛起来。“次大陆取得的最高智力成就” 就体现在数学领域中。^[7]到了公元前200年，几何学的成熟，使得计算弦线的角度和段数成为可能。希腊罗马世界科学的影响力的确传播到了印度南部，但印度数学家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托勒密对圆弦的认知”，“对正弦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对三角函数的研究”。^[8]印度数学家进而完善了小数体系；解出了某些不定方程；阿耶波多更是精确地计算出了π的数值；最迟到了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已会使用数字0，而这还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熟悉的知识领域。
　　就像印度开启了贸易的世界体系，这里也是思想世界体系的源头。随着林地被清理开垦成耕地，印度教也随之向印度南方不断拓展，继而传播到马来半岛和柬埔寨。商人带着佛教思想来到锡兰岛，接着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西藏，沿着茶马古道抵达中国，最终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此期间，印度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成绩，成为阿拉伯世界知识的基础组成部分，对千年后的欧洲文艺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6世纪及其后的印度却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战乱纷起，南亚次大陆呈现碎片化的小邦国，摩肩接踵的入侵者更使西北印度陷入毁灭境地。印度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人民谋生的生产方式还远不够先进，无法支撑帝国规模宏大且昂贵的上层建筑。面对保护领地、维护国内和平、保障道路通畅，以及为贸易者提供安全环境等诸多事务，新的贵族统治者发觉形势日益艰难。贸易水平持续下跌，商人财富不断缩水，佛教影响力也大打折扣。有些伟大的庙宇存留了下来，但佛教寺庙却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令人遗憾的是，正是社会生活的需求催生了佛教），直至佛教在遥远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在其源起的印度诸国。
　　这就是被称为“封建主义化”的社会：碎片化的地方权力不断增长为几乎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这种情况的产生，源自国王发觉：除了从当地农耕者处攫取部分盈余、授予负责监管清理林地开拓耕地的人们（通常是婆罗门）以土地之外，别无他法来支付官员。大多数手艺人都发现，想要谋生，便只能在乡村施展技艺，以直接换取部分当地的生产盈余。因此，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而进行的生产，逐渐取代了为了市场而进行的生产。
　　由于农业扩展到了新的地区，因此农业产量依然有所增长；尽管农耕方法的进步速度比较缓慢，但却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切都逐渐受到婆罗门僧侣的巨大影响，因为只有他们才占有连通各个村落民众的网络资源。这里的文化越发变成婆罗门的文化，进而“导致文化紧缩”，因为“正规教育”变成“完全墨守成规”。^[9]
　　婆罗门教实际上也采纳了一些佛教元素，尤其是将吃素视为履行神明意志的标记，而且完全禁止食用牛肉。但它也更进一步强调了对古老种姓分野的坚持，将每种职业和每个部落群体都归入精心设计并认定永世不变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来到耕种群落的外来者，成为“被遗弃的人”——他们不得不住在村庄外围地带，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被限制只能从事最低级、最污秽的职业；对高级种姓而言，就连碰触他们一下，都是一种污染。
　　这是一片发生了迅猛改变的土地，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通过内向封闭的村落、宗教迷信、土地碎片化、战乱和寄生的王国，数个世纪以来的激荡思想成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典型特征。印度社会的产物是完整完善的多种姓分野的社会体系，而在下一个千年里，印度社会将会遭遇穆斯林和欧洲的征服者。

^[1] 摩揭陀国的中心地区是今天的比哈尔。

^[2] 高善必（D.D. Kosambi），《印度史研究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Bombay, 1996），第190页。

^[3] 罗米拉·塔帕，《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 Harmondsworth），第一卷第84页。

^[4] 拉姆·夏尔马（Ram Sharma），《早期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启示》（Light on Early Indian Society and Economy, Bombay, 1966），第66页。

^[5] 参见罗米拉·塔帕的文章“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与笈多时代”（Asoka India and the Gupta Age），收入阿瑟·巴沙姆（Arthur Basham）主编的《印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75），第44页。

^[6] 拉姆·夏尔马，《早期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启示》，第78页。罗米拉·塔帕批评高善必将孔雀王国末期的社会视为经济衰退的社会，“甚至正相反，这是一幅经济极速扩张的画面”。罗米拉·塔帕，《阿育王与孔雀帝国的衰落》（As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 Oxford, 1961），第204-205页。

^[7] 参见H.J.J. Winer 的文章“科学”（Science），收入阿瑟·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第154页。

^[8] 参见H.J.J. Winer 的文章“科学”（Science），收入阿瑟·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第154页。

^[9] 罗米拉·塔帕，“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与笈多时代”，第49页。